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贝加莫医院总共进行了50次尸检，米兰进行了20次尸检；而德国汉堡大学法医研究所所长的团队做了192个尸检。尸检的结果都说明患者并非死于肺炎，而是死于血栓造成的肺栓塞，也就是危重症患者下肢静脉毛细血管形成血栓（凝块），血块经心脏流到肺动脉时，由于肺动脉没有静脉血管粗，发生栓塞。在肺栓塞的情况下，即使用呼吸机供氧气也没用处。   据报道，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带领的团队于2月25日完成了9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上海赴武汉的团队完成了2例。刘良说解剖结果证明，新冠肺炎患者肺的炎症很厉害，有大量的黏液。但他没有提及肺动脉血管栓塞。此后钟南山援引过武汉尸检“肺炎严重”、“大量黏液”的说法。   现在意大利、德国医生们说，把危重病人送进 ICU 上呼吸机、EMCO是错的，抗病毒药也没有什么用处，应该及早采用抗凝血治疗，防止病人进入危重状态。只要不广泛形成血栓，不发生肺栓塞，连老人都可以扛得过去。   据报道，一个墨西哥家庭在美国声称自己已经通过家庭疗法治愈了: 将三份500毫克阿司匹林溶于蜂蜜煮沸的柠檬汁中，趁热服用。第二天醒来，好像他们什么都没发生！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及重症科副主任赵静曾到武汉医院的 ICU 工作了 81 天。他写的《新冠新启示》，第一条就说，ICU的重症病人普遍地有下肢静脉血栓，属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血栓形成）”，“应集中在抗凝血治疗上。”（见赵医生所附的患者足部凝血照片）   看起来，中国在新冠死者尸检病理分析方面落后了，可能已经造成对治疗方向的误判。中国医生普遍沿用17年前对付非典肺炎的方法。而从武汉转院到浙大医院的重症病人无一死亡，是由于采用了李兰娟院士的人工肝净血机，还是针对血液系统的治疗！   相信欧洲医学专家的大量尸检病理分析将会对抗疫产生不小的影响。

最新消息：Covid-19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血栓形成，而非肺炎！ 看来这种疾病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错误地袭击。由于意大利人进行的尸检…已证明它不是肺炎…但它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血栓形成）。 因此，抗药性的方法是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抗炎药和抗凝剂。 自中午以来，这里的协议正在更改！ 根据意大利病理学家提供的宝贵信息，不再需要呼吸机和重症监护室。如果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我们将比预期的早解决此问题。有关Coranovirus的重要和新功能：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严重的病理生理诊断错误，COVID-19被错误地攻击。 记录在案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个墨西哥家庭在美国声称自己已经通过家庭疗法治愈了:将三份500毫克阿司匹林溶于蜂蜜煮沸的柠檬汁中，趁热服用。第二天醒来，好像他们什么都没发生！下面的科学信息证明它们是正确的！ 该信息由来自意大利的医学研究员发布:得益于对死于COVID-19的患者进行的50次尸检，严格地说，意大利病理学家发现它不是肺炎，因为该病毒不仅会杀死这种类型的肺细胞，而且会利用炎症性风暴产生内皮血管血栓形成。 如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一样，肺部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它最发炎，但也有心脏病，中风和许多其他血栓栓塞性疾病。实际上，该方案使抗病毒治疗无效，而集中在抗炎和抗凝血治疗上。这些疗法应立即进行，即使在家中也应如此，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很好。后者表现较差。在复苏时，它们几乎没有用。 如果中国人谴责它，他们将投资家庭疗法，而不是重症监护！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血栓形成）:因此，与之抗争的方法是使用抗生素，抗炎药和抗凝剂。一位意大利病理学家报告说，贝加莫医院总共进行了50次尸检，米兰进行了20次尸检，也就是说，意大利系列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人只有3例，这似乎完全证实了这一信息。这种疾病是由病毒触发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所决定的。因此，它不是肺炎而是肺血栓形成，这是主要的诊断错误。 我们将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复苏场所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不必要的费用过高。回想起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个月前讨论过的被称为间质性肺炎的胸部X线检查；实际上，这可能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完全一致。如果不能首先解决血栓栓塞，在ICU中的治疗是无用的。如果我们使血液不流通的肺通气，那是没有用的，实际上，十（10）名患者中有九（9）名患者死亡。 因为问题是心血管问题，而不是呼吸问题。决定死亡率的是静脉微血栓形成而不是肺炎。 为什么形成血栓 因为根据文献，炎症通过复杂但众所周知的病理生理机制诱发血栓形成。不幸的是，直到3月中旬为止，科学文献（尤其中文文献）都说不应使用抗炎药。 现在，像流感一样，在意大利使用的疗法是使用抗炎药和抗生素，并且住院病人的数量已经减少。许多死亡，即使在40多岁时，都有10至15天的发烧史，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炎症造成了大量的组织损伤，并形成了血栓形成的根源，因为主要问题不是病毒，而是破坏安装病毒的细胞的免疫反应过度。实际上，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无需接受ICU，因为他们正在接受皮质类固醇激素疗法，这是一种很好的消炎药。 这是意大利住院人数减少并成为家庭可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因。通过在家中对她进行良好的治疗，不仅可以避免住院，而且可以避免血栓形成的风险。这不容易理解，因为微栓塞的迹象消失了！ 有了这一重要发现，就可以立即恢复隔离状态，并立即恢复隔离状态

武汉新冠状病毒中西医分组治疗实验结果对比出来了！ 中西医分组治疗人数： 中医：320 西医：320 最终死亡病人： 中医：0 西医：113 死亡率： 中医：0： 西医：35.3% 痊愈时间： 中医：平均7天 西医：20天了还在治疗。 治疗方式： 中医：中药、针灸。 西医：氯喹抗生素激素吊水等等。 后遗症： 中医：无 西医：肺纤维化，尿毒症，心肌炎等等。 医疗费： 中医：几百块钱 西医：大于40万 中医治疗320人，0死亡； 西医治疗320人，死亡113人。 试验远未结束的时候，西医治疗的很多病人坚决跑到了中医治疗组，导致了事实上中医治疗的病人超过了320，而西医治疗的病人少于320人。 试验结果：西医彻底失败。 以上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曾海基大夫的数据。 曾大夫说，这次我们用的全部是中药治疗，在我们观察组一共有320个病人，无一死亡！ 而对照组的320人就死了113人。 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视察我们治疗组的时候都佩服得连连夸奖。 对照组西医用盐酸氯奎，还有进口的抗病毒药加输液等等。 我们用百合救肺汤、麻杏石甘汤、五味败毒汤等等加减。 对照组后来好多病人都转到我们中医组来。 基本上一个礼拜出院，各项检查正常。 病毒感染那是西医的理论。 免疫系统下降才是主因，外邪为辅。 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所以治疗之根本是扶正气，并且祛邪气的方法。中国发表武汉治疗新肺炎报告，解剖死者肺部，全是白色浓浓的痰。报告说：如果中医早一点介入，可以大大的降低死亡人数。 其中指出：清肺排毒汤可以清理掉肺内所积累的痰，达到治愈的程度，它包含四种中药处方： 麻杏石甘汤 小柴胡汤 五苓散 射干麻黄汤 这种处方，在台湾有几十家治药场有生产，全国几万家的中药房都有卖，可轻易取得。 以下是中国的报告： ●很重要！治疗新冠病毒的《中医概念》 人无完人。哪怕已经封神的钟南山，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毕竟钟南山不是神。更何况对于西医来说，新冠病毒来势汹汹，闻所未闻。钟南山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没有特效药。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大概率会踩到陷阱。 新冠病毒太狡猾了，设置了很多陷阱，钟南山团队踩到的陷阱是什么？ 让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告诉你。 应该有不少人看了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了，惨不忍睹，普通人多看一眼都受不了。刘良是同济医学院的法医教授，刘良教授用西医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又紧张万分地剖开了新冠患者的尸体，同时划开了西医的短处，也戳到了钟南山的痛处。没有谁比钟南山更迫切地想看到这些尸检报告了。 如果没有刘良教授的手术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让人惊讶的真相。 发表在《法医学杂志》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告诉我们：死者肺部切面出现灰白色黏稠液体，气管腔内见白色泡沫状黏液，右肺支气管腔内见胶冻状黏液附着。 正是这些黏稠的液体堵塞了肺泡，堵塞了气道，堵塞了肺间质，堵塞了支气管，让肺逐渐散失换气功能，让病人处于缺氧状态，最后出现呼吸衰竭而死。 这些黏稠的液体夺去了新冠患者的生命，让新冠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痛苦万分：他们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他们像失足落水掉入深渊一样拼命挣扎，呼喊着“救命”，他们的眼神充满绝望而痛苦，他们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即便有氧气罩有呼吸机，他们吸进去的却不是氧气。 为什么有呼吸机的支持他们还是吸不进去氧气？因为那些黏稠的液体挡住了氧气的道路。道路不通，大量的氧气吸入反而加剧堵塞，氧气吸不到血液里，最后他们活活被这些黏稠的液体憋死了。 所以，刘良教授不得不指出：盲目使用氧气装置，不但达不到目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氧气的压力会将黏液推到肺部的更深处，从而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缺氧状态。 也就是说，西医只看到了病人缺氧，却没有看到病人缺氧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病人缺氧？在没有彻底弄清楚病人缺氧的原因之前就使用给氧疗法，是不是过于盲目？ 刘良教授的话让钟南山有些难堪。因为钟南山是给氧疗法的倡导者与支持者。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证明，这一回，钟南山可能真的错了。 2020年1月20日，白岩松曾经采访钟南山，问这次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远远低于当年的非典，原因是什么。钟南山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两个因素都有。首先刚才讲的第二个因素，这个肯定的。因为现在一旦有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感染的话，我们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一些有低氧血症，我们很快的用上这个，不单是一般的氧疗，或者说是面罩通气，高浓度的氧疗等等，治疗的措施跟支持疗法，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从钟南山的回答可以看出，无论是上次的非典还是这次的新冠，西医都采取了给氧疗法。 如果中医第一时间介入的话，武汉的死亡率会大大降低 这些黏稠的液体中医叫做痰湿。 给氧之前必须先处理掉这些痰湿，不然再多的氧也是徒劳的。其实并不是患者真正缺氧，而是氧气进不来，肺里面的气道被堵住了，我们只要把这些气道打开，把痰化掉，把湿气去掉，让肺泡干干净净，让支气管畅通无阻，根本不需要给氧，患者自己就会恢复肺的功能，自己就会吸氧。 其实中医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推荐全国使用的治疗新冠肺炎有效率达90%以上的清肺排毒汤。只可惜早期的武汉把这个方子熟视无睹，中医介入率才30%，死亡率全国第一。很多患者死之前没有用任何中医的方法治疗，没有服用任何的中药。后来的张伯礼院士说出了实情，如果中医第一时间介入的话，轻症患者就不会发展为重症，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 清肺排毒汤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全是医圣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的方子被称为经方，千年之前有效，千年之后依然有效。清肺排毒汤包括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 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告诉我们：病人的肺部充满了大量的黏稠的液体，液体说明病人水湿多，水湿会阻碍肺部的气血运行，清肺排毒汤里面的五苓散可以温阳利水，一方面可以加强气化功能，气化功能加强身体里面的水就会被气化成身体所需要的津液，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把身体里面的废水，通过小便直接利出去。 黏稠，胶着状态，说明肺里面有了痰。痰多了，堵在了肺部，自然会感到胸闷气喘，身体出于本能，就会通过咳喘的方式企图把这些痰咳出来。每一次咳喘都是身体的一次自救，都是肺的一次宣发。无奈，痰太黏稠了，咳不出来，所以成了干咳。干咳，并不意味着没有痰，可能还意味着痰太黏稠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黏稠的痰稀释，把这些痰化掉。这个时候，清肺排毒汤里面的射干麻黄汤就派上用场了，射干麻黄汤可以加强肺的宣发功能，宣发功能强了肺里面的垃圾就容易被排出去，同时这个方子有大量化痰的药材，可以把肺部的痰直接化掉。 如果这些痰湿堵在肺部久久不化的话，就会变成痰热，湿热，就会瘀而化热，化热了就会表现为发烧，痰湿少的就发低烧，痰湿多的就会发高烧。所以清肺排毒汤里面还有一个退热的方子，那就是麻杏石甘汤。根据病人的情况，发热重就用石膏多一些，发热轻石膏就少用一些。 由此可见，清肺排毒汤考虑得非常周全。但是，有人问了，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用呢？是因为钟南山不信中医吗？ 当然不是。说实话，钟南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医粉。 如果钟南山不信中医，当年非典钟南山的女儿感染，钟南山就不会把女儿的生命交给邓铁涛了。钟南山担忧西医治疗的后遗症，所以把女儿交给邓铁涛。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邓铁涛是是谁？邓铁涛是国医大师，是泰山北斗。曾经率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疗非典患者，创下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零后遗症的奇迹。 钟南山也公开表示，中医在预防保健上功不可没，很看重中医的整体观念，认为中医药是全身性的调理，这是中医药的特色与长处。钟南山还说邓铁涛是他的朋友，非常欣赏邓铁涛的中医养生方法，100岁了每天还打八段锦。钟南山承认，在某些疾病方面中医要比西医好，还说越来越多的西医开始用中医药了。 如果钟南山不相信中医，就不会在这次新冠肺炎公开表示，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要学习广州的经验，不要等到后来不行才上。如果不是钟南山，这次中医介入可能会更晚，可能会更艰难。 所以，钟南山是相信中医的。但为什么又没有让中医痛痛快快介入呢？在后面的报道中，钟南山提到中医总是闪烁其词，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的水太深了，钟南山身处高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他的压力太大了。小叔只能点到为止。你们可以深入思考一下。 小叔只是想说的是，人无完人，钟南山这一回可能真的错了，毕竟钟南山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小叔想，钟南山应该有很多苦衷吧。感恩钟南山付出的努力。 钟南山在这一次抗疫中付出了很多，已经鞠躬尽瘁，我们很感恩。小叔写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指责钟南山的意思，小叔哪有什么资格指责大师啊。每个人都会犯错，像小叔这样的凡夫俗子可能每天都在犯错，犯错没什么，关键是犯错后的态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现在新冠肺炎已经全球大流行了，很多国家纷纷求助中国，由衷希望钟南山介绍中国经验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医，这才是大医精诚。预防武汉肺炎方   桑叶15g、苏叶15g、桔梗10g、玄参15g、 神曲15g、葛根30g、 藿香10g、青蒿10g、甘草  6g、金银花10g、鱼腥草10g   这帖中要这次在大陆救了许多人1000cc熬成500-600cc 。 这是我们因应知道需要，要求两岸能够同步配合的制剂。中医药产业召集人（杨博士医师）分享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