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太空總署員工表示， 他們是使用太空總署建議的 【安麗 LOC】以「1:10」濃度 拿來清洗太空梭及所有東西。 這就是表示該產品是【極度安全】的！ 這樣，還有什麼安麗產品是需要擔心呢？ http://www.jsc.nasa.gov/history/oral_histories/NASA_HQ/Experts/MautnerEM/MautnerEM_3-22-12.htm

從一條活魚，看中美兩國的巨大差異。 萬里看世界 2022-10-25 20:55 發表於江蘇 以下文章來源於茶狐看世界 ，作者teafox。 編者薦語： 一葉知秋，以小見大，從一次網購感受中美在多個領域的巨大差異，以及美國的嚴重短板。並非無腦吹，文中有很多例子和數據。美國為何越來越焦慮，看了這些例子和數據就明白了。 @⋯⋯@ 我去過美國很多地方，以我對美國人的了解，和對美國輿論的觀察，美國人骨子裡對中國非常「無知」和「傲慢」，無知產生了傲慢，傲慢助長了無知。美國誤判了自己，也誤判了中國。 不過話說回來，不要說美國人誤判中國，其實，連中國人也未必真的了解中國。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太大，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口。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變化太快。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必須時刻保持好奇心，勇於嘗試，才能跟上這個快速發展的國家，否則，一不小心就脫節了。 說一件今年暑假發生的事情。暑假是東海的禁漁期，當時我也很久沒吃到新鮮的海魚了，於是我心血來潮，想買一條活魚。果然應驗了那句話：中國互聯網，沒有你買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賣家說，這條魚屬於深海養殖，口感介於野生和普通養殖之間。全國大部分地區，空運隔天到貨，包活！不活退錢！ 這麼自信的口氣，那我就信你一次！ 一條魚一斤多重，連包裝一共有10.2公斤，從300公里之外的溫州發貨，隔天就到。打開包裝盒，就是一個泡沫箱，裡面裝著一個塑料氣囊，在泡沫箱和氣囊之間，塞滿了冰袋，依然保持低溫。氣囊裡面有一隻魚，直挺挺躺著，眼睛死死地盯著我，咧著嘴，看上去奄奄一息。 看到這場面，我有點失望，沒多久，賣家主動打來電話，解釋道，低溫下，魚就像處於冬眠狀態，打開氣囊，待溫度慢慢上升後，活力就隨之恢復。 他說的果然沒錯，沒多久，這只魚就在我的水槽裡，開始活蹦亂跳了！對我來說，這只魚最大的賣點，不在於口感，而是儀式感和新鮮感。 雖然從小在海邊長大，但也是第一次看見一條這麼大的海魚，在自家的洗碗槽里活蹦亂跳。我老婆從小生活在內陸地區，更是沒見過這種場面，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份驚喜。 天氣太熱，週末也沒出去，就在家裡自己燒魚吃，時長00:15⋯我把視頻放在微信朋友圈，根據留言判斷，大部分人，都沒有網購活魚的經歷。因為一條魚，好奇心讓我打開一扇窗，做了很多研究後，我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 要讓一條魚，從千里之外，隔天到貨，在你家的水槽里活蹦亂跳。不但要能養魚，還要養得好，不要能配送，還得活著送到家！完整這個過程，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先進的基礎設施，強大的工業體系，高效的快遞服務。不但要全部做到，還要做到極致，看似容易，其實很難。 @高效的快遞服務 在江浙滬皖包郵區，大約2億多人口相當於一個日本，或者兩個韓國的經濟規模。 11kg 隔天到貨。普通快遞，28塊錢，電商折扣價，只要19元左右。順豐快遞，35塊錢，電商折扣價，只要25元左右。 溫州到鄭州，1300公里。順豐特快11kg ，隔天到貨，102 元。電商折扣價，大約70元人民幣。 我看了一下，1300公里差不多就是溫州到全國各地的平均距離。 美國的國土面積和中國差不多，1300公里，也差不多是全國範圍內的平均運輸距離。在美國紐約到芝加哥也剛好是1300公里。 根據美國快遞折扣比價網 coolparcel.com/ 從 芝加哥（60007）到 紐約（11210），22磅 （11公斤）的運費，UPS 最便宜180美元，聯邦快遞最便宜要327美元，DHL最低335美元。 根據我的經驗，美國的快遞公司的折扣很難談下來，在公開折扣的基礎上，能爭取到8折就很不錯了。最低電商折扣價，大約是144美元。 最快的速度是隔天到貨，這裡指的是1個工作日。歐洲人說休息，那一定是休息，但美國不一樣，只要加錢，節假日也有可能送貨，但不是小數目。如果不願意加錢，在倉庫放上幾天，活魚早就成為死魚了。 1300公里，隔日達，中國運費是70人民幣，美國144美元，大約是我們的15倍。雖然美國人收入比我們高，但也承受不起這15倍的運費啊。 想當年，川普發動貿易戰，波士頓龍蝦滯銷。一個網紅（郭傑瑞）去波士頓，做過一個關於龍蝦的視頻，他問攤主，為什麼不把龍蝦放在網上賣？ 攤主愣了一下，反問，還能把龍蝦放到網上賣？你有所不知，快遞費太貴，生鮮難實現國內配送。於是乎，波士頓養殖大戶，只能眼睜睜看著龍蝦賣不出去。 長距離的生鮮配送，是我們的日常，活魚確實不多見，但水果、肉類的冷鏈運輸，已經非常普及。而在美國，卻很少見。美國快遞運費高，效率低，限制了生鮮產品的消費，反過來，需求量小也導致平均成本高，一來一去，形成惡性循環。全國范圍內的B2C生鮮配送，就很難實現。 據德國《焦點》周刊14日報導，2019年，全球包裹量突破1000億個。根據國家郵政局數據，2019年全國快遞業務量達635.2億。中國以18%的人口，佔了全世界60%的包裹。 量變引起質變，在量的基礎上，才可以談創新。規模一旦突破臨界點，就會導致極致分工，效率才能提升。 我記得20年前，包郵區快遞5元起步，現在也才8元起步，能維持低價的核心因素，就是效率提升，因為各種配套，快遞員每天處理的包裹數量大大提高。所以，雖然快遞員工資飛漲，但平攤到每個包裹的成本卻得到了控制。 強大的工業體系 一條魚要配得上上百元的運費，品質就要不一般，否則沒人買。 以前漁民，在近海用普通網箱養魚，污染比較多。一方面，養殖的魚類，口感不好。另一方面，漁民體力負擔重，收入不穩定。靠天吃飯，風險很大，一個颱風就可能讓漁民傾家蕩產。 我平時喜歡看CCTV的科教頻道，有一期《創新進行時》的節目，主題是「 海上智慧牧場」。節目裡，現代深水網箱平台「耕海1號」總體積30000立方米，年產海魚15萬公斤。 現在的漁民，誇張點說，都是開著「航空母艦」出海養魚。甚至可以在岸上的家裡，吹著空調，用手機app遙控養魚。根據水溫、洋流速度等數據的變化，不僅能調整養魚平台的位置和深度，還可以控制投料的時間和數量。 以前的網箱，只能養魚，現在平台有餐廳、住宿、娛樂設施，可以接待遊客，玩海釣，看海景，吃海鮮。 CCTV中文國際，有一期節目叫「黃海能養三文魚？前往中國最大深海網箱養殖基地“深海一號”」。 三文魚養殖區域要求水質清澈無污染，最佳溫度在8~14℃之間。受環境因素限制高，養殖僅在挪威、智利、蘇格蘭、法羅群島等1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其中，2020年挪威產量佔51%，智利產量佔29.5%，兩者佔比近八成。 2020年全球各三文魚養殖點產量分佈 我國沿海，夏季水溫太高。但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在黃海發現一個「冷水團」，面積13萬平方公里，體積5000億立方米，水質優良，是世界罕見的淺水層冷水團。 山東依托強大的造船工業，打造了世界最大深海網箱「深藍1號」，重約1400噸，養殖水體5萬多立方米，設計年產量1500噸，夏季可沉入黃海冷水團中。 假以時日，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可能成為一個三文魚養殖大國。 另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日本人吃的鰻魚，號稱國產，其實大部分都是中國產，歐美人迷戀的魚子醬，其實最好的品種產自於浙江千島湖，產量也佔全球三分之一。 目前的海水養殖產業，中國占了全球60%的份額。已經形成了全產業鏈，幾乎壟斷了大型海上漁業設備的製造。與此同時，美國的海水養殖業，可忽略不計。 2017年6月17日中國交付挪威三文魚養殖巨頭使用的深海漁場——「海洋漁場1號」是世界上首座半潛式的深海漁。使用年限25年，一次可實現養魚量150萬條。這個養魚場單套造價4.2億元，相當於一架小型民航機的價格。 哪怕十年前，誰能想到，我們出口機械設備給歐洲人，讓高傲的北歐海盜，給我們養魚。 海洋的捕撈量是有限的，但海產養殖業，潛力巨大。以前漁民養魚，就像農民種地一樣，是一件辛苦活，而將來，可能成為一種時髦的高科技行業，幾個年輕人坐在空調房，對著電腦屏幕，像玩遊戲一樣，玩著玩著，就把魚養好了。 而這樣的場景，需要強大的工業配套才能實現，而中國，是唯一具備這種配套能力的國家。 @先進的基礎設施 很多人說，美國沒有高鐵，其實不完全對。在美國人口密度最高的東北，有一條準高鐵，最高時速240公里，平均時速為134公里。從紐約到華盛頓，366公里，Acela「高鐵」全程2.5小時，票價從130 美元到276 美元，不等。即便又慢又貴，照樣有人坐，因為點對點時效和飛機差不多，舒適度更高。 休斯敦和達拉斯，分別是美國的第4和第9大城市。距離為380公里，不堵的話，開車要4.5個小時，堵車就沒底了。如果你住休斯敦，如果有朋友臨時要你周末去達拉斯打牌。雖然很想去，但你想到來回開車10個小時辛苦，可能就放棄了。 除了開飛機，達拉斯到休斯敦，每天有19個直飛航班，飛行1小時15分，票價139美元，算上機場接駁，候機和安檢，單程至少也要4小時。機型都比較小，如 巴航工業145、龐巴迪900、 空客319。就算滿座率達到80%，每天單向客流也就2000人。 很多「美國通」經常苦口婆心地說：「不要炫耀高鐵了，顯得你無知，美國人短途靠高速公路，長途靠飛機」。這種人，非蠢即壞，美國大都會區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不到高鐵。 當年美國可以搞定幾萬公里的高速公路，如今連一寸高鐵都修不起來，只能說美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徹底綁架了美國。美國加州高鐵，折騰了幾十年，依然半死不活。其實，達拉斯和休斯敦之間，也在醞釀高鐵，名字叫Texas Central Railway德州中央鐵路。全長390公里，預算200億美元，每公里3.3億人民幣，這只是預算，美國現在的工程，結算超支2倍以上是常態。只不過，和加州高鐵一樣，德州高鐵也一波三折，進展緩慢。 2017 年1 月，川普 把該項目列為 國家交通基礎設施優先事項。 2017 年6 月，據說建設將於2019 年開工。 2019 年2 月，簽訂第一個分包合同。 2020 年9 月，獲得FRA 監管部門批准，預計此後不久將開工。 2021 年6 月，施工合同被授予Webuild，預計將於2021 年底開工。 2021 年9 月，CEO 表示，有50% 的可能性在6 個月內開工，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國會的基礎設施法案。 現在是2022年8月，我查了一下，何時開工，依然杳無音信。 這就是美國的效率。我的美國朋友曾經對我很嚴肅地說，他年輕的時候，美國修一條公路，效率非常高。而如今，修一條路，總是有沒完沒了的官司，律師費比工程本身的費用還高。 以前，美國人很有抱負，也很團結，如今，利益集團四分五裂，民主黨、共和黨，除了團結對付中國，沒有任何團結的餘地，為了選票，互相拆台。 本質上，各黨派背後的金主爸爸利益訴求不同，比如說，飛機製造商和石油公司，最痛恨高鐵，一旦高鐵通車，飛機沒人坐，汽油沒人買，那還得了？ ！於是就支持環保團體鬧事，無休無止。 2008年，貴廣高鐵動工修建，當時的貴州省長林樹森，堅持要把速度從160公里/小時提高到，300公里/小時，那時候貴州真窮，為了這條高鐵可謂是勒緊褲腰帶。很多人都說他瘋了，現在回頭看，是多麼富有遠見。如今的貴州從“被拋棄”到成為“高鐵大樞紐”，應該感謝當年決策者的遠見。 如今，貴州脫胎換骨，從「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窮山惡水，利用後發優勢，發展成了中國的雲數據中心，和旅遊目的地。這幾年貴州GDP增速都位列前茅。最近很多朋友去貴州避暑，評價都非常高，完全不是當年「窮山溝」的刻板印象了。 2019年，中國鐵路發送旅客36.6億人，其中高鐵23億人次，美國幾乎為零。 2018年，美國航空客流為8.9億人次，中國為6.1億人次，中國占美國的68%。合併航空和高鐵，美國在長途客運這一塊，發送量只有中國的30% 。而且，隨著中國高鐵的不斷完善，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 從深圳開車到潮汕大約360公里，和達拉斯休斯敦之間的距離類似，不堵車要4小時，堵車也沒底。但是，深圳和潮汕之間，每天有100個車次的高鐵，快車全程1個半小時。票價130元。相當於休斯敦和達拉斯之間飛機票價的七分之一。 你可以選擇在車上打個盹，刷手機。根據本人親測，潮汕出發，深圳終到，每次下車人數烏泱泱一片。每個車次500~1000人，就算最保守估計，平均每車100人來往於 深圳潮汕之間。那每天單向客流就是10000人。是休斯敦和達拉斯之間客流的5倍。 很多人都認為高鐵最大的優勢就是舒適快捷，但從宏觀的經濟角度看，高鐵是一次產業的升級。因為飛機的局限性，在800公里之內，高鐵對飛機，就是降維打擊。 美國人這麼有錢，兩個大城市（達拉斯和休斯敦）每天的單向客流只有區區0.2萬人。而深圳和潮汕之間，每天單向客流是1萬人次以上。 5倍的差異，能創造多少交通、住宿、餐飲、服務的需求，隨之而來，又能帶來多少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實打實的經濟需求。 美國的第三產業佔比高達80%，但是去過美國的普通中國人，心中都難免疑惑，怎麼看，都看不出來美國的服務業發達啊，美國的餐廳遠不如中國人氣高，國內旅行密度也沒有中國那麼高。 美國基礎設施的落後，已經影響到服務業的升級。我上次說的美國的服務業只能集中在所謂的火災行業，普通人看不見摸不著，利益被少數集團壟斷，也不能分享紅利。所謂「火災行業」，也就是「保險、金融、地產服務」的統稱。 （FIRE Sector）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 rental, and leasing。 「火災行業」是最典型的，不產生實際物質財富的食利經濟。 經常看美劇的人，應該記得這句話，I have bills to pay，意譯就是，我要養家糊口，直譯就是「我有很多賬單要付。」美國人最大的生活成本，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鹽，而是各種賬單，什麼律師費，會計費，保險費…… 2020年12月，我國時速350公里的貨運高鐵下線。這是一個全新的經濟領域，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國有能力把這個產業做大。 800公里內，高鐵客運碾壓飛機，1800公里內，高鐵貨運碾壓飛機。 @總結 目前中國有全世界最齊全的工業體系，最先進的基礎設施，能創造出多少新的經濟形態，美國人不知道，甚至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美國的確還有部分優勢，比如芯片和航空發動機，但是，高規格芯片只用於移動設備，如今的手機幾年不換也照樣用，3nm的芯片是不錯，但也只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低規格的芯片，我們也能製造。美國不虛心學習，取長補短，非得玩極限施壓，民主黨在國內搞不好基礎設施，只能把矛盾向外轉移，這就是美國老女人竄訪東南小島的本質原因。 總而言之，以我常年在中美兩邊走的經驗，我越來越確定，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美國越來越焦慮，未來極限施壓，擦槍走火的危險遊戲，可能會越來越多，專心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中國人講究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所有的賬都記在本子上，總有一天會給它拉清單。

美國的另一面。 Hotel 22並不是旅館。它只是一條公車路線，也是整個矽谷路線最長，唯一24小時營運的公車路線。22號公車全程60公里，從起站到終站一共兩個小時。單程一張票兩塊美金。所以只要有8塊美金，你就可以一整夜來回不停地坐巴士，把這裡當作全世界最廉價的旅館。所以這也就成了某些遊民每天晚上過夜的地方。 矽谷沒有人聽過這間旅館，知道它存在的人都有特殊而沉重的原因。在這個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前3家公司都匯集的富裕之都，每天晚上都重覆上演著矽谷最陰暗的一面。當夜幕低垂之後，Hotel 22所背負的黑暗面也跟著漸漸升起。第二天清晨當第一道陽光灑進谷裡的時候，Hotel 22就會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光鮮亮麗的上班族。他們手裡拿著筆電和星巴克咖啡，或是低頭滑手機或是談論高科技議題。他們永遠不會知道前一天晚上在同一個空間所發生過的事。 矽谷700萬的人口沒有人知道這個後窗的存在。 以兩小時為單位的家 美國沒有騎樓也沒有小巷。入夜以後無家可歸的遊民們很難找到避人耳目的棲身之地。只是，長期夜宿街頭的人遮風避雨遠比避人耳目重要。搭有冷暖氣的巴士能夠避風避雨，同時睡兩個小時支離破碎的覺，這就是他們的五星級旅館。Hotel 22這個圈內的渾稱就是這樣來的，這個秘密一直沒有傳開，直到幾年前《紐約時報》才披露了這個與我們真實世界平行共存的黑暗世界。 美國各大都市都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傳統的流浪漢多半沒錢沒工作。他們很多都吸毒嗑藥酗酒，要不然就是殘障或智障，靠著在街頭乞討為生，或是在速食餐館門口的垃圾箱裡面找尋下一頓晚餐。看到這些人我們基本的反應都是避而遠之，有時候我們甚至在內心咒罵他們四肢健全為什麼不去工作。剛到美國的時候看到這些乞丐都會忍不住丟幾個銅板，後來美國朋友告訴我，那樣等於幫助他們買酒買毒，所以後來我也不丟了。社會看他們是同情中帶著罪有應得。 入夜後如果走在舊金山鬧區的人行道上，在觀光客步履雜踏的縫隙之間，你會看到建築物牆邊不時參差著一堆堆的破毯子，那都是躺在地上的遊民，冬天的時候他們有些也許就永遠不再醒來，經過香奈兒的專賣店撲鼻而來的很可能是尿騷而不是香水味。 美國廁所文化與台灣大不相同，他們很少有公廁，商家廁所也不外借，地鐵站或公園的廁所常常是上了鎖，為的就是怕流浪漢霸佔吸毒。 社會大眾對於流浪漢的存在就是以圍堵和避而不見來處理，光是舊金山市就有1萬2千這種被眼不見為淨的流浪人口，他們對大多數夜歸的行人來說只是路邊一堆堆沒有動靜的破毯子。 第一次迫使我以流浪漢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是有一次我在路口等紅燈，看到街頭轉角有一個中年婦人穿著一件蓬鬆而骯髒到看不出原本真正顏色的大裙子；她蹲在那兒，兩眼直視前方。不一會兒，我看到淡黃色的液體從她的兩腿中間流出來，橫跨人行道緩緩流到馬路邊。 紅燈下聊天的人繼續聊天，滑手機的人繼續滑手機，走在人行道上的人跨過那條黃色的溪流，繼續他們的旅程。沒有人對溪流的來源感到好奇。人們已經學會告訴自己這種景象從來不存在過。那是在光天化日車水馬龍的街頭，可是她的眼神始終像動物一樣呆滯，沒有感覺、沒有羞愧、也沒有迴避。 那一幕讓我震撼了很久，原來他們沒感覺到我們的存在。我們共享同一個空間，可是雙方的世界完全互不存在。 新一代的遊民只是戰敗的矽谷人 曾幾何時矽谷房價飛漲，街頭遊民已經不再限於吸毒嗑藥和精神不正常的人。今天在矽谷有工作已經不能擔保有棲身之地。在這個最富有的國家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裡，如果拿的只是最低工資，你距離夜宿街頭也不過是一張支票而已。 Hotel 22的住客已經不同於傳統的街頭流浪漢，他們淪落街頭並非出於毒癮，也不是自甘墮落，他們只是不幸在矽谷殘酷的戰場上被淘汰的一群人。 吉米過去在高科技公司擔任廚師，後來失去工作淪為街友。 每天晚上睡在Hotel 22來回4趟熬到天亮，這樣可以免於夜宿街頭。只要花8塊錢就可以保溫暖。他每天晚上都會拖著全部家當，在10點左右登上巴士，投下價值2塊錢的零錢，走到最後面找個位子把帽檐拉低，開始這漫長顛頗的一夜。 2個小時以後巴士到了終點站，司機會打開電燈，把他們全部叫醒趕下車，有時候還需要借助警力強力執行。在這個安全，溫暖又可以避風避雨的空間裡，能夠多賴一分鐘就可以少一分鐘的煎熬。下了車以後他會睡眼惺忪地走過馬路，在漆黑的寒夜中等上半個小時，再搭下一班回程的巴士。就這樣，他一夜來回兩趟，已經跑了1年多，求的只是支離破碎的棲身之地。 這條路線經過蘋果、臉書和Google，也經過他的老東家微軟。 女遊民微雅也是因為受傷不能工作。買得起車票的時候她就享受一下住Hotel 22。大多數時候她都是睡公園板櫈，睡巴士對她最大的意義就是安全感。無家可歸的婦女除了所有該有的苦難與不便之外，還得面對安全問題，一張車票至少可以暫時買到2個小時的人身安全。 帶著孩子每晚毫無目地來回穿梭 另一位失業多年名叫尼克的40歲父親，帶著一個唸小五的11歲女兒，也是Hotel 22的常客。他們如果搶到最後一排，就可以佔三個位子。爸爸坐著睡，女兒就圈著身子躺在爸爸身上睡。凌晨 1 : 45，巴士抵達終點站。小女孩比爸爸先醒，看到回程的巴士已經在對街等著。她急忙搖醒爸爸，父女兩人抓著家當飛奔跑過馬路，又開始另一段半醒半睡的旅程。他們算好時間，在天亮的時候回到前一天晚上的起點，然後送女兒上去學校的巴士。她還是必須要天天上學。 這對父女就這樣每天晚上住在以兩小時為單位買來的家，當然報導這則新聞的媒體並沒有談到他們每天如何面對如廁，洗澡，換洗之類的基本問題。也許這些對他們來講已經都不重要了。他們唯一能夠買到的就是一個可以坐著睡覺的地方。過去4個月來這對父女從來沒有睡過床。 無家可歸的人在22號巴士上度過漫漫長夜。 尼克從外州搬到矽谷靠打零工維生，求的只是這裡的工作機會。運氣好的時候他可以搬進日租的房間。收入不穩定的時候他就必須搬進 Hotel 22，他自認很幸運還能夠付得起一趟兩塊錢的車資，否則他就必須帶著女兒夜宿街頭。 兩個交錯而不交集的矽谷世界 當全世界的人想到矽谷，他們想到的都是蘋果或Google的商標。他們想到的是無盡的財富與機會；他們從來不知道高科技帶來的生機蓬勃背後，有一個壓縮後被扔近垃圾桶的族群——他們不是毒蟲酒鬼，他們只不過是戰敗的矽谷人。這個鮮為人知的後窗和矽谷炫耀奪目的科技櫥窗形成強烈的對比。Hotel 22是一個微宇宙，裡面住的是被丟棄的失敗者。他們的故事一直沒有流傳出去。世界對蘋果總部巨大環形建築何時完工的興趣，遠遠超過這一小撮每天深夜毫無目地的跟著22號巴士來回穿梭的矽谷人。 世界各地的科技菁英無不想要擠進諸如Apple等公司。Photo source：Wikimedia Commons 隔天一早趕著搭同一條路線上班的高科技通勤族，也從來沒有人知道太陽升起代表另一個陰暗世界的結束。吉米、尼克和她的女兒，以及那些每晚跟著巴士來回奔波240公里的住客們也在日出的那一刻，就在矽谷耀眼的陽光下悄然消失。當晚這個矽谷的後窗會在矽谷人都鑽近被窩之後再度浮現。就這樣，這兩個世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為人知地交錯著，卻也巧妙地從來沒有交集過。 回到那位失業的廚師吉米……他的背包裡隨時帶著一條繩子。他說準備實在熬不下去的時候用。 最後，一起來看2015年Sundance影展入圍最佳紀錄短片──《Hotel 22》。短片只有8分半鐘，沒有旁白、只有幾句髒話和咒駡。 (5:03 ~ 5:30 那段對白是一位民眾辱罵這些游民是垃圾, 把公車當旅館用)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