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讀金庸，卻不知道他真實的生活面，讀讀有關他的感情生活文章記述，他到底是自己筆下的令狐沖？還是岳不群？！ 金庸的第二次婚姻，是和才女朱玫缔结的，在长达20多年的婚姻里，两人可谓共同度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而这段时光，也是他们事业由最艰难走向最辉煌的时光。 　　结婚初期，朱玫身为英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记者，一手协助金庸办明报，一手抚育刚刚出生的幼孩，她前后生育了四个子女，同时还不间隙地为明报撰写大量的新闻稿件和时评，最困难的时候，她左手抱着孩子，右手还在赶稿写字。 　　然而，近三十年的携手共度，抵不过一个男人临老入花从的色心大动，也抵不过一个饭店女侍的青春机黠。 　　五十多的金庸时常在明报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用餐，一日，他留下十元小费后离开了咖啡厅，而后面一个年轻的女侍却追上来找他，将十元钱还给他，很“真诚”地说：“文人赚钱不容易，所以不能收这么多小费。”金庸大为感叹一个贫贱的女侍如此不贪财，于是公布自己身份，留下了自己的联络方式，两人从此热络起来。 　　——稍微有脑子的人想一想也知道，金庸其时已经名满香港，明报更是大报，他常去的附近的咖啡厅，老板和女侍会不知道他是金庸？需要追上来还他这十元小费？ 　　然而，到底是金庸先放下这笔小费钓鱼上钩，还是女侍善捕捉春风，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才知晓了。 　　16岁的女侍很快成了金庸的情人，两人在跑马地附近租巢同居。 　　而依然在明报工作的朱玫，是最后一个知道丈夫奸情的人。 　　其时，他们的长子，已经18周岁，正在美国读书。 　　金庸提出了离婚。他似乎已经想清楚了如何享受他的余生。而他的长子，因为恳求父亲不要离婚未果，最终选择了从21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即便如此，金庸依然执意离婚。 　　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钱和社会地位，永保自己在未来的老年，搂着一个青春丰泽的肉体享受余年。 　　他甚至对所有的朋友说，他要求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和前妻朱玫没有共同语言了。是啊，他和一个同等学历，同样职业的老妻没有共同语言了，而和一个连国中都没有读完的女侍倒有共同语言了。 　　真奇怪朱玫当年青春明艳、才气过人，帮他自贫寒中超拔，两人携手创业的时候，那么漫长的没有共同语言的近三十年岁月是怎么度过的。 　　朱玫最终签字放手。 　　她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坚强如她，终究没有从这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长子早逝，丈夫背叛，娶一个十来岁的新妇入门，年过五十的她，人生如何重建？ 　　她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治疗人生创伤。 　　她独自冷清地过了一段时间，对人，始终不道一声“苦”。 　　几年后，61岁的朱玫因癌症在香港去世，死的时候，连死亡通知书医院都不知道该送往何方。 　　想来她是伤透了心的吧？对人世，对自己，都这么决绝。 　　而此刻，金庸大侠正拥着他娇滴粉嫩的小娇妻，环游世界。那16岁的女侍自此超拔，从一个前途无着的街头贫女，一晃成了上流人士的夫人。连亦舒、林燕妮等见了她，也不得不敷衍一二。 　　金庸更拿出大笔金钱，送她去澳洲留学，好歹镀了一层金。此后，永远随身携带他这个美人，周游列国。古代文人素有老来娶美妾，然后携妾游山玩水的雅兴，每每游玩之后，写上一篇文字，落款为：某某，某年某月，携X姬于某地。 　　他们是这样公然地炫耀和享受着人间一切资源。他们是这世界的中心，一切的美好事物，并非与他们平等共存，而是仅仅供给他个人的享受使用。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利时何等不留余地，而在牺牲别人时，又何等毫不犹豫，此后，在写起道德文章时，又何等气壮山河。 　　人世间背信弃义者多矣，人世间无耻之徒多矣，但象金庸这种文章里大义凛然，情意缠绵，真爱悱恻，而事实上道德操守却猪狗不如的文人，我再没有见过第二个。 　　其实我很好奇，如今年过八十的老金庸，搂着他青春年少、情欲旺盛的小妻子时，他妻子的人生，到底美满与否？幸福与否？ 　　对于这些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结合，我并无歧视，我歧视的是，他是践踏了另两个灵魂和生命，来成全了自己的肉欲（假如他还有肉欲的话）和幸福的。 　　这样流着鲜血的婚姻，也能理直气壮、扬扬得意地在阳光下受到祝福么？ 　　又，金庸曾追求香港影星夏梦。而夏梦认为他并非良配，最终嫁给了一富家公子，移民美国，迄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金庸为了泄恨，在《鹿鼎记》中以夏梦为原形，写了阿珂，同时将夏梦的丈夫写成了英俊倜傥多金的郑克王爽，在文章中将这二人折磨再三，意淫再三，郑的下场极惨，而阿珂也下场极惨，必须要他（韦小宝）前去搭救。 　　又，金庸对报社编辑记者极其苛刻，从来不思厚待，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作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从来都是苛刻到极点，亦舒屡次提出抗议，他都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而他自己，对待那个16岁的女侍，则一掷千金，纵容挥霍。 　　总而言之，在他而言，苍生他人，皆是刍狗，道义信条，都是空文，而他的欲望，他自己欲望的满足，才是唯一的中心。 　　中国男性文人之恶劣自私集大成，金庸之一生，卓然典范者也。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Fwd: 一個感人至深的真實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乾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回放……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蒋家奶奶神色紧张地赶过来，跟正在刨花生的养父耳语了几句。养父听后，连忙扔下锄头，将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夹在腰边带回了家。 当晚，便和养母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出门了。我稀里糊涂跟着养父母到了东莞，整整5年，养父母连春节都没有回去过。因为年幼，我对全家这次奇怪的迁徙并不在意。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乡从老家过来，养父母就会紧张地拉着人家打听什么。 我小学四年级时，养母不幸遭遇车祸丧生。她去世后，养父一个人实在无法又上班又照顾我，只好重新带着我回到了文村。 没有养母操持家务的日子，养父既当爹又当妈，他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又匆匆赶回家给我做饭。 晚上，我趴在家里最亮堂的桌边做作业，养父在旁边就着昏暗的灯光帮我补衣服、缝袜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着钢针，笨手笨脚，不是把袖子连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缝到了衣服里边，手指还经常被针扎出了血。 看到养父为我忙里忙外，我过意不去，要学着做家务。养父却毫不犹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读你的书，这些活儿爸干得了。”养父最骄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每当我考了100分，他总是笑得无比舒心，脸上的皱褶也舒展开来。 看上去苍老的养父其实才40多岁，正值壮年，不少人劝他再找个女人一起过日子，但养父一概回绝了。 有一天，邻居李叔叔来找养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间做作业。两人大概喝多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李叔叔给养父介绍邻村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养父不同意。他说：“多两个人得多添两张嘴，我哪里养得活？”李叔叔说：“可你需要个女人呀！不行让慧慧别读书了，女孩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养父的语气陡然加重了：“那怎么行？慧慧这孩子聪明，是个读书的料，不能耽误在我手上。” 李叔叔带着醉意说：“我知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慧慧她亲爸亲妈，早知道当年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把孩子还给他们，这样你和丽平也不会跑出去打工，丽平也不至于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话让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儿时片断驳杂的记忆、村民们平时对我的窃窃私语、还有那次奇怪的举家迁徙顿时在我脑海中连缀起来…… 我连哭带喊的追问把养父的酒吓醒了，他不得不告诉我：8年前，一直没有生育和他和养母从外地一个人贩子手中，以2000元的价格把我买了下来。我5岁那年，我的亲生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蒋家奶奶发现后，赶紧报告了养父。于是，他和养母带着我连夜逃到了东莞…… 这一切让11岁的我无法承受。我哭着冲出门，把养父的呼唤抛在身后。 两天后，养父从一个树洞里找到了又冷又饿的我。他的脸上写满自责，不知是责备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还是责备自己不该告诉我这个秘密。 02 我与养父之间从此竖起了一道高墙。一想到他付出了区区2000元钱，便把我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让我和他们都饱尝亲情流离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齿。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来！我在日记中尽情渲泄着自己的情绪，养父在我笔下成了一个残暴、无知、可怕的暴君…… 我无数次在梦中想像亲生父母的样子，并开始有意向村里人探听我的身世。或许因为事情已过去多年，村里人不再顾忌，他们说我的父母带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想到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我心里便涌起深深的悲哀。 因为内心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变得沉默寡言，还总是无缘无故地朝养父发脾气。 明知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可我却故意嚷着一会要吃烧鸡，一会要喝可乐。为了博得我的高兴，养父总是会从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无条件地满足我的无理要求。 我再也没有叫养父一声“爸爸”，把所有的苦闷和怨恨都发泄到了书本上。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听说可以在校住读，我暗自高兴。 但正因为如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水涨船高，养父靠种地的收入明显不够。为了让我能读上书，养父去了邻村一个沥青加工厂熬制沥青。这个活儿又脏又累，危险性也大，一般没人愿意干，但养父愿意。 可是，每次他浑身带着刺鼻的沥青气味回家时，我总是嫌恶地躲开。 我每次周末回家，都是养父最高兴的时刻。他兴奋地跑前跑后，把我最爱吃的凉粉、炒豌豆一样样端出来，小心翼翼地守着我吃完，脸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对他这种近乎谦卑的殷勤却并不领情。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家，正看到养父拿着我那份得满分的试卷，得意地给邻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抢过来，没好气地说：“以后别乱翻我书包！”养父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脸一下子红了。 12岁那年，邻居李叔叔的妻子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了女孩子的卫生用品，还给我讲了一些生理常识。当得知是养父让她来的时，我觉得又羞又恼，为此又好几天不与他说话。 2007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衡阳市最好的高中——衡南县一中。其实，很多人都劝养父别再让我读书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个拐来的女儿，能嫁人生子，帮着养老送终就行了，何必赔上老本？甚至有人对养父说：“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飞跑了？”可养父什么也没说，不声不响地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还又找了一份分拣医疗垃圾的辛苦活儿…… 养父不知道，我学习如此努力，就是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学，彻底离开他。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我的亲生父母来了！ 从学校到家，3个小时的路程在这天却显得那么漫长。我冲进家门，一对穿着打扮都很体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饱满的额头和白晰的皮肤与那个中年女子如出一辙。 她走过来，轻轻拉起我的衣领，看到我颈后的一块椭圆形胎记，便紧紧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妈妈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踏实，在她的怀里泪雨滂沱。 父亲从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养父手中说：“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欣欣的养育，我们想今天就带她走，她的户口和转学手续我们会替她办的。”养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亲手中，嗫嚅着说：“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们给我留个地址。”父亲犹豫了一会儿，便写给了他。 养父转过头来对我说：“闺女，你在这个家受委屈了…… 回去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没有理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03 11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个教师小区，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我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名字：施雨欣。 从与父母的交流中，关于我的片断渐渐被拼凑得完整：3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出门买菜，一眨眼我就不见了。母亲急得发疯，只好报了案。 两年后，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动中，一个人贩子落网，从他的供述中，民警了解到我可能被卖到了湖南衡阳，并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们不辞辛苦地在衡阳的每一个县市寻找，终于听说文村有人收养了一个与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当他们赶到文村时，就被蒋家奶奶发觉了，她认为养父出了钱，孩子就该归他，于是便通风报信，养父和养母带着我落荒而逃。 虽然没能找到我，但父亲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塞进了养父的老屋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换过电话。从东莞回到文村后，养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字条和电话，便把它们藏了起来。 2010年3月的一天，父亲居然接到了养父打来的电话，于是，我们一家终于得以团圆。 得知是养父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许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留住我了？或许他希望亲生父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无暇揣测养父真实的意图，只顾贪婪地享受着错失了15年的亲情。 母亲给我买了各式各样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红色的睡裙，还拥有了安静整洁的小卧室。 我把从养父那里穿来的寒碜衣服统统扔进了垃圾箱，同时把对文村，对养父的记忆努力删除。 我回家没多久，就收到来自衡阳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晒干的枇杷核。我从小患有支气管炎，一到换季就咳嗽，养父带我找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 后来一个老中医用野生枇杷核晒干后煮水给我喝，非常有效，于是每年养父都会到处寻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已经有了母亲从医院开回来的进口止咳药，不再需要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亲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学插班读高三，我优异的成绩让他们大跌眼镜。得知文村的女孩从没有一个能初中毕业时，母亲感慨地对父亲说：“欣欣在这一点上还很幸运的，她的养父没耽误她。”父亲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他反复叮嘱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学校读书。”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14年，我从川大毕业，并申请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相同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当飞机冲上蓝天时，我知道，自己崭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开…… 我很快适应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活。在图书馆查资料、在实验室写报告、周末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乘“灰狗”长途汽车四处旅行，日子紧张而充实。 2015年4月，我还收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是与我同一个课题组的英国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与史蒂芬同时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我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带着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带回个“洋女婿”，而且俩人都是名校硕士，四邻八舍都涌往我家，在一片祝贺和艳羡声中，我有种扬眉吐气、脱胎换骨之感，父亲和母亲热情地招待着来客，眉眼之间洋溢着骄傲和舒心。 就在这种无比欢快的气氛中，我听到了关于养父的噩耗。 04 养父的噩耗来自我的老同学肖远平，他是文村唯一与我一同读到高中的同学，现在南昌工作。 听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们在海外的见闻以及工作和学习情况后，肖远平突然说起：“你父亲……呃，你养父听说病得不轻，好像是皮肤癌。”肖远平的话在我心上落下一记重锤。 养父，这是一个被我抗拒和禁锢了多少年的词。 我顿时想起，在沥青厂打工的养父身上那刺鼻的气味，分拣医疗垃圾的他，手指经常被刺破，红肿溃烂，很久都不能愈合。 他患上皮肤癌，很难说与这些没有关系。肖远平说，自从我走后，养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把家里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拣出来，最甜的红薯干一片片挑出来，或是四处寻找野生枇杷。 现在的野生枇杷越来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时，他失足从山崖上坠落，摔坏了腰椎，本来就弯的腰现在更弯了……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养父挣来的血汗钱几乎都用于给我上学、买书，可我对他却没有一天好脸色；他拼了命给我摘来的枇杷核，却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心里难过极了，突然觉得自己很可耻。 那天我像发了疯一样，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远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做了很多梦，在文村与养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进入我的梦境。原来我刻意封存这些记忆，一刻也不曾离开我的脑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终于从梦中醒来。眼光触及之处，竟是卧室柜顶上，父亲给我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包裹。我不在家这些年，养父仍然坚持不懈给我寄东西，每个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迹。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着他精心挑选的花生和红薯干，而且按时喝枇杷水。想像着养父寄出这些包裹时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发抖了！ 如果他知道，这些凝聚着他血汗的珍贵礼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的柜顶发芽、长霉，他该有多么伤心！ 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竟然误读和忽略了养父多少真切朴实的爱：纵然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下我的行为是违法的，纵然他带着我逃离我父母的追寻是自私的，但这么多年来他给我的父爱卑微深沉，丝毫不比我的亲生父亲逊色！ 面对拿自己的一切来爱我的养父，我对他的怨恨是多么无知而冷漠！想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养父患病的事告诉了父母，并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惊，连忙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与史蒂芬一起踏上了开往衡阳的火车。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经历讲给史蒂芬听，他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美丽的中国姑娘，没想到你有这样曲折的经历，我很佩服你的养父，让我们一起为他做点什么吧！”我点点头，心已经飞往久违的文村…… 6年过去，养父的土坯房更加破败了。养父坐在门前矮凳上打盹，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皱纹，精神萎靡不振。当我轻轻唤了他一声，他睁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没有做梦吧？”我向他介绍了史蒂芬，养父手忙脚乱地给他拿凳子、倒茶，然后拉着我的双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好像生怕他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 我发现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块，边缘已经红肿溃烂。我心痛极了，要捋起养父的袖子仔细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却急忙把手缩进袖子里，不安地说：“慧慧，吓着你了吧？你放心，医生说这不传染的。”在我的面前，养父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可他的爱却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是那样鲜艳、夺目。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养父，哽咽着说：“爸，对不起！” 05 我当晚给父亲打去电话，想将养父带到江西治病。父亲沉默良久，缓缓说：“孩子，我和你妈妈也曾经怨恨过你的养父，毕竟他让我们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这些年，我们在你身上渐渐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惊讶的优秀特质，也意识到你能遇到这样的养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也看出你对养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谅他，但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高兴，你终于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妈妈郑重表示：支持你的决定！”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放下了全部顾虑，我第二天就带着养父踏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更不乐观——恶性黑色素瘤，已经发展到中晚期，局部扩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手术。我不敢有半点怠慢，把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节省下来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5万元积蓄全部取了出来。 7月13日，养父进行了手术，切除了病灶部位，但为了彻底清除体内癌细胞，养父还有漫长的化疗过程。 进行了2期化疗后，养父体内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一丝冷风都能使他再次发烧、昏迷。 医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药物都不能实现靶向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对于复发程度非常高的恶性黑色素瘤，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我失声问道：“最长能有多长时间？”医生遗憾地回答我：“五年。” 养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后，他努力地笑笑，哑着嗓子说：“闺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这么漂亮的房间里。”我强忍眼泪，握住养父干枯的手，恨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却对他的病无能为力。 暑期就要结束，导师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高昂的医药费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养父对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为难，我的父母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打算把养父接到家里，负担他的医药费，并照顾他的生活。 养父握着父亲的手，惭愧、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却诚挚地说：“我们还要谢谢你，帮我们培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儿。”多年来的隔阂终于冰释，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每一个人。 回到美国后，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课余不懈地寻找治疗皮肤癌的方法。我了解到，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曾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进行皮下注射，效果并不明显；而德国一家医院采用干扰素治疗，其副作用几乎与放疗化疗相同。 2016年9月，我终于发现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sakai研究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抗癌药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药，实现药物全程监控和定向释放。 一旦找到这种材料，就能很好解决药物无法直达患处的难题，大大减少抗癌药的副作用。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种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肤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吗？如果我能亲自参与这项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养父吗？这一想法让我热血沸腾。 但史蒂芬却提醒我：sakai研究室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仪器，积聚着来自医学、器械、材料、化学等各学科顶尖人才，他们能否接受我的申请，还很难说。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也非常难，拿到博士学位说不定要花费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说得没错，选择去日本，就意味着放弃我在美国的学术坦途。而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和史蒂芬的爱情也面临考验。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作出选择。 经过三天三夜痛苦的挣扎，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因为我和史蒂芬还年轻，未来还有许多选择，而对养父来说，这也许是我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后一博。 我找到导师，把自己面临的困境讲给他听，并为不能继续读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没想到，导师听了我的话后，不但愿意放我走，还破天荒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了这封份量很重的推荐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请顺利获批。 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天，我兴奋地给养父打了越洋电话，我知道他根本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但他肯定听懂了，这个曾经叛逆的女儿要救他。他哽咽地说：“闺女，谢谢你……爸有你，真是福气。” 有了养父的病作为动力，我到sakai研究室报到后，就准备大干一场。但困难却来了：这个综合研究团队根本没有导师指导，所谓研究，就是各个专业的精英自行组合，研究成果经过整合后定期公布在网上，共同推动项目的推进。 整个项目的公共资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一群专门做小白鼠手术的实验员。作为新人，我根本不会使用这些仪器，也没有固定合作的实验员。 养父的时间不多，我只能靠自己。凭着一本日文辞典，我苦苦研究这堆陌生的仪器。好在我足够努力，两个月后，就掌握了设备使用方法。 于是，我开始尝试寻找一些能发光的材料来包裹药物,这样药物就能在进入体内后做到全程监控，定向释放，减少对身体的副作用。这种设想其实早就有人实验过，但每次小白鼠试验做出来的数据总是不稳定。 我通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坚信发光体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术娴熟的实验员来配合我。为此，我找到了苏珊，她是实验室最棒的小白鼠手术专家，无数顶尖成果的白鼠实验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听要做发光体材料实验，苏珊就表示了反对。她说：“研究室的许多人都尝试过这种材料，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实验资源。我想你应该挑选一种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写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 ”我告诉苏珊，我来研究室，不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更不是为了发表光彩照人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万里之外一个病床上的老人——我的养父。 听我讲了我与养父的故事后，苏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动地说：“施，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开始吧！” 令我感动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这个时候也申请加入了sakai研究室，并成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2016年12月，寻找发光体材料的庞大实验工程启动了。我和史蒂芬先后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实验室。 我不时给养父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干得不错，他说他身体也好多了。母亲私下告诉我，养父的身体情况其实并不好，只是为了怕给我增加压力才强颜欢笑。 原来我和养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陡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或许上天也在眷顾我多灾多难的养父，2017年11月23日，一种能发光的高分子纳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实验成功了！ 在显微镜下，我们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药包裹成直径仅有几十纳米的颗粒，注射到小白鼠体内。我们从仪器中清晰地看到，这种能发光的高分子微胞进入血液后，药物运行到癌变部位时就从血管渗出，滞留在癌细胞附近，连续发挥药力。 24小时后，癌细胞有了明显减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没有明显变化。为了保险起见，同样的实验又在不同的200组小白鼠个体上，进行多轮循环实验，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这意味着：一种极具临床意义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将产生！我与史蒂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我知道：养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无菌服，跑出去打电话。 当我的父母和养父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养父泣不成声，只会不断地说：“闺女，谢谢你。” 2017年12月，我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CELL》杂志上。这项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但我来不及考虑这项研究成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荣誉和奖金，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让养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负责的这个项目通过了sakai研究室的论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需要征集皮肤癌志愿者进行试验，我当即替养父报了名。 2月12日，我把养父接到了日本。经过无数次放疗、化疗，养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当我与助手一起，把已经处理好的实验用生物制剂缓缓推进养父的血管时，内心仍有一丝不安，生怕实验出现什么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没有发生，抗癌药物按照我们预期的效果，在养父身体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通过72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养父身体中癌细胞数量下降了20%，正常细胞对抗癌药物的反应不明显。 这就意味着：养父向完全康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再有几个疗程，将有希望完全清除体内的癌细胞！ 养父安宁地睡在病床上，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一如当年我生病时，他夜以继日地守望着我。望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或许，养父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来成就我：他的精心呵护培养，让我这个“被拐来的女孩”获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我对他的怨恨，成了奋发读书的动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发了我挑战世界性难题的勇气，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医学高峰！ 养父就是故乡那黑黑的泥土啊，卑微而渺小，可他的身上却能站起巍巍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