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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張學良病逝,兒子打開銀行賬戶:6億
“我去世后,財產全部捐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01年,預感大限將至的張學良將兒子張閭琳叫到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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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銀 行 卡和藏品清單,我這一生風風雨雨,這些錢對我來說沒什麼意義了,希望能幫助發展東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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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閭琳含淚點頭答應。父親離世后,他開始著手處理遺產,當查詢賬戶余額時,他嚇了一大跳,足足有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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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安事變后,父親被囚禁了整整54年,他為何能留下這麼多遺產?又為何要將這筆巨款全部捐給美國的一所大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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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張作霖遭日本人暗算 命喪“皇姑屯”,作為“少帥”的張學良繼承了父親的軍事遺產和巨額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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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后,發妻于鳳至抑郁成疾,身患乳腺癌, 不得不離開張學良前往美國醫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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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堅強聰慧的她不僅戰勝了病魔,還將自己的經商天份徹底挖掘出來,憑借炒股、投 資房產賺下巨額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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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余生都在等張學良回來,可直到離世,她還是沒有等到。癡情的她將一生辛苦打拼的財產都留給了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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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從父親和前妻那兒繼承來的大筆資產,張學良自己也較好的理財意識。從年輕時起,他就開始收藏古玩和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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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軟禁期間,他的家產又得到好友“民國財 神爺”宋子文的助力,打理得很好。晚年重獲自由后,張學良開始拍賣收藏品,收益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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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筆巨額資產,他為什麼不留給后代,而是全部捐出去呢?而且還是捐給美國的一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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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學良的遺產中,有很多珍貴藏品,如《明史》孤本、書畫詩詞、古今名家的印章,還有自己的筆記、與兩黨軍政往來的機密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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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認為這些藏品更具歷史價值,而他的孩子們自小在美國長大,對中國文化和歷史不甚了解,傳給他們意義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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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希望子孫們平安幸福,不想他們因保管這些重要信件而受到打擾,因手持巨額財產而遭人覬覦。所以他寧愿將財富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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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到底捐到哪里,他也是深思熟慮過的。有人認為,張學良當初被釋放的前提是不能返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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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既沒有待在寶島,也沒有回歸故里東北,而是選擇定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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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捐款也一樣,他不愿因個人選擇而加劇對岸‘關系緊張,而認為第三方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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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得知哥倫比亞大學有定期整理和維護的專門國’民黨檔案資料館時,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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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哥倫比亞大學也是當時唯1開設了漢語言文學課程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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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這里能更好地保護和研究他留下的資料和藏品,助力東方歷史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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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一生飽受爭議,但事非功過,留給后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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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8年蔣經國離世,銀行存款公開,帳戶餘額讓蔣孝勇大吃一驚 1988年台北震動:蔣經國僅留 115 萬遺產,臨終卻托付三子一個俄式木盒。盒內藏著他 1936 年在蘇聯立下的血誓——「權力是毒藥,我絕不為家族謀私利」,揭示了強人一生清廉背後的終極真相。 引子 你是否想過,一位掌控某個地區數十年命運的強人,在生命的終點,會留下什麼財富? 金山銀山?還是遍布全球的秘密資產? 1988 年的台北,當蔣經國的私人帳戶被公開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區區 115.2 萬元新台幣,甚至買不起當時台北一套普通公寓。 這筆「寒酸」的遺產,不但粉碎了外界所有猜測,也在蔣家內部掀起一場無聲的風暴。 但外界所不知道的是—— 這 115 萬只是一道精心設計的謎面。 真正決定蔣家未來、並能解釋蔣經國一生行事邏輯的謎底, 不在銀行金庫,而藏在一份從未公開、來自冰天雪地蘇聯的秘密檔案, 以及臨終時那個看似尋常的托付。 01 「孝勇,過來。」 1988 年 1 月 13 日清晨,台北士林區七海官邸。 蔣經國的聲音微弱,彷彿風中殘燭,但在醫療儀器的蜂鳴聲中,卻格外清晰。 一直守在病榻前的三子蔣孝勇立刻俯身,想習慣性地握住父親的手,卻發現那隻曾經叱吒風雲的大手,如今插著輸液管,冰冷而無力。 病房裡瀰漫著消毒水與衰老的氣息;窗外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 官邸上下,無數雙眼睛正緊盯著這座小小的院落,等待著一個時代的落幕。 「桌上那個小盒子,你收好。」 他示意床頭櫃。 一個極為陳舊的俄式木盒,漆皮剝落,看不出任何值錢之處。 那是他早年從蘇聯帶回,一直伴在身邊的物件。 「父親……」 蔣孝勇哽咽了。他知道,這可能是父親最後的清醒時刻。 「裡面的東西,比錢重要。記住,家……就交給你了。」 蔣經國說得緩慢而慎重。他沒有說「國」,只說了「家」。 蔣孝勇心狠狠一沉。他沒有追問盒裡是什麼,只重重點頭,淚水滑落。 他以為這只是臨終的家族信任。 卻不知道,盒中藏著父親一生最大的秘密—— 一個足以顛覆所有人對蔣經國認知的終極真相。 就在此時,門外傳來輕微騷動。 侍從與醫療小組低聲交談。 所有人都明白——時間不多了。 蔣孝勇握緊拳頭。 他知道,等太陽升起,他與他的家族將迎接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 02 蒋家的希望,本來不應落在性格內斂、長於經商的蔣孝勇身上。 在蔣經國、乃至整個國民黨高層的心中,蒋家的權柄,理當由長子一脈繼承。 這份希望,全都寄託在長孫蔣孝文身上。 蔣孝文,1935 年生於冰冷的西伯利亞,俄文名字叫「愛倫」。 是蔣經國與白俄妻子蔣方良的第一個孩子,也是蔣介石第一個孫子。 他的出生本身就帶著傳奇色彩。 蔣介石將這位混血長孫視為掌上明珠,認為他的異國血統預示蒋家未來的無限可能。 他確實聰明,語言天分極佳,但過度溺愛與「皇長孫」身份成了最甜蜜的毒藥。 在台灣,他成了無人敢管的「太子爺」: — 深夜開著罕見的進口跑車橫衝直撞 — 警察攔下後看到人立刻敬禮放行 — 流連豪華夜總會,身邊滿是逢迎之人 1964 年,他在高雄因爭風吃醋拔槍示威,鬧得滿城風雨。 最後由蔣經國親自出面道歉才壓下。 蔣經國恨鐵不成鋼,把他送入軍校磨練,結果又因行為不端被勒令退學。 蔣經國徹底失望,他曾在書房怒斥整個下午,最後疲憊地說出那句: 「孝文糊塗!沒救了!」 真正的悲劇發生在 1970 年—— 35 歲的蔣孝文因遺傳性糖尿病與酗酒,在晚宴後昏迷,雖救回性命,但腦部嚴重損傷,智力退化如孩童,終身坐輪椅。 蔣經國趕到病房,看著昔日英俊挺拔、如今眼神渙散的長子,這位鐵腕強人痛哭失聲。 他對妻子反覆說: 「是我害了他……是我沒有教好他……」 長子倒下,讓「蒋家王朝」的傳承出現第一道致命裂痕。 接著,目光轉向次子蔣孝武。 他精明果敢、心思縝密,在情治系統扶搖直上,一度掌控情報大權,是外界眼中最有可能繼承父位的人。 但權力讓他行事越加凌厲,最終釀成 1984 年震驚全球的「江南案」—— 美國作家江南在自家車庫遭槍殺,凶手竟來自台灣的竹聯幫,而幕後黑手指向情報局代理局長蔣孝武。 「蔣孝武就是元兇!」 消息引爆國際輿論,美台關係降至冰點,美國國會甚至揚言中斷軍售。 蔣經國震怒。他必須止血—— 他逮捕涉案高層,並把蔣孝武「外放」新加坡,實際上驅逐出權力中心。 在一次家庭會議上,他沉重宣佈: 「為避免再發生不幸,蒋家的人,不能也不會再競選『總統』。」 這是對兩個兒子的徹底失望,也是親手宣告蒋家政治王朝的終結。 在這凄涼的背景下,從未涉足政治、專注商業的三子蔣孝勇,成了父親唯一能依靠的人。 03 1980 年代末的台灣,正處在劇烈變革的十字路口。 蔣經國的身體狀況,是政壇最核心的祕密。 嚴重糖尿病的併發症讓他視力模糊、雙腿浮腫,需要依靠輪椅行動。 但他的頭腦依舊清醒—— 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 他必須在生命最後的階段, 為他統治了數十年的島嶼, 也為自己的歷史定位, 完成最後的布局。 1987 年 7 月 15 日,他做出震驚世界的決定: 解除台灣實施 38 年的戒嚴令。 接著,他開放黨禁、報禁,並允許台灣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 政壇保守元老們憂心忡忡,紛紛到官邸進諫,認為此舉會動搖「國本」。 蔣經國以微弱卻堅定的聲音回答: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我們不能再用過去的眼光看今天的問題。 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個。」 在這風雲變幻的時刻,他開始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他多次召見蔣孝勇。 外人不知道兩人談了什麼, 但侍從回憶:那段時間,蔣孝勇每次走出書房,眼眶都是紅的。 蔣經國深知自己身後一定會出現「家族巨額財產」的傳言。 他決定用最決絕的方式,來堵住所有流言。 他請秘書拿來銀行存摺與帳戶資料。 那個下午,他把每筆收入、每項支出都親自與蔣孝勇核對: — 收入:主要是薪俸 — 支出:家庭日常與極少的個人用度 他一絲不苟,彷彿在處理重大國務。 核對完畢,他手寫遺囑: 全部遺產,由三子蔣孝勇全權處理。 沒有財產分割,沒有交代誰能拿什麼, 只有沉甸甸的信任。 對外人而言這是遺囑, 但對蔣孝勇而言, 這是父親的最後命令。 一場風暴,正在醞釀。 04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病逝。 台灣社會陷入複雜情緒:哀悼、權力交接、對未來的迷茫…… 而在所有喧囂之上,有一個問題迅速浮現: 蔣經國,到底留下多少遺產? 權力交接如火如荼時, 蔣孝勇依遺囑,在律師陪同下,前往銀行核對遺產。 銀行貴賓室寂靜無聲。 銀行經理雙手奉上帳戶明細。 蔣孝勇愣住了。 總額:新台幣 1,152,045 元。 在 1988 年的台北,這筆錢只夠買一間小公寓。 對外界眼中「富可敵國」的蔣家領袖而言—— 這等於「一貧如洗」。 蔣孝勇要求反覆確認,結果仍一樣。 他走出銀行,冬日陽光刺眼,耳邊傳來記者湧上的喊問聲,他卻腦中一片空白。 他想起父親那件袖口磨破的舊夾克, 想起官邸那台 30 多年、門關不緊的冰箱, 想起父親的那句: 「老百姓能吃什麼,我就吃什麼。不要搞特殊。」 這筆遺產,是父親一生清廉的最後證明。 但這份「清白」,在那個社會氛圍裡, 沉甸甸得幾乎讓他喘不過氣。 消息公布,舉國譁然。 震驚之後,是無盡的質疑。 報紙標題寫道: 《清廉典範?還是更大的謎團?》 海外媒體更直接: 「真正的巨額財產在瑞士與美國!」 流言四起: — 「115 萬只是煙幕,真正錢已轉到子女名下!」 — 「蔣孝勇獨吞巨款!」 — 「這是政治算計!」 甚至遠在海外的親戚也紛紛來電試探。 家族內部也動搖了。 蔣孝勇成為輿論中心,被逼得幾乎喘不過氣。 夜深時,他走進父親原封未動的書房。 想找尋答案。 他忽然想起父親臨終交給他的——俄式木盒。 他打開木盒。 裡面沒有金條,沒有瑞士帳戶密鑰, 只有一本磨損嚴重的皮面日記和幾張泛黃信紙。 他打開日記—— 全是俄文。 翻到 1936 年的一頁時,他愣住了。 上面,用紅墨反覆圈出的字句—— 揭開了父親一生最大的秘密。 05 那段俄文誓言寫道: 「我,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葉利扎羅夫,立誓: 權力是毒藥,也是良方。 我親眼見到權力不受約束時的腐敗、特權與清洗。 有朝一日若手握權柄,我絕不為個人與家族謀取私利。 我願以一生清廉,對抗權力腐蝕…… 此誓,天地可鑑。」 這段文字像一道閃電,撕開了所有迷霧。 日記記錄了他在蘇聯的十二年「人質歲月」: — 1927 年因父親蔣介石清黨,被迫公開宣告與父親斷絕關係 — 在烏拉爾工廠做苦工,零下 40 度的嚴寒 — 親眼看到斯大林大清洗,同志一夜之間被帶走、人間蒸發 — 見識了權力的殘酷與特權的墮落 這些經歷深深刻在他的骨血裡。 他明白: 一個政權,不是被敵人打垮,是被特權與腐敗拖垮。 那 115 萬—— 不是作秀,不是巧合。 而是他在異國雪地裡立下的誓言, 並用一生履行的承諾。 蔣孝勇終於明白: 這,就是父親真正留給他的遺產。 06 遺產公布後,台灣政壇風雲驟起。 這筆「微薄遺產」成了強大政治工具: 李登輝陣營 利用它塑造蔣經國「親民、清廉」形象, 藉此穩定政局、強化自身正當性。 黨內「宮廷派」 卻極度不安—— 他們相信真正的巨額財產被藏起來了, 甚至懷疑蔣孝勇與李登輝達成某種「政治交換」。 元老們以「關心」之名暗示他, 家族資金應交給黨來「管理」—— 這其實是威逼。 甚至宋美齡也透過親信表達關注, 要他「澄清」家族名聲。 蔣孝勇成了風暴中心。 但他不能公開那本日記—— 在反共氛圍中, 蔣經國年輕時在蘇聯被迫「與蔣介石斷絕關係」的文件, 一旦曝光,後果不堪設想。 最終,他做出驚人決定: 「蔣家後人,不再參與政治。」 處理完父親後事、確認政局穩定後, 他移民加拿大,徹底退出政治。 他帶走的不是財富, 而是那個舊木盒—— 父與子的秘密。 07 命運的終局,充滿悲涼。 長子 蔣孝文 — 智力退化 19 年 — 妻子徐乃錦悉心照顧 — 1989 年因咽喉癌病逝,53 歲 次子 蔣孝武 — 被放逐海外 — 1991 年因心衰猝逝,46 歲 — 留下無盡謎團與遺憾 三子 蔣孝勇 — 遠離政治後成商人 — 罹癌於 1996 年病逝,48 歲 — 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父親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是清白。」 蒋家第三代三兄弟,無一人活過 60 歲。 那個家族的輝煌,就如此落幕。 更令人唏噓的是蔣方良—— 白俄女子,跨海嫁來中國, 最後看著丈夫與三個兒子接連離世, 在孤寂中度過漫長餘生。 08 多年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蔣經國日記》。 一位研究員在其中找到他對個人財務的記錄: 買書、買衣服都記得清清楚楚。 在日記末段, 他在解除戒嚴後寫下: 「余主政近十年,深知權力如無韁之馬。 今日行開放之策,非為一黨一姓,乃為還政於民。 身後家無餘財,唯有清名。 願後世子孫知公私之界線,則我願足矣。」 研究員闔上沉重的檔案, 陽光灑在桌面上。 他感嘆—— 蔣經國留給後世的, 不是完美藍圖,也不是財富, 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背影。 他以威權統治數十年, 卻在生命最後親手推開通往新時代的大門。 那筆「寒酸遺產」, 彷彿沉默的座標, 標記著權力與財富、理想與現實之間 最難堅守的界線。 也成為理解台灣那段風雲歲月, 最耐人尋味的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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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存自 陳景松:: 254年前的故事 正今依然發人深省~無法兼顧~依契約精神 立足原則 回歸初衷 發揚光大 永續傳承 Kalaok2018/09/09 1764年的一天深夜,哈佛大學哈佛樓被一場大火燒成一片灰燼。哈佛樓裏珍藏著哈佛去世捐贈給哈佛大學的圖書,這些圖書是哈佛大學的鎮校之寶。如今被一場大火燒毀一空。這是哈佛之痛,也是哈佛災難,難怪所有哈佛人捶胸頓足。 但鬼使神差,大火的當天下午,17歲的約翰在哈佛樓裏讀《基督教針對魔鬼、世俗與肉欲的戰爭》,因為太好看了,想要一氣呵成的看完,他竟然偷偷把這本書帶出來了,於是這本書成為哈佛樓的孤本。 無疑,這個孤本將成為稀世珍寶。約翰陷入到了巨大的道德詰難之中,說出來,還是隱瞞?但最後他還是戰勝小我,勇敢走進校長霍裏厄克的辦公室,把這個孤本還給他。 霍裏厄克校長聽完約翰的話,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他用顫抖的雙手接過圖書,眼睛裏閃動著淚花,緩慢地說:“謝謝你為學校保留了這份寶貴的遺產,你回去聽候安排吧。” 兩天後,哈佛張貼處理告示:約翰同學因違反學校規定,勒令其退學。 所有人包括約翰都無法接受。更多人都為約翰求情:約翰畢竟保存了哈佛先生贈送圖書的孤本,給他一次機會吧。 霍裏厄克校長表情凝重,對提出異議的人說:“首先我要感謝約翰,他很誠實地把圖書返還給學校,我讚賞他的態度,但我又不得不遺憾地說,我要開除約翰,因為他違反了校規,我要對學校的制度負責。 ” 這是什麽?這就是規則意識,這就是偉大的契約精神。所以有人說,“先有哈佛,後有美國。” 霍裏厄克校長開除約翰,成為哈佛歷史佳話,哈佛的辦學理念因此更加熠熠生輝:“讓校規看守哈佛的一切,比讓道德看守哈佛更完全有效。” 但更讓我們驚嘆的是,約翰被趕出哈佛後,並沒有仇恨哈佛,反而感恩哈佛。他於第二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最後成為美國數一數二的大律師。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後,他加入托馬斯·傑斐遜的團隊,直接參與了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了美國歷史之上。 約翰是被哈佛開除的學生,但卻成為踐行哈佛精神的優秀代表之一。教育的意義就在這裏,保護有時是最大的傷害,開除卻能治病救人。 拿破侖用劍做不到的,契約用筆就可以做到。有了契約,就有了規則,有了規則就會有文明,而文明就是眾生平等,沒有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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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制牙周病!」~(減少糖尿,心血管疾病)~致中轉傳 Subject: 牙周病~ 簡易預防法!太有用必看! 在活著的一生中,牙周病總是如影隨形跟著你,很難不罹; 既然有此簡易牙周病的預防法,沒有不去力行的道理,由今天起就去做 ! 在美國很多醫藥研究証明,微細菌從牙周病人的牙周開始進入血管, 而再傳入心臟和其他器官。 如果血管的內壁有發炎,血凝結塊可以長成而堵塞了血管,造成了心臟病。 哥倫比亞大學的牙科醫藥學院與及Aetna保險公司聯合做了一個研究。 在Aetna保險公司的醫藥保險之十四萬五千人中曾有糖尿病, 長期血管發炎和心臟病。 雖然他們有這些疾病,但是他們曾經看過牙醫,醫好了他們的牙周病, 因此他們的醫藥費較其他沒有看過牙醫的病人為少。 換句話來說,如果牙周病已經被控制好,糖尿病,血管炎和心臟病會減少。 在2000年,美國政府公共衛生局前局長(Surgeon General) David Satcher說,“在老年人與小孩中,牙周病是一個無聲的流行病。” 看了上面醫藥研究的發現和警告, 他的提議是每天早晚用鹽水漱口二、三分鐘,然後再用清水洗去口內的鹽, 每天早晚各一次。 這是一個簡單而且便宜的方法來預防一個複雜的疾病。 何不一試呢?鹽水漱口確實對牙周病的治療及預防有特殊的功效。 我在12年前去洗牙時,醫生說我有嚴重的牙周病,他寫一張轉疹單要我去治療,當時我想到以前我在報紙上看到報導-- 用鹽水漱口治療牙周病的方法: 每天晚上洗牙後含一口鹽水漱口2分鐘,鹽水越濃越好。 用一個小小的玻璃瓶,泡一瓶濃濃的鹽水,每天晚上含一口鹽水漱口, 3個月後我回去看牙醫,醫生說牙周病完全好了。 本郵件來自HiNet WebMail ---非常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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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落花生的女兒 》 ---梁淑珍 撰文 「不相信愛情,不談戀愛,結婚三十多年不生孩子,做一對合作夫妻。我生活在動盪的歲月,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捲入海底: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給了目不識丁的老農,其間的艱辛曲折、酸甜苦辣,稱得上傳奇⋯。」 這是許燕吉女士在回憶錄《我是落花生的女兒》一書中的一段話,直白地總結了自己可泣的人生,她以近百年的人生體驗, 告訴你一個真實得近乎殘酷的 20 世紀中國史。同時也讓讀者窺視了中國共產黨文革時代 至暗的時刻,而許燕吉就是那個激盪時代的縮影。 許燕吉祖父~許南英中過舉人,派至台灣當官,父親~許地山生於台灣台南。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後,許地山隨家人遷回福建龍溪落籍。 1917 年考入燕京大學,五四運動時辦 「新社會」刊物。畢業後先至英國牛津大學獲碩士學位,回國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 文及佛學。 後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敎史。1927 年起任教於燕京大學,並在北京和 清華大學授課。 許地山一生創作,以閩、台、粤和東南亞、印度為背景。他有一篇很出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作者筆名也是「落花生」,入選了小學國語課本。 這篇《落花生》文章圍繞「種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論花生 」而寫,是一幅令人神往、充滿著溫馨的闔家歡樂圖;這裏有母親的慈愛、嚴父的期盼、兄姊弟的手足之情,真實記錄了作者小時候的一次家庭活動。這篇文章陪伴了台海兩岸幾代人的成長: 《落花生》許地山 著 我們家的後院有半畝空地,母親説:「讓它荒著怪可惜的,你們那麼愛吃花生,就開闢出來種花生 吧!」我們姐弟幾個都很高興,買種,翻地,播種,澆水,施肥,没過幾個月,居然收穫了。 母親説:「今晚我們過一個收穫節,請你們父親也來嘗嘗我們的落花生,好不好?」 母親把花生做成了好幾樣食品,還吩咐就在後園的茅草亭過這個節。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親也來了,實在很難得。 父親説:「你們愛吃花生麼?」我們爭著回答:「愛!」「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説出來?」姊姊説:「花生的 味兒美。」哥哥説:「花生可以榨油。」我説:「花生的價錢便宜,誰都可以買來吃,都喜歡吃。這 就是它的好處。」 父親説:「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它的果實埋在地裏,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等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沒有果實?必須挖起來才知道。」 我們都説:「是。」母親也點點頭。父親接下去説:「所以你們要像花生一樣,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 用。」我説:「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 父親説:「對,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 我們談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親的話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文章主旨由「我」領悟出: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花生深埋在土中,以 自己的「犠牲」而使自己有用。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圖虛名,默默奉獻的品格。提醒我們看到樹上漂亮的果實,也要看看下面那些不甚好看的根。 許燕吉曾有過幸福快樂的童年。1933 年生於北京故取名「燕」,「吉」沖晦氣也。 1935 年,許地山受胡適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是著名才女張愛玲的恩師。那時候許燕吉三歲, 一家人在香港,生活很優渥,住在一幢兩層小樓上,一樓租給英國人做生意,家裏有一部轎車,父親不會開車,車子都是母親開的。這樣的生活在一個戰亂的時代,雖然美好,但也難以持久。 1941 年,許地山因心臟病不幸猝死。在香港大學為他舉行的葬禮,宋慶齢第一個送來了花圈,那時許燕吉才八歲。 接著而來災禍不斷,日本人佔據了香港。母親帶著一家人逃亡, 一路輾轉廣西、貴州、四川,最後才逃至南京。許燕吉在父親生前好友的幇助下,進入南京明德女中就讀,哥哥周仲苓就讀弘光中學。哥哥姓周,是從母姓,因外公家無男丁。 1950 年代初,許燕吉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上大二那年,和同學吳富融談上了戀愛。經過黨組織同意後,兩人於 1955 年畢業後結婚,許燕吉也順利地分配到了工作。這對許 燕吉來説,是個好的開端;書讀完了,人也嫁了,工作也有了。 不幸,1958 年,共產黨在全中國如雪崩似的,展開了反右運動,許燕吉被打為右派,開除公職。 那時許多人都莫名其妙地被扯上了右派的關係,尤其像許燕吉這種「多嘴」的人,她心直口快是出於父親的性格。「我父親如果活到現在,也肯定沒好日子過。⋯要麽,他閉嘴;要麼,蹲監獄!」 許燕吉被逮捕時,她已懷有身孕。肚子裏的孩子還未出生,就胎死腹中,得知是一個女孩,許燕吉想看一眼,但醫生勸她別看,以免留下陰影。「假如當時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孩子,無 論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因為此後她這一生,再也沒生下過孩子了。 同年,許燕吉被判有期 6 年,管制 5 年。入獄後兩個月,許燕吉收到一張夫婿吳富融的訴狀紙,訴吿目的是離婚。短短一年,經歷入獄,孩子夭折,丈夫提出離婚,彷彿人生所有的苦難,都一次劈頭蓋臉向許燕吉砸來,毫無準備,就跌入了萬丈深淵。 第二天,許燕吉一字一淚寫了一封長信給吳富融,求他念惜夫妻三年來感情融洽,不要跟她離婚,倘若他日出獄,她會用一生來報答他。 人生到了最艱難的時候,怎樣都是求人。「我就像個無助的溺水者,救助爛泥塘邊的一棵小草,想挽回還有溫度的愛情,想留住和社會 的聯繫⋯」判決下來,離婚核准。 60 年初,大飢荒吞噬了整個中國大陸,赤地千里,餓殍遍野。許燕吉曾對著一塊發黑有毒的紅薯,瞪了五分鐘,難以下口,後來還是吃了。 在獄中,許燕吉與妓女做朋友,她也認為 殺人犯不是那麼壞。 1969 結束了長達 11 年的監獄生涯,接著中蘇「珍寶島」事件爆發,全國進入戰備狀態。許燕吉被疏散到河北一個貧困的小山村裏。她拼命幹著又苦又累的農活,卻依然無法果腹。 她實在撐不下去了,決定千里尋兄,投奔了 17 年未見的哥哥。周仲苓在陝西眉縣馬場工作, 同樣被管制,已經 40 多歲了,仍是獨身。自顧不暇,想幫妹妹卻有心無力。為了討口飯吃,許燕吉最後聽從哥哥的建議~「嫁人」,因為那是唯一的活路! 村裡聽説有個外地姑娘要嫁人,村裏的光棍都跑來相親,後來知道背景有問題,全都嚇跑了。只剩下個大許燕吉十歲,目不識丁,叫魏兆慶的農夫,家裡還有一個九歲的兒子。 婚前,兩人有段談判對話: 「我成分不好,嫁到你家,你兒子將來參軍招工都有麻煩,希望你慎重考慮⋯」 「參軍招工不重要,我就這麼一個兒子,我還指望他留在身邊養老呢!」 「我不會做飯,不會針缐活,你可不要嫌棄。」 「不要緊,你只要照顧好兒子就行!」 「你蹲著吃飯,我得坐著吃飯,你可別叫我跟你一樣蹲著吃。」 許燕吉出嫁前,哥哥周仲苓極其煎熬;他無法想像妹妹一個讀過大學的知識份子,要嫁給一個目不識丁的老農。「生活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説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歷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黏都黏不起來。」 向來不喜歡哭泣的許燕吉,承認在嫁魏兆慶前夕,她流下了眼淚!也許在許燕吉心中,她要吶喊:「為什麼時光不能停留在那一天,爸爸不要走!我也永遠不要長大⋯。」 就這樣子,在魏兆慶旱煙袋的烤味中,許燕吉成了黃土高原上道道地地的農婦,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許燕吉形容她的人生命運如「擰麻花」;「本來兩條平順的麵粉條卻被扭曲 放下油鍋,我看見的處處都是悲劇,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為這就是命運!」 魏兆慶有什麼好吃的總是留給她,許燕吉又把好吃的悄悄地塞給了孩子,後來孩子也願意喊她「媽媽」。1978 年,兒子魏忠科剛上高中,老師批改他的作業時,發現他的英語底子不簡單,一問之下,知道是媽媽敎的。老師意識到農村不可能會有懂英語的農婦,若有的話,肯定是知識份子。於是申報上級,1979 年,許燕吉在嫁給魏老八年後被平反。 1981 還職南京,許燕吉身份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留在鄉下的丈夫成了親朋好友討論的對象。大家催促她趕緊結束這場荒謬的婚姻。「給他一筆錢,離了吧!」幾個月後 ,許燕吉回陝西,村子裏的人以為她回來辦離婚。沒想到她卻拉著魏老頭來到了南京,辦了 戶口。 一個是名人,忙著接客;一個則喜歡蹲在馬路邊,抽著旱烟,看著汽車跑來跑去。許燕吉認為:我們文化水平有高低,而人格標準是一致的。我當初被踹了一腳,現在我不能傷他的心啊!兒子魏忠科大學畢業,成家之後,也到南京媽媽處落籍。許燕吉説:我的家庭是我努力經營,爭取來的。 許燕吉幫魏老找了個傳達室的工作,一個星期不到,因為不識字,無法幹下去,只好回家裏蹲。許燕吉也不在意,後來又幫他在農科會,找到一份養羊的工作,魏兆慶養了一百多隻肥羊,有多開心就不提了! 這對真情風雨三十多年的老夫妻,晚年時,你為我打水,我為你穿衣,平淡中流露著關愛。 2004 年,許燕吉的大學同學召集畢業 50 周年同學會。為了避免前夫吳富融怕見她的尷尬場面,她還特意打電話給吳富融:「有聚會你就來,不要躲著我,別人還以為我給你壓力。」吳富融出席了同學會,贈送同學們自己出版的詩集,也給許燕吉送了一本,扉頁上寫著:「許燕吉老同學指正」許燕吉當場在紙上,回了一首小詩: 五十流年似水, 萬千恩怨已灰。 萍聚何需多諱, 鳥散音影無回。 2006 年,魏兆慶過世,許燕吉開始拿起筆來,細敍滄桑,記數流年;寫下了《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這是一本沒有「王公將相」,也沒有「英雄美人」,更沒有「春秋大義」的書;卻是一 本令人唏噓不已,刻骨銘心的回憶録。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飄零史;為一個民族百年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注腳。 許燕吉曾説:「父親養育我只有八年,而他給我的精神財富,讓我享用終身。」許燕吉 81 歲生日那天,平靜安祥地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遵照她的意願,後事從簡,遺體捐贈醫學。她用自己最後的一份力量,再次堅守父親的教導,發輝「落花生」精神:要做個有用的人。 文革時,紅衛兵迫害善良,摧殘人性,誅殺千萬,造成許燕吉坎坎坷坷的一生。可貴的是:她並沒有把她經歷的痛苦,變成摧殘自己的枷鎖;反而把她一生的苦楚,變成了一種「財富」;勇敢地向世人宣告: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不可以在中國社會再次發生! 謹藉此文,我們向許燕吉女士,致上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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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戰爭.關於難民》 梅克爾在下台前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主持人詢問「敍利亞難民危機」,她回答:「我不喜歡使用難民這個字眼,他們就是人。」 他們就是人,和你我一樣。只是戰火使他們失去家園,失去過去累積的種種,剛剛開始是炮火中逃命:逃出了,喘一口氣,人生的難題才開始。 死亡,在戰爭中是一具屍體。活下來,在戰爭後,是無盡的黑暗與卑微。 他們逃到了別人的國度,所以叫難民。苦難太多了,從逃亡過程,那裡落腳,如何開始生活,那來的錢養育下一代。 烏克蘭的難民現在逃離的方法是車隊,還有鐵路。他們能夠棲身之所大多都是東歐國家:這些國家普遍貧窮,他們到了當地,想當個基層勞動者,未必可得。歐盟給三年簽證,紐西蘭兩年,兩年、三年之後呢?「人」還是要活下去。 活下去的地方在那裡?出路是什麼?一個家就在這樣的飄搖下,面對未來。 世界各地為他們喊加油的人,也給不了答案。 1990柏林圍牆倒塌隔一年,一些東歐移民依親來了美國。他們沒有戰爭,但他們的處境很像難民。我曾經與一位至紐約的波蘭計程車司機有不少往來,搭乘他的計程車,乾淨,而且播放很美的蕭邦夜曲。問他原來在波蘭的工作是什麼?「電影導演」。 他介紹我妻子正在找工作,原來是波蘭的高中老師。我當時住在紐約Brooklyn 猶太人社區,巷弄約八十年老樹,房子有木頭有石頭,許多是Brownstone 的石頭老建築物。我和住在二、三樓的房東Laura説好,一起付一次50元美金,她從花園、陽台、室內、窗簾、地毯、窗戶⋯⋯打掃乾淨。她清晨七點多就來,我上午醒來,會聽到她洗刷陽台、沖洗欄桿的聲音。有時候我會做個日本泡飯,泡杯抹茶,請她一起吃早餐,她總是滿頭大汗時,才坐下來。 每回打掃時,穿著灰色制服,有一回我忍不住問,她説那是以前學校的制服。於是我問她,在波蘭高中教什麼?她安靜了一下,回答:「歷史」。 她的英文剛起步,我們無法聊什麼,但我聽到歷史兩個字時,心頭如刺椎痛。 她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嗎?她逃不過歷史的十字架,聖母瑪麗亞是她的依託,但歷史給她的是放棄過去種種,重生於一個又薄又小的希望之中。 當時住家附近突然出現一個評價出色,門窗潔淨的補鞋店。我那時還是一個老皮件收藏狂,經常去他的店裡逛逛,聊聊之後,原來他是來自捷克的牙醫。他的醫師証照不被承認,但細膩的手活功夫還在。 「有點希望,比絕望好。」 二次大戰、共產主義的幻想,埋葬了多少人的生命。死了,是死:活著呢?答案在空中比雲還浮動,不可捉摸。 來到別人的國家,就是卑微。 敘利亞難民逃到約旦,在難民營裡遇見已經待了18年的巴勒斯坦難民。人,窩在這裡,長期靠著國際組織救濟。白天不是白色的,黑夜的暗,不夠暗。它還是會搖醒你的知覺,這一生,就在這裡,完了。「我們只是活著的蟲。」 於是有些敍利亞的難民決心去了土耳其,在那裡他們被「慷慨」接納,至少不會因為回教徒身份先被懷疑是否為「恐怖分子」。 在土敍邊境,有一排廠房,外面圍著鐵絲網。另一端是沙漠,再遠一點是家園的炮火。廠房內都是14歲以下的童工,因為可打、可罵、服從性強。一天工作12小時,上廁所、吃飯的時間要扣錢。他們沒有工作簽證年份的限制,但當歐洲不再歡迎敍利亞難民,美國完全不接收時,這是他們惟一的選擇。 在這些工廠排列之前,有些「難民」度過愛琴海,一個充氣船搏上浪淘,就這樣吧!我們不怕賭上一切,反正後退,也是死。 我在比利時紅十字會總部見到這些來自中東各地等待審批的難民。小女孩的眼睛大大的,看著我手上的麵包,那是我從W Hotel飯店勾結主廚搞來的,我給他們食物時,他們的眼神好像我是聖母瑪麗亞。這使我很不安,和他們相比,我只是一個家園沒有破碎,戰爭離我很遠的普通人。 我沒有成為難民,純粹只是幸運。 台灣現在聲望最高的張忠謀先生,他的父親也是「難民」,但處境相對從容。張前董事長的父親26歲當上寧波財政局長,七七事變來了,他逃去香港,不到三十歳成為香港銀行經理。日本人打入了香港,張伯伯拒絕向他們敬禮,帶著張忠謀一家逃到大後方。中間黃土高原進入四川一帶,有個山谷中的鐵路,俗稱闖關車。過山谷時火車得放慢速度,熄燈,儘量避免出聲,全車屏息,防止遠方日本人開槍。 抗戰後回到上海,父親雖然買了一棟別墅,但知道時局不對勁。不到兩年,房子賣了一個普通價錢,跑不動了,不想逃了,舉家去了美國,父親入學哥倫比亞大學唸MBA。 畢業那年,父親太老了,42歳,能找到的工作都是美國小鎮的職位。父親告訴妻子:「我們這一代在戰火中,已經毀了,待在紐約,『我們認命』,把機會留給兒子Morris 。」 於是為了讓獨子上好一點的公立學校,張忠謀的父母親在紐約時代廣場,開了一家「雜貨店」。 一個26歲就已經是寧波財政局長的才子,成為美國小雜貨店老闆。 戰爭改變了他的一切。不管他的國家是戰勝還是戰敗國。 從人民的角度看,即使勝利者也一無所獲。 形成戰爭的因素往往是利益、自大又無知的好戰者、國族主義的瘋狂者組合成的複雜事件。但它一旦發生,就如千萬隻刀箭,刺向每一個人民的心臟。 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由於各國人民相信自己這一方完全是正義的,才鑄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這是史蒂芬·茨威格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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