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有機會可以查看法國公司 Alstom 的歷史與背景. 美國以骯髒手段整垮日本東芝、併購法國阿爾斯通，現在又以相同卑劣手段對付中國華為－－ 轉載：「法國華為」前高管，《美國陷阱》作者皮耶魯奇(Frederic Pierucci)含淚控訴：我們是怎樣從全球第一到被美國收購！今天，他們又盯上了中國華為，你們不要重蹈覆轍！ 阿爾斯通(Alstom)，是法國工業上最璀璨的明珠。在輝煌的時候，阿爾斯通做到了，水電設備世界第一，核電站常規島世界第一，環境控制系統世界第一，超高速列車和高速列車世界第一。在能源方面我們提供了佔世界裝機總容量15%的設備共460兆瓦，為世界第二。阿爾斯通和美國的巨頭通用電氣在全球有著激烈的競爭。 2013年4月14日，在美國甘迺迪國際機場，我（皮耶魯齊）作為阿爾通國際銷售副總裁，剛下飛機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我會因為一起十年前遠在印度尼西亞的案件，在美國被捕並起訴入獄。更令人震驚的是，當我身陷囹圄的時候，我的老東家阿爾斯通竟然慘遭「肢解」。 阿爾斯通這家曾橫跨全球電力能源與軌道交通行業的商業巨頭，不僅被美國司法部處以7.72億美元的巨額罰款。核心業務也被主要競爭對手美國通用電氣「強制」收購，由此美國獲取了法國大多數核電站的部分控制權。 剛剛被美國逮捕的時候，我也沒有搞清狀況。我的心裡依舊是抱著幻想，認為自己可以安然無恙。但是最後我卻被告知違反了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和密謀洗錢等十項罪名。如果訴訟成立，我將面臨共計125年的監禁。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才忽然明白，美國的目標不是我而是阿爾斯通。美國人這樣做就是為了可以肢解阿爾斯通，最後達到收購的目的。 在被美國監禁的那段日子里，我時刻關注著局勢的發展。心想商業競爭應該是有底線的，無論誰也不能肆意踐踏規則，更何況他們是世界的領導者！但是隨後的事情，徹底打碎了我的幻想。為了迫使阿爾斯通屈服，2014年4月23日，我們公司亞洲區副總裁勞倫斯霍金斯被美國逮捕。第二天，阿爾斯通總裁柏柯龍頂不住壓力宣佈準備將自己的「掌上明珠」能源業務（70%的業務量）以130億美元，出售給美國通用電氣。 這場收購案雖然阿爾斯通有100多億美元入賬，但是刨去交稅，合資企業，注資，股東分紅，還債以後，公司的收益幾乎為零。憑借著強勢的美元和技術力量，美國在共同關注的許多議題上，已經成功的向其他同盟國以及他們的企業施加了一套美國的准則。通過司法手段逮捕競爭對手的高管，最後迫使競爭對手高管屈服直至將對手的公司收購。美國人將這種方法運用得爐火純青，十年內通用電氣通過這種方法收購了至少四家企業，阿爾斯通只是第五個而已。 阿爾斯通是我們法國的華為，但是慘遭美國打壓最後被收購。最近幾年，你們中國的華為公司面臨了和我們當年同樣的境遇。都是同樣的手段，只是你們的華為是5G領域的頂級企業，阿爾斯通是法國工業上的明珠！當年阿爾斯通有至少4名高管被逮捕，今天你們被逮捕的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先生的女兒，華為的CFO孟晚舟女士。 美國的司法部不是獨立的，而是處於強大的美國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相關美國的法律堪稱敲詐利器，2010年以來，僅法國企業和銀行就已向美國繳納了約140億美元的罰金。從通信行業的阿爾卡特石油行業的道德二到興業銀行。受處罰的法國企業無疑不是業界巨頭。 當聽到你們華為的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逮捕後，我覺得自己應該把我所知道的說出來告訴世界，尤其是提醒中國的華為，希望你們不要重蹈阿爾斯通的覆轍。2019年初，我和一名法國記者合著的《美國陷阱》一書在法國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本書是我皮耶魯齊的親身經歷，詳細地揭露了美國政府打擊美國企業競爭對手的內幕。我真心的希望中國的朋友們能夠看一看，做好防範準備，祝願孟晚舟女士可以早日歸國，也希望華為公司可以渡過難關。 「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敲詐。」

【转帖】一場疫情，讓我們看到美国的實力 新冠病毒，在美國正式開始了！ 180座戰地醫院，35艘醫療船，相當於215個火神山規模。所有醫療廢物將滅菌粉碎後由直升機運往軍事基地集中處理！ 沒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就這樣開始了，是人類對病毒的戰爭。 美國這個儲備，當真是打仗的架勢啊，誰會想到會在軍艦上建立這麼多病房。明顯就是為了遠程作戰時候多準備。如果不是這次病毒，誰能想到人家的底牌。 我們一直以為十天建一個醫院就很牛了，結果人家一下子就是35艘醫療船，180野戰醫院，這才是宣戰後的第一天。 不需要七天，也不需要人捐款，更不需要加班加點，國民警衛隊工兵在24小時就可以把這些野戰醫院運輸到美國人和地方，在12小時沒完成安裝。野戰醫院基本都是使用集裝箱或在集裝箱里的活動板房，裡面都是裝修好的，拼湊在一起就形成了醫院，而且又專門的水，電，暖的供給。 疫情發展至今，各路媒體，大唱祖國頌，讓其他國家抄中國作業的有之；惡貶歐美，指責無能或沒有人性的也有之。更為可笑的還有人製作抖音視頻，惡搞特朗普向中國低聲下氣索要口罩。其實，妄自菲薄與夜郎自大都不會給我國帶來任何益處。此次戰疫，如同一場突發戰爭。靜觀各國的抗疫行動，就能了解一旦戰爭真正爆發，各國是如何快速反應的。 今天，向大家介紹美國是如何通過自己獨有的舉國體制效應來應對此次疫情的；美國的《國家緊急狀態法》又是怎麼回事？ 3月13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 ）。這意味著，美國從民主政治體制瞬間轉換成為集權模式。 就在幾天前，輿論指責美國政府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遲緩，相關部門工作效率低下並頻頻失誤。然而，一旦疫情嚴峻，美國就會行動起來，而美國真的動起來了，我們才知道，他不是紙老虎。 歷史上美國有這樣的先例，二戰對日宣戰後（1942年）美國GDP只有一千六百億美元，人口1.3億，卻可以在3年內造出27艘航母和30萬架飛機（詳見維基百科）。70多年後的今天有哪個國家能做到？與此同時，國家實驗室彙集了兩千多科學家，搶在德國與日本之前研製出原子彈並投入應用。 這項《國家緊急狀態法（the StaffordAct）》於1976年在國會通過，並由時任總統福特簽署正式在聯邦立法，是構成美國憲制體系的一部重要法律。然而，由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 ）的歷史在美國卻已有160多年。首次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林肯總統；最近一次國家緊急狀態宣布是「911」事件剛發生時的小布希總統。 這次，《國家緊急狀態法》的實施，一改平日兩黨相互扯皮的決策低效局面，也使政府系統與高效運作的市場機制無縫對接。《國家緊急狀態法（the Stafford Act）》賦予總統擁有了至少136項緊急權力，包括生產方式調控、向國外派兵、實行國內戒嚴、管制企業運營等，甚至可以使用一些極端性武器等等。簡而言之，政府可以統一調配全國人、財、物力。 美國體制進入到由上至下的集權運作模式之後，白宮馬上召開工作會，沃爾瑪、Target、CVS、Walgreen等大型相關企業高管悉數出席。即便之前是反川派，在國家緊急狀態下，也得聽命於總統特朗普的統一部署。接下來特朗普就宣布美國將在一周內提供140萬個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並在下個月內總共提供500萬個檢測試劑盒。 美國政府具體工作落實如下： 一、解決資金問題： 聯邦政府調動500億美元儲備資金用於各方緊急情況。如果在使用過程中發現不夠還可後續追加（股市對這個聲明立顯信心，道指一下上漲2000點，差點向上熔斷）。 二、解決沒錢檢測及治療的問題： 所有美國居民（三億四千萬人）不管有無醫療保險，在新冠肺炎的檢測及治療上全部免費。 三、解決檢測場所不夠的問題： 1，一周內全美四大具有藥房的連鎖店，建立停車場開車通過就可檢測的站點（有些州更早就已開通）。這一舉措使得美國除了數萬家已可以進行檢測的醫院和診所以外，又可開通了兩萬兩千多個檢測站，根據需要可隨時啟用。 具體數字如下：便利店: 6200個；沃爾瑪超市: 4769個；Walgreens（藥店連鎖）: 9277個；Target （美國僅次於沃爾瑪的第二大零售百貨集團）: 1844個。 2，對於無法自行去檢測點檢查的人提供上門檢測服務； 3， Lapcorp, QuestDiagnostic，Roche這些全美曾經是競爭對手的檢測機構，通力合作增加測試數量、加快測試速度； 四、建立專用網站： 以谷歌為首組織1700名軟體工程師建立一個專用網站，任何人可以在家裡上傳自己的癥狀、得到及時的信息回饋，並能查詢到最近的測試點。 五、解決醫護人員不夠的問題： 1，動員已退休的醫生、護士返崗； 2，各醫院取消原定病人的非急診手術； 3，衛生廳加速讓護理學生獲得執照以儘快加入工作行列； 4，特朗普總統發布緊急命令，讓醫生和護士能夠跨州行醫工作。（美國的醫療執照像駕照經紀人執照一樣都是各州考核後頒發的）。 六、解決醫院隔離病床不夠的問題： 1，美國國民警衛隊在美國18個州建立了野戰醫院，超過2000名國民警衛隊工程兵部隊作為技術骨幹參加了建設。調動37000人的美國陸軍工程兵兵團出動建設更多醫院。與此同時，美軍還將在各個醫院附近，建設更多的野戰醫院，專門治療病毒感染者； 2，2艘7萬噸級醫療船開始從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和聖地亞哥出動。每艘醫院船都能夠容納1000張床位，並配備有各種專業化醫療器械； 3，實施病人在家遠程醫療。在條件具備的地區讓醫生的診斷和治療方案從多少公里外送入家中。 4，美軍將會在郊區軍事基地，建立隔離區，四個軍事基地將參加隔離，分別是科羅拉多州卡爾森堡的地區培訓學院，加利福尼亞州的特拉維斯空軍基地，德克薩斯州的萊克蘭德空軍基地和加利福尼亞州的米拉馬爾陸戰隊航空基地。 七、解決國民因不能上班而沒有收入的問題： 1，國會已經通過了12周內僱主最少要發僱員原工資的三分之二，這筆錢由國會直接補發給僱主； 2，特朗普已經提出並獲積極響應的「免除所有工薪階層的工資稅到今年年底」的政策；（未來幾天內大概率將被國會通過）。 由於工資稅（類似於中國的五險一金）大致是工資總額的30%，使得上述兩項措施相加能夠讓居家上班的人起碼在12個星期內基本保持「實得薪金」（take-home pay）的全額發放。 八、低收入家庭的財政資助： 1，學校關門後，在公立中小學低收入家庭孩子們的免費餐繼續供應。採用學校附近設點供餐或有人（或機器人）專門送餐到家中的方式； 2，Comcast網路公司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60天免費上網，保證這些家庭的孩子們可以在家中上課。 九、學生貸款停止計息： 無限期停止聯邦政府機構持有的所有學生貸款的計息。 十、軍隊動員： 美軍動員86萬預備役和41萬國民警衛隊。其中的陸軍後備隊為21萬人，海軍後備隊為9萬人，空軍後備隊為7萬人，陸戰隊後備隊為4萬人。另外還有45萬是國民警衛隊預備役。 十一、商討推出100項措施保護經濟： 為保護美國經濟，白宮和國會正在商討100項措施，包括緊急情況的帶薪休假，稅收抵免以幫助中小企業彌補休假成本，增加聯邦醫療補助資金等等應急措施。同時，美國政府也在商討如何幫助航空、酒店、郵輪等旅遊業，及小企業度過暫時的困難期。 結束語： 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蔓延，各國國情不同，也不必提倡一定要誰抄誰的作業。美國已經擁有自己完善的體制，這次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超級大國在民主憲政與集權統治間是如何自由切換的。美國三權分立，相互牽制，經濟與社會發展受限才符合科學。但事實告訴我們，權力的分散與牽制，是為了降低出錯概率；方向正確、不走錯路、不來回折騰，才是最快的速度。

«美國陷阱» 作者 談及台灣友達、威盛、HTC 相繼被美國搞垮的往事。 > 不知道 台灣人 是不是還記得， 當年 台灣友達液晶面板， 在和 韓國三星 日本夏新 爭奪世界第一的時候， 被美國 以 反壟斷 名義調查 高管 在 韓國 被抓 (事後證明充當了污點證人 指控了 友達）， 副董事長鄭泫彬 在美國被判六年， 直到放出來 也不承認 友達 存在低價傾銷 和壟斷市場行為。 > 儘管 我看台灣的一些網站 總喜歡噴HTC， 但是 你們要清楚， HTC是智能手機的開創者 蘋果 根本居其後， 但是 2011年 蘋果對HTC 發起了 32個月的知識產權訴訟 美國市場被禁， 歐洲市場也跟隨 美國 起舞。 > 威盛 是台灣的集成電路公司 曾經是 世界最大的 獨立芯片設計公司， 2000年 挑戰英特爾成功， 拿下全球市場的50% 2008年 美國司法部 查到 威盛 協助大陸政府 開後門 監控法輪功，發起訴訟 罰款，處罰， 市場被英特爾佔領， 人才盡失。 > 很多台灣人 把台灣的經濟問題 歸咎於大陸， 還很高興 華為 被美國修理， 事實上， 台灣 曾經不是 僅僅做代工， 無論 威盛， 還是 友達， 還是 HTC 都證明 是有能力 研發出頂尖科技的 可惜........責任 你們還是去找美國吧！ > 至於 威盛 似乎和大陸政府 監控法輪功有關， 但是 大陸沒承認過， 威盛 高管 卻認罪了， 可是 認罪 代表一定存在嗎？ 給你們讀一本 法國阿爾斯通 前高管 皮耶魯齊 最近出的書《美國陷阱》 他在 2013年 去美國出差的時候 被抓， 美國司法部 指控他 在印尼的一起投資案 行賄當地政府， 逼他認罪， 皮耶魯齊 被和死刑犯關在一起， 200多天 沒見太陽， 據他說折騰得受不了了 認罪了， 但是 他搞不懂 就算真的 在 印尼 行賄當地政府 和美國 有什麼關係？ > 後來才發現， 其實是 阿爾斯通 和 美國通用電氣 是最大的競爭對手 在埃及、沙特、台灣、 印尼、大陸等地 搶走了 美國通用電氣的訂單 通用 暗中僱了龐大的律師團 包含 大量司法部前官員 (書裡列出了名單） 最終 美國調查 認為 阿爾斯通 在印尼、台灣、巴哈馬、 沙特 賄賂當地政府 7500萬 而拿到了 40億美金的訂單 (請注意： 判 阿爾斯通 罪名 是行賄罪， 而不是 不正當競爭） 皮耶魯齊 至今 還搞不懂， 就算我 真的在台灣等地 行賄當地政府 而拿到訂單， 那也應該 是 台灣等政府 起訴我們 讓我們賠償， 這又和你 美國 有什麼關係啊？ > 後來 他發現了， 在美國 有一大堆的律師 和 司法部 勾結， 而這些律師之中 有很多人 根本 就是 司法部 的前官員 專門 幫助美國的公司 打擊競爭對手， 然後 賺取巨額的律師費 美國的很多法律 並沒有詳細的條款， 而法律條文都很籠統 一個條文 能做出很多的解讀， 曠日持久的官司， 阿爾斯通 總共 花掉了十多億美金， 現金流 都拿去打官司了 正常業務 也停止， 最終 不得不出售， 其中 德國西門子，日本三菱 在收購意向的前兩名， 美國司法部 又開出了 巨額的罰款， 且 罰款 必須以 阿爾斯通 法國公司的資產 繳納， 導致了 日本和德國 放棄收購， 而 通用電器 在收購 阿爾斯通 之後 和 美國司法部 達成和解 罰款 竟然可以不存在了。 > 法國總統 馬克龍 在2015年 當 經濟部長 時 就認為這件事情 是一個陰謀， 議員 也在國會裡 多次質詢， 2015年的秋天， 皮耶魯齊 被放出來， 據 皮耶魯齊 就在書中說， 其實 他並沒有具體的罪名， 而 美國 也知道這個事情 做的不厚道， 因此 沒有公開這個案子， 法國人民 是直到看到他的書之後 才知道 這個事情， 馬克龍 要在國會舉行 阿爾斯通 被收購 聽證會 的前幾天 黃背心之亂 爆發了， 皮耶魯齊 認為 黃背心 根本是美國唆使的， 一個是 轉移 大家對 阿爾斯通的注意力，一個是 給馬克龍和後任的總統 一點顏色看看， 如果 法國 深入調查 此事 就要讓他們好看。 > 除了 阿爾斯通， 皮耶魯齊 在接受采訪時 還說 華為 事件， 其實 和 當年搞 阿爾斯通 的方法 差不多， 之前 日本東芝、松下富士通、 台灣 友達、威盛、HTC 包括 弄走 台積電和三星 股權， 採取的 都是類似的方法， 其中 很多 證據 都站不住腳 即便是 站得住腳 也不在美國的管轄範圍 譬如 他說 美國處罰 阿爾斯通 在 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台灣，巴哈爾 行賄， 即便是真的， 也應該是 由 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和 台灣政府 來處理， 罰款 也要分給這些國家才對， 但是 美國 起訴 阿爾斯通的時候 根本 沒和上述各國 打過招呼， 上述的 國家和地區 也可能 完全不知道 這件事情的存在。 > 「法國華為」前高管， 《美國陷阱》作者 皮耶魯齊 就含淚控訴： 我們是 怎樣從全球第一 而到 被 美國 收購！ 今天 他們又盯上了 中國華為， 希望 你們不要 重蹈覆轍。 > 阿爾斯通， 曾經是 法國工業上 最璀璨的一顆明珠 在輝煌的時候， 阿爾斯通 做到了， 水電設備 世界第一， 核電站 世界第一， 環境控制系統 世界第一， 超高速列車 和 高速列車 世界第一。 在能源方面 阿爾斯通 提供了 佔世界裝機 總容量15%的設備 共460兆瓦，為世界第二 阿爾斯通 和 美國的巨頭 通用電氣 在全球 長久以來 有著非常激烈的競爭。 > 2013年4月14日， 在美國 甘迺迪國際機場， 我（皮耶魯齊） 作為 阿爾斯通 國際銷售部門 副總裁， 剛下飛機 就被 美國聯邦調查局 逮捕 我 無論如何 都沒有想到， 我 會因為 一起十年前 遠在 印度尼西亞 的案件， 在 美國 被捕 並且 遭到起訴 鎯鐺入獄 更令人震驚的是， 當我 身陷囹圄之際 我的老東家 阿爾斯通 竟然 慘遭「肢解」。 > 阿爾斯通 這家 曾橫跨全球 電力能源 與 軌道交通行業的商業巨頭 不僅 被 美國司法部 處以 高達 7.72億美元 巨額罰款 其 核心業務 也被主要競爭對手 美國通用電氣 「強制」收購， 由此 美國 獲取了 法國 大多數核電站 部分控制權。 > 剛剛 被美國逮捕的時候， 我自己也沒有搞清楚狀況 我心裡 依舊是抱著幻想， 認為自己 可以安然無恙 但是 最後我卻被告知 違反了美國 《反海外腐敗法》 和 密謀洗錢 等十項罪名 如果 這些 訴訟 成立， 我將面臨 共計 125年 的監禁 就是 在那個時候 我才忽然明白 其實 美國的目標 不是我 而是 阿爾斯通 美國人 之所以敢這樣做 就是為了 可以 肢解 阿爾斯通， 並在最後 達到 收購 的目的。 > 在 被美國監禁 的那段日子里 我 時刻關注著 局勢的發展 心想 商業競爭 應該是 有底線的 無論是誰 也不能 肆意踐踏規則 更何況 美國 他們可 是世界的領導者！ 但 隨後的事情發展， 徹底地 打碎了我的幻想。 為了 迫使 阿爾斯通 屈服， 2014年4月23日， 阿爾斯通 亞洲區 副總裁 勞倫斯霍金斯 也被美國逮捕。 第二天， 阿爾斯通 總裁 柏柯龍 頂不住壓力 竟然宣佈 準備將 阿爾斯通 的「掌上明珠」 能源業務（70%的業務量） 以130億美元， 出售給 美國通用電氣。 > 這場收購案 雖然 阿爾斯通 拿到 100多億美元入賬 但是 扣除 交稅，合資企業，注資 股東分紅，還債..... 以後， 公司的收益 幾乎為零 憑借著強勢的美元 和 技術力量， 美國 在共同關注的許多議題上 已經 成功的 向其他同盟國 以及他們的企業 施加了一套 美國準則。 也就是 通過司法手段 逮捕競爭對手的高管 最後 迫使 競爭對手高管 屈服 直至 將對手的公司 收購 美國人 將這種方法 運用得爐火純青， 十年內 通用電氣 通過這種方法 收購了 全世界 至少四家企業， 阿爾斯通 只是 第五個 而已。 > 阿爾斯通 就是我們法國的 華為， 但 慘遭美國打壓 最後 被 收購 最近這幾年， 你們 中國 華為 面臨了 和我們當年同樣的境遇 根本 都是同樣的手段 只是 中國的華為 是 5G 領域的頂級企業 阿爾斯通 是 法國工業上的明珠！ 當年 阿爾斯通 有至少4名高管 被 美國 逮捕， 今天 你們被逮捕的是 華為 創始人 任正非先生的女兒， 華為 CFO 孟晚舟女士。 > 美國的司法部 並不是獨立的， 而是 處於強大的 美國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 相關美國的法律 堪稱 敲詐利器， 2010年以來， 僅法國企業 和 銀行 就已向美國 繳納了 約140億美元的罰金 從 通信行業的阿爾卡特 到 石油行業 以至 興業銀行....... 遭到 美國處罰的法國企業 無一不是 各業界之巨頭。 > 當聽到 你們 華為 孟晚舟女士， 在 加拿大 被逮捕後， 我 立刻決定 應該 把我所知道的事實真相 大聲地說出來 告訴全世界， 尤其 要特別提醒 中國 華為， 希望你們 千萬不要重蹈 阿爾斯通 的覆轍 2019年初， 我和一名法國記者 合著的《美國陷阱》一書 在 法國 出版， 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這本書 正是 我 皮耶魯齊 的親身經歷 詳細地 揭露 美國政府 打擊 美國企業競爭對手 之內幕 我 真心的希望 各位 中國 朋友們 能夠看一看， 以做好防範準備， 也祝願 孟晚舟 女士 可以 早日歸國， 更盼 華為 能 渡過難關。 請注意 「這分明是 一場 徹頭徹尾的 敲詐。」

美國國防部的網路戰略局，把中共有害的手機晶片，稱為「滿州晶片」，這種晶片具有自動開啟後門的程式設計，非洲獅子山共和國曾經控訴；中共贈送給政府的一批電腦，每到晚間三更半夜，機構中無人狀態下，電腦會自動開啟，並且傳輸資料到中國...... 中美貿易大戰中，一場沒有聲音的網路戰爭，早已開始，只是我們沒有察覺。 今年初，川普以國家戰略理由，否決博通和高通的併購案，主要原因就是後面有中共黑手。中國向來政企一家，許多在境外註冊的跨國企業，同時背負執行中共國家任務，利用併購案，奪取歐美國家技術，這一點令美國政府很不放心。一月底，華為手機企圖進入美國市場，就先挨了美國悶棍，4月17日，再度傳來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公司，祭出「七年輸出禁令」，華為和中興通訊，是中國四大通訊公司中的兩家，另兩家是中共電信和中共移動。 中興通訊生產平板電腦，手機和電商網路設備，並承包海外標案，1985年在深圳成立，目前資本額是1,200億人民幣，每年營業額高達千億人民幣上下，（以上來自2015年中興通訊官網）。4月17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布禁令，消息傳出之後，港股和深股在盤中跌停，同時宣布停牌，緊跟在背後，對中興通訊公司再捅一刀的還有英國。如果紐澳和歐盟國家也跟進，對中興提出製裁的話，內行人士擔心；這家公司可能要倒閉，中國網路酸民在網上留言說：「厲害了我的國，怎麼如此不堪一擊」 。 造成目前難堪的局面，導因是五年前的舊案，中興通訊公司對受到美國輸出禁令和經濟制裁的國家伊朗和北朝鮮，出口通信監控材料，違反禁令，事後，美國對中興裁罰11億9,000萬美元，中興通訊也像徵性把涉案主管停職。但是，去年，美國發現中興公司只是演戲給美國看，所有涉及本案的高專和職員，都升官加薪，這才引髮美國不滿。 這家公司負責人殷先生，和共軍的網路部隊編號61398關係匪淺，共軍網軍總部在上海新埔東，分成極光和夜龍兩支部隊，任務編組各有所司，極光網軍，專門著重在政治領域，包括引導言論風向，製造「內容農場」假新聞，打擊西方國家，插手西方國家選舉，管理五毛和七毛黨，侵入政府資料庫，盜取人事資料。前幾天，散播共軍在南海擊沉美國航母，就是來自這個單位。另外，闖入他國政府公部門網頁，亂改網頁，施放病毒，也很專長。 夜龍網軍主要任務在科技和能源領域，例如：竊取高科技圖樣和指標數據，或者侵入歐美能源礦物科技公司，竊取高管隱私及投標內幕，2015年，英國網路安全專家柯瑞拉（ Gordon Corera）出版一本書：《電腦與間諜的秘密歷史》（History of computers and Spies），這本書訪問了一位美國電腦安全專家卡本特的談話，根據卡本特的揭露；他從2004年起，從一封電郵開始追踪，歷經十年，才發現有一個名為「泰坦雨」的網路間諜網，這是全球最大的網路間諜事件，被鎖定的目標，都是西方國家頂尖的高科技公司，包括英國航太公司「BAE」。 卡本特在談話中說：這個網路間諜，從英國航太公司盜取B2 SPIRIT匿踪戰機和F35戰機的資料，天基雷射和潛艦導彈資料和藍圖，經過幾年後，中共就向全球宣布已經開發完成殲20匿踪戰機。這個網路間諜，也入侵英國石油公司，盜取地質探勘報告，甚至盜取可口可樂的簽約合同。 卡本特說：美國至少有140家國防相關工業被入侵，所有五角大廈的合同，無一倖免，被中共看光光，卡本特持續追踪比對，才發現網站網址來自中共，終於知道幕後的網軍就是61398，代號APT／1又稱為「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APT）。 目前，中共網軍部隊在貴州、成都、重慶、南寧（中共雲端大數據總部），都設有駭客學校，總數約兩百個，這些學校專門在網咖物色收集網路高手，以高薪引誘，專門培訓中共新一代的駭客，但是，網軍也為了隱密，經常移動，在深圳、北京、上海或小島上，也有網軍架設網站，對特定目標進行攻擊，例如：對台灣的攻擊，就來自武漢大學內；共軍總參謀部第三部第六局。 表面上看來，美國對中興通訊下達採購輸出禁令，目的是阻止2025中共製造計劃，因為通訊科技是2025中共製造重點工業，而非單純要避免5G市場被中共壟斷領先而已，但是，美國真實的企圖，就是打擊中共網軍，避免更多美國科技淪入中共手中。 中興通訊有30%的關鍵零組件，來自高通，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共透過新加坡外商，企圖併購高通的原因所在，幸好美國政府已經知道中共意圖，出手阻止，但是，有不少零件也可以從台灣購買，台灣若無法守住這些科技，勢必成為美國對中共戰略的破口。過去，馬政府時代，主張對中共投降，利用「ECFA」實施兩國經貿統合，把中台兩國混成一國，「岸來岸去」，開大門不顧厝，第五縱隊來台，無所禁忌，所以，台灣很多戰略科技，已經成了中共收買的目標，台灣竹科基地成了中共廚房，出入自由，才導致今天台灣人才，必須到中共討一口飯吃的窘境。 蔡英文坦承：新政府一上台，就是在收拾國民黨遺留的殘局，此話還算公平，但是，收拾黨國殘局動作，又慢又溫和，才讓人民反感，只是，國民黨學不會感恩，錯看人民反感理由，以為可以趁虛而入，而且一副未來不想再執政的樣子，遇到國事或官員任命人事案件，不分好壞，全面杯葛，只有對親中政客，網開一面，甚至結成複仇者同盟。 國民黨一出手，就是要打焦土戰的決心，忘記搞政治，要預留三分退路的訓示，只希望台灣趕快沈船，希望台灣趕快被中共捅一刀，到時候，兩國混成一國，仍然有高官可以當，國民黨現在口口聲聲，要用選票教訓新政府，聽了，真的是天黑一半，也好笑吹牛不打草稿。 觀察今天台灣社會和政局混亂，中共在台第五縱隊和網軍，功不可沒，根據國安單位統計；每個月，中共網軍入侵政府單位網路，大約三千萬次到四千萬次，成功侵入，而且亂改網頁或拔掉國旗，傳播假新聞等等，大約有三百多次，以成功比率來看，台灣網軍阻擋中共網軍的技術，還不算壞。 至於美國，就更多了，美國網路安全公司McAFee統計，中共網軍入侵美國政府，每個月大約一億次，成功進入國防單位也有幾千次之多，造成美國科技外流，每年損失超過千億，甚至進入聯邦政府人事局，盜走四百萬筆資料。另外，包括臉書、推特、YouTube都是中共網軍攻擊範圍，美國大企業包括摩根史丹利，陶氏化工、谷歌、都是中共網軍攻擊對象，為了阻擋有害中共形象的政治人物，在美國發聲，包括達賴、自由西藏組織，或美國東突厥獨立團體、在美的台灣獨立團體，以及熱比亞、或台灣的總統，也是中共網軍鎖定的攻擊對象。 例如：入侵後植入病毒，或用各種木馬程式，中共網軍為了監控翻牆的中共人民，目前上海總部也發展出「路徑挾持」的方法，從DNS獲取翻牆者IP，並且下令逮捕，目前有數十萬新疆維族人，因為翻牆和海外疆獨黑名單人士聯絡後，被網軍追查到，並被強制送入再教育中心。 《德國之音》報導：目前新疆洗腦中心約有百萬人。裡面還關押四名《自由亞洲電台》工作記者，這四名記者都持美國護照，美國國會已經對中共政府作法，向聯合國人權組織提出控告。 2013年和2014年，中共網軍連續在美東和佛羅里達，入侵網路，成功製造兩次大斷電，受斷電影響5,000萬人，中共這項行動，也使美國對中共網軍深惡痛絕。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日本不是“失去了20年”，而是默默完成產業大轉型！ 作者：徐静波 本世紀以來，國內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充斥著諸如：失去的20年、平成廢柴、日本在新經濟領域已落後於中國……之類的聲音，總之不僅不再高看日本，甚至有幾分輕視。 但實際上，在過去十幾年間，日本企業界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一輪產業飛躍：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是，NEC、松下、索尼、佳能、富士，這些昔日如雷貫耳的日本產業巨頭相繼關閉電腦、手機、電視生產線的新聞，卻鮮有人註意到，他們是主動關閉這些夕陽產業，並開始默默培育新的未來增長極。 最近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揚言對韓國半導體和顯示材料出口限制。市場傳言，韓半導體材料耗盡之時或將面臨停工危機！ 專家指出，毫不誇張的說，現有的日產氟化氫庫存耗盡之時，或將成為韓國半導體企業的停工之日。 日本這個國家，現在的制造業已經到了哪一個水平？我想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集中講三個內容：第一，日本的制造業如何轉型;第二，日本的制造業如何創新;第三，日本的中小企業如何發展。 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學校安排我們去參觀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廠。進去一看，就像今天這一會場大的生產車間，只有兩名員工。日本的工業自動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經看到了。日本比中國早走了至少20年。 譚建榮院士在剛才演講的中也講到一點：豐田汽車的精細化管理不是自己總結的，是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總結的。為什麽會出現這個情況？道理很簡單，日本人總是低頭做事情，從來沒想到過要去總結經驗、去邀功。這就是“中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個差別。 中國的企業有了小發明、小創造以後，一定要邀功。為什麽？邀了功以後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政策的傾斜、資金的傾斜。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業，有了重大的發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創新，就得悶聲不響的，因為沒有人會表彰你，沒有一家政府機構會給你政策傾斜。 而如果你說了，最終沒有做到完美，那會成為行業的笑柄，有損企業的聲譽。這樣的環境，就導致日本的企業只是兢兢業業老老實實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業有3.5萬家。中國有多少家？據說只有5家。為什麽3.5萬家百年企業可以在日本存續下來？道理很簡單，就是認認真真、兢兢業業的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不盲目地擴大投資。做好本業，是日本企業長久的秘密。 日本企業如何實現產業轉型 日本產業界的轉型是從2011年開始的。日本有一家電氣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麽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電氣公司”。1980年代，中國的四通打印機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們從鉛字印刷開始進入了電子打字的時代。這項技術，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臺電腦的生產廠商、第一顆人造衛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戶戶還在購買電腦的時候，NEC公司突然決定拋棄電腦事業，這震驚了日本社會，因為NEC公司是日本電腦業的鼻祖。結果，誰買下了NEC公司的電腦事業呢？是中國的聯想集團。但是，時間過去了8年，我們發現現在電腦產業已經是夕陽產業。當時NEC要把電腦產業拋棄的時候，賣了一個好價錢。 但是，到後來索尼、東芝、富士通要把電腦產業賣給人家的時候，就沒有人接盤了。NEC拋售電腦，這就是日本制造產業的先見性。NEC公司早就認識到：傳統的電腦最終是要被淘汰的！現在我們來看，聯想買了NEC電腦產業後，業績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NEC公司興起了產業的轉型革命。 那麽，現在NEC公司在幹什麽呢？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系統就是NEC公司研發的。拋棄了電腦產業以後，NEC並沒有扔掉自己的半導體技術，而是繼續研發尖端的半導體技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產業的革命並不是政府引導的，而是企業的一種自我革命，是一種自我創新。 東芝和索尼拋棄電腦事業以後，索尼公司在2018年創下的利潤已經達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電腦產業賣掉，電視機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產業不太多，怎麽會有這麽高的利潤？對了，它不做殼，改做內件（關鍵零部件）了。比如，它的傳感器已經占到全球份額的70%。 東芝公司把白色家電扔了，扔給誰呢？中國的美的公司。把電視機扔了，扔給我們青島的海信。前幾年，中國媒體當中有一種很大的輿論，覺得我們中國把日本最牛的產業買下來了，日本制造業垮掉了。大家想一想，現在你的家裏還看電視嗎？已經不看了。電視機的制造廠商為了把電視機多賣幾臺，先告訴你客廳裏必須有一臺，你自己的房間裏必須有一臺，你孩子的房間也必須有一臺，一個家庭3臺電視機，現在一臺都不看。 日本人早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把它扔掉了。日本認為，包括電視機在內的白色家電已經是一個產業包袱，中韓等一些國家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維持這一產業。把這個產業扔掉，他們是輕裝上陣，再去開拓新的產業。這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新發展理念。 東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機都扔掉了。現在日本還有索尼公司在生產一部分手機，一年大概500萬臺。還有一個京瓷公司，他們自己還在生產一部分手機，因為他們有au移動通信公司，但都是國內使用的。大家想想他們把手機扔掉以後，技術怎麽辦呢？結果它們的零部件大多賣給中國，利潤比自己做手機還好。 華為手機這幾年發展很快，你們要知道華為手機基本上是在日本研發的。任正非先生很聰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產線買下來，而是把人家的頭腦買下來。日本這麽多公司，把手機扔掉以後，有這麽多手機研發人才，他把他們高薪雇傭起來，在橫濱設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機工程師，幫華為研發智能手機。 同時，日本這些公司的手機零部件業提供給華為、OPPO和小米。華為手機研發的這麽好，是因為用日本人、日本技術。所以OPPO也學，也在日本設立了研究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機產業扔掉了，但手機零部件賣給中國後，獲得的利潤仍然很高。 富士通現在在構建物聯網，同時構建一個宇宙的監測系統。這個照片是日本研發的日本版的GPS定位系統。因為日本現在進入到汽車全自動駕駛時代，它的信號不能出現斜折線，必須直線。也就是每時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須有兩顆衛星，這樣才能使信號與汽車做到精準同步，不至於讓全自動駕駛汽車出現1秒鐘的滯後，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這個系統是富士通公司在研發。 再看看佳能。佳能是賣照相機的，但是因為高清鏡頭手機的普及，照相機產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佳能也開始轉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現在在參與研發小型火箭。因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權，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電子與軍工企業，在研發小型火箭發射商業衛星。佳能把東芝的醫療設備公司買下，還開始投身醫療產業。 其實日本轉型最成功的一家企業是富士膠卷。我們年輕的時候拍照片只有兩種膠卷，一個是柯達，一個是富士膠卷。現在柯達死了，富士膠卷還活著。為什麽呢？富士膠卷把它做膠片的膜技術提煉出來，用於生產化妝品。同時，它在研發新藥。也就是說，富士膠卷從一家面臨淘汰的傳統企業成功轉型為高新技術企業，沒有像柯達那樣死掉。 日本企業的自主創新 2018年5月份，李總理去日本訪問，他在北海道參觀了豐田汽車公司，很認真的聽了1個多小時的介紹。豐田有款新能源車叫“未來”，它使用的是氫能源系統。中國現在拼命發展電動汽車，日本企業已經意識到，電動汽車的電池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機電池，過了一年，發現充電困難；二是電池處理過程會產生很大的汙染。豐田汽車公司從1992年開始研發氫能源技術，現在這個氫能源汽車已經銷售了6000輛，年產3000輛。 這個汽車有什麽特點？我去開了一次，這輛汽車充氣3分鐘，可以開650公裏。它跟充汽油一樣便捷，而且價格比汽油便宜。李總理看了以後，他就覺得我們電動汽車政策需要調整。中國現在就開始研究日本的氫能源的未來發展方向。 豐田汽車公司不僅僅是把氫能源裝在汽車上，而是把它開發成移動電源。當地震發生以後，當海嘯來的時候，或者當臺風來襲出現停電時，這輛汽車的氫能源可以接上家裏的電源，保證一戶家庭一個星期的正常電力供應。然後，把氫能源反應裝置搬到大樓裏，可以供這個大樓所有的供電所需。 日本政府現在宣布要進入氫能源社會，家家戶戶只需要安裝小小的氫能源反應裝置，就不再需要電力公司提供電網供電，氫能源反應裝置排放出來的是清水，對環境沒有汙染。氫能源是未來最清潔的能源，也是取之不盡的能源。豐田汽車公司已經宣布完全開放這一技術，造福人類。 大家還要關註軟銀和豐田汽車公司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軟銀這幾年悄悄的幹了一件事，將全世界主要的AI技術公司，以出資或者收購的手段納入自己的旗下。現在的軟銀集團是全世界擁有AI技術最多的一家公司。軟銀控制了這些技術，想幹什麽呢？他去找了豐田汽車公司的社長豐田章男。 大家看到的PPT上的這輛汽車，是今年在美國家電展上展出的豐田概念車。這輛汽車是一個移動平臺，取名叫“E-調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麽角色都行。按照豐田社長的說法，買汽車的時候不是消費，是買了以後才消費。 這輛車是全自動駕駛汽車，早上上班的時候，你通過網約系統把它約上，車自動開到你家門口，把你載上開到上班的地方。過了上班高峰期以後，它把車開到物流公司的倉庫裏去做商品配送。然後，中午去辦公區賣盒飯。到了下午，再去送貨。到了傍晚，通過網約系統，再把你們一個個接上送回家。到了晚上，它裝上啤酒、各種小吃，開到一個熱鬧的街頭，成為一家移動商鋪。這不是一個夢想，它將於2021年全部公開上市。 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很嚴重，如何幫助這些老人？軟銀與豐田汽車公司的構想是，當農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麽辦？沒有子女在身邊，就委派一輛全自動駕駛的“調色板”去接她。車上可以量體溫和血壓，通過遠程問診，基本數據報給醫生以後，到了醫院，該手術的就手術，該吃藥的就吃藥，把基本問題解決在移動過程中。 軟銀公司和豐田公司，第一不缺錢，第二不缺技術，第三不缺智慧，兩家企業巨頭開始打造世界上第一個AI社區。日本的全自動駕駛汽車將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投入使用，出租車和選手村裏的所有巴士都要進入全自動駕駛系統，日本要把東京奧運會開成一個“科技奧運”。這就是日本的科技實力，而這一科技實力在於它的前瞻性，以及為了實現這一前瞻性所默默實施的周全的技術儲備。 日本現在很重視尖端醫學的研究。為什麽日本的諾貝爾獎這幾年會出現井噴現象？因為日本比較重視基礎研究，我們中國比較重視應用研究。馬雲先生把應用研究做得很好，一個技術拿來以後，做成了一家大電商。微信——一個交友信息軟件，被打造成百貨平臺和金融平臺。但是，日本人覺得技術應用雖然需要，但基礎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經費的55%用於基礎研究。 正因為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才會有諾貝爾獎。豐田的氫能源技術從1992年開始研究，到2014年才開始應用。中國哪一家民營企業願意花20多年的時間去研究一項技術？沒有。日本做到了，他們有這個耐心，也願意花這份錢。研發成功之後，還願意向全世界公開這項技術，提供免費利用，做得還很有情懷。 日本現在致力於徹底克服癌癥堡壘。2018年獲諾貝爾獎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義。癌細胞和人體的正常細胞之間相互碰撞以後不會產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細胞無法消滅癌細胞。為什麽會出現這一問題，本庶佑教授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終於發現癌細胞裹了一層蛋白質。他於是再與醫藥公司合作，發明一種藥，可以把這個蛋白質打掉，使健康細胞可以對癌細胞發動進攻，最終把癌細胞消滅掉。 現在這款新藥已經開始出售了。日本2萬多病人使用了這款新藥以後，總有效率達到30%。本庶佑教授自然不滿足，他希望今後人們可以像治療感冒一樣，吃幾片藥、打幾針就可以治愈癌癥。所以，本庶佑教授將自己未來的專利所得和諾貝爾獎獎金拿出來，湊了1000億日元，相當於60億人民幣，設立一個醫學研究基金，最終要攻克癌細胞。我想到了兩個字——“偉大”。 剛才中國商飛的郭博智先生介紹了我們大飛機研發制造情況，我們為中國開始擁有大飛機感到自豪。但是，我們也必須註意到一個事實，一架大飛機，500多萬個零部件，最初在中國只能找到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們C919客機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級供應商。波音787是美國的，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準國產飛機。 為什麽這麽講？我說兩個事實：第一，這個飛機的機體不是用鋁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東麗公司研發的碳纖維，造這個機體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機的翅膀像鯊魚翅膀一樣，是弧形的，鋁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纖維能做出弧形。碳纖維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室內溫度比鋁合金機體的室內溫度降低6度左右。 同時，它的重量比鋁合金的重量減少30%，意味著灌同樣的油，它可以多飛30%的航程。它的機頭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電子系統是松下電器提供的。這就是日本航空工業的現狀。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這一事情，因為日本企業做事不吭聲，不喜歡張揚。 日本如何扶持中小企業 上午在舉行中國前50家制造企業圓桌會議的時候，我就講到，我們中國的制造業如何做精益化、數字化、智能化問題。其實我們的政府和企業也想了許多點子，做的也很努力。我昨天去參觀天津的西門子弗萊德公司，他們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完全可以把企業管好。但是，要做到精細化，要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單靠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要解決好三大問題。 第一大問題，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給制造業創造一個舒適的、通暢的行商環境。你鼓勵企業去搞數字化、智能化。我買機器人的錢哪裏來？沒錢。為什麽沒錢？納的稅太高了。能不能把稅減一點？政府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日本的法人稅已經從30%減到了23%，中小企業的法人稅已經從25%減到了15%。我們中國有沒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絕對有的。因為我們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 第二大問題是資本。一家企業發展需要資本，資本來自什麽地方？ 第一，自身的積累； 第二，來自於銀行； 第三，來自於社會，也就是各種基金資本。 中國制造業現在依賴的資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資本，也不是銀行資本，而是社會資本。我們這裏在座的有投資公司的總裁，你們眼睛盯著的是，投下去以後，什麽時候能夠把這家企業做上市，我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中國創新企業有一個綽號，叫“輪企業”，A輪、B輪、C輪投資結束後，企業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號稱估值已經達到了幾百億美元，於是包裝上市，大家分錢。 投資基金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助推企業在初期飛速發展，但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繩子。為什麽這麽說？大家知道，投資基金，跟企業都有對賭協議，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後，過了若幹年，它把資金一抽逃，你怎麽辦？就像火箭發射衛星，上去以後，還沒進入軌道，推動力沒了。所以，許多所謂的創新企業一上市就黃，原因就在這裏。大家是玩錢，而不是做實業。 日本企業有一句經營行話，叫“安全駕駛”，企業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資金的積累，這樣，不管遇到多大的風浪，什麽金融危機、泡沫經濟崩潰，企業都可以支撐3年、4年、5年。然後，我可以用充裕的時間和財力，慢慢的實行轉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產業。特朗普再打壓，我也不會太害怕。 日本銀行協會調查了中小企業，問他們要不要銀行貸款？70%的中小企業告訴銀行一句話，我們不要你的貸款。日本的商業貸款的利率是1.5%。這麽低的利率大家還不要，說明日本企業真的有點錢，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野望！ 東京股市從安倍上臺的2012年的8000點，已經上升到22000點。我們必須看到，日本企業這幾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終是默默地往前走。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