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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謠-小皮球香焦油

小時候 軍,公,教 村子的小朋友,邊跳繩邊唱的一首歌 ...歌詞活潑,旋率優美,發思古之幽情 ...

「小皮球。香蕉油」童謠的故事:

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這是有名的跳繩童謠)。

很多人好奇這些數字怎麼那麼怪,不連續?其實這首童謠是有典故的。

這首童謠是描述台灣1960年代的國家經濟狀況,當時國家大力推行出口產業,進而帶動台灣的經濟快速成長。

「小皮球」指的是台灣的橡膠產業,1950年代以前台灣沒有太多塑膠製品,1957年,台塑公司在高雄設廠,開啟了塑膠原料PVC(聚氯乙烯)的生產,隔年成立南亞塑膠加工廠,但在1960年代以前還在起步階段。1960年代後半,台灣的石化產業進入了起飛的階段。1968年中油公司成立第一座輕油裂解廠(一輕),1970年代,石油化學工業更列為政府推動的十大建設之一。

而「香蕉油」指的當然是以香蕉為主的台灣農產品。1930年代輝煌的臺灣香蕉產業,到了1960年代外銷量曾高居世界第四,外銷日本更佔了他們近九成的市佔率。

所以當時輕、農工業遍布全省(稱為「滿地開花」),製造業的平均成長率高達20.1%(二十一),逐年一路成長到25.6%、25.7%,28%、29%,最後最高來到31%。所以才會有這首童謠(當然數字的編排也是為了押韻):

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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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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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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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雷還會位移? 一個小老百姓的憤怒 1997年,在浙江溫州,遇到一位國軍退役返鄉探親的陳姓老軍官,當他知道我是馬祖東引人時,一臉歉疚又有些顫抖的聲音說;服役時專門從事負責埋設地雷的工作。金門、馬祖、東引,所有的前線外島埋下的地雷,全是他的部隊所為。雖然是執行命令,卻讓他終身難以原諒自己,追悔莫及。因為造成的傷害,是永遠無法消除的。尤其有了宗教信仰之後,心中的罪惡感,愈加強烈。 老先生告訴我,佈下地雷是會不斷位移的。只要一場雨,一次颱風,地雷就移位,不知道遛到那裡去?當初佈雷的圖紙,根本形同廢紙。想要拆除乾淨埋下的地雷,那是永遠辦不到的。 埋在金門、馬祖、東引等地的地雷,到底炸死了幾個來犯的共產黨解放軍?不知道。可以確定的,踩地雷被炸死的國軍官兵和老百姓,絕對比敵人多得多多。 民國四十六、七年,政工幹校(現今的政戰學校)畢業的軍官,四十九人被派到反共救國軍駐地的東引島。這一期的年輕政工軍官,陸陸續續還能活著輪調返回台灣的,不足三十人。 三分之一未能活著離開的,好幾位是踩到地雷被炸死。血肉横飛的屍塊,還被士兵當作被炸死的山羊,給吃了。 這些年輕軍官,全都是受過完整軍事訓練,仍不免誤踩地雷身亡。何況一般的平民百姓? 政府宣佈要花費1.8億美元購買14套M136『火山』(Volcano)佈雷系統,將在台灣埋下一萬三千四百四十顆地雷。 這套地雷系統是最先進的塑膠地雷,迥異於舊式的金屬製地雷,可以用探測器掃到一些軌跡。舊式的地雷埋在地下,數十年難以消除。金門、馬祖、東引,近年來做過多次的排雷作業,至今仍有許多的雷區存在。 塑膠地雷,不會鏽蝕。而且,經歷風雨、泥石流之後位移,根本就找不到它在那裡,埋下了就永遠存在。 千萬不要告訴我,現今有新方法,新技術可以克服,可找到全部埋在地下的地雷。因為,會腐蝕的舊地雷迄今仍無法清除乾淨。 越戰時期,美軍為了查找北越軍的地道、遊擊隊,灑下『孟山都』這家邪惡企業生產的除草劑。至今,使得越南產生了無數的畸形兒,以及土地永久的破壞。越南栽種的農產品、茶葉……台灣人沒有人敢吃、敢喝。除草劑和地雷,同理相通,貽害百年以上。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經常游泳。一下水,一千公尺以上,毫不疲倦。都以為我生長在東引海島,四週都是大海,游泳是從小就應該會的。孰不知,我十五歲之前,根本不會游泳。學會游泳,還是在基隆中學讀高中時,體育課被逼學會的。 在東引出生成長,只有在六歲之前,曾經由父親帶領下過海。民國四十四年(1955)部隊到了東引之後,漫山遍野佈雷,山上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去了。所有的海邊,都有衛兵,漁民出海捕魚都受到限制,更何況去海邊戲水、游泳。 十一歲(1960),離開家鄉,去馬祖南竿島讀初中。記憶中,除了村子裡,和南竿的幾條馬路,什麼地方都沒去過。到處都是部隊防區,軍事禁地、雷區,都去不得。 初中畢業,到台灣唸高中之前,對自己的家鄉東引,和讀初中的馬祖南竿,是極其陌生的。甚至,緊臨的東引的西引島,還是在二十幾年後中柱橋建成,才有機會去看上一眼。 台灣人,有幾人知道?一旦佈下了地雷,就成了禁地、荒地、絕境,誰也別想跨足。除非你不要命,不想活了。 露營、野炊、郊遊、海邊游泳、潛水、戲水、衝浪、春吶……全都別想了。走到海邊、山崖,你不知道下一步會不會踩到地雷? 現在,金門、馬祖都解除戒嚴了,很多的台灣朋友去觀光、旅遊,馬祖看藍眼淚,更是風起雲湧般的熱鬧。你們可知道,有許多你們來不及踏足的地方,依然豎著雷區的標誌。如果你不小心亂跑,誤入雷區,必定小命不保。 你們可曾想過?台灣一旦佈下一萬多顆地雷(將來還可能更多),可憐的台灣人呀!不僅所有的佈雷的海邊和山區平台,你們都去不得了。甚至所有的海邊、山區(可能敵軍會空降的平台),都沒有人敢去。因為,佈雷的目的是要炸敵方坦克車,登陸部隊、空降傘兵。為了不讓敵軍知道那裡有地雷,絕不會告訴你,那塊地,那個區域有地雷埋設。 到那時,全台灣的人,不論山崖、水湄,哪兒都別想去了。 已年逾古稀的我,五歲經歷過槍戰,六歲挨了炸彈,初中(現在叫國中)二年級面臨大戰將啟,連夜挖戰壕,學校關閉,學業中止,所有學生考完第二次月考,全部回家,等候開學通知。 戰備、戒嚴、男女青少年服民防役,農民種地範圍縮減,漁民捕魚區域、時間,全都受到限制。生活日漸困難的馬祖人,紛紛携家帶眷外逃,如同現今的伊朗、阿富汗、烏克蘭的難民一樣。許多村莊十室九空,剩下老弱病殘,守著殘破的家園。 當年,金門『難民』因為方言就是閩南語,來到台灣,能夠融入台灣的各行各業。 而多數的馬祖人說的是閩東福州話,甚至不會說普通話國語。集體外逃到桃園,進入成衣廠當廉價勞工。只是因為某些成衣廠老闆是閩東人說福州話,招來了許多的馬祖『難民』。 台灣一旦佈滿地雷,到處是雷區,出行受限,舉步維艱。進入戰爭狀態後,國內外觀光旅遊業立即消亡,人們的生活進入無盡的黑暗期,時刻面臨死亡的威脅。四週是大海的台灣,新『難民』們往何處逃竄? 台灣即將萬劫不復呀! 仲介,販賣地雷的軍火商,及所有軍政官員。只要有一絲良知尚存,都不該作美國人的走狗,殘害2300萬的同胞。當你們俯從美國人指示埋設邪惡地雷的那一刻…… 你們將斷子絕孫,不得好死! 這是我衷心的詛咒。 恭請大家齊心協力,共同發出萬千詛咒,讓那些埋設地雷的邪惡軍政官員、政客,早日遭到報應,免得留在世上,禍害人間。 張龍光2023.01.12 本文歡迎廣傳、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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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商業周刊 為何吃牛肉會奪命?揭開美國牛飼養秘辛撰文者:楊少強 美國牛不是吃草的,而是吃大量玉米、及抗生素養出來的,這種違反自然的飼養方式,造成了許多禍患。 這是去年十月初,《紐約時報》(NewYorkTimes)所披露的真實故事: 二十二歲的史蒂芬妮(StephanieSmith)是位美國的兒童舞蹈老師,正值荳蔻年華的她,有天突然覺得胃痛,一開始這股疼痛和痙攣還能忍受,她不以為意。 然而沒多久,她開始出現「出血性腹瀉」,之後,腎臟失去功能。身體無時無刻的抽搐,使得醫生在接下來九週不得不讓她昏迷。史蒂芬妮醒來後,發現她再也不能走路,她的神經系統已受損,下半身癱瘓。 美國明尼蘇達州官員追查史蒂芬妮的病源,發現是來自一種學名叫O157:H7的「出血性大腸桿菌」,而這種大腸桿菌,則是來自史蒂芬妮某次晚餐,吃的漢堡裡的牛絞肉。 史蒂芬妮吃的牛絞肉,是美國四大肉品商之一的「嘉吉」(Cargill)所製造的,這份牛絞肉還被選為「美國廚師牛肉餐首選」,據《紐約時報》調查發現,「嘉吉」只仰賴供應商做細菌檢測,自己並未進行檢驗。 這個故事,與你無關?那麼接下來的事實,或許會大大拉近身在台灣的你我和史蒂芬妮間的距離。 十月底,台灣政府決定,開放進口史蒂芬妮吃的美國牛絞肉,而且在開放進口的美國肉商裡,很巧,也有「嘉吉」! 當然,「嘉吉」不是黑心廠商,故意製造有毒食品來害人,但「嘉吉」與史蒂芬妮的案例,卻是美國牛肉令人心有疑慮的縮影。 危機一:大量餵食玉米飼料養殖牛免疫系統差,引發肝膿腫 看看最近的例子──今年十一月二日,美國疾病預防暨管制中心(CDC)證實,已有兩人可能因食用「帶有大腸桿菌的牛絞肉」死亡,美國肉商宣布回收五十四萬磅的牛絞肉。從一九九○年代至今,美國也出現過好幾次因民眾吃下牛絞肉,感染O157:H7(出血性大腸桿菌)而致病、甚至送命的案例。 為什麼吃個美國牛肉也會吃到身體癱瘓,甚至送命?這一切都要從美國獨步全球的大規模飼養畜牧業說起。 從一九五○年代中期起,美國在堪薩斯州的西部,建立起第一座大型養殖場,此後,這些大規模動物養殖場不斷在美國中西部蔓延。這種養殖場被稱為「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CAFO),和傳統的農莊或牧場完全不同。 「牛」,就是這些「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的主角,這些牛不像人們過去印象中,漫步在藍天白雲下,優閒的吃著牧草的天然動物──牠們全是用各種人工飼料,在牛槽裡養出來的,而這些牛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玉米。 玉米,則是自然界裡,將陽光、化學肥料轉化成碳水化合物效率最高的轉換器。包括愛荷華州的美國中西部大平原一帶,都大量種植這類作物,一九二○年代時,美國玉米平均單位產量是每公頃五十蒲式耳(一蒲式耳約三十五公升),如今平均產量是當時的十倍,原因除了耕地引進機械化外,也和美國政府鼓勵農民多種玉米,提供補貼有關。 然而,因為供過於求,玉米價格始終低於生產成本,這些過剩玉米在人類市場無法消化,卻在動物的胃裡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美國大規模飼養的牛隻,就這樣開始吃起了玉米。牛,天生是吃草的,但吃草的牛,卻完全不適合美國大規模養殖的畜牧業,原因就是「效率」:以牧草養出的「天然牛」,比起吃玉米的「人工牛」,要花更久時間,才能達到宰殺製成肉品的重量標準。 美國柏克萊大學新聞學教授波倫(MichaelPollan),在他被《紐約時報》評為「二○○六年十大好書」的著作《到底要吃什麼?》(TheOmnivore'sDilemma)中寫著:一九五○年代時,美國養殖場剛出生的牛要兩到三年才能宰殺,如今讓一頭剛出生的牛達到同樣重量標準可屠宰,只要花十四到十六個月。 要怎麼讓一頭牛在十四到十六個月內,就從出生時的三十多公斤,迅速成長到五百多公斤可供宰殺呢?答案就是大量餵食玉米飼料。因為玉米是一種密集的熱量來源,讓牛大量吃玉米,可以讓牠們快速增重,也會讓肉質上的油花分布更佳、更有風味。 但這種吃起來美味的牛肉,卻明顯的不利於人體健康,因為和其他用牧草為食的畜牧動物比起來,這種牛肉含有太多的飽和脂肪(心血管疾病的原凶),及太少的非飽和脂肪(omega-3,這是人體健康必需的)。 更重要的是,天生吃草的牛,牠的胃和人類不同:「天然牛」的胃,酸鹼值本是中性的,不像人的胃是酸性的。但在被密集餵食玉米後的「人工牛」,胃卻開始變酸,牛隻也會出現心絞痛,或是免疫系統減弱等徵兆,牛群也很容易受到各種疾病侵襲。 隨著時間經過,這種酸性會腐蝕牛的胃壁,細菌會因此進入牛的血液中,這些細菌最後會囤積在牛的肝臟,造成膿腫,肝臟的功能也因此被破壞。根據波倫所引述的數據:有一五%至三○%的美國養殖場肉牛有肝膿腫,某些養殖場甚至高達七○%。 危機二:飼料裡添加抗生素牛隻腸道內產生致命抗藥性細菌 要怎麼讓這些病懨懨的牛增加對疾病的抵抗力呢?很簡單──餵牠們吃抗生素! 美國出售的抗生素裡,絕大多數最終用途都是加在動物飼料裡。造成的結果,如《到底要吃什麼?》一書稱,就是養出各種新型具抗藥性的細菌。 這些隨著玉米吃下牛肚的抗生素,如果有些細菌沒被殺死,就會演化出具抗藥性的細菌,它們會在牛的腸道中,或是存在死亡時身上任何一塊部位。波倫寫道:「總有一天,我們(吃下這些牛肉)會感染到這些細菌,而它們也將可以抵抗我們用來治療感染的藥物。」 這些細菌當中,就包括了史蒂芬妮故事裡的主角──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這種大腸桿菌在一九八○年代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如今美國養殖場的牛隻裡,有四○%其腸道中有這種細菌。這種細菌只要十隻細菌進入人體內,就會造成致命感染。它們製造出的毒素,可以破壞人的腎臟。 本來在牛腸道中的那些細菌,即使進入人體的胃裡,也會耐不住強酸而死亡,因為這些細菌原本的演化環境,是酸鹼值為中性的牛胃。但是以玉米餵養的牛隻,胃已經變酸,和人的胃差不多,因此在這種新環境下演化出的新型大腸桿菌──包括讓史蒂芬妮癱瘓的O157:H7,就可安然穿過人類的胃酸,置人類於死地。 這種美式養殖場培育出的美國牛,其威脅還不只是出血性大腸桿菌而已,還有近來台灣人耳熟能詳的狂牛病。 危機三:用動物性蛋白質餵食從雞隻萃取羽毛粉,讓牛快速成長 美國養殖場餵食牛隻,除了玉米外,還大量餵食動物性蛋白質,以期讓牛快速成長,過去甚至還把從別的牛身上萃取出的蛋白質,再用來餵養牛。 這種「牛吃牛」的餵養方式,本來沒人覺得有問題,直到科學家發現這種餵養方式會傳染「牛海綿狀腦病」(BSE),也就是一般人所知的「狂牛病」,而人們在吃下這些牛後,很有可能會出現和牛一樣的大腦病變──俗稱「新型庫賈氏病」(vCJD)後,才發覺這種餵食方式事態嚴重。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已在一九九七年明令規定,不得再用牛骨粉(bonemeal)等從牛萃取出的蛋白質用來餵食養殖場的牛,可是法律規定「牛」雖然不能吃「牛」,卻沒規定「牛」不能吃「雞」,只要不是從牛身上萃取的蛋白質──例如,從雞萃取出的羽毛粉(feathermeal),就可以避開官方規定,用來餵食牛。 而從牛身上萃取出的牛骨粉,也可以用來養雞、豬或魚。所以繞了一圈:用牛骨粉餵出來的雞或魚,再用來餵牛,最後還是「牛吃牛」。 危機四:人工屠宰增加感染風險檢測如杯水車薪,九五%肉品沒抽檢 這種餵食方式的危險性在於:導致牛隻罹患「狂牛病」、人類罹患「新型庫賈氏病」的病源──異常普利昂蛋白(PrPsc),可能會這樣從牛──雞(或是豬或魚)──牛身上繼續流傳,最後還是可能被人類吃下肚去。 不過學界的研究顯示,「異常普利昂蛋白」會殘留在牛的大腦、神經組織、脊髓及迴腸中,但肉品是否會受到污染,卻要看屠宰時這些殘渣是否會濺到肉品上。如果能夠把這些屠宰器具用蒸氣或高壓水柱清除掉,是可以降低肉品感染的風險,因此屠宰場的清潔是相當重要的。 然而美國的屠宰場中,牛的內臟主要還是以人工方式取出,據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西洛瑟(EricSchlosser),在他的調查著作《速食的恐怖真相》(ChewOnThis)一書所述:在生產線上,工人每小時要清除六十頭牛的內臟,技術不純熟的工人可能會讓有大量細菌的胃液噴到肉品上。而且刀子原本幾分鐘都要消毒一次,但因為生產速度過快,許多工人都省略這個步驟,「想想看,一把污染的刀子會散播多少細菌。」 如果美國官方單位對這些可能引起風險的牛肉嚴格監測,或許問題還不大,但實際上官方單位對這些檢測卻是杯水車薪──據今年十一月四日《自由時報》引述,曾經任職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的台北醫學大學國際衛生講座教授陳重信的說法,他在FDA時就是擔任肉品檢查工作,由於市面上肉品來源太多,「只能抽檢五%」,其他九五%都沒有抽檢。 危機五:牛絞肉品來源難管控一頭牛染病,恐污染幾百萬公斤牛肉 史蒂芬妮的案例,和不久之前,有兩個人因吃下含有O157:H7出血性大腸桿菌的牛絞肉而死亡的案例,並非美國首見。一九九三年一月,西雅圖一家醫院發現,許多就診兒童出現腹瀉,且排泄物有血絲,有些兒童的腎臟甚至已受損,衛生管理人員發現這些兒童都在同一家速食店吃過漢堡,而漢堡裡的牛肉餅正是元凶,檢驗後發現牛肉餅裡正是含有「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 雖然該連鎖店立刻回收所有牛絞肉,但已有四個州、約七百名消費者因此而生病,其中有兩百名住院,絕大多數是兒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時,一名六歲孩童吃了漢堡而感染O157:H7,不到一個月就喪命。 過去美國製造這種漢堡中的牛絞肉,是用肉商賣剩的碎肉所製成,牛肉取自當地,絞肉也只賣給當地消費者,但如今一家大型的美國現代化絞肉工廠,一天可生產四十五萬公斤以上的牛絞肉,其製造方法則是混合好幾隻來源不同的牛,來製造出大量牛絞肉。 西洛瑟形容:「只要一頭牛感染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就可能污染幾百萬公斤的牛肉。」 史蒂芬妮案例中的肉商「嘉吉」,就是用這種方式製造牛絞肉,據《紐約時報》調查,該肉商所用的肉源來自各地不同屠宰場,從美國的內布拉斯加州、德州,到南美洲的烏拉圭等,用這種不同來源的肉所製成的牛絞肉,會比用整塊牛肉的生產成本少二五%。 《紐約時報》稱,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遭到出血性大腸桿菌侵襲,最大禍首就是漢堡。光過去三年,美國就有十六起吃下被污染的牛絞肉,感染這種出血性大腸桿菌的案例──包括腰部以下癱瘓、如今只能躺在床上的史蒂芬妮。 或許你要問,難道全世界只有美國牛是這樣養的嗎? 前財政部關稅總局長俞邵武,就曾比較過澳洲牛與美國牛的差距:「澳洲牛吃的食物是牧草;美國牛吃的食物是玉米。」此外,澳洲牛多是用放牧方式,不像美國是用圈養方式:一個圍欄擠了許多牛。另外,像阿根廷的牛,也多是吃牧草。至於美國仍餵食牛隻抗生素,美國每年有七○%的抗生素用在包括牛等農場動物身上,歐盟則已經明令禁止餵牛時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 史蒂芬妮如今住在母親家裡,正在接受物理治療,其中醫藥費用由「嘉吉」負責支付──這是該公司預期會有法律賠償所採取的對策。 史蒂芬妮的腎臟仍極有可能保不住,她還在重新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而且還得努力調適自己的憤怒情緒,醫生說史蒂芬妮此生「很有可能再也無法走路了。」 雖然史蒂芬妮對這種出血性大腸桿菌的反應屬於極端案例,但《紐約時報》仍稱,美國的牛肉檢驗系統及肉品本身,都沒有消費者所想像的那麼安全,吃牛絞肉「仍然像是一場豪賭」。 如今,美國牛絞肉就要大舉登台了!台灣人,準備好要來「賭」一把了嗎? 延伸閱讀》台灣開放,美州長笑稱:賺很大! 要知道台灣對美國牛肉的「貢獻」,以下這個例子最清楚。 今年十月下旬,全美國第三大肉品出口州──堪薩斯州(Kansas)州長帕金森(MarkParkinson),來台與總統馬英九會面。十月二十八日,帕金森對美國媒體稱,由於美方提供的「投入」(input)很有幫助,馬總統將開放牛肉;他還說,這不只對堪薩斯州,「對全美國來說,這都是筆巨大(terrific)的利益。」 去年,台灣總共向美國採購了約一億三千萬美元的牛肉產品,以每人平均消費的農產品數量來看,台灣是美國農產品第二大消費市場。最近台灣才剛同意向美國採購價值四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小麥──其中大部分來自堪薩斯州。 包括全美肉品出口聯盟(U.SMeatExportFederation)等三大肉品商協會的主席森(PhilipM.Seng)等人,也在台灣宣布對美國牛肉解禁後,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美國農業部部長,信中宣稱,美國牛肉出口商出口年齡三十個月以下牛肉到台灣,「只是一個過渡性措施」「這是為確保未來有秩序的完全開放市場。」而且「美國牛肉出口商都深信,不管牛年齡大小,所有美國牛肉及產品全都是安全的。」 在另一封美國肉品協會(AmericanMeatInstitute)主席寫給美國農業部部長的信中,更宣稱他們的目標是「台灣對美國牛肉及產品完全開放。」「我們將和美國及台灣當局密切合作,以盡快達成此目標。」 對照起台灣的衛生署長楊志良說,美國賣牛肉給台灣,還得「委屈」被台灣「挑三揀四」,誰說台灣不是美國最堅強的盟友呢? 延伸閱讀:官方回應(文/林瑩秋) 美國肉類出口協會駐華辦事處長吳秋衡指出,美國一年生產一千三百萬噸的牛肉,其中自己吃掉一千二百萬噸,賣到台灣來的,只有二.七萬噸,所以美國吃的牛和台灣吃的牛沒有不同。 除了有一種精挑的「價值牛」,專做高級料理用,這種牛在第六個月到八個月換奶,然後在第十二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給牠們吃玉米穀物,都是為了改變體質,讓肉質更鮮美,變成頂級食材。 對這種「價值牛」,台灣展現極高消費能力,很受美國重視。 針對美國女孩吃了被出血性大腸桿菌污染的漢堡,從此癱瘓一事,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彭明興科長表示,牛肉在加工過程中很容易被大腸桿菌污染,美國每年都有很多個案,一出事就整批牛肉退回,官方很頭痛,全因美國人吃牛肉不完全煮熟的習慣。彭明興說,只要把牛肉煮熟,就能殺死大腸桿菌,台灣人多吃熟食,應該可以放心。 至於肉商「嘉吉」,至本刊截稿為止,對此事沒有任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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