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過中年，會發現一個真相：“人生是一個騙局，買車買房根本不是什麼首要任務，及時行樂也不是，這些都是慾望，是將自己對生命的希望寄託於外物之上，正確的做法乃是內求！

房子再大，睡覺不過一張床；美食再多，吃飽不過三餐。拚命追逐的目標，並非生存所需，而是慾望。真正的從容，不是擁有多少，而是心有所棲，不隨外物起伏。”

蔣勳，華人美學教父。林青霞說他“是我唯一的偶像”。他在臺北有體面的教授身份，有自己的房子，有世俗認可的一切。

可他住進臺東一座廢棄60年的老平房，不看電視，不玩手機，不社交，帶著筆、墨、硯臺、幾本書和簡單的行李，搬去了池上。不是他瘋了，是他醒得太早！

蔣勳在臺北生活了大半輩子。他是知名作家、畫家、教授，林青霞、張小燕、龍應臺都尊他為師。他的畫作在拍賣行能賣幾百萬臺幣，他在臺北有體面的公寓，出門被粉絲簇擁~

可他2014年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決定。他收拾行李，關了電視，停了手機，離開了臺北那些紅磚綠瓦的講座廳。他搬到臺東池上，一個台灣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農村。

他找到一棟廢棄了整整六十年的老宿舍。紅磚牆，木頭窗，斑駁的綠油漆，破敗的小院子。到處都是蜘蛛網，牆角長著青苔。

他沒有翻新，沒有重新裝修。他搬進去，只換了張床鋪，其他的一切，原樣保留。他說：“那裡就是我的童年。”
他帶的東西不多，幾支毛筆，一方硯臺，幾本喜歡的書。

他的行李箱沒有裝什麼值錢家當，裝的全是閒情。
屋裡沒有網路，沒有電視機。他推開窗，白天聽到的只有稻田裡的蛙鳴和風吹過穀穗的聲音。夜晚看到的是沒有高樓的星空。

家不是越大越好，是溫度到了就好。蔣勳說：“家跟房子是不一樣的。房子再大，廚具全是義大利進口的，可兩年沒開過火。家要有氣味，要有人的溫度。”他這樣說，也這樣做。

跟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過上了簡樸到極致的日子。可他說：“我覺得自己在池上好富有。”

蔣勳觀察過人開啟電視之後的反應。一拿起遙控器，就一直按，一直按，從第一臺按到最後一臺，不知道看什麼，可遙控器就是放不下來。他管這叫“電視奴隸”。

搬去池上之後，他把這個奴隸身份徹底解除了。不看電視，不刷手機，不翻朋友圈。

沒有社交應酬，沒有鎂光燈，沒有需要時刻維繫的人脈關系。時間忽然變得很多，多到可以慢慢吃飯，慢慢散步，慢慢畫畫。

他的畫室設在院子旁一間照得進陽光的廂房裡。外牆開著紫色蒜香藤，他畫下來。池上的雲飄過來，他畫下來。

田埂上的老農彎腰插秧，他畫下來。他說：“不要到最後，放不了手。人離開土地、空氣、水，才會活不下去。”

他搬到池上，不是因為厭惡城市，是他想明白了一個道理。你擁有的東西越少，你被控制的東西就越少。房子簡樸了，慾望就淡了。慾望淡了，心就靜了。心靜了，世界就寬了！

池上的人說，蔣勳來了以後，經常一個人坐在稻田邊發呆。一坐就是一個下午。他不是無聊，他是在發呆中跟自己重逢。他捨棄了半生積攢的光環，換回了靈魂的鬆弛！

蔣勳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什麼東西捨得，什麼東西捨不得。不要到最後，放不了手，很痛苦。”

他親眼見過。城市裡的企業家朋友，住幾億臺幣的豪宅，卻整夜整夜睡不著。帶他去吃最貴的餐廳，兩個廚子伺候他一個人，可他吃不出飯菜的滋味。身體的病痛全來了，精神也被壓垮了。為什麼？

因為他放不下。放不下公司股價，放不下別人對他的評價，放不下那些根本不需要操心的“外物”。

蔣勳在池上看到的老農民不一樣。農民沒住豪宅，沒開好車，可他們吃得下飯，睡得著覺。
他們不講什麼人生大道理，只是說：“今天太陽好，該曬穀了。”

蔣勳在池上，跟著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最簡單的生活條件下，重新找回自己身體的自然秩序。

他不是教人躺平，是教人看清，什麼東西值得你用力攥著，什麼東西早該鬆手。

他在院子裡畫牆上的蒜香藤，畫了一下午。畫完了，太陽快落山了。他放下筆，走到田埂上，看晚霞從他眼前飄過，然後消失。

他在書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夕陽的光照在稻穗上，我看到穀粒在風中輕輕搖晃。那一瞬間，我忽然覺得，自己不需要擁有一粒谷。我只需要看見它們活著，就夠了。”

你不會覺得他窮，窮的是我們。2025年6月，蔣勳的好友蔡瀾去世。蔡瀾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美食家，電影人，作家，活得灑脫，走得體面。

很多人在問：蔡瀾的葬禮什麼時候辦？在哪辦？誰來扶靈？可家屬發了一紙說明：“不設靈堂，不辦儀式，遺體火化後海葬。”

這是蔡瀾生前的遺願。他說：“死後不要讓任何人來看我。想我的人，去吃一頓好的。不想我的人，不必勉強。”

蔡瀾這一生，吃過最好的館子，喝過最貴的酒，交過最多的朋友。到頭來他發現，這些都沒必要帶走！

甚至連一個追悼會，都是辦給活人看的。他要的是乾淨。來的時候沒帶來什麼，走的時候也別留下什麼？
處世大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