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條説莫德納疫苗沒問題的新聞，沒有使用有毒氯仿，真真假假。但 在英國、以色列、荷蘭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分別為60%、70%、80%，但確診數打了兩劑疫苗的人卻還比沒打疫苗的人確診率高很多，不知道誰可以解釋這種現象。聽到一個可笑的理由是因為打了兩劑疫苗的人不注意防護，所以確診機率高，這樣看來，是因為注意防護才能免疫，而不是打疫苗才能免疫，我這樣說有錯嗎？ 記得看過一個視頻，就是美國那裏的醫學大學被藥廠捐助好幾億，要那些教授把會導致中風的人體正常膽固醇數字給改變，也就是還在正常範圍醫生就會告訴你身體不正常，膽固醇過高需要長期服藥。這種牽扯到巨大利益的影片可能被黃標或刪除，因為大社群媒體也是為了賺錢，那些財團可以影響社群媒體，連美國主流媒體在大選前都可以一面倒的支持拜登，抹黑川普。 我現在聽到是女人打新冠疫苗會豐胸，男人會壯陽，如果有我認為是吃了壯陽藥和豐胸藥，我們身邊有多少人有效？很多人想試試，類似於世界富豪被撒旦教的愛潑斯坦所欺騙，説喝恐懼中孩子的血可以青春長駐，所以他們就跟未成年孩子性交再喝血，聽起來像天方夜譚，恐怖電影，撒旦教本來就有用活人血祭撒旦。 愛潑斯坦被多位女孩母親控告，法院判其監禁坐牢，但卻沒有真的坐牢，直到川普才真的關了他。那些聽信愛潑斯坦謊言的富豪看起來變得比實際年齡老，因為殺人是會產生很大的業力還被拍下影片，做為陰謀集團控制的手段，其中拜登兒子的性亂影片被叛逃美國的中共高官董經緯拿給美國軍方。死亡的孩子主要是孤兒或被人口販子拐騙的，那些被家長控告的案例是只有未成年性交沒有殺害。 在中國只能聽黨的話，在西方在美國聽錢的話，有良心的吹哨者成為異類和攻擊的目標，這世界就是有太多的罪惡，所以才會有天懲，瘟疫、洪水、熱浪等等災難，劉伯溫太白山碑記和我師父都説災難和好人是沒有關係的，但是每天幫忙家屬處理無數染疫死亡遺體的錢丹，是大好人，人稱為印度的新冠戰士，他處理了一千多具遺體都沒事，卻在打了一劑疫苗後染疫身亡，這意味著什麼，他是好人，應該躲過災難的，為何打了疫苗反而染疫死亡？我認為是上天要用錢丹的死來喚醒世人疫苗不能解決問題，還會帶來問題， 有誰能解釋錢丹的死，在國外一家安養院本來無人染疫，全院打完疫苗後多人染疫，有人用科學的角度説是人體發生DNA反應，免疫逃逸造成反而因疫苗而感染，有人説是陰謀集團加入有毒成份，如果是後者，疫苗公司當然不會承認。 在西方、在印度、台灣、馬來西亞都有發生打疫苗手臂或全身可以吸大小鐵器的事情，尤其是印度老人全身可以吸鐵器重物。專家表示人體必須要有金屬成份才會產生磁力，疫苗公司又説疫苗內沒有加入金屬成份，難道要解釋成打了疫苗後人體自己產生金屬成份？我不是科學家無法進行實驗，有多少疫苗中可能有問題。世界龍頭的美國醫學家有多少已經被那些世界巨富邪惡精英所收買。 在奧巴馬時代，美國的政府內部已經被赤化，高層信了撒旦教，在江峰漫談和章天亮博士都提到奧巴馬在白宮聖誕樹上掛毛澤東照片，馬臉姐的丹佛機場提到在機場內有奧巴馬放的大型撒旦雕像，有照片，江峰在億萬富翁愛潑斯坦提到很多美國高層和世界巨富政商精英去了愛潑斯坦在小島的撒旦教堂。美國的疫苗，美國的專家有多少人是跟陰謀集團掛勾。 現在的美國有知情人氏透露，因為拜登和習私下太要好了，連選舉數據機的程式數據都跟中共連線，川普簽了反叛亂法，現在是軍方掌控美國，拜登是傀儡，川普的國務卿龐佩奧還在主事，但因美國被奧巴馬及陰謀集團滲透太深，川普一下子還清不完，但已經清得很多了。 白宮首席病毒顧問福奇博士已經被政府單位暴出資助武漢病毒所，那些美國的病毒專家還研發疫苗，想起來令人害怕。 美國被爆出某醫院要求醫護不準記錄下疫苗的副作用而被醫護控告，這是有良心的醫護，如果醫院也用金錢去封住醫護的嘴呢？我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 現在聰明的人已經用各國過去的死亡人數對比新冠病毒流行後的死亡人數做作為染疫死亡人數的參考，而非用政府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做參考，就會發現巨大黑數，因為各國都不希望自己國家染疫死亡的人數很難看，很多國家存在黑數。 因為目前所有的新冠疫苗都屬於緊急授權，並沒有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數據，所以和購買的國家簽有法律免責權，英國、台灣等國家打疫苗死亡可以國賠六百萬，但在英國四位身體健康的機師打疫猝死卻不被公司和政府承認，遭家屬控告，在台灣則説是因為慢性病猝死，但也有人是健康猝死，但有幾個最後被認定為打疫苗猝死，數字你們可以自己去查，在台灣打疫苗猝死只是通報為打疫苗不良反應，是不是真的因打疫苗猝死必須要解剖認定，有多少人解剖後被認定為打疫猝死，你們可以去查。 在美國有自願接受疫苗第三期實驗的人，裡面有人產生可怕的副作用，十二歲的小女孩在接種疫苗後出現帕金森氏症現象，顛癇現象，她的媽媽找上議員開記者聽證會。 就是這樣美國在半個月前打疫苗猝死的統計人數高達5997人，副作用的數字更是高到驚人，這還不包含黑數。 現在迷信科學迷信疫苗的人卻不願正視這些已經曝光的數字和問題。 以科學的説法增加免疫力是最好的方式。用運動和飲食調理身體，接觸自然，放鬆身心都是好辦法。 我多年修煉氣功，法輪大法，深知健康善良的心會帶來強大的正能量，可以抵抗任何疾病，任何病毒，而且在國內外，已經有無數同修的親友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因為唸「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而痊癒，其中有一些是重症。 劉伯溫太白山碑記説善良的人，找到真善忍的人可以躲開這場瘟疫，真善忍就是法輪大法修煉人的最高指導原則。 現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所以就算求神打疫苗也不一定管用。只有真心向神懺悔、改過，端正自己的行為才能渡過所有的劫難。現在不只是瘟疫，大洪水，爆熱，各種天災人禍降臨，災難大小是根據各地業力大小所定，業力大小和內心的善良程度有很大的關係。 我師父説有的人是前世的關係，不完全是因為今生，我看過一篇歷史故事，一個總是為村裡做很多好事的少年竟然遭受意外死亡，村裡的人很為他不平，後來神託夢給一個人，我忘了那個人的身份，説因為少年前世做惡太多，所以今生困苦，因為他做了太多好事，所以提早結束他的痛苦，他的來世會很好。所以人的命運好壞不能只看一世，前世起到很大的關鍵。

【按：且看蒼天饒過誰，當美國二戰以後洋洋得意的，肆意妄為的篡改著自己的國家誕生史 ，塗脂抹粉般的在世界上充當著所謂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引領者的時候，他們的船堅砲利何曾停止過在他國的蹂躪。而扯去一個神聖的名詞“感恩”背後，那是多麼血淋淋的過往。 。 。 】 美國人民，正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 他們發現，原來歷史上的美國先賢，不是奴隸販子，就是奴隸主，不是種族主義者，就是劊子手，眾神之殿裏數過去，居然沒有幾個好東西。 於是該推倒的推倒，該“斬首”的“斬首”，該焚燒的焚燒。 特朗普同志幾年前就說過：“那個太祖爺華盛頓，不就是大奴隸主嘛？那個開國元勳杰斐遜，不也是個大奴隸主嘛？” 特朗普同志真是給美國的人民群眾指了條明路啊，這不，6月15日，美國開國元勳、國父之一、《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的雕像，就被反種族歧視的遊行群眾推倒了。 杰斐遜當年在我們的高中文學讀本里，都是大名鼎鼎的正面人物，因為他有一句感動世界的名言，叫做在“人皆生而平等”，我也是長大後讀書才知道，杰斐遜老爺家，畜養了600名奴隸。 1807年8月杰斐遜給戰爭部長亨利.迪​​班的信中說：“只要我們對印第安人部落舉起斧頭，那在其被滅絕或被驅趕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之前就決不放下斧頭來。” 美國國父華盛頓，在中國小學讀本上，曾是著名的“落櫻神斧”，一直是光芒萬丈的存在，但他可是一個親自指導軍隊怎麼屠殺印第安人、剝印第安人皮的“長者”， 1779年，他在指示約翰.塞列文少將攻打易洛魁部落時說：“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 1783年，這位總司令還這樣描述如何從印第安人身上剝皮：“從臀部往下剝皮，這樣可以製作出高的或可以併腿而長的長筒靴來。” 歷史書上解放黑奴的林肯，林肯紀念堂裏高高坐在寶座上的那位，1862年8月22日,在給《紐約論壇報》編輯格瑞萊的信中,林肯寫道：“我的最高目標是拯救聯邦，既不是保存奴隸制度，亦非摧毀奴隸制度。如果不解放一個奴隸就能保存聯邦,我就一個不解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隸就能保存聯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隸，不解放其他奴隸就能保存聯邦，我也照辦。”講白了，所謂的南北戰爭，根本不是為了解放黑奴，而是為了國家的統一，只要南方奴隸主不造反，林肯也不會管你養奴隸的破事。 按照現在的標準，林肯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1858年，在他和史蒂芬·道格拉斯的第四次辯論中，他宣稱：“我願意說，我現在、過去都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種人和白種人的社會與政治平等地位。我現在、過去也不曾贊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審員，不贊成他們擔任公職，不贊成他們與白人通婚；除此之外，我還願意說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存在著身體上的差別，我相信這種差別將永遠禁止這兩個種族在社會與政治平等的條件下生活在一起。正因為他們不能如此生活，在他們和我們仍然在一起的時候，則必有地位上的優劣之別，我和其他人同樣贊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諸位，美國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文明開化，實際上，直到1910年，美國人才停止大規模剝印第安人頭皮。直到1916年，美國還在搞萬人燒烤黑人大會，這都是真實的歷史。所以，美利堅根本不是什麼“屠龍的勇士變成惡龍”，它生來就是一條惡龍。 所以，現在美國人民開始推倒他們“國父”的雕像，證明美國人民開始正視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像他們的學者、政客一樣裝鴕鳥，當縮頭烏龜。 這是好事啊，說明美國人民開始認識到，他們的祖上未必那麼光輝，他們的先賢身上都有原罪，髒得很，亞美利加建國至今，除了那隻白頭海鵰，只怕貓貓狗狗都不太乾淨。 大家不要小看美國人民，不要覺得他們推倒雕像沒有什麼用，因為推翻的不只是雕像，更是這個國家的合法性， 國家實力有軟實力和硬實力，硬實力包括科技、軍事、金融；國家的歷史、榮譽、自豪感，則是軟實力。對於超級大國來說，軟實力非常重要，軟實力部分一旦崩塌，國家認同出現問題，人民開始重新構建解讀歷史，即便硬實力部分依舊強大，國家也有土崩瓦解的危險（以蘇聯爲代表）。 許多美國人不但不了解世界，對自己的歷史也不太了解，他們可能並不知道他們來到北美洲的時候都做了些什麼。 舉個例子，美國人民前幾天把哥倫布雕像的腦袋砍掉了。 世界史上的哥倫布是個英雄，發現新大陸，開啟大航海時代。 但哥倫布是個什麼好東西嗎？新大陸需要他發現嗎？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幾萬年，怎麼新大陸就成他發現了的了？這是完全的“西方中心論”視角。 他給美洲帶來了什麼？屠殺、奴役、強姦、無窮無盡的暴力，殖民者“從不把捅上印第安人十幾、二十幾刀，或是從他們身上拉下幾片肉來一試刀刃的快利，當作一回事。” 為了震懾印第安人，哥倫布不僅下令斬首印第安人領袖，還公開割下當地人的耳朵。在海地島，哥倫布就抓捕了1000多名當地人，600人留在當地當西班牙人的奴隸，500人被送到西班牙當奴隸。這500人中，200人在海上喪生，然後被西班牙殖民者扔進了大西洋。在當時的殘暴統治下，約有5萬印第安人選擇了慘烈的自殺。大量9歲-10歲的印第安女孩被賣作性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492年，僅在海地島，當時約有30萬印第安人；1494-1496年，10萬人死亡；到1508年，因屠殺和逃離，當地人口銳減到6萬；到1548年，只有500人了。 “所有14歲以上的印第安人，必須在三個月內交出定數量的黃金，每個人在交完之後，要在脖子上套上一個銅圈，作為完成任務的標記。凡脖子上沒有銅圈的，將被剁去雙手，直至失血過多而死。” “隨著黃金被搜刮得越來越少，於是，可供役使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眼里便成了巨大的財富。這些被抓來的印第安人被當作奴隸在莊園裡勞作，這就是後來所稱的“監護制”。他們的勞動強度超出了常人忍受的範圍，結果導致數以萬計的人死亡。”　　 “哥倫布大規模抓捕和運送印第安人作奴，用恐怖凌虐的手法統治當地，將新生兒丟去餵狗，或是當面抓起孩子砸到岩石上，光是伊斯帕尼奧拉島就有兩萬人被殺，在哥倫布殘酷的治理手段下，印第安人經常會集體自殺，甚至殺掉自己的孩子。” 在哥倫布的航海日記中，他愉快地記錄說：“就像買賣莊稼一樣，100個西班牙幣就能買到一個美人兒，這種買賣非常普遍，有無數商人求購姑娘，特別是那些九至十歲的小美人兒們供不應求。” 他的船員日記中也寫道：“來自加勒比的女孩兒，當她全力反抗時，就被哥倫布無情地痛打並強姦。” “我抓了一個漂亮女人，哥倫布給了我，她全身赤裸，我很高興地想讓她滿足我，她反抗，用指甲抓我。我拿起繩子抽打她，她發出了難以置信的尖叫，你不會相信你的耳朵的，最終，我們……” 對於這樣一個手上沾滿無數印第安人鮮血的人渣殖民者劊子手，2020年理性、客觀的美國人民，砍掉他雕像的腦袋，很過分嗎？為了正義，把他挫骨揚灰都不過分好不好。 但白人海盜在全世界造的孽可不止這一點，造孽的也不止哥倫布一人，我建議美國人民、歐洲人民都把自己的開國元勳、祖上先賢的檔案翻一翻，看看他們是不是那麼乾淨，他們的的財富和成功是不是理所當然，他們的雕像是不是建立在罪惡和鮮血之上。 北美殖民者以人口販賣、罪惡的三角貿易、血腥屠殺完成了原始積累，又通過獨立戰爭和宗主國斷絕了關係，在英國都廢除了奴隸制的情況下，他們依舊喪心病狂奴役黑人。後來他們因為分贓不均發動了南北戰爭，北方工業資本家為了掠奪南方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戰爭中無所不用其極，在亞特蘭大、威克斯堡焚燒屠城、一路“三光政策”，如今共和黨、民主黨的祖師爺們，哪一個不是滿手鮮血，製造了無數冤魂？ 看過電影《黃飛鴻》的都知道，北美殖民者在中國大規模誘騙、綁架、販賣華工，把他們販賣到北美修鐵路、開礦山，名曰“販豬仔”，本質上和奴隸貿易沒有任何區別。著名的太平洋鐵路，號稱每一塊枕木下都有一具華工的屍骨。但是華工的犧牲並沒有換來他們的尊重，反而導致了“黃禍論”的盛行，他們開始公開驅逐、毆打、甚至虐殺華人，暴力摧毀華人社區，種族歧視和種族暴力，一直持續到今日。 但這些罄竹難書的罪行，在全世界範圍內，卻很少有人提及，歷史也是避重就輕，只講美利堅光輝的一面，對它的黑暗史三緘其口。更有各國買辦文人為其粉飾太平，搖旗吶喊，鼓吹成人類燈塔。 今天，終於情況開始改變了，美國人開始自己認識到自己祖上不干淨了。 東晉的晉明帝聽王導講歷史，講到他們司馬家發家時弒君、篡位、欺負孤兒寡母，以及乾的所有齷齪事時，晉明帝羞憤難當，把臉貼到床上，說：“我家祖上如果真的這麼齷齪，這國祚還能長遠嗎？” 當人民反思這個民族是不是有原罪的時候，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才會真正到來，當他們看到國旗感到臉紅，聽到國歌感到羞恥，看到總統山就很憤怒，這個世界就正常了。 建議美國人民開始寫書，出紀錄片，名字就叫《海殤》，或者叫《醜陋的美國人》。 （正文來自公眾號：申鵬/平原公子） （結語：美國的光環多數由好萊塢製造，而神話後的美國故事，就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來到世界，從頭到腳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一架飛機的殘骸──【龍應台】 這主題.是我寫作以來最感慨的文章！ 當政客用盡心機糟蹋國軍、肆意誣蔑軍人，被從未當過一天兵立委追殺，而國防部及更高層也沒有肩膀維護軍人榮譽，說不出一句軍人對國家社會貢獻及無可取代之價值，讓軍人如過街老鼠任人打擊，寧不灰心乎? 請看看這篇文章吧! 轉貼 一架飛機的殘骸──【龍應台】 1998 年，在美國內華達州長大的史帝夫瑞銳去爬查理斯騰高山。在接近四千公尺高的南峰處，他再度經過一堆飛機殘骸· 這堆飛機殘骸，從他有記憶開始，就在這裡了。小時候瘡痍滿目、遍布山坡的焦鐵廢塊，經過幾十年登山客的淘取，已經少了一大半。 史帝夫看著被風霜雨雪逐漸消磨的殘骸，突然升起一個念頭：儘管不知道是什麼人，為了什麼任務，在這人煙罕至處喪生，人們都應該為死難者在這裡立一個小小的紀念碑。 立碑，他就必須一一找出死難者的名字。下了山來，他帶領一群少年童軍開始四處打聽這個殘骸的來歷；足足打聽了一年，沒有人知道。1999 年，從一本寫查理斯騰山自然史的書中，他發現了一個記載：空難發生在1955 年11 月17 日。機上十四人，全部喪生。 他讓少年童子軍馬上開始搜尋舊報紙，從出事次日的報導得知那是一架C-54 ，從加州伯卞克城起飛。封鎖現場的是美國空軍，但是空軍對媒體的詢問諱莫如深。 伯卞克是洛克希德製造舉世聞名的U2間諜偵察機的地方，難道這架飛機和中情局的祕密任務有關？史帝夫和他的少年童軍開始了一連串抽絲剝繭的電話探詢。 洛克希德接電話的職員記得1955 年正是該公司在緊密研發U2 的時候，承諾一定協助找出真相訐幾天之後，職員回電：那一架C-54 正是從洛克希德機場起飛而出事的飛機，機上十四名全是跟U2 機密有關的人員。 研發U2 是中情局的業務，職員建議史帝夫和他的童軍直接去找巾情局。 中情局告訴史帝夫，整個1950 年代的U2 檔案，剛好在1998 年解密，他們可以在網上找到當年列為最高機密的資料。 史帝夫終於找到了答案二中情局為了不曝光地運送U2 零件和人員到試飛實驗場，從1955 年10 月起開始啟用C-54 ，才一開始，這架飛機就撞山了，機上是U2 的研發設計師和中情局的人員。2000 年11 月，中情局把飛機的原始失事鑑定報告以及死者名單寄給了史帝夫。 一名童軍的祖父剛好是當地的議員，聽說了這整個過程，遂和其他議員發起一個提案，要求美國政府為所有在二戰期間為國犧牲而沉默的勇士們成立一個冷戰紀念館。 沒有聲音的人： 呼籲成立冷戰紀念館最引人矚目的是一個叫葛瑞”包爾斯（Gary Powers Jr）的人。 他說，「我們美國人對於為自由而戰死的勇士們總是給予極高的榮耀，但是對於冷戰，卻毫無表示。 冷戰，長達五十年，犧牲了數千勇士的生命，花費掉上兆的金錢，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 但是今天的世界卻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 在1945 到1977 年間，美國有四十多架祕密偵察機被擊落，犧牲者卻從來得不到一絲的榮譽或感謝。」 美國人知道包爾斯這個名字，是因為包爾斯有個有名的父親，法蘭西斯，包爾斯。 小包爾斯五歲那年，1960 年5 月1 日，他的父親駕著美國最新的科技成果U2 偵察機潛入蘇聯領空一千三百英里，然後被薩姆彈擊中，法蘭西斯被俘。 三十歲的法蘭西斯在公開審判中表示「懺悔、認罪」。關了兩年後，美蘇劍拔弩張的冷戰期間有名的一個鏡頭出現了：換俘。 法蘭西斯站在柏林格林尼克橋的東端，美國所逮捕的蘇聯間諜阿貝爾站在橋的西端，然後兩人同時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祖國。 美國人民對被釋放了的法蘭西斯責難有加：他為何不自殺？他為何不毀掉飛機？他為何承認有罪？他為何如此怯懦？法蘭西斯黯然離開了中情局，在1977 年駕駛民用直昇機時墜機身亡。 2000 年5 月1 日，紀念法蘭西斯被蘇聯逮捕的四十周年，在新的U2 基地，美國空軍追贈十字勳章給法蘭西斯· 主持典禮的將軍致詞時說，「國家在50 年代對於法蘭西斯和他的同袍們所要求的，現在看起來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一一國家要求他們在那個危險的年代裡飛進莫斯科一一孤獨一人，沒有任何武裝，還要求他們表現出無所畏懼！」 很多人支持小包爾斯的呼籲和奔走。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說，「冷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大的國際衝突，也是人類近代史上最長、型態最特殊的一種戰爭。」普立茲獎得主專欄作家克勞漢莫說，「冷戰紀念館不需要宏偉，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小的教學館，一個長廊獻給那些英雄一一杜魯門、邱吉爾等，一個大廳獻給陣亡者，也就是那些無名無姓的諜報員。」 紀念典禮結束時，一架最新的U2 漂亮地掠過天空，表示致敬。小包爾斯安慰地說，父親的榮譽，總算是得到公平的對待了“ 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 兩年前，我到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第一次聽到「寡婦村」的名稱。 說是，新竹是空軍基地，飛行員常常一去不回，因此哪天暗夜裡一家傳出哭聲，整個村子都會哭。 我沒太在意，只是稍覺奇怪：又沒打仗，哪來這麼多飛機掉下來？可我也看過飛機墜落的。那是戰鬥機，從天空捲起一股濃煙一頭栽進茫茫漠漠的玉米田裡。鄉下的孩子們奔過去撿拾看不出名堂來的碎片。 是在新竹，我第一次聽到「黑蝙蝠」和「黑貓」的名字，而且從一個開過戰鬥機的飛行員口中聽到，從新竹基地升空到對岸，只要六分鐘。是在清大，北院教授宿舍要搬遷，我才聽說，原來「北院」曾是美軍顧間團的宿舍，而美軍顧問團和美國中情局的白手套「西方公司」有關，「西方公司」就在東大路。 這時，我還沒聽過U2 這個詞，鳳凰衛視製作的《台灣天空的祕密》 今年四月在中天頻道播放，我才恍然大悟這些道聽塗說的蛛絲馬跡和「我」的關係： 民國44 年我三歲時，「黑蝙蝠」開始執行任務，到大陸低空飛行，攝取情報，到我十五歲時，他們的任務才結束。 法蘭西斯的U2 在1960 年被擊落之後，美國不便再進入蘇聯，沒幾個月就把兩架嶄新的U2 運到台灣來，讓中華民國最優秀的飛官潛入中國大陸，以高科技探察中共的軍事設施、核子試場、國防能力，任務一直執行到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74 。 一個國家記得誰？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黑蝙蝠中隊的年輕人出機八百多次，十架墜機，一百四十八人喪生，那是全體隊員的三分之二。 原來在我準備層層考試要出人頭地的時候，黑貓中隊的年輕人一次一次地夜航U2 ，一半的隊員死亡，兩個人被俘虜。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成人的時候，和我同齡的人，有些已經永遠地失去了父親，而且他們的母親還不能公開哭泣。 我趕忙補做功課。 原來，這些軍官以生命獵取情報，把情報交給美國，換取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 原來，是黑貓和黑蝙蝠所獲得的情資，使美國得以掌握中國的核武發展進度。 原來，是這些台灣人的犧牲，使季辛吉證實了中蘇邊界在1960 年代末的緊張而積極拓展美中建交。 原來，是這些飛行員在整個中南半島的天空裡祕密穿梭，和法蘭西斯一樣，「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同時保住了台灣數十年的穩定。 可是，這些人的命運和法蘭西斯多麼不一樣啊。 對冷戰一無所知： 我的功課很快就把我引到了葉常棣、張立義這兩個名字。 葉常棣，1963 年執行第三次高空偵察任務時於江西上空被共軍薩姆二式（SA – 2）地對空飛彈擊中跳傘被俘，在醫院搶救中，醫生從他身上取出五十九塊導彈碎片，此後下放勞改，備嘗艱辛。 十八年的磨難之後，於1982 年被釋放到香港，台灣政府卻不接受他回鄉，最後由美國中情局安排他赴美居留十八年間，妻子改嫁，人事全非。到1990 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 張立義，1965 年於蒙古遭到薩姆飛彈襲擊，跳傘被俘。勞改下放後與葉常棣同時被釋放到香港，同樣不被台灣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國· 家庭折裂，青春毀損，人生不可迴轉。 還有那些根本不曾解密的、我們還不知道真相深淺的痛苦和犧牲：隨著美國對U2 的解密，黑貓中隊的殉難者資訊打關了，但是黑蝙蝠的歷史，牽涉到空投諜報員，仍舊蓋在黑紗中。 巫毒中隊的情況，社會知道得更少。知道得少，我們根本無從去認識那隱藏的悲劇和瘖啞的委屈。 還有那些根本沒有機會為自己嘆息的人：陳懷生、郗耀華、李南屏、吳載熙、黃七賢、黃榮北… … 我們的社會何時對這些沉默的犧牲者道過一聲感恩的「謝謝」？ 我發現我竟然和小包爾斯一樣想發出吶喊：「今天的世界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亞細亞的孤兒： 清華思沙龍的學生在我研究室裡默默地看完了《台灣天空的祕密》 。 我問，「怎麼樣？」我不太確定他們會怎麼反應，因為，不是整個社會都在說，今天的年輕人是沒有思想的「草莓族」，反抗深刻，崇拜感官，對歷史茫然？ 可是他們很誠摯地說，「超感動。」如果行政院、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不去榮耀他們最傑出、最勇敢的子弟們。 如果這個社會的成人們不懂得疼惜、尊敬自己最悲壯的歷史，那麼就讓年輕人扛起來吧。 清華的學生決定由他們來對這些沉默的勇士們表達敬意。 他們分工合作搜索資料，編輯手冊，設計海報，發放傳單，同時用各種方法蒐集黑蝙蝠和黑貓隊員名單，一個一個打電話去爬梳線索，去發出邀請被擊落的十架黑蝙蝠飛機中，只有三架被找了回來，死已三十三年之後，烈士的骸骨回到故鄉。 學生們尋找烈士遺族，希望把他們請來清華。在打電話之前，學生還彼此研究要如何對遺族措辭來表達自己的誠懇。他們討論時極認真，極嚴肅。 史帝夫的少年童軍，在尋找那十四個死難者的名字時，是不是也抱著同樣純潔的理想和熱情呢？ 我打電話給羅大佑，問他，「聽過黑蝙蝠這三個字嗎？」他說，「沒有」，於是我把歷史和學生希望對歷史致敬的心意告訴他，希望他到新竹來，獻一首〈 亞細亞的孤兒〉 給那個殘酷又悲傷的時代。大佑靜靜聽完，說：「我去。」 我給詩人向陽寫信，問他願不願意挑選一首他自己的詩來新竹朗誦，用閩南語，紀念那個蒼涼的歲月。 數日之後，在一個寧靜的凌晨，他回信：「我為黑蝙蝠特別寫了一首詩· 」當年英氣逼人、出生入死的勇士，今天即使倖存，也已垂垂老矣。 在他們全體帶著寂寞的歷史離去之前，讓我們挽住他們，謙卑地說一聲「謝謝」吧。 是的，我同意甘乃迪所說的： 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只要看它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民，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致敬，對什麼樣的人追懷。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