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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是為了與眾不同,而是在平凡的生活裡,擁有掌控力,擁有自由選擇人生的機會。 成長的路上,除了努力,還需要堅持。借鑒別人的經驗,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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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這是運算合成的影像,背景文字與畫面沒有關係,也非實際情況。

    出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電腦合成影像
    3 年前
    90(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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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權利這麼懷疑,並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像力的事情出現。 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於是,他們失敗了。 至於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著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並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著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臺,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我必須強調,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的文明計畫,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麼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麼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於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 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著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願再繼續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麼樣呢? 除了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動盪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盪,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盪。 大資料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慧,在大智慧於全球化中鋪開時,資訊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智慧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網國際秩序規則。 但在這套新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定性。 在座的使節們都能看到,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動盪,資訊技術動盪,民主的動盪。 所有這些動盪都是同時發生的,但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像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繼續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後,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於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於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像力的思維”,並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像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於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於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通戰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從南方的義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士。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後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於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於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於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於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後是關於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捍衛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鬥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位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位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刻,我們更應發揮各自的政治想像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2 人回報2 則回應6 年前
  • 請看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胸懷大志! 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 法國總統內部講話,世界為之震驚❗️ 聞政視訊 1周前(C.lms轉)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國戎(ID:xuu5336)
 近日,內部會議上,馬克龍對現今的國際局勢進行總體分析: 他發出嘆息:“西方霸權已近末日!”  如何看待今日世界權勢大轉移? 馬克龍的閉門演講極具含金量‼️ 馬克龍: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座的使節們比我更瞭解這個世界。  是的,國際秩序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方式給顛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說,這是我們歷史上經歷的一次重大顛覆,它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具有深遠影響。  它是一次國際秩序的轉型,一次地緣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戰略重組。  是的,我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自18世紀以來,以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是一個源自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啟發的法國。  這是一個源自19世紀受到工業革命引領的英國。  這是一個源自20世紀受到兩次大戰崛起的美國。  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  法國是文化,英國是工業,美國是戰爭。    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著絕對的支配權。  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有些危機來自於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  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中的多次選擇錯誤,都深深動搖著我們的霸權。  注意,這不只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其他總統也作出了其他錯誤選擇,克林頓的對中政策,小布什的戰爭政策,奧巴馬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量化寬鬆政策。  這些美國領袖的錯誤政策,全都是動搖西方霸權的根本錯誤,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極大的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崛起。  低估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不是這兩年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   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他們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和俄羅斯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同時他也在成為政治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國家對比美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不說別的,光是他們的政治想象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他們在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後,開始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他們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開始追尋自己的“國家文化”。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印度是民主國家,他也同樣在這麼做,尋找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  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    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我認為目前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是高於我們的。  政治想象力很重要,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內涵,能夠引出更多的政治靈感。  在政治上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大膽點,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遠超過今天的歐洲人,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  中國已經讓7億人口脫貧,未來還將有更多人擺脫貧困,但在法國,市場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現象。  過去一年中產階級的憤怒,讓法國的政治秩序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從19世紀以來,法國人的生活就在一種平衡中。  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三者是平衡法國的政治的三腳架,但是當中產階級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基石時,當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危機就誕生了。    他們就會對民主與市場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這樣的制度還能讓我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他們有權利這麼懷疑,並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象力的事情出現。  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於是,他們失敗了。  至於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著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並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著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臺,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我必須強調,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的文明計劃,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麼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麼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於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  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著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願再繼續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麼樣呢?  除了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動盪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盪,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盪。    大數據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在大智能於全球化中鋪開時,信息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智能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網國際秩序規則。  但在這套新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定性。    在座的使節們都能看到,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動盪,信息技術動盪,民主的動盪。  所有這些動盪都是同時發生的,但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象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繼續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後,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於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於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象力的思維”,並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於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於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通戰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從南方的意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  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  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士。  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法國第二項重要議程是——優先建立歐洲主權。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後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於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於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於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於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後是關於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捍衛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鬥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字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字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刻,我們更應發揮各自的政治想象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共和國萬歲,法蘭西萬歲!   ——伊曼紐爾.馬克龍   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看看。希望大家能看到這篇文章分享給親朋好友看看,能幫助到更多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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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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