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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救我的人,成了我最恨的人!

羅迪克是一個英國戰俘,一次他不幸被俘。

和許多戰俘一樣,他被押送到了一座德國集中營。

集中營裡有近千名戰俘,全部是英國戰俘。 他們被迫忍受著非人待遇,天天像牲口似的,從事著沉重的勞動。

幸運的事,羅迪克是英軍一名汽車兵,德國集中營的納粹兵裡缺少汽車兵,就在集中營的戰俘中招募司機。

當然,其實戰俘裡也有不少汽車兵,但卻沒人願意為納粹開車。因為,開車的任務是,專門運送每天被餓死或被殺害的戰友。

但是,羅迪克對此卻有很高的熱情,他表示自己很樂意幹好這件事。

羅迪克終於當了納粹司機,然後變得粗暴殘忍。不僅對戰俘們吆五喝六,拳打腳踢。甚至,有的戰俘明明還沒死,他竟會扔他們上車。

顯然其它戰俘們非常憎恨他,並以各種方式警告羅迪克,羅迪克聽後,依然我行我素,戰俘們惡狠狠罵他:賣國賊,走狗。

此時納粹卻越來越喜歡羅迪克,羅迪克獲得集中營的高度信任。一開始,羅迪克駕車出集中營的時候,納粹兵一定會押車,監視他的舉動。後來納粹索性由他一個人出入了。羅迪克的戰友也在暗地裡襲擊他,好幾次他險些被昔日戰友打死。

在一次被瘋狂的毆打之後,羅迪克永遠失去了一隻手,同時也失去了利用價值。再也無法繼續開車的他,像扔破麻袋似的,被納粹拋棄了。

沒有了納粹的保護,羅迪克陷入了戰俘們無情的報復之中。一個雨天,他在孤獨淒慘的境況下,死在了集中營一個陰濕的牆角裡。

六十年過去了,羅迪克家鄉的人們,似乎早已不記得他了;羅迪克家族的族人,好像刻意在迴避著關於他的一切。

羅迪克就這樣被淹沒在了歲月的塵埃裡。

然而忽然一天,英國一家發行量不小的報紙,報紙顯著的位置上,登載了一篇題為《救我的人,是我最恨的人》的文章:

集中營裡有一個叫羅迪克的叛徒,甘願為納粹賣命。那天,生病的我並沒有死,他卻強行把我扔上卡車,對納粹說準備把我埋掉。

可是,令我震驚的是,車到半路,羅迪克停了車,扛起奄奄一息的我,放到一棵大樹的隱蔽處,並留下了幾塊黑麵包和一壺水,急促的對我說,如果你能活著,請來看這棵樹。然後,他就急匆匆開車走了。

登載這則篇幅很短的故事不久,報社陸續接到不少電話。

無一例外,打電話的人都是二戰老兵,而且是曾經不幸成為戰俘的老兵。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無一例外,這十二位來電話的老兵,來自同一座集中營,那座羅迪克所在的集中營。

十二個老兵敘述的故事,幾乎都是報上登載的那個故事的翻版:他們被羅迪克放在一棵大樹下,然後,因此而死裡逃生。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每當羅迪克駕車離開時,對每一個戰友說的都是,如果你活著,請來看這棵樹。

編寫並推薦登載這篇稿子的,是一位從戰爭中走過來的老編輯。憑職業嗅覺,敏感的他判定,這棵被羅迪克反覆提到的樹,一定大有內容。

老編輯立即組織了十三位老兵,沿著當年死裡逃生的路線,去尋找那棵無法判定是否還存在的大樹。當一行人來到目的地,山谷依舊,大樹依舊。一個老兵率先撲進大樹的懷抱,啜泣中,他在樹洞裡找到只早已鏽蝕了的鐵盒子。

當人們七手八腳取出並打開了盒子。一本破損的日記本和很多張泛黃、發霉的照片赫然呈現在大家眼前。

他們小心翼翼的翻開了日記本:

今天我又救出了一位戰友,這已經是第28個了. . . 但願他能活下去. . . 今天又有20位戰友死去. . . 昨天深夜,戰友們又一次狠狠的打了我. . . 可我一定要堅持下去,無論如何也不說出真相,那樣,我還能救出更多的人. . . 親愛的戰友們,我只有一個唯一的希望,如果你活著,請來看看這棵樹。

老編輯的聲音早已哽噎,老兵們的淚流早已滿面。站在樹下的每一個頭髮花白的人,直到此時才完全清楚,羅迪克一共救了三十六名英國戰俘。

今天,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也許還不止眼前的十三個。留在樹洞裡的關於戰俘集中營的日記和照片,是他留給世界揭露控訴納粹罪惡的鐵證。與老兵們分手不久,老編輯所在的那家報紙,很快登載了他采寫的羅迪克感人事蹟。

那處沉寂的山谷和那棵不倒的大樹周圍,因為報導而熱鬧了起來。許多人紛紛自發的來到這裡,祭奠羅迪克,表達對他的敬仰。理所當然的,羅迪克成為了一名國民英雄。

一個作家來到這座山谷,將不知名野花紮成的花束,放在了簡樸的紀念碑上,並在大樹下坐了許久。

後來,他在自己的一本書裡寫過一段話。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告訴人們:完美需要代價,而為完美付出代價,沒有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精神,絕對做不到。

渴望完美的人生,是每一個人的權力。有時,這種完美因為環境所脅迫,它的表現形式,竟會那樣的相悖於最初的願望,因此造成的誤解甚至敵視,一定會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壓力。

而能夠為了完美的崇高使命,始終忍辱負重的人,他的名字終將成為完美的旗幟而高揚,讓後人永誌不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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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裏行間的回憶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弗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road,take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 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的時間裏,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幷且認真的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 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麽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爲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 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爲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爲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爲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幷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 而快樂的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她的Shar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shar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 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 尾聲 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于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于戰友,對于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六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裏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 後記 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弗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爲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 (看完,我也已淚流滿面——想起了宏偉殘酷的武漢會戰,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等,參加遠征軍的國民軍英雄將士們,鄙視掩蓋歷史欺騙人民的天朝統治者,尊敬還原歷史的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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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譯按】今年(2018)八月,西方主流媒體大規模報導聯合國指控中國關押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於「再教育營」的新聞,中國成了各界共同譴責的對象。長期直接接收西方主流報導訊息的台灣媒體,也不疑有他地將這項指控帶入本島,成為渲染中國「無人權」的又一例證。 本報導檢視了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內容,並且細心向聯合國求證後,駁斥了聯合國指控中國設有大規模的維族集中營的說法。更進一步,本報導追尋了散佈此一指控的源頭,發現釋放消息的組織和媒體,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使得這項指控的公正性更加受到質疑。最後,本報導揭露了,利用民間社會團體來促進主流媒體對美國政府的支持,一直是美國打擊敵國、推進其帝國野心的手法。 本報導原於2018年8月23日刊登在《灰色地帶》(The Grayzone Project),原標題為"No, the UN Did Not Report China Has 'Massive Internment Camps' for Uighur Muslims"。 從《路透社》到網路媒體《攔截者》(The Intercept),眾多主流媒體宣稱聯合國指控中國政府正把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關押在「集中營」。但是,只要仔細查看這些新聞報導以及背後的證據──不如說缺乏證據──就知道這些非比尋常的說法不是真的。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的一名發言人向《灰色地帶》證實了:中國「集中營」的指控並非由聯合國提出的,而是一名不能代表整個聯合國的獨立委員會委員的說法──該名委員是委員會中的唯一一名美國人,而且她沒有中國相關的學術或研究背景。 更進一步,這項指控來自於一個反對組織缺乏證據來源的報告。該組織接受外國政府的資助,並且與流亡的親美活動家密切相關。雖然確實有許多實地報導指出維吾爾族在中國面臨歧視問題,但是開始散佈中國關押百萬名維族人訊息的媒體和組織,卻幾乎全部接受美國政府的資助──其目的是向北京政府施壓。 一個由《路透社》引爆、主流媒體搧風點火的公然謊言 8月10日,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委員會)定期審查了中國遵守《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狀況。然而,這項對所有179個締約國進行的定期審查,卻引起了西方媒體獵巫式且誤導大眾的反應。 就在審查的當天,《路透社》發布了一則爆炸性的新聞〈聯合國表示:可靠報導指出中國在秘密營地囚禁著百萬名維吾爾族〉。這篇報導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瘋狂複製,並同聲譴責中國、要求採取國際行動。就連《攔截者》的記者麥迪‧哈山(Mehdi Hasan)也氣憤地下了〈聯合國指出一百萬名維族人被中國囚禁。全世界還不憤怒嗎?〉的標題。這些報導給讀者營造的印象是,聯合國進行了調查,並且正式、集體地向中國發出了指控。但是事實上,聯合國根本沒有這麼做。 《路透社》的新聞標題把這項爆炸性指控說成是聯合國提出的,可是報導本身卻又說只是委員會的說法──而該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明確地指出了,委員會是「一群獨立的專家組成的」,並非聯合國官方本身。 更進一步,只要檢視OHCHR針對委員會報告所發布的官方新聞稿,就可以發現所謂的中國的「再教育營」,僅僅是由蓋伊‧麥克杜格爾(Gay McDougall)──委員會中的唯一一名美國籍委員──所指控的。這項指控接著被茅利塔尼亞籍委員葉姆何赫‧敏特‧穆罕默德(Yemhelhe Mint Mohamed)所附和。 在對中國的定期審查中,麥克杜格爾聲稱她「深切關注」著百萬名維族人被拘禁在「集中營」的「可信報導」。《美聯社》的報導指出,麥克杜格爾「並沒有為她在聽證會上的指控提出明確的消息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美聯社》的新聞標題比《路透社》的要含蓄得多:「聯合國小組關注中國囚禁維族人的相關報告」)。該會議的影片證實了,麥克杜格爾並沒有為她的指控提供任何消息來源。 也就是說,聯合國獨立機構中的一名美國籍委員提出了極具挑釁性的說法,指控中國正關押著一百萬名穆斯林,卻未能提供一個具體的消息來源。《路透社》和其他西方主流媒體無視於這項指控源自於一名美國籍委員缺乏證據的說法,就聲稱是聯合國做出的指控,並大肆報導一番。 在寄給《灰色地帶》的電子郵件中,OHCHR的發言人茱莉亞‧葛隆妮維特(Julia Gronnevet)證實了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並不代表整個聯合國。葛隆妮維特在信中寫道:「關於委員會僅是獨立機構此事,你們是對的。媒體所引述的,是委員們在審查締約國的公開會議中的說詞。」 因此,OHCHR間接承認了麥克杜格爾的說法並不能代表整個聯合國的任何發現。換句話說,《路透社》的報導基本上是假的。 政府資助、不透明的反對組織所提供的「可信」報告 除了不負責任的錯誤報導外,《路透社》和其他西方媒體也試圖填補麥克杜格爾證詞的漏洞。它們參考了「人權捍衛者」(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的報告。順帶一提,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 CHRD從不具名的政府獲取了數十萬元美金的資助,專職於鼓吹反對中國政府,並且好些年為極右翼反對派人士奔走遊說。CHRD在其資金來源和人事方面並不透明。其年度報告註明了:「本報告是在捐助者慷慨的支持下撰寫而成的。」然而,捐助者永遠是不具名的。 在向公眾公開的財務申報表(國家稅務局990表格)1中,可見該組織大部分由政府出資捐助。事實上,在2015年,幾乎所有的組織收入都來自於政府資助。CHRD在2015年的財務報表顯示了,當年的總收入820,023美元中,高達819,553元(99.94%)來自政府資助;占了極小部分的395元來自投資,75元則來自其他收入。2016年的報表則顯示該年獲得了859,091元的政府資助。 至於哪個政府提供了資助並不明瞭。灰色地帶在多次發送採訪邀約給該組織後,並未得到回覆。不過,CHRD似乎是從美國政府支持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獲得資助的。 搜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資訊,可以發現2014年到2015年間,約有50萬美元的資金總額用來「支持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工作」。並不清楚這是否就是用來協助CHRD的資金,不過從其用途說明和補助金額看來非常地符合。 CHRD利用獲得的豐厚資金來支持中國境內的反對派,並且資助了中國境內數十個相關項目。 CHRD在其稅務表格中,把地址列為「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華盛頓特區辦公室。人權觀察長期以來被批評為「美國政府的旋轉門」2,並且對於華府的敵人,如中國、委內瑞拉、敘利亞,和俄羅斯等國的人權狀況,有著過分而不成比例的關注。「人權觀察」並沒有回應《灰色地帶》詢問其與CHRD的關係的電子郵件。 CHRD的財務申報表也揭露了該組織成員多是流亡海外的著名中國活動家。組織主席為流亡美國的活動家蘇曉康。他認為中國人民會「希望美國來保護流亡的活動家,並將會因為華府沒做到而感到失望」。同樣流亡美國的理事滕彪,則曾諷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如何稱他為「反動派」。 組織的秘書為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被中國列為拒絕入境的學術「黑名單」後聲名大噪。林培瑞在2014年時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聲稱中國政府威脅了美國的學術自由。 在林培瑞的國會證詞中,他主張美國政府應該打擊中國政府的孔子學院,並且資助他自己開設的親美的中文課程。林培瑞把他的中文課程當作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潛在美國武器。他認為,這個語言課程「比起(B-2幽靈戰略)轟炸機要更能重挫中國共產黨」。以上是一些親美、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家,他們領導著CHRD的運作。除此之外,關於CHRD的公開訊息就非常少了。 這個組織似乎主要是其國際部負責人夏任磊的點子。夏任磊是一名公開要求美國政府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3來制裁中國官員的活動家。 對鍾愛美國戰爭的「非暴力倡導者」的支持 CHRD的創始人夏任磊,是右翼新保守派、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的強力支持者,並且為了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而奮鬥多年。該組織網站的存檔顯示,早在2010年,CHRD就大力為劉曉波發聲,同時將中國政府比做德國納粹。 雖然劉曉波成了西方自由派菁英中的名人,但他同時也是殖民主義的死忠支持者、血腥美國軍事行動的鐵粉,以及一名鐵桿子的自由主義者。正如同貝瑞‧索特曼(Barry Sautman)和嚴海蓉2010年在《衛報》中所報導的,劉曉波領導了許多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團體。這些團體鼓吹中國的全面私有化和西化。他還公開地表達了種族主義的觀點──劉曉波主張「選擇西化就是選擇成為人類」,並且感慨傳統中國文化把它的人民變得「懦弱、毫無骨氣、一團糟」。 當CHRD描述劉曉波為一名「非暴力倡導者」時,劉曉波實際上卻崇拜小布希,並且強烈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非法入侵和在阿富汗的戰事。「非暴力倡導者」劉曉波更是美國在韓國以及越南開戰的粉絲,儘管這些戰爭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平民死亡。 CHRD被《路透社》和其他媒體拿來佐證中國維族「再教育營」的那份最新報告,更揭示了該組織與華府的關聯,以及其偏頗的「公正性」。 多數維族「集中營」故事的消息來源都跟美國政府有關 該份報告最常引用的來源是《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一個由美國政府成立的新聞機構。在101份參考資料中,就佔了超過五分之一的篇幅。《自由亞洲電台》跟《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馬蒂廣播電視台》(Televisión Martí),以及《中東廣播網》(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tworks)等傳播媒體一樣,都在國務院的監督下,由美國聯邦機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運作。美國廣播理事會描述自身的工作「對美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且「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一致」是它首要的廣播準則。 西方媒體對中國維吾爾族、以及對中國總體性的報導,幾乎是完全仰賴華府相關的消息來源,而且通常搭配煽動性的新聞標題和指控。除了CHRD和《自由亞洲電台》,新聞媒體也很常引述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ighur Congress)的說法。該組織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在最近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活動中,《灰色地帶》的編輯麥斯‧布門薩爾(Max Blumenthal)採訪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奧馬爾‧卡納特(Omer Kanat)。他因為向西方媒體提供了許多關於集中營的消息而飽受讚譽。 另一個受美國國會和主流媒體喜愛的中國消息來源是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這是一個新保守主義的智庫,在冷戰高峰時期下由雷根政府官員所創建,並得到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卡西(William J. Casey)的支持。前詹姆斯頓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包括迪克‧錢尼(Dick Cheney)和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4。 這次的《路透社》假新聞事件,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愈來愈具敵意的又一例。這個冷戰般的趨勢符應於華府有意製造的,與北京政府的衝突──在一系列的政策聲明中,川普政府反覆指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優勢」造成了「威脅」。美國國防部長詹姆士‧馬提斯(James Mattis)聲稱:「現階段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重點是大國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 美國愈來愈擔心其日益傾頹的全球主導地位,並且試圖阻止其它國際力量的興起。美國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正是使用表面上公正的「民間社會團體」和「智庫」,來促進媒體對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支持。這些故事通常以「人道關懷」為包裝,來激起公眾的憤怒,並成了美國武裝化以推進帝國野心的藉口。這個屢試不爽的方式,是美國用來激化反對中國活動的重要核心。而最近的一系列假新聞所展示的則是,主流媒體也樂於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1. 【譯註】990表格是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orm)要求非營利組織提供,以向公眾公開其財務資訊的相關報表。 2. 【譯註】「人權觀察」和美國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2014年,兩位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以及梅里德‧科里根‧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 Maguire),寄了一封「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指「人權觀察」的許多成員曾任職於美國政府或者與華府關係良好,且其人權標準經常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利益保持一致。《苦勞網》報導〈「人權觀察」遭人權工作者抗議 再思國際政治下的人權話語〉有對該組織的詳細說明和分析。 3. 【譯註】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於2015年通過,授權美國政府對違反人權的國外人士進行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 4. 【譯註】迪克‧錢尼為小布希任內的美國副總統;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曾任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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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千個深淵—-兩個宗教,一塊土地,猶太復國主義之惡》 —陳文茜(天下雜誌專欄) 它是恨的故事,但這個恨的故事太長了。 長到一千年前,沉至一千個深淵。 深淵裡一塊土地,兩個宗教,兩個上帝,兩套聖書。 自從以色列建國以來七十五年,舊約在此是一本用血刻寫的聖經。那個血,不再是納粹曾經屠殺猶太人的血;而是猶太復國主義七十五年來,籍由英美國際強權,以上帝之名,以屠殺搶奪之實,所撰沾的巴勒斯坦人之血。 強行掠奪,強行佔領,強行「屯墾」,無差別攻擊平民百姓的住宅,孩童的學校,病人的醫院。 2014年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奔走以巴和平,他到了加薩走廊,強烈譴責以色列:「在我前往多哈的路上,又有數十名平民在以色列軍方對加薩襲擊中遇害…我譴責這項殘忍的行動。」 2016年聯合國安理會12月23日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再度佔領巴勒斯坦人的領土違反國際法,並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佔領式屯墾」,以挽救兩國方案。 決議獲得14票贊成,一票棄權。 投棄權票的是「美國」。 於是在無數次的絕望後,恨的火箭穿過以巴邊境迷惘的月光,火光熊熊燃燒,燒在音樂祭中的以色列青年人身上,他們恐懼,他們哀嚎,他們痛苦地死去,那是巴勒斯坦復仇主義的勝利;火箭再度穿越;向來只攻擊加蕯走廊的以色列,56年來,第一次遭受本土攻擊。哈瑪斯總共向以色列境内發射至少5000枚火箭弹。 這個代號叫「阿薩克洪水」的軍事行動,已注下仍居住於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兩百萬人,未來可能遭受大規模屠殺的命運。畢竟以色列是中東最大的軍事大國,擁有核武,而且必然獲得美國的軍事協助。 這場充滿血腥的以巴悲劇幫助了政治處境正陷入谷底,向來好戰,心中沒有一絲和平理念的納坦雅胡。 他抓住了權力勝利的利刃,戰爭第三天,即下令十萬軍隊包圍加薩走廊,斷水斷電斷燃料;並且阻斷他們逃往埃及的人道走廊通道。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說,「我們將到達每個城鎮角落,直到殺死所有的恐怖分子」。 美國白宮在哈馬斯攻擊以色列時,片面定調為恐怖主義,美國以脆弱的道德、虛偽的失憶,第一時間升起以色列國旗。 好似這裡第一次發生攻擊平民事件。好似以色列從未未曾殺害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 美國中央司令部當地時間10月10日宣布,美國海軍「福特」號航空母艦已抵達地中海東部,「威懾任何試圖升級或擴大巴以衝突的勢力」;華盛頓另外調動了美國空軍的F-15、F-16和A-10戰機,增強該地區的戰機中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10 月 10 日致電美國總統拜登,這已經是他們四天內第三次通話。拜登譴責哈馬斯,稱其對以色列發動的突襲為「邪惡行為」。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則在譴責哈瑪斯外,批評以色列全面封鎖加蕯走廊,明顯違反了人道主義及國際戰爭法。人民有逃亡的人權,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並非哈瑪斯領導者。 歐洲當年也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者,但至少他們心中有把尺,他們沒有升起以色列國旗。法國的「世界報」稱納坦雅胡就是哈瑪斯,意思是他們都是恐怖主義者。 以巴衝突一直是美國身為國際領導者,重大的道德墮落。 美國的媒體如此報導哈瑪斯在以色列南方的殘忍攻擊:ABC電視台在戰爭最前線的第一手觀察。哈瑪斯發動猛攻的以色列南部城鎮Kibbutz,以色列將軍表示老弱婦孺不管是否躲在安全處,都被殘忍殺害,這就是一場屠殺!以色列軍隊在事後挨家挨戶檢查,包裹屍體,發現很多人即便鎖在家中,也被燒死、被砍頭,包括嬰兒在內。 以色列已表示他們將以牙還牙,戰爭第二天,以色列對加薩地區已發動了彈如雨下的報復性攻擊。 拜登認為:以色列當然有權作出回應,無須質疑,美國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 在加薩,一名23歲年輕女生哭著說:她最怕的就是日落時刻,因為只要天一黑了,代表連環密集如雨般的飛彈攻擊就要來了。 她永遠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再看到月亮。 加薩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之一,一塊小小狹窄的走廊,寬10公里、長41公里。這裡住著200萬人,他們都是以色列建國後違反國際公約,被搶奪土地,失去家園,侷簇求生的巴勒斯坦人。 依照所有目前的國際公約,加薩走廊不是以色列的土地,可是他們卻長期侵略此地,派兵進駐於此,不定期地,沒有法律依據地搜索「恐怖分子」。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加薩走廊大多數是兒童,半數人口在十八歲以下。年紀大的,不是被以色列人打死了,就是已離開此地。 哈瑪斯目前仍然是加薩走廊主要的武裝力量,它是二十一世紀在巴勒斯坦因以色列、國際、尤其美國,毫無正義而崛起的激進組織。 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主要的領導人是著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阿拉法特。 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代表四百萬巴勒斯坦人,來到紐約,他放下手槍,走入聯合國,他發表了我終生難忘的演說。 「今天,我來到這裡,一手拿著橄欖技,一手拿著自由戰士的槍。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我再說一遍: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 1993年8月20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總理拉賓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秘密會面後,達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奧斯陸和平協議。 那一天以色列的代表之一外長裴瑞茲,當天正巧過七十歲生日;以色列仍是深夜,而挪威奧斯陸黎明晨曦已穿透迷霧,光射進會場每一個人的臉龐。當場眾人皆屏息,心中守著一份他們以為將成為未來歷史分水嶺的和平禮物。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阿布.阿拉笑著對以色列談判代表、時任以色列外長的裴瑞茲說:「這項協定是你的生日禮物。」 裴瑞茲在他的書籍「新中東」如此描述。『我的心思頓時回到兒居地、當時俄羅斯猶太社區─維西尼瓦。二戰時曾被納粹佔領,之後共黨崛起,維西尼瓦城裡,凡猶太人的一切,已蕩然無存;那裡已是荒野,是猶太人堅定自己「需要一個祖國」的痛苦記憶。』 裴瑞茲感恩當年父母的決定,帶著他離開傷心地,免於被毒死於瓦斯室、扔屍於亂葬崗。 但他也非常明白,以色列人的建國正把他們的悲慘命運,轉嫁於巴勒斯坦人身上。 有的時候,人在不知不覺中,會變成敵人的模樣。 以色列即使沒有以集中營的方式對待巴勒斯坦人,但以色列建國當天,即代表一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的誕生。接下來就是不斷地饞食他們的土地,殺害反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抗爭者。 1993年新中東和平協議中,以色列承認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色列軍隊同意自部分占領土地撤出,包括撤出加薩走廊。 兩年之後,參與和平談判的以色列總理拉金被以色列激進份子暗殺,槍響共四聲。 之後激進派人士納坦雅胡以謊言揑造「新中東和平協議」,包括了十年後以色列必須逐步交出耶路撒冷,他因此謊言當選了總理,然後以各種卑鄙手段執政27年至今。 事實上,加薩從來不是聯合國許諾以色列的國土;而以色列,自那四聲槍響後,再也沒有真正的重要的和平主義者。 這不只是巴勒斯坦人的悲哀,也是以色列整個國家的悲哀。也是此次以色列「千人死亡事件」的根源。 參與和平談判的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11年後也死了。他只是一些不太嚴重的疾病:於2004年在法國醫院治療時莫名死去。法國醫院宣布他心肌梗塞,但阿拉法特的遺孀為他留下了毛髪。阿拉法特的死因,一直被質疑。法國政府介入,不敢公布報告。直到2013年,他死後九年,瑞士法醫依其頭髮提出報告,「阿拉法特在法國醫院死於放射性釙中毒」。 他是被活活毒死的;一個受盡苦難的民族英雄,他想放下仇恨,想向世界遞出橄欖枝的第三世界英雄。 巴勒斯坦人皆相信,以色列特工暗殺了阿拉法特。 他死後兩年,更激進的哈瑪斯崛起了。 這個世界終究並沒有選擇橄欖枝。 哈瑪斯在2007年依民選上台執政加薩走廊,以色列更是視加薩為敵對領土,16年來封鎖加薩,控制著陸地、海洋和空中的所有通道,經常慘無人性斷糧;或因零星衝突事件,無差別攻擊平民,包括學校,醫院。 美國除了柯林頓總統支持奧斯陸和平計劃,其他總統包括歐巴馬從未譴責以色列。 如今加薩的孩子們都明白他們逃不了,以色列的十萬精銳部隊隨時準備進入,在斷垣殘壁中勉強求生存,已是他們最好的答案。 下個月他們的頭在嗎?或者明天還在嗎? 他們的未來是什麼? 答案早已揭露,千年的深淵,千年的絕望。每個日出都是一口氣的殘喘。現實上他們盡量減少生活所需,以最少的物資過還有的每一個日子。 恐怖屠殺的命運即將來到,他們逃出不去,以色列對加薩實行更嚴格的陸海空三方封鎖,通往埃及的邊境已被關閉,藥物進出的據點、醫院皆被炸毀,活下去,只是伊斯蘭教義不可以自殺的另一個名詞。 聯合國在加薩的學校共收容了17萬難民,至10月10日,戰爭第四天, 聯合國170棟大樓已被炸毀。 事實上,這場哈瑪斯的復仇行動,只有少數高級指揮官知道,連哈瑪斯許多政要都未被告知。 但以色列要200萬,18歲以下,100萬巴勒斯坦兒童一起當祭品。 一位猶太著名的社會學家格蒙特鮑曼曾赤裸裸地指出:以色列人並不相信和平,他們更相信戰爭。 鮑曼也曾以猶太人身份回到以色列。當時他因為猶太人身份被趕出了波蘭。 被誰呢?波蘭的民族主義者。 回到以色列,人們又要求他變成以色列民族主義者,一個猶太民族主義者。 他認為尋求另一種民族主義來醫治他人種族主義的迫害,是荒謬的、令人擔憂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犯了相同的錯誤。 「對於種族主義,唯一恰當的應對方式是努力讓它消失。」 待在以色列的時候,鮑曼曾於以色列的自由主義日報《國土報》(Haaretz)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闡述他的看法。標題是《為和平做準備是以色列的義務》("It Is Israel's Duty to Prepare for Peace")。在這篇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發表的文章中,他預言以色列社會,以色列人的精神,意識、道德、倫理等必須發生根本的變化。這是需要見識和勇氣的。 那時西方還在慶祝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取得的勝利:一個小國打敗了幾個強大的國家——「大衛打敗了歌利亞」。 鮑曼認為這世界上不存在什麼「人道的佔領」,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領土的佔領和歷史上殖民帝國的侵略佔領,沒有區別。它是不道德的、殘酷的、不公正的。 被傷害的不只是被征服的人,佔領者也受到了傷害。佔領者在道德上使自己受貶,並且長遠來看會削弱以色列。 他進一步預言了以色列人的心靈和以色列統治階級的軍事化。「軍隊將統治國民,而不是反過來由國民統治軍隊。」 「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以色列公民只知道戰爭。戰爭就是他們的自然習性。我懷疑,多數以色列人並不想要和平,部分是因為他們已經忘記了怎樣在和平時期——在不能通過扔炸彈、炸房子來解決問題的時候——應對生活中湧現的問題。」 「以色列已經走上了絕路。」 「我真的看不到出路。我看不出有什麼解決辦法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的。」 於是鮑曼再度抬起他的腳,離開「祖國」以色列。 歷史學家始終認為相信戰爭的人們,不會有機會學習如何使用其他方案,尤其不涉及暴力的方案解決難題。 於是暴力在以色列許多人的血液中流淌。 於是暴力是他們的政府看待國家安全惟一的方式。 在以色列,和平的勢力被邊緣化了,無足輕重,甚至被暗殺了。尤其這場被稱為以色列的911事件後,和平主義者的影響力,更大幅降低。 以色列人在同仇敵慨中,忘記才幾個月前納坦雅胡有多混蛋,他們團結一致,殺紅了眼;他們再次為自己的族人悲傷,復仇。 和平,是投降的字眼。 去死吧! 於是我們聽到這邊的一個女孩哭喊死去的媽媽;我們也聽到那邊一個媽媽抱著死去的女孩哭泣。 但以色列女孩的媽媽,可能沒有意識到正是她的祖國復國主義,間接殺了她的女兒。 於是以上帝之名,以加薩及以色列孩子們的血;2023年這場暴力戰爭,只有一個人受益: 那個曾經連續29週,讓百萬以色列人沉痛上街頭 ,民怨沸騰貪污又干預司法必須滾蛋的納坦雅胡,如今成了團結以色列進行復仇戰爭的大英雄。 千年深淵中,上帝若有知,也將垂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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