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電曹興誠，悔不當初的西進路 https://technews.tw/2020/02/09/cao-xingcheng-regrets-go-to-china-to-help-set-up-factories/

台積電赴美建廠的背後真正原因 網友分享： 台灣自製飛彈的漫漫長路..... 晶圓製作的原因,都是為了製造飛彈而生。 轉貼高手的敘述,讓我們一次了解,為何美國願意協助台灣的飛彈生產呢？ 因為美國需要臺積電的生產技術,而臺灣需要武器自主的關鍵技術。 Oliver Shyr 分享以下高手留言： "你誤會了，台積電去美國對三星與Intel完全沒半點壓力，是五角大廈要台積電去設廠的，因為天底下會造軍規矽晶片的只有台積電與格羅方德。 台積電是為雄風反艦飛彈而生，1976年時因為美國不賣台灣攻擊性武器，所以台灣只好買以色列的天使反艦飛彈來山寨，但是當時的台灣根本不懂半導體是甚麼鬼，所以怎樣都山寨不起來，最後在1978年時由工研院出面，向美國RCA購買了製造晶片的技術，開始學著造晶片，到了1980年時天使反艦飛彈山寨成功，命名為雄蜂飛彈(一開始是叫雄蜂，後來才改叫雄風)，於是工研院任務結束，把造晶片的重責大任技轉給了聯電，聯電正是1980年時成立的，花了兩億台幣。 靠著軍方每年幾百個晶片的訂單，要養一個晶圓廠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技轉給聯電去作生意，賺點小錢養活自己，重點是替中科院造飛彈晶片。 聯電做生意蠻有本事的，搞著搞著，台灣政府突然意識到，這玩意原來是可以賺不少錢的，於是又去美國德儀挖來了張忠謀，先擔任工研院院長培養自己人馬，然後去聯電擔任董事長，可是他跟當時聯電總經理曹興誠有瑜亮情結，曹興誠策動董事會把董事長張忠謀給罷免掉了，這件事搞得工研院手忙腳亂，只好找老闆經濟部出面，結果還是搞不定曹興誠，經濟部只好再上報老闆行政院出面，然而還是搞不定老曹，最後只好由行政院出錢，另外開一家台積電給張忠謀經營，這回花了40億台幣。 接下來就開始了台積電與聯電晶圓雙雄搶市的日子，老曹當時看好中國市場，偷跑去廈門設廠，這件事搞得陳水扁非常不爽，要把他關進去監獄，老曹一怒之下移民了新加坡，這就是著名的和艦案。 聯電的技術是軍民兩用的技術，得罪了高層後，就不再享有台灣四大研究院的技術移轉，只能向IBM買製程技術，三星與中芯國際的技術也是來自IBM實驗室，失去四大研究院的技轉後，聯電就愈來愈追不上台積電了。 早期替美軍製造軍用晶片的是IBM，後來玩不過台積電，虧錢虧到媽都不認識，打算關閉晶圓廠，但是五角大廈怒了：「你關了晶圓廠我找誰造晶片去？不准關」，於是IBM倒貼15億美金把晶圓廠這燙手山芋扔給了格羅方德，賣晶圓廠賣到倒貼15億美金，IBM真是創造了世界紀錄，之所以要貼錢賣，就是因為五角大廈不准他關的緣故。 後來格羅方德繼續IBM的老路，虧錢虧到媽都不認識了，只好賣給阿布達比基金，但還是繼續虧，虧到阿拉伯土豪都受不了，於是索性不玩先進製程了。五角大廈看到這情況，終於明白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只能逼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但是要逼台積電去美國設廠可不是簡單的事，台積電董事會成員幾乎都是工研院人馬，不管美國給多少優惠，一概就是表決不過。美國看到這情況也知道是怎回事了，台積電是為了飛彈而生，台灣不就是拿著台積電要美國的飛彈技術嗎？那就給飛彈技術吧！ 於是去年一年中科院各式飛彈不斷出籠，我稍微算了一下，共計有增程雄三反艦飛彈、增程型天劍二防空飛彈、增程型雄二E巡弋飛彈、天弓二B短程彈道飛彈、雲峰高空巡弋飛彈、增程型海劍羚防空飛彈、天弓三防空飛彈，一年左右搞出這麼多新飛彈與增程飛彈，很明顯是美國移轉了技術，而且美國還跳樓大放送，連潛艇技術都給了。 中科院這邊收了美國這麼多軍武技術，工研院那邊馬上就不談成本問題，放了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所以這件事與三星、Intel都沒有半點關係，純粹是替美國五角大廈服務，但是單靠五角大廈的訂單是養不活一座晶圓廠的，所以美國找了Intel談，看肯不肯把一些高階處理器交給台積電代工，反正Intel產能不足，高階處理器已經缺貨三年，交給台積電代工就可以解決這問題，甚至有可能五角大廈早就找了台積電與Intel一起談，所以Intel才遲遲不肯擴產。"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

史欽泰，把「桃花源」從遁世變現世（上） 沈珮君 文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路先鋒 雖然歷史沒有what if，但是從頭覆按時，關鍵時刻若作出不同決定……？細思極恐。 「如果沒有台積電，2026年以後，所有的自動駕駛都會不見。」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今春台大EMBA演講時，描述一個不能想像的世界。何僅自動駕駛會不見，蘋果手機升級也沒辦法那麼快，AI可能仍只存在科幻電影裡。 「如果沒有台積電……」，人類文明史會改寫。 台積電現在似乎等同「張忠謀」三個字。他說，他建立台積電，充滿酸甜苦辣。他的酸甜苦辣中沒有多所著墨或者他不盡知道的是，當他還在美國「德儀」為自己墜落的職涯力挽狂瀾時，貧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憑藉海內外幾個人的毅力，以莫名的信心，克盡萬難說服立委、建立工研院體制、擠出鉅款，派出四十多位工研院同仁去美國半導體大廠RCA付費學習（不是川普說的「偷」），1976年起連續三年，每年付給RCA一百萬美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群平均二十八歲的台灣工程師，回來試產，良率就超過美國師父，RCA驚訝之餘，想把這座台灣第一家半導體示範工廠買下。 當年如果賣了，後來就沒有聯電、台積電及一連串科技大廠，這些如地殼運動一般一個一個拱起、聳立、綿延的護國山脈了。 RCA想把工研院第一座示範工廠買下，並聘用全數員工，這是很好的條件，也是對台灣才剛踏入半導體的成績很大的肯定。工研院時任院長方賢齊在工研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時回憶此事，坦言「當時很多人很心動」。怎能不心動呢？七、八○年代，台灣面對聯合國、美、日、韓接二連三的背棄，如翻騰在巨浪的孤舟，當時很多人千方百計移民，第一目標就是美國──流著奶與蜜的夢土。何況台灣這座官方出資的工廠，只是「示範」，還常遭杯葛，充滿不確定性，若見好就賣給美資，豈不甚好？ 但是，這第一座半導體廠的第一位廠長史欽泰卻有不同看法。他一向溫良恭儉讓，那天卻罕見地以沉重語氣告訴方賢齊：「如果把這座廠賣給美國人，我當年回台灣貢獻國家IC（積體電路）計畫的意義就沒有了，我會辭職。」他明確表示不會跟著工廠轉移到RCA旗下去。 方賢齊很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當頭棒喝」。是啊，我們所為何來？只是要做一家工廠賣掉？還是要為台灣發展產業、提升台灣電子業？政府派人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初衷是什麼？ 史欽泰孤臣孽子的心情，敲醒了正作著「美」夢的人。 史欽泰，台糖子弟，高雄茄萣漁村之子，在美國普林斯頓以全額獎學金拿到博士學位後，在聖地牙哥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是，「我一心一意要回台灣」。他必須回來，因為他要直面自己的土地、回答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1969年他赴美留學，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1972年美國將二戰後占領的「琉球群島」（含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掀起華人憤怒。普林斯頓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行動委員會」，聲量很大，是保釣大本營之一。史欽泰雖未直接參加，但在同學聚會中，不斷聽到保釣運動的消息，群情沸騰，而他相對沉默：「我從小個性就不會很強烈，沒有情緒。我碰到問題不會著急，不會生氣，我只是想：應該怎麼解決？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從此，「我能為台灣做什麼？」成為他一生的功課。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史欽泰出生在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當年年底，世界第一個電晶體誕生，而台灣的戰後嬰兒潮正才一個個呱呱墜地，赤腳長大。 史欽泰生長在漁村、蔗田，曾與阿嬤住在茄萣海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一下雨，家家戶戶土糊的地都是黏黏的泥水。他小學三年級搬去父母住的台糖農場宿舍，上學必須搭乘台車，一搖一晃離開遼闊的蔗田，再走路到學校。 他台南一中畢業後，保送台大電機，北上租了一間兩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每天三餐最多十元，從未感匱乏。 畢業退伍，赴美深造。出國的那一年，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而史欽泰才第一次搭飛機。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正是晚上，燈火燦爛，他用shock（震撼）形容自己受到的衝擊：「美國怎麼這麼亮？」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我的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當時台灣街燈不多，昏昏滅滅，連電扇也才普及不久。 史欽泰從未覺得自己貧窮，但踏上他鄉的第一步，他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落後太遠了。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他本來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他跟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潘文淵先生面談、討教。潘文淵是RCA研發主管，1974年被政府請回評估如何提升台灣電子業，他建議我們發展積體電路，並閉門在圓山飯店十天，替台灣擬出「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早上十一點交給經濟部長孫運璿，下午兩點就通過了，孫運璿並保證負責籌措一千萬美元經費。 ▋「三不」之約 一個多月之後，就在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知名的「電子所」前身），這是後來驅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的強勁引擎。 又過一個多月，孫運璿飛到美東，叩開潘文淵家大門，懇託他為台灣組成一個「科技顧問團」。潘⽂淵立刻請來在美七位華⼈專家，到家裡與孫運璿晤談，當天 ，台灣半導體史上居功厥偉的「技術顧問委員會」（TAC，Technical Advisory Council）就非正式地正式成立了。這真是超級效率。 這些科技顧問每周六到潘府聚會討論獻策，潘文淵並為大家擬定「三不」之約： 一，不拿台灣政府一毛錢。參加此事，是為國家，不是為錢。（潘文淵更決絕，從台灣決定派人去RCA學習之後，他即提早兩年自RCA退休以避嫌，潘夫人也辭去美國教職，伴他頻頻來回美台，她說「成全他的愛國心」。潘文淵即使退休後也未拿台灣一毛薪水。） 二，不能占用上班時間。大家必須用個人時間為台灣奉獻。所以，周末開會。 三，不能洩漏在職公司的機密。 這群科技顧問的「三不」原則，大公無私，讓自己既做母國義工，也未背叛美國雇主，忠義兩全。數十年來「三不」一以貫之，連在第二年才加入的重量級半導體專家、中研院院士虞華年去年九十歲回憶此事時，對「三不」仍然倒背如流，尤其強調：「你不能為錢而來。」 史欽泰是TAC在美面試的學人，他聽了潘文淵建議，先在美國工作汲取經驗，一年多後，知道台灣的IC計畫已確定，立刻辭職返台，連老家都沒回，直接進入工研院。 ▋不進企業，留守工研院 史欽泰是第一波赴美RCA學習的十九人之一，他是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只有他有留美經驗，會開車），同行的還有曾繁城、曹興誠、劉英達、陳碧灣、倪其良、戴寶通等人，這群不到三十歲的小伙子，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將成為未來台灣半導體界明星，而台灣從此將成為世界半導體界的喜馬拉雅山。史欽泰當然也沒想到他後來在電子所長任內、親手衍生出去的台積電，將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的聖母峰，他國可望不可及。 工研院是孵育半導體業的溫床，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養成地，它鄰近清華大學，大樹林立，現代化建築錯落其間，儼若一座大學城。當年這附近都是稻田，根據工研院二十五周年「回首來時路」的訪談，第一任副院長顧光復回憶他和經濟部次長張光世一起到新竹尋找工研院用地的時候，「走的是狹窄坎坷的田間小路，張光世還摔了一跤」。與史欽泰先後回台報到的同學章青駒在電子所成立三十周年受訪時，回憶對工研院第一印象，也恍若隔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新竹，走過一些從美國標準看來破破爛爛的建築，見了兩位穿著隨便的人事人員，這在當時讓我詫異極了。」 不僅地方破，薪水也爛。史欽泰生動地形容：「我在美國繳的稅，比工研院薪水還多。」他回台那年薪水一萬四，這已是相對高薪，一般教授才八千元。 史欽泰所為何來？ 曾做過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在自傳中對工研院頗有一些「責之切」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工研院的人只想做「研究人」，不想做「工業人」。 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在工研院堅守二十七年的元老「老史」。史欽泰堅持不進企業，他以自己個性不適合為由，頑固地留守工研院，收入遠遠不如科技公司。 這是他的選擇。 「我不是只要做一家『企業』，我想做一個『產業』，我要做一個『生態系』。」史欽泰相信：「這才能確保國家獲利。」他認為台灣不僅要建立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都應該要升級，他的夢想只能在工研院完成。 「半導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系」，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世界先進這些有上下游關係的上市半導體公司，都是先後自工研院衍生出去的，史欽泰是創建人、督導人、催生人。還有更多與工研院直接間接相關的公司。 他也帶領工研院著力個人電腦，電子、電信、通訊、航太、生醫。他興趣廣泛，喜歡跨領域，峰峰相連。而每次技術成熟、商機出來、民間搶入時，他就帶領工研院退出，他的名言是：「創新不易，策略性退出更難」，但唯有策略性退出，台灣中小企業才能一個個蹦出來，而工研院可把資源再投入新領域。 史欽泰是工研院年紀最輕、任職最久的院長，他在此落實夢想中的「科技桃花源」。 「桃花源不應該是遁世的，應該是現世的」，他不僅帶領同仁深耕研發，他還吸引外界有志之士進來，讓他們利用工研院的資源、光環，更快地實現科技理想。 「工研院沒有圍牆」，這個桃花源不會讓你找不到入口，史欽泰擔任院長時，建了開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中心，史欽泰希望「這就是各種領域人才可以相遇、碰撞的平台，讓交流和火花自然產生」。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奠基者 人，有進有出。工研院成立五十年來，員工轉戰民間科技大廠的，至少兩萬人，「小魚進了大池塘立刻變大魚」，其中有一百多人出任科技大公司CEO或高階管理人員。此外，自1996年工研院育成中心成立以來，共有478家廠商進駐，其中三十一家在離開育成中心後成功進駐竹科、三十三家成功上市或上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史欽泰在院長任內，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的角色就是：「成就廠商，幫助廠商成為明日之星。」 無名，無利，無我，有人因此認為工研院是「悲劇英雄」。對史欽泰來說，「無私」、「利他」是明確的自我定位。 史欽泰自美回台更新身分證時，工研院因是財團法人，戶政事務所在他的職業欄寫著「社會服務」，他覺得對極了：「是呀，工研院就是社會服務。」他很高興自己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史欽泰堅守在工研院「社會服務」，全力貢獻科技業，沒有分到一張股票，甚至為了避嫌，在職期間也要求太太絕不能買股票，「因為我太了解這些產業，這有利益衝突」。他認為「錢夠用就好」。 他很富足，他擁有的最大「紅利」是：台灣半導體成為一個生態系完整的產業，台灣電子業從一般裝配升級到多項世界第一第二，這是台灣真正的用實力走出去。有什麼能比夢想實現更富足？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說，全球有兩個研究機構，世界應該重視：一個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ITRI，即工研院。 這應該是對工研院最大的肯定了。 史欽泰充滿感恩：「我的一輩子就是跟著台灣半導體業一起發展。」他說得太客氣了，他的主管胡定華，也是開創台灣半導體業的元老功臣，曾經讚美史欽泰：「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史欽泰是真正帶兵領將、創造契機的人。」 帶兵領將，他不罵人，不摔公文，工研院曾用「柔性革命」來形容史欽泰的領導風格及成就，而他把功勞推給每一位共同奮鬥的人：「我是偷懶的人，喜歡拉著大家一起做。」他認為，「我們的寶島變成閃亮的鑽石，是很多人的貢獻」，不是一個人。 曹操註《孫子兵法》：「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史欽泰印證了。

短短20年來，海峽兩岸產生了莫大的歧異與差距，中國由一個貧困的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台灣卻由亞洲四小龍之首淪爲一個低薪的社會，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大概跟兩岸的領導人有關。好吧，那我們首先來了解兩邊領導人的背景： 江澤民 - 交大電機系 胡錦濤 - 清華水利系 習近平 - 清華化工系 馬英九-台大法律系 陳水扁-台大法律系 蔡英文-台大法律系 目前台灣的行政團隊 行政院長蘇貞昌-法律系 駐日代表謝長廷-法律系 駐德代表謝志偉-法律系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法律系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法律系 前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法律系 內政部長徐國勇-法律系 我不是對法律系有什麼偏見，只是懷念那些工程師治國的日子！ 中華民國來台灣，曾經有段非常輝煌、由工程師治國的時代 (1980-1990) ，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台灣經濟奇蹟，更躍居了亞洲四小龍之首，那是個錢淹腳目的時代，也是個民風淳樸的時代。 什麼是工程師呢？ 務實、對症下藥和講究效率，有過實務下郷，也知道人間煙火，了解民生疾苦。 1） 前總統「嚴家淦」， 聖約翰大學理化學系畢業， 被尊稱「新台幣之父」。 當時民生凋敝、萬事俱頹， 用新台幣支付，金穩稅改， 是何等的貢獻！ 再細數早期幾位 財經和經濟首長： 2） 尹仲容， 電氣機械系畢業，經濟部長任內扶植私人企業，去世後還要張羅喪葬費用。 3） 民國 47 年的經濟部長「楊繼曾」，柏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抗戰時期在後方建立的國防重工業基地，對打敗日本起了關鍵作用。 他還有一個發明「科學養豬系統」，把豬糞和尿導入系統，灌溉到種在豬舍旁邊的甘蔗田，使得台灣甘蔗又長又甜，就是後來的台糖。 4） 接任楊繼曾的是「李國鼎」，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到英國劍橋大學做低溫超導研究。到台灣後先造船，後創立加工出口區和科學園區，是台灣的「科技教父。」；他又創立「外貿協會」，把政府定位在在替企業服務，早早就提出企業是國家發展的主軸，張忠謀曾說過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2001 年，李國鼎逝世後， 記者訪問他的兒子，李永昌對父親的記憶，他只記得：「家裡很窮」…… 5） 李國鼎之後的經濟部長是「陶聲洋」，上海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畢業，可惜接任不久即癌症過世。 6） 再來就是「孫運璿」，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畢業，參加南京湘潭湘江電廠建設，抗戰期間到湖南參與興建湘潭電廠，又到西寧蓋了青海第一座電廠。 抗戰後，台灣電力在幾波大轟炸後幾乎全廢，他帶著技師和學生克服萬難，完成復電使命，又搶先蓋完日月潭發電所、烏來發電所、立霧發電所和德基水庫……。 使 40 年前的台灣，就有了 99.7% 的發電率。 之後，孫運璿搞十大建設， 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這才有張忠謀、曹興誠、蔡明介等人的脫穎而出。 台灣的經濟奇蹟，能成為亞洲四小龍，都和孫運璿有關係，他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推手。 7） 講到孫運璿不能不提「費驊」。 費驊畢業自交大土木系，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在大陸造路造橋。 擔任行政院祕書長時，他邀來同學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美國 RCA 研究所所長潘文淵，和孫運璿，討論半導體(積體電路)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的目標。 8） 接費驊當行政院秘書長的張繼正，德國賜城大學土木系、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後來也當了財政部長。 9） 繼任孫運璿的經濟部長是 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張世光」。 10） 張世光之後就是「趙耀東」，武漢大學(北洋學院)機械系，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碩士，麥當勞是他不畏朝野聲勢浩大的反對，引進台灣的。 他重視國際企業最新的管理 和行銷技術，影響台灣甚深。 趙耀東曾拒絕蔣經國的指示，反對援助瀕臨倒閉的企業，中鋼能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世界生產力最高的鋼鐵廠，即是因為趙耀東堅持要有「中鋼公司特別管理辦法」，要求人事權自主、會計權自主、採購權自主。 之後， 11） 「徐立德」/政治系， 12） 「蕭萬長」/外交系， 13） 「錢復」/政治系…。 近二十年來，法律人崛起，迄今，政權幾乎全被法律人包攬了，乃至國運變了，人運也變了！ 懷念那些工程師治國的日子！特別在此疫情嚴峻，人民受苦難的時刻！ （節錄自萬岳乘先生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