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