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機師的告白，原來在台灣當機師這麼血汗 作者Phil Wang 真的飛安至上嗎? 這趟仁川德里的飛行，去程飛時7:36 ，回程飛時6:18，來回都是三個飛行員派遣，原因很簡單: 飛安，因為韓國民航法規定，二人派遣飛時上限是八小時，但是在接近八小時的飛時，很容易會超過八小時，再加上又是夜間飛行，所以為了安全，就是三個飛行派遣，每個飛行員在中途都可以輪休一小段時間。韓國缺飛行員缺的很兇，但是韓國民航局不會因為航空公司缺飛行員，就任意修改飛時的上限。 我總是會回想起早期在台灣的飛行，在某個時間點，因為航空公司也缺飛行員，所以台灣的民航局就善體"人"意的，全力配合航空公司，把二個飛行員的飛時上限改成十小時，這一改就造成了我這輩子最難忘最痛苦的一次飛行。 台灣民航局和航空公司很巧妙的利用"日間"飛行這個字眼，但是時差停留在台灣的飛行員們，在美國的"日間"起飛時間，很可能是台灣的半夜，也是正常人生理時鐘最想睡覺的時候，再加上十小時的飛時，所以在某一趟:台北 - 成田 - 夏威夷 - 成田 - 台北的飛行，就讓我痛不欲生。 從台北起飛是下午，精神飽滿的飛到了日本，差不多是晚飯時間，隔天也差不多是晚飯時間起飛，飛到了夏威夷，都是兩個飛行員派遣(一個正機長，一個副機長)，到了夏威夷已經算是台灣熬了個夜，過海關要花個一小時，到旅館也要花時間，進旅館就趕緊上床睡覺，這一覺醒來，正好是夏威夷時間的晚上，請注意時差和生理時鐘的問題，正常人的身體都還停留在台灣的時間，所以夏威夷醒來，雖然夏威夷是晚上，但是台灣時間還是中午，這時醒來正好覓食，但是夏威夷已經過了晚飯時間，等到吃完回到旅館，夏威夷已經是接近半夜，而這時身體處在最清醒的時候，明明知道夏威夷的早上要接車去機場執行任務，但是生理時鐘就是讓你睡不著，尤其是你才剛睡了一覺，所以認真的我，就認命的躺在床上煎魚，怎麼樣都睡不著，翻來翻去的好幾個小時，等到到了台灣時間的晚上，才入睡一小時，旅館叫床的電話響起，再一小時就要準備開車前往機場。 這時身體處在熬夜的狀態，到了機場要過海關，檢查各種飛行文件，上飛機準備各種飛行前的準備，等到快起飛時，正好是台灣時間約清晨四點，對於一個只睡了一小時的正常人類，我只能靠黑咖啡和泰國買的超涼薄荷油來提神，但是起飛之後才是最煎熬的時候。 一路向西飛行，其實就是正對著太陽飛行，規定不能拿任何東西遮陽，所以就一路頂著太陽，這時睡意不斷的上來，吃東西喝咖啡薄荷油不停的交錯使用，一路上要躲雷雨，注意油量的變化............終於我不小心打了個瞌睡，在突然驚醒的那一剎那，我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我真的不知自已睡了多久，其實只是不到一分鐘，但是駕駛艙後面的空服員和乘客，一條條的人命，如果我進入了雷雨區，輕則空服員和乘客因亂流而摔傷，重則飛機受損故障........但是在我嚇醒之後，我的身體還是在極度的疲倦而且缺乏睡眠的狀態，接下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在拷打招問情報員時，有一招就是不讓情報員睡覺，肉體的折磨是可以經由訓練而忍受痛苦，但是生理時鐘是人類數萬年來進化而來的，再怎麼樣的訓練都無法讓人在短時間來克服。 進入日本空域後變的更忙碌，滿天都是飛機，這時神智已經有點模糊的我，只能勉強的聽到航管的指示，我的意志只想趕緊落地休息，我的身體叫我休息，但是我卻在用時速超過每小時500公里的速度下降，我不能踩剎車停在路邊休息，唯一支持我的，只有我身體自然分沁的腎上腺素，如果這時飛機發生故障，我不知道我的身體狀況會不會叫我放棄救生的意志，因為我實在太疲憊。 很慶幸的是，那一天成田的飛機雖然很多，但是天氣狀況不錯，飛機也正常，所以我硬撐到落地，滑行到停機坪，下完乘客，過海關，等到進了旅館房間，卻可能因為我的腎上腺素分沁過多，反而躺在床上睡不著。 很多飛行員都有睡眠的問題，尤其是飛長程客機的飛行員，因為有時差的關係，而飛行員的壽命比一般人短，原因就在於過多的壓力和時差的問題，有些人就要靠吃喝來解放自已的壓力，特別是休息時間過短，身體無法恢復到正常狀態下，就要執行下一個飛行任務，身體負荷過大，壓力過大，休息時間就成了最重要的關鍵，飛安的把關，就只能靠民航局和航空公司的良心。我心知肚明的知道，如果我這趟飛行出了事，而我的報告寫我是因為過於疲憊，這時航空公司會告訴我，一切合法，而民航局也會告訴我，一切合法，最後倒楣的還是我。 中東的航空公司，飛行員可以合法的在駕駛艙睡覺，但是台灣沒有。 韓國的航空公司，韓國民航局把關之下，飛行員有嚴格的飛時和休時，但是台灣沒有。 當我在台灣飛行時，頭髮變白要靠染髮劑，睡眠出現障礙，我必須特定訂作了很高級的床墊，兩眼總是像熊貓一樣。但是到了韓國飛行之後，熊貓眼沒了，頭一沾到枕頭就可入睡，本來的白頭髮就這麼的消失，幾年都沒用過染髮劑，我就是個壓力釋放下活生生的例子。 想當初民航局將兩個飛行員的飛時上限改成十小時後，航空公司很開心的把台北新加坡航線改成兩個飛行員和一組空服員打來回班 (台北新加坡來回的飛時都接近四個半小時，台北飛行前準備二小時，新加坡地停一小時，總工時超過12小時)，為什麼在大園空難後，馬上就改成台北飛到新加坡要住一天，而不是理直氣壯的還是維持打來回的班? 民航局是飛安把關的重要執法者? 當長榮的飛機，因為在那個很爛的桃園機場滑行道滑行時，被破碎的滑行道異物把直尾翅打爛後，民航局竟然還說:這不影響飛安，我也只能笑笑的看著新聞，然後笑笑的說，還好這架飛機不是在起飛時被打爛直尾翅，難道飛安是指機毀人亡，才是飛安的問題嗎? 把關飛安的，終究還是落在飛行員身上，在不合理但是合於那個把飛行員壓榨到極至的法上，飛行員只能賣命去維持飛安，所以當新聞上說，台灣民航修定的飛行員工時休時的法，是高於國際標準時，我還是一樣的只能笑笑的看著，當然我還沒告訴台灣的飛行員，在韓國只要飛行超過八小時，飛行加給是每超過一分鐘，每位飛行員就要增加30%，我也沒說，在韓國只要夜間飛行(韓國時間的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不是起飛的當地時間)，飛行加給依法要增加50%。錢不重要，拿命還換不到錢，那不是很可悲嗎? 當看到今天的新聞，我笑不出來了，沒有人記取教訓，飛安只是一種口號，一種拿來當作宣傳的工具，一種在媒體上騙取社會大眾的廣告手段，至於是不是真的有飛安，who cares?

9/11 事件已經過去20 年，這裡有一個關於那個可怕日子的精彩故事。 Jerry Brown Delta Flight 15... (真實故事) 這是達美航空15 號航班乘務員在 9/11 之後寫的一個感人的故事： 9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我們從法蘭克福起飛大約 5 個小時，飛越北大西洋。 突然間窗簾分開了，我被告知立即去駕駛艙去見機長。 我一到那裡，我就注意到工作人員的臉上有一種“所有業務”的表情。 艙長遞給我一份打印好的信息。 來自達美航空位於亞特蘭大的總部，上面寫著：“美國大陸上空的所有航線均禁止商業空中交通。盡快在最近的機場降落。建議您的目的地...” 沒有人說這可能意味著什麼。 我們知道情況必很嚴重，我們需要盡快找到土地。 機長確定最近的機場在我們身後 400 英里的紐芬蘭甘德機場。 他請求加拿大交通管制員批准更改路線，並立即獲得批准— 沒有問任何問題。 當然，我們後來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被批准我們的請求。 當機組人員準備飛機著陸時，另一條來自亞特蘭大的消息告訴我們紐約地區發生了一些恐怖活動。 幾分鐘後，有關劫機的消息傳來。 我們決定趁我們還在空中時向乘客撒謊。 我們告訴他們這架飛機有一個簡單的儀表問題，我們需要降落在最近的紐芬蘭甘德機場進行檢查。我們承諾在登陸甘德後提供更多信息。 乘客之間有很多抱怨，但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四十分鐘後，我們降落在甘德。 甘德的當地時間是下午 12:30！... 那是美國東部時間上午 11:00。 地面上已經有大約 20 架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飛機在飛往美國的途中也繞道來此。 我們停在坡道上後，機長宣佈了以下消息：“女士們，先生們，你們一定想知道我們周圍的這些飛機是否都和我們一樣有儀表問題。現實是，我們來這裡是另有原因的。” 然後他繼續解釋我們對美國局勢的了解。 機長告訴乘客，甘德的地面控制中心告訴我們不要動。 加拿大政府負責我們的情況，不允許任何人下飛機。 地面上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任何飛機。 只有機場警察會定期過來，看看我們，然後去下一架飛機。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左右，更多的飛機降落，甘德最終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53 架飛機，其中 27 架是美國商用噴氣式飛機。 與此同時，飛機收音機開始傳來一些消息，我們第一次了解到飛機飛入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特區的五角大樓 ，人們試圖使用他們的手機，但無法使用。 由於加拿大的不同系統連接，有些人確實能通，但只能找到加拿大運營商，後者會告訴他們通往美國的線路被阻塞或堵塞。 晚上的某個時候，消息傳給我們，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倒塌，第四次劫持導致墜機⋯。 此時，乘客們已經身心俱疲，更不用說害怕了，但每個人都保持著驚人的冷靜。 我們只需要看著窗外另外 52 架擱淺的飛機，就意識到我們並不是唯一陷入困境的飛機。 早些時候我們被告知，他們將允許人們一次下一架飛機。 下午 6 點，甘德機場告訴我們，第二天早上 11 點會輪到我們下飛機。 乘客們並不高興，但他們只是默默地聽著這個消息，開始準備在飛機上過夜。 甘德曾答應我們會提供醫療服務，如果需要的話，會提供水和廁所服務。 他們信守諾言。 幸運的是，我們沒有需要擔心的醫療情況。 我們確實有一位懷孕 33 週的年輕女士。 我們非常照顧她。 儘管睡眠安排不舒服，但晚上還是平安無事地過去了。 12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一隊校車出現。 我們下了飛機，被帶到了我們通過移民和海關的航站樓，然後必須在紅十字會等候。 之後，我們（機組人員）與乘客分開，乘坐麵包車前往一家小旅館。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乘客要去哪裡。 我們從紅十字會獲悉，甘德鎮有 10,400 人口，他們有大約 10,500 名乘客需要照顧，即所有被迫進入甘德的飛機！ 我們被告知在酒店放鬆一下，當美國機場再次開放時，他們會與我們聯繫，但不要指望短時間會接到電話。 回到我們的酒店並打開電視後，我們才發現恐怖的總範圍，這是一切開始後的 24 小時。 與此同時，我們手頭有很多時間，發現甘德的人民非常友好。 他們開始稱我們為“飛機人”。 我們享受他們的熱情好客，探索了甘德鎮，並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兩天后，我們接到了那個電話，並被帶回了甘德機場。 回到飛機上，我們與乘客團聚，了解他們過去兩天都在做什麼。 我們的發現令人難以置信。 甘德和周圍所有社區（半徑約 75 公里內）關閉了所有高中、會議廳、旅館和任何其他大型聚會場所。 他們將所有這些設施改造成所有滯留旅客的集體住宿區。 有些設置了嬰兒床，有些設置了帶睡袋和枕頭的墊子。 所有的高中生都被要求自願抽出時間來照顧“客人”。 我們的 218 名乘客最終到達了一個名叫Lewisporte的小鎮，距離他們被安置的甘德大約 45 公里。在一所高中。 如果有任何女性想進入女性專用設施，那都是安排好的。 一家人聚在一起。 而所有老年乘客都被送往私人住宅。 還記得那個年輕的孕婦嗎？ 她被安置在一家 24 小時緊急護理機構街對面的私人住宅中。 有一名醫師隨叫隨到，男護士和女護士都在人群中待著。 每個人每天都可以撥打美國和世界各地的電話和電子郵件。 白天，為乘客提供“遠足”旅行。 有些人乘船遊覽湖泊和港口。 有些人去當地的森林遠足。 當地麵包店保持營業，為客人製作新鮮麵包。 食物由所有居民準備並帶到學校。 人們被帶到他們選擇的餐館，並提供美味的飯菜。 因為行李還在飛機上，所以每個人都得到了當地洗衣店的代幣，來洗他們的衣服。 換句話說，那些滯留的旅行者的每一個需求都得到了滿足。 乘客們一邊哭一邊給我們講這些故事。 最後，當他們被告知美國機場已經重新開放時，他們被準時送到機場，沒有一個乘客失踪或遲到。 當地紅十字會掌握了每位乘客下落的所有信息，並知道他們需要乘坐哪架飛機以及所有飛機何時起飛。 他們很好地協調了一切。 這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當乘客上機時，就像他們在遊輪上一樣。 每個人都知道彼此的名字。 他們正在交換他們逗留的故事，給彼此留下深刻印象，誰玩得更好。 我們返回亞特蘭大的航班看起來像是包機航班，機組人員只是遠離他們。 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乘客們完全團結在一起，互相直呼其名，交換電話號碼、地址和電子郵件地址。 然後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的一位乘客走近我，問說他是否可以通過公共廣播系統發佈通知。 我們原本是永遠，永遠不允許的。 但這一次不同。 我說“當然！”，然後把麥克風遞給他。 他拿起PA，提醒大家這幾天他們剛剛經歷了什麼。 他提醒他們，他們受到完全陌生的人的熱情款待。 他繼續說他想為Lewisporte的好人做點什麼。 “他說他要設立一個名為DELTA 15（我們的航班號）的信託基金。信託基金的目的是為Lewisporte的高中生提供大學獎學金。” 他要求他的旅伴提供任何數額的捐款。 當帶有捐款的文件連同金額、姓名、電話號碼和地址返回給我們時，總額超過 14,000 美元！ 這位來自Virginia州的醫學博士 承諾將匹配捐款並開始獎學金的行政工作。他還表示他會將此提案轉發給達美公司，並要求他們也捐款。 在我撰寫此文時，信託基金已超過 150 萬美元，已幫助 134 名學生接受大學教育。 “我只是想分享這個故事，因為我們現在需要好故事。知道在遙遠的地方的一些人對一些真正拜訪他們的陌生人很友善，這給了我一點希望。它提醒我世界上有多少美好。” “儘管我們在當今世界看到了所有腐爛的事情，但這個故事證實了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好人，當事情變得糟糕時，他們會挺身而出。” ***這是值得分享的故事。 請你也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