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是詛咒還是祝福？
—不同國家人民的命運

有的國家把石油變成全民的長期資產，有的國家把石油變成經濟毒藥，也有的國家把石油當成第一桶創業基金，甚至有些國家石油變成吸引外國勢力與權力鬥爭的誘因。挪威、委內瑞拉、杜拜與伊朗，四個國家的故事，四種不同的石油文明。

挪威是全球經濟學，最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1969年，挪威在北海發現大型油田之前，原本只是個人口不到五百萬、經濟依靠捕魚、林業和造船的北歐國家。人均所得低於許多歐洲國家。但北海石油的發現，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面對突然巨額收入，挪威政府沒有把石油錢直接拿來花，而是在1990年成立了「挪威政府全球退休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把大部分石油收入投入這個基金。政府規定，每年最多只能動用基金收益的3%，本金則必須永久保存。三十多年下來，這個基金規模已經超過1.7兆美元，現在是全球最大的主權基金。挪威人口只有約550萬人，換算下來，平均每個挪威人名下的國家資產，超過30萬美元。

它投資了全球九千多家公司，也就是說，當你在滑手機（蘋果）、喝可樂（可口可樂）或網購（亞馬遜）時，你都在幫挪威人賺退休金。它還是台積電的前三大股東，擁有台積電1.5%股權。挪威用石油收入換來教育、醫療與社會福利。對挪威人來說，石油並沒有讓國家變成暴發戶，而是一個被鎖進保險箱的長期資產，轉換社會長期的穩定與安全。

委內瑞拉卻寫出了完全相反的故事。
從「南美首富」到「撿垃圾吃」。委內瑞拉的石油多到地底下都要噴出來了，儲量世界第一，甚至超過沙烏地阿拉伯。
2000 年代初期，油價大漲，委內瑞拉政府賺飽賺滿，開始大搞民粹主義，免費送房子、補貼所有東西，卻忘了投資其他產業。

政府變得極度貪腐，官員把石油收入塞進口袋。當 2014 年油價大跌時，瞬間崩塌。通膨巔峰時期，一條麵包的價格可能幾小時內就翻倍，人民出門買菜要用行李箱裝錢。經濟規模在短短幾年內萎縮了 80%，這是戰亂國家才有的數據。石油變成了「詛咒」。曾經全南美最富的人民，居然平均體重會掉了好幾公斤（被戲稱為「馬杜洛減肥法」），750萬人為了活命逃離，成了世界最大難民潮。

杜拜又是完全不同的劇本。許多人以為杜拜富有是因為石油，但事實上，阿聯酋90%的石油儲量在阿布達比，杜拜自己的石油儲量非常有限。1966年發現石油後，杜拜曾短暫富裕，但到1990年代，石油收入已經開始快速下降。當時的統治者就意識到，如果城市繼續依賴石油，未來很可能重新變回沙漠港口。一句名言「我的祖父騎駱駝，我的父親騎駱駝，我開賓士，我的兒子開Land Rover，他的兒子也將開Land Rover，但他的孫子將會騎駱駝。」

於是杜拜開始一場像創投的國家計畫。建造全球最大港口，打造阿聯酋航空，興建全球最高摩天大樓 ，在海上建造人工島，棕櫚島。短短三十年間，杜拜把自己變成中東最重要的金融、旅遊與貿易中心。今天杜拜GDP中，石油只占不到1%，其餘來自航空、物流、金融、旅遊與房地產。

對杜拜公民而言，石油像是一筆創業資金，幫助他們建立新的經濟模式。但這個奇蹟城市的另一面。人口約350萬的杜拜，本地公民不到15%，其餘大多是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與菲律賓的外籍勞工。這些移工在炎熱的工地上建造摩天大樓與港口，成為城市繁榮背後的勞動力量，也是被剝削的底層。

伊朗，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命運。1908年，中東第一個大型油田在伊朗被發現。當時的波斯王朝與英國企業簽訂石油開採合約，使得英國控制了伊朗石油產業。石油讓伊朗進入全球能源版圖，但同時也讓這個國家成為列強競逐的戰場。

1951年，伊朗民選總理 試圖將石油產業國有化，挑戰西方石油公司。兩年後，一場由外部勢力支持的政變推翻了他的政府，重新扶持國王統治。這場政變深深影響了伊朗政治，也埋下後來反西方情緒的種子。

1979年的伊朗革命推翻王朝，建立神權體制。伊朗擁有全球第四大石油儲量與第二大天然氣儲量，但長期的國際制裁與政治衝突，使得這些能源，並沒有轉化為人民生活的繁榮。石油收入集中在極權者手中，成為維持統治的重要財源。

石油讓伊朗擁有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也讓這個國家長期處於大國博弈之中。對許多伊朗人民而言，地底下的石油變成統治者的力量來源，還引來國際衝突與戰亂。

挪威把石油變成世代基金，換來穩定與福利；委內瑞拉把石油變成單一產業，最終陷入經濟崩潰；杜拜把石油當成創業資金，成功轉型為全球商業中心；而伊朗，石油成為權力與地緣政治角力的核心。

石油，四個國家人民不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