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一個雨夜,紐約市政⋯⋯

2020/3/29 【In God We Trust】感謝大家為美國紐約市新光病毒肺炎危機禱告~ 紐約市已快速有方艙 ( 諾亞方舟概念) 醫院床位，以及大量退休醫療志工ready for help~ 一. 方艙床位 1. 紐約會展中心趕建有上千多床位。 2. 哥倫比亞大學體育館等。 3. 二艘巨型醫用軍艦。 4. 一批備用郵輪。看來醫院床位在短時間內沒有問題了。二. 包括退休醫療人員，醫療志願者...，超過6萬2,447人報到~ 大約一周多前，紐約州長呼籲退休的醫護人員，包括醫生、護士、呼吸治療師，“回來並加入對抗新冠病毒。”就在州長呼籲不到24小時， 1. 有1,000名退休醫生和私人開業醫生返回醫院。 2. 另12,000名醫療人員，含退休醫護人員和醫學生，已經簽署志願工作協議。 3. 志願者總數已超過52,000人。 4. 心理健康志願者至少10,099人。三. 一位從業醫生說，自己很感動，自己的很多老領導，老同事們竟然都回來，這就是給病毒最大的反擊。市應急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負責專員赫爾曼·謝弗(Herman Schaffer)說：“我們已經與退休醫生和護士取得了聯繫，並將繼續推動這一活動。當我們電話打過去時，聽到最多的回復就是：I will come (我會來)。 ”而還不止這些人，全美各地志願者自發支援紐約。四. 美國JetBlue, hertz, 与hotel接力支援 (一) jetblue 航空公司提供免費航班支援~ jetblue (捷藍航空公司) 3/25 開始免費承運各地醫療志願者前往紐約嚴重的疫情區支援。 1. jetblue飛往紐約四機場: 含韋斯特切斯特縣機場，斯圖爾特國際機場，以及拉瓜迪亞機場，和肯尼迪國際機場。 2. 同時在紐約上州，Albany, Buffalo, Rochester 和Syracuse都有航班。 3. 在jetblue航空公司的官方網站並沒有看到他們對此的宣傳。這種 “做好事不留名”的做法還是被紐約州長點名表揚。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在Twitter上發表了聲明，並表示：“新消息：捷藍航空為即將前往紐約州的新進醫療志願者提供免費航班。感謝@JetBlue運送我們需要的重要人員。非常感謝您的幫助。”Jetblue隨後回復了這條推特，表示願意為紐約幫忙。 (二) hertz 公司: 也表示為醫護工作者提供免費車輛。 (三) 多家酒店: 表示為志願者提供免費住宿。五. 紐約人的回應: 災難爆發的日子，有過恐慌，有過憤怒，很多人都會問一句：為什麼是我們？為什麼是紐約？但是既然災難已經出現，我們不再害怕，有這麼多人在為了這個城市做出努力，盡他們最大的能力保護我們，我們向奔赴疫區的人致敬，也為所有默默付出的工作者致敬。有人在社交網絡上寫下這句話：在這次疫情之中，我們終於明白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並不是政客口中的一句空話。沒有強制，沒有要求，但我們看到每一個人自發的行動，讓我們意識到這個國家真正的希望是來自與這個國家的人民。他們雖然微小，卻力量巨大，祈禱每一位醫護工作人員都平平安安歸來。據報道，大多年老醫務人員還自願簽署當設備不夠時，放棄對自己的治療，先救年輕人。沒有每天被洗腦，沒有被封網，沒有follow 總統指示，他們的思想境界怎麼會那麼高？答案~ 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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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金克寧分享轉傳：兩位地方公共衛生局局長：Grant Colfax和Sara Cody，分別給他們取個中文名字吧：格蘭特和薩拉。格蘭特是舊金山公共衛生局局長，一年前剛上任。上任之前他在奧巴馬政府工作，主管艾滋病防疫政策。白宮之前，他在舊金山總醫院擔任艾滋病預防和研究主任，一乾就是15年。上個世紀80年代初，舊金山爆發一種流行病，由病毒引起。這個病，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艾滋病。跟現在的新冠相似，艾滋病在當時，沒有特效藥，患病率死亡率都很高。年輕的格蘭特身邊，朋友們一個接著一個離開了人世，痛苦萬分的他，決定去尋找這種病的解藥。他先是去了哈佛，後來回到舊金山UCSF做實習醫生，這之後，他就沿著尋找解藥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直到現在。出於多年的職業經驗，格蘭特馬上找到舊金山市長，告訴她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正在逼近。市長叫London Breed，是舊金山歷史上第一位非裔女市長。她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做倫敦布里德，簡稱倫敦（注：舊金山華人眾多，政客都會取中文名字，博取華人好感）。前任華裔市長李孟賢（Ed Lee）心臟病突發逝世後，倫敦作為代理市長走到公眾面前，之後在全民選舉中獲勝成為正式市長。她是土生土長的舊金山人，在貧民窟中靠政府救濟長大。大學畢業之後，倫敦進入政府機構工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這個職位。倫敦顯然知道專業人士建議的分量，1月27號，全美國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例確診，舊金山向前一步，成立了「緊急行動指揮中心」，為即將到來的新冠疫情做準備。指揮中心成立之後，大眾的生活照常，城市依舊車水馬龍。然而市內的所有醫院診所，已經開始戰略部署。我們醫院開始病房改造，UCSF附屬醫院開始取消一些不重要的門診預約。這之後，全美陸續出現了幾例確診，都跟武漢有關，整個社會似乎風平浪靜。總統繼續樂觀：「It’s like a flu.」股市一路高歌，達到歷史新高。這樣的平靜，一直維持到2月下旬。 2月25號這一天，於無聲處聽到驚雷，市長倫敦宣佈舊金山進入緊急狀態。這是全美第一個宣佈緊急狀態的大城市，雖然，此時市內還沒有出現確診病例。但是，領導之所以能勝任領導，是因為她能高瞻遠矚，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前景，能在危機來臨時，be decisive，當機立斷，為大眾謀福祉。隨著這個緊急狀態的宣佈，舊金山開始加快行動步伐，調集各種能利用的資源，為即將到來的風暴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充足的準備。十天以後，舊金山市最初的兩例確診浮出水面，而其中一例，就在我們醫院。由於一切都發生在意料之中，醫院工作進展有條不紊。現在要輪到我們的Sara Cody出場了，她的名字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幾乎不被大眾認識，雖然，她在當地，是久經沙場的老將，聲望很高。舊金山灣區聖塔克拉拉郡，位於舊金山市以南60公里處，是硅谷中心，很多科技大公司的總部所在地。薩拉在這個郡任公共衛生局長，她從耶魯大學醫學院畢業，在斯坦福大學完成實習之後，去CDC工作了兩年，之後就扎根在聖塔克拉拉郡衛生局二十多年，經歷過多次公共衛生危機，包括炭疽生化襲擊，豬流感，埃博拉等。 1月底，薩拉所在的地區出現第一例新冠。病人幾天前從武漢過來探親。兩天之後，又出現一例，也跟武漢有關。這之後，病毒突然消失一樣，新病例一直沒有出現。 2月底，第一例無武漢旅行史的新冠疑似病例，走進薩拉的視野。憑著職業的敏銳和多年積累的人脈關係，薩拉打電話給CDC要求專家支援。CDC在24小時之內，派了專家團隊來指導。這個疑似病例，確診是陽性，說明病毒已經在社區內傳播，傳播的範圍有多大有多廣，沒人知道。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薩拉領導的聖塔克拉拉郡衛生局，聯合加州衛生廳和CDC，一起做了一個小規模的流行病盯梢監視調查（Rapid Sentinel Surveillance）。具體他們是這麼做的：從3月5號到14號，聖塔克拉拉郡衛生局管轄下的4個緊急護理中心（Urgent Care Center)，對沒有疫區接觸史但有疑似症狀的門診病人取樣調查，一共收到226個符合條件的病患。檢測結果表明，23%的病人攜帶的是流感病毒，剩下的流感病毒陰性（也就是說這些病症不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患者裡邊，取了其中79個病人的樣品，做新冠病毒檢測。結果，這裡面11%是新冠陽性。後來記者去問為什麼要從5號一直拖到14號，一天之內快速調查完不是更好麼？理由是：檢測試劑盒和人手都不夠。儘管數據點不多，然而這個調查足以回答很多問題，意義非同小可，對接下去整個灣區抗疫，影響深遠。當時，為了不引起民眾恐慌，這些調查都沒有透露給媒體，但是薩拉把這些數據和信息，分享給了舊金山灣區的其他公共衛生局，於是，那幾天里，灣區各大政府機構和公司出台了一系列防護措施，給原本平靜的社會投下了連環炮： 3月5號，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等科技公司，鼓勵員工在家遠程辦公； 3月11號，禁止1000人以上的集會， 3月12號，所有老人院禁止訪客參觀, 3月13號，舊金山宣佈所有學校停課。 3月14號，醫院禁止一般訪客和非員工出入。 3月15號那個週末，薩拉打電話給格蘭特和另外一個衛生局長，三人達成共識：病毒正在無差別快速進攻，正在社區傳播，如再不加干涉，舊金山灣區這趟高速運行的經濟列車，馬上會出軌翻車，造成無數人員傷亡，後果不堪設想，所以，現在，馬上，就開始行動！打完電話，薩拉轉向她的政府律師朋友圈，開始商討接下去要頒布的行政命令細節。律師們通宵達旦工作，趕在3月16號週一之前，連夜完成了整整10頁內容的具體條款。3月16號下午，舊金山灣區5個郡的地方政府，聯合發佈禁足令，規定灣區700萬居民，除非必要活動都在家裡蹲。聖塔克拉拉郡下面的聖何塞市長宣佈：History will not forgive us for waiting an hour more. 一個覺醒著的社會，是一個互相成全的社會，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學校關閉以後，家庭困難的孩子可以在舊金山城市內20多個地點免費領取食物；學校開始遠程教學，家裡沒有電腦的學生，可以免費向學校借筆記本電腦；一線醫護人員的子女，沒人照顧怎麼辦？不怕，舊金山公園處免費幫忙照看，只要你自己送過去；UCSF開始和斯坦福大學合作，開發新冠檢測的試劑盒；灣區各大醫院開始PPE資源共享；生物科技公司放下競爭，互相合作為醫院提供更多的檢測試劑盒；特斯拉關閉東灣的汽車生產流水線，轉而生產呼吸機；服裝品牌Gap開始加工口罩；我們醫院的護士出勤率達到歷史最高；人民遵守紀律，犯罪率比同期下降了20%到60%；舊金山市長成立了一個捐款箱，一周之內收到社會捐款五百萬美元……一句話，來美國八年，我第一次見證這麼轟轟烈烈的社會動員能力。歷史如何評說，是後世的事情，但是我們不會忘記，舊金山灣區都市圈，全美國第一個給高速運行的社會踩下了剎車，避免了無數人身傷亡，也為幾天後加州州長下令全州4000萬人口禁足增添了籌碼。這個國家的總統，終於醒來了，驚呼：「It’s not the flu, it’s vacious.” 2月25號，美國西海岸人口密度最高的舊金山市宣佈緊急狀態的時候，美國東部海岸人口密度最高的紐約市衛生局官員還在鼓勵大家出去浪，說全美國就那麼幾例有什麼好擔心的。3月初舊金山的市長在號召大家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採取預防措施的時候，紐約市長在鼓勵市民出門看電影。3月初舊金山灣區和紐約幾乎處在同一個起跑線。截止2020年4月8號，舊金山灣區10個郡（人口約800萬）確診4200例，死亡116例，紐約市（人口約850萬）確診76876例，死亡4009例。加州（人口約4000萬）每10萬人口有35個確診病例，0.9個死亡；紐約州(人口約2000萬）每10萬人口有670個確診病例，24個死亡。雖然兩個地區沒有絕對的可比性，然而領導和專家不同的態度和措施，或許是導致兩個城市走向不同命運路徑的最初原因。 13:25 金克寧面對疫情，政治處理和專業處理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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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GDP，神奇資料背後，隱藏著對中國的焦慮。我去過美國47個州，訪問過的地方，可能比絕大多數美國人還多。關於美國，我心中一直有個謎團，那就是美國的GDP。 2021年，美國GDP為23萬億美元，中國為17.7萬億美元。美國、中國的人均GDP，分別是6.94萬美元、1.25萬美元。論總量，美國超過中國，論人均，美國幾乎是中國的6倍。如果說，美國依然比我們強大、富裕，我可以接受。而當身臨其境觀察美國，這6倍人均GDP的差距，別說大人理解不了，連小朋友都有類似的疑問。疫情前，我帶讀小學的兒子去紐約，涉世未深的他問了我三個問題：為什麼紐約人喜歡睡在大馬路上？為什麼紐約地鐵的空調不開？省錢嗎？為什麼紐約的公交車那麼吵？那麼臭？他從小在寧波長大，的確沒有見過homeless（流浪漢），他坐過的中國地鐵都是有空調的，但並不意味著美國的地鐵都有空調。中國普及了電動公交車，但美國的大巴，依然以柴油車為主，確實又吵又臭。最讓我震撼的，並不是這三個問題本身，而是一箇中國兒童，居然在美國最有錢的城市，問了家長這三個問題，他的人生經驗和同齡的美國人完全不同。不知不覺，中國成了例外，而外國成了常態。很多去過美國的人，都和我一樣，不禁會問，美國的錢，到底都花在哪兒了？！對一個地方的理解，從普通中國人的角度出發，無非就是「衣、食、住、行」。 01 | 住對我來說，美國最富裕的那一面，就是飛機降落前的那一段時間，機窗外的景觀。你可以俯視整個城市，無論是洛杉磯，還是舊金山、華盛頓DC、休士頓、邁阿密，獨門獨院的House延綿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草坪、游泳池、樹木，點綴其間，這可能是很多中國人夢寐以求，一輩子都無法擁有的「豪宅」。歐洲城市的郊區也有成片的House，但規模完全沒法和美國相比。並不是歐洲比美國窮，而是美國的自然條件好，人口密度低，House要消耗大量能源和土地，只有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養得起。放眼全世界，也許只有加拿大、澳洲的自然條件，可以和美國媲美，其它國家望塵莫及。論價格，美國的House並不比中國的房子貴。根據美國最大房產中介Zillow的資料，2021年，美國房子的中位數價格是每套28萬美元，差不多200萬人民幣。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2021年3月，中國平均房價為1.1萬/㎡。大部分美國house也就幾十萬美元一套。賣掉一套中國房子，完全可以去美國置換一個House。論實際造價，美國的House遠看像磚混結構，其實幾乎都是木結構，工廠裡流水線生產，像搭積木一樣造房子，成本低，速度快。相反，中國的高樓反而成本高，打地基就要花很多錢，鋼筋水泥一樣都少不了。大別墅、大草坪、游泳池，大部分中國人，小住幾天，嚐嚐鮮可以，時間一長，先不說「好山、好水、好寂寞」，打掃保養house就是一個巨大的體力負擔。雖然也可以請「老墨」代勞，但價格不菲，一般普通美國中產也承受不起。為啥很多美國男人都有一個工具房，是他們熱愛手工活嗎？想多了，大部分人都是為了省錢而已。如果有錢到可以在美國請傭人的程度，住House還是不錯的。美國人住得通透，散發著仙氣，中國人住得熱鬧，繚繞著煙火氣。生活就像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與其說是差距，不如說是差異。 02 | 食我去過美國最大的購物中心，Mall of America，翻譯過來就叫「美國購物中心」，位於明尼蘇達州。那裡有的東西，中國都有，但中國有的東西，美國卻不一定有，比如餐飲。中國購物中心的餐廳，可謂是種類繁多，推陳出新。有專門吃牛蛙的，吃龍蝦的，吃烤魚的，吃羊蠍子的，吃潮汕牛肉火鍋的……有美式快餐，英式茶點，日式料理，韓式烤肉，港式燒臘……只要你想得到，就能吃得到。而「美國購物中心」完全沒有那麼多選擇。一方面，美國人天生就不是吃貨，另一方面，個性餐廳價格高，普通美國人也做不到餐廳的消費自由。這兩方面原因導致了，美國的餐飲市場遠不如中國繁榮。美國人基本不存在夜生活，絕大多數人下班也就回家了，而中國別說一二線大城市，連山西大同這樣的城市，夜市也相當火爆。而在美國，咖啡就喝星巴克，吃飯就是，麥當勞、肯德基、Subway，Tacobell，wendy，Burger King……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就算你想花錢吃點特別的，也沒得選。美國和他的祖宗英國一樣，都是食物充足，但美食極度貧乏的國度。 03 | 衣如果你去美國的大街上走走，你就會發現，除了極個別的大城市，美國人的穿著，說好聽一點，是隨意，說難聽一點，是邋遢。從外表看，你完全看不出，中美之間6倍的人均GDP差異。 04 | 行 20萬以下的汽車，中國便宜，20萬以上的車，美國便宜。就算便宜，美國大街上的所謂豪車，比例也遠不如我們。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也是最大的豪車市場。 2021年，世界汽車年銷量為8100萬輛，中國銷量2608萬輛，世界佔比在30%左右。美國1500萬輛，歐盟970萬輛，歐美相加，都不如中國一家銷量大。 2021年，BBA的全球銷量分別為，寶馬221萬輛，賓士205萬輛，奧迪168萬輛。而BBA在中國的銷量，寶馬84萬輛，賓士75萬輛，奧迪70萬輛。中國市場佔比分別為38%、37%、42%。中國豪車市場的規模，已經連續數年，穩居世界第一。另外，美國買車幾乎都是貸款，中國人買車，尤其是20萬以下的汽車，貸款比例不高。看著美國馬路上奔跑的汽車，我不禁要問，美國人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美國的公路，我只能勉強說「還可以」，但絕對配不上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最大的硬傷在於橋樑。我在美國經歷過的危橋，數不勝數，老態龍鍾，鏽跡斑斑，咯吱作響。美國公路和運輸建築商協會(ARTBA)表示，全美有接近5.6萬座橋樑存在結構性缺陷，這些橋每天會通過約1.85億車次。如果你說美國的公路，路況不如中國，就一定會有人跳出來教育你，不要得意忘形，我們只不過佔了後發優勢的便宜，美國公路建得早，當然不如我們。說這話的人應該沒有去過德國，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autobahn，就誕生在德國，路況堪稱世界第一，絕對可以碾壓美國。至於美國的公共交通，完全是第三世界標準，連印度新德里的地鐵，都比紐約地鐵好。美國的地鐵，連最基本的「乾淨、準時、安全」都做不到。同樣是百年地鐵，日本東京的銀座線，堪稱世界典範，美國紐約地鐵，簡直就是人類工業文明的恥辱。如果以泰國的經濟指標衡量，美國的公路並不差，但美國人均GDP世界第一，是泰國（0.7萬美元）的10倍，是中國（1.25萬美元）6倍，是德國人均（4.5萬美元）的1.33倍。基礎設施這一塊，美國的錢完全都是花在了刀背上。作為發展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最基礎的交通建設，為何美國如此落後？美國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疫情前的好幾年，中國都是全世界消費最高的遊客來源地。在歐洲的景點，看到中國人的概率遠高於美國人。美國城市出現中國遊客的概率，更是高於在中國看到美國遊客的概率。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飛機上華人美國人，差不多各佔一半。而在疫情前的幾年，無論中國航司，或者美國航司，80%以上的乘客都是中國人。我上次去阿拉斯加的育空營地，方圓幾十公里，人跡罕至，就在那個小屋裡，90%的人講普通話。裡面賣的主食就是中國麵條，配料是當地野生的三文魚。根據世界旅遊組織2018年的報告，中國遊客的消費總額是2580億美元，遠超過美國的1350億美元，幾乎是2~4名的總和。每次看到這樣的資料，我都會問，美國人的錢，都花到哪兒了？總之，如果你說美國是發達國家，比中國富裕，我贊同。如果你說，美國一年創造的財富比中國多，我就有點懷疑，如果你說美國人均財富是中國人的6倍，那絕對是挑戰我認知能力的底線！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要麼是統計的漏洞，要麼是標準的差異。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謎一般的美國GDP。首先，美國的GDP特徵是服務業佔比極高，超過80%，與此同時，產生物質財富的製造業，只佔GDP的10%。 2018年，中國製造業產值為4萬億美元，而美國為2.3萬億美元，日本為1萬億，德國為0.8萬億，中國製造業產值幾乎是“美、日、德”的總和。最近我還看到一張讓我印象深刻的圖表。2022年，全世界前50大港口排名。前5名全部來自中國。前10大港口中國獨佔8個。前50大港口中國佔29個。前50名，美國只有4個，整體排名，比韓國還落後。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程度，已經病入膏肓。美國GDP的祕密，都藏在服務業裡。讓我舉幾個例子。會計美國最詭異的事情，就是報稅。我一直很想不通，就是在這麼一個大部人連加減乘除，都搞不清楚的地方，報稅的過程為何如此複雜，各種「稅碼」猶如天書。基本上，報稅就是兩部分，一部分是清點自己的收入所得，一部分是算出各種可以抵稅的額度（巧立名目，非凡人所能理解）。二者之差，就是用於計算個稅的收入。家庭可以一起報稅，也可以分開報稅。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減免辦法，另外，免稅額度本身也有多種計算方式，而且，稅法到這種複雜程度，也有不少漏洞可鑽，所以最後算下來，不同的報稅方式可能有很大區別。美國每年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份個人所得稅單，很難有兩份完全相同。以中國人的思路，報稅如果有麻煩，那直接打政務熱線12345不就行了？你想得太多了，美國各州的稅務局，熱線電話簡直難如登天，我曾經打過田納西州稅務局的電話，足足等了25分鐘，然後一個女話務員用西班牙語口音的英語，照本宣科，對我毫無幫助，純粹大家互相浪費時間。這裡要插一嘴，在美國，肉眼可見的腐敗確實很少，但行政效率之低，令人髮指！如果你體驗過國內「最多跑一次」的服務，對美國的各級衙門，絕對是忍無可忍。在美國，正因為複雜的稅制，普通人根本無法駕馭，美國才有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會計師隊伍，協助納稅人報稅。截至2020年9月，根據AICPA（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統計，美國有65萬名註冊會計師。他們的年平均薪水為7.9萬美元，這比美國的平均薪資水平高出近50％。與此同時，截至2020年3月，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有註冊會計師10.8萬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3倍，會計師卻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美國人均供養的會計師，是中國的24倍。會計師是不產生物質財富的行業，按照7.9萬平均工資，65萬律師，一年的工資就是513億美元。他們背後，就是65萬個美國中產以上的家庭，總人口至少200萬。很多美國華人疑惑，中國的報稅APP這麼好用，美國人為啥就不抄一個？其實，美國也有付費的報稅軟體，但體驗和中國的報稅app相差太大。美國官方也有電子報稅渠道，那就是IRS的E-File報稅系統，我曾經體驗過，和中國的手機報稅相比，那簡直就是石器時代的產物。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鈔能力」的硬核邏輯，才是一切現象背後的本質。如果美國用了中國這一套體系，你讓那麼多高收入的會計師去哪兒涼快去？這些可都是腦袋聰明的有錢人，他們的組織勢力龐大，可以僱傭遊說團體去國會疏通關係。總之，美國有一條看不見的潛規則，在無形中保護著美國的服務業。現有高階服務行業，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體系，哪怕是科技進步，也阻止不了他們把服務業「做大做強」！律師單單法律服務業，美國每年將近產生2700億美元的財富！中國呢？我查不到具體資料，但可以推導，結果應該也八九不離十。從律師人數上來看，2021年，中國有57萬律師，2015年，美國就有130萬律師，美國供養的律師是中國的2.7倍。按照人均GDP的差距，美國律師收入至少是中國的6倍，那麼，按此推論，中國法律服務業的規模，大約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美國2700億美元，中國最多也就1500億人民幣。虛擬房租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網站www.bea.gov。裡面有一句話，讓我大開眼界，Households with housing are officially regarded as the owners of unregistered enterprises, which produce housing services for household consumption.”「擁有住房的家庭被視為未註冊企業的所有者，這些企業生產家庭消費的住房服務。」嗯，說人話就是，美國人人都是企業家！不僅自住房屋的「虛擬租金」算入經濟總量，連家庭主婦在家幹家務，也要納入GDP。從照顧老人到看護孩子，從洗衣做飯到修建草坪，也算是事無鉅細了。網上流傳一個很有名的資料，那就是美國GDP算了私人住宅的「虛擬租金」，而中國卻沒有算。這一塊，一年就相差1.5萬億美元。其實，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中美兩國的GDP統計法則，基本都是和國際接軌，但在具體的操作上，也要按照各國情況，因地制宜。「虛擬租金」的意識就是，如果你有房子，就算自己住，或者空著，也要按照市場價值估算租金，然後計入GDP。我國採用折舊法來計算房屋的「虛擬租金」。農村居民每年的「虛擬租金」規定為建造成本的2%，城鎮居民則為4%。北京市平均建築成本大約為每平米3000元，依照這一方法計算的一套60平米住宅的“虛擬房租”為約每月600元，大大低於市場租金。據統計，我國住房自有率超過85%，這一「虛擬房租」的計算方法大大低估了我國的GDP。醫療行業美國醫療佔GDP的比例也高得不正常，達到了16.9%，這個數字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要高。與此對應的，是美國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的人均預期壽命，如今，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中國人還低。由此可見，美國在醫療方面的高支出，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回報。關於美國差勁的醫療，普遍的看法是，在無限制的自由市場體制下，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形成了壟斷利益集團，推高了醫療價格美國最大的服務業就是所謂「火災行業」，也就是「保險、金融、地產服務」的統稱。（FIRE Sector）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 rental, and leasing。火災行業是最典型的，不產生實際物質財富的食利經濟。「火災行業」2019年共創造了45418億美元的價值！4.5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的21.2%！與此同時，我國金融，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2019年增加值約為2.6萬億美元，也佔我國GDP的18.1%。僅僅這一項，就比中國多出1.9萬億美元！建築業 2018年美國建築業GDP增加值為8400億美元，中國建築業GDP增加值為9340億美元，僅僅比美國多10% 而已。看到這裡，相信很多人都會感到驚訝，號稱基建狂魔的中國建築業和美國相比，規模上居然沒有什麼優勢。我們來比較一組資料，2018年，中國水泥產銷量22億噸，美國為8850萬噸，是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中國粗鋼產量9.3億噸，美國9500萬噸，中國是美國的10倍。中國每年建成4000多公里的鐵路，5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萬座橋樑。這幾個數字在美國幾乎都接近零。 2018年中國建築業房屋竣工面積413508萬平方米，美國只查到2016年的資料是18780萬平方米，僅為中國的不到5%。這些核心建築業的產出資料中國都是美國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然而美國建築業竟然貢獻了和中國相當的GDP，可以想見其建築成本的離譜程度。總之，服務業佔美國GDP高達80%。美國人開支的大頭，並不是「衣、食、住、行」，而是「算賬、看病、打官司」，當然，最大頭還是一切背後的「金融服務」。另外，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總是想方設法把GDP壓低，讓美國繼續當老大，因為當老二，壓力小，多好。而美國呢，想方設法把GDP吹大，因為，他實在承受不起失去老大地位的後果。總結寫到這裡，我並不是想說，美國有多麼衰落。其實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是虛擬化和服務化，也許若干年後，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會像現在的美國一樣，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作為統治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本來可以沿著虛擬化的道路，悠哉前行。但萬萬沒想到，一覺醒來，眼前出現一個龐然大物。一旦美國霸權旁落，美國要面對的，可不僅僅就是衰退的問題，甚至可能是分崩離析。要讓舒服習慣了的傻白甜，重新回到工廠上班，比登天還難啊！美國不甘心讓出第一的寶座，那麼就只能和東方大國死磕，但轉念一想，美國現在的經濟結構，已經不是冷戰時期的天下無敵。以前，美國的貿易戰「見佛殺佛，見神滅神」，連日本都瑟瑟發抖，登門求饒。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時候，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非常悲觀，但萬萬沒想到，3年之後，美國開啟的貿易戰，居然讓美國騎虎難下。用壓力測試讓中國知道，自己的製造業有多麼強大。「和平年代」的GDP與「對抗年代」的GDP的重點不同。從目前結構來說，中國的GDP結構更適合對抗。但中國不希望對抗，我們希望和平發展，因為時間在我們這一邊。美國的律師和會計服務業，在戰爭和貿易戰時候是沒用的。好萊塢的電影和NBA的球星，更加沒用。3nm的晶片用於手機，當然好，但對於戰鬥機，100nm也不落後。比如F22，80年代立項，2000年定型，因此它的晶片大概率是九十年代的技術。F35戰鬥機用的晶片都是180nm製程的。 2022年6月，美國空軍少將卡梅隆·霍爾特（Cameron Holt）說：「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花費1美元就能獲得我們花費20美元才能獲得的同等能力。如果我們不知道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國防供應鏈，我們就會輸。」 20倍，我覺得太誇張了，就算只有2倍，美國也會被中國的製造業拖垮。這樣的劇情剛好和當年相反，當時，美國用製造業優勢拖垮蘇聯。美國的焦慮是，在和平與對抗之間，舉棋不定。如果不和東方巨龍死磕，時間不在美國那一邊，眼看著霸權旁落，他不甘心。如果要死磕到底，手裡的牌越出越少，力不從心，於是就陷入焦慮。也許這就是美國霸權的更年期綜合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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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群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閱讀。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群體的新挑戰，並直言：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群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例一). 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文成的頭骨。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1 人回報・1 則回應・7 年前

這篇文章分析了今日阿富汗塔利班和蘇聯美國多年的千絲萬縷及歷史的必然阿富汗老百姓為何選擇塔利班，#真相比你想像的更殘酷 #細說阿富汗政經及歷史演變 #塔利班回來了。美軍一撤，他們扶植了20年的阿富汗政府軍立刻如鳥獸散。無數新聞工作者發現，平時可以跑得很快，但現在，連他們的報道發出來的速度，都跟不上塔利班推進的速度。 8月6日，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一個省會，8月15日，就圍住了首都喀布爾，開始和政府進行權力交接談判。沒有任何抵抗，總統逃了，首都被塔利班佔領。65.23萬平方公里的阿富汗，不到十天全部淪陷。許多媒體想不明白了：這個炸燬大佛、摧毀學校、要求女性全部穿罩袍的政權，根本就是反人類的，為什麼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塔利班的推進速度，哪怕遇到最輕微的抵抗，都不可能這麼快。阿富汗老百姓面對塔利班，真的很像中國人在書上看到過的一個詞：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如果塔利班背後有大國角力還好說。問題是：並沒有！這塊被戰火反覆蹂躪，又在美國鉅額軍力和美元下好容易維持了二十年的土地，幾乎是外國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那麼問題來了——阿富汗的老百姓，到底是怎麼想的？如果多看看阿富汗的過去與現在，就會發現，和我們大多數人震驚、嘆息的態度相反。塔利班這種組織，說不定還真是“阿富汗人民的選擇”。 01 2021年了，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連軍人都有90%是文盲。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GDP大概也有人均600美元。同樣是沒點亮科技樹的農業國家，阿富汗到現在，還沒趕上積貧積弱的晚清。阿富汗這個國家，從一開始，抓到的就是一把爛牌。它是一個完全被山地覆蓋的內陸國家，周圍是一圈鄰國：伊朗、烏茲別克、塔吉克、巴基斯坦、伊朗。跟中國其實只有茫茫雪原上的一個山谷接壤。作為中亞和南亞之間的戰略要地，阿富汗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火。阿富汗一開始就是英國和俄國的角力場，先後打過幾場戰爭，首都毀於一旦。然而，兩個國家先後不約而同地做出一個決定：不要佔領這個國家，留著它作為一個緩衝國，足矣。為什麼兩大列強如此一致，就是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難統治了。還不如留著它，給競爭對手一塊絆腳石。山地割裂了這個國家。不同族群、不同的教派聚居在山間的峽谷地帶，交往非常困難，各部族之間想要互通有無，跟西天取經一樣難。何況它們之間還有深深的矛盾，動不動就你死我活。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會把國家是否多山作為一個變數：山地意味著交通困難，再強大的政府也很難有效管理。無數的峽谷和山洞，也給叛軍提供了絕佳的藏身之地。因此，阿富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一統的中央政府。唐僧經過阿富汗的時候，親眼看到了後來被塔利班炸燬的巴米揚大佛。可是直到1747年也就是中國的乾隆年間，阿富汗王國建立，這片土地才終於有了一個國家的雛形。這時候，中國幾千年的中央專制政權已經沒剩多少壽命。而阿富汗在這條路上還剛剛起步。又過了整整一百八十年，到1927年，阿富汗才第一次發行全國性的貨幣。所以，阿富汗居然憑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躲過了兩場世界大戰。 02 二戰之後，阿富汗有過繁榮而穩定的幾十年。那時候，喀布爾有不少高樓，西化的白領在喝咖啡，街上的小姐姐都穿著短裙。 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這個國家十年間有100萬人死於戰火，600萬難民逃到國外。直到現在，這場戰爭留下的陰影，仍然籠罩這個國家。隨便一個牧羊人都可能是AK47和毒刺導彈的操作高手。 1989年蘇聯走了，1994年，被美國扶植起來對付蘇聯的塔利班來了，2001年，美國又因為塔利班收容賓拉登，派出飛機對阿富汗的山洞投擲炸彈…… 現在的阿富汗政府，是美國驅逐塔利班之後，扶植起來的民主政府。但在這樣一個沒有工業、到處都是文盲的前現代國家，談三權分立顯得有點可笑。政府的基層治理能力極差，到處都是低效和腐敗。在阿富汗，所有服務業從業者，包括開業的店主，街道商販，出租汽車司機，大巴司機和替人扛行李的苦役，都必須支付“行業費”，其實就是一筆稅款。可是，這些收費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國庫，都被層層貪汙掉了。有權力的公職人員中飽私囊，基層公職人員拿不到太多工資，只能靠貪汙和索賄養家餬口。由於連年戰亂，再加上許多人用假證件出售國有土地，阿富汗幾乎所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是存在爭議的，想買地就得打官司。阿富汗的法院大門不知道朝哪兒開，但肯定是有理無錢莫進來。法官不認檔案，只認錢。首都喀布爾稍微“文明”一點，向法官行賄需要找中介人，而在地方省份，直接拿著現金找法官就行了。在喀布爾，行賄用美元；南部省份通用巴基斯坦的盧比，阿富汗本國的紙幣沒有任何信用。愧是首都，果然是首善之區。在這種地方，你跟老百姓去說“I have a dream”，他是聽不懂的，他們只懂“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塔利班扮演的，正是替天行道的“闖王”角色。 “塔利班”的意思是“學生們”，這些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就是阿富汗難民營宗教學校的學生。在無休無止的政變和內戰中，少年們在難民營裡接受教育，那裡唯一的老師就是宗教人士，唯一的課本就是《古蘭經》。 1994年，抗蘇老兵奧馬爾帶著塔利班C位出道。有一天當地軍閥搶走了幾個女學生，奧馬爾聽說這件事後，帶著手下，扛上槍就打了過去，把女學生解救回來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感。塔利班打著消除軍閥、懲治腐敗的旗號，飛速崛起。直到今天，這些口號在阿富汗還十分具有影響力。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就是替天行道、維護正義的真主使者。雖然這些人要求男人留大鬍子，女人全身包裹在罩袍裡，不讓女性上學，偷東西直接剁手，但讓阿富汗農村的老百姓接受這一套，他們並不會太過抗拒。畢竟千百年來，他們也就是按照這一套規矩生活的。只不過現在執行得更嚴酷一點兒。然而，塔利班只會建立一個想象中純正的伊斯蘭教國家，並不會搞經濟。他們當政的五六年裡，阿富汗陷入了極度貧困。而且，他們同樣搞不定各地的部族勢力、教派紛爭、長老和軍閥。 2001年，美國趕走塔利班之後，這個組織並沒有消失，而是蟄伏在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山溝裡，慢慢地滿血復活，並發展壯大。現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又回來了。二十年，阿富汗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 03 曾經，阿富汗這個國家在中國的存在感不低。 2001年，塔利班倒台後，阿富汗人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回到國內，希望在美國人的支援下建立新政府。現在逃到塔吉克的總統加尼，就是那時候回國的。他當時正在世界銀行工作，一聽說塔利班撤退的訊息，連工資都沒領，就辭了職，回到祖國。加尼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了碩士。90年代蘇聯解體後，他在俄羅斯參與過一些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還來過中國考察和指導。 2003年，加尼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主持阿富汗的經濟重建工作，整頓了腐敗的阿富汗海關，被稱為亞洲最好的財政部長。 2014年，他被選為阿富汗總統。一些文化界的精英也回到國內，試圖重建這個幾乎被摧毀的國家。從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導演薩赫拉·卡里米回到了故鄉，拿著攝像機，開始記錄那些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2009年，卡里米拍攝了紀錄片《方向盤背後的阿富汗女人》，記錄阿富汗第一位女司機的故事。從塔利班倒台開始，女性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權利，這位女司機開出租車，每天賺10-20美元，養活家裡的15個親人。為了搭載乘客進入塔利班佔領區，女司機在車上放了一把步槍。卡里米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多次受到層層阻撓，乃至塔利班的死亡威脅。這部電影的素材量只有100小時，她卻拍了三年。 2015年8月，中國旅行探險家張昕宇、樑紅夫婦到達阿富汗，帶著《侶行》攝製組採訪了卡里米。卡里米的辦公室掛著奧黛麗·赫本的照片，儘管隨時遭到塔利班和其他極端保守勢力的恐嚇，但她表現得十分樂觀。張昕宇對她說，你是我們在阿富汗見到的最快樂的女人。卡里米說了一句讓這對中國夫妻永遠不會忘記的話：我得快樂，才能在這樣的國家活著啊。那時，阿富汗還有一點希望。然而現在，事實給了所有人一記耳光。經濟學、文學和電影，改變不了近4000萬人口的，貧窮落後的阿富汗。加尼總統上臺之後，他金燦燦的人設很快就繃不住了。民眾發現，他名下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企業，這個家族企業從事運輸等業務，專門為阿富汗政府提供服務，由他的侄子擔任總裁。從70年代到現在，阿富汗把各種政體試了一遍，從君主立憲到軍人執政，從極左專制到民選政府，統統無效。這塊土地頑固地拒絕現代化。各派精英輪流登場，但唯有政府的腐敗和民眾的貧困愚昧沒變。這次塔利班捲土重來，卡米拉導演發了一篇字字泣血的公開信，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社交媒體上刷屏。她充滿了痛苦與恐懼，擔心塔利班上臺後，近二十年的建設成果化為烏有，女性再次被禁錮在家庭裡，失去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阿富汗再次變得一片死寂。這二十年裡，美國扶植起來的，是一個虛弱無力的傀儡政權。過去的十年裡，美國給阿富汗投入了1200億美元的援助，大城市裡建立起了交通、電力、電信設施，喀布爾的4G訊號很好，然而農村依然凋敝。阿富汗至今沒有像樣的工業。由於恐怖襲擊頻發，旅遊業和服務業也不可能發展起來。現在的產業支柱仍然是農業，然而農村多數人沒有耕地與農具，任何一口能抽水的機井都是奢侈品。農民只能選擇一種來錢快的作物，就是罌粟。阿富汗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出產地。一位美國女兵回憶：無論是軍隊還是慈善組織，所有人都拿罌粟束手無策。如果放任不管，塔利班遊擊隊會拿走農民種罌粟換來的錢，去買武器。但如果燒掉罌粟，農民就會加入塔利班。有人試過給農民化肥去種糧食，但農民只會把化肥賣給塔利班做炸彈。對這些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農民來說，他們不理解民主是什麼，無法與城裡的知識分子共情，也無法接受西方人扶植起來的這個腐敗政府。城市裡建立起了“文明”的政府，在搞選舉；老百姓依然過著和一千年前同樣貧苦的日子，依然被腐敗的基層官員欺壓，穿著軍裝的美國大兵在阿富汗晃來晃去。這樣的日子讓他們越來越愚昧，越來越暴戾。而美國扶植起來的不靠譜的政府和腐敗的地方官員，讓他們更加仇恨西方，擁抱塔利班。好歹，這些人有信仰，生活樸素，不說空話。 04 一直以來，阿富汗被稱為“帝國的墳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現代文明的墳場。因為它特殊的地形條件，這個國家充滿了貧瘠和匱乏，先天不足，沒有什麼利益可言。但它的地理位置，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它成為了大國博弈的焦點。阿富汗位於西亞、南亞、中亞交匯處，像一個十字路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根據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誰控制了阿富汗，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進而控制世界。想過控制阿富汗的國家有三個：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蘇聯和21世紀的美國，他們稱霸歐亞大陸的雄心壯志，先後被埋在了這片“墳場”裡。現在，美國終於看明白了，繼續在阿富汗駐軍，就是燒納稅人的錢，去填一個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的無底洞。阿富汗依舊是一個部族林立的叢林社會，很難凝聚共識，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在廣大的山區，機槍和炸彈說了算。各個部族的武器越來越先進，社會卻越來越倒退，漸漸回到蠻荒的部族時代。僅有的幾個大城市如同孤島，同樣經受著動盪、戰亂與貧窮，三天兩頭有槍擊案和炸彈襲擊，一顆炸彈就可以摧毀所有的財產，奪走一家人的生命。四十年來，城市裡的居民一直在用腳投票，想方設法離開這個國家。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德勒·胡賽尼是逃離阿富汗的第一代知識分子，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在巴黎做外交官的父親匆忙帶全家逃往美國。搞外交的父親去工廠流水線打工，當過小學校長的母親在餐廳裡當女招待，胡賽尼像所有新移民的孩子一樣，為了穩定的收入去學醫。 2002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追風箏的人》，講述阿富汗人逃離家園的故事，隨後成了現象級暢銷書作家。能看到胡賽尼作品的阿富汗人，對他相當不滿意：他在安全的美國，消費著阿富汗人的苦難，販賣阿富汗人的痛苦謀利。然而，罵歸罵，這些罵他的阿富汗人，還是在努力逃出去。這些年，喀布爾街頭最多的是英語培訓班，有點積蓄的家庭都會送孩子去學英語，即使沒法去美國，至少可以去相對穩定的巴基斯坦。大家已經想明白了，接觸了現代文明的人，想保住命、過上好日子，最好一走了之，剩下的人，就在這片沒有希望的土地上繼續待著吧。那麼，阿富汗的未來該怎麼辦呢？恐怕還是得一步一步走，補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歷史發展程序。也許塔利班會吸取教訓，變得逐步文明起來；也許塔利班最終仍然會被推翻，但最重要的是，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 #一個民族的命運，#只有自己才能拯救。簡單地說，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與世界和解的必要性，等外部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逐漸提高，逐步改變大多數阿富汗人的內在思維，加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讓國家現代化。就像那些後發的國家一樣。這條路，有的國家走了上百年。而阿富汗要走多久，能不能走，還都是未知數。對那些阿富汗學者、導演、作家來說，也許在他們有生之年，阿富汗都無法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一兩天，網上流傳著許多視訊：喀布爾的機場裡，擠滿了想要離開的人，人們不顧一切地想衝上飛機。在一架飛機的機艙裡，密密麻麻擠滿了成百上千人。有人抱著美軍運輸機的起落架一同起飛，結果從空中墜落身亡。 …… 阿富汗的現狀令人感到無奈，但也是殘酷的現實。人類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還不時倒退兩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阿富汗人祈禱。就像我的一個中國大陸朋友今天感嘆的：無論離開還是留下的，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能活下來就是幸運。只要活下來，在這片歷經苦難的土地上，也許總有一線渺茫的希望，值得人們去期待。 ~Am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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