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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 蔣公後面那尊巨幅遺像上的人是誰嗎?這張照片攝於民國五十五年(1966)二月十一日,蔣公在這位老人的百年誕辰大會上致詞。
他,是一位抗戰領袖;你也許會覺得奇怪:「抗日領袖不是 蔣中正嗎?」嗯......這麼說吧!蔣公的確是抗戰的軍界領袖,但政界領袖卻是他。
林森,字子超,別號長仁,又號天波,晚號青芝老人、百洞山人、嘯余廬主人、鳳港漁翁、虎洞老樵,福州府閩縣鳳港村(今福州市閩侯縣祥謙鎮)人,是參加過開國、討袁、護法等戰爭的革命「元老」之一。
林森曾任職於清廷統治下的台北電報局,滿清割讓台澎後參加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組織地雷隊與日軍作戰,台灣被日本人完全佔領後才回到福州,並加入中國國民黨前身「同盟會」反清,也因此對很多人來說,抗戰是從民國26年開始(也有人說是民國20年),但對林老來說,從清光緒21年,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就開打了。
九一八事變後,原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下野」、改任軍事委員長,並由林森出任政府主席長達十二年之久,期間主持了南京中山陵的完工與國父孫中山先生遺體的移葬。
值得一提的是,林森在政治路線上一直跟蔣中正不合,昔年甚至與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等人聯名發表《彈劾蔣中正電》、稱「蔣氏猜忌為心,陰險成性,總理以其長軍旅,畀以練兵之任,未及期年,總理逝世,迭乘時變,竊奪軍權,浸而盤踞中樞,把持國柄,潛植羽翼,威脅老成。諸同志仰總理之遺志,急國家之危難,慶其才勇,降心相從。乃瀕年以來,不知斂抑,肆虐愈深,為禍滋甚。」幾近辱罵之語句,對蔣公可說是相當不屑。
很意外吧?被污名為「獨裁者」、辱罵為「殺人魔王」的 蔣公,居然會接受這種人當「上司」(儘管只是名義上的)。
大家都說林森的當選只是「政治妥協」的結果,所以他並無實權,但你知道嗎?民國25年西安事變後,蔣中正在南京下飛機,何應欽第一個上去迎接,蔣公卻冷淡的繞開他走到一位老者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空氣安靜了一秒、隨後炸開,有人後退、有人上前、有人呆立當場;林森雙手仍藏在袖中,平靜的看著 蔣公、沒有說話,蔣公抬起頭,只說了一句「辛苦了」,林森輕輕點了點頭,這場迎接儀式就此收尾。
回去的路上,林森在車裡對文官長魏懷說:「他(蔣中正)做給旁人看的。」林森向來不輕易評論他人,這次卻是罕見的「例外」。
接下來的故事各位都很熟悉了:七七事變、淞滬會戰、國府遷都重慶;民國卅年(1941)珍珠港事變後,林森向德國、義大利、日本宣戰,並致力於廢除中國自清末以來和英美等國簽訂的各類不平等條約。
民國卅二年(1943)五月十二日,林森在重慶搭車出行時,與美軍士兵駕駛的貨車會車、幾乎擦撞,司機為了閃躲貨車,讓車撞上了一棵路樹,林森腦部受創、引發腦溢血;事發後美國、英國發來電報進行慰問,各國駐華使節、中共代表周恩來也前往探視病況;七月,病情加重的林森留下遺囑:
「余忝任國民政府主席,十有二年。國難空前,時深儆惕。自中央奮起圖存,決策抗敵,委員長領導全黨同志,全國人民,統帥忠勇將士,同心禦侮,效命前驅,卒使寇氛漸戢,正誼昭宣,國際同情,日增平等,新約於焉締結,益見得道多助,有志竟成。曩隨 國父之後,服膺主義,致力革命,原期於國於民,有以自效。現值抗戰建國,同時邁進;而余以精力就衰,未能導揚盛治,目睹中興,曷勝遺憾!所望同志、同胞盡皆曉然於暴力之終應失敗,公理之決不消亡;精誠團結,淬厲奮發,一致祖述 國父之遺教,服從總裁之命令,各為國家民族盡其責任,於以驅除殘寇,再造中華,庶幾世界和平有所保障,人類幸福得免摧殘,躋世運於大同,奠邦基於永固。其共勉之。」
林森於民國卅二年(1943)八月一日逝世,享壽75歲,國民政府以國葬之禮將他安葬於重慶林園。
他的公館破舊不堪、沙發塌陷也不更換;有人送禮,他原封退回;一生不建官邸、只住在舊宅,吃飯更是簡單,常常只有清湯寡水、不見葷腥。
他就像一汪平靜的湖水,看似波瀾不驚,卻有著堅定的立場;對於重要文件他只會簽字但不表態,用這樣的方式默默維持著一種「平衡」。
葬禮那天,寒風依舊刺骨,和當年西安事變後迎接蔣公時一樣冷;林森的墓地樸素,只有一塊碑、一片松林,無人看守、也無人供奉,就跟他生前一樣:依舊保持「低調」。
今天台北凱達格蘭大道與北一女中之間,有一座幽靜的小公園-介壽公園,其中豎立的銅像便是林森。
現代人對「林森」兩個字的認知可能來自幾乎台灣各縣市都有的「林森路」路名,例如台北市就有林森南、北路;此外,全台至少有三所國小以「林森」為名,因此就算時下年輕人不認識他,還是會解讀它就是「森林茂密」之意。
然而透過上述,相信諸君已經了解:林森在我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一席之地。
「公忠體國的志節-為國盡忠,為黨盡瘁;堅苦卓絕的精神-在艱彌厲,遇挫不回;寧靜淡泊的修養-以身作則,無異平民;寬大仁慈的氣度-民胞物與,己饑己溺。」
-蔣中正《林故主席百年誕辰紀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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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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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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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如何得來的? 閒雲野鶴按語:我從未知曉這段歷史,當友人把此文轉發給我時,我立即閱讀,看到一半處時我已熱淚盈眶。看完後,我的雙眼模糊了,我站起來望著窗外,抬頭是藍天白雲,低頭是一片綠葉,一株玉蘭還在綻放,亭亭玉立。我默然站立,心潮起伏,想著中華男兒在二戰中遠渡重洋,參加了二戰中決定性的諾曼第登陸戰,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付出了死傷二萬餘人的代價。我的眼眶含著熱淚,低垂下頭,肅然向這二萬多名無名英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默哀致敬! 給所有的人回顧難以磨滅的中華民族血淚史,與曾經被扭曲的歷史真相....。 讓我們全體肅立,向這兩萬多名的無名英雄們敬禮!高呼〝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 中國加油!中國人加油! 這一段有關國民政府第52軍的光輝歷史,是由大陸內地一位有心的學者,萬里追蹤所發掘出來,身在台灣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學者、史家---官方的有關單位,特別是軍方的史政單位,真該汗顏啊! 二戰結束已經70多年了,東、西方對峙時的自由與共產世界也已改觀,所謂的「鐵幕」早已不復存在!雅爾達密約的幾個「巨頭」早已灰飛煙滅,誰還能有權「隻手遮天」?又有何理由去煙滅中國52軍兩萬多名英勇官兵的豐功偉業,為了中國人的榮譽與民族利益,犧牲性命,視死如歸,為美國陸戰隊(第一師)衝鋒陷陣,在他們之前第一波登陸,為他們打開血路,讓他們美國人去收戰果,當英雄!這些為解救歐洲人民,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英勇事蹟怎能讓它永被埋呢? 朋友!讓我們:讓我們透過所有工具-----包括網路----向全世界傳播,如果您的外語能力能夠表達,請您盡其所能用外文(不論任何外文都好)轉發,讓外國人也知道羅曼第豋陸的成功,中華的52軍是位居首功的! 當我們看到所謂的歐戰勝利「羅曼第豋陸」紀念活動,參戰國的國旗飛揚,碩果僅存的幾位參戰老兵,接受英雄式的歡呼時,我們不禁要為我們中國的52軍的烈士們抱屈-------當我們有一點能力為他們申張不平時,我們就盡些心力吧!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52軍浴血奮戰諾曼第才使中國獲得聯合國常席位 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文件,經過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發掘,發掘出不爲世人所知的過去。蔣公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更放在了歐州戰場,而這些史實卻被教科書埋沒在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裏,國軍一直被認爲是無能的代名詞。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諾曼底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麽是國軍的血性。在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爲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中國軍隊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二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在東歐,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聯已經轉入戰略反攻,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西歐,經過不列顛空戰失敗的德國空軍早已無力控制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丘吉爾和羅斯福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同時,面對勝利的曙光,羅斯福初步提出了聯合國的構想,提議由英美蘇法中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丘吉爾的強烈反對。丘吉爾認爲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極其糟糕,讓中國成爲常任理事國簡直是在“開玩笑”。羅斯福很明白的告訴丘吉爾,讓中國加入安理會的目的就是爲了戰後鉗制蘇聯。丘吉爾的回答是“讓中國人鉗制蘇聯?你認爲中國人的戰鬥力比義大利更強嗎?”羅斯福沒有爲丘吉爾的無知而生氣,反而是列舉了國軍在淞滬戰役,台兒莊中的優秀表現,試圖讓這位不瞭解中國戰場的朋友改變主意。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大英帝國所積累的對中國的蔑視感不是幾句話能消除的。爲此,羅斯福又拿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在第二年進行的開闢第二戰場的戰鬥中,讓中國軍隊參與進來,如果證明“其戰鬥力符合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標準”,那麽丘吉爾就不得反對中國進入安理會。對這樣的折衷方案,二人達成拹議。 在與丘吉爾達成協議之後,羅斯福將此消息知會了正在美國進行第一夫人外交的宋美齡。蔣夫人雖然對丘吉爾的無理感到生氣,但是這位有著強烈政治直覺的女人知道,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好機會,一旦進入安理會,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將確定。於是宋美齡在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將其告訴了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正爲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心煩不已,但是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他難得的從躲了兩年的掩體當中走了出來。雖然正面戰場上日本給國軍的壓力依然很大,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抽調駐守雲南的五十二軍,爲即將到來的歐洲戰役做準備,幷且指示宋美齡爲這支部隊爭取到足夠的裝備。在宋美齡的斡旋下,羅斯福對蔣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幷且在運力吃緊的情況下,將五十二軍運往夏威夷,由美軍陸戰一師對其進行訓練,同時按照重裝部隊的指標,爲其配備坦克大炮等裝備。在半年的時間裏,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在陸戰一師嚴苛的教鞭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訓練。首先一關便是體能訓練,要求所有人的萬米成績必須達到十八分鐘,否則就要淘汰回國。面對陸戰一師“東亞病夫”的嘲笑,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夜以繼日的訓練。幷且在隨後的兩軍運動會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陸戰一師。除此之外,戰術,武器的操練都堪稱魔鬼般,但是將士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一九四四年初舉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五十二軍用了一個小時,就攻克了陸戰一師把守的灘頭。從此之後,陸戰一師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軍的將士,甚至瓦胡島上的姑娘們,見到了五十二軍的將士們,也會送來飛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國小夥面紅耳赤。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護士們舉行了最後一場party之後,將士們準備出發了。這一夜,軍長ShirWong中將特意爲士兵們放了一個晚上的假,因爲他不知道自己手下這些可愛的士兵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到這些美麗的護士身邊。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霧籠罩著諾曼底的海灘,五十二軍將作爲盟軍的先頭部隊,打響對德國作戰的第一槍。其中第二師在Wat-LongLim的帶領下,負責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師在師長YuepShir帶領下,負責中路的攻堅,而195師的師長LimYoung則負責帶領本部對右側進行佯攻。和他們幷肩作戰的是美國的王牌部隊,也是他們的老師——陸戰一師。在炮擊和轟炸之後,慘烈的登陸戰開始了。 第一個登上灘頭的士兵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很淳樸的外號“劉大棒槌”(WoodenClub,Liu),這應該是一個山東漢子。在他踏上灘頭的一瞬間,就被德軍的二十四磅榴彈炮炸飛,如今,世界忘記了他,中國也忘記了他,只是在塵封的文字裏,還有著零星的記載。負責中路的二十五師在德國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前面的一個碉堡吐出邪惡的火舌,吞噬著士兵的生命,師長石越見此,心急如焚。此時副師長Chung-GoSun主動要求組織一個十人的小隊,進行攻堅。在火力的掩護下,chung-gosun抱著炸藥包,匍匐前進,到了碉堡之下,一躍而起,托起炸藥包,高呼“爲了中華民國,前進”。一聲爆炸聲過後,橫在二十五師前面的攔路虎終於被拔掉,二十五師順利占領了灘頭,幷且建立起臨時陣地。左側突破的第二師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價之後也占領了灘頭,師長Wat-LongLim陣亡,由副師長Buk-Yee,Shar代理師長之職。 相比之下,負責佯攻的195師很輕鬆的就拿下了陣地。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三百萬盟軍從五十二軍守護的陣地當中登陸,源源不斷的向前攻擊,像一把利刃,插入納粹德國的心臟。原本這支部隊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將要和盟軍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於豫湘桂會戰的爆發,國內戰事緊張,他們被緊急抽調回國,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遺憾。 在得知五十二軍輝煌的戰績之後,丘吉爾終於不再反對中國成爲五常之一,於是在接下來的雅爾塔會議當中,確定了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抗戰勝利之後,五十二軍被調入東北,阻擊第四野戰軍。諷刺的是那位在諾曼底登陸戰中陣亡的Wat-LongLim師長,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殘至於此,杜魯門也覺得很憤怒,隨著國軍內戰失敗,杜魯門對蔣介石極度不滿,於是將怒火發到五十二軍頭上,命令銷毀所有與五十二軍有關的公開資料,將五十二軍的功勞記在美國陸戰一師的頭上,因爲他認爲“這支軍隊已經喪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擁有諾曼底戰役的榮耀”。在杜魯門的淫威下,西方國家也不再宣傳五十二軍的光輝戰績,敗退臺灣的蔣介石自顧不暇,而占領大陸的共産黨也不會允許對國民黨將士英勇抗戰的宣傳。在官方的記載中,只有“五十二軍在長沙會戰之後,駐防雲南,負責後方的安全”。 瓦胡島上,有一群姑娘,在戰爭結束之後,每天都會來到機場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讓她們心動的中國小夥凱旋。一年又一年,姑娘變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一個也沒有了。而那場揮灑了中國人鮮血與榮耀的戰役也就此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 編者按:筆者在查閱二戰史料時,發現了史泰先生撰寫的一篇題爲《五十二軍浴血諾曼底,中國終獲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號稱根據美國最新解密檔,在六十多年前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軍用自己光輝的戰績向世界證明瞭中國軍人的實力和尊嚴,幷且爲中國爭取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只是因爲政治和其他原因,這段歷史早已被故意淹沒在塵埃之中。筆者爲了查證那段歷史,決定遠赴臺灣和美國,尋找那個消失的真相。 啓程...... 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就發現我是大陸人,在和他的聊天當中,知道他是榮民的後代,這也正好省去了打聽榮民村的煩惱。汽車在臺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這座城市完全沒有北京那種宏大而浮躁的感覺,有的只是民國的精緻和完美。半小時之後,我到達了目的地——榮民村。 行走在榮民村,耳邊傳過的是各種方言,四川話,湖南話,河南話。我不斷的向那些悠閑的老人們打聽,問他們是否認識五十二軍的士兵。終于,在一位老兵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座小屋門口,老兵顫巍巍的敲門,用那鄉土味十足的四川話叫到“範伢子,有人要采訪你哦”。一會功夫,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打開門,當聽說我的來意之後,他先是警惕的看著我,但是隨後便露出了笑容,邀請我進去。 被采訪的老兵叫范閑,今年已經九十高齡,他曾經是二十五師警衛團的士兵。這段諾曼底登陸的歷史,因爲受到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一直要求他們封口,所以老人一開始才會警惕。不過隨著老兵不斷逝去,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老兵雖然違背了蔣公遺願,但是爲了不讓戰友的功績被埋沒,他才決定接受采訪。從他的口中,我才知道原來解密文獻中的那位第一個沖上海灘的WoodenClub Liou的真名叫劉肖博,外號劉大棒槌。在說起戰友的時候,老兵起先笑的很燦爛,他在回憶那個美好的歲月,而說到劉大棒槌的陣亡時,老兵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劉大棒槌是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在瓦胡島訓練的時候和范閑老兵住上下鋪。因爲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歡拿他打趣,瓦胡島上的護士見到大棒槌憨態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 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在那場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裏,劉大棒槌堅決要求打頭陣。大家都認爲這是十死無生的戰鬥,但是大棒槌還是一副憨態可掬的笑容,第一個沖上了灘頭,卻被飛來的炮彈炸倒。老兵沖下去,要將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經不行了,只是笑著說“記得去看俺娘”。老人搖了搖頭,說“從諾曼底回來先是打日本人,接下來就是打TG,蔣公不忍中國人自相殘殺,來到臺灣,把TG封鎖在大陸四十年。 等到七十年(民國紀年)党國不再封鎖大陸的時候,我去了大棒槌家鄉,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過世了,他還有個相好,叫陳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爲“通敵”被打成殘廢。在見到她的時候,她坐在一輛木頭輪椅上,腿上還蓋了一塊破舊的毯子,似乎是在爲傷腿遮風,似乎又在遮掩著那張殘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訊後什麽也沒說,只是眼神中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說什麽,給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聽到這裏,我不禁悲從中來。 采訪完之後,老人送我離開榮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捨的向我揮手。在離開的路上,我在回味采訪老人時的每一個場景。不由得感慨老天對老兵真是不公,讓他離鄉背井六十餘年,讓英雄的事蹟埋沒了六十餘年,不過也許老兵又是幸運的,如果留在了大陸,他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 字裏行間的回憶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弗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road,take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 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的時間裏,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幷且認真的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 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麽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爲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 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爲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爲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爲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幷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 而快樂的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她的Shar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shar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 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 尾聲 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于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于戰友,對于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六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裏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 後記 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弗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爲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 (看完,我也已淚流滿面——想起了宏偉殘酷的武漢會戰,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等,參加遠征軍的國民軍英雄將士們,鄙視掩蓋歷史欺騙人民的天朝統治者,尊敬還原歷史的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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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人星光》袁世凱孫子享譽歐美,更為中國做了最值得我們感謝的大事! 09:012021/09/09 言論 華人星光 他,是個身份特殊的中國人,爺爺是被罵「賣國賊」的袁世凱,他的身上,既流淌著「皇親」的高貴血統,卻又因母親出身青樓,而處處被輕賤。 可他卻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光娶回驚艷世界的女子為妻,被世人稱為「神仙眷侶」。他自己還享譽世界,更是為中國,做了最值得我們感謝的事。 他,就是袁家騮。 1912年4月5日,袁世凱剛剛成為民國大總統,袁府就「喜上加喜」,次子袁克文的姨太太情韻樓,為袁世凱添了一個大胖孫子。孩子被取名為袁家騮,按理說,出身如此顯赫人家,袁家騮即便不能高官厚祿,也該錦衣玉食,可是他卻從沒被家人喜歡過。 因為母親情韻樓,本是青樓女子,父親袁克文生性風流,情婦少說十七八個,根本沒把他的母親放在心上,更別提關心他了。 因為出身父親不愛,祖父袁世凱也不喜,即便是生他的母親,也因為在袁府待著諸多寂寞,說了句「寧可再做胡同先生,不願再做皇帝家中人也」,竟丟下他重回煙花巷。 袁家騮成了「沒人要」的小孩,父親便把他扔給了,正室妻子劉梅真撫養。但劉梅真已有兩個兒子,可想而知,寄人籬下的他,過得是什麼樣的日子。 同是袁家少爺,袁家騮總矮人幾分,其他少爺平日裡西裝革履,有專門的傭人照顧,而他卻終日破舊長衫,孤單一人,沒有人願意接近他,就是傭人,言語間也不免輕賤他。 更糟糕的是,他4歲那年,隨著祖父袁世凱去世,風光一時的袁府日漸敗落,父親整日流連煙花柳巷,家底都被敗光了。祖父又被唾罵為「賣國賊」,他在街坊鄰居面前,更是愈加抬不起頭來。 10歲,袁家騮寫了一首《詠雪》:入夜寒風起,彤雲接海橫。紛紛飄六出,路靜少人行。 這一首極好的詩,但它透露的,卻是一個孩子不該承受的悲涼。命裡注定的這些磨難,讓他童年淒苦,卻並未擊跨他的意志,他選擇了一條自我救贖的光明大道:那就是獻身科學。 1930年,袁家騮憑優異成績,進入燕京大學物理系就讀,當時無線電技術剛剛問世,他心心唸唸的都是無線電,廢寢忘食地鑽研,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喜愛他的才華,送他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學院留學。 登船去美國時,他身上帶著僅有的40美元,乘坐最簡陋的三等艙,在近20天的航程中,每天只靠充滿腥臭味的便宜鹹魚果腹,稍貴一點的稀飯也捨不得吃,到達目的地時,體重下降了十幾斤。 好在人生中最困難的階段已度過,接下來,迎接他的是一條無限光明的大道! 1935年,在他快取得博士學位時,上天賜給他一份珍貴的禮物,他和自己的命中注定相遇了,她,叫吳健雄。 她擁有最男兒的名字,亦擁有最男兒的志向。在美國同學會初次相見,她的談吐不凡,精明幹練,就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她吸引著他,他亦讓她心動,受眾星捧月的吳健雄,獨獨鍾情於沉默寡語的他,他們經常一起聽課,一起去圖書館看書,一起吃飯,常常會就一個學術上的問題,交流到深夜。科學報國,成為彼此心照不宣的共同志向。 一年後,袁家騮獲博士學位,正逢祖國七七事變,抗戰烈火,炙烤著他的愛國之心。他當即和吳健雄準備動身回國效力。 恰巧胡適來到洛杉磯,聽說他們有此想法,胡適思考了很久後相勸:「你們所學專業,現在回去用處不大,何況北平、天津已落入敵手,科研無法進行。但是,中國必將勝利,戰後國家建設需要許多人才,你們應當好好讀書,以便戰後建設新中國。」 苦於學識,在國內難以發揮作用,他們接受了胡適的建議,留在美國繼續學習,他憋著一股勁,一直等待著能回國的那天。 1942年5月30日,他和吳健雄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他們的愛情,志向,促使夫妻二人一起,邁向更高的科研高峰。 吳健雄,堪稱是諾貝爾獎的無冕之王,她成功用實驗證實了,當時楊振寧和李政道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中守稱不守恆」理論,幫李政道和楊振寧贏得了諾貝爾獎。妻子被譽為「東方居里夫人」,而他在科學山峰上取得的高度,也絲毫不弱於妻子。 1943年,袁家騮在美國無線電公司研究所工作,從事國防軍事設施連波雷達的研製。戰後被應用於民間,增大民航飛機與輪船的安全係數。 二戰後,他在美國國家科學實驗室,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就,尤其是他第一個證明了,宇宙強子共振的存在,這一發現轟動了全世界;他還參與建造世界上,第一台高能質子加速器。 由於這些突出貢獻,他兩次獲得美國最高科技獎,還拿到華人協會傑出成就獎,駐美工程師協會科學成就獎,這是中國人在美國,獲得的為數不多的極高榮譽。 歐洲、法國、前蘇聯,各個頂尖研究所,都將名譽教授的席位留給他。 而因能力出眾,又參與軍事項目研製,他不得不加入美國國籍,但他一直沒有忘記大洋彼岸,才是自己的祖國。可20年裡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他總是錯過回國機會。 直到1972年,我國剛剛和世界建起溝通橋樑,袁家騮第一時間千方百計托關係, 獲得陪同中國代表團,參觀西歐核子研究中心的機會,他激動詢問代表團祖國的情況,提出要回國去看看,他說:「這是一次最幸福的聚會。」而這次交流,他成為新中國建立後,代表西方與中國物理學家,直接接觸的第一人。 第二年一得到中國批准,他和吳健雄,就迫不及待踏上回國旅途,當他得知,祖國核物理事業亟需更進一步時,他馬上向西歐核子研究中心提出,向中國提供核物理研究設備的建議。 那時西方仍沒放鬆對中國的封鎖,他這樣做,完全是冒著,自己可能會失去國外事業的極大風險。可為了推舉祖國往前走一點,他義無反顧。經過長達一年的奔涉交流,他終於說服了西歐核子研究中心,將一批核物理實驗設備,運至中國原子能研究所,是他,推動中國核物理研究,和西歐接軌走出最關鍵的一步。 他一直對故土一往情深,以自己的中國血統自豪,他常說:「我愛中國。」「我忘不了天津,更忘不了河南」。 1980年後,他和妻子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他們一起回到中國,致力於國內科技事業發展,在他推動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同步輻射加速器研製正式啟動。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奠定了中國人在該領域,與歐美三分天下的地位。 不光推動祖國科研事業,他更將自己和妻子,在美國積攢的所有積蓄,幾乎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 他的個人生活很簡樸,他的睡衣、睡褲都是打了補丁的,補丁的針腳粗大,而且歪歪斜斜,這是他自己,親手一針一線縫補的。 曾在1984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和吳健雄,宴會間,他發現自己腳上一隻舊皮鞋開了線,裂開一個大口子,露出了裡邊的襪子,他很不好意思,悄悄用另一隻腳,擋住裂開口子的鞋面,幸好當時沒被人發現。 宴會結束後,在返回賓館途中,他悄聲問秘書:「附近哪裡有修鞋的?」他可是聞名世界的大科學家啊,卻連一雙破舊的皮鞋都不捨得換,那次修補後,這雙鞋子,他又穿了十幾年...... 而那些所有省下的錢,成了他,捐贈給明德中學的500餘萬元人民幣;成了九十年代初,他送給明德中學的當時最先進的數十台電腦;他捐贈給祖國的其餘錢物,已無法計算具體數字...... 1997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吳健雄先他而去,「中國的居裡夫婦」,科研界的一對神仙眷侶失散了。帶著對妻子無盡的哀思,也帶著對祖國學子的殷殷期盼,88歲的袁家騮不顧病弱身體,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不遺餘力在中美奔波。他還用妻子和自己的最後積蓄,在中國建立了「吳健雄、袁家騮自然科學基金會」,專門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華講座。 2001年的一天,袁家騮在天津科研機構做訪問時,突發心肌梗塞,被送進醫院重症病房。而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讓所有人知道了,什麼是一個科學家的堅強和體面。 雖重病在身,他仍很注意儀表舉止,衣服雖然破舊但要整潔;他的鬍子刮得很乾淨,吃飯時要系餐巾,每吃一口,必請人用餐巾紙替他擦擦嘴,老人每次都要說一聲「謝謝」;若有女賓來訪,他必行吻手禮;若有小孩或年輕人進來,他會格外高興,一定要給他們買這買那。在醫院,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卻都知道他是一位「可愛的老頭」。 即便自己都虛弱無比,他仍時刻關心教育,一次,他看到一則關於中國邊遠地區,貧困兒童艱苦求學的電視新聞,他很激動地對護士說:「咱們應該幫幫他,我現在就開支票!」 在他生病前,每年都會自費請國外知名科學家,到中國講座,後來他躺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該請哪位科學家蒞臨講學。在他支持下,台灣建立了,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同步輻射中心」。他在患病期間,一直與該中心保持密切聯繫,中心寄來的文件,都是他在病床上簽署的。 2003年年初,江蘇南京「吳健雄記紀念館」落成,他無法前往,當地政府,為他送來了紀念館的光盤,播放光盤時,他睜大眼睛盯著屏幕,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當電視熒屏上,映出妻子吳健雄頭象的特寫鏡頭時,老人渾濁的眼裡閃過亮光,努力伸長了手想要觸摸,他說了一句讓人心碎的話:「健雄,你好嗎?」 從來思念苦,寸寸斷肝腸...... 2003年2月11日,這位歷盡滄桑、充滿傳奇色彩的老人,在北京協和醫院,因多臟器衰竭與世長辭,他的骨灰和吳健雄的安放在一起,夫妻一體,生同衾,死同穴...... 他的離開,是中國科研界的巨大損失,引各界哀悼,《北京晚報》:「科學界明星,著名物理學家袁家騮病逝」,《京華時報》:「物理學泰斗,袁家騮辭世」…… 祖父是備受爭議「賣國罪人」,父親則放蕩不羈「庸碌無能」,而袁家騮用一生證明自己,打破了上一輩的烙印。 在他離開這一刻,人們終於,不再用「賣國賊孫子」來輕賤他,而是用「科研偉人」四字相送! 他是架起中西方物理溝通第一人,是一生鍾愛祖國的科研大師,不重名利簡樸至極,只為將畢生所有盡付中華! 天涯赤子,滿腔熱忱,神仙眷侶,羨煞旁人,在袁家騮吳健雄身上,凝聚著的是科學家對祖國,最真誠的愛。我們的祖國能有今天的強大,離不開他們的奉獻,他們是最偉大、最值得我們尊敬的人! 他雖走了,但靈魂不滅,精神永存,致敬袁家騮,希望我們永遠記住,這位愛國科學家! 本文來源:華人星光公眾號,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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