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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面臨「3個趨零」 學者示警:恐再成為孤島
2023/12/20 12:32

本名為陳守紅的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格隆,近似發布影片稱,中國經濟「外循環」中有3個歸零現象,呼籲民眾要小心。(影片截圖)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中國經濟面臨內需不振、外需低迷的窘境,連自家經濟學者都提出警告。近日中國網路流傳著名經濟學家格隆分析中國經濟現狀的一段影片,他在影片中討論中國經濟「外循環」中的「3個趨零」現象,呼籲民眾要小心。目前,格隆的微博帳號上的內容已全部被清空。

 格隆本名為陳守紅,畢業於中南財經法政大學,擁有金融學博士學位,全球投資研究平台「格隆匯」創辦人,擁有25年境內外跨市場投資經驗。上述影片出自格隆的自媒體頻道《談股論金侃天侃地》,他在最新一期的節目中指出,中國的經濟可能真的要成為「孤島經濟」而被迫進行「內循環」了,因為「外循環」中的3個關鍵數據基本上已經「歸零」了。

 首先是「人趨零」。格隆表示,在武肺疫情大規模爆發前的2019年第1季,從境外到中國旅遊的人數有370多萬人;但2023年第1季僅5.2萬人,連2019年的零頭都不到,比2017年同期暴跌了98.6% 。這5.2萬入境遊客中,有56%來自香港,有22%來自澳門,來自其他國家的真正老外,僅約1萬人。

 格隆認為, 對土地面積排世界第三的中國而言,這個現象「是極難想像的」。老外不來中國,不僅意味著入境遊這個產業鏈崩斷,更意味著中國可能重新陷入了乏人問津的封禁狀態,如同1970年代那樣,「差別在於,這一次,不是我們不讓別人來,而是別人自己不來了」。

 格隆指出:「我們經常擔心外資撤離,其實比外資撤離更徹底的是,客戶外商根本不來了。他們去墨西哥,去越南了,去印度,去印尼了。」

 第二是「航班趨零」。格隆說,在疫情之前,中美兩國之間往來的航班,每個月超過3800航次,平均1天超過100航次,現在中美之間每天直接往來的航班只有4至6班,「基本趨零」。

 格隆表示,在過去70多年間,中國外貿總額70%的貿易順差來自美國,如今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之間每天只有4到6個航班,究竟代表什麼?

 第三是「錢趨零」。格隆說,統計顯示,去年第1季,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額是1012億美元,今年第2季,外商對中國企業投資卻只有49億美元,為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值。

 另1個數據是,2023年,中國完成募集的外幣基金只有8檔,而2022年同期是114檔;2021年同期是792檔。截至2023年上半年,專注於中國的私募股權基金,只募集了14億美元(約新台幣438億元),這個數據與2021年上半年的接近500億美元(約新台幣1.56兆元)相比,也是「基本上趨零」了。

 格隆總結指出,人潮、物流、資金流是經濟發展的3大核心。上述外部的關鍵數據均「萎縮歸零」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需要分析清楚。如果是疫情造成的,還有機會糾錯調整;但如果是貿易戰與政治摩擦造成的,就說明中國經濟已經發生了「結構逆轉性的長期變化趨勢」,那可能是我們這代人「不可承受之重」了。

 格隆指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來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國的產能有60%以上是為外部市場所準備,如果中國經濟再次成為「孤島經濟」,後果不堪設想,必須做出根本性的變革,才不會吃大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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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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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文章分析了今日阿富汗 塔利班 和蘇聯 美國多年的千絲萬縷及歷史的必然 阿富汗老百姓為何選擇塔利班,#真相比你想像的更殘酷 #細說阿富汗政經及歷史演變 #塔利班回來了。 美軍一撤,他們扶植了20年的阿富汗政府軍立刻如鳥獸散。 無數新聞工作者發現,平時可以跑得很快,但現在,連他們的報道發出來的速度,都跟不上塔利班推進的速度。 8月6日,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一個省會,8月15日,就圍住了首都喀布爾,開始和政府進行權力交接談判。 沒有任何抵抗,總統逃了,首都被塔利班佔領。65.23萬平方公里的阿富汗,不到十天全部淪陷。 許多媒體想不明白了:這個炸燬大佛、摧毀學校、要求女性全部穿罩袍的政權,根本就是反人類的,為什麼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 塔利班的推進速度,哪怕遇到最輕微的抵抗,都不可能這麼快。 阿富汗老百姓面對塔利班,真的很像中國人在書上看到過的一個詞: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如果塔利班背後有大國角力還好說。問題是:並沒有! 這塊被戰火反覆蹂躪,又在美國鉅額軍力和美元下好容易維持了二十年的土地,幾乎是外國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那麼問題來了——阿富汗的老百姓,到底是怎麼想的? 如果多看看阿富汗的過去與現在,就會發現,和我們大多數人震驚、嘆息的態度相反。 塔利班這種組織,說不定還真是“阿富汗人民的選擇”。 01 2021年了,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連軍人都有90%是文盲。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GDP大概也有人均600美元。 同樣是沒點亮科技樹的農業國家,阿富汗到現在,還沒趕上積貧積弱的晚清。 阿富汗這個國家,從一開始,抓到的就是一把爛牌。 它是一個完全被山地覆蓋的內陸國家,周圍是一圈鄰國:伊朗、烏茲別克、塔吉克、巴基斯坦、伊朗。跟中國其實只有茫茫雪原上的一個山谷接壤。 作為中亞和南亞之間的戰略要地,阿富汗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火。阿富汗一開始就是英國和俄國的角力場,先後打過幾場戰爭,首都毀於一旦。 然而,兩個國家先後不約而同地做出一個決定: 不要佔領這個國家,留著它作為一個緩衝國,足矣。 為什麼兩大列強如此一致,就是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難統治了。還不如留著它,給競爭對手一塊絆腳石。 山地割裂了這個國家。 不同族群、不同的教派聚居在山間的峽谷地帶,交往非常困難,各部族之間想要互通有無,跟西天取經一樣難。 何況它們之間還有深深的矛盾,動不動就你死我活。 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會把國家是否多山作為一個變數:山地意味著交通困難,再強大的政府也很難有效管理。無數的峽谷和山洞,也給叛軍提供了絕佳的藏身之地。 因此,阿富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一統的中央政府。 唐僧經過阿富汗的時候,親眼看到了後來被塔利班炸燬的巴米揚大佛。可是直到1747年也就是中國的乾隆年間,阿富汗王國建立,這片土地才終於有了一個國家的雛形。 這時候,中國幾千年的中央專制政權已經沒剩多少壽命。而阿富汗在這條路上還剛剛起步。 又過了整整一百八十年,到1927年,阿富汗才第一次發行全國性的貨幣。 所以,阿富汗居然憑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躲過了兩場世界大戰。 02 二戰之後,阿富汗有過繁榮而穩定的幾十年。 那時候,喀布爾有不少高樓,西化的白領在喝咖啡,街上的小姐姐都穿著短裙。 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這個國家十年間有100萬人死於戰火,600萬難民逃到國外。直到現在,這場戰爭留下的陰影,仍然籠罩這個國家。 隨便一個牧羊人都可能是AK47和毒刺導彈的操作高手。 1989年蘇聯走了,1994年,被美國扶植起來對付蘇聯的塔利班來了,2001年,美國又因為塔利班收容賓拉登,派出飛機對阿富汗的山洞投擲炸彈…… 現在的阿富汗政府,是美國驅逐塔利班之後,扶植起來的民主政府。但在這樣一個沒有工業、到處都是文盲的前現代國家,談三權分立顯得有點可笑。 政府的基層治理能力極差,到處都是低效和腐敗。 在阿富汗,所有服務業從業者,包括開業的店主,街道商販,出租汽車司機,大巴司機和替人扛行李的苦役,都必須支付“行業費”,其實就是一筆稅款。 可是,這些收費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國庫,都被層層貪汙掉了。 有權力的公職人員中飽私囊,基層公職人員拿不到太多工資,只能靠貪汙和索賄養家餬口。 由於連年戰亂,再加上許多人用假證件出售國有土地,阿富汗幾乎所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是存在爭議的,想買地就得打官司。 阿富汗的法院大門不知道朝哪兒開,但肯定是有理無錢莫進來。法官不認檔案,只認錢。 首都喀布爾稍微“文明”一點,向法官行賄需要找中介人,而在地方省份,直接拿著現金找法官就行了。 在喀布爾,行賄用美元;南部省份通用巴基斯坦的盧比,阿富汗本國的紙幣沒有任何信用。 愧是首都,果然是首善之區。 在這種地方,你跟老百姓去說“I have a dream”,他是聽不懂的,他們只懂“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 塔利班扮演的,正是替天行道的“闖王”角色。 “塔利班”的意思是“學生們”,這些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就是阿富汗難民營宗教學校的學生。 在無休無止的政變和內戰中,少年們在難民營裡接受教育,那裡唯一的老師就是宗教人士,唯一的課本就是《古蘭經》。 1994年,抗蘇老兵奧馬爾帶著塔利班C位出道。 有一天當地軍閥搶走了幾個女學生,奧馬爾聽說這件事後,帶著手下,扛上槍就打了過去,把女學生解救回來了。 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感。 塔利班打著消除軍閥、懲治腐敗的旗號,飛速崛起。直到今天,這些口號在阿富汗還十分具有影響力。 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就是替天行道、維護正義的真主使者。 雖然這些人要求男人留大鬍子,女人全身包裹在罩袍裡,不讓女性上學,偷東西直接剁手,但讓阿富汗農村的老百姓接受這一套,他們並不會太過抗拒。 畢竟千百年來,他們也就是按照這一套規矩生活的。只不過現在執行得更嚴酷一點兒。 然而,塔利班只會建立一個想象中純正的伊斯蘭教國家,並不會搞經濟。他們當政的五六年裡,阿富汗陷入了極度貧困。 而且,他們同樣搞不定各地的部族勢力、教派紛爭、長老和軍閥。 2001年,美國趕走塔利班之後,這個組織並沒有消失,而是蟄伏在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山溝裡,慢慢地滿血復活,並發展壯大。 現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又回來了。 二十年,阿富汗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 03 曾經,阿富汗這個國家在中國的存在感不低。 2001年,塔利班倒台後,阿富汗人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回到國內,希望在美國人的支援下建立新政府。 現在逃到塔吉克的總統加尼,就是那時候回國的。 他當時正在世界銀行工作,一聽說塔利班撤退的訊息,連工資都沒領,就辭了職,回到祖國。 加尼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了碩士。90年代蘇聯解體後,他在俄羅斯參與過一些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還來過中國考察和指導。 2003年,加尼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主持阿富汗的經濟重建工作,整頓了腐敗的阿富汗海關,被稱為亞洲最好的財政部長。 2014年,他被選為阿富汗總統。 一些文化界的精英也回到國內,試圖重建這個幾乎被摧毀的國家。 從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導演薩赫拉·卡里米回到了故鄉,拿著攝像機,開始記錄那些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2009年,卡里米拍攝了紀錄片《方向盤背後的阿富汗女人》,記錄阿富汗第一位女司機的故事。 從塔利班倒台開始,女性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權利,這位女司機開出租車,每天賺10-20美元,養活家裡的15個親人。 為了搭載乘客進入塔利班佔領區,女司機在車上放了一把步槍。 卡里米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多次受到層層阻撓,乃至塔利班的死亡威脅。這部電影的素材量只有100小時,她卻拍了三年。 2015年8月,中國旅行探險家張昕宇、樑紅夫婦到達阿富汗,帶著《侶行》攝製組採訪了卡里米。 卡里米的辦公室掛著奧黛麗·赫本的照片,儘管隨時遭到塔利班和其他極端保守勢力的恐嚇,但她表現得十分樂觀。 張昕宇對她說,你是我們在阿富汗見到的最快樂的女人。 卡里米說了一句讓這對中國夫妻永遠不會忘記的話: 我得快樂,才能在這樣的國家活著啊。 那時,阿富汗還有一點希望。然而現在,事實給了所有人一記耳光。 經濟學、文學和電影,改變不了近4000萬人口的,貧窮落後的阿富汗。 加尼總統上臺之後,他金燦燦的人設很快就繃不住了。 民眾發現,他名下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企業,這個家族企業從事運輸等業務,專門為阿富汗政府提供服務,由他的侄子擔任總裁。 從70年代到現在,阿富汗把各種政體試了一遍,從君主立憲到軍人執政,從極左專制到民選政府,統統無效。 這塊土地頑固地拒絕現代化。 各派精英輪流登場,但唯有政府的腐敗和民眾的貧困愚昧沒變。 這次塔利班捲土重來,卡米拉導演發了一篇字字泣血的公開信,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社交媒體上刷屏。 她充滿了痛苦與恐懼,擔心塔利班上臺後,近二十年的建設成果化為烏有,女性再次被禁錮在家庭裡,失去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阿富汗再次變得一片死寂。 這二十年裡,美國扶植起來的,是一個虛弱無力的傀儡政權。 過去的十年裡,美國給阿富汗投入了1200億美元的援助,大城市裡建立起了交通、電力、電信設施,喀布爾的4G訊號很好,然而農村依然凋敝。 阿富汗至今沒有像樣的工業。由於恐怖襲擊頻發,旅遊業和服務業也不可能發展起來。 現在的產業支柱仍然是農業,然而農村多數人沒有耕地與農具,任何一口能抽水的機井都是奢侈品。 農民只能選擇一種來錢快的作物,就是罌粟。阿富汗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出產地。 一位美國女兵回憶: 無論是軍隊還是慈善組織,所有人都拿罌粟束手無策。 如果放任不管,塔利班遊擊隊會拿走農民種罌粟換來的錢,去買武器。但如果燒掉罌粟,農民就會加入塔利班。 有人試過給農民化肥去種糧食,但農民只會把化肥賣給塔利班做炸彈。 對這些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農民來說,他們不理解民主是什麼,無法與城裡的知識分子共情,也無法接受西方人扶植起來的這個腐敗政府。 城市裡建立起了“文明”的政府,在搞選舉;老百姓依然過著和一千年前同樣貧苦的日子,依然被腐敗的基層官員欺壓,穿著軍裝的美國大兵在阿富汗晃來晃去。 這樣的日子讓他們越來越愚昧,越來越暴戾。 而美國扶植起來的不靠譜的政府和腐敗的地方官員,讓他們更加仇恨西方,擁抱塔利班。 好歹,這些人有信仰,生活樸素,不說空話。 04 一直以來,阿富汗被稱為“帝國的墳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現代文明的墳場。 因為它特殊的地形條件,這個國家充滿了貧瘠和匱乏,先天不足,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但它的地理位置,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它成為了大國博弈的焦點。 阿富汗位於西亞、南亞、中亞交匯處,像一個十字路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根據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誰控制了阿富汗,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進而控制世界。 想過控制阿富汗的國家有三個: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蘇聯和21世紀的美國,他們稱霸歐亞大陸的雄心壯志,先後被埋在了這片“墳場”裡。 現在,美國終於看明白了,繼續在阿富汗駐軍,就是燒納稅人的錢,去填一個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的無底洞。 阿富汗依舊是一個部族林立的叢林社會,很難凝聚共識,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 在廣大的山區,機槍和炸彈說了算。各個部族的武器越來越先進,社會卻越來越倒退,漸漸回到蠻荒的部族時代。 僅有的幾個大城市如同孤島,同樣經受著動盪、戰亂與貧窮,三天兩頭有槍擊案和炸彈襲擊,一顆炸彈就可以摧毀所有的財產,奪走一家人的生命。 四十年來,城市裡的居民一直在用腳投票,想方設法離開這個國家。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德勒·胡賽尼是逃離阿富汗的第一代知識分子,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在巴黎做外交官的父親匆忙帶全家逃往美國。 搞外交的父親去工廠流水線打工,當過小學校長的母親在餐廳裡當女招待,胡賽尼像所有新移民的孩子一樣,為了穩定的收入去學醫。 2002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追風箏的人》,講述阿富汗人逃離家園的故事,隨後成了現象級暢銷書作家。 能看到胡賽尼作品的阿富汗人,對他相當不滿意:他在安全的美國,消費著阿富汗人的苦難,販賣阿富汗人的痛苦謀利。 然而,罵歸罵,這些罵他的阿富汗人,還是在努力逃出去。 這些年,喀布爾街頭最多的是英語培訓班,有點積蓄的家庭都會送孩子去學英語,即使沒法去美國,至少可以去相對穩定的巴基斯坦。 大家已經想明白了,接觸了現代文明的人,想保住命、過上好日子,最好一走了之,剩下的人,就在這片沒有希望的土地上繼續待著吧。 那麼,阿富汗的未來該怎麼辦呢? 恐怕還是得一步一步走,補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歷史發展程序。 也許塔利班會吸取教訓,變得逐步文明起來;也許塔利班最終仍然會被推翻,但最重要的是,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 #一個民族的命運,#只有自己才能拯救。 簡單地說,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與世界和解的必要性,等外部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逐漸提高,逐步改變大多數阿富汗人的內在思維,加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讓國家現代化。 就像那些後發的國家一樣。 這條路,有的國家走了上百年。而阿富汗要走多久,能不能走,還都是未知數。 對那些阿富汗學者、導演、作家來說,也許在他們有生之年,阿富汗都無法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這一兩天,網上流傳著許多視訊:喀布爾的機場裡,擠滿了想要離開的人,人們不顧一切地想衝上飛機。 在一架飛機的機艙裡,密密麻麻擠滿了成百上千人。 有人抱著美軍運輸機的起落架一同起飛,結果從空中墜落身亡。 …… 阿富汗的現狀令人感到無奈,但也是殘酷的現實。 人類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還不時倒退兩下。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阿富汗人祈禱。 就像我的一個中國大陸朋友今天感嘆的: 無論離開還是留下的,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能活下來就是幸運。 只要活下來,在這片歷經苦難的土地上,也許總有一線渺茫的希望,值得人們去期待。 ~Am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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