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议员深刻反思：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必须刀刃向内 最近美国两党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委员会”，这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怎么对付中国 可意外的是，这个委员会开会第一天的主题，讨论的不是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而是刀口向内，怎么改变美国 委员会的核心观点认为：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这三十年来糟糕透顶的战略路线，让中国成为最大对手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怎么对付中国，核心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自身 我们要对付中国的前提是，彻底刀口向内，改变美国自己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发言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他说： “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中美日益激烈的竞争， 这是个历史性挑战，美国认识到这个挑战花了太多时间。” “但我认为当美国聚焦在中美竞争时，我们应该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根本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核心问题是，美国几十年来的两党共识，这种深入美国经济和政治，深信全球化会带来财富与和平的共识，几乎成了美国的国家信仰” “美国认为当人员、商品、资金在全球自由流动后，就能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 “这种深信全球化的观点，构筑了美国的政治体系，构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根基” “你别说，这套观点在二战后50年里还挺有用，基于这观点美国构建了一个二战后的西方自由市场。” “像是西欧，日本等国家，二战后从一片废墟中繁荣起来，全都仰赖于美国深信的这套自由市场理念。” “这些国家繁荣起来后，反过来会成为美国的重要市场，这也让美国持续繁荣，这是种良性循环。” “而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这种自由贸易的良性循环，塑造了这些国家的价值观，让这些国家拥有和美国一样的价值观，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 “总体来看，二战后50年，也就是1945-1995这段时间，美国的这套'自由贸易，传递价值观'的运转体系，是成功的。” “然后冷战结束了，苏联垮了，而总统们，我这里说‘总统们’，因为这是美国两党总统的共同问题。” “我们这些‘总统们’，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我记得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历史终结论’，美国战胜了苏联，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 “未来全世界都将是如美国这般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必然改变社会主义。” “美国总统们相信，任何国家只要浸泡在资本主义里，不仅会变得繁荣，而且也会变成美国朋友” “所以狂妄自大的总统们，开始疯狂的支持全球化，因为他们相信全球化就是传播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美国就将持续繁荣，美国开始在世界签订大量的贸易协议，支持组建了大量国际贸易机构，制定各种自由贸易规则。” “美国疯狂邀请全世界各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来，即便那些国家和美国三观不合，也没有和美国相同的长期战略目标。” “而在美国支持的所有贸易协议里，没有哪个比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今天的影响更大了” “中国当时是人口第一大国，美国积极拥抱中国，总统这么做不是因为这对美国工人有好处，更不是因为美国能获得多大好处。” “当时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唯一重要理由是，美国相信，资本主义能改变中国。” “苏联都被美国打败了，美国的体系已然称霸世界，改变中国也易如反掌，中国难道还会比苏联强吗？” “正是基于这种狂妄的认知，资本主义必然改变中国，美国大力支持中国加入全球化，总统相信，中国人吃着巨无霸喝着可口可乐，就会慢慢的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朋友。” “总统们深信，资本主义能改变中国，可现在怎么样了呢？过去整整23年，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我再重复一遍，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美国输了，我们输了，我们勇敢承认吧” “中国敞开大门，热烈欢迎美国，中国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制造成本吸引外资涌入，数百万美国工作，美国的重要产业，美国的工厂，大举进入中国。” “美国资金疯狂进入中国，以获取超高的回报，可美国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 “美国工人们失业了，工厂倒闭了，城镇荒芜了，但美国总统们还在那信心十足的告诉我们，别担心，流失的不是什么好工作，都是底层工作，这些流失的底层岗位，会被更好的岗位取代。” “底层岗位就让它去中国吧，美国工人会有更好工作，而且你们要往远了想想，美国把底层工作送给中国后，中国人会比以前富有，然后中国人就会买美国的商品，他们会买美国手机，看美国电影，吃美国食物，他们会在方方面面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再然后，他们就会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式的美国朋友。” “这是当时总统们的幻想，可今天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这屁话根本没有实现” “中国制造高速发展，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很大成功，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世界产业链，根本离不开中国。” “再看看可悲的美国，我不用说别的，你们打开每年的中美贸易额，这还不清楚吗？” “2022年，中美贸易总额6926亿美元，其中美国买中国商品5388亿，中国买美国商品1538亿，逆差达到历史记录的3850亿。” “这不是一年，是每一年，每一年都这样，你告诉我说中国人会大买美国货，然后美国会改变中国？” “这明明是美国人大买中国货，然后中国改变美国啊。” “请问中美到底是谁改变谁呢？太失败了” “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历史性的速度增长，但美国中产阶级，完蛋了” “这就是此消彼长，数据触目惊心，如果你比较美国工人的岗位流失，和中国中产崛起，两者发生在同一时间，幅度几乎相当” “美国的衰落，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可这怪中国吗？这不怪中国，这全是那群冷战后狂妄自大的总统们的责任。” “现在中国富有了，很富有了，但中国人没用钱来买美国产品，他们用钱买中国制造，中国人对中国货的支持，要远大于美国人对美国货的支持” “有人说不对，中国人都买苹果，都买特斯拉，但是苹果和特斯拉是美国制造的吗？” “中国人买的每一部苹果，每一辆特斯拉，没有一个是美国制造的，全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美国工人们没有从中国人买的苹果或者特斯拉里，拿到任何一分的好处” “但苹果和特斯拉却为中国提供了庞大的岗位和强大的供应链，你要知道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上下游的所有供应链，全都是中国自己的，这让中国现在的电动车制造领先世界。” “这就是中国的策略，利用庞大市场和低廉成本，吸引美国制造业，帮助中国产业升级，构筑中国完整的产业链，然后中国再一脚把美国踢开。” “现在你看到一个富有的中国，他们有钱后开始走向世界，开始输出中国模式，这对美国模式构成巨大挑战。” “中国走遍世界，告诉其他国家，美国模式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好用的多，有效得多。” “中国可以制定决策后快速行动，集中全力办一件事，而不像美国这般，一个政策要反复争论，反复扯皮，一条公路中国修一个月，美国修三年。” “中国告诉第三世界国家，这就是中美的区别，而这对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很有吸引力，第三世界国家想要的是快速发展，而不是整天在决策上虚耗时间。” “事实上美国正面临这一历史性灾难错误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资本主义没改变中国，中国却改变了资本主义。”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被中国改变后的资本主义，不仅在我们身处的国会，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电视和媒体里” “美国内部已高度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吵不休，这种争吵已经不是观念之争，而是态度之争了，我们只针对不同党派，而不针对不同事” “只要是对手党提出的事，不管什么事，我们都反对，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破坏对手党的成绩，即便那破坏不会对本党带来好处，但我们就是要去破坏。” “美国的体系正在高度分裂，同样分裂的还有美国的上下阶层。” “中美合作三十年，美国工人输的一塌糊涂，可美国商人却赚的一塌糊涂，一边是企业利润屡创新高，一边是铁锈带成百万的蓝领工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 “曾经富有的美国蓝领阶层，现在每月领救济金，曾经充满活力的美国社区，现在一派萧条。” “美国已经成了一个瘾君子，我们对‘中国上瘾’，每天不抽两口中国的毒品，美国就会毒瘾发作，浑身难受。” “当然我指的是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商品上瘾，这不仅仅是廉价商品，你知道吗，大量中国的零部件已经充斥美国市场，没有中国零部件，美国制造寸步难行。” “中国更主导着全球供应链，从食品到药品，再到工业产品，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疫情时期美国的商品大缺货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美国离不开中国，美国对中国上瘾，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啊，你怎么可以对你最大的竞争对手上瘾呢？” “难道未来美国要像一个瘾君子一样，对中国摇尾乞怜，乞求中国再给美国一点毒品吗？” “这太可怕了，中美38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太可怕了，这意味着美国很脆弱，很容易被中国勒索和胁迫。” “当中国掌控世界供应链时，反观美国自己，今天美国的经济高度集中于两个领域，打开电视看看吧，所有财经媒体整天只讨论这两个领域。” “一个是金融，华尔街，期货，买空卖空，虚假的金钱游戏，不制造任何产品。” “一个是大型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特斯拉，这些巨型跨国企业，同样不制造任何实物产品，就算制造也大多在中国制造。” “这些企业创造了最大的财富，却提供着美国工人最少的工作，更可怕的是，这些巨型跨国企业，拥有着比美国政府更多更大的权力。” “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都要听命于他们，而这些跨国企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人民，毫无忠诚可言。” “跨国企业的利益，不是美国国家利益，他们只在乎企业股东的利益，只要能为企业股东牟利，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牺牲美国国家利益。” “可中国呢？你告诉我哪个中国的大型企业不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有吗？你告诉我一个？” “中国有庞大的国企，全都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还有数量繁多的民企，华为，抖音，也全都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差别太大了，美国难以集中力量和中国竞争。” “现在我们该认清了，所谓经济全球化能让美国更繁荣，完全是一个幻想，我们更该认清，和苏联相比，中国这个对手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也困难得多。” “哪怕是鼎盛时期的苏联，都不像中国这般对美国威胁这么大。” “苏联从来不是美国的产业竞争对手，但中国是。” “苏联从来不是美国的科技竞争对手，但中国是。” “苏联从来无法让美国成为一个上瘾的瘾君子，但中国能，” “美国对中国上瘾，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很大制约，对美国的社会有很大影响，那些出卖美国利益的美国企业，更在华盛顿拥有一支免费的游说大军。” “这些免费游说大军，都不是中国花钱雇的，而是在和中国合作中能获得巨大好处，他们都心甘情愿的去替中国说话。” “他们从不关心美国人五年后还有没有工作，从不关心美国在竞争中会败给中国，他们只关心他们的钱包，他们的企业财富，他们无偿的帮助中国，削弱美国。” “这套模式有效而持久，让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让美国企业反对美国政府，从内部瓦解我们，分裂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自己。” “但这怪中国吗？各位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这怪中国吗？” “这不怪中国，是美国自己制造了这一系列的系统漏洞和政治沟壑，中国只是看到了我们的漏洞，然后利用。” “根本问题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体系本身，美国现在这个政治体系，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而是为美国企业资本服务的，这才是关键。” “核心不是中国对我们做了什么，核心是我们要对自己做什么，美国想要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就必须改变如今国家为企业资本服务的本质。” “我们要管控那些不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企业，我们要改变主导我们经济政策和政治体系的运转模式。” “我天天在国会，天天听到那些话，噢你不能这样对中国，因为这会伤害美国的贸易，噢你不能那样对中国，因为这会伤害美国的利益。” “拜托，这不是美国的贸易，这是你们企业的贸易，这不是美国的利益，这是你们跨国企业的利益。” “我受够了这些，这是一整个美国体系的灾难，现在不是1991年，现在不是2000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而我们却沾沾自喜的对手。” “美国真的会赢吗？以美国现在灾难般的国家体系，和中国竞争越久，对美国越不利，和中国拖越久，美国优势越小。” “各位，我会在接下来几周的国会演讲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替代蓝图，这比我整天坐在国会争论要禁止中国这个，禁止中国那个要强得多。” “请你们记住，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中国的哪个产品，或者打击中国的哪个产业，我们要做的是改变美国这运转了30年的全球化灾难体系” “打击中国产业，禁售中国产品，赢不了中国。” “但是彻底改变三十年来美国自身的灾难体系，可以。” “但我也要丑话说在前面，改变美国自身灾难体系，绝非易事，因为那些靠着旧模式混的风生水起的人，仍然在美国有着庞大权力，他们会想尽办法来阻挠我们改变美国，他们会用尽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这个旧系统。” “但我的美国朋友们，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和旧势力的阻碍者斗争到底，因为这场中美竞争的胜败，将定义全世界整个二十一世纪”

全看完 邓小平遗嘱： 记录于1992年8月28日，会议召开于北京景山后街邓家小院，参加会议者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和姚依林。遗嘱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记录。 遗嘱的内容是： 今天找你们来，是我心中有些话想对你们说，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一些事情。 你们有跟我快四十年的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而锦涛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 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二十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后，又冒失地到冯玉祥 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后，毛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汇报 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后，那就更冒失了。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后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后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 我今后不会再说什么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代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的真正讲一 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是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这十几年也算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 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与法制，而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 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的宪法学习。美国成 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你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边有很 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国真正建成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 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 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 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强大了，政治上又有了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有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老百姓的脑 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 开放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 候，中国或许就成了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 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的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 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能力不够，手段也有限嘛。到了你们这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 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民富国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可以考虑改为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 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 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六四”问题。“六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人了，责任是躲不开 的。但也还有历史责任，则在于国家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 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六四”，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历史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 展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怎么干。回答“六四”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 材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以什么标准衡量，论文采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学努力，论民主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事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六四”有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体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在小圈子里选江泽民，小圈子里 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种作法绝不能长期不变。最终的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先从基层的民主抓起。今后我们再 也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的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个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 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此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太大，但必须试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而上慢慢演进，先把 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八十年代农村改革那样，先从大包干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今日一读，不禁感慨：伟人啊！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