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娟：《孩子不是我們的未來，「老」才是。》 2020-04-16 你以後也會老！ 那一天，我被小黃司機罵了，他很生氣，我卻覺得心中一片暖意。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父母親老邁，行動愈來愈緩慢之後，我們出門都搭小黃。為了不讓司機等太久，覺得不耐煩，我總在開車門的一瞬間，對司機說：「老人家動作慢，可以先按錶喔。」 有些司機就按了錶開始計費；有些司機很客氣，笑笑的說不用先按啦，慢慢來。對於前者，我覺得心安；對於後者，則有更多的感激。 那一天，我攔下一輛小黃，像往常一樣請司機先按錶，那位頭髮花白的司機先生轉頭看了看正努力上車的父母親，突然大聲嚷著：「為什麼要先按錶？人都還沒有上車是要按什麼錶？老人家慢慢上車有什麼關係？真的是很奇怪ㄟ……」 直到我們全體上車，車子開了一小段，他還是持續碎念。雖然對我凶巴巴，卻很貼心的幫前座的父親繫安全帶，還轉頭問後座的母親冷氣會不會太冷？我的心中湧起一陣暖意，彷彿是不明所以的被撫慰了。 前兩年父親摔斷了腿，出門需要坐輪椅，卻又堅持搭公車，所幸家門口就有低底盤公車。我們遇見的公車司機都很好，願意降下車身、架好坡道，幫忙輪椅上車，全程差不多要耗費兩到三分鐘，所幸車上乘客也都耐心等候。我聽說有公車司機拒載輪椅族，還用廣播器大聲廣播：「全車乘客一致性意見不能等你！」 公車揚長而去，而那位被拋下的輪椅族已經等了三十分鐘，還得再等三十分鐘。這分明是「一致性的霸凌」，一種野蠻的傷害。 三年前的某一天，因為要上課，我無法陪父親出門，於是外籍看護推著輪椅帶父親搭公車，公車司機看見了父親，也聽見了他要上車的請求，卻關上了車門。趕時間去醫院就醫的父親爆炸了，看護說父親大聲怒吼:「你以後會老！你以後也會老！」 車子都已經開走了，還在喊，你以後也會老。 我想著父親的憤怒與無助，甚或還有屈辱，感到非常悲傷。 我知道他的怒吼是想喚起司機的同理心，可惜，「老」這件事，是許多人想都不願意想的未來。 如果連想都不願意想，又怎麼能夠面對呢？ 四年多以前，我曾在電梯裡遇見一位鄰居少年，他問：「那兩位很老很老的爺爺奶奶，是你們家的，對吧？」 我還沒回答，少年已經走出電梯。當時的父母行動自如、頭腦清晰，一切生活皆可自理，我知道他們老了，卻沒意識到他們已經「很老很老」了，父母親真的有那麼老嗎？少年離開之後，我還在想。 一個月後父親進了急診室，老，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總在猝不及防的時刻。 人為什麼要老？ 老，是我們從未學習、也避免思考的事，當它赫然降臨時，只能驚惶無措、困惑惱怒。父親剛過八十歲時，聽力明顯下降，加上不明所以的罹患了罕見疾病紫斑症，天天服用大量的類固醇藥物，心情很低落。 有一天早晨，我從睡夢中驚醒，聽見他號啕的哭聲，痛徹心扉的問：「人為什麼要老？老了為什麼這麼悲哀？」 他是家裡最老的，沒人能回答他的問題，也沒人知道他還會比老更老。 從那時開始，我就在思考老的意義。 人從小到大，學習規矩、辨別是非、努力向上，爭取更多的資源與社會地位。當我們老的時候，應該要活得更自然，而不是更成功。明白了生老病死亦如春夏秋冬，一片欣欣向榮的葉子，到了最後的季節，便是要枯萎、要凋落的，一陣風過，輕輕的飄落在土地上，永遠的睡去了。 在永遠睡去之前，我們還有機會可以回溯自己的人生，那些該道謝的、該和解的、該承擔的、該放下的，都能好好去做，無所畏懼。 孔子曾經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段對於老的論述，我是頗為同意的。孔子勇於面對老年身體機能只會變得衰弱的事實，於是，需要戒斷的是還想獲得的心態。想要得到更多錢財、更多注意力、更多主控權、更多晚輩的關心……往往成為痛苦的來源，也讓照顧者感到困擾。 既然血氣已衰，就該心平氣和，對身邊的人多些體諒與同理心，對天地萬物有更多感謝，不要再想著獲取什麼，而是願意多付出一些。當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原本就是什麼都帶不走的，為何不在可以作主的時候，主動給予和付出呢？不求回報的付出是真正的快樂，一次又一次付出，愈來愈多的 快樂，臉部的線條柔和了，自然散發出令人想要親近的氣場。 走過年輕與壯年，在情感的糾結纏繞與職場的明爭暗鬥之後，終於來到老年，從焦躁煩悶走到清涼之地，不是上天的恩賜嗎？讓我們可以放下許多重擔，整理出一個更和諧美好的世界，而後好好告別。如此想來，老年真是人生不可缺乏的一個重要階段，讓我們有機會漂亮退場，留下善意與溫情。 去外地演講那一天，從高鐵站搭小黃到會場，沿途看見一面巨幅競選廣告，上面寫著幾個字：「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問自己，孩子是我們的未來嗎？我們的未來是孩子嗎？現在的中年人還將養老的沈重責任放任在孩子身上嗎？ 我遇到好幾個已婚有孩子的朋友，都對我說：「不是只有你要孤獨老，我們也準備好要孤獨老了。不可能把未來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 在演講會場等候的大多數是中年人，我問他們：「孩子，是我們的未來嗎？」 有人點頭，有人露出疑惑的表情，我懇切的說出了我所相信的事： 「孩子不是我們的未來，老才是。讓我們一起面對吧。」 摘自 張曼娟《以我之名：寫給獨一無二的自己》/ 天下文化

這個中國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 作為一名中國人，會講33種漢語方言，以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古希臘等多國語言。 他曾先後任教於： 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密执安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美國各大名校； 回到清華後的他，又教授：數學、物理、 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 西洋音樂欣賞、心理學等課程。 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 哲學家、語言學家、音樂家......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 他是中國百年，都難再遇的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他就是趙元任 1892年11月3日，趙元任在天津出生了，剛一落地，還沒來得及哭上幾聲，他就差點被當做女孩紮了耳朵眼兒，原來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前請了算命的，算命的說肯定生的是個女孩，於是他的父母提前備好了針，就等着他出生。 他的母親擅長詩詞及崑曲，他的父親中過舉人，擅長吹笛，被稱為 “晚清公子”。 書香門第出才子， 他從小就“異於常人”，對各種社會和自然現象充滿好奇， 喜歡觀察、比較、琢磨背後的規律，還愛跟保姆、親戚、同學學各種方言，曾經他祖父從常州請來，一位姓陸的先生教他唸書，用的是地道的常州音。於是他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 他的聽覺特別靈敏，能在短時間內，就學會一種方言，此後終生不忘。 9歲時，他的祖父病逝，他隨着全家回到了老家常州青果巷， 在家塾二中讀書。 他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裡學會了福州話。 一般人語言能力最厲害的時候，就是幼兒時期，學什麼都快， 一旦年齡增長就沒那麼容易了。 但是他的語言能力， 從小到大都一直處於巔峰無敵的狀態。 1907年，15歲的他已會講8種方言，那時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班，當時全校270名學生中， 只有3個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從這3位同學那兒，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 有一次，他和同學們在同一桌就餐，這些同學來自五湖四海， 一頓飯下來，他就用八種方言，跟同學們挨個兒交流！ 那時的他就把學習當做趣味，因而產生了純粹的求知慾。上學對他來說，不是一件“苦差事”，反而是一項令人身心愉悅的探索之旅。 用他的話說：“最緊要好玩。 那時3年預科還沒讀完，他就報考了清華的留學官費生，考試前還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 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他名列第二，比同批考取的胡適、竺可楨等人，都要靠前許多（胡適第55名） 自然地，他就和胡適等人，一同坐船奔赴去了美國，從此，他和胡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到了美國後，進入了康奈爾大學。可是究競選擇什麼專業讓他很頭疼。老師瞭解到他語言天賦極高，推薦他選擇語言專業。 而他卻選擇主修了數學，還選修了物理學、哲學、邏輯學、音樂…… 完全和語言不沾邊。 作為一個中國留學生，他在該校的數學成績，獲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8分， 保持了多年來，康奈爾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1914年，他順理成章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到了大學四年級，教授告知他，他同時具備申請數學， 和哲學研究生獎學金的水平，結果從數學系畢業的他，又改行成為了康奈爾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 他能在文理兩科之間隨便轉換，最終玩成了大師！ 胡適對他極為欣賞： “每與人平（評）論留美人物，輒常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 而趙元任和胡適共同的朋友，韋蓮司則說：“趙元任無論在任何困境，都不會令人覺得他可憐，因為他能隨時以嬉戲的心態，從中獲得樂趣。” 留學期間的他還和周仁、秉志等人，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了科學社（後改名為中國科學社） 他們認為祖國之所以孱弱，莫過於科學不發達，並出版《科學》月刊，旨在“提倡科學，宣揚實業， 審定名詞，傳播知識” 後來他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 及其科學雜誌為模版，創辦了中國的《科學》雜誌。 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在1915年，還給他們的科學社，發來了親筆簽名的祝賀信。 23歲時，他又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選修語言學和音樂。 1918年，又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用圓規畫出哲學思想的半徑，用數學公式算出吉他的音準，用各國語言學習相對論。這就是他當時的生活寫照，同學們知道後，只能佩服不已！ 他真是無所不能，以至於他完成學業後， 康奈爾大學給他這位哲學博士，提供的教職竟是“物理學講師”！ 雖然他什麼都玩，但是唯一沒玩過的，就是愛情。 1920年，他決意回國，目的之一就是要回老家退婚。 14歲那年，他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很傷心，不願意婚姻就這樣被安排。 這一次回國，他終於退了這門婚事，拒絶的理由是“女方大兩歲”。而不久後，他就去追求比他大三歲、性格迥異的楊步偉了…… 這段婚姻可謂相當傳奇！ 楊步偉出生於南京望族，祖父是鼎鼎大名的，中國佛教協會創始人楊仁山，而她是首位留日的醫學女博士。正如她不凡的名字一樣，趙元任被她的“大丈夫”氣質所折服，他認定楊步偉就是意中人兒。 “我脾氣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橫，我比你更橫；你講理，我就比你更講理。” 這句可以做QQ簽名的話，就是出自她口，這樣的宣言，在當時可是相當地驚世駭俗啊！ 同年，趙元任開始在清華工作，教授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 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演講，他擔任羅素及其女友竇拉•勃拉克的翻譯， 間或也為約翰•杜威翻譯。 羅素的演講比杜威的難得多，內容涉及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和教育，相當廣泛，多少精通英語的才子，都無法勝任這樣的翻譯工作。 而他卻遊刃有餘， 甚至連羅素的笑話， 都能翻譯得不走樣。 而且每到一個地方， 他甚至都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 在杭州演講時，他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 去長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學會了長沙話， 等到了長沙，就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 演講結束後，還有長沙人跑去找他攀老鄉。 他給羅素做翻譯時，總拉上楊步偉。 一天，他約她一起吃飯，一見到楊步偉，就兩眼放愛心，把工作的事情忘到了火星上。猛然間一回神，不對勁，還有正事要做！便飛快地趕回了課堂。 這時的羅素一人在台上呆看著，沒法開口，惹得全體哄堂大笑，看到趙元任竟然拉著，一個女子回到教室裡。 羅素自然明白為什麼他會遲到。 只好低聲跟他抱怨：“壞人，壞人！” 為羅素當翻譯任務繁重，他乾脆就與羅素一起住。 結果，演講途中羅素忽然病倒了，需要靜養，他也就忙中偷閒，翻譯童話《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一不小心就成了一部經典。在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的中國女孩們，都搶着用“阿麗絲”做英文名。 一邊當教授，一邊當羅素的翻譯，還要談戀愛，靈感來了再創作幾首小曲，竟然還能翻譯出一部經典， 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麼多時間。 1921年6月1日，他和楊步偉步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一起到公園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再電請胡適和朱征到新家吃飯。胡、朱到後，完全不明就裡， 知道他們就是那天結的婚。晚飯後，趙元任拿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兩位做證人簽字，這就算正式完婚了。 吃完飯後，胡適一出門，就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晨報》。 這一新式婚禮，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 趙元任碰到楊步偉，可謂是兩個高級玩家湊在了一起，整個世界在他們眼裡都是場遊戲。 兩人新婚後，趙元任要去美國，在哈佛哲學系做講師，開設哲學和中國語言兩門課程。 他們乘船去美國的途中，十分無聊，便決定下圍棋解悶。 因船上沒有棋子，他們就向船伕要了兩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麥子，可以分黑白二色，當棋子用。 看來天性好玩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找得到樂趣。 而一個嘻嘻哈哈的爹、一個大大咧咧的媽，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女兒。 並且四個女兒全部名校畢業，成了教授： 大女兒趙如蘭，拉德克利夫學院中國音樂博士，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女兒趙新那，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系， 後成為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授； 三女兒趙來思，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研究所，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出版過包括兒童讀物在內的23本書； 四女兒趙小中，畢業於康奈爾大學，主修物理，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而三個女婿也是教授（四女離異）： 大女婿卞學鐄是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 二女婿黃培雲是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 三女婿波岡維作是華盛頓大學教授。 趙元任自己在玩中學成了大家，教育孩子自然也嘻嘻哈哈，他經常和女兒們打鬧玩耍，還會根據遊戲場景隨口編歌、譜曲，邊唱邊鬧。他為女兒們寫了很多歌，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音樂作品。 除了音樂，他還每晚都給女兒讀英文小說，一天一段。 對此，朋友韋蓮司總結說：“說到孩子，我總覺得世間，最忽略的資源就是嬉戲， 要能夠在社會上撐得住，沒有比嬉戲更重要了。不是指聲色犬馬，或神經兮兮的尋樂，而是真正輕鬆忘我地，讓想像力奔馳，表現自己另外的一面。”快樂父母勝於模範父母，你是誰你的孩子就是誰。 所以，趙家“一門四鳳”絶不是偶然， 而是教育的成果。 而他雖是大學問家，卻和他的好朋友胡適一樣，都是出了名地怕老婆。 他不否認自己懼內， 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有一次胡適直接問楊步偉，平時在家裡誰說了算？她很謙虛地說：“我在小家庭裡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 但馬上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啊！ 在美國待了四年後， 趙元任還是最終決定回清華，要幫助祖國去培養優秀人才。 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看到他的簡歷後，二話不說，就給他安排了：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 光聽到這些課程名， 很多人一定已經頭疼到不行了，而他卻能隨時切換大腦模式。 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後來他四處亂跑：當了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耶魯大學訪問教授、還編了《漢英大辭典》、被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又去密执安大學當了語言學教授。 55歲的時候，終於跑不動了，就一直留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當語言學教授。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 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事業， 他說：“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 他很早就彰顯過許多過人的絶活。 他的絶活之一， 就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 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從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由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 最後入山海關返京。 這趟“旅行”遍及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他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當地名勝和土貨特產。一口氣能說上近一小時， 聽者無不捧腹不止。 他最“好玩兒”的演講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發音朗讀，並錄下音來，等到把這段錄音再倒過來放時，聽眾聽到的是純正的英語發音，這足以讓人目瞪口呆。 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他是自己的老鄉。 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 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 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 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雖然他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但是也沒有放棄其他的愛好，比如說：音樂。他精通多種樂器，畢生與鋼琴為伴。一生創作過百餘件音樂作品， 包括聲樂和器樂。 而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學的先驅，他留下了許多流傳至今的歌曲。 1926年創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寶庫中，一首經典的藝術歌曲。 他也是近現代身體力行、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吟誦第一人， 對中國傳統吟誦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盛讚他：“替我國音樂界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並說：“趙先生的這本歌集出世之後，教我們不能不稱呼他‘中國的舒伯特’。” 他常隨手取身邊的小東西作樂器。一次，趙家宴客，飯罷，他拿起一根筷子，敲擊盤子和碗，分別敲出do、re、mi、fa、so…的音來，可敲來敲去，就是差一個音敲不出，後來抬頭看見玻璃燈罩，靈機一動，取下來敲了一下，正好補上了這個缺的音，大家全樂了。 以後每逢家宴，他就給大家表演這一手。 1945年，抗戰勝利， 身在美國的趙元任一家，從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 二戰結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們開始做回國的準備。 但是，1946年夏，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發電報催趙元任從美國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 這個請求把趙元任給嚇着了，趙元任回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不僅南京中央大學， 清華大學等名校在這期間，都先後找他當校長。 他一再推辭無效，便不敢回國了。 他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 他是個純粹的學者， 安身立命之所是學問，而不是官職。 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適合當校長，也害怕繁雜的行政事。 愛玩的趙元任夫婦，不願意被官職束縛， 也不喜歡長居一地 ， 不光做好學問，遊山玩水，賞星看月，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光黃山，他們就去了好幾次，歐美大陸，也漫遊了四次。楊步偉八十歲的時候，夫妻倆還駕車去歐洲遊玩呢。 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趙元任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嫻熟。僅僅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 人們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 語言學家王力評價他：“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 美國語言學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趙先生永遠不會錯”。 語言學家陳原說： “趙元任，趙元任， 在我青少年時代， 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摯愛已去，他對人間便再無眷戀，次年2月24日，趙元任就追隨夫人楊步偉，也離開了人世間，飛往天國尋日思夜想的她去了，天生快活之人，就連離去也是瀟灑俐落，而這一天，竟是二十年前胡適辭世的日子。 趙元任一生會講33種方言，會說英、法、德、日、俄、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 他自己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 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 他曾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 好玩兒，僅僅三個字，背後卻藏着說不完的深意。 專注喜歡的東西，並且能不斷為之探索的人就是強者。有興趣沒才能的堅持是孤擲痴迷，有興趣有才能的堅持是天賜使命。 而趙元任就是後者， 他窮極一生，快活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 活得無牽無掛，不悔不恨，最終因“好玩兒”三個字，顛覆了整個世界。

我認為這是一篇好文章與你分享！作者過了九十大壽的人，經歷了人生天地間所有的上上下下，如此寬廣深厚透徹的領悟，有幸讀到此文，感恩！感恩！ 我可以稱台灣中國人——趙無任《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台灣選舉系列評論》代序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星雲，民國十六年出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十二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中失蹤，尋父不着，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十二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十二年，在台灣住了六十六年了，我即將九十歲。 回想民國三十八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閱讀到此文，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六十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可愛的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無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那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大家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箇中華地球人了。 正如我的先賢唐朝揚州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山川異域，日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我對我們的手足同胞也是一樣，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希望來生再結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緣分。 六十六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遇見了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六十六歲以下的人，能瞭解我一同跟台灣成長的心情嗎？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之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六十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我的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講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箇中國人的心情熱愛我們的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可見政黨還是有其可愛的一面。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一九五一年花蓮大地震、一九五九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苦難人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營養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為原住民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之間，我一向主張要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 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這麼喜愛台灣，認為台灣是我的，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