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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5 年前
核四安不安全,可不可用,是專家要解決的事;民進黨卻用不安全,不可用的煙霧彈來恐嚇普羅大衆;說天然氣是過度性能源,卻又說不清楚要帶台灣的基載能源過度到那裡去,再生能源無法成為可靠的基載能源,核能才是穩定可靠的能源,支持核四重啟就是支持核能,安不安全,可不可用,就交給專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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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貼自臺大醫院王明鉅副院長的專文: 我知道我像個瘋子。 如果不是我天天會收到一、二位臉友給我的鼓勵簡訊。我真的會懷疑我很關切的能源這些事,根本沒有我說的那麼重要。我也真的會擔心,是不是我自己完全搞錯了。 昨天李錫錕教授邀我談能源的時候,有三位年輕人坐在面對我們的一部手機與一部相機後面。 我告訴這些年輕人,我天天談的能源問題,其實和我與李教授的關係很小。我57歲了,李教授比我大14歲。台灣沒有了核電,電力供應穩不穩定,對我們的影響當然有。但影響最大的是你們這一群才30不到的年輕人。 因為你們會被帶進一個就算已經知道作錯了決定,但再也沒有任何回頭的機會,只有一直痛苦地走下去的時代。 我自己走過那一段其實幾乎是完全不理解能源是扁的圓的,反正一定要讓威權政黨與和它畫上等號的核四電廠一起下台,絕對反核到底的年代。 我也走過開始慢慢理解,到底台灣的能源是什麼。然後在理解了之後,才發現自己過去所絕對反對到底的核能,對於台灣有多麼重要,這一段必須誠誠實實反省與思考的日子。 我支持核能發電,是因為我理解對台灣這個四面環海,一切都要靠自己沒人能幫得了忙,而海的那一邊還有一個天天想霸凌我們的大猩猩的這一切處境。 我支持核能發電是因為它是發電成本最低、沒有空污與碳排放、能最穩定發電、幾乎不怕被任何國家封鎖的能源。 我知道一定會有朋友質疑地震、海嘯對核能安全的影響,也一定會有人質疑核廢料的最終處置等等問題。 但我也知道這些問題其實都有解答。但是政治人物比台電的工程師聰明多了。他們知道選民早就被福島核災的畫面給深深影響。 福島核災的畫面實在太過可怕。而人都是感性的。沒有人在那個畫面之前,還敢說對核能電廠有信心的。更何況那是日本耶,日本都會發生核災了,你們這些台電的核能人員行嗎? 會比日本人更厲害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光憑這些理由,就足夠讓相信日本一定比台灣厲害的台灣民眾(我相信是大多數),不可能支持核能發電。 有的政治人物把反核當作一種信仰。 有的政治人物就算理解核能沒那麼糟,他們也不想花功夫教育選民說服選民。所以大家一起來反對,至少只要不贊成核能,就算拿不到選票,起碼也不會被對手隨便貼上標籤,天天被壓著打。 核四龍門電廠就是這麼被封存的。 我看過許多前核四王伯輝廠長的文章。但我認識他是個轉折與關鍵。因為我和他當面談過話之後,我就立刻理解了過去這麼多年來,為什麼反核的聲浪會如此巨大,巨大到2014年連一直擁核的執政黨也在許多人要選舉的壓力之下,不得不把核四封存起來。 因為像王伯輝廠長這樣的工程師出身的台電人員,他們背負了原罪。台電人員說的話,就是「核能幫」利益團體在講話。所有人都帶了有色眼鏡在觀察。 更何況這些工程師們,實在缺乏把他們所理解的電力與核能知識,他們所作的工程與品質,用社會大眾能聽得懂的語言說出來的能力。他們根本不會說話也不會行銷。 結果就是明明他們幾乎投入了最大的努力,為台灣建造了一座世界第一流的核能電廠。但卻更沒有辦法把他們對於核能安全所作的一切努力,讓所有的社會大眾了解。 我相信就算是此時此刻,全台灣到過核四龍門電廠的人可能也沒有多少人。 但我有99.9%的信心,如果你真的去參觀過核四龍門電廠,真的理解了他們所作的一切努力,真的親自體驗了工程品質,真的見識了他們對於人員操作的嚴格訓練與要求,你會完全改變你對核能安全的印象。 你會相信他們所作的一切努力,不只是工程,而是早從三十年前的選擇建核電廠的地址開始,一直到為了地震與海嘯所作的重重保護。如果你全部理解的話,你真的可以不必擔心與害怕福島核災會在台灣重演。 而且你也會相信他們這些你原本一句話都不相信的人,他們說的也許是真的。因為他們生於長於台灣(我相信絕絕大多數也會老於終於台灣),他們都是台電公司的優秀工程師,他們不像日本的核電廠全是民營,為了成本會作出許多錯誤決定。他們是用最高的安全標準來建造這座他們知道攸關台灣未來四十年能源安全的核能電廠。 日本人的確很厲害。在發生核災北邊的日本女川核電廠、就在核災南邊的福島第二、與東海核電廠,他們也都遭遇了嚴重地震,也都面臨了海嘯,但是緊急應變都得宜,都安然渡過。 但是只有福島第一核電廠實在從設計一直到管理,日本人一點都不厲害。它從1960年代設計之初為了成本就犧牲了離海平面的距離(離海只有100公尺)與高度(海平面上10米高),在2000年就被提醒了必須重新考慮海嘯高度也一直不改善,被提醒了要提高發電機的高度也不動,最後甚至連應該放棄反應爐來避免災難,也在重重官僚文化下完全擔誤了時間。 如果大家能深入了解,甚至願意讀一讀日本國會與原子能協會所作出的報告,甚至美國頂尖的物理學家所寫的那本「給總統的能源課」之後,你將會發現,日本當然很厲害,但福島核災中的日本人一點都不厲害,它的的確確是人禍。 我自己花了功夫研究之後,我當然也理解,為什麼這一切的理解都沒發生,為什麼大家都不理解。因為這些能源與核能的許多相關知識真的不好懂。更不容易讓整個社會理解。 1970年代,台灣就是在面臨了石油危機開始認知能源安全的重要之後,才開始連續興建了三座核能電廠。 我知道要找到30萬位公民來支持連署,讓「以核養綠」的公投能成案,的確很困難。人人都怕福島核災在台灣上演,更何況沒人會關心到底電從哪裡來,只要有電可以用就好了,不是嗎? 也許天祐台灣的最好方法是,讓美國的川普總統和伊朗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然後互相開火甚至變成局部戰爭。然後油價大漲、天然氣大漲而且也有一大堆運不進來。然後台灣只好被迫限電。然後美國和伊朗又握手言和,世界恢復吵吵鬧鬧的和平。 我支持「以核養綠」,是因為我認為台灣與每個台灣的年輕人已經夠苦了,穩定的能源與電力,其實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經濟支撐。就算有了穩定的能源,仍然還需要足夠的創新創意與努力,才能和全世界競爭。 如果能把未來光是電費就要多花掉的3兆元,拿來讓年輕人更有競爭力,那不才是真正的愛台灣嗎? 如果你也支持這個想法,只要有30萬個你,我們就有機會不必靠著美國與伊朗的衝突,我們自己就能改變台灣的未來!
    1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 我們大可不必想像美國劇烈減少化石燃料生產與使用的結果,因為歐洲已經深陷其中,而且歐盟企業與勞工都很痛苦。由於能源價格上漲,現在歐洲許多地區為了維持經濟成長而放棄去碳化計畫。若我們能從它們的錯誤中記取教訓,將是明智之舉。 歐盟對減少碳排量設下野心勃勃(也就是不可能)的目標, 為加快減碳步伐,歐盟成立碳排放交易體系(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但該體系既無效又滋生腐敗。誠如《金融時報》所言:「歐洲對於再生能源判斷錯誤。」 那些堅信工業化國家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從完全依賴化石燃料轉為依賴風力與太陽能的人需要仔細看看,歐洲兩個採取激進綠能政策的國家――德國與英國的失敗。這兩個繁榮且高教育水準的國家,三十年來追求根除化石燃料的目標,已經踏上人類史上第一次能源衰退之路。 這些國家吹噓自己的綠能政策成功,含糊地承認需要進行一些「調整」,隱藏不住經濟的損失與人民的痛苦。歐美一些主流媒體報導,德國激進的再生能源政策是「環保的瘋狂行徑」、「引起嚴重後果的大失策」、「綠能癱瘓」、「錯誤的賭注」、「系統性剷除工業化」與「追求自我毀滅」。 現在德國和英國消費者,要面對比美國平均零售貴兩至三倍的電價,國內工業則紛紛外移到電力廉價的國家。德國能源消費者協會(The German Association of Energy Consumers)估計,目前約有十萬戶負擔不起昂貴電價的家庭,正退回使用燒柴爐灶與照明不足的狀態。綠能運動雖然立意良善,但已威脅人類基本健康與福祉。 綠能政策是場豪賭,如果綠能不造成能源短缺、經濟衰退、人類痛苦或不增加地緣脆弱性,再生能源是可以取代化石燃料。但德國與英國的綠能政策已經證明,風力與太陽能無法勝任化石燃料在現代大規模工業經濟裡所扮演的角色。 激進的德國能源革命 德國實行的綠能目標是全歐洲最激烈的一個——二○三○年再生能源達到40%;二○五○年幾乎完全排除使用化石燃料;但因為嚴重錯估再生能源補貼的成本,且整合大量不穩定再生能源的工程相當複雜。這項政策不僅使再生能源和傳統電力公司都蒙受重大損失,更讓燃煤發電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也連帶上升。 德國的「能源轉型」始於二○○○年的再生能源發電補貼,二○一一年日本福島地震引發核災,德國政府連忙宣布於二○二二年全面關閉所有核電廠,該決定奪走德國25% 可靠且零碳排的電力。 德國能源轉型的成本持續攀升,超乎原先預期。二○一四年德國納稅人在再生能源補貼方面支付超過三百億美元,德國前聯邦環保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預估,到二○二二年能源轉型的成本恐達一兆美元。 電價上升重創德國著名的能源密集產業,《金融時報》二○一四年的報導指出,由於能源成本過高,德國出口淨虧損達六百七十六億美元,能源密集產業接連外移到一些天然氣價格低廉的國家,如美國。 綠能政策竟是劫貧濟富 多數綠色政策增加的成本,特別傷害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家庭,富人通常不會在意能源帳單上多出的一兩位數。按照德國「高尚」的能源轉型規劃,特定產業與再生能源設備齊全的屋主是受保護的對象,一般消費者卻得直接面對高電價與再生能源稅收的衝擊。 德國的綠能計畫通常以大幅折扣甚至免費提供的方式,來補助屋主安裝太陽能板,然後讓屋主以保障價格出售家庭多餘電力給電網。然而德國租屋的人口遠多於美國,租屋民眾的收入也往往低於房東,他們不符獲取這些福利的資格,還得支付綠色稅。倫敦全球暖化政策基金會(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GWPF,譯註:由質疑全球暖化者所創立)的貝尼• 派爾(Benny Peiser)博士向美國參議院證實:「德國普通家庭要支付數千億美元,這是歐洲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劫貧濟富」。強制窮人必須為富人貼補綠能成本,等於是從帶動工業化與現代中產階級崛起的進步中倒退。 雖然,德國絕大多數官員堅稱其能源革命成功,但負責執行能源轉型的內部人士卻透露出「重大失策」的證據。瑞士財務諮詢公司FAA (Financial Advisory)撰寫一份題為《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整合:從德國學到的教訓》(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Lessons Learned From Germany)報告發人省思: 「過去十年間,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立意良善的決策者制訂再生能源政策並慷慨提供補貼,但現在已漸漸顯示政策難以為繼,且對所有相關產業的利益造成嚴重、始料未及的後果。」 德國能源轉型比「逆向羅賓漢經濟效應」(reverse Robin Hood economic effects,譯註:劫貧濟富,或稱「羅賓漢悖論」(Robin Hood Paradox)還嚴重,更增加煤炭與木材的使用量,使原本預計消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這些愚昧的行徑究竟如何發生? 德國能源革命的規劃者忽略了一些關於電力工程的基本事實:現代電力系統透過傳統發電廠、變電整流系統與電力輸送網絡的整合運作,實現非凡的精準度、效率及可靠性,如同前蘇格蘭電網的控制工程師所言:「關於電力有兩個基本事實:電力無法大量儲存,也不能溢出電網,所以必須根據需求立即產生電力,任何偏差都會影響維持發電輸出的系統頻率。」 現代電力系統係圍繞著煤炭、天然氣與核電等「可調度/可控式」(dispatchable / controllable)發電來源建立,能夠準確提供當前所需電量,並滿足電網不斷變化的需求。但德國不管價格或可靠性,一心將再生能源電力列為優先考量。讓天氣而非經濟來決定往後的能源供應來源,扭曲了能源市場;每當天氣條件允許風力或太陽能發電、綠色電力進入電網時,傳統發電廠就陷入「停擺」狀態,擱置過去電網調度標準,如電價、安全性與 供應。 穩定電力靠傳統能源 傳統電網的穩定性必須即時平衡需求與電力調度,並於整個輸送系統中維持穩定的電壓。要將不可控的再生能源電力放入電網,需要與傳統電網完全不同的工程系統,但德國的政策卻決定把「前所未有、龐大、間歇性且不可控的發電來源,注入亟需安定的電網系統中」。換句話說,由於無法控制綠能的供應狀況,風力與太陽能的間歇性與變動性擾亂了現代電力工程與經濟的基礎。煤炭、天然氣與核燃料的傳統發電廠提供持續、穩定的電力供應,可以按需求調節電量上升或下降,化石燃料與工程控制滿足人類需求的能源系統;但當風力和陽光照射作為能源時,人類需求必須隨著再生能源的任何變化而調整。 風和雲的變化不定,但電網必須保持平衡以穩定需求與電流供應。一旦這個平衡開始動搖,電網營運商若能提早預防、快速且正確行動,就能調整電網使其恢復平衡,否則很可能導致電網崩潰。二○○三年德國電網營運商必須採取特殊措施以調整電網不穩的情況只有兩件;到二○一三年德國政府積極實施再生能源發電後,需要採取干預措施以避免電網不穩的情況增加到一千二百一十三件。如(圖表9.1)所示。 歐洲漸漸發現幾乎不可能預估風力與太陽能的發電量。隨著德國與英國試圖增加電網內的再生能源電力,可能需要兩倍的備用電力容量以因應天氣變化。 如工程師所說,備用或過剩電力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的致命缺陷。想像一下,你的汽車有兩個油箱,一個裝滿汽油供主引擎燃燒,另一個油箱的汽油提供輔助引擎,但輔助引擎並不提供車子的動力,只為預防主引擎失常。因為你必須偶而使用輔助引擎,而浪費了輔助油箱的汽油。本來一輛車每加侖可以跑二十英里,現在只能跑十英里,效率更差。 再生能源所需的備用電力,必須來自可控與可靠的傳統發電能源,如煤炭和天然氣。想像一下,依賴一個需要花費兩倍能量的電力系統,如何能贏得二次世界大戰或壓制俄羅斯囂張的氣 燄呢? 負電價誤導視聽 慷慨的補貼以及將再生能源列為優先,使燃煤電廠與燃氣電廠無法盈利。別忘記德國從俄羅斯進口大部分的天然氣,其價格是美國的兩至三倍,但德國許多燃煤電廠和燃氣電廠仍因無法與綠能補貼競爭而被迫關閉。為避免停電,德國現在必須補助燃煤電廠,讓它們重新回到電力生產線。綠能計畫要消除的煤炭是維持照明的必要燃料。雖然德國家庭與工業花費數百億美元支持能源轉型,二氧化碳排放量卻只增不減。 德國綠能方案獎勵大規模綠能配置,卻未顧及電力的可靠性、效率與經濟的實惠。其中一項奇怪的缺陷是「負電價」(negative pricing)或稱「負瓦特」(negawatts),即賣方付錢請買方購買電力,卻荒謬地請人購買風力或太陽能發電廠在不需要(例如半夜)或電網無法處理時所產生的電力。風力發電業者付錢請電網公司購買並不需要的自家電力。原本只有當風力或太陽能實際發電時的可觀稅收才有獲利;但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以負瓦特出售電力時――或更精確地說,付錢請買家購買不需要或不想要的電力仍可獲利。所以,自由市場的效率也不過爾爾。 德國大力宣傳再生能源發電量創下紀錄,大部分是受到負電價的刺激。二○一四年五月十一日德國官方報告指出,再生能源電力達全國一日電力需求的75%。聽起來是很驚人的進步,但其他數據更引人深思。由於德國電網無法全部消化,75% 再生能源電力大部分成為德國付錢請其他國家收購的負瓦特。弔詭的是,即使德國的電力成本相當高,這種情形仍頻繁發生。 無論是規劃者對能源的無知、一廂情願或意識形態狂熱所導致,德國的大規模綠色計畫已造成反效果且經濟上難以為繼,但德國並未修改綠能目標和重新設計系統,反而是發放越來越多補助來掩飾問題。 https://goo.gl/s3Tf6K
    1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 絶食4天價值3,000億, 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當我們遇到跳電或者停電很熱時,心情煩躁因為生意不好,甚至倒閉,生計無以為繼,生活難過了⋯ 何妨請來了解下列文章⋯ 作者是王伯輝廠長,清大核工碩士畢業,他全家都是深綠支持者,但請看他這篇文章,值得大家深思! 最近打開電視,最常聽到的討論議題都是「論文抄襲否?」。 事實上,學位或那個學校畢業並不重要,重點是這個人是否有「誠信」? 1990年代,已逝的朱高正先生挾著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光環,從德國哲學家康德「國家是一群惡魔的組合」的思考脈絡中,道出了「政治是高明的騙術」這個經典名言。 多少年來,臺灣選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台灣政治人物有了參與政治是高明騙術的藉口,忘了做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誠信」;也忘了政治是服眾人之務的理想目標。 2014年4月22日,民進黨的神主牌林義雄先生 絶食四天,翻轉了台灣的能源規劃。封存了核四,好不容易訓練的核四團隊也因此而四散。 林義雄絶食4天,換取了台灣花費了3,000億,多少台灣年輕工程師離鄉背井,犠牲他們黃金歲月努力的成果,克服種種困難興建幾近完成的第四核能發電廠。 政治凌駕專業,莫此為甚! 悲哀啊!台灣。 2018年10月,縣市長選舉期間,政治人物也在一夕之間翻轉了深澳電廠的興建案。 林義雄、人民作主、反核、反核四、反核電。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改變核四的命運,也是讓台灣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一個社會、政府及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可以超越專業。 最近,幾次大停電,2017年的815,2021年的513及517,2022年的303,都和能源規劃亂套有關係。 如今,歐洲議會已經將穩定便宜核能發電定調為「綠色能源」。 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核四團隊已經四散,若需要,如何重新建立才是關鍵。事實上,我們已喪失了國際競爭力。 為了政治,創造一些非專業的術語「用愛發電」及「會做事比較重要」而避開了「誠信」及「專業」問題。 所以說:這個國家社會,假如政治可以超越專業,拋棄誠信,那我就真不知道,我該相信誰了? 是否我們該重拾初衷,培養社會上「誠信」才是人和人的相處的基本,也是政治人物參選公職的必要條件。 誠信,是可以培養的、是可以敎育的。 以個人成長過程為例: 我民國58年,在清華大學讀大二,當時我們有一位「工程力學」的老師是義大利神父叫梅德純,他用英文及不太流利的北京話上課。 當時,我們這一批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學生,從小到大習慣於台灣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賣力的講,學生在台下丶拚命做筆記,老師考試大概不會超出筆記的範圍。 梅老師是歐洲來台灣傳教的神父,為人正直、風趣。用歐洲啓發式的教學,課本只是參考用。考試時,更從未出過「考古題」,甚至都是伸論題。 因為,他是神職人員,所以非常重視誠實,考試時,都會找一個全系可容納二百多人的大講堂,每一個人的座位都是他指定,你的旁邊一定是空位,而且,那一個人坐那個位置也一定要記起來。 甚至,考卷上,他發現,你和附近的同學答案或想法、寫法有點類似,他會在考卷上寫上「 come to see me」。意思是說,這份考卷暫不給分,他要再口試。繳交作業時,他說,可以集體討論,但,必須把參與討論的同學名字一起寫上。這本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但,當年20出頭的小伙子,而且同學又集體住校,感情很好,有些人做完功課,大家好同學,就順便掛個名。 就這樣繳了上去,沒想到,梅老師,又來一招…...把簽名的人一起找來,在房間分別口試。這下,真的穿幫了,他直接把作業撕掉,再出幾個,每個人都不一樣的題目。也因為如此,我們養成了,不要依賴別人。考試一定要靠自己。誠誠實實的習慣。也因為如此,雖成績各有高低,但很紮實。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另兩個是同學自動自發的學習,考試根本不會去做弊,覺得我們若不誠實會對不起老師,他們是敎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的曾老師,及敎應用電子學的唐老師。 他們都是軍方轉任,在極端困難的情況做研究,取得學位的好老師。深知「專業」對學生的重要性。 曾老師,三學分,一定教六小時,甚至晚上也加課,他的研究室,永遠敞開大門,晚上也在研究室,隨時歡迎學生問問題。 唐老師,教應用電子學,也是三學分,上六堂課,再加上一個下午的實驗課。 這二位老師的考試,都在晚上,因為如此才不會衝堂。而且,考試也沒有時間限制,也不監考,老師就在他們的研究室做他們自己的事,答完卷,自己把考卷放在前面的講桌,吃宵夜去。 老師,這樣待我們,我們怎麼好意思做弊呢? 兩個不同的情境,一個讓你「死了抄襲這條心」。一個讓你感動到覺得「作弊」對不起老師。這些教育給予我們這些學生很大的啓發,甚至我的同學回到清華當老師時,也是用同樣的態度。 2022年民進黨桃園市長提名人林智堅被揭發學歷作弊(論文抄襲),全黨護航,葬送的不只是民進黨,而是台灣。 當今社會,我不敢妄加評斷,但是,勉勵自己做好「誠信」才是正道。然而,政治凌駕專業,在臺灣似乎已經視為正常。 網路上流傳:1970年代,台灣正經濟起飛,是時,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打電話、寫信或拍電報,希望各位優秀的留學生能回國進入公部門任職。 而且說上這句話⋯⋯ 如果你們不進入公部門任職,將來三流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們這些一流的人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如今~ 五十年前的話竟然應驗了。 1970年代,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孫先生、李先生及趙先生等前輩之言,我無從驗證。 但,有兩件親自體驗之事,必須要講: 民國55年,我在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二,當年高一不分組,高二分理組班及文組班,建國中學一個年級有25班,當時僅有兩班文組班,我們的導師苦口婆心的勸班上同學,儘量選擇文組(法律系/政治系/公行系);他說,文組的同學將來都是做官、制定政策的,而理工科的辛苦學成後,也只不過是個埋頭苦幹的實踐者罷了。 當然,同學仍不為所動。 50年了,也驗證當年,我們同年不同班的馬英九同學,當上了總統,當時他有權制定更正確的政策,而非一昧討好政敵/討饒式的妥協。 民國57年我大一,有一次在導師/導生的聚餐中,突然來了一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王企祥先生,他是蛇毒結晶蛋白的國際性專家,他對我們這些大一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most scientists are stupid」他要我們,除了做學問之外,更應該要以專業實力參與公共政策。 四天絶食,是用惡意政治 (意識形態) 凌駕、顛覆掉全島電源電力的專業佈建。 他們試圖不負責任翻轉臺灣的能源政策。也間接導致目前全台缺電 (挖東牆補西牆) 的窘境。 現代化生活,不可一日無電,不可時不時缺電,更不可無預警斷電。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正一步步逐漸侵蝕著臺灣人心。 這幾年來,活生生的惡例罄竹難書,且歷歷在目,若再繼續這樣操弄下去,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真的是Bar B Q (完了)。 盼望~ 由這次的論文事件,讓台灣人仔細思考~ 難道我們還要再繼續沉淪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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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總統普京2月24日電視講話 (全文) 尊敬的全體俄羅斯公民! 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我認為有必要再次就頓巴斯局勢和其他涉及俄安全的問題發表講話。 我在21日講話開始時列舉了一系列對俄構成致命威脅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由一些不負責任的西方政客經年累月奉行錯誤對俄政策造成的,特別是北約東擴,將軍事基礎設施部署抵近俄邊境。 眾所周知,過去30年間,我們一直展現堅持和隱忍,不斷嘗試同北約主要國家就歐洲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達成共識。 但我們等到的回應只有無恥的欺騙、謊言,亦或是施壓與恫嚇,北約置俄的抗議與關切於不顧,仍然不斷繼續擴張。 北約的軍事機器已直抵俄邊境。 是誰給了北約底氣,讓他們如此大言不慚地從自身特殊性、絕對正確和肆意妄為的立場出發同我們打交道? 讓他們以這種輕視蔑視的態度對待我們的利益和合理合法要求與主張? 答案顯而易見。 蘇聯自上世紀80年代末不斷走向削弱,之後徹底分崩離析。 今時今日,俄仍應從中吸取教訓,蘇聯解體證明,權力和國家意志的癱瘓是走向全面倒退和瓦解的開端。 我們不知從何時起變得不自信了,從此世界力量對比的平衡也被打破。 曾經的一系列國際條約事實上已不復存在。 承諾約定和請求百無一用。 所有不為霸權國家滿意的執政當局均被貼上過時、沒用的標籤。 相反,一切他們眼中能為己所用的政府則不惜一切代價去扶持,哪怕是用野蠻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任何不與之同流合污的力量則會被敲碎膝蓋。 我講的這些不僅攸關俄羅斯,不僅只是俄羅斯的關切,更關乎整個國際關係體系,甚至是美國的盟友們。 蘇聯解體後世界版圖被重新劃分,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法準則的核心、基本內容,以及二戰勝利成果卻成為那些自稱為冷戰勝利者實現霸權的絆腳石。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在國際關係和國際規則適用過程中,國際形勢以及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都是重要考量因素。 應該保持專業、平穩和耐心態度,清楚定位自身責任,尊重所有國家的利益。 但一些國家不斷強調自身的絕對優先,謀求一言堂,僅接受於己有利的方案,在這種下三濫手段不斷充斥國際環境的背景下,事態從最開始就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 類似的例子信手拈來。 北約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貝爾格萊德進行血腥的軍事行動,直接動用飛機和導彈,持續數週對市政設施及關乎民生的基礎設施進行轟炸。 但西方國家總是選擇遺忘這些事實,當我們提起時,他們不願談及國際法準則,反而宣稱是形勢使然。 之後又輪到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 對利比亞非法動武,歪曲聯合國安理會涉利比亞問題決議,導致該國徹底被摧毀,淪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陷入人道主義災難和內戰不斷的深淵。 利比亞數百萬人甚至整個地區的人民都深陷災難,滋生了從北非和中東到歐洲的大規模移民潮。 敘利亞也遭遇同樣命運。 西方國家未經敘政府同意和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便對該國動武,這是赤裸裸的侵略和乾涉。 然而,最令人髮指的是在毫無法理依據的情況下入侵伊拉克。 侵略的由頭是美國言之鑿鑿宣稱伊境內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為了師出有名,美國務卿在全世界面前晃了晃裝有白色粉末的試管,向世人宣稱是伊拉克正在研發的化學武器。 然而事實證明,所有的一切都是騙局,是煙霧彈,伊拉克境內根本沒有任何化學武器。 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就是事實。 這一切都是美國政府在聯合國舞台上撒下的謊言,最終導致無數傷亡和破壞性後果,恐怖主義更是趁勢做大。 只要是西方試圖染指建立所謂“秩序”的地方,就會發生流血和傷痛,就會給國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以可乘之機。 這些例子只是最令人髮指的一小部分,西方國家藐視國際法的例證遠不止於此。 其中就包括曾向俄羅斯作出的北約絕不東擴承諾。 他們欺騙了我們,滿嘴跑火車。 的確大家常說,政治是骯髒的。 也許是吧,但不至於骯髒至此。 這種耍滑頭的行為違反了國際關係準則,尤其是各國公認的道德和道德規範。 正義和真理何在? 全是謊言和虛偽。 美政客、政治評論者和記者常說,近年來美內部建立了一個真正的“謊言帝國”。 毋庸置疑,事實就是如此。 但需要承認的是,美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和世界主要大國。 其附庸國不僅在所有問題上對其隨聲附和、言聽計從,甚至還效仿其所作所為,欣然接受其製定的規則。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自信地說,美按照其設想和模式建立的西方集團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帝國”。 蘇聯解體後,儘管新生的俄羅斯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性和同美西方合作意願,並且幾乎是單方面進行裁軍,但美西方仍企圖壓榨,甚至徹底摧毀俄。 上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初的情況就是如此。 當時,所謂的集體西方大肆支持俄南部的分裂主義和受僱傭匪徒。 我們將永遠銘記,為了最終打斷高加索地區國際恐怖主義的脊骨,俄付出了多少人員傷亡,蒙受了多大損失,經歷了多麼艱難的考驗。 實際上,直至最近,還有國家不斷企圖利用俄服務自身利益,摧毀俄傳統價值觀並將自身虛假價值觀強加於俄,以此從內部侵蝕我們和我們的人民。 他們還企圖將其國內方針強加於俄,而這將直接帶來衰退和墮落,因為這是違反人性的。 任何人的上述圖謀永遠都不可能得逞。 儘管2021年12月,我們再次試圖同美方及其盟友就歐洲安全保障原則和北約不東擴達成共識。 但這一切都是徒勞。 美方固執己見,認為沒有必要同俄就俄核心關切達成共識,為達成自身目的,罔顧俄利益。 面對當前局勢,我們產生一個疑問:接下來該怎麼辦? 還在等什麼? 我們清楚地了解1940年和1941年初的歷史。 當時,蘇聯曾千方百計試圖防止或至少拖延戰爭爆發。 為此,全力避免挑釁潛在的侵略者,放棄實施或推遲為籌備應對侵略所必要的行動。 而最終採取行動時已為時已晚。 結果是,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宣布對俄開戰,而俄卻未做好應對準備。 我們成功阻擋並摧毀了敵人,但同時付出了慘痛代價。 偉大衛國戰爭前夕,對侵略者採取綏靖政策大錯特錯,讓我們的人民付出巨大代價。 戰爭伊始,我們喪失了大量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土和數百萬民眾。 我們不會也無權重蹈歷史的覆轍。 那些謀求霸權的國家公開、毫無成本且毫無根據地將俄羅斯宣稱為敵人,這些國家的確在金融、科技和軍事領域擁有強大實力,俄方對此有客觀認識,這些國家威脅對俄實施經濟制裁的聲音不絕於耳,俄方對此也進行了客觀評估,分析我們對可能的經濟制裁擁有哪些應對能力,我們進行的研判非常客觀和現實。 在軍事領域,儘管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軍事實力受到了很大打擊,但俄仍是當今世界核武器力量最強的大國之一,且在眾多新式武器領域保有一定優勢,因此任何試圖襲擊俄羅斯的潛在入侵者定會招致災難性後果,國際社會對此擁有共識。 國防等領域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相應軍事技術的領先地位也在不斷易主,如軍事技術成果應用不斷向俄邊境逼近,而俄卻無動於衷,那麼相關軍事設施將在幾十年後甚至未來永遠對俄造成長期增長、完全無法承受的威脅。 即便當前,隨著北約不斷東擴,俄安全形勢也在不斷惡化,其危險性與日俱增。 不僅如此,北約高層日前直接聲稱將加快其軍事設施向俄邊境線推進的進程。 換句話說,北約的立場愈發強硬,俄不能再坐以待斃,坐以待斃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北約進一步東擴,將軍事裝備部署在烏克蘭境內於俄來講絕不可接受,當然,問題不在於北約本身,北約只是美國的外交工具,在俄羅斯的毗鄰地區(這些地區原本歷史上是俄羅斯的領土),建立起對俄極具敵意的反俄陣線,且這些國家完全受外國操控,北約國家的軍事力量不斷在加強,還部署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在美及其盟友口中聲稱的遏俄政策,所謂的地緣政治紅利,對俄而言卻是生與死的問題,毫不誇張,這是俄命脈攸關的問題,不僅威脅到俄國家利益,甚至威脅到俄主權,關乎國可為國的問題。 這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的“紅線”,而他們已經踏過了這條紅線。 至於說到頓巴斯地區形勢。 我們看到,2014年策動烏克蘭政變的那伙人攫取政權,在外部勢力幫助下舉行了“作秀般”的選舉,徹底放棄和平解決爭端。 8年間,俄方不斷作出一切努力,希望局勢能夠通過和平政治方式化解。 最終看來,一切皆為徒勞。 正如我在上一次電視講話中所說,我們不能對發生在頓巴斯地區的事漠視旁觀。 如今,我們不可能再坐視不管了。 我們必須立即阻止這樣的噩夢繼續下去,必須立即阻止烏當局繼續屠殺對俄寄予厚望的數百万頓巴斯地區居民。 俄承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獨立的主要原因,就是頓巴斯地區居民的願望、感受以及他們承受的痛苦。 我還想強調的是,北約主要成員國為了達到其自身目的,對烏極端民族主義者和納粹主義者予以全面支持,而這些勢力永遠不會放過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的居民,僅僅因為他們行使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回到了俄的懷抱。 毫無疑問,這些勢力會像潛入頓巴斯地區一樣潛入克里米亞並挑起戰爭,像打著討伐旗號的烏民族主義者屠殺手無寸鐵的頓巴斯地區居民一樣,屠殺克里米亞居民,這些烏民族主義者在二戰時曾是希特勒的幫兇。 烏局勢發展的整個過程以及對有關信息的分析表明,俄同這些勢力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只是時間問題,這些勢力一直在積極準備,伺機而動。 現在,這些勢力還開始要求擁有核武器,俄決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我曾說過,蘇聯解體後俄已接受了新的地緣政治現實。 俄始終尊重在前蘇聯地區成立的各個國家,始終尊重它們的主權,俄幫助哈薩克斯坦平定亂局、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烏不斷對俄安全構成威脅,這讓俄充滿不安全感並無法正常發展。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2000年至2005年間,俄在高加索地區對恐怖分子進行了軍事打擊,捍衛了俄領土完整。 2014年,俄對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居民予以了支持。 2015年,俄出兵敘利亞,有效阻止恐怖分子從敘流入俄。 俄已無其他自衛方式。 目前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我們除了採取今天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以外,已經沒有其他保家衛國的方法了。 形勢迫使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已向俄求助。 因此,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條第51款和俄聯邦委員會今年2月22日批准的俄同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友好互助條約,經俄聯邦安全會議批准,我已決定採取特別軍事行動。 此次軍事行動的目標在於保護那些八年來一直遭受基輔當局欺凌乃至種族滅絕的人們。 為此,我們將致力於烏克蘭的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並將那些對包括俄公民在內的平民犯下無數血腥罪行的分子繩之以法。 但我們不會侵占烏克蘭領土,也不會以武力逼迫任何人。 此外,我們注意到,近期在西方國家所謂“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成果的相關文件系蘇聯極權主義政權簽署,不應繼續履行”的論調甚囂塵上。 下面我將作出回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和我國人民為戰勝納粹主義所作出的犧牲都是神聖的。 這與基於戰後數十年發展得出的崇高價值——人權與自由並不矛盾,也不會抹殺《聯合國憲章》第一條所規定的民族自決權。 請注意,無論是在蘇聯成立時還是在二戰後,那些現代烏克蘭領土上的居民,他們對生活的想法從來無人問津。 我們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包括讓所有人自主選擇本人和子女未來的自由。 我們認為,生活在當今烏克蘭領土上的所有民族、全體人民都應享有這種選擇權。 在此,我向烏克蘭公民發出呼籲。 2014年,俄羅斯有義務保護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人民免遭你們口中的“納粹分子”傷害。 (因為)兩地人民做出了選擇,即與他們歷史上的祖國——俄羅斯站在一起,這也得到了俄方的支持。 再次強調,除此之外,他們別無選擇。 此番行動並非意在侵犯烏克蘭及其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衛俄羅斯自身、為了擊退那些綁架烏克蘭並試圖利用其危害我國及我國人民的分子。 再次強調,我方行動是旨在抵禦眼下威脅、避免災難事態擴大的自衛行為。 儘管十分困難,但我還是希望廣大烏克蘭公民能夠理解這一點,並(同俄方)開展合作,以便盡快翻過悲慘一頁,攜手前行,不要再允許任何人對我們兩國的內政和彼此關係橫加干涉,而應做到獨立自主,如此,才能為解決問題創造必要條件,打破國界阻隔,從內部增強彼此凝聚力。 我相信這才是我們兩國的未來。 我還要向烏克蘭武裝部隊軍人發出呼籲。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的父輩、祖輩、曾祖輩同納粹作戰,保衛我們共同的家園,不是為了今天的新納粹分子在烏當政。 你們宣誓效忠的是烏克蘭人民,而不是掠奪烏克蘭、侮辱這些人民的反人民政權。 不要執行他們的非法命令。 我呼籲你們立即放下武器回家。 我明確指出,所有聽從這一要求的烏士兵將順利離開戰區,和家人團聚。 我想再次強調,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的全部責任將完全由烏當局承擔。 現在我想對那些受外界影響企圖干涉當前局勢的人說幾句:無論是誰想干涉我們,甚至是危及俄國家和人民,他都必須知道,俄羅斯將立刻作出反應,並將讓其遭受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後果。 俄已做好應對任何事態的準備,也做出了所有必要的決定,希望大家聽到我們的聲音。 親愛的俄羅斯公民!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富強和存亡,其成就與活力始終源於其深厚根基,即文化和價值觀,先人的經驗和傳統,也取決於其迅速適應不斷變換的外部環境的能力,取決於社會凝聚力與勇往直前的決心。 力量總是必要的,但力量可以有不同的性質。 我在講話開始時提到的“謊言帝國”政治首先就是建立在粗暴、直接的武力之上,俗話稱“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真正的力量在於正義和真理,而正義和真理在我們這邊。 這樣,就沒有理由不同意,擁有力量、準備鬥爭是維護國家獨立與主權的基礎,只有在這一基礎之上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 同胞們! 我相信,忠於祖國的俄軍官兵們將專業而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我毫不懷疑,負責俄經濟、金融系統和社會領域穩定發展的各級機關和專家們、企業家以及整個工商界將協調一致,高效工作。 我希望議會所有政黨和社會力量都能秉持一致的愛國立場。 俄羅斯的命運始終掌握在可靠的俄各族人民手中。 這意味著,我們所做的決定必將得到執行,我們的目標必將能夠實現,國家的安全必將得到可靠保障。 我相信你們的支持,相信對祖國的愛能給予我們必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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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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