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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敗、只是滑一跤
美國最偉大的「林肯總統」之簡歷:

七歲時父親在官司中敗訴,放棄土地,他開始外出打工;

九歲喪母。

二十二歲初次經商失敗。

二十三歲競選州議員落選;同年失業、投考法學院落第。

二十四歲,向朋友貸款經商,同年破產,此後用十六年時間清還債款。

二十五歲再次競選州議員,終於成功。

二十六歲即將結婚前,未婚妻去世。

二十七歲臥病半年。

二十九歲爭取擔任州議員發言人失敗。

三十一歲爭取成為選舉人失敗。

三十四歲參加國會大選落選。

三十七歲再次參加國會大選,當選。

三十九歲尋求國會議員連任失敗。

四十五歲競選參議員落選。

四十七歲爭取共和黨副總統提名失敗。

四十九歲再度競選參議員又落敗。

不過五十一歲時,他當選美國總統。

這一份幾乎被「失敗」佔滿的簡歷,主人是被譽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的林肯。

他一生中失敗過三十五次,只有三次成功。

他曾說:「我一隻腳滑了一下,另一隻腳因而站不穩。但我緩口氣告訴自己,這不過是滑一跤,並不是死去而無法爬起來。」最後他進駐白宮,更帶領國家粉碎了奴隸制度。

種種失敗,都只是「滑一跤」,只要還能「活著」,有什麼事情不能克服?

深深感恩:只要還能「活著」,有什麼事情不能克服?

願大家一同學習 林肯總統努力樂觀,永不放棄的堅毅精神,共免學習,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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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魂牽夢縈的台北 林青霞重回老家永康街 -- (林青霞) 朦朦朧朧中,不知有多少回,我徘徊在一排四層樓房的街頭巷尾,彷彿樓上有我牽掛的人,有我牽掛的事。似乎年老的父母就在裏面,卻怎麼也想不起他們的電話號碼。  二○一九年夏天,徐楓邀請我去台北參加電影《滾滾紅塵》修復版的首映禮。有一天晚上,朋友說第二天要去看房地產,對看房地產我沒什麼興趣,只隨口問了一句去那兒看?一聽說永康街,我眼睛即刻發亮,要求一起去。朋友知道我也住過永康街,看完房地產,他體貼的提議陪我去看看我曾經住過的地方,我不記得是幾巷,到底三十多年沒回去過,彷彿天使引路,我逕自走到永康公園對面的六巷中,在一家門口估計著是不是這個門牌號碼,剛好有人出來,我就闖了進去,一路爬上四樓,當我見到樓梯間的巨型鐵門,我驚呼:「就是這間!我找到了!」原來夢裏經常徘徊的地方就是永康街、麗水街和它們之間的六巷。顧不得是否莽撞就伸手按門鈴,應門的是一名十八歲的女孩,我告訴她我曾經住在那兒,請她讓我進去看看,她猶豫的說家裏只有她一個人,剛才跟著我一起上樓的郝廣才即刻說:「她是林青霞!」 最輝煌的電影生涯 拍完第一部電影《窗外》,我們舉家從台北縣三重市搬到台北市永康街,一住八年,這八年是我電影生涯最輝煌、最燦爛、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台灣文藝片最盛行的時期。  重重的鐵門栓嘎吱一聲移開,一組畫面快速的閃過我的腦海。媽媽在廚房裏為我煮麵、樓下古怪的老爺車喇叭聲、我飛奔而下、溪邊與他一坐數小時、鐵門深深的栓上、母親差點報警。那年我十九,在遠赴美國舊金山拍《長情萬縷》的前一睌。  走進四樓玄關似的陽台,竟然沒有變,一樣的陽台,母親曾經在那兒插著腰指罵街邊另一個他。 胖沙發承載舊時光  走進客廳,真的不敢相信,彷彿時光停止了,跟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樣,我非常熟悉的走到少女時期的臥室,望著和以前一成不變的裝修,我眼眶濕了,媽媽不知多少次,坐在床邊用厚厚的旁氏雪花膏,為剛拍完戲累得睡著了的我卸粧。轉頭對面是妺妹的房間,走到另一邊是父母住的地方,他們對門是哥哥的房間,突然間我呆住了,那張Cappuccino色的胖沙發還在,靜靜的坐在哥哥的房間中,那是我不拍戲的時候經常坐著跟母親大眼對小眼的沙發。  我站在客廳中央,往日的情懷在空氣裏濃濃的包圍著我。八年,我的青春、我的成長、我的成名,都在這兒,都在這兒。這間小小的客廳,不知接待過多少個說破嘴要我答應接戲的大製片。瓊瑤姊和平鑫濤也是座上客,在此我簽了他們兩人合組的巨星電影公司創業作《我是一片雲》的合約,這也是唯一的一部一林配二秦。在這小客廳裏,也經常有製片和導演坐在胖沙發上等我起床拍戲。  小時候住在偏遠的鄉下村子裏,都不知道有台北這樣一個地方,沒想到有一天飛上枝頭,不但定居台北,竟然還有三個台灣總統跟我握手呢。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到中山堂看我主演的《八百壯士》,電影結束了,燈還沒亮,隔我三個座位有位先生站了起來,跟著導演和週圍的人都站起來了,那人態度溫和有禮氣宇不凡,導演介紹我是女主角,他跟我握手,我感覺這人的手軟得跟棉花一樣,從前聽父母說男的要手如棉,女的要手如材才好,導演看我愣在那兒,馬上加一句,這是蔣經國總統,我還沒回過神來,他已經被簇擁著離開了。 見馬英九翩翩公子  第二位是他還沒當上總統的時候,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圓山飯店的立法委員雞尾酒會,酒會中場,走進一位長相、氣質和風度都極度完美的翩翩公子,好看得不得了,當他握我手的時候,真希望時間能夠停止,讓他再多握一會兒,他是馬英九總統。第三位跟我握手的總統那時候已經卸任了,有一天我在高爾夫球場,見到一位老先生在開球,那球打得不是很遠,但旁邊圍著的人一致鼓掌,氛圍有點奇怪,我見他一個人上了球場的車子,好奇的望望他,見他有點面熟,不敢確定的上前問道:「請問你是總統先生嗎?」他微微點頭稱是,並跟我握了手,他是總統李登輝。  九歲時搬到台北縣三重市淡水河邊。中興橋離我們家很近,那時最開心的是大人帶我們坐著三輪車,經過中興橋到台北吃小美冰淇淋。高中讀新莊金陵女中,放學總是跟著住在台北的同學一起搭公共汽車,過中興橋吃台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蘿蔔,上面澆點辣椒醬,那滾燙甜辣之味至今記得。高中時期,幾乎每個週末都跟同學到台北西門町逛街、看電影,我們穿著七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褲、迷你裙、大領子襯衫和長到腳踝的迷地裙,走在西門町街頭不知有多神氣。我就是在高中畢業前後那段時間,在西門町被影圈中人找去拍電影的。 人生轉變如夢似真 搬到永康街後,從此跟台北結下了不解之緣,也從此跟電影和媒體分不開,幾乎佔我生命的大部分時間,不拍戲二十五年了,出入還是有狗仔隊跟拍,我想我跟媒體是分不開了,那就接受吧,把他們當成朋友。  台北的大街小巷、陽明山的老外別墅、許多咖啡廳通通入了我的電影裏,如果想知道七十年代台北的風貌,請看林青霞的文藝愛情片。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四年我都在台北拍戲,這十二年共拍了六、七十部電影,台北火車站對面的廣告牌經常有我的看板,我讀高中時期留連無數次的西門町電影街,也掛滿了我的電影招牌。我人生的轉變比夢還像夢,回首往事,人世間的緣份是多麼微妙而不可預測。 旅行袋裝現鈔邀戲  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裏的女主角住在台北市仁愛路,仁愛路街道寬敞整潔,中間整排綠油油的大樹,很有氣質。我喜歡仁愛路,八十年代初,我用四部戲換了仁愛路四段雙星大廈的寓所,電影的路線也從愛情片轉成社會寫實實片,拍寫實片,合作的人也寫實,那時候手上的戲實在多得沒法再接新戲。有個記憶特別鮮明,一天晚上,製片周令剛背著一個旅行袋,旅行袋裏全是新台幣,拿出來佔了我半張咖啡桌,人家一片誠意,不接也說不過去。他走了我把現鈔往小保險箱裏塞,怎麼塞都不夠放,只好把剩下來的放在床頭櫃裏,好多天都不去存,朋友說我真膽大,一個人住在台北,竟然敢收那麼多現金,而且還放在家裏。  八四年後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拍戲,偶爾回到台北拍幾部片。九四年嫁入香港,結婚至今二十五年,我魂牽夢縈的地方還是台北。這次回到永康街,才知道夢裏徘徊的地方,我進不去的地方,就在永康公園對面六巷x號的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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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如何得來的? 閒雲野鶴按語:我從未知曉這段歷史,當友人把此文轉發給我時,我立即閱讀,看到一半處時我已熱淚盈眶。看完後,我的雙眼模糊了,我站起來望著窗外,抬頭是藍天白雲,低頭是一片綠葉,一株玉蘭還在綻放,亭亭玉立。我默然站立,心潮起伏,想著中華男兒在二戰中遠渡重洋,參加了二戰中決定性的諾曼第登陸戰,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付出了死傷二萬餘人的代價。我的眼眶含著熱淚,低垂下頭,肅然向這二萬多名無名英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默哀致敬! 給所有的人回顧難以磨滅的中華民族血淚史,與曾經被扭曲的歷史真相....。 讓我們全體肅立,向這兩萬多名的無名英雄們敬禮!高呼〝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 中國加油!中國人加油! 這一段有關國民政府第52軍的光輝歷史,是由大陸內地一位有心的學者,萬里追蹤所發掘出來,身在台灣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學者、史家---官方的有關單位,特別是軍方的史政單位,真該汗顏啊! 二戰結束已經70多年了,東、西方對峙時的自由與共產世界也已改觀,所謂的「鐵幕」早已不復存在!雅爾達密約的幾個「巨頭」早已灰飛煙滅,誰還能有權「隻手遮天」?又有何理由去煙滅中國52軍兩萬多名英勇官兵的豐功偉業,為了中國人的榮譽與民族利益,犧牲性命,視死如歸,為美國陸戰隊(第一師)衝鋒陷陣,在他們之前第一波登陸,為他們打開血路,讓他們美國人去收戰果,當英雄!這些為解救歐洲人民,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英勇事蹟怎能讓它永被埋呢? 朋友!讓我們:讓我們透過所有工具-----包括網路----向全世界傳播,如果您的外語能力能夠表達,請您盡其所能用外文(不論任何外文都好)轉發,讓外國人也知道羅曼第豋陸的成功,中華的52軍是位居首功的! 當我們看到所謂的歐戰勝利「羅曼第豋陸」紀念活動,參戰國的國旗飛揚,碩果僅存的幾位參戰老兵,接受英雄式的歡呼時,我們不禁要為我們中國的52軍的烈士們抱屈-------當我們有一點能力為他們申張不平時,我們就盡些心力吧!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52軍浴血奮戰諾曼第才使中國獲得聯合國常席位 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文件,經過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發掘,發掘出不爲世人所知的過去。蔣公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更放在了歐州戰場,而這些史實卻被教科書埋沒在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裏,國軍一直被認爲是無能的代名詞。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諾曼底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麽是國軍的血性。在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爲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中國軍隊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二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在東歐,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聯已經轉入戰略反攻,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西歐,經過不列顛空戰失敗的德國空軍早已無力控制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丘吉爾和羅斯福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同時,面對勝利的曙光,羅斯福初步提出了聯合國的構想,提議由英美蘇法中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丘吉爾的強烈反對。丘吉爾認爲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極其糟糕,讓中國成爲常任理事國簡直是在“開玩笑”。羅斯福很明白的告訴丘吉爾,讓中國加入安理會的目的就是爲了戰後鉗制蘇聯。丘吉爾的回答是“讓中國人鉗制蘇聯?你認爲中國人的戰鬥力比義大利更強嗎?”羅斯福沒有爲丘吉爾的無知而生氣,反而是列舉了國軍在淞滬戰役,台兒莊中的優秀表現,試圖讓這位不瞭解中國戰場的朋友改變主意。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大英帝國所積累的對中國的蔑視感不是幾句話能消除的。爲此,羅斯福又拿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在第二年進行的開闢第二戰場的戰鬥中,讓中國軍隊參與進來,如果證明“其戰鬥力符合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標準”,那麽丘吉爾就不得反對中國進入安理會。對這樣的折衷方案,二人達成拹議。 在與丘吉爾達成協議之後,羅斯福將此消息知會了正在美國進行第一夫人外交的宋美齡。蔣夫人雖然對丘吉爾的無理感到生氣,但是這位有著強烈政治直覺的女人知道,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好機會,一旦進入安理會,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將確定。於是宋美齡在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將其告訴了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正爲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心煩不已,但是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他難得的從躲了兩年的掩體當中走了出來。雖然正面戰場上日本給國軍的壓力依然很大,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抽調駐守雲南的五十二軍,爲即將到來的歐洲戰役做準備,幷且指示宋美齡爲這支部隊爭取到足夠的裝備。在宋美齡的斡旋下,羅斯福對蔣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幷且在運力吃緊的情況下,將五十二軍運往夏威夷,由美軍陸戰一師對其進行訓練,同時按照重裝部隊的指標,爲其配備坦克大炮等裝備。在半年的時間裏,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在陸戰一師嚴苛的教鞭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訓練。首先一關便是體能訓練,要求所有人的萬米成績必須達到十八分鐘,否則就要淘汰回國。面對陸戰一師“東亞病夫”的嘲笑,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夜以繼日的訓練。幷且在隨後的兩軍運動會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陸戰一師。除此之外,戰術,武器的操練都堪稱魔鬼般,但是將士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一九四四年初舉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五十二軍用了一個小時,就攻克了陸戰一師把守的灘頭。從此之後,陸戰一師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軍的將士,甚至瓦胡島上的姑娘們,見到了五十二軍的將士們,也會送來飛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國小夥面紅耳赤。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護士們舉行了最後一場party之後,將士們準備出發了。這一夜,軍長ShirWong中將特意爲士兵們放了一個晚上的假,因爲他不知道自己手下這些可愛的士兵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到這些美麗的護士身邊。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霧籠罩著諾曼底的海灘,五十二軍將作爲盟軍的先頭部隊,打響對德國作戰的第一槍。其中第二師在Wat-LongLim的帶領下,負責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師在師長YuepShir帶領下,負責中路的攻堅,而195師的師長LimYoung則負責帶領本部對右側進行佯攻。和他們幷肩作戰的是美國的王牌部隊,也是他們的老師——陸戰一師。在炮擊和轟炸之後,慘烈的登陸戰開始了。 第一個登上灘頭的士兵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很淳樸的外號“劉大棒槌”(WoodenClub,Liu),這應該是一個山東漢子。在他踏上灘頭的一瞬間,就被德軍的二十四磅榴彈炮炸飛,如今,世界忘記了他,中國也忘記了他,只是在塵封的文字裏,還有著零星的記載。負責中路的二十五師在德國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前面的一個碉堡吐出邪惡的火舌,吞噬著士兵的生命,師長石越見此,心急如焚。此時副師長Chung-GoSun主動要求組織一個十人的小隊,進行攻堅。在火力的掩護下,chung-gosun抱著炸藥包,匍匐前進,到了碉堡之下,一躍而起,托起炸藥包,高呼“爲了中華民國,前進”。一聲爆炸聲過後,橫在二十五師前面的攔路虎終於被拔掉,二十五師順利占領了灘頭,幷且建立起臨時陣地。左側突破的第二師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價之後也占領了灘頭,師長Wat-LongLim陣亡,由副師長Buk-Yee,Shar代理師長之職。 相比之下,負責佯攻的195師很輕鬆的就拿下了陣地。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三百萬盟軍從五十二軍守護的陣地當中登陸,源源不斷的向前攻擊,像一把利刃,插入納粹德國的心臟。原本這支部隊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將要和盟軍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於豫湘桂會戰的爆發,國內戰事緊張,他們被緊急抽調回國,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遺憾。 在得知五十二軍輝煌的戰績之後,丘吉爾終於不再反對中國成爲五常之一,於是在接下來的雅爾塔會議當中,確定了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抗戰勝利之後,五十二軍被調入東北,阻擊第四野戰軍。諷刺的是那位在諾曼底登陸戰中陣亡的Wat-LongLim師長,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殘至於此,杜魯門也覺得很憤怒,隨著國軍內戰失敗,杜魯門對蔣介石極度不滿,於是將怒火發到五十二軍頭上,命令銷毀所有與五十二軍有關的公開資料,將五十二軍的功勞記在美國陸戰一師的頭上,因爲他認爲“這支軍隊已經喪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擁有諾曼底戰役的榮耀”。在杜魯門的淫威下,西方國家也不再宣傳五十二軍的光輝戰績,敗退臺灣的蔣介石自顧不暇,而占領大陸的共産黨也不會允許對國民黨將士英勇抗戰的宣傳。在官方的記載中,只有“五十二軍在長沙會戰之後,駐防雲南,負責後方的安全”。 瓦胡島上,有一群姑娘,在戰爭結束之後,每天都會來到機場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讓她們心動的中國小夥凱旋。一年又一年,姑娘變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一個也沒有了。而那場揮灑了中國人鮮血與榮耀的戰役也就此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 編者按:筆者在查閱二戰史料時,發現了史泰先生撰寫的一篇題爲《五十二軍浴血諾曼底,中國終獲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號稱根據美國最新解密檔,在六十多年前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軍用自己光輝的戰績向世界證明瞭中國軍人的實力和尊嚴,幷且爲中國爭取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只是因爲政治和其他原因,這段歷史早已被故意淹沒在塵埃之中。筆者爲了查證那段歷史,決定遠赴臺灣和美國,尋找那個消失的真相。 啓程...... 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就發現我是大陸人,在和他的聊天當中,知道他是榮民的後代,這也正好省去了打聽榮民村的煩惱。汽車在臺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這座城市完全沒有北京那種宏大而浮躁的感覺,有的只是民國的精緻和完美。半小時之後,我到達了目的地——榮民村。 行走在榮民村,耳邊傳過的是各種方言,四川話,湖南話,河南話。我不斷的向那些悠閑的老人們打聽,問他們是否認識五十二軍的士兵。終于,在一位老兵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座小屋門口,老兵顫巍巍的敲門,用那鄉土味十足的四川話叫到“範伢子,有人要采訪你哦”。一會功夫,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打開門,當聽說我的來意之後,他先是警惕的看著我,但是隨後便露出了笑容,邀請我進去。 被采訪的老兵叫范閑,今年已經九十高齡,他曾經是二十五師警衛團的士兵。這段諾曼底登陸的歷史,因爲受到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一直要求他們封口,所以老人一開始才會警惕。不過隨著老兵不斷逝去,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老兵雖然違背了蔣公遺願,但是爲了不讓戰友的功績被埋沒,他才決定接受采訪。從他的口中,我才知道原來解密文獻中的那位第一個沖上海灘的WoodenClub Liou的真名叫劉肖博,外號劉大棒槌。在說起戰友的時候,老兵起先笑的很燦爛,他在回憶那個美好的歲月,而說到劉大棒槌的陣亡時,老兵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劉大棒槌是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在瓦胡島訓練的時候和范閑老兵住上下鋪。因爲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歡拿他打趣,瓦胡島上的護士見到大棒槌憨態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 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在那場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裏,劉大棒槌堅決要求打頭陣。大家都認爲這是十死無生的戰鬥,但是大棒槌還是一副憨態可掬的笑容,第一個沖上了灘頭,卻被飛來的炮彈炸倒。老兵沖下去,要將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經不行了,只是笑著說“記得去看俺娘”。老人搖了搖頭,說“從諾曼底回來先是打日本人,接下來就是打TG,蔣公不忍中國人自相殘殺,來到臺灣,把TG封鎖在大陸四十年。 等到七十年(民國紀年)党國不再封鎖大陸的時候,我去了大棒槌家鄉,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過世了,他還有個相好,叫陳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爲“通敵”被打成殘廢。在見到她的時候,她坐在一輛木頭輪椅上,腿上還蓋了一塊破舊的毯子,似乎是在爲傷腿遮風,似乎又在遮掩著那張殘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訊後什麽也沒說,只是眼神中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說什麽,給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聽到這裏,我不禁悲從中來。 采訪完之後,老人送我離開榮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捨的向我揮手。在離開的路上,我在回味采訪老人時的每一個場景。不由得感慨老天對老兵真是不公,讓他離鄉背井六十餘年,讓英雄的事蹟埋沒了六十餘年,不過也許老兵又是幸運的,如果留在了大陸,他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 字裏行間的回憶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弗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road,take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 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的時間裏,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幷且認真的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 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麽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爲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 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爲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爲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爲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幷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 而快樂的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她的Shar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shar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 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 尾聲 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于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于戰友,對于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六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裏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 後記 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弗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爲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 (看完,我也已淚流滿面——想起了宏偉殘酷的武漢會戰,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等,參加遠征軍的國民軍英雄將士們,鄙視掩蓋歷史欺騙人民的天朝統治者,尊敬還原歷史的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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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欽泰,把「桃花源」從遁世變現世(上) 沈珮君 文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路先鋒 雖然歷史沒有what if,但是從頭覆按時,關鍵時刻若作出不同決定……?細思極恐。 「如果沒有台積電,2026年以後,所有的自動駕駛都會不見。」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今春台大EMBA演講時,描述一個不能想像的世界。何僅自動駕駛會不見,蘋果手機升級也沒辦法那麼快,AI可能仍只存在科幻電影裡。 「如果沒有台積電……」,人類文明史會改寫。 台積電現在似乎等同「張忠謀」三個字。他說,他建立台積電,充滿酸甜苦辣。他的酸甜苦辣中沒有多所著墨或者他不盡知道的是,當他還在美國「德儀」為自己墜落的職涯力挽狂瀾時,貧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憑藉海內外幾個人的毅力,以莫名的信心,克盡萬難說服立委、建立工研院體制、擠出鉅款,派出四十多位工研院同仁去美國半導體大廠RCA付費學習(不是川普說的「偷」),1976年起連續三年,每年付給RCA一百萬美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群平均二十八歲的台灣工程師,回來試產,良率就超過美國師父,RCA驚訝之餘,想把這座台灣第一家半導體示範工廠買下。 當年如果賣了,後來就沒有聯電、台積電及一連串科技大廠,這些如地殼運動一般一個一個拱起、聳立、綿延的護國山脈了。 RCA想把工研院第一座示範工廠買下,並聘用全數員工,這是很好的條件,也是對台灣才剛踏入半導體的成績很大的肯定。工研院時任院長方賢齊在工研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時回憶此事,坦言「當時很多人很心動」。怎能不心動呢?七、八○年代,台灣面對聯合國、美、日、韓接二連三的背棄,如翻騰在巨浪的孤舟,當時很多人千方百計移民,第一目標就是美國──流著奶與蜜的夢土。何況台灣這座官方出資的工廠,只是「示範」,還常遭杯葛,充滿不確定性,若見好就賣給美資,豈不甚好? 但是,這第一座半導體廠的第一位廠長史欽泰卻有不同看法。他一向溫良恭儉讓,那天卻罕見地以沉重語氣告訴方賢齊:「如果把這座廠賣給美國人,我當年回台灣貢獻國家IC(積體電路)計畫的意義就沒有了,我會辭職。」他明確表示不會跟著工廠轉移到RCA旗下去。 方賢齊很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當頭棒喝」。是啊,我們所為何來?只是要做一家工廠賣掉?還是要為台灣發展產業、提升台灣電子業?政府派人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初衷是什麼? 史欽泰孤臣孽子的心情,敲醒了正作著「美」夢的人。 史欽泰,台糖子弟,高雄茄萣漁村之子,在美國普林斯頓以全額獎學金拿到博士學位後,在聖地牙哥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是,「我一心一意要回台灣」。他必須回來,因為他要直面自己的土地、回答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1969年他赴美留學,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1972年美國將二戰後占領的「琉球群島」(含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掀起華人憤怒。普林斯頓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行動委員會」,聲量很大,是保釣大本營之一。史欽泰雖未直接參加,但在同學聚會中,不斷聽到保釣運動的消息,群情沸騰,而他相對沉默:「我從小個性就不會很強烈,沒有情緒。我碰到問題不會著急,不會生氣,我只是想:應該怎麼解決?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從此,「我能為台灣做什麼?」成為他一生的功課。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史欽泰出生在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當年年底,世界第一個電晶體誕生,而台灣的戰後嬰兒潮正才一個個呱呱墜地,赤腳長大。 史欽泰生長在漁村、蔗田,曾與阿嬤住在茄萣海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一下雨,家家戶戶土糊的地都是黏黏的泥水。他小學三年級搬去父母住的台糖農場宿舍,上學必須搭乘台車,一搖一晃離開遼闊的蔗田,再走路到學校。 他台南一中畢業後,保送台大電機,北上租了一間兩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每天三餐最多十元,從未感匱乏。 畢業退伍,赴美深造。出國的那一年,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而史欽泰才第一次搭飛機。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正是晚上,燈火燦爛,他用shock(震撼)形容自己受到的衝擊:「美國怎麼這麼亮?」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我的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當時台灣街燈不多,昏昏滅滅,連電扇也才普及不久。 史欽泰從未覺得自己貧窮,但踏上他鄉的第一步,他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落後太遠了。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他本來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他跟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潘文淵先生面談、討教。潘文淵是RCA研發主管,1974年被政府請回評估如何提升台灣電子業,他建議我們發展積體電路,並閉門在圓山飯店十天,替台灣擬出「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早上十一點交給經濟部長孫運璿,下午兩點就通過了,孫運璿並保證負責籌措一千萬美元經費。 ▋「三不」之約 一個多月之後,就在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知名的「電子所」前身),這是後來驅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的強勁引擎。 又過一個多月,孫運璿飛到美東,叩開潘文淵家大門,懇託他為台灣組成一個「科技顧問團」。潘⽂淵立刻請來在美七位華⼈專家,到家裡與孫運璿晤談,當天 ,台灣半導體史上居功厥偉的「技術顧問委員會」(TAC,Technical Advisory Council)就非正式地正式成立了。這真是超級效率。 這些科技顧問每周六到潘府聚會討論獻策,潘文淵並為大家擬定「三不」之約: 一,不拿台灣政府一毛錢。參加此事,是為國家,不是為錢。(潘文淵更決絕,從台灣決定派人去RCA學習之後,他即提早兩年自RCA退休以避嫌,潘夫人也辭去美國教職,伴他頻頻來回美台,她說「成全他的愛國心」。潘文淵即使退休後也未拿台灣一毛薪水。) 二,不能占用上班時間。大家必須用個人時間為台灣奉獻。所以,周末開會。 三,不能洩漏在職公司的機密。 這群科技顧問的「三不」原則,大公無私,讓自己既做母國義工,也未背叛美國雇主,忠義兩全。數十年來「三不」一以貫之,連在第二年才加入的重量級半導體專家、中研院院士虞華年去年九十歲回憶此事時,對「三不」仍然倒背如流,尤其強調:「你不能為錢而來。」 史欽泰是TAC在美面試的學人,他聽了潘文淵建議,先在美國工作汲取經驗,一年多後,知道台灣的IC計畫已確定,立刻辭職返台,連老家都沒回,直接進入工研院。 ▋不進企業,留守工研院 史欽泰是第一波赴美RCA學習的十九人之一,他是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只有他有留美經驗,會開車),同行的還有曾繁城、曹興誠、劉英達、陳碧灣、倪其良、戴寶通等人,這群不到三十歲的小伙子,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將成為未來台灣半導體界明星,而台灣從此將成為世界半導體界的喜馬拉雅山。史欽泰當然也沒想到他後來在電子所長任內、親手衍生出去的台積電,將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的聖母峰,他國可望不可及。 工研院是孵育半導體業的溫床,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養成地,它鄰近清華大學,大樹林立,現代化建築錯落其間,儼若一座大學城。當年這附近都是稻田,根據工研院二十五周年「回首來時路」的訪談,第一任副院長顧光復回憶他和經濟部次長張光世一起到新竹尋找工研院用地的時候,「走的是狹窄坎坷的田間小路,張光世還摔了一跤」。與史欽泰先後回台報到的同學章青駒在電子所成立三十周年受訪時,回憶對工研院第一印象,也恍若隔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新竹,走過一些從美國標準看來破破爛爛的建築,見了兩位穿著隨便的人事人員,這在當時讓我詫異極了。」 不僅地方破,薪水也爛。史欽泰生動地形容:「我在美國繳的稅,比工研院薪水還多。」他回台那年薪水一萬四,這已是相對高薪,一般教授才八千元。 史欽泰所為何來? 曾做過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在自傳中對工研院頗有一些「責之切」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工研院的人只想做「研究人」,不想做「工業人」。 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在工研院堅守二十七年的元老「老史」。史欽泰堅持不進企業,他以自己個性不適合為由,頑固地留守工研院,收入遠遠不如科技公司。 這是他的選擇。 「我不是只要做一家『企業』,我想做一個『產業』,我要做一個『生態系』。」史欽泰相信:「這才能確保國家獲利。」他認為台灣不僅要建立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都應該要升級,他的夢想只能在工研院完成。 「半導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系」,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世界先進這些有上下游關係的上市半導體公司,都是先後自工研院衍生出去的,史欽泰是創建人、督導人、催生人。還有更多與工研院直接間接相關的公司。 他也帶領工研院著力個人電腦,電子、電信、通訊、航太、生醫。他興趣廣泛,喜歡跨領域,峰峰相連。而每次技術成熟、商機出來、民間搶入時,他就帶領工研院退出,他的名言是:「創新不易,策略性退出更難」,但唯有策略性退出,台灣中小企業才能一個個蹦出來,而工研院可把資源再投入新領域。 史欽泰是工研院年紀最輕、任職最久的院長,他在此落實夢想中的「科技桃花源」。 「桃花源不應該是遁世的,應該是現世的」,他不僅帶領同仁深耕研發,他還吸引外界有志之士進來,讓他們利用工研院的資源、光環,更快地實現科技理想。 「工研院沒有圍牆」,這個桃花源不會讓你找不到入口,史欽泰擔任院長時,建了開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中心,史欽泰希望「這就是各種領域人才可以相遇、碰撞的平台,讓交流和火花自然產生」。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奠基者 人,有進有出。工研院成立五十年來,員工轉戰民間科技大廠的,至少兩萬人,「小魚進了大池塘立刻變大魚」,其中有一百多人出任科技大公司CEO或高階管理人員。此外,自1996年工研院育成中心成立以來,共有478家廠商進駐,其中三十一家在離開育成中心後成功進駐竹科、三十三家成功上市或上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史欽泰在院長任內,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的角色就是:「成就廠商,幫助廠商成為明日之星。」 無名,無利,無我,有人因此認為工研院是「悲劇英雄」。對史欽泰來說,「無私」、「利他」是明確的自我定位。 史欽泰自美回台更新身分證時,工研院因是財團法人,戶政事務所在他的職業欄寫著「社會服務」,他覺得對極了:「是呀,工研院就是社會服務。」他很高興自己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史欽泰堅守在工研院「社會服務」,全力貢獻科技業,沒有分到一張股票,甚至為了避嫌,在職期間也要求太太絕不能買股票,「因為我太了解這些產業,這有利益衝突」。他認為「錢夠用就好」。 他很富足,他擁有的最大「紅利」是:台灣半導體成為一個生態系完整的產業,台灣電子業從一般裝配升級到多項世界第一第二,這是台灣真正的用實力走出去。有什麼能比夢想實現更富足?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說,全球有兩個研究機構,世界應該重視:一個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ITRI,即工研院。 這應該是對工研院最大的肯定了。 史欽泰充滿感恩:「我的一輩子就是跟著台灣半導體業一起發展。」他說得太客氣了,他的主管胡定華,也是開創台灣半導體業的元老功臣,曾經讚美史欽泰:「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史欽泰是真正帶兵領將、創造契機的人。」 帶兵領將,他不罵人,不摔公文,工研院曾用「柔性革命」來形容史欽泰的領導風格及成就,而他把功勞推給每一位共同奮鬥的人:「我是偷懶的人,喜歡拉著大家一起做。」他認為,「我們的寶島變成閃亮的鑽石,是很多人的貢獻」,不是一個人。 曹操註《孫子兵法》:「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史欽泰印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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