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絶食4天價值3,000億， 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當我們遇到跳電或者停電很熱時，心情煩躁因為生意不好，甚至倒閉，生計無以為繼，生活難過了⋯ 何妨請來了解下列文章⋯ 作者是王伯輝廠長，清大核工碩士畢業，他全家都是深綠支持者，但請看他這篇文章，值得大家深思！ 最近打開電視，最常聽到的討論議題都是「論文抄襲否？」。 事實上，學位或那個學校畢業並不重要，重點是這個人是否有「誠信」？ 1990年代，已逝的朱高正先生挾著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光環，從德國哲學家康德「國家是一群惡魔的組合」的思考脈絡中，道出了「政治是高明的騙術」這個經典名言。 多少年來，臺灣選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台灣政治人物有了參與政治是高明騙術的藉口，忘了做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誠信」；也忘了政治是服眾人之務的理想目標。 2014年4月22日，民進黨的神主牌林義雄先生 絶食四天，翻轉了台灣的能源規劃。封存了核四，好不容易訓練的核四團隊也因此而四散。 林義雄絶食4天，換取了台灣花費了3,000億，多少台灣年輕工程師離鄉背井，犠牲他們黃金歲月努力的成果，克服種種困難興建幾近完成的第四核能發電廠。 政治凌駕專業，莫此為甚！ 悲哀啊！台灣。 2018年10月，縣市長選舉期間，政治人物也在一夕之間翻轉了深澳電廠的興建案。 林義雄、人民作主、反核、反核四、反核電。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改變核四的命運，也是讓台灣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一個社會、政府及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可以超越專業。 最近，幾次大停電，2017年的815，2021年的513及517，2022年的303，都和能源規劃亂套有關係。 如今，歐洲議會已經將穩定便宜核能發電定調為「綠色能源」。 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核四團隊已經四散，若需要，如何重新建立才是關鍵。事實上，我們已喪失了國際競爭力。 為了政治，創造一些非專業的術語「用愛發電」及「會做事比較重要」而避開了「誠信」及「專業」問題。 所以說：這個國家社會，假如政治可以超越專業，拋棄誠信，那我就真不知道，我該相信誰了？ 是否我們該重拾初衷，培養社會上「誠信」才是人和人的相處的基本，也是政治人物參選公職的必要條件。 誠信，是可以培養的、是可以敎育的。 以個人成長過程為例： 我民國58年，在清華大學讀大二，當時我們有一位「工程力學」的老師是義大利神父叫梅德純，他用英文及不太流利的北京話上課。 當時，我們這一批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學生，從小到大習慣於台灣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賣力的講，學生在台下丶拚命做筆記，老師考試大概不會超出筆記的範圍。 梅老師是歐洲來台灣傳教的神父，為人正直、風趣。用歐洲啓發式的教學，課本只是參考用。考試時，更從未出過「考古題」，甚至都是伸論題。 因為，他是神職人員，所以非常重視誠實，考試時，都會找一個全系可容納二百多人的大講堂，每一個人的座位都是他指定，你的旁邊一定是空位，而且，那一個人坐那個位置也一定要記起來。 甚至，考卷上，他發現，你和附近的同學答案或想法、寫法有點類似，他會在考卷上寫上「 come to see me」。意思是說，這份考卷暫不給分，他要再口試。繳交作業時，他說，可以集體討論，但，必須把參與討論的同學名字一起寫上。這本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但，當年20出頭的小伙子，而且同學又集體住校，感情很好，有些人做完功課，大家好同學，就順便掛個名。 就這樣繳了上去，沒想到，梅老師，又來一招…...把簽名的人一起找來，在房間分別口試。這下，真的穿幫了，他直接把作業撕掉，再出幾個，每個人都不一樣的題目。也因為如此，我們養成了，不要依賴別人。考試一定要靠自己。誠誠實實的習慣。也因為如此，雖成績各有高低，但很紮實。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另兩個是同學自動自發的學習，考試根本不會去做弊，覺得我們若不誠實會對不起老師，他們是敎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的曾老師，及敎應用電子學的唐老師。 他們都是軍方轉任，在極端困難的情況做研究，取得學位的好老師。深知「專業」對學生的重要性。 曾老師，三學分，一定教六小時，甚至晚上也加課，他的研究室，永遠敞開大門，晚上也在研究室，隨時歡迎學生問問題。 唐老師，教應用電子學，也是三學分，上六堂課，再加上一個下午的實驗課。 這二位老師的考試，都在晚上，因為如此才不會衝堂。而且，考試也沒有時間限制，也不監考，老師就在他們的研究室做他們自己的事，答完卷，自己把考卷放在前面的講桌，吃宵夜去。 老師，這樣待我們，我們怎麼好意思做弊呢？ 兩個不同的情境，一個讓你「死了抄襲這條心」。一個讓你感動到覺得「作弊」對不起老師。這些教育給予我們這些學生很大的啓發，甚至我的同學回到清華當老師時，也是用同樣的態度。 2022年民進黨桃園市長提名人林智堅被揭發學歷作弊(論文抄襲)，全黨護航，葬送的不只是民進黨，而是台灣。 當今社會，我不敢妄加評斷，但是，勉勵自己做好「誠信」才是正道。然而，政治凌駕專業，在臺灣似乎已經視為正常。 網路上流傳：1970年代，台灣正經濟起飛，是時，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打電話、寫信或拍電報，希望各位優秀的留學生能回國進入公部門任職。 而且說上這句話⋯⋯ 如果你們不進入公部門任職，將來三流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們這些一流的人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如今~ 五十年前的話竟然應驗了。 1970年代，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孫先生、李先生及趙先生等前輩之言，我無從驗證。 但，有兩件親自體驗之事，必須要講： 民國55年，我在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二，當年高一不分組，高二分理組班及文組班，建國中學一個年級有25班，當時僅有兩班文組班，我們的導師苦口婆心的勸班上同學，儘量選擇文組(法律系/政治系/公行系)；他說，文組的同學將來都是做官、制定政策的，而理工科的辛苦學成後，也只不過是個埋頭苦幹的實踐者罷了。 當然，同學仍不為所動。 50年了，也驗證當年，我們同年不同班的馬英九同學，當上了總統，當時他有權制定更正確的政策，而非一昧討好政敵/討饒式的妥協。 民國57年我大一，有一次在導師/導生的聚餐中，突然來了一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王企祥先生，他是蛇毒結晶蛋白的國際性專家，他對我們這些大一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most scientists are stupid」他要我們，除了做學問之外，更應該要以專業實力參與公共政策。 四天絶食，是用惡意政治 (意識形態) 凌駕、顛覆掉全島電源電力的專業佈建。 他們試圖不負責任翻轉臺灣的能源政策。也間接導致目前全台缺電 (挖東牆補西牆) 的窘境。 現代化生活，不可一日無電，不可時不時缺電，更不可無預警斷電。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正一步步逐漸侵蝕著臺灣人心。 這幾年來，活生生的惡例罄竹難書，且歷歷在目，若再繼續這樣操弄下去，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真的是Bar B Q (完了)。 盼望~ 由這次的論文事件，讓台灣人仔細思考~ 難道我們還要再繼續沉淪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