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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核酸檢測用自動化,台灣科技技術領先世界、台灣有救了、
不用再 校正回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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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傳楊照先生臉書貼文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竟然還有兩種廉價的意見在台灣流行著。一種是說不要再吵了,一直究責不能解決問題,大家要團結對抗疫情。抱歉,事實證明,如果用那種大家都盲目聽從、跟隨政府和指揮中心的團結法,現在的情況還會更糟糕,而解決問題的方式,正就在認真究責。 認真究責,推翻指揮中心堅定拒絕廣篩、普篩的態度,才發現了過去一年來,我們連篩檢的配備都極端不足,沒有備置實驗室內自動操作可以快速得出檢驗結果的FDA系統,以至於都必須手動,別說普篩,光是要篩檢有疑似症狀的,都造成大塞車,才出現了奇特的「校正回歸」的現象。也因為究責所以政府才開放讓國外的篩檢器材得以進來,我們才不至於連最基本的篩檢都做不了。 認真究責,才逼迫政府稍微鬆動原先高度依賴根本還沒研發成功的國產疫苗的態度,不再將對外採購的數額維持在總數一千萬劑上下。認真究責,現在醫院裡才有單株抗體可以用來救治重症患者。 這些都是過去早已存在的疫情處置方式,卻在沒有人監督、沒有人究責的情況下,任由指揮中心拖沓、拒絕而沒有做的。如果更早,不用多久,早一個星期有人監督究責指揮中心安排確診病人就診計畫的話,那麼就不會出現疫情一有破口,確診者沒有章法地送往雙北醫學中心,頓時癱瘓了本來擁有更大醫療能量的機構。這已經是外國媒體報導過很多次的台灣政策嚴重失誤,人為地增加了雙北醫療體系的壓力。 還不究責?還要任隨不受監督的單位繼續拖延、犯錯? 另一項荒謬的意見是:別吵了,全世界都一樣,吵也沒有用。容我嚴肅地列示簡單三件事,證明台灣絕對不是和全世界一樣。 第一,其他國家沒有用這種方式訂疫苗、買疫苗的。在有機會買疫苗時明確地只要買佔全國人口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人可以得到保護的量,其他的,依賴不知是否會成功的國產疫苗,用這種方式「戰略」地保障國產疫苗。 第二,其他國家沒有這樣一方面嚴重高估自身國產生技的能力,沒有做出任何結果前,就先大喊特喊「下一個護國神山」。高端疫苗公司是台積電嗎?台積電能成為「護國神山」是因為在晶圓技術上領先全世界其他公司大約十年,高端的疫苗技術有在任何地方獨佔領先?於是另一方面用明明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放水方式,打算黑箱審查,硬在七月造出專屬台灣,不必和國際接軌的國產疫苗。 第三,其他國家沒有奇怪的疫苗施打順序,尤其是有一個永遠說不清楚的「第二類」。「第二類」包括這個包括那個,看起來是雜湊出來的,然而為什麼排序那麼高?又為什麼「包括」了三千三百名受到特別「個資」保護的中央機構人員? 這只是舉構成最嚴重防疫問題的大綱領,台灣的「獨特性」遠遠不止於此。有人可以到現在還弄不清楚自己台灣面臨的獨特問題,要呼嚨大家反正世界都這樣,我們就全盤接受我們得到的待遇? 麻煩具備公民責任感的朋友,如果再遇到有人還用如此廉價的兩種理由來評論疫情,請以你的義憤告知他事實是什麼,請他不要再如此人云亦云了!
    3 人回報1 則回應5 年前
  •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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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傳 [走進歷史的真相] 今年5月,哈佛大學找彰化縣加入「卡介苗對武漢肺炎防護效果」研究計畫;6月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也宣布,要與彰化縣合作萬人新冠肺炎血清抗體檢測,想了解台灣社區感染程度。 許多人在問:為何不是台北、新北,而是六都之外的彰化? 也許只能是彰化。 台灣新冠肺炎第一個本土案例、第一個死亡案例都在彰化;這裡還有連續16年舉辦全縣萬人健檢的經驗,以及全台任職最久的衛生局長葉彥伯。 年省5,000萬元未來醫療支出 葉彥伯從偏鄉衛生所醫師做起,2004年起接掌彰化縣衛生局,經歷藍、綠4任縣長。這16年宛如一部台灣公衛發展史——三聚氰胺毒奶粉、塑化劑、頂新混油案與六輕空污案等,都發生在彰化。 葉彥伯也是全台唯一有公衛博士學位的衛生局長,平日還在台大開設「結核病流行病學」——這種台灣高盛行的傳染病,是他的博士論文主題;而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陳秀熙,正是葉彥伯的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這對師徒,加上出身彰化永靖的六輕污染權威、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成為撐起彰化人健康的鐵三角——16年健檢,找出超過1萬個癌病變民眾,省下約5,000萬元未來醫療支出,也提升地方公務員的能力,有十多位衛生局同仁正在台大念公共衛生碩士。 彰化縣與台大公衛長期推動萬人健檢,吸引外國公衛學者前來取經。(圖片來源:王惠美臉書) 其實1999年後,台灣各縣市陸續開辦社區健檢,但有的做做停停、有的參與率低。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認為,持續系統化、科學化推動健檢的,當屬彰化。 彰化與台大公衛的合作經驗,每年還會登上4、5場國際研討會,去年還有14國公衛學者來健檢現場取經。 這3個人,如何把一個127萬人規模的社區健檢,做到世界知名? 首長、地方參與,如媽祖遶境 6月13日清早,「未來城市@天下」記者跟著詹長權搭上最早一班高鐵,來到今年彰化健檢第一站、「口罩套之鄉」社頭。 社頭國小前一天就用紅帳篷搭起報到處,彰化縣長王惠美、葉彥伯與陳秀熙早等在現場,8點不到,已有262位民眾報到。為拉開社交距離,檢查動線從有冷氣的大禮堂,拉到後排教室走廊;上百位穿桃紅上衣的衛生局所人員與黃色上衣志工,在各檢查站穿梭,確保流程順暢。 2005年開辦的萬人健檢有如彰化版「媽祖遶境」,首長、民代一定出席,民防、義消主動維持交通,社區民眾除了當志工,還有人扛來一桶桶豆漿、仙草冰,餵飽剛空腹做完健檢的民眾。 今年健檢原要取消,後來決定從4月延到6月、從30多場減少到27場。王惠美說,民眾因疫情不出門,全國癌症篩檢人數遽降15%到36%,彰化也少了10%到27%,才決定用鄉親熟悉的「傳統」作為解封儀式,也讓社區醫療回歸常軌。 16年,不只把健康檢查變成健康信仰,也推升了彰化衛生服務的細緻度: 插入健保卡,健檢項目就會印成一張表,民眾按表索驥,便能像大地遊戲般跑關做檢查;表上還有條碼,視力、體重量測結果,「嗶」一下就上傳資料庫,全自動化。 民眾依序坐在紅板凳上等抽血,前排一空,志工立刻吆喝大家往前移;早期用布簾圍成的子宮抹片檢查臨時診間,現在也改用一天租借費1萬元的輕隔板,「這樣才沒有隱私問題,」葉彥伯說。 第一年開辦健檢前,彰化傳出鴨蛋含有戴奧辛,決定放寬健檢年齡。結果民眾擠成一團,縣長被團團圍住;一場400人的檢查,從早上6點半驗到下午1點才結束;中途還因為跳電,X光機燈管燒壞,10幾萬元瞬間報銷。 現在參與人數不變、檢驗項目更多,卻只需一半的時間。早上9點最後一位民眾完成報到,5分鐘後報表就送到葉彥伯手上;10點最後一位民眾健檢完畢,接著開檢討會,隔天要接力舉辦的線西鄉工作人員,站在一旁聆聽。 「衛生局團隊向心力很高,葉彥伯專業受各方肯定,換了別人不一定做得起來!」詹長權觀察。 彰化縣衛生局團隊怎麼做? 第一步,列項目。 「地方健檢最困難的,是整合中央政策與地方需求,」陳秀熙說,健檢項目是中央癌症篩檢,加上地方成人保健。但過去健保署是「想到一種病就做一種篩檢」,台大公衛居中整合後,把彰化健檢變成「量販店」——每一場健檢有20多個項目,可篩檢癌症、能測三高等慢性病;還能隨科技進步或重大事件,隨時加測項目,例如這次的新冠病毒血清抗體檢測。 「健檢平台搭得扎實,加測什麼都方便,」陳秀熙說,為理清流程,2005年起陸續針對肝癌、大腸直腸癌、乳癌、口腔癌等重大疾病,設計檢驗流程,十多年來開了120次會。直到現在,他仍每週帶博士生到彰化,與衛生局人員分組討論。 他舉例,前幾年,民間流行檢測骨質密度,但多數檢測方式並不準確;偏偏民眾不愛做子宮頸抹片,常上演「護士追著民眾跑」的畫面。陳秀熙便建議將骨質密度鑑定,安排在抹片檢查之後,作為誘因,之後再換成專業的骨密檢定車。 「衛生專業知識不斷進展,不跟學術界保持聯繫,專業能力會退化,」葉彥伯認為,健檢不能「有做就好」,這正是必須與台大公衛合作的原因。 第二步,抓資料。 健檢前一個月,衛生局會從中央資料庫下載彰化縣民的健康資料,找出符合篩檢資格的民眾。然而,各疾病分屬不同資料庫,光癌症就有4個,而且格式不一,衛生局同仁必須一筆筆下載,重新整併後,再串接縣民通訊錄——直到這一步,誰多年沒做健檢、誰又是某疾病高危險群,才水落石出。 名單彙整後,交給鄉鎮衛生所接棒。他們會寄出1萬多張名信片,甚至還試寄過白色明信片、有色明信片和彩色DM,結果傳統白明信片反應最好,因為「一看就知道是衛生局寄的!」儘管如此,仍只有3到4%民眾願意來;所以還要一個個打電話邀請,檢驗前一天再提醒,記得空腹、不要穿有亮片的衣服好做X光⋯⋯直到這幾年改用語音電話,才減輕第一線的負擔。 「做健康檢查最難的,就是讓民眾願意來,」葉彥伯笑說,第一年請民眾早上6點半來做健檢,民眾卻以為是詐騙電話,大罵:「哪有人透早做這種?聽你在給我騙!」 「永遠要優先關注不知道、不來的人。他們不是不願意來,只要好好解釋,他會聽,」葉彥伯說,局裡做過實驗,今年不來的,明年再問一次,大概10%會來。「對方了解、接受,都需要時間,」他強調,「溝通的過程就是衛教。」 溝通過程很慢,但他寧可慢,也不用縣府預算買贈品鼓勵民眾,「必須教育民眾,政府已經為健檢花了很多錢!」 由於第一線人員的不厭其煩,健檢從第一年的27場,做到現在一年100多場;參與率也從一成,成長到3、4成;今年加測新冠肺炎血清抗體,第一場31位也是全到。 這幾年,彰化人已漸漸把健檢當福利,甚至有2、3成民眾,時間一到,就主動打電話到衛生所預約健檢。也因為年年健檢,衛生局擁有8成民眾的電話號碼,成為防疫成功的關鍵。 第三步,整系統。 參與縣市健檢多年,陳秀熙認為最大的挑戰在於連結醫療系統。「很多免費健檢都『斷頭』,」醫療系統若沒有立即接手病患,就白白流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意義。 彰化的做法,是把醫療系統拉進健檢。 比如,衛生所不是寄給健檢結果給民眾,護士會先檢查健檢報告結果,將需要看診的部分寫好轉診單,註記掛號科別,2週後再請民眾來一對一講解;講解時,除了衛生所醫師,診所醫師也會出席,協助轉診。 「醫師看到病人有病變,然後去治療,才會認為篩檢真的有價值,」葉彥伯他的策略是,每增加一項社區衛生服務,就拉進一個盟友:替毒癮患者驗C型肝炎,就與獄政系統合作;做偏鄉老人流感接種,則與村里長與診所合作。漸漸把健檢從一個點,撒成一面網。 這幾年,還把幾所中部大學體育學系拉進健檢系統,趁發健檢報告時,請大學生幫民眾測驗體適能。 「什麼叫『心肺功能不好』?登階運動做下去會喘就是啦!」葉彥伯笑著說,「衛教知識用講的,沒用啦,要用體驗的!」 「學術研究不能做完就走」 彰化人在體驗「做得到」的衛教,詹長權與陳秀熙也在實踐有成效的公衛研究。 學術計畫大多3、5年結束,兩人陪著彰化縣走了16年,從一開始沒經費,做到拿下近年最重要的高教深耕計畫;連爭議最高的六輕空汙也直球對決,透過萬人健檢發現—與雲林六輕僅有濁水溪之隔的彰化大城鄉民,尿液含有多種重金屬。 詹長權與陳秀熙,用一個計畫接著一個計畫,將計劃的評估經費投入健檢項目,再將研究結果回饋給民眾,形成正向循環。「一方面替國家節省大筆研究經費,一方面訓練地方公務員,」陳秀熙強調,學界不能做完研究就走,一定要建立永續平台,持續提供新的健康服務,「這就是合作。」 而這項中央、地方、醫界、學界與社區的合作成果,今年還拿下美國公共衛生學院暨學程學會哈里森.C.史賓瑟傑出社區服務獎」,理由是「使公共服務與永續醫療照顧,能透過各種創新健康宣導與預防服務傳遞到社區」。 「我們不是做研究,而是做公衛服務,同時帶一點研究,」詹長權笑著說。 原來,真正的公衛實驗室,就在社區。 是不幸,也是幸。彰化因緣際會發生了這麼些指標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又適逢有這麼一位學有專精、有抱負又肯犧牲的衛生局長;從其良知,勇於任事,超前部署,反遭官僚無情批判、網軍恣意意詆毀。公道自在人心,天理必將伸張。 (您可以刪掉這份報導,就讓努力做事的人被消滅;也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那些人正在努力的實踐自己的理念與專業,讓台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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