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纽约市民愤怒的问责 请转发 余慧 4/9/2020 纽约 我现在是充满愤怒因为我们都被政治家忽悠了。州长和市长都在大谈现在已经到了制高点，曲线正在拉直，每天进医院的人数在降低。但是事实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美好。纽约州今天死了799人，是至今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全州有18279人在住院，新增200，是近期最低的，而ICU的入住则是自三月十八日以来最低的。好消息吗？只看数据，是的。但是事实上,被拒绝入院死在家里每天200人; 来自前线医生护士的消息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个在长老会医院的护士说：医院现在只收极重的病人，因为只能两个病人用一台呼吸机。更严重的是很多病人除了肺功能失常外，肾脏功能也衰退，要洗肾。医院现在三个病人用一台洗肾机，而洗肾的药水也不够，只能减少用量。这说明什么？医院已经用尽了所有资源。医护人员都在祈求：不要再送来新病人了。市长说呼吸机现在够用了。没有人提到洗肾机的短缺。有一个在皇后区牙买加医院的医生说：我们医院什么都缺。我要说的就是：不要再送病人来我们医院了。真的是看着病人死去，对我们心里的打击太大。州长市长都是想让你安心和使你相信居家避疫是有效的。市长甚至谈论五月重开的计划。但是我要向市长问责；当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为什么贾维兹会议中心到两天前只收了66个病人，二千张床位及其配套的呼吸机，口罩等物品毫无用处？Comfort 号只收了44个病人，所有的医生护士白白都浪费了。市长，你为什么不与医院协调，更好地调配资源和管理病人的分配？大家是否留意，这几天的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刷新？因为医院的医疗资源用尽，挽救生命的能力下降。而且医院近期更是只收极重的病人。这些都是一进去就要上呼吸机的。没有到这一步的人都不收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住院人数下降呢。政府有没有玩数字游戏？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分别如下：曼哈顿，985人；皇后区，1400人；布鲁克林区，1473人；布朗士区，1046人。布鲁克林区的死亡人数最多。但是其实属于布鲁克林的居民有1599人去世，只是有1473人死于布鲁克林。但是根据Intelligencer 网站的资料显示，纽约市现在毎天有近200人在家死亡，而疫情之前约是每天20-25人左右。有一部分死者是未确诊的，有些是确诊的。每个死者都会会上报给卫生局并向公众公布。所以以后若是把这些家中的死者算进去，因染疫而死的人数则会大为升高了。 政客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迫不及待地宣布最新的五分钟就知道结果的测试盒如何是game changers，但是我没有看到纽约有任何地方用上了。市长甚至把在医院外面的检测中心关闭了因为他不认为需要检查这么多人。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办法得到测试。很多人有症状，好了，因为从来没有测试，都不能肯定是否真的逃过一劫。纽约市已死4571人。占全州死亡人数的64%。是所有的美国城市死亡人数最高的。我看不到市长的积极作为。医院医护人员的呼吁，病人的呼救，病人家属们的绝望哀嚎，仿佛石沉大海。我们只是看到自己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的离去。我们要求市长说明他为解决具体的问题做了什么。这样多的死者，死的无奈，我们必须审视政府的行为政策，给他们的亲人一个交代。不要再跟我说美国有多牛，该是我们痛定思痛，检讨疫情大流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时候了。我很痛心，政府辜负了人民的信任。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纽约的疫情是二月初从欧洲传来的。纽约市三月初才开始重视。而当时有发病的人也不给检测，把时机完全葬送了。死者真的死的好无奈啊！我怎么能不向市长问责呢？我们有能力在十天内设立了全世界最大的野战医院，但是让它空着，在最需要疫情最高峰的这几天，它成了一个摆设。因为联邦管理的这个医院与纽约市的医院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difficulty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spitals”. 野战医院的指挥官如是说。美国是民主的国家，联邦权与州权分立。这个医院的建立是州长要求总统批准成立的，此后的协调则赖当地官员的作为了。市长，你作了什么？

美国教堂枪击案，网上一堆妖言惑众，这才是时间始末。。。 “我买了12套房，美国却不给我养老！”68岁台湾老头血洗美国教会 2022年5月15日下午，一个身材矮小的台湾老头走进了洛杉矶橙县的华人教堂。 教堂里人并不多，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 老头趁众人闲聊之时，从包里拿出链子、强力胶固定住出口大门；而后拿出两把枪，对着教堂里的人，一阵扫射。 空弹壳落地声清脆作响，鲜血染红了教堂里的素色地毯。 当警察破门而入，将凶手按倒在地时；老头痛苦地闭上了双眼，说道： “我带着美国梦来到这里，曾经买了12套房，如今无家可归，美国也不给我养老……” 这个双手拿枪、血洗美国教堂的台湾老头，名叫周文伟；人生过半，此时他已经68岁了。 移民美国之前，他在台湾的生活有滋有味。 有人说他是台湾辅仁大学的退休教授，也有人说他是小有成就的台湾商人；总之，当年的周文伟收入不菲，颇有地位。 但在2009年，55岁的周文伟做了人生最错误的决定--他卖掉了台湾所有的资产，举家迁到美国，想在传说中的“天堂国度”欢度余生。 不料，这里却成了他人生最黑暗的地狱。 周文伟刚到美国，出手还是相当豪横的。 当年正值美国房地产崩盘，这个精明的商人趁势抄底，一口气在拉斯维加斯买了12套房产。 从此，周文伟做起了“啥事不做，躺平收租”的包租公美梦。 但他没想到的是，美国房子难租，房租更难收！ 周文伟的12套房大多是小户型，只能面对一些中低端的租客；其中不乏“黄赌毒”人员，所以收不上房租是常有的事。 曾经，一个20多岁的墨西哥少女租了周文伟一套房子。 周文伟上下打量着这名少女，盘问道： “是你一个人住吗？你能负担得了房租费用吗？” 墨西哥少女看起来单纯又美好，回答道： “我和男朋友一起住的，他有正经的工作，会准时交付房租的。” 周文伟不疑有他，爽快地与墨西哥少女签订了租房合同。 等到下一次周文伟来收房租时，却发现一切与少女说的都不一样！ 少女的男朋友也是一名墨西哥人，30多岁的壮汉，浑身布满刺青，脸上还有刀疤；看向周文伟时，眼中尽是凶光。 周文伟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男人做的是贩毒的买卖。 自然，房租讨要起来十分艰难。 墨西哥男人要么借口“手上没钱”，要么推攘“改日再来”；这一拖，便白白住了周文伟两年的房子。 周文伟实在气不过，壮着胆子对墨西哥男人说了句： “你们再不交房租，我就请法院将你们驱逐！” 如此一来，墨西哥男人似乎有些畏惧对着周文伟说： “那你两天后再来拿房租吧！” 两天后，毫无防备的周文伟刚进入屋里，便被墨西哥男人一把拽过头发，一顿痛殴；而墨西哥少女也拿起钝器，朝着周文伟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 这场恶性袭击的后果十分惨烈--周文伟手肘骨头断裂，打了8根钢钉；头部和左眼缝了30多针；右耳因为受到重击，永久性失聪。 除此之外，这对墨西哥男女还抢走了周文伟身上的钱袋--他习惯把收到的租金都装在钱袋里，一共4994美元。 事后，周文伟选择了报警。 虽然行凶的恶徒都被抓到，但少女称“自己怀孕”了，美国警方又将她无罪释放。 而周文伟想要拿回自己被抢走的4994美金，美国警方却对他说： “你的钱袋是找到了，但这是案件的证据，所以我们不能归还给你。” 周文伟痛失一笔巨额钱财，又深陷进被墨西哥毒贩报复的恐慌中，日日不得安宁。 而他所希望“主持正义”的美国警察，不仅以各种理由坑了他的钱，连最基本的安全感也没能给到他。 收不回房租的，不仅仅是这一栋房子。 经济低迷，周文伟越来越多的房子租不出去。 周文伟当年拿出所有的积蓄买了这12套房子，如今资金没有回流，每个月还要支付高额的物业费。 很快，他的资金链就断了。 为了保证自己的房产不被拍卖，61岁的周文伟在美国当起了保安，白发苍苍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即使如此，他还是付不起巨额物业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产被法院一套接一套地被拍卖。 期间，周文伟也试过向美国政府申请补贴。 但福利机构却认为周文伟曾经买过多套房产，不符合申请标准，于是将他无情地拒绝。 而周文伟只能一边干着保安的活，一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他曾经跟朋友抱怨，自己在美国买了12套房产，如今福利机构却不给他任何的养老补贴，这让他很难接受。 在惨案发生之前，周文伟名下已经没有任何房产；曾经“包租公”的美梦，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摔得支离破碎。 于是，68岁的他决定和这个冷酷的社会来一场清算。 周文伟将清算现场选在了位于洛杉矶的长老会教堂--这是一所华人教堂，常年聚集着一帮台湾移民。 5月15号下午，周文伟拎着一个大包走进了教堂。 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拎包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他趁众人没有注意的时候，悄悄从包里拿出了链子、强力胶和钉子，将出口的门死死地固定住；然后拿出两把手枪，对准教堂里的人，一阵扫射。 慌乱中，牧师用椅子砸向周文伟的头部，一名医生冲向周文伟，抢夺他手中的枪支。 不幸的是争夺中，这名医生中弹身亡。 而这场教堂枪击案，最终造成了1人死亡、5人重伤，其中年纪最大的受伤人员有92岁。 很多人会感到奇怪，遭遇美国社会不公的周文伟，为何会选择一家华人教堂作为报复地点呢？ 手足相残，屠杀同胞，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长老会教堂真实的政治意义了。 长老会教堂，臭名昭著已久。 它发起于台湾，植根于美国，头顶着深绿的色彩，大搞一些“分裂和独立”的活动。 它的教会成员们，带有怎样的思想和目的，一目了然。 而周文伟本人，却是“和平促统会”的成员，拥护国家统一；在他走进教堂之前，周文伟在车上留了一张字条： “我永远不相信台湾可以独立于祖国。” 加州教堂枪击案发生后，真相还未明的情况下，却引发了美国媒体的一阵狂欢与颅内高潮。 美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先是在头版头条上浓墨重彩地写道： “中国移民枪杀台湾人”。 报道中还着重强调“凶手是一名台湾仇恨者”。 结果闹了半晌，才发现周文伟是个不折不扣的台湾人；他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服兵役。 于是各大媒体又开始大玩文字游戏，称“中国台湾人杀了台裔美国人”。 明明都是来自一个地方，却因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差别，被居心叵测的媒体硬生生地割裂成两个部分。 周文伟，连同惨案中死亡受伤的每一个人，显然都是一场悲剧。 枪击案发生以后，有记者采访周文伟曾经的租客；在他们的口中，周文伟不是一个杀人狂魔，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好人： “周先生是个非常贴心的房东，他从来没有给我涨过租金……”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周先生特地来问我是否有困难，告诉我房租可以暂时不用交。” 而邻居们也向记者反映，周文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经常照顾社区里的小花园，给邻居们分发蔬菜和甜点。 最后，邻居很惋惜地说道： “不过很可惜，我最后一次见到周先生，他正在被法院驱逐出他的房子，从此他便无家可归了……” 然而，又是什么把人人夸赞的“大好人”逼成了手沾鲜血的“杀人狂魔”呢？ 也许，是“美国梦”的破碎，也许是残酷现实的压榨。 毕竟，如果周文伟13年前没有一口气怒买12套房，倾尽家产移民美国的话；那么如今68岁的他，正是安享晚年、怡儿弄孙的好年岁！ 原文来源于《头条新闻》 参考资料： 《洛杉矶时报》2022-5-16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