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專欄〉
#傅鐘為誰敲響？

九月十五日，台灣大學學生會、研究生協會舉辦的座談會上，6名校長候選人一字排開，接受學生提問，校長候選人要逐一給出回答。這是校長選舉過程中的一道程序，為的是讓未來校長可以與學生對話。問題很多，包括：廢除國文必修課、打造校園性別友善空間、中共打來怎麼辦等。有意思的是，有關中共打台灣的回應，大部份候選人都回答：一定抵抗到底，打到最後一兵一卒。還有兩個教授特地用台語回答（不知是否因學生用台語提問），彷彿帶著某一種政治符號的表態。

喬治．歐威爾在《1984》一書中，曾寫過「新語」（或譯新話，newspeak），意即利用政治手段，儘量改造語言，使之成為非黑即白的對比，再無中間的層次。例如：只有冷（cold）或不冷（uncold），沒有中間的溫暖（warm）；只有好思想（goodthink）或思想罪行（crimethink），沒有獨立思想。現在的台灣也一樣，逐漸失去「中間的層次」。

以中共武力攻台來說，一個大學教授應該說明的，或許是：以台大的學術研究能力，在武力攻打前，我們如何使用學術智慧，例如國際關係、政治談判等，避免戰爭的發生；其次，運用台大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形成對台灣的援助，特別是輿論的支援，國防科技的研發協助，理化機械等應用科學對國防的協力運用等。這都是一個學術研究者，運用自己的知識，為國家作最好的貢獻。

知識份子報國有其特殊的途徑。李國鼎是庚子賠款所派出的第二屆公費留學生，他的指導教授羅塞福德為他安排了英國倫敦皇家學會的獎學金，繼續在劍橋研究。然而七七抗戰消息一傳來，他無法安靜讀書了。拼了命的想回國參加抗戰。為此，國民政府還派了作家謝冰心到英國去勸說留學生不要衝動，一定要完成學業，學成再報效國家。李國鼎也聽到了。但他就是無法安心，乃決定去請教他的老師。

羅塞福德說，科學家在戰時應該為國家做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也曾以科學家身份和知識參加戰爭，所以他同意李國鼎回國，等打完仗再回劍橋做研究。

「那我回去能為國家做什麼事呢？」李國鼎接著問。

「這場戰爭的決定因素可能在空戰，而不完全在地面戰。你是學物理的，懂得物理基本知識，包括聲光學和電學，正好可以應用到防空設施，如照空燈和測聲機。」羅塞福德說。

聽完老師的話，他毫不猶豫，立即束裝。他還和德國的中國代表連絡，希望可以去參觀當地的防空設備，以及照空燈和測聲機的工廠。回國後，他立即加入防空部隊。其後他教書、做研究，還參加資源委員會轄下資渝鋼鐵廠的設立，從理論物理，走向實用科技。

這就是學術可以報效國家的途徑。質言之，如果一個台大校長，不懂得運用作為最高學府台大的知識資源、人才資源，報效國家，作最有效的運用，而是學著政客，高喊「打到最後一兵一卒」，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枉費了這個國家每年給台大如此多的研究經費，養這麼多的研究人才，最後，竟然是跟晚明的學者一樣，「臨危一死以報君」。何其悲哀！

公立大學校長選舉辦法容易導致候選人向政客學舌，搏取選票，甚至難以引進國外學人，這些都是問題的所在。但一個校長候選人拋棄學術原則，反而向學生的民粹主義低頭，這真是情何以堪！

即將迎來百年歷史的台大，會選出什麼樣的校長，去迎向未來？台大會不會是台灣命運的隱喻呢？那曾叮嚀台大學生要留下三小時思考的傅斯年先生，看到如今台大，會不會奮力敲響傅鐘，提醒台大，停下來，好好思考：一個學人，一所大學，一個校長，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我們能做什麼……？

（本文發表於今日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