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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8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重大而庄严的历史时刻。画面中是1945年9月2日,陆军上将徐永昌等中方代表即将登上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参加日本向盟军举行的投降签字仪式时的真实镜头。这也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影像,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应该从9月2日日本政府的投降代表,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开始算起。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日本签署投降书的第二天,每年的9月3日也被定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日。通过影像中的画面也可以看出,整个受降仪式的现场非常的隆重庄严。密苏里号战舰上到处都是观礼的官兵和记者。巨大的三联装406毫米炮塔被擦拭的光亮照人,显得格外抢眼。镜头中可以看出受降仪式的会场设置在了密苏里号二号主炮右侧的二层平台上。其实在密苏里号战舰上还有比这里更加宽敞开阔的甲板。之所以将会场布置在了二层的甲板上,似乎也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设计。此时的画面是日本的投降代表登上密苏里号上到了二层的平台。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日本代表要想上到二层,必须要经过一个陡峭的舷梯。而主要代表日本签字的人,就是甲级战犯日本外相重光葵。注意看在上午9时前,重光葵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了二层的甲板上,因为他的右腿是一条木制的假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更加遭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就在重光葵作为日本的“功臣”在上海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时,被“暗杀大王”王亚樵派遣的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扔到主席台上的炸弹炸掉了右腿。此行的日本投降代表总共有11人,除了为首的重光葵,还有推卸罪责拒不认罪的侵华罪魁之一,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此次受降典礼由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主持。上午9时整,由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总代表上前致辞。同时在会场上还有中美英苏等九个盟国的代表。随后日本投降代表出示了日方投降的全权委任证书,并呈交了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的副本。紧接着盟军代表命令日本受降代表在指定的地方签字。9点04分日方先是由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书。镜头中可以看到在重光葵签字时,一旁的代表还特意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9点06分,由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9点08分,麦克阿瑟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签字,并宣布盟国代表各交战国签字。第一个走到桌前的是美方代表,由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此时的时间是9点12分。在尼米兹签完字后,9点13分中方代表走向了签字桌。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画面中可以看到徐永昌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中方代表徐永昌签完字后,接下来出场的依次是英国代表、苏联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加拿大代表、法国代表、荷兰代表和新西兰代表。在签字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加拿大代表在签署日方的存本时,可能由于其在一战中一只眼睛失明的原因,不小心将名字签到了法国代表签字的地方。后面的代表只能跟着往下写。因此在日方存本的降书上,应该由加拿大代表签字的地方是空白的。整个受降仪式总共持续了23分钟。在各方代表签字完成后,麦克阿瑟宣布仪式完毕。就在此时,从关岛等地起飞的400架B29轰炸机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500架舰载飞机,组成了庞大的空中编队,呼啸着掠过了密苏里号战列舰的上空,庆祝着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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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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