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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當面向全球徵關稅
美國前總統里根1987年的講話在2025年有了新意義

羅納德・里根
第40任美國總統
要知道當有人高喊「對外國貨加徵關稅」時,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愛國之舉,保護美國產品和就業。這種短期保護策略短期內或許有效,但這注定是難以持久的。最終只會導致,首先本土產業開始依賴政府保護,靠著高關稅過肥,企業不再競爭,管理創新和技術革新會荒廢,而這些恰是立足全球市場的關鍵。

與此同時,更糟的是,高關稅一定會招致別國報復,貿易戰隨之爆發。結果就是關稅層層加碼,貿易壁壘越來越高,競爭越來越少。很快關稅帶來的價格虛高會助長低效生產和管理混亂。民眾停止消費,最慘的還是結局,市場萎縮崩盤,企業倒閉,產業關停,然後數百萬的人失業。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慘痛教訓讓我初到華盛頓時便立誓,絕不讓保護主義立法再次把美國繁榮踐行承諾並不容易。如今國會仍有人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為短期政治利益,為討好某些特殊群體,不惜賭上國家長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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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 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群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閱讀。 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群體的新挑戰,並直言: 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群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 例一). 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 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 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 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 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 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 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 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 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 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 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 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 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 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 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 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 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 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文成的頭骨。 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 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 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 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 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 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 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 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 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 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 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 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 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 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 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 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 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1 人回報1 則回應7 年前
  • 由於沒#標題被刪文,故重貼一次,並追加補上Q12物價與最低薪資的關係。 很抱歉因為我的疏忽,以致被刪文造成各位的留言都因此消失,而未能回應所有人。 -- 最近因為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的流言滿天飛,所以我想回應一些常見的謬論。 為了避免影響到各位的獨立思考,我必須先聲明我個人是反對一例一休,並主張周休二日,以及增加勞工休假天數的。 希望大家在讀完本文後,不論你原先支持與否,最終都能在思考後得到和我相同的結論。 以下我將以Q&A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想法。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 我不會用複雜的經濟學術語來搞混大家,或是給出一大堆到處查得到的資料,我只單純地用簡單的邏輯和一點點加減乘除的數學,讓大家可以輕鬆地讀完此文。 --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不需要用複雜的經濟模型,不需要專家學者背書,一例一休的錯誤其實很明顯。 請想像一個未來世界,人們過著舒適便捷的生活的未來世界。 請問你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是什麼? 是機器取代人力,為人類做牛做馬,讓人類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時,每周休三天假,賺的錢不但夠生活開支,還能買房買車跟出國旅遊? 還是人類每天工作12小時,一年不僅沒有休假,賺的錢就連糊口都有困難? 那麼,你再反過來看現在政府的政策,你覺得一例一休跟砍假是朝哪一個方向走? 方向對了,就算慢慢走,遲早都會走到;但方向錯了,就只會走向地獄的深淵。 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人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假期、更高的薪水,但這必須要透過周休二日和增加假日才能得到,一例一休和砍假則是背道而馳,讓大家走向每天做到死的窮忙深淵。 進一步來看,如果我們用更長遠的角度去思考休假少的問題,會發現它和低工資是息息相關的。 簡單地說,兩個勞工若每個人做1.5人份的工作,就代表資方可以少付出一個工作的薪資,也代表多一個人失業。 透過長期加班去扭曲勞資市場供需,會造成勞工的需求下降,而在勞工的供給不變的情況下,人浮於事,勞工的薪資就難以成長。 以台灣1,150萬勞工來說,就算每人僅做1.2人份的工作,也會造成230萬人沒有工作,比台灣總失業人口46萬人還要高。 若按照主計處的平均月薪$45K來算,那就是每個月讓勞工贈送$1,035億(230萬人x$45K)的利潤給資方,相當等於每人每月少領$9,000($1,035億/1,150萬人)的薪水。 這也正是為什麼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薪資20年來負成長,在每天大家都過得很辛苦時,卻總是有土豪買豪宅名車不手軟。 --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台灣的經濟差從來都不是因為勞動成本過高或是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重點在於,台灣一直陷於產業難以升級的狀態。 到底什麼是產業升級? 其實說穿了,就是用科技代替人力去提高產能和品質,再把釋放出來的人力轉作研發跟設計,創造更多更新更進步的產品。 但是大多數的台灣公司體認到的都不是這個,它們眼中的產業升級方式是砍人加工時來衝淨利,所以,台灣企業逐漸衰弱,陷入惡性循環。 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的議題,就是思維模式上的爭鬥。 在這個時代,產業模式已經從勞力密集,轉變為知識密集,意思是,員工的績效不再以工時為依歸,而是著重在於各種創新的想法與方式。 在未來,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基本上可以取代絕大多數生產類和服務類的工作,而人力的價值則取決於創新和發明,或是一些軟性的技能,如領導,行銷,銷售等等。 在知識型經濟的時代,員工不是勞力,而是資產。 一組10人頂尖工程師工作80天的效果,可以抵上一組10人勞工8000天的勞動。 人才的有效使用,會隨著知識經濟的轉型,而發揮科技上的乘數效應。 但問題來了,台灣的老闆心裡想的是,那我如果讓工程師工作800天,不就賺了10倍嗎? 反正肝爆了,過勞死了就再換一批,我有源源不絕的工程師可以用嘛! 可是,並不是每項資產的產值跟耐久度都一樣。 有些神器的可能屬性超高,但一周只有40小時的耐久度;而一些白裝屬性不怎麼樣,但一周卻有80小時的耐久度。 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你把資本當成消耗品,你就會完蛋。 你不可能把神器當白裝用到爛,也不可能把白裝拿來打Boss,這是一定的trade-off。 台灣的老闆想的剛好相反,他們會不斷地逼著神器做久一點,再逼著白裝做神器做的事,結果兩個都被搞到報廢了,再來說台灣沒人才,年輕人吃不得苦,都是爛草莓。 而老闆亂搞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台灣企業最被詬病的三流管理。 給你最優秀的人才,你也能用成廢才,這是領導的無能,不是員工。 於是有機會出走的人才跑了,沒機會只能留在原地的人才被耗損殆盡,神器都發揮不出白裝的屬性。 歸根究底,是台灣的經濟過於封閉,過於保護資方。 老闆可以加班不給薪、過勞不負責、請產假就開除、污染環境只繳小罰款,黑心食品罰錢關幾年就OK,更不用說普遍性地不開發票和逃漏稅。 上一個世代的經營者用過時的思維,不斷地去削弱國家未來的競爭力。 他們在政府的保護傘上,依託著關稅壁壘跟從未被嚴格執行的法令,過著不用競爭就能賺錢的閒適生活,就好像炒房地產一樣,買了放著就可以賺錢,啥都不用做,多好? 要改變現狀,必須要逼迫老闆去改變,所以要把員工該休的假都還給他們。 人力成本增加,會逼只想發懶不動的老闆去思考怎麼用科技去取代人力,就像歐洲一樣,人力貴到爆,所以大量使用機器生產,品質效果產能都提升。 而被閒置的人力被投入在新資源的開發,或被重新釋放到勞動市場,公司反而能減重,提高獲利。 與此同時,勞動市場也會更加競爭,人力必須要進一步地打磨自己,變成更有價值的人才,而不僅僅只是做端盤子這種業務而已。 人力品質的提升,將會增加新創公司的可能,並且讓公司能更輕易取得更優秀的人才,汰換不適任的舊人,變得更有競爭力。 因此,加薪和加假只會促進產業的新陳代謝,將過時和無效率的公司從市場上清出去,而不會讓所有公司都倒光。 相對的,不論是公司或是勞工,都能因此而獲利。 --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那麼,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應該請政府規定每日最低工時是16小時,每年只準放一天假,再將最低工資降為每小時$1,這樣對經濟最好呢? 到底什麼是合理的假日標準? 什麼是合理的工時標準? 什麼是合理的工資標準? 合理這兩個字真的很難定義,也許是周休二日,每日8小時工時,每小時$140工資;也許是周休三日,每日6小時工時,每小時$180工資。 但無論如何,就現有的統計數據及世界先進國家的勞動標準來看,我們至少都應該能判斷,以目前台灣的假日數,工時長度,跟薪資厚度是完全糟到不合理的對吧?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多放假有錯? 事實上,多放假並不會讓經濟變差,公司與勞工之間並不是零和遊戲,勞工爽到了,公司是可以獲益的。 今天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短期看起來好像公司爽到了,勞工虧死了,但長期來講,對整個國家反而是有害無益。 你累到沒力氣動會有空去交友娛樂嗎?所以空虛寂寞覺得冷,一堆社會問題發生! 你累到爆會想去戀愛結婚生小孩嗎?所以生育率低,誰敢生啊? 你累到一身病要不要去看醫生啊?所以健保快掛了! 你累到不想出門那旅遊觀光業有錢賺嗎?所以一沒陸客一堆旅行社跟餐飲業都GG了! 放假是為了促進經濟,只有利用金錢的乘數效應來提高消費,企業才能增加營收。 今天你賺$1,000,但沒時間出門去花,$1,000對國家來講就只是$1,000的GDP。 但如果你把$1,000拿去作按摩,按摩師再把$1,000拿去吃大餐,餐廳老闆再把$1,000拿去買書,這樣$1,000的收入,就能創造出$3,000的乘數效應! 那麼,以台灣人愛存錢的個性,就算有多的錢也就是存銀行,不見得會拿來消費,這樣對經濟也不會有幫助啊! 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儲蓄本身即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 當你把錢存進銀行時,銀行會將錢貸給企業或個人,或者是拿去作一些保守型的貨幣市場投資。 你的房貸,車貸,還有無數企業貸款,都不是憑空生出來,而是儲蓄戶存進去的。 因此只要提升薪資水準,可支配收入上升,即便不拿來直接消費,也會促進經濟發展 總言之,如果政府只能單純地去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產值損失,而不能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那是政府的失職。 --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單純以政院版本來說,它們預估一例一休最多增加476億的人事成本,我們不用複雜的數學 就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來簡化這個問題。 根據104年5月的統計 全台中小企業共有1,380,000家左右,而中小企業的勞工只佔了勞動人口的78%(請參閱中小企業處統計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59&ctNode=689&mp=1)。 $47,600,000,000 x 78% / 1,380,000 / 12 = $2,242,換言之,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一個月平均僅會增加$2,242的成本,看起來其實不太多。 與此同時,統計中的中小企業的累積年收入是$11,803,100,000,000,而$11,803,100,000,000 / 1,380,000 / 12 = $712,748,也就是說平均每間中小企業的月營業額在$712,748左右。 假設這些企業都活得很慘,只有3%的淨利,$712,748 x 3% = $21,382,也就是每個月公司的股東只賺到$21,382,而$2,242 / $21,382 = 10%的淨利。 這樣的計算非常保守,因為多數中小企業主如果每月只賺了$21,382,比最低工資都還不如,那他們應該去超商打工,而不是繼續開公司。 即便在這樣保守的假設下,大多數的公司只是面臨淨利減少的問題,而不是死亡,更不用說多數中小企業有著逃漏稅的陋習,實際淨利最少可往上再加5%... --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這個假設之所以錯誤,是因為當部份企業退出市場後,消費者的需求仍舊存在。 簡單來說,今天如果7-11倒閉了,大家就會到全家,萊爾富,跟OK去買,於是其他三家超商就會開更多店,招聘更多人。 企業退出市場,會為同業空出市場空間,使其得到業務成長的機會,而它們的成長則會反過來創造工作。 要瞭解這樣的機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為什麼人力成本的提高會造成部份公司的倒閉? 今天新政策一公佈,所有企業都增加了20%的人力成本,但公司A輕鬆吃下成本並遊刃有餘,可公司B卻倒了。 這代表公司B本身的結構跟運作效率未能最優化,導致該公司在營運上無法與公司A匹敵。 真正殺死公司B的是它錯誤的結構跟低落的效率,使得它被公司A擊殺,而不是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 假如今天是所有公司都同時死亡,我們才能說人力成本的提高殺死了所有企業。 但所有公司都死了嗎?沒有! 所以公司B不能怪罪政府,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自己打不贏同業。 --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提供工作的不是老闆,而是市場需求。 今天如果每個人都需要手機,就算HTC死了,也會有HTD,HTE,HTF等等來承接市場。 這些新公司同樣會需要人力來開展它們的業務,這也代表新的工作。 因此,清洗掉產業中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對於消費者跟社會會有正面的幫助。 它不僅洗掉了糟糕的公司,也洗掉了能力不佳或不敷使用的員工(因為優秀員工再就業很容易)。 事實上,要提升台灣的整體競爭力,我們必須要先迫使被過度保護的企業主升級自己的公司,加薪加假減工時都只是第一步而已。 透過提高公司的人力成本,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促進產業升級,用機器代替人力。 聽起來似乎有很多工作會消失,也會有很多技能不足的人會因此而失業,這些人可能是因為教育不足,或年紀大難以轉行,但就算不那麼做,當國外的機器人開始進口時,這些人仍舊會被產業所淘汰。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大量地開放外資進入台灣,移除關稅壁壘,將缺乏競爭力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並讓更有效率的公司能提供更廉價的服務和產品,使得物價更便宜,消費力更強。 比方說汽機車,如果我們移除高達40%~100%關稅,讓外企進來,今天大家買機車,一台就不會要價8萬,而是4~5萬;買汽車就不會一台100萬,而是一台50~60萬。 省下來的錢,就會變成額外的消費力,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富裕。 是的,有些不好的公司,被過度保護的老闆會因此倒閉失業,但這對整個國家都是好事! --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十多年前,Nike在東南亞外包生產線的工廠剝削員工,長時間超時工作,卻每天僅支付大約兩塊美金。 與此同時,還僱用童工,並任由員工在高化學污染的環境下不受保護地工作。 但很有趣的是,Nike大多數的行為在這些國家是合法的,甚至只需要支付很小很小一筆罰款就能繼續非法下去,儘管對於已開發國家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很不道德的。 那麼,按照市場機制的邏輯,每日工作超過十小時的員工日薪僅$70台幣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員工很不滿,他們可以直接離職,讓老闆被淘汰掉,而不是任由老闆剝削? 而即便Nike每雙鞋能賺取數千台幣的利潤,這些工廠生產線的員工,也沒有資格要求老闆賺少一些,因為是市場機制決定了他們的薪酬和工時,不爽做就不要做? 經濟及商業運作是必須被監管的,因為企業的本質是在合法的情況下,不擇手段地去贏利,它們行事的底限是法律,不是道德。 因此,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的行為,並不一定符合整體社會最大的利益。 比方說,企業可以在災難來臨前大肆屯積食物飲水,等災難過後用數倍的價格賣給災民賺國難財。 再比方說,企業之間可以聯合哄抬價格,迫使民眾用高價購買,賺取更高利益。 這些行為完全符合企業的利益,但對大眾則是不利的。 所以,世界上才會有限制碳排放的環保法案,會有限制獨佔市場的反托拉斯條款等等,去保護大眾的利益不被企業吞噬。 台灣所遇到的勞資問題亦是如此! 首先,多數公司並未遵從勞基法,不允許員工組成工會,而且存在很多法令問題如環保方面,稅務方面等等。 同時,台灣有著大量的關稅避壘,如先前有提過的汽機車,讓台灣公司能不用面對外資競爭。 最重要的是,台灣對於外國人士來台工作,以及外資招商上做了很多限制,讓國家成為一個外資沙漠。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個對於勞工極不公平,且不友善的環境。 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是不存在的。 而最鄉愿的想法”好人有好報,不道德的壞公司會自己死掉”,也不過是天方夜譚。 多數台灣公司便是利用這樣的環境來榨取勞工應得的報酬,就如同Nike對東南亞勞工一樣。 現在,Nike仍舊活得好好的,就像Apple跟Samsung也都有無數血汗工廠運作中,卻仍舊有無數消費者支持它們的產品一樣。 --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如果給假跟升薪資不會促進經濟發展,那麼不給又不升難道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嗎? 甚至是保持現狀,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事實證明都是不可能的! 台灣從來都不是員工的福利太多,而是太少。 美國薪資是我們三倍以上,勞工可組工會,最低薪資比我們高兩倍以上,但它仍舊是最強大的經濟體。 不管是在英國、德國、法國等等歐洲國家,勞工的福利待遇只比我國更好,但我們的經濟跟科研實力卻仍舊不是他們的對手。 是我們不夠努力嗎? 是我們假放太多嗎? 是我們薪資太高嗎? 都不是!重點是生產力,而不是假日有多少或薪水有多低。 生產力的提升,是靠科技,不是人力。 今天你的工作如果是組手機,你就算找了100人每天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生產力也比不過一條全自動化的生產線。 台灣一直用製造商的角度去看經濟,除了極少數的高科技企業,多數公司都遲遲未能做到將勞力密集升級成知識密集,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不贏其他國家的產品,只能依賴低價搶市場。 而惡劣的勞動環境正是讓不思進取的企業,利用對於勞工的剝削,來維持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因此增加人力成本,迫使企業改革,絕對是必要之惡。 我們的國家,有著最優秀的人才,足以跟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 但政府和業界卻只會把大量優秀人才都逼出台灣後,再到國外哭喊著要他們回去領1/3的薪水做到死來報效國家。 正所謂故土難離,要是有機會,很多優秀的台灣人都想回家鄉工作。 但是頂尖的工程師從教育,培訓,到實戰經驗,要投入千萬的成本;要把一個人培養到能讀出頂尖名校的MBA,至少也要千萬的投資。 這樣的人才所需要的薪資,台灣有多少老闆能開出global pay請得起他們? 就算請得起,又有多少的台灣老闆能夠接受員工比自己優秀,用得起他們呢? --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請換個角度想,今天假設你的月收入3萬,每月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換言之,你每月存$6,000。 如果薪資成長50%,而物價同樣成長50%,每月仍舊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那麼$30,000 x (1+50%) x (1-80%) = $9,000,每月存的就變成$9,000了,雖然購買力是一樣的,但實際領到的金額卻是不一樣的。 而多出來的錢,你可以到國外旅遊時,在購買力更弱(東南亞/中南美/東歐/中亞)或是貨幣走跌(日本/歐元國家)的國家使用。 再者,物價成長的幅度會受到進口產品的競爭而被抑制。 今天假如每支手機賣$22,000,台廠因為加假跟加薪而將售價上調為$33,000,但海外的手機廠如Apple,,Sony,,Samsung,,LG,,華為,,小米等等,可能由於生產線不在台灣而不受影響,選擇繼續維持在$22,000,或者是低於50%的漲幅,來增加市佔率。 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物價變動,會因為國際市場的供需而有所限制。 但是,政府在調漲薪資,增加假期的同時,必須要開放貿易,引入外企競爭,通過全球化的方式來保障國民的利益,這樣薪資的成長才會變得有感。 因此請將加薪跟加假當作是勞動環境改善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後一步。 再者,物價的上漲,並不完全是因為成本的增加,而主要是因為市場的供需 ,以及資方對利潤的需求 。 公司會試圖把自己的商品賣得越貴越好,來爭取最高的利益,唯一阻止他們的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以及其他競爭者的訂價。 所以今天不管有沒有加假或加薪,公司都會找理由去調高售價,反正每年有2%~3%的通貨膨脹,理由總是充份的。 可問題在於,台灣的公司漲價往往是用哄抬的方式,也就是一家漲,其他家就跟著漲。 哪怕只增加它們1%成本的政策,它們也會漲個10%來因應,所以身為消費者的勞工受到低薪和高消的雙重夾擊,難以脫身。 因此,政府不能僅僅只是加薪加假,應該要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用市場的力量將不良的廠商消滅,讓更便宜的商品進入台灣,使消費者能有所選擇,不受這些不良廠商的箝制。 --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既然如此,為什麼仍然有無數人想到高物價的美國工作,而不是美國人瘋狂地往台灣跑? 這種說法是一個很多台灣老闆慣用的理論,但這樣思考的方式有兩個問題: 第一,高收入國家並不一定所有東西都有更高的物價。 比方說美國跟加拿大的牛奶比台灣便宜,西班牙的超市裡許多商品都跟台灣價格差不多或是更便宜。 可是像是車子,房子等重要高單價的商品,台灣的貴卻是全球名列前茅,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可支配收入因為這些高單價商品的排擠而大幅縮水,為了用台灣的薪資水準去買比美國更貴的房和車,許多台灣人不得不節衣縮食,而這些錢原本是可以用在生活支出的。 民生用品的物價可以透過進口來平抑,但房地產這種重大支出,只能透過加稅、限制貸款等有限的手段來調控,這才是讓多數台灣人痛苦的主因。 如果你一個月能少繳$5,000的房貸或房租,生活一定會好過很多,不是嗎? 第二,今天如果在台灣月薪5萬,但在美國可以賺三倍,也就是15萬,而兩地的物價也如同樣相差3倍。 同一個人假設每月花費佔去60%,那麼在台灣他每月可存2萬,但在美國他每月可存6萬。 人家一個月存的錢,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就算美國物價高,可是多出來的錢不會讓你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我在美國工作20年,我就能用存下的錢回台灣,什麼都不用做就能過上40年的好日子,但你在台灣工作20年存下的錢,卻只能讓你在美國不用工作地過上4年多,外國薪水高但物價高的說法,就完全站不住腳了。 --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這是錯誤的想法,除了先前所說的刺激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外,對於企業還有很多好處。 首先,勞工的工作效率會上升,離職率會下降,能夠加強公司的生產力,並大幅減少公司未來僱用新人的培訓成本。 再者,人事成本的增加會減少市場上的競爭者,公司能夠趁機取走空出來的市場份額,用更高的營業額來減少人事成本的衝擊,同時未來在定價上也會因競爭者的減少而更有彈性,獲得更高的利潤。 與此同時,高人力成本會使產業的進入門檻變高,有效地減少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並且避免公司員工流入新競爭者的公司,拉走自己的客戶和資源。 短期上來說,公司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人事成本的問題,並重新調整人力配置,但長期來講,企業也能因此而得益。 加薪、減工時、周休二日並不是一種對於員工的施捨,也不是企業單方面對員工的付出,而是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必須去做才能生存的轉變。 --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 首先,最低薪資的存在,是為了給企業一個起薪標準,也是為了給國內勞工一個最低的議價底線,避免他們因為資訊的不對稱而損失過多的權益,讓人就算再不會談薪資,談到的結果還是能讓人勉強過生活。 比方說,一家公司知道分析師在業內的平均薪資約$30K,但他們只能開$15K去求才,但來應徵的人不見得知道$30K是平均,於是接受了$15K,因此反而拉低了業內的平均薪資。 其他企業發現後決定跟進減薪,就跟漲價一樣,不見得是因為成本提高,而僅是為了哄抬價格,進而造成整體薪資向下沉淪,將非常態的薪資變成了常態的薪資。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其實是現今社會的常態。 假設今天你是位高收入的醫生好了,你可以確定你的收入跟你其他醫生同事是相同的水平嗎? 有沒有可能你的同事做的比你少,甚至學經歷比你差,但比你每月多領上千元的薪水? 在你議薪時,你是否已經知道整個產業的薪資,各個醫院的薪資? 你所知的薪資資訊,是否能讓你完全判斷自己的學經歷背景值什麼價碼? 如果你無法保證你都知道這些資訊,那就代表薪資本身在勞工之間就是不透明的。 經濟學有很多假設是基於完全競爭,或是資訊完全流通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假設不見得存在,一旦資訊不對稱,就會創造出套利的空間。 與此同時,最低薪資也是一個保障,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一樣,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到國外留學,進而就業。 台灣同樣有很多人因為家庭因素,或許是天災,或許是人禍,導致家道中落而無法進修。 這不代表這些人是沒有能力的,也不代表它們應該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假設今天你發生了意外,失去了雙眼,再也無法看診,或是做高收入的工作,你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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