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荒郊野外，設立祕密基地，訓練從政幹部，居心詭異，動機可議……看官深思吧！ 【獨家直擊　蔡英文祕訓新潮流青年軍】 民進黨內謝系、新潮流系素有培育年輕人的傳統。謝長廷創立的「新文化學生工作隊」經常被媒體報導；不過，「黨內第一大派系」新潮流系素來低調，所以即便新潮流系以「信仰堅定、紀律嚴明」聞名，被視為民進黨內最有戰鬥力的團隊，但新潮流系培養新血的方法卻很神祕。本刊獨家報導在中部已深耕10幾年的「春雨台灣新青年領袖營」，讓大家一窺堂奧。 在苗栗下了交流道，採訪車一路穿山入林地往深山裡駛去，彎彎曲曲的山路兩旁杳無人煙，採訪對象似乎還在下個山頭；良久，道旁出現了一家便利商店，我們趕緊跳下車去問地址，老闆笑咪咪地對我們說：「這不能看地址的……，就一直一直開……就看到了！」 果然，耐著性子再開下去，穿過一個山頭，眼前豁然開朗，竟是一個被各色花朵掩映的峽谷；峽谷邊一間依流水山勢而建的溫泉會館，看來就是個遺世的度假聖地，只有門口斜斜地插了一根旗子標出我們的目的地：「春雨台灣新青年領袖營」。 我踏進黑黝黝空無一人的大廳，正想著「學員都去教室上課了？」突然，一台箱型車疾駛而來在大門口停住，一位穿著長袖白襯衫、短髮齊耳的女性下車，她一抬頭——原來是蔡英文！她跨下車來，一邊向前走著，一邊笑咪咪地回頭跟旁邊的人半開玩笑說：「好像蠻遠的喔！」 她是下一節課的講師，幾個穿著「春雨」大字Ｔ恤的年輕人應聲出現，簇擁著蔡英文往後面走，記者跟隨著他們走進教室。六十位年齡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滿滿坐在會議室裡，隨著台上主持人的介紹詞「讓我們歡迎今天的講師……」響起，一張張稚氣未脫、眼珠靈動的面孔同時回過頭來……，他們正等著蔡英文來談「變動中的新台灣」。 《新系大咖雲集》 民進黨內謝系、新潮流系素有培育年輕人的傳統。謝長廷創立的「新文化學生工作隊」為外界所熟知，也經常被媒體報導；但「黨內第一大派系」新潮流系，一向「做什麼事都低調」，所以即便新潮流系以「信仰堅定、紀律嚴明」被視為民進黨內最有戰鬥力的團隊，可是，新潮流系究竟如何培養徵拔新血？一直被外界認為很神祕。 放眼當今政壇，綠營的政治人物中，前高雄市長陳菊、前台南市長賴清德、前屏東縣長曹啟鴻、前宜蘭縣長林聰賢，以及立委段宜康、蔡其昌等，都是要角，這樣一個大咖雲集的「星光班」，卻能維持信念、紀律。新潮流系是如何「帶小孩」的呢？ 對於很神祕這件事情，春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前立委邱太三笑著說，他們沒有神祕，只是不會去特別宣傳。「『春雨』也是在中部各大學貼海報招生啊！」他說。 講起春雨的成立過程，邱太三回憶：「一九九五年廖永來立委敗選後，我們幾個朋友互相做保，向銀行借了六百萬成立了春雨文教基金會，本來打算當做廖永來繼續活動的舞台，沒想到第二年他就選上台中縣長了，既然當了縣長，就不便再處理基金會的事務。」於是基金會由朋友接手，轉型辦藝文活動。二○○○年，邱太三接任基金會董事長，在他的規畫下，「春雨」開始辦青年活動。 《深耕中部校園》 在當時，中部地區還沒有這樣的思想性營隊，中部大學的學生若想參加這種課程，都必須上台北去參加。春雨是第一個以中部大學為發展核心的團體，「所以很轟動，第一屆就兩百多人來報名。」第一屆領袖營的副執行長、台中市議員陳世凱回憶：「那時候轟動到報名的人要寫自傳，寄來參加遴選。」 直到現在，春雨基金會仍是中部地區對校園影響力最大的團體，以這次的營隊來說，包括東海大學、中興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都有參加，其餘各大學的學生會幹部也參加了營隊訓練。近幾年，台灣的媒體才從「北藍南綠」的政治版圖中抬起頭來，看到「決戰中台灣」，開始關注中台灣的戰略位置；春雨卻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深耕中部校園，取得領先地位了。 春雨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我們的課程並不只是針對政治，電影、媒體、音樂等，各方面的進步思想，都是我們課程的內容。」邱太三強調，在春雨，思想啟蒙比徵拔政治新人更重要，他們想要找的，是在思想理念上相同的人。「這些來過春雨的學生，未來可能會投入政治，也可能進入產業、電影、媒體、社運界。」邱太三說。 《分組模擬作戰》 走進課堂，年輕的學生們正熱烈地與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互動著，邱太三說：「包括前財政部長林全、導演戴立忍、鄭文堂、李惠仁等，都來當過我們的講師。」 名人講課雖然吸引人，不過，真正能展現營隊規畫能力的，是課程後的活動。一般的學生營隊課後總是安排小組時間、心情分享等軟性活動，可是，在春雨的營隊裡，同學們晚上的活動是扎扎實實的「團體作戰遊戲」。團體作戰？這不是網路遊戲嗎？現在的孩子都是在這些遊戲中長大的，在春雨，他們把議題帶入這樣模擬戰中，讓同學們透過遊戲了解操作議題、團隊合作的技巧。 六十名同學分成七組，在小組指導員的指導下，七組間彼此競爭，每天晚上的作戰遊戲都不同。有的是模擬商戰，七間公司彼此競爭、併購；有的是模擬城池戰，七個城邦必須不斷建城占地盤。最後一堂課「團體行銷」，則是七個小組化身為七個行銷團隊。營隊設計了居住正義、階級差距、核電存廢、性別平等、兩岸經貿等十個議題，各組須討論這些議題，提供解決方案，還要寫出專案現場參與遴選。這些題目，連政府都未必有能力掌握，但這些同學們都努力地去尋找自己的答案。我看到他們極為熱烈地討論著，連吃中飯的時間都把筆記型電腦搬上餐桌，邊吃邊討論。 下課時間，我和一個從彰化來參加營隊的女孩聊天。她告訴我，雖然她一直對公共議題很有興趣，但在彰化的大學裡，很少有機會可以接觸這些討論，她過去參加過一些學生營隊，但都和春雨非常不同。我問她：經過了幾天的課程活動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似乎衝擊太大，這個看來純樸的女孩一時難以歸類自己的感受，她睜大眼睛認真地想了幾分鐘，然後告訴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拍紀錄片的李惠仁，他說，他人生的志願就是要當一根『芒刺』，要讓官員、政府感覺到『芒刺在背』！」她頓一頓：「真的，太酷了！當一根『芒刺』！」 《培養從政人才》 三天兩夜密集的課程結束後，小組指導員會詢問參與的同學，是否有意願擔任下一屆營隊的幹部？部分同學則以組讀書會的方式，繼續地互動。當然，據主辦單位透露，其中有不少人對政治本來就有興趣，會在選舉時來幫忙，甚至進入一些民代服務處擔任助理。 從二○○○年開辦至今，春雨台灣新青年領袖營在培養人才方面已經有了初步成果。去年台中立委補選一役中，代表民進黨出戰顏清標兒子顏寬恒的台中市議員陳世凱，就是營隊第一屆的副執行長，目前高雄市長陳菊的辦公室主任李伯毅、環保局專員何權峰，也都出身春雨營隊第一屆。這群年輕人三十出頭，經過地方服務與公務的完整歷練，都將投入明年的選舉。 春雨，這個名字充滿了詩情，也真的源自於詩。邱太三說，這個名字是好友亞洲大學教授劉子琦取的，源自於杜甫的詩〈春夜喜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雨是沒有聲音的，卻滋潤了萬物。」劉子琦說，這也是當初他們這幾個朋友向銀行借錢來成立基金會的初心。如今已經過了十幾個春天了，轉眼綠葉成茵，到底這塊綿綿不斷的新綠會長成何種景象？各界也正關注。 《與顏寬恒拚立委補選　陳世凱打響春雨第一戰》 白白淨淨的陳世凱，坐在春雨台灣新青年領袖營的教室裡，看起來就像是研究所的學長，而不是來當評審的議員。「不過，我覺得我已經跟他們有代溝了……。」他嘆息：「我算算我跟現在的學員都差了十三、四歲咧！」 雖然他一直很哀怨自己已經不再少年，但是在政壇，三十六歲的陳世凱算是正港的「年輕新俊」，去年並代表民進黨在台中與顏清標之子顏寬恒競爭台中立委補選一席，以一千多票小輸顏家，打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好成績，受到各界的注目。 《第一個畢業生》 陳世凱曾擔任春雨新青年領袖營第一屆副執行長，並一路參加籌辦至今，從一個熱中政治的年輕學生，到從政參選，陳世凱可說是「春雨世代」的第一屆畢業生，相當具有代表性。 講起自己參與政治的經過，陳世凱說，他在念東海大學政研所時，因緣際會擔任營隊的副執行長，參與營隊的籌備工作。他笑道，當時網路還沒那麼興盛，辦活動都是土法煉鋼，「就去發傳單、貼海報，要做很多苦工。」但是，因為中部的思考性社團土壤是一片荒涼，學生們求知若渴，春雨的議題設定在社會、人文，所以每次活動海報一貼出去，總是引起很大的回響。 「所以，我們幾乎都沒花到什麼錢，」陳世凱坦承：「因為整個營隊都是學生們自動自發來一起工作，我們一起挑議題、找講師，花兩三個月的時間來籌備營隊。」一起辦活動的經驗，也形成同學們後來成為「同志」的基礎。 去年陳世凱參與立委補選，除了具有「春雨第一戰」的指標意義外，更重要的是給予這群「小朋友」操作大型選戰的經驗。「春雨世代」雖然經常南征北討地為「大人」助選，可是說到自己擔綱演出，都局限在地方議員的選舉場中。 這次台中立委補選，民進黨傾全黨之力打一場全國級的選舉，中央黨部選戰部隊進駐台中，短短四十天的時間，讓這群「小朋友」見識到不同的選戰規格。陳世凱坦言：「學習很多。」雖然敗選，但是，「春雨世代」立刻進行檢討與重組，「組織、文宣都進行大幅調整。」 「春雨世代」中，除了陳世凱是現任議員外，目前擔任高雄市長陳菊辦公室主任的李柏毅、環保局專員何權峰都將在明年投入議員選舉。「未來我們將會有更多的資源、位置讓新人進來歷練。」陳世凱爽朗地笑著說。 陳世凱小檔案 年齡：36歲（1977生） 學歷：東海大學政治系、東海大學政研所 經歷：「邱太三、簡肇棟、蔡其昌」立委聯合服務處主任、春雨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台中市議員。

一架飛機的殘骸──【龍應台】 這主題.是我寫作以來最感慨的文章！ 當政客用盡心機糟蹋國軍、肆意誣蔑軍人，被從未當過一天兵立委追殺，而國防部及更高層也沒有肩膀維護軍人榮譽，說不出一句軍人對國家社會貢獻及無可取代之價值，讓軍人如過街老鼠任人打擊，寧不灰心乎? 請看看這篇文章吧! 轉貼 一架飛機的殘骸──【龍應台】 1998 年，在美國內華達州長大的史帝夫瑞銳去爬查理斯騰高山。在接近四千公尺高的南峰處，他再度經過一堆飛機殘骸· 這堆飛機殘骸，從他有記憶開始，就在這裡了。小時候瘡痍滿目、遍布山坡的焦鐵廢塊，經過幾十年登山客的淘取，已經少了一大半。 史帝夫看著被風霜雨雪逐漸消磨的殘骸，突然升起一個念頭：儘管不知道是什麼人，為了什麼任務，在這人煙罕至處喪生，人們都應該為死難者在這裡立一個小小的紀念碑。 立碑，他就必須一一找出死難者的名字。下了山來，他帶領一群少年童軍開始四處打聽這個殘骸的來歷；足足打聽了一年，沒有人知道。1999 年，從一本寫查理斯騰山自然史的書中，他發現了一個記載：空難發生在1955 年11 月17 日。機上十四人，全部喪生。 他讓少年童子軍馬上開始搜尋舊報紙，從出事次日的報導得知那是一架C-54 ，從加州伯卞克城起飛。封鎖現場的是美國空軍，但是空軍對媒體的詢問諱莫如深。 伯卞克是洛克希德製造舉世聞名的U2間諜偵察機的地方，難道這架飛機和中情局的祕密任務有關？史帝夫和他的少年童軍開始了一連串抽絲剝繭的電話探詢。 洛克希德接電話的職員記得1955 年正是該公司在緊密研發U2 的時候，承諾一定協助找出真相訐幾天之後，職員回電：那一架C-54 正是從洛克希德機場起飛而出事的飛機，機上十四名全是跟U2 機密有關的人員。 研發U2 是中情局的業務，職員建議史帝夫和他的童軍直接去找巾情局。 中情局告訴史帝夫，整個1950 年代的U2 檔案，剛好在1998 年解密，他們可以在網上找到當年列為最高機密的資料。 史帝夫終於找到了答案二中情局為了不曝光地運送U2 零件和人員到試飛實驗場，從1955 年10 月起開始啟用C-54 ，才一開始，這架飛機就撞山了，機上是U2 的研發設計師和中情局的人員。2000 年11 月，中情局把飛機的原始失事鑑定報告以及死者名單寄給了史帝夫。 一名童軍的祖父剛好是當地的議員，聽說了這整個過程，遂和其他議員發起一個提案，要求美國政府為所有在二戰期間為國犧牲而沉默的勇士們成立一個冷戰紀念館。 沒有聲音的人： 呼籲成立冷戰紀念館最引人矚目的是一個叫葛瑞”包爾斯（Gary Powers Jr）的人。 他說，「我們美國人對於為自由而戰死的勇士們總是給予極高的榮耀，但是對於冷戰，卻毫無表示。 冷戰，長達五十年，犧牲了數千勇士的生命，花費掉上兆的金錢，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 但是今天的世界卻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 在1945 到1977 年間，美國有四十多架祕密偵察機被擊落，犧牲者卻從來得不到一絲的榮譽或感謝。」 美國人知道包爾斯這個名字，是因為包爾斯有個有名的父親，法蘭西斯，包爾斯。 小包爾斯五歲那年，1960 年5 月1 日，他的父親駕著美國最新的科技成果U2 偵察機潛入蘇聯領空一千三百英里，然後被薩姆彈擊中，法蘭西斯被俘。 三十歲的法蘭西斯在公開審判中表示「懺悔、認罪」。關了兩年後，美蘇劍拔弩張的冷戰期間有名的一個鏡頭出現了：換俘。 法蘭西斯站在柏林格林尼克橋的東端，美國所逮捕的蘇聯間諜阿貝爾站在橋的西端，然後兩人同時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祖國。 美國人民對被釋放了的法蘭西斯責難有加：他為何不自殺？他為何不毀掉飛機？他為何承認有罪？他為何如此怯懦？法蘭西斯黯然離開了中情局，在1977 年駕駛民用直昇機時墜機身亡。 2000 年5 月1 日，紀念法蘭西斯被蘇聯逮捕的四十周年，在新的U2 基地，美國空軍追贈十字勳章給法蘭西斯· 主持典禮的將軍致詞時說，「國家在50 年代對於法蘭西斯和他的同袍們所要求的，現在看起來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一一國家要求他們在那個危險的年代裡飛進莫斯科一一孤獨一人，沒有任何武裝，還要求他們表現出無所畏懼！」 很多人支持小包爾斯的呼籲和奔走。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說，「冷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大的國際衝突，也是人類近代史上最長、型態最特殊的一種戰爭。」普立茲獎得主專欄作家克勞漢莫說，「冷戰紀念館不需要宏偉，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小的教學館，一個長廊獻給那些英雄一一杜魯門、邱吉爾等，一個大廳獻給陣亡者，也就是那些無名無姓的諜報員。」 紀念典禮結束時，一架最新的U2 漂亮地掠過天空，表示致敬。小包爾斯安慰地說，父親的榮譽，總算是得到公平的對待了“ 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 兩年前，我到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第一次聽到「寡婦村」的名稱。 說是，新竹是空軍基地，飛行員常常一去不回，因此哪天暗夜裡一家傳出哭聲，整個村子都會哭。 我沒太在意，只是稍覺奇怪：又沒打仗，哪來這麼多飛機掉下來？可我也看過飛機墜落的。那是戰鬥機，從天空捲起一股濃煙一頭栽進茫茫漠漠的玉米田裡。鄉下的孩子們奔過去撿拾看不出名堂來的碎片。 是在新竹，我第一次聽到「黑蝙蝠」和「黑貓」的名字，而且從一個開過戰鬥機的飛行員口中聽到，從新竹基地升空到對岸，只要六分鐘。是在清大，北院教授宿舍要搬遷，我才聽說，原來「北院」曾是美軍顧間團的宿舍，而美軍顧問團和美國中情局的白手套「西方公司」有關，「西方公司」就在東大路。 這時，我還沒聽過U2 這個詞，鳳凰衛視製作的《台灣天空的祕密》 今年四月在中天頻道播放，我才恍然大悟這些道聽塗說的蛛絲馬跡和「我」的關係： 民國44 年我三歲時，「黑蝙蝠」開始執行任務，到大陸低空飛行，攝取情報，到我十五歲時，他們的任務才結束。 法蘭西斯的U2 在1960 年被擊落之後，美國不便再進入蘇聯，沒幾個月就把兩架嶄新的U2 運到台灣來，讓中華民國最優秀的飛官潛入中國大陸，以高科技探察中共的軍事設施、核子試場、國防能力，任務一直執行到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74 。 一個國家記得誰？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黑蝙蝠中隊的年輕人出機八百多次，十架墜機，一百四十八人喪生，那是全體隊員的三分之二。 原來在我準備層層考試要出人頭地的時候，黑貓中隊的年輕人一次一次地夜航U2 ，一半的隊員死亡，兩個人被俘虜。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成人的時候，和我同齡的人，有些已經永遠地失去了父親，而且他們的母親還不能公開哭泣。 我趕忙補做功課。 原來，這些軍官以生命獵取情報，把情報交給美國，換取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 原來，是黑貓和黑蝙蝠所獲得的情資，使美國得以掌握中國的核武發展進度。 原來，是這些台灣人的犧牲，使季辛吉證實了中蘇邊界在1960 年代末的緊張而積極拓展美中建交。 原來，是這些飛行員在整個中南半島的天空裡祕密穿梭，和法蘭西斯一樣，「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同時保住了台灣數十年的穩定。 可是，這些人的命運和法蘭西斯多麼不一樣啊。 對冷戰一無所知： 我的功課很快就把我引到了葉常棣、張立義這兩個名字。 葉常棣，1963 年執行第三次高空偵察任務時於江西上空被共軍薩姆二式（SA – 2）地對空飛彈擊中跳傘被俘，在醫院搶救中，醫生從他身上取出五十九塊導彈碎片，此後下放勞改，備嘗艱辛。 十八年的磨難之後，於1982 年被釋放到香港，台灣政府卻不接受他回鄉，最後由美國中情局安排他赴美居留十八年間，妻子改嫁，人事全非。到1990 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 張立義，1965 年於蒙古遭到薩姆飛彈襲擊，跳傘被俘。勞改下放後與葉常棣同時被釋放到香港，同樣不被台灣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國· 家庭折裂，青春毀損，人生不可迴轉。 還有那些根本不曾解密的、我們還不知道真相深淺的痛苦和犧牲：隨著美國對U2 的解密，黑貓中隊的殉難者資訊打關了，但是黑蝙蝠的歷史，牽涉到空投諜報員，仍舊蓋在黑紗中。 巫毒中隊的情況，社會知道得更少。知道得少，我們根本無從去認識那隱藏的悲劇和瘖啞的委屈。 還有那些根本沒有機會為自己嘆息的人：陳懷生、郗耀華、李南屏、吳載熙、黃七賢、黃榮北… … 我們的社會何時對這些沉默的犧牲者道過一聲感恩的「謝謝」？ 我發現我竟然和小包爾斯一樣想發出吶喊：「今天的世界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亞細亞的孤兒： 清華思沙龍的學生在我研究室裡默默地看完了《台灣天空的祕密》 。 我問，「怎麼樣？」我不太確定他們會怎麼反應，因為，不是整個社會都在說，今天的年輕人是沒有思想的「草莓族」，反抗深刻，崇拜感官，對歷史茫然？ 可是他們很誠摯地說，「超感動。」如果行政院、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不去榮耀他們最傑出、最勇敢的子弟們。 如果這個社會的成人們不懂得疼惜、尊敬自己最悲壯的歷史，那麼就讓年輕人扛起來吧。 清華的學生決定由他們來對這些沉默的勇士們表達敬意。 他們分工合作搜索資料，編輯手冊，設計海報，發放傳單，同時用各種方法蒐集黑蝙蝠和黑貓隊員名單，一個一個打電話去爬梳線索，去發出邀請被擊落的十架黑蝙蝠飛機中，只有三架被找了回來，死已三十三年之後，烈士的骸骨回到故鄉。 學生們尋找烈士遺族，希望把他們請來清華。在打電話之前，學生還彼此研究要如何對遺族措辭來表達自己的誠懇。他們討論時極認真，極嚴肅。 史帝夫的少年童軍，在尋找那十四個死難者的名字時，是不是也抱著同樣純潔的理想和熱情呢？ 我打電話給羅大佑，問他，「聽過黑蝙蝠這三個字嗎？」他說，「沒有」，於是我把歷史和學生希望對歷史致敬的心意告訴他，希望他到新竹來，獻一首〈 亞細亞的孤兒〉 給那個殘酷又悲傷的時代。大佑靜靜聽完，說：「我去。」 我給詩人向陽寫信，問他願不願意挑選一首他自己的詩來新竹朗誦，用閩南語，紀念那個蒼涼的歲月。 數日之後，在一個寧靜的凌晨，他回信：「我為黑蝙蝠特別寫了一首詩· 」當年英氣逼人、出生入死的勇士，今天即使倖存，也已垂垂老矣。 在他們全體帶著寂寞的歷史離去之前，讓我們挽住他們，謙卑地說一聲「謝謝」吧。 是的，我同意甘乃迪所說的： 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只要看它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民，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致敬，對什麼樣的人追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