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和你講下哦，老師這邊減肥所有的成分材料是日本進口的，只是我們和大陸廠家有合作關係的，並且產品銷往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所以你看到包裝統一使用中英日文樣式 但是我們的產品成分就是日本啦，還有就是我們院長是跟吳宗憲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有跟吳宗憲簽訂協議可以拿到吳宗憲的配方並且可以使用他的肖像進行宣傳的，我們這邊還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身體情況來專門一對一搭配定製成分比例，一人一方針對性改善效果的，清楚嗎？

好的，怕您誤會要跟您講下，因為我們的材料都是從日本進口過來的，都是一人一方，外包裝這邊是無法做到一人一個的，所以外包裝都是統一拜託大陸廠家訂製的，因此外包裝會是大陸簡體字的哦，但是外包裝跟裡面的材料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全部都是屬於日本進口材料

💚 臺灣啊，你是上帝疼痛的海島 作者：台大教授 張文亮 「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以賽亞書四十二：10) 臺灣不是一個島，而是太平洋大陸棚邊緣，日本千島群島弧與菲律賓呂宋島弧中間的群島。群島是由最大的島嶼「臺灣」，與澎湖、鼻頭角、蘭嶼、龜山、火燒、紅頭嶼等84座島嶼所組成，總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 獨特的地理位置 這些島嶼與大陸福建相對，但是幾千年來，以黃河文化為主體的大陸，認為那孤懸外海的島嶼，不過是化外之民、落後的地方、蠻族的住處、海盜的居所，是巴望大陸皇帝垂憐施恩的一群賤民。 真的是這樣嗎？ 最早認識臺灣重要性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西班牙人。十五世紀初期，西班牙的探險家縱橫四海，他們早就發現，若以臺灣為中心，北到日本橫濱的距離，與南到菲律賓馬尼拉的距離相等，再延展範圍，北到俄國海參威，南到新加坡的距離幾乎一致。原來臺灣是亞洲沿海地理位置的中間點，是東太平洋接觸大陸沿海諸港的門戶。 西班牙人對臺灣的影響 1626年，西班牙人前來北臺灣，占據淡水，固然一時訝異於這島嶼的美、生物相的豐富、原住民的純樸；可惜心中覬覦的，還是島上的黃金、可製炸藥的硫磺，與能賣錢的茶葉，因此西班牙人在淡水附近開採黃金，在大屯山上採硫磺，並在坪林伐木種植茶葉。 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設立港口，期待成為馬尼拉與日本貿易的中繼站，卻引起了荷蘭的緊張。荷蘭基於國際海上貿易的競爭，唯恐影響與日本、中國間的貿易，因此於1642年圍攻淡水城，將西班牙人驅離臺灣。 上帝對臺灣的保守，常是經歷了許多外來的破壞，卻總是留下值得讚美的可愛。西班牙開發了「淡水」港，成為進出臺灣的門戶；開發了山坡地的茶園，使「茶葉」成為臺灣北部丘陵地的主要作物。 荷蘭人對臺灣的經營 荷蘭曾被西班牙管轄，1579年獨立後，反成西班牙競爭的對手。1602年，荷蘭在亞洲成立「東印度公司」，經營在亞洲的貿易權。荷蘭人也很早就知道臺灣的特殊性，在1624年前來南臺灣，在臺南鹿耳門登陸，與附近的漢人與平埔族人爭戰，逐漸統轄臺灣西部臺南到彰化之間的廣大平原。荷蘭是世界著名的農業與花卉國家，雖然將臺灣視為殖民地，收取許多稅金，卻給臺灣帶來農業技術，奠定了臺灣的農業基礎，發展出日後有別於大陸的農業特色。 例如荷蘭人為臺灣帶來種植甘蔗與榨汁製糖的技術，如今嘉義以南一片又一片的甘蔗田，是荷蘭人留下的功績。荷蘭人選種甘蔗，是影響臺灣深遠的正確判斷。嘉義以南廣大的平原經常缺水，甘蔗是耐旱的作物，土地愈旱，甘蔗愈甜；海風很強，甘蔗密集生長，根系又深，抓地力強，還可以為人擋下海風；土壤貧瘠，甘蔗需要的是排水良好的沙土地，能在貧瘠地區生長良好。 迫害的再臨 此外，荷蘭還在臺南沿海低窪區教人養殖虱目魚，在山坡地種植增加穩定水土的銀合歡，為花園引進蜜源植物馬纓丹與含羞草，為果園引進芒果、釋迦與蕃茄，為農地引進豌豆（又稱荷蘭豆）、胡椒、蔥、薄荷、高麗菜與蕃薯。 荷蘭的宣教士在臺南地區還帶領約5,900位平埔族人信耶穌，並為他們設立學校與神學院，也為臺灣畫下第一張準確性高的地圖。 可惜，1661年，鄭成功自中國帶領十萬個士兵前來，毀去所有學校與神學院，殺光基督徒，還將宣教士的孩子分給將領為奴隸。動刀的一定會被刀所滅，22年後，滿清政府滅了鄭氏王朝。 臺灣人的標誌 此後，約有十萬的漢人隨著軍隊湧入，先是泉州人，後是漳州人。泉州人與漳州人多次械鬥，死傷眾多。而後客家人來，泉州人與漳州人聯合，驅趕客家人。 1662年到1895年期間，臺灣大小械鬥不斷，幾乎是三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導致死傷無數、田園破壞、鄉舍塌毀，加上颱風、水災、旱災、地震連連，漢人大量墾地種稻，但稻田水流遲緩時，容易成為瘧蚊與鼠疫滋生的場所。從此天災與人禍連連，臺灣人的生命深處深深烙印一個標誌——「不平安」。 因著不平安，臺灣人出海怕沉船、出外怕瘴癘、蓋屋怕路衝、婚喪喜慶怕忌諱、蓋墳怕風水、祭祀怕冒犯，生死都不得安寧。百姓需要討好各路的神明，敬拜各樣的偶像，祭祀各式的鬼魂。這也影響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的發展，神鬼既然可以「賄賂」，人更可以用金錢、色情來打通，結果產生了臺灣人好賄賂、好賭、好鬥與好色的習性。 福音的腳踪 上帝沒有放棄這個島嶼。臺灣人心改變的契機，由黑暗看到光明，是清朝末年，外國宣教士不斷的前來，1865年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1871年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1872年馬偕（George L. Mackay, 1844~1900）、1875年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1895年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等福音的使者，像一粒又一粒的種子埋在這裡，並將福音傳到臺灣各鄉鎮，從此臺灣人才開始擁有真正的平安――「耶穌的救贖」。 宣教士們有著屬天的樂觀，因著信，將臺灣轉換為福音能夠發芽生長的所在，例如馬偕就寫道，臺灣人在聽信福音上，有四個特點： 1. 臺灣人的學習慾望強，學習慾望高的人，常成為最先信耶穌的一群人。所以將文化、科學轉化為教育材料時，可以將福音放入。 2. 臺灣人尊重以身作則的人。傳福音的人必須先贏得聽眾的尊敬，臺灣人才聽得進。所以傳福音的人所受的教育，或從事有益於人的職業，能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3. 臺灣人較聽得進臺灣事，有效率的工人收割禾場，懂得用正確的鐮刀與合宜的畚箕。因此，需要有智慧地了解臺灣的文化、種植、食物、地理、地質、動物、音樂、氣候、習俗、社會等，以臺灣本土的材料，作為傳福音的素材。 4. 臺灣人聽得進朋友的話，有熱忱融入一般人的生活，就能讓臺灣人接受福音。但要保持自身的潔淨，不同流合污。 原住民福音的復興 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占領臺灣，給臺灣帶來數十萬人的傷亡。尤其持續與原住民爭戰，封鎖山區，不讓外人進入。沒想到上帝藉著太魯閣族的基督徒姬望，將福音傳給原住民。迄今，原住民仍是臺灣基督徒比率最高的族群。 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地區或島嶼，有像臺灣這麼多樣、多種的原住民，使臺灣更具文化的多樣。目前人類考古學還無法確定臺灣原住民的來源，是南海島嶼的居民在不同時間前來形成不同的族別，還是由臺灣分散到南海各島嶼。原住民使臺灣人的血源更多樣，長期的通婚生子，使臺灣人的血緣漸與大陸的漢人迥別。在上帝的救恩中，不同種族共享同一救恩之源，在基督裡合一。 日據的年代 日本據臺期間，帶來工業化，開發大型的烏山頭水庫，建造桃園大圳，引入西式教育，並育種與推廣優質的「蓬萊米」，使得臺灣「北茶葉、中水稻、南甘蔗」三足鼎立。但是日本厲行天皇崇拜，與軍事管轄的壓力，使臺灣的基督徒飽受壓制。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曾傳日本官方擔心盟軍可能登陸臺灣，將下令囚禁與殺害全臺灣的基督徒，以免替盟軍帶路。幸好盟軍後來越過臺灣。 1945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撤出臺灣，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接收軍隊紀律不佳，形象很差，與接收政府的貪污無能，不只是國民政府即將在大陸全面潰敗的預象，更引發了廣泛的民怨。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臺灣菁英的死傷，不少無辜的死難份子是基督徒。1949年大陸戰爭失利，國民政府全部撤退來臺，超過一百萬大陸各地的百姓逃來臺灣。那是風雨飄盪、人心惶惶的危機年代。 共產黨占據大陸後，迫害基督徒，關掉教會，趕走宣教士，一樣的方式應該可以在臺灣炮製。1949年大陸派軍攻打金門古寧頭，實在稀奇，共產黨軍隊在大陸連戰連勝，幾乎是四處追趕著國民政府的軍隊，沒想到在臺灣海峽的一個小小島嶼上，竟然吃了大敗戰 。1950年韓戰爆發，共產黨軍隊大量北調，喪命在北韓陌生的土地上，也消耗了武力侵略臺灣的力量。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不久中共與蘇俄交惡。1966年，又爆發文化大革命與一連串權力鬥爭的內耗，大大消減臺灣軍事的危機，也免去臺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火煉。 避難地反成燃起福音之火的起點 當二千個宣教士自大陸撤返來臺，在1950~1960年，臺灣興起一波福音的復興，可見上帝保守臺灣的手，依然沒有退縮。 1960~1980年期間，政治的不穩定，使得臺灣許多年輕學子與移民，遠赴美國、巴西、阿根廷、南非、歐洲、新加坡等地，漂泊的異鄉人反而更易蒙受救恩，四處建立查經班與教會。臺灣的基督徒比率雖少，只有3%，但是在普世華人當中，卻是上帝國度人才重要的供應處，也是文字出版的中心。 1990年代初期，大陸留學生開始大批出國，上帝藉臺灣人所建立的教會，成為他們蒙受救恩的所在。大陸雖然號稱有8~10%的基督徒，隨著兩岸的逐漸開放，臺灣的基督徒前往培訓、支持、幫助、教導，仍是上帝在華人事工的主力。原來上帝保守臺灣，是要使臺灣成為普世華人蒙恩的祝福，甚至未來更能成為其他種族的祝福。有誰想到時代的變化，是如此的奇妙呢？ 新時代的使命 1970年，臺灣因著人口的集中、工商業的發展，環境污染急遽嚴重。1980年代，山坡地的開發，凸顯臺灣地質不穩定，導致土石流災害橫行。1990年代之後，臺灣仍然承受百年來最大的「集集大地震」，又承受接二連三挾帶雨量超過1,000公釐的超大颱風。我們沒有退後，不只投入污染淨化的工作，環境倫理的提倡，災難重建的工作，並在災區建立新的佈道所。上帝的保守依舊在，我們就沒有退後的理由。 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依然面對許多的危機：國際上孤立的危機、氣候變遷的危機、糧食與能源不足的危機、新傳染病流行的危機，與更重大、更核心的危機――不認識耶穌的救贖、生命沒有終極意義的危機。每一個世代，真正愛臺灣的人，都要像先知哈該領受上帝的吩咐：「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哈該書一：8） 上帝的殿在哪裡？那是人的心田。上山取什麼木料來建造？是對所信的耶穌，更深的認識，好用各樣的智慧，將救恩傳開，也許這是滿足上帝眷顧臺灣的心意。 時代在改變，上帝的保守不改變。四百年來，我們的祖先在懵懵懂懂間被分別出來，到這裡定居，大多數人依然不知道要事奉真神，我們不過是蒙恩的餘數，卻成為影響普世華人福音的關鍵，甚至將禾場拉得更寬廣。海島的居民啊！你們要讚美主。 末了，憶起馬偕在1896年所寫的《臺灣～我心的所愛》以共勉。 「臺灣，我心的所愛， 值得我一生最佳年日的付出， 是我生命、負擔的中心。 我愛，站在緩緩起伏的山上， 看著下方深深的海灣，與 拍打岸邊的浪濤。 我愛，那些棕黑膚色的中國人、平埔族與原住民， 二十三年之久，對他們傳講耶穌的福音， 為著讓他們得著福音的緣故， 值得我生命一千次的給予。 當我寫到這裡，我心依然遙望， 那遠在太平洋上的島嶼—福爾摩沙 我心的所愛。 但願餘生，力量微薄之時， 能在那拍打的浪濤聲中， 不斷搖曳的竹葉蔭下， 安歇。」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 * * * * * * * * * * 台籍共產黨員葉盛吉：以台灣為舞台的時代風雲兒 2017/06/29 來源：新華社 新華社台北6月29日電（記者查文曄 章利新）「天真可愛的光毅兒，見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怎樣高興。在當天的夜裡我睡不著，我不信，毅兒，大漢（閩南語意指個子高），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嗎？我很興奮。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我們雖然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但是我為了你，已在這不自由的鐵窗里得到了愛和希望……」 這是1950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台灣大學醫學院黨支部負責人、年僅27歲的葉盛吉在監獄中寫給剛滿月的兒子葉光毅的信。這一天，距離葉盛吉被槍殺只有17天。這封信當時並未寄出，而是由葉盛吉在走上刑場那天用領帶綁在腰上，留給了收殮遺體的家人。 67年過去，當年襁褓之中的嬰兒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儘管歷史的風煙幾番吹過，但父親葉盛吉的形象不僅從未在葉光毅心頭磨損黯淡，反而歷久彌新。父親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又是為了何種信仰而死？為了尋找、還原父親的生平，葉光毅幾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他說，自己永遠為父親自豪。 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少年 1923年10月，葉盛吉出生於台北。由於母親早逝，他幼年時即過繼給叔父，後定居於祖輩世代居住的台南縣新營鎮。葉家是當地的大家族，葉盛吉祖父修建的「八角樓」至今仍留存於新營鎮鹽水港，往昔繁華可見一斑。 由於繼父在當地製糖公司工作，葉盛吉從小在公司宿舍中生活，在日式環境中長大。1936年，葉盛吉考入負有盛名的台南一中，同批考入的台灣學生只有4人。這是一所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學校，葉盛吉在此掌握了日語，接受了日本式教育。 但在這一過程中，民族矛盾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葉盛吉。繼父總是諄諄告誡他，要知道自己作為被殖民者的本分，不惹是非，少說話。「我一條男子漢，為什麼就不能毫無顧忌地干自己要做的事情呢？把自己想的、相信的事情說出來，就會成為自己生存的威脅，因此絕不能說出來，這是從小父母就時常告誡的話。」葉盛吉曾這樣回憶。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葉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種種侮辱。「日本人嘲笑台灣人愛吃腥膻的豬肉，洗臉時來回在臉上抹……貪財如命，特別小氣，仿佛說這些就是台灣人共有的性格。這種話也不知聽過多少遍，為之悲憤填膺，不知凡幾。」多年以後，葉盛吉在日記中還會為自己遭受的侮辱而氣憤不已。 儘管內心苦悶，葉盛吉仍舊選擇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態度，他甚至幻想著，只要沿著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為日本人，就能與他們成為同一個民族。1941年，他遞交了更改姓名申請，將名字改為「葉山達雄」。 「一方面受著壓迫，明白日本人並不把台灣人視作同類；一方面又想通過同化的道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反映出我父親那一代台灣青年的內心矛盾和認同掙扎，這是十分真實的心路歷程，不必諱言。」葉光毅說，正因為勇於袒露、解剖自己，葉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記和手記，才會擁有感人的力量，成為研究者、讀者珍視的歷史見證。 1941年，葉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但由於台灣學生在本地升讀高中受到極不公平的比例限制，葉盛吉只得赴日報考高中。1943年春，葉盛吉考上了仙台二高理科乙類。這裡畢業的學生，大多能升入帝國大學醫學系。在殖民地台灣，仕途之門是不向台灣人開放的。在葉盛吉腦海中，如果能當上醫生，開業後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過自己的一生。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 1944年，日本社會已經從珍珠港事件時的狂熱轉為對戰爭的懷疑和失望，現實讓葉盛吉醒悟過來，漸漸識破右翼分子的虛偽面目。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將起而戰鬥，破一切欺騙、虛偽、利己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侵略！」 1944年8月，葉盛吉和同學們被派到日本宮城縣的軍需工廠做戰時勞動服務。在工廠，身為學生會幹部的葉盛吉一反常態，消極怠工起來。他已經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八紘一宇」，不過是為達到侵略目的而編造的謊言罷了。 1943年， 葉盛吉就讀仙台二高期間，與同學在農村打工 這一時期，葉盛吉開始向台灣同學楊威理學習中文。儘管兩人的發音都不太標準，但能學會自己國家的語言，他們非常興奮，這是重新尋回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開始。 兩人還根據雜誌上登載的曲譜學唱中國國歌，葉盛吉也開始閱讀《孫文傳》、《三民主義解說》、林語堂的小說等各種書籍。學了半年，葉盛吉的日記中開始出現用中文書寫的句子，他還準備閱讀《紅樓夢》。 1944年，從中國大陸起飛的轟炸機向日本北九州投下了炸彈。在工廠的一個角落裡，葉盛吉和楊威理談論起這個消息，彼此都興奮不已。他們認為日本就要完了，真想為此舉杯慶祝一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葉盛吉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還進而想到台灣同胞苦鬥50年的歷史，感慨萬端。榮枯盛衰，世間之常。誠此之謂乎！」 投向「紅色祖國」 1946年4月，葉盛吉在時隔五年之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台灣。他也從東京帝國大學轉學到台灣大學醫學院就讀。 光復時，台灣同胞為復歸祖國感到由衷的喜悅。但光復後國民黨軍隊的軍紀敗壞，官僚貪污腐敗，工廠停工，社會無序，物價飆漲。為了維持生計，葉盛吉不得不到別的學校兼課，甚至和同學在課後上街擺攤賣襯衣。生活的困頓，時局的惡化，促使葉盛吉和他的朋友們思考、批判台灣的現實。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震撼了葉盛吉的心靈，堅定了他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決心。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領導的土地革命、解放戰爭以及城市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從1948年起，國民黨軍隊逐漸土崩瓦解，「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得到越來越多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的認同。對「白色祖國」深深失望的他們，開始主動擁抱「紅色祖國」，迎接台灣解放的到來。 1948年9月，葉盛吉與胡秀山等5個醫學院的學生，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和蘇州。這是葉盛吉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在三個星期的旅行中，葉盛吉看到了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但也看到了中國人民難以估量的力量，他大為震動。「中國社會的深層，正洶湧著一股我們無法一時察知的、深刻的潮流。」他在《內地歸來》中寫道，中國人民確實是充滿了活力的，強大的人民。這活力一旦停止了自我消耗，並且轉向外散發之時，便是我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大放異彩之日。 去大陸前後，經他在台大的學長劉沼光介紹，葉盛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二·二八」事件後，中共台灣工委的黨員人數擴大到900多人。不久，葉盛吉成為台大醫學院支部的負責人。他通過台大學生自治會舉辦的放電影、讀書會、出版刊物等公開活動，開展對學生的工作。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1949年3月，葉盛吉與中學同學的妹妹郭淑姿訂婚。葉光毅回憶：「其實看我爸爸的日記，當時局勢逐漸緊張，他知道自己從事的工作時刻有生命危險。他對結婚曾很猶豫，因為這可能連累一個女人的一生。他當時對媽媽說，你雖然嫁了一個醫生，但是婚後不要立刻辭掉銀行的工作。這句話的意思，我媽媽後來才明白。」 堅守信仰 向死而生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軍警開始在島內大肆搜捕共產黨員。5月29日下午，葉盛吉在屏東被捕，後被解到台北關押。 葉盛吉案只在9月3日開了一次庭，他以「意圖顛覆政府罪」被判死刑。在台灣進行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中，有四五千人遭到殺害，判處徒刑的有八千到一萬人。 10月2日，妻子郭淑姿生了一個男孩。4日，妻妹到監獄送來了紅鴨蛋。葉盛吉一看，就知道生的是兒子。收到嬰兒照片的那天晚上，他高興得一夜未合眼，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死亡線上逡巡的人。祖父給孩子起名光毅，寓意「面向光明，毅然前進」。 「父親死時我剛出生，他也沒來得及親眼看看我，這是他畢生的遺憾。他對生也很留戀，但他絕不背叛信仰。他知道自己有了後代，可以少些牽掛，但同案的其他青年還未成家，所以他在審訊時都把罪名攬到自己身上，希望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葉光毅說。 在獄中，葉盛吉恪守自己的信念。10月23日，他給獄友顏世鴻寫了一封信。「有一件事情要請你牢牢記住。我現在的思想感情，和過去一年多來同你交談時的思想感情，沒有任何變化……我有一事相托，即來日請把我的這思想感情好好地轉告我的家屬，也好好地向我的朋友說明關於我的一切事況的始末。」 1952年11月，葉盛吉骨灰封厝前，葉光毅與父親訣別 11月29日，一個下著霏霏細雨的初冬清晨，在馬場町河灘旁，隨著一陣槍響劃破寂靜的天空，葉盛吉和他的戰友們倒臥在血泊之中。 讓歷史告訴未來 父親離世後，葉光毅遵照遺囑，潛心向學，後成為台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但他從來沒有忘記尋找父親的歷史。葉盛吉留下了用日文書寫的大量日記與筆記，為了讀懂這些材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學的葉光毅於1975年改為赴日留學，從頭開始學習日語。 幾十年來，他遍訪父親當年的同學、同事，進行了300多人次的訪談。「我父親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理想，為了正義，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賭上性命。這是人性光明面的展現，也是他生前就有的覺悟與氣概。」葉光毅說。 在葉光毅心中，父親是台灣的好子弟，中華的好兒女，是以台灣為舞台的中國近代史中當之無愧的「時代風雲兒」。他在從舊中國邁向新中國的轉折關頭，不計成敗，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中華民族邁入新的時代毅然獻出生命。 葉光毅認為，父親作為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其中華民族意識一開始是膚淺的、自發的，後來通過思考逐漸自覺，這過程是掙扎而曲折的。他是真實而純粹的人，所以擁有感人的力量。這不僅是某一個人生命的故事，背後還有一個民族積弱、落後、被欺凌的不幸，且悲劇至今仍繼續存在於台灣，餘波蕩漾。 「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台灣長期被湮滅，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存在。『台獨』勢力興起後又將這段歷史扭曲，將一些犧牲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塗上或濃或淡的『台獨』色彩，這都是對歷史的惡意扭曲，對當事人的二次甚至三次傷害。」葉光毅說，某些勢力如果要推所謂「轉型正義」，就應好好直面這段紅色歷史，而不是踏在先烈們的遺體上來謀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今年3月舉行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追思紀念會上，葉光毅作為代表上台發言。為此，他穿上了父親當年在仙台二高的校服，戴上了白線帽，繫上了繡有校徽的領帶，還大聲唱了一段當年的校歌，以表達對父親的深切懷念，並再現當時年輕人雄壯豪邁的氣概。 「當時我還脫稿講了一句話：今天，葉盛吉的孩子用這條領帶把葉盛吉帶到追思會上來，葉盛吉們的靈魂還會再回來!」葉光毅說，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既是懷念過去，更是面向未來。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