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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3 年前
「性別友善運動」可能是很多美國人對於政治議題的第一次切身體驗。大約在2016-18是其高峰期。可能是選民對民主黨失望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個時候,很多公廁換了牌子變成了「性別友善廁所」。美國人很注意「政治正確」,不被政治議題波及才能做生意。為了達成此目標,很多商家的實際做法是把原本的男廁關起來或是改成員工廁所。原來的女廁改稱為性別友善廁所。商家是達成政治正確的目的了。但是造成這三個結果:(1) 可能很多人這輩子第一次男女交錯一起排隊上同一間廁所。(2) 由於避免有人躲在廁所造成治安死角,也避免誤入的尷尬,紐約(或是全美)的隔間廁格的門一般最下面20-30公分是空的。以外面的人可以看到如廁人的腳為原則。當我進入「性別友善廁所」時,看到女士的鞋子和腳時,真的是非常尷尬,第一手深深感受到這個政治正確運動走太遠,超過一般人的認知了。(3)不同性別的需求,例如需要補妝,原來半隱私的地方沒有了。2021年初我去打COVID疫苗時填表格時,看到性別欄有21個選項甚為震驚!相信很多美國人的這類切身經驗讓選民覺得民主黨做得過頭了,不再投民主黨。過去幾年,幾乎就很少再聽到這個議題,公共場所不再有更多的「性別友善廁所」,而是回歸到傳統的兩性分別廁所。對於有特別需求者,有些地方會有另外中性/親子廁所,或是加標語寫說Please choose the one you consider most appropriate 。(廁所有隔間或許還好,但是開放的更衣室就看不到這種標語)。這樣的話,特殊需求者有地方使用。大多數的民眾也不會受到影響。至於運動方面,則是美國社會上似乎逐漸形成共識,如果青春期之後才改變性別者,不應參加普通體育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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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正確並且選票正確] 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那群人要反對同性婚姻入法? 同志運動是一種性權運動,強調各種性行為傾向是人權(包含雜交,多P,同性、異性、跨性別、跨物種。。。。),所以他們要爭取這些行為的合理化(被社會接受=不歧視)、及合法性,並且要得到國家經費的補助(如變性手術、墮胎、愛滋全額給付)甚至要政府全力推廣這樣的文化,所以其實早在89年他們就開始訓練同志文化的講師,在93年的時候修改二性平等教育法為性別平等教育法,以順利導入民間同運社團進入教育體系。 利用小孩對性的無知和好奇,鼓勵小孩從小性探索,然後在小孩青春期的尷尬不適應的心情下,鼓勵小孩能選擇自己的性別(多元性向),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年青人被誤導,以為自己是同性戀。甚至小孩在學校流行作同性戀,不是同性戀就跟不上流行;到大學的時候,性相關社團除了教各種性關係,性技巧,還鼓勵這些人娛樂性用藥(也就是毒品); 政府被同運滲透,不僅是課程由同運團體介入設計,補助同運團體進入學校,和舉辦各種性愛講座(12歲也能參加);政府在醫療政策。毒品法規也都配合放寬。 現在透過同性婚姻入法,主要目的當一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的時候,所有政策都要配合。 簡單說同運團體利用同性戀朋友推同性婚姻是個假議題,真正的目的是在推動同志文化。 未來還會訂一個歧視法,讓人民連說不的權利都沒有。 可憐的是我們的孩子,因為還不懂,就因為性而迷失。有些迷失在性別認同;但更糟的是他們不快樂。痛苦,卻不知道為什麼,也找不到幸福的道路。 http://www.itw999.tw/wrgender1a.php?news_id=1278 http://www.itw999.tw/aboutme.php
    1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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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回報1 則回應1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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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國總統馬克洪講話展現睿智 【園丁按】 《財經會議資訊 》5月5日刊載〈法國總統內部講話流出,西方世界一片譁然!〉這篇講話內容紮實豐富,充分表現他對世局的深刻瞭解,和法國人特有的自負和自信,這種人格特質,是當前臺灣的政治人物中所欠缺的,他說「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此語的確是智者之語。抱美國大腿以苟全,是台灣執政者唯一的生存策略,殊不知美國早被馬克洪看扁了,全文如下: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座的使節們比我更瞭解這個世界。 是的,國際秩序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方式給顛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說,這是我們歷史上經歷的一次重大顛覆,它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具有深遠影響。 它是一次國際秩序的轉型,一次地緣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戰略重組。 是的,我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自18世紀以來,以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是一個源自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啟發的法國。 這是一個源自19世紀受到工業革命引領的英國。 這是一個源自20世紀受到兩次大戰崛起的美國。 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 法國是文化,英國是工業,美國是戰爭。 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著絕對的支配權。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有些危機來自於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 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中的多次選擇錯誤,都深深動搖著我們的霸權。 注意,這不只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其他總統也作出了其他錯誤選擇,克林頓的對中政策,小布希的戰爭政策,奧巴馬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量化寬鬆政策。 這些美國領袖的錯誤政策,全都是動搖西方霸權的根本錯誤,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極大的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崛起。 低估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不是這兩年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 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他們。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和俄羅斯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同時他也在成為政治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國家對比美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不說別的,光是他們的政治想像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他們在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後,開始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他們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開始追尋自己的“國家文化”。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印度是民主國家,他也同樣在這麼做,尋找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 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 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我認為目前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是高於我們的。 政治想像力很重要,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內涵,能夠引出更多的政治靈感。 在政治上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大膽點,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遠超過今天的歐洲人,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 中國已經讓7億人口脫貧,未來還將有更多人擺脫貧困,但在法國,市場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現象。 過去一年中產階級的憤怒,讓法國的政治秩序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從19世紀以來,法國人的生活就在一種平衡中。 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三者是平衡法國的政治的三腳架,但是當中產階級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基石時,當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危機就誕生了。 他們就會對民主與市場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這樣的制度還能讓我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他們有權利這麼懷疑,並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像力的事情出現。 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於是,他們失敗了。 至於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著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並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著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臺,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我必須強調,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的文明計畫,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麼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麼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於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 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著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願再繼續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麼樣呢? 除了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動盪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盪,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盪。 大資料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慧,在大智慧於全球化中鋪開時,資訊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智慧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網國際秩序規則。 但在這套新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定性。 在座的使節們都能看到,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動盪,資訊技術動盪,民主的動盪。 所有這些動盪都是同時發生的,但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像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繼續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後,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於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於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像力的思維”,並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像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於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於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通戰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從南方的義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士。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後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於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於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於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於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後是關於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捍衛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鬥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位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位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刻,我們更應發揮各自的政治想像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2 人回報2 則回應6 年前
  • 請看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胸懷大志! 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 法國總統內部講話,世界為之震驚❗️ 聞政視訊 1周前(C.lms轉)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國戎(ID:xuu5336)
 近日,內部會議上,馬克龍對現今的國際局勢進行總體分析: 他發出嘆息:“西方霸權已近末日!”  如何看待今日世界權勢大轉移? 馬克龍的閉門演講極具含金量‼️ 馬克龍: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座的使節們比我更瞭解這個世界。  是的,國際秩序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方式給顛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說,這是我們歷史上經歷的一次重大顛覆,它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具有深遠影響。  它是一次國際秩序的轉型,一次地緣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戰略重組。  是的,我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自18世紀以來,以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是一個源自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啟發的法國。  這是一個源自19世紀受到工業革命引領的英國。  這是一個源自20世紀受到兩次大戰崛起的美國。  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  法國是文化,英國是工業,美國是戰爭。    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著絕對的支配權。  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有些危機來自於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  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中的多次選擇錯誤,都深深動搖著我們的霸權。  注意,這不只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其他總統也作出了其他錯誤選擇,克林頓的對中政策,小布什的戰爭政策,奧巴馬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量化寬鬆政策。  這些美國領袖的錯誤政策,全都是動搖西方霸權的根本錯誤,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極大的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崛起。  低估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不是這兩年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   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他們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和俄羅斯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同時他也在成為政治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國家對比美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不說別的,光是他們的政治想象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他們在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後,開始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他們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開始追尋自己的“國家文化”。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印度是民主國家,他也同樣在這麼做,尋找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  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    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我認為目前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是高於我們的。  政治想象力很重要,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內涵,能夠引出更多的政治靈感。  在政治上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大膽點,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遠超過今天的歐洲人,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  中國已經讓7億人口脫貧,未來還將有更多人擺脫貧困,但在法國,市場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現象。  過去一年中產階級的憤怒,讓法國的政治秩序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從19世紀以來,法國人的生活就在一種平衡中。  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三者是平衡法國的政治的三腳架,但是當中產階級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基石時,當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危機就誕生了。    他們就會對民主與市場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這樣的制度還能讓我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他們有權利這麼懷疑,並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象力的事情出現。  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於是,他們失敗了。  至於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著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並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著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臺,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我必須強調,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的文明計劃,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麼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麼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於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  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著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願再繼續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麼樣呢?  除了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動盪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盪,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盪。    大數據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在大智能於全球化中鋪開時,信息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智能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網國際秩序規則。  但在這套新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定性。    在座的使節們都能看到,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動盪,信息技術動盪,民主的動盪。  所有這些動盪都是同時發生的,但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象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繼續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後,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於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於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象力的思維”,並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於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於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通戰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從南方的意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  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  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士。  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法國第二項重要議程是——優先建立歐洲主權。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後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於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於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於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於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後是關於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捍衛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鬥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字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字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刻,我們更應發揮各自的政治想象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共和國萬歲,法蘭西萬歲!   ——伊曼紐爾.馬克龍   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看看。希望大家能看到這篇文章分享給親朋好友看看,能幫助到更多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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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群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閱讀。 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群體的新挑戰,並直言: 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群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 例一). 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 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 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 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 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 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 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 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 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 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 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 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 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 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 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 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 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 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文成的頭骨。 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 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 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 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 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 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 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 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 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 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 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 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 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 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 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 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 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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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高希均文。 https://gvlf.gvm.com.tw/article/94873 台灣要慎防白宮主人的雄心與私心 (一)領導人決策錯誤時 2018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Ship of Fools》(直譯是「一船笨蛋:自私的統領階層把美國推向革命邊緣」)。作者是美國電視主持人塔克・卡森(Tucker Carlson),直指近年來的精英領導的失敗。 他指出:「戰爭、飢荒和疾病都不會毀滅一個國家,但領導人可以。」(參閱好優文化《國家如何被搞砸?》中譯本,2022) 只要決策錯誤,民主選舉出來的領導人,照樣會受到人民唾棄。 (二)白宮主人的雄心與私心 白宮的主人是美國的總統,有人形容只要第一次坐上總統專機,本能的反應:就是要做滿八年總統。世界上最強大富有的國家元首立刻出現雄心與私心: (1)雄心是「美國第一」,一定要持續維持世界領袖的高位,「我就是老大,我說了算」。 (2)私心是要做滿二任八年。「連任」勝利是最高目標。所有施政及言行的背後都是「連任」的誘惑在指揮。 國內關心美國政治的人,也許會有些不解,一度被認為世界民主法治典範的美國,至少近十年來怎麼會變得這樣地面目全非?口是心非?如果用二句簡單的話概括:其根源即來自美國資本主義下,對外展現「強國霸權」的傲慢,對內掌握「政治權力」的操作。 自1959年去美國讀書,在以後的半世紀中,一直都以羨慕的眼光,不斷地告訴自己與國人:「美國這麼進步,為什麼我們這麼落後?」 當自己一直教學與生活在比較純樸、友善的美國中西部,年復一年,才逐漸發覺華府那些能言善道、口若懸河的政治領袖,所說的與所做的,會是如此言行不符? 我一直關心美國總統執政:從最年輕的甘迺迪開始,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2009-2016),到最近六年的川普(2017-2021)與拜登(2021- )。如以自己的看法,很令我失望的就是興風作浪的川普以及此刻在任上政策搖擺不定的拜登。 (三)美國只想利用台灣對付中共 戰爭是血流成河,家破人亡;和平則是交流互動,合作雙贏。由於自己的幼年經歷過中日抗戰及國共內戰,特別嚮往和平,珍惜和平。 存在於戰爭與和平之間有雙方的各種選擇:也可以有各種程度與形式的對抗與合作。如果對抗,就會產生各種資源利用上的「呆帳」;如果合作,就會產生彼此的「紅利」。 川普四年對台軍售11次,近5000億台幣,創空前記錄。歷練豐富、個性溫和的拜登進白宮之後,沒想到他「反中」的方式多,出手快,範圍廣。 對台灣而言,助「台」的花樣也更多,包括政府與國會領袖來訪,短暫訪問後留下的是購買軍火的清單及台海的滔天大浪。大部分台灣人民都會想到,並且已看到這一連串可能的連鎖反應: ・猛踩紅線:激怒中共,果然在點燃台海危機。 ・台灣為了自保,一面接受美國援助,一面盡全力買武器,年輕人加快訓練成保台的戰士。 ・如果有一天大陸真以飛彈轟炸,甚至登陸攻台,死的是幾萬或幾十萬的台灣同胞,被全球責罵的是北京領導人。 ・全球強烈制裁及譴責中共,使中共變成另一個打烏克蘭的俄國,國力倒退若干年,陷它於孤立。 為什麼川普及拜登,只想到激怒中共恐嚇台灣?為什麼只想到利用台灣做「馬前卒」?做「代理人」?為什麼從未想到來做兩岸的調解人、和事佬?因為唯有這樣的對抗與挑臖,才能激怒中共,拖垮中共。 做為世界老二的大陸,在各種孤立與責難中,更難趕上美國,超越美國。但是老謀深算的中共,是將計就計就打台灣?或是恐嚇封鎖就是不啟動戰爭? 延伸閱讀 「和平」是現代文明拼圖中不可或缺的——兩岸領導人的榮耀是「兩岸和平」 (四)美國接受「四個現實」 但是,在當今世界舞台上,美國要有自知之明,21世紀以來一直在衰退中的美國,早已沒有壓倒性的的力量隨意指揮,政府與民間都需要認清「四個現實」做好調適: (1)「美國說了算」的時代已過。 (2)「世界警察」的角色已無法勝任。 (3)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已一去不回。 (4)美式民主的各種弊病,必須徹底改革。 世界是公平的,也是現實的:超過一世紀的美國強權,也躲不過面臨衰落的結局。這是多位美國的外交與經濟專家學者(如佛里曼、史迪格里茲、薩克斯)近十年來的多數看法。 (五)「和平」第一步:去「恐懼」,迎「交流」 兩岸領導人近年陷入接觸僵局,面對此刻美國強力介入操作的台海危機,應當立刻要做到甘迺迪總統在1961年43歲就職時提出的遠見: ❝讓我們永遠不要因恐懼而談判,但是也永遠不要對談判感到恐懼。 ❞ 我們深刻地盼望我們的總統,要嚴格地分析美國白宮及相關部門提出意見的利弊。美國的利益不等於台灣利益,台灣尤其不能淪為馬前卒及代理人。 面對台中美三邊不同的戰略思考及佈署,兩岸領導人為了國家利益,更要彼此捐棄成見,共持樂觀理性的態度,先探求對話,在短期內消除接觸障礙,恢復交流;再進一步尋求長期融合。 如果兩岸展開接觸,首次聚會不需在國外,可以分別在廈門與金門。在金門大學校園可以看到:「戰爭無情,和平無價」八個大字;我再補加「交流無悔,合作無敵」。 當兩岸二位領導人啟動了兩岸和平交流合作雙贏,台海就會風平浪靜,兩岸的數萬青年學生可以來往讀書;幾十萬台商可安心往來工作;去年對大陸外貿出超逾1700億美元的紀錄,也可望突破。 (六)兩岸共同推動:四個「開始」 ・開始「不戰」,才能得和平。 ・開始「對話」,才能得善意。 ・開始「交流」,才能得互信。 ・開始「兩岸一起興」,才能得雙贏。 台灣在國際上要爭取的不是「台灣獨立」,不是受美國擺佈,而是「中華民國自立自主」。在地緣政治中,可以「親美」,更要「防美」;應當「近中」,更要「和中」;對自己既要「愛台」,更要「護台」。 時間不站在台灣一邊。我多麼希望2300萬人,不分黨派、省籍、黨籍、年齡、性別……大家立刻從「避戰」「愛和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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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錦麗對黑人福利所做的承諾」 這是賀錦麗還在七月競選時對黑人福利所做的承諾。這筆錢(一千億美元)是用來幫助大概4百萬黑人家庭購買房子所用。每個黑人家庭可以在買房時向政府申請聯邦補助(Federal Grant)高達$25,000,這筆錢可以用在頭款或成交費用(Closing Cost)。因為是Grant (free money),所以不需要償還。 之前,她也贊成BLM提出的全國「黑奴賠償案」(Reparations for Slavery)的要求,每名黑人可以領取一百萬元!可憐的我們,有生之年都要替黑人打工了! 拜登已經頭腦不清楚,賀錦麗可能真正在主導政府,實在令人擔憂。 加州已開始「黑奴賠償案」了。 「加州毀了!高票通過向黑人賠款法!」 最近,美國最富饒、最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加州衆議院,正式通過了一項法案。 這個法案,別說美國歷史了,你就放在世界歷史上,都實屬罕見,真可謂前無古人! 它就是——向美國非裔賠償法案《African American Reparation Bill》。 這裡先介紹一下這個法案的背景,簡單來說就是,有很多黑人呼籲,因為黑人在100多年前曾經被白人奴役過,所以現在白人富裕了,必須要賠償黑人,以彌補過去對他們的傷害。 至於要賠償多少呢,先定個小目標,14萬億美元吧。很多人對14萬億美元是多少錢沒概念,這裡用一個例子,大家就能理解黑人要求賠償這筆錢到底有多荒謬了: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2018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3.61萬億美元,所以1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黑人要求美國政府,賠償整整一個中國的生產總值給他們。 如果按現在美國居住的黑人大約4000萬人來分,也就是說每位美國黑人將獲得35萬美元! 注意,這裡是賠償給每位黑人!無論男女老少,人人有份! 看到這你一定覺得,美國人肯定要大腦裡灌進整個太平洋才會同意吧。 沒錯,如果這事放在幾十年前的美國,那肯定是沒戲的,畢竟那時美國黑人太少了。 可是短短幾十年,美國的人口結構卻發生了驚天大逆轉,給大家看幾個數據。 1970年,美國白人人口為全美的83.5%。 2010年,美國白人人口比例已經降到了63.7%。 這一數據的背後,是有色人種,主要是黑人人口的迅速增長。黑人人口大幅增長後,他們也沒閒著,幹第一件事就是,努力從政。 從政真是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像美國這種靠人頭說話的政體裡,如果一個種族獲得了相當的人數,並且發出很大的聲音就會引人注意,那會是多麼壓倒性的力量啊。 現在黑人反對“白人至上”,難道黑人就沒有“黑人至上”的想法?一旦黑人佔據了優勢,會怎樣?肯定會推出更有利於黑人的政策,然後黑人慢慢擠占白人的資源。 這次提出這個驚天地泣鬼神法案的聖地牙哥的民主黨女議員韋伯(Shirley Weber),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黑人。 而這個法案通過加州衆議院時的投票比例呢?說出來你都不肯相信,是33:3。整個議院,只有3個人敢反對。 看看人家的後援團,放眼望去,大部分都是非裔,人多力量大啊,再難搞的法案,也能搞人海戰術硬是給通過。在投票前,他們大打“賣慘”訴求,講述了非裔群體在加州,乃至整個美國受到的不公對待。 在疫情之下,非裔無家可歸、失業、刑事司法、被濫殺、比別的族裔更容易患病、孩子更得不到學習保障.... 不過,14萬億的賠償畢竟不是小數字,這位女議員也主動退了幾步,表示目前先不用賠償那麼多錢,但其他的賠償必須要有! 據悉,一旦法律開始實施,加州政府要以發放現金、住房援助、降低學費、免掉學生貸款、工作培訓或社區投資等多種形式幫助弱勢群體——非裔。 「人在家中坐,錢從天上來」,納稅人的錢就這樣隨意花,這樣的法案都能得到通過,就問你魔幻不魔幻? 雖然14萬億的大目標最終可能不會達到,但未來,當美國白人人口繼續減少,非裔人口持續增長,控制了政壇半壁江山的時候,賠償這個數字,還會是天方夜譚嗎? 2001年,美國政治家Jack Snyder,在其著作《From Voting to Violence》裡,寫下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個國家族群不斷分化割裂,必然導致各族群之間對立加深,衝突加劇,最終解體。」 曾經的加州是無數人追求美國夢的地方,可是如今每年都有數十萬人逃離加州。這背後的原因就是當民主黨控制議會和州長,就會通過這類法案,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但逃避永遠只是暫時的,等到哪一天逃無可逃的時候,也許我們真的會見證Jack Snyder的論斷也說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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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陳真醫師 黨外時,如果有人跟我說,你拋頭顱灑熱血所從事的所謂民主運動及台獨運動,背後其實是美國在操盤,民主為名,台獨為實,旨在反中,旨在確保兩岸的持續敵對與分離,如果當時有人跟我這麼說,我是不會信的。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而我居然在十多年之後,來到海外,才終於恍然大悟,明白自己過去的單純 (或說愚蠢),若要說不後悔不自責是騙人的。付出青春血淚,乃至家破人亡,到頭來卻發現,原來這一切只是某種龐大政治操作的一著棋;你的犧牲與努力,只是造就無數齷齪文人與政客,對社會大眾卻反而造成傷害。單純的個人善意,反倒成為一種邪惡的工具。我常想,我是不是應該(像達賴的哥哥那樣)也來寫個懺悔錄或現形記,給可悲歷史再添一筆。 在英國十年,在西方的各種反戰運動或社會運動中,除了我和學姐外,很少有華人 (更沒有台灣人),因此經常顯得目標顯著。每當有西方人走近想問我問題,我差不多就能預知他打算問我些什麼了,不外就是問我為何台灣如此心甘情願充當美國走狗。曾經有個支持反戰的英國女生,從我嘴裏聽到我對中共的批評,驚訝地對著蒼天一連大聲吶喊了 why?why?why?三個 why字,彷彿我的愚蠢讓她心碎了似的。一開始,我不太能理解,為何西方反戰人士總是支持中國,甚至往往對之充滿好感。後來我逐漸明白並且相信也許他們才是對的,至少,在相對意義上來說,美國 vs.中國,一善一惡,對比極為明顯。你當然不需要二擇一,但你沒有理由只見中國之秋毫,卻不見美國之輿薪。 當然,"挺中抗美" 這樣一種認知與聲音,在西方世界依然是極少數,整個話語權仍然完全掌握在西方媒體手裏,翻雲覆雨,任意顛倒黑白。 應該差不多是1998年吧,剛到英國的頭兩年,有個英國老師在課堂上稱讚美國發動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修理海珊云云。我表示異議,發言反駁,他很驚訝,立即很智障卻自以為幽默地告訴全班同學說我一定是每天閱讀海珊發行的 "伊拉克日報",被海珊騙了。這樣一種智障的聲音,始終才是所謂 "輿論" 主流。這世界其實就像個大電視,"電視" 告訴世人世界長什麼樣,它就長什麼樣,很少人能逃脫這樣一種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無日無之的洗腦。 最近不是有個 BBC 的白癡女記者叫 Laura Kuenssberg嗎 (照片在此:http://www.storm.mg/article/69924),在歡迎習近平訪英的記者會上,非常傲慢地質問英國首相卡麥隆說:「如果你是昨天剛失業的鋼鐵業員工,看見中國主席乘坐皇家馬車前往白廳,你做何感想?為了促進我們與中國的商貿利益,這是值得的嗎?」類似這類沒有大腦的蠢話,卻是這個世界的主流 "輿論"。這種蠢話如果說得通,這種大帽子如果能成立,豈不是可以套用在所有國家所有社會的所有事物上。這樣一個毫無認知能力的蠢蛋,卻以擔任記者維生,你自然能想像她會寫出何種品質的所謂報導。 這個女記者罵完英國首相還不夠,接著就去罵習近平,罵說:「你為什麼會認為英國大眾會樂於跟中國這樣一個不民主、不透明、且人權紀錄極差的國家有更密切的商業往來?」看了這一幕,聽到這樣一種蠢話,你也只能無語問蒼天,畢竟蠢話不管多麼蠢,不管多麼違反基本事實,一旦透過綿綿密密無日無之的洗腦,成為一種主流論述,它便會以這樣一種 "蠢者無敵" 的大無畏傲慢姿態展現,就好像那個嘲笑說我一定每天閱讀伊拉克日報的老師那樣。我相信他們的真心,相信他們的善意,但真心善意仍然還是需要大腦與基本理性做支撐,愚蠢話語並不會因為出發點之良善而成為智慧;謠言也不會因為訴說者之真心相信而成為事實。 中國崛起以來,不曾侵略它國,不曾派出一兵一卒,不曾發射一彈一炮,所謂影響力之擴張,無非就是提供各國經援,協助開發民生設施,鑿井開路,建水庫設電廠,方便以後大家互相往來做生意。然而,英國和美國卻不是這樣,半個多世紀來,不斷在世界各地燒殺擄掠殺害數千萬生命。惡行不奇怪,奇怪的是:人們居然完全看不見血流成河,卻能看見一點皮毛之傷,並且為之 "義憤填膺"? 對於這位女記者的智障質問,習近平回答得蠻好,於我心有戚戚焉。他說: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很重視人權議題,但中方堅持結合「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採取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習近平並表示,中國已準備好與英國及其他國家共同合作,面對人權議題,「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國家都需要不斷加強及改進人權工作。」 今年四月,過去長期擔任達賴特使的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出版了回憶錄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嘉樂頓珠說,他 "一生中最大的悔恨" 就是跟美國中情局合作,接受來自中情局的各種援助及代為訓練西藏武裝人員與游擊隊。中情局為藏人設立的武裝訓練基地,最初選在印巴邊境附近,後來轉移到尼泊爾木斯塘及美國科羅拉多等地;接受訓練後的大批西藏武裝份子,透過美國的協助,潛入西藏發動攻擊,並且從中奪取中共一些重要情報給美國。 多年之後,嘉樂頓珠才知道自己上當,並且自認因此錯失西藏問題和平解決的最佳時機。他說,美國事實上不但絲毫無意於減緩西藏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反倒盡力擴大之,目的無非就是要藉此傷害中國。嘉樂頓珠說,問題是,傷害了中國的同時,也傷害了西藏;唯一獲利的是從中翻雲覆雨的美國。嘉樂頓珠還強調,美國提供給藏人的各種武器從來都不是美國製,他認為這是因為美國不願留下任何暗中協助藏人進行武裝組織與攻擊的證據。 對於這整個經過,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是這麼說的: “終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那就是與中情局發生關聯。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想要幫助我們為獨立而戰,最後我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中情局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西藏獨立,事實上,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想施以援手,他們只是想引起衝突,用西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最終他們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惹惱了中國人,給了他們進行大規模鎮壓的藉口。結果是,數萬西藏人因此而死。”“我與美國中情局的關係,沈甸甸地壓在我心上,我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沈默,但是現在我必須說出真相。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是錯誤的。我們不應當收取中情局的援助。如果我們不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貪圖中情局所給予的那些極為有限的好處,中共就沒有藉口殺掉那麽多西藏人。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導致了那麽多無辜者的死亡。他們殺死的不僅是我們的人民,同時也試圖扼殺我們的文化。我與中情局一起完成的那些事,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這給我帶來了巨大痛苦,在許多年裏使我備受困擾。我不能忘卻這一切,我是有罪的。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美國的這類作為,不斷反覆施行至今,在世界各地以所謂民主自由及人權為藉口,盡一切力量挑起血腥動亂與衝突,藉以顛覆、攻擊乃至入侵與佔領所有不聽話或敵對的各國政權;方法之一就是藉著提供經援與武器給所謂反對勢力,藉以挑起各種抗爭與動亂,從中坐收漁利。毫無疑問,今天要不是中共國力強大,整個大陸早已成為伊拉克及阿富汗那般的血腥人間煉獄,八國聯軍及軍閥割據和大饑荒等等恐怖歷史,老早重演。 我常想,今天我若是中共領導人,面對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無所不用其極、信奉極端暴力與恐怖主義的美國政府,用盡一切手段想在中國製造動亂與分裂,我有可能不實施某種鎮壓或管制嗎?恐怕不可能。除非我想讓整個中國十幾億人民陷於水火、墮入猶如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及阿富汗等等等等等那樣一種永不見天日的人間煉獄。這就好像當美國以大量金錢和各種先進武器支援敘利亞所謂熱愛自由與民主的武裝勢力,四處在敘利亞製造動亂時,你做為一個敘利亞領導人,有可能啥事也不做而任其四處破壞、任其壯大嗎? 時至今日,應該不會再有人稱讚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了吧?應該也不會有人相信什麼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準備毀滅人類的鬼話。而且恰恰相反,這幾年來許多機密文件紛紛清楚地顯示:美國不但不是因為 "懷疑" 海珊 "可能擁有" 大規模毀滅武器而入侵伊拉克,而是因為美國 "確切知道" 海珊根本沒有任何大規模毀滅武器,所以才肆無忌憚地派出地面部隊入侵佔領伊拉克。 邪惡之事,總是出之以冠冕堂皇光鮮亮麗之名。例如,隨手舉個例好了。美國從事這一切齷齪勾當的偉大說詞之一就是透過所謂民主輸出與人權輸出。美國有個 "假民營真官方" 的所謂人權機構就叫做 "美國國家民主輸出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一般翻譯做美國民主基金會),它是美國中情局底下一個負責顛覆與攻擊敵對政權或製造各種所謂 "民主抗爭" 的經援單位。在兩岸三地方面,凡是反中反華者,都是他們所要表揚與鉅額金錢贊助的對象,包括法輪功及王丹等一票所謂民運人士,獎勵他們繼續打擊中國,捍衛所謂民主自由。台灣方面,扁嫂吳淑珍也曾經是美國民主基金會2002年的獲獎者,獎勵她對所謂民主與人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前一陣子,由屠圖、華勒沙和達賴以及那位強烈支持以色列、布希還曾在書中表揚說是因為受到他的鼓動與催促因此才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的 Elie Wiesel等12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領軍,針對習近平的出訪各國,聯名發表一封給歐巴馬的公開信。這些在政治上向來一點都不清純卻總是故做清純中立狀的和平獎得主,在信裏熱切地央請歐巴馬,懇請他做為同樣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做為一個捍衛人權與民主的世界領袖,務必義無反顧地出面譴責習近平,務必發起緊急救援,要求釋放 (只不過被判幾年徒刑的) 劉曉波,否則中國將會以為他們可以繼續傷害人權而不會受到世人制裁。信件大意如此,非常無恥。 西方媒體毫無例外地一致刊登了這條 "大" 新聞。起初看到這新聞時,我原本以為這些什麼碗糕和平獎得主只是腦袋不清,心眼並不壞。(可是,這些人,長期參與政治如此之深,有可能 "單純" 得像個三歲小孩嗎?) 後來看到運作發起這封聯名公開信的所謂 "人權團體"叫做 Freedom Now,我才知道這不但不是腦袋不清,而是老謀深算、心機極深的一種政治動作。 這些事,說來滿紙污穢,實在很不想談。政治之陰暗複雜,難以三言兩語說清。 還記得發生在去年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 (Boko Haram) 綁架事件嗎?數百名女學生被武裝份子衝入校園抓走,充當性奴隸販賣。面對選舉,奈及利亞總統Goodluck Jonathan為了改善形象,竟然偷偷摸摸和美國華盛頓一家公關公司叫做 Levick 以及一家提供法律服務的所謂 "人權公司" 叫做Perseus Strategies,簽下大約四千多萬台幣的合約;合約內容表明將協助奈及利亞政府 "在國際與國內媒體上,改變對其不利的論述",同時 "促進其政府運作之民主與透明"。 這是不是很好笑,我偷偷摸摸花大錢買通公關公司,請他幫我在國內外媒體塑造美好形象,消除對我不利之輿論,幫我的政府變得更透明更民主。 Perseus Strategies 的老闆是誰呢,是歐巴馬的一個金主叫做Jared Genser,Jared Genser是誰呢?就是所謂人權組織Freedom Now的創辦者,也就是這次這12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砲轟習近平的聯名信的策畫人。這位 Jared Genser很有生意頭腦,他以及他的所謂人權組織向來毫不諱言地表明,聲援所謂政治犯必須具有高度附加價值,能見度要夠,殺傷力要大,好處要多;劉曉波及翁山蘇姬等人,就是在這樣一種 "具有高度附加價值" 的思維下所挑選出來的聲援對象。所謂人權、民主與自由等等,背後目的不外就是政治鬥爭與利益;而且,連人權都能搞成一種投資,搞成一家國際大公司來經營,真是不簡單。 我只是要說,政治之複雜與陰暗,遠遠不是媒體或政客及其一票走狗與幫凶們所呈現的那樣冠冕堂皇,光鮮亮麗。平常生活中詐騙集團的騙術往往日新月異,推陳出新,令人防不勝防;不過只是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人家詐騙集團尚且如此用心複雜,更何況是具有億億萬萬倍暴利的政治事務與權力。掛的全是漂亮羊頭,賣的卻是狗肉。 還記得英國真實世界的007-- "睹注之刀" (Stakeknife)嗎? 本名叫 Freddie Scappaticci ,十多年前我曾寫過幾篇文字談他。在他的真實身份曝光之前,二、三十年來,此人一直被英國政府廣為描繪成殺人魔頭,所謂恐怖組織 "愛爾蘭共和軍" (IRA)的軍事首領,曾經一手策畫英國境內半數以上的恐怖攻擊事件,至少四十幾名英國警察和士兵遭其殺害,數百人傷殘。後來,因為英國情治單位內部發生私人爭執,有人憤而報復,他的真實身份才被揭穿,原來他是英國在IRA臥底的情治人員,足足臥底了25年,代號就叫做賭注之刀,在英國政府的允許下,策畫無數恐怖攻擊事件,也因為表現如此 "優異",戰功彪炳,一路攀昇到IRA的領導階層。 我對政治真是很無言,知一百,知一萬,卻僅能說其一。我若有一絲寫小說的衝動,其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只要稍微就地取材,恐怕就能寫出不可思議的爾虞我詐與物慾橫流。遠的不說,光從島內一片綠油油的政治勢力幾乎無日無之的各種無恥陰暗作為,就能看見一種普及於世、擅於操弄的政治文化。島內如此,島外亦然。政治之陰暗與複雜,實難想像,但卻往往以天使般、救世主般的清新理想主義者形象出現。 比方說,上述這位所謂人權組織 "Freedom Now" 的創辦人 Jared Genser,在美國政界相當具有影響力,他在2011年更是大力鼓吹軍事侵略利比亞,原因當然又說是為了人權,為了民主自由。被強迫 "民主輸入" 的利比亞,如今就跟伊拉克、阿富汗及敘利亞一樣,陷入恐怖內戰,屍橫遍野,宛如人間煉獄。 寫這麼多,你會憤怒嗎?我看不會。會憤怒的人請舉手。我看鳳毛鱗角,少之又少。憤怒猶不可得,更不用說因此捨身奉獻。 紀伯倫曾如此說道: "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 說穿了,我們都是幫凶。當然我也是,差別也許只是在於我可能稍微比一般人有點病識感,知道自己是幫凶。常覺得這樣活著很窩囊,很不應該,但我該怎麼活才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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