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原⋯⋯

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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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的部分純屬個人價值觀，並非客觀事實。
伍連德因為研究中間宿主旱獺在傳播肺鼠疫的作用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獎候選人。1910年，中國東北爆發十四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鼠疫，奪走約六萬人性命。在群醫無策、列強環伺
不同意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968
https://zh.wikipedia.org/zh-hk/伍连德
伍連德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968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聯星，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出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州）。[1]中國著名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是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生平[編輯] 留學生活[編輯] 1879年3月10日，伍連德出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是華僑黃乃裳的女婿。1896年到1899年，
馬來亞華僑伍連德，百年前消滅了中國鼠疫，更是首位被提名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zh.wikipedia.org/zh-hk/伍连德
近日中國首都北京市公佈肺鼠疫確診個案，引發大批民眾對這種既遙遠、又恐怖的高傳染致命性疾病的關注，同時中國官方也被質疑資訊不透明令週邊國家緊張。其實中國的滿州曾在1910-1911年爆發鼠疫，最終由來自英屬馬來亞的醫生伍連德（Wu Lien-Teh, 1879-1960）成功控制疫情。伍連德更因為研究中間宿主旱獺在傳播肺鼠疫的作用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獎候選人。Photo 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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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台灣人的你，應該好好的閱讀下述全文《我的老師許介鱗教授》～高金素梅/台獨脈絡記序文『吉娃斯！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2016年5月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大力推行「轉型正義」。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正義，毫無正義可言，這一點我們原住民最清楚。為了用最簡單的方法，突顯民進黨觀點的荒繆，我特別去請教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台灣史權威學者許介鱗教授，以及他的夫人、專研日據時期理蕃政策的傅琪貽教授。他們特別為我講解了1900～9年的大豹社事件。 1900年，台灣總督府開放樟腦業者進入山地開採資源，大量業者進入部落領域，擁有豐富樟腦資源的泰雅族大嵙崁地區首當其衝。六月，鄰近大嵙崁製腦地區的大豹社因不肖腦丁強姦部落婦女，引起族人反抗，爆發衝突。八月，總督府派軍隊鎮壓，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族人與日軍血戰，日軍因死傷慘重而停戰，對大豹社改採「嚴密監控、游擊出擊」的戰術。 1906年，總督府調集數千軍隊進攻大豹社，激戰數日，泰雅族人不敵日軍的優勢武力，頭目瓦旦·燮促被迫率領族人遷離家園，退往角板山現今桃園復興區境內。1909年，頭目瓦旦·燮促為保族人命脈，忍辱向日本殖民政府投降，並以長子樂信·瓦旦為人質，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長子接受現代教育。大豹社的祖居地被日軍攻下後，殖民當局將其中部份土地交給「三井合名會社」，蓋了當時東亞第一大茶廠「大豹茶廠」，粗煉紅茶後送到現今台北市的「三井倉庫」精煉出口，日本昭和時期的太子行館也建立於此地。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這些大豹社的土地，拒絕返還給大豹社的族人，卻交給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屬下的「台灣農林公司」，後來轉給私有的「海山樂園」，再轉給私有的「逍遙遊森林樂園」，然後又更名為現在的「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當年泰雅族大豹社族人以鮮血捍衛的祖居地，現在成為財團的私有財產，贓物被漂白了，還漂白了五次。我請教前行政院長林全及相關官員，大豹社族人被侵佔的土地至今並未歸還他們，算不算轉型正義應該處理的問題，他們無以回答。還有，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紀念「攻打大豹社而死傷的日本軍警」，設置了一座「大豹忠魂碑」。我請教林全院長，「大豹忠魂碑」聽起來是不是怪怪的？如果，為掠奪資源以武力血洗大豹社的日本軍警是「忠魂」，那浴血捍衛土地的的大豹社戰士豈不變成「奸匪」？台灣，到處充斥著這種荒誕怪異的現象。我當時說：「今天，本席要探討的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轉型正義』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執政團隊是站在殖民者的位置？還是站在被殖民者的位置？轉型正義不能淪為「轉盤正義」，不能只有輪盤轉到你家的才是正義。」我的質詢影片上了我的網站以後，無數人點閱，許多人按讚，都認為我的學問很好，其實我愧不敢當，這一切都是我跟許教授、傅教授請教、討論以後，以簡明的方式歸納出來的。我的另一次質詢也非常轟動，當時黃煌雄先生被提名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我一向尊敬黃煌雄先生，表達支持提名，但我希望他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我首先在原則上反對民進黨的「促轉條例」，那一條例在立法院審查過程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我始終堅持，日據時期殖民統治政權的不法行為與結果應納入促轉條例的範圍。我對黃先生說：「您對台灣史有深入的研究，應該也清楚原住民族土地被日本軍警武力掠奪的歷史過程，但是，在執政黨的多數暴力下，原住民族在日據時期所遭受的不公不義對待，被排除在法外了。本席只能說：政黨輪替，政權轉型，但不正義仍持續中⋯。」我接著說，「促轉條例」第一款指明，其適用時間為「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時期」。我提醒黃先生，自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10月25日止，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權的有效威權統治中，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國民政府才從日本殖民政權手中接收台灣。所以，就威權統治時期的時間定義，「促轉條例」當然應該包括日本殖民政權的最後一段威權統治時期。然後我舉出一個很具體的案例：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8月19日即著手印製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千元券與百元券），並於9月9日用飛機運到台灣，發給日籍軍警公務員搜購糧食物資運回日本，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加印一億台灣銀行券搜購糧食物資造成物價飛漲，也成為爆發228事件的重要經濟因素。日本殖民政權以武力掠奪台灣資源，宣布投降後趁接收前又以白紙印鈔票掠奪台灣物資，不管武力掠奪或白紙印鈔票掠奪，都沒有因為日皇的宣布投降而失去「有效的威權統治」。這一次質詢的錄影，點閱人數甚到超過上一次，大家都沒想到，我竟然可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至10月25日陳儀接收這一段空檔，找出日本殖民統治最後這一段的重大惡跡，因此對我刮目相看。我也必須坦白承認，沒有許介鱗教授的指導，我不可能有這些具歷史意義的質詢。上面所說的這兩件事，都是我特別找時間去請教許教授的。有時候我們沒有目的的聊天，許教授常常會很感嘆。他說，從來殖民者都是受到被殖民者嚴厲批判的，不管他們在殖民地有什麼建設，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並不是要為當地的人民謀福利。但我們台灣的台獨派卻是世界上少見的例外，他們根本忘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做了多少壞事，只記得日本在台灣做的每一件「好事」。譬如，他們只知道日本在阿里山建了一條小鐵路，卻忘了說，這是為了把阿里山上的神木群砍下來，運到日本去。他們說，日本對台灣的現代化貢獻非常巨大，卻不記得日本統治台灣的前二十年，屠殺抗日的台灣人約達四十萬人。有一次許教授很感慨的說，台獨派完全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日本的帝國主義是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模仿。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才成為十九世紀那種充滿了暴力、獨佔市場與資源的帝國主義。日本模仿這種帝國主義時，卻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花了四百年才達到的「成就」。日本沒有長期的累積，本身的自然資源又極為欠缺，所以它的暴力和殘酷遠遠超過西方的帝國主義。許教授特別跟我舉了兩個例子。日本人大力倡導「大東亞共榮圈」，說他們進入東南亞，是為了幫東南亞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控制，讓東南亞國家獨立，其實這完全是謊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東南亞地區資源的刼奪，其貪婪程度令人震驚。美國有兩位西格雷夫（Sterling &Peggy Seagrave），費時 18 年調查研究，寫成《黃金武士》（Gold Warriors）一書，估計日本在南洋掠奪的金塊，總重量約 14 萬 1000 噸。因為海路已被美國控制，只好就近運到菲律賓埋藏，共有 175 個地點。埋藏後將所有的工人（菲律賓人及華人）及工程師（日本人）分梯次全部炸死於洞窟中。日本武士急著想要建立大帝國，不惜當搶刼黃金的武士，這就是日本帝國貪婪本質的來源。到現在，還沒有人仔細統計過，日本在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總共搶刼了多少物資、文化寶藏和黃金。許教授又舉例說，二戰期間，法國很快就被德國打敗，向德國投降，日本趁火打刼，派兵強佔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缺糧食，就從越南搶刼，造成越南人前後餓死兩百萬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稻米欠收，產量只有戰前的一半，日本農林當局算出，日本可能餓死一百萬人。於是日本印製了大量紙鈔，到台灣大量收刮米糧，台灣因此缺糧，又造成通貨膨脹，這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這些都可以看出，日本帝國的殘暴性。這樣惡貫滿盈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獨派眼中，卻是仁慈而照顧台灣人民的，他們的心肝不知道生在哪裡？講到這裡，許教授感慨萬千，長長吐了一口氣，突然對我說，「吉娃斯啊，台灣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天理了，我對你寄望甚深，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許教授專研日本近代史，二戰後日本寫的回憶錄他都讀過，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李登輝當政之初尊他為國師，常向他請益。但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後，他立即堅決不再跟他往來。許教授不但博學多聞，而且極富正義感。他近年來身體不好，行動、寫作都很不方便，但仍然下定決心把這本書寫完，可見他的使命感之強。作為他的學生，我把我十幾年來受教的一些淺薄的心得寫出來，除了表達祝賀，主要還是要說出我對他的感激之情。因為他的教導，我的從政之路才能越走越穩定，並且知道，還有很多重大的責任需要我去完成，我會加倍的努力，希望不辜負他對我的期待。編按：高金素梅委員在文中說，1945年9月9日尚未將統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之前，總督府從日本運了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而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這兩個數字，許介鱗教授在書中說是6 億日圓和14 億 3319 萬日圓，兩者並沒有矛盾，因為當時台灣銀行券的一元等於日幣6圓。

6 人回報・2 則回應・3 年前

這個中國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作為一名中國人，會講33種漢語方言，以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古希臘等多國語言。他曾先後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密执安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美國各大名校；回到清華後的他，又教授：數學、物理、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西洋音樂欣賞、心理學等課程。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音樂家......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是中國百年，都難再遇的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他就是趙元任 1892年11月3日，趙元任在天津出生了，剛一落地，還沒來得及哭上幾聲，他就差點被當做女孩紮了耳朵眼兒，原來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前請了算命的，算命的說肯定生的是個女孩，於是他的父母提前備好了針，就等着他出生。他的母親擅長詩詞及崑曲，他的父親中過舉人，擅長吹笛，被稱為 “晚清公子”。書香門第出才子，他從小就“異於常人”，對各種社會和自然現象充滿好奇，喜歡觀察、比較、琢磨背後的規律，還愛跟保姆、親戚、同學學各種方言，曾經他祖父從常州請來，一位姓陸的先生教他唸書，用的是地道的常州音。於是他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他的聽覺特別靈敏，能在短時間內，就學會一種方言，此後終生不忘。 9歲時，他的祖父病逝，他隨着全家回到了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讀書。他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裡學會了福州話。一般人語言能力最厲害的時候，就是幼兒時期，學什麼都快，一旦年齡增長就沒那麼容易了。但是他的語言能力，從小到大都一直處於巔峰無敵的狀態。 1907年，15歲的他已會講8種方言，那時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班，當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個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從這3位同學那兒，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和同學們在同一桌就餐，這些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一頓飯下來，他就用八種方言，跟同學們挨個兒交流！那時的他就把學習當做趣味，因而產生了純粹的求知慾。上學對他來說，不是一件“苦差事”，反而是一項令人身心愉悅的探索之旅。用他的話說：“最緊要好玩。那時3年預科還沒讀完，他就報考了清華的留學官費生，考試前還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他名列第二，比同批考取的胡適、竺可楨等人，都要靠前許多（胡適第55名）自然地，他就和胡適等人，一同坐船奔赴去了美國，從此，他和胡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到了美國後，進入了康奈爾大學。可是究競選擇什麼專業讓他很頭疼。老師瞭解到他語言天賦極高，推薦他選擇語言專業。而他卻選擇主修了數學，還選修了物理學、哲學、邏輯學、音樂…… 完全和語言不沾邊。作為一個中國留學生，他在該校的數學成績，獲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8分，保持了多年來，康奈爾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1914年，他順理成章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到了大學四年級，教授告知他，他同時具備申請數學，和哲學研究生獎學金的水平，結果從數學系畢業的他，又改行成為了康奈爾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他能在文理兩科之間隨便轉換，最終玩成了大師！胡適對他極為欣賞： “每與人平（評）論留美人物，輒常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 而趙元任和胡適共同的朋友，韋蓮司則說：“趙元任無論在任何困境，都不會令人覺得他可憐，因為他能隨時以嬉戲的心態，從中獲得樂趣。” 留學期間的他還和周仁、秉志等人，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了科學社（後改名為中國科學社）他們認為祖國之所以孱弱，莫過於科學不發達，並出版《科學》月刊，旨在“提倡科學，宣揚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 後來他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及其科學雜誌為模版，創辦了中國的《科學》雜誌。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在1915年，還給他們的科學社，發來了親筆簽名的祝賀信。 23歲時，他又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選修語言學和音樂。 1918年，又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用圓規畫出哲學思想的半徑，用數學公式算出吉他的音準，用各國語言學習相對論。這就是他當時的生活寫照，同學們知道後，只能佩服不已！他真是無所不能，以至於他完成學業後，康奈爾大學給他這位哲學博士，提供的教職竟是“物理學講師”！雖然他什麼都玩，但是唯一沒玩過的，就是愛情。 1920年，他決意回國，目的之一就是要回老家退婚。 14歲那年，他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很傷心，不願意婚姻就這樣被安排。這一次回國，他終於退了這門婚事，拒絶的理由是“女方大兩歲”。而不久後，他就去追求比他大三歲、性格迥異的楊步偉了…… 這段婚姻可謂相當傳奇！楊步偉出生於南京望族，祖父是鼎鼎大名的，中國佛教協會創始人楊仁山，而她是首位留日的醫學女博士。正如她不凡的名字一樣，趙元任被她的“大丈夫”氣質所折服，他認定楊步偉就是意中人兒。 “我脾氣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橫，我比你更橫；你講理，我就比你更講理。” 這句可以做QQ簽名的話，就是出自她口，這樣的宣言，在當時可是相當地驚世駭俗啊！同年，趙元任開始在清華工作，教授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演講，他擔任羅素及其女友竇拉•勃拉克的翻譯，間或也為約翰•杜威翻譯。羅素的演講比杜威的難得多，內容涉及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和教育，相當廣泛，多少精通英語的才子，都無法勝任這樣的翻譯工作。而他卻遊刃有餘，甚至連羅素的笑話，都能翻譯得不走樣。而且每到一個地方，他甚至都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在杭州演講時，他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去長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學會了長沙話，等到了長沙，就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演講結束後，還有長沙人跑去找他攀老鄉。他給羅素做翻譯時，總拉上楊步偉。一天，他約她一起吃飯，一見到楊步偉，就兩眼放愛心，把工作的事情忘到了火星上。猛然間一回神，不對勁，還有正事要做！便飛快地趕回了課堂。這時的羅素一人在台上呆看著，沒法開口，惹得全體哄堂大笑，看到趙元任竟然拉著，一個女子回到教室裡。羅素自然明白為什麼他會遲到。只好低聲跟他抱怨：“壞人，壞人！” 為羅素當翻譯任務繁重，他乾脆就與羅素一起住。結果，演講途中羅素忽然病倒了，需要靜養，他也就忙中偷閒，翻譯童話《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一不小心就成了一部經典。在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的中國女孩們，都搶着用“阿麗絲”做英文名。一邊當教授，一邊當羅素的翻譯，還要談戀愛，靈感來了再創作幾首小曲，竟然還能翻譯出一部經典，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麼多時間。 1921年6月1日，他和楊步偉步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一起到公園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再電請胡適和朱征到新家吃飯。胡、朱到後，完全不明就裡，知道他們就是那天結的婚。晚飯後，趙元任拿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兩位做證人簽字，這就算正式完婚了。吃完飯後，胡適一出門，就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晨報》。這一新式婚禮，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趙元任碰到楊步偉，可謂是兩個高級玩家湊在了一起，整個世界在他們眼裡都是場遊戲。兩人新婚後，趙元任要去美國，在哈佛哲學系做講師，開設哲學和中國語言兩門課程。他們乘船去美國的途中，十分無聊，便決定下圍棋解悶。因船上沒有棋子，他們就向船伕要了兩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麥子，可以分黑白二色，當棋子用。看來天性好玩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找得到樂趣。而一個嘻嘻哈哈的爹、一個大大咧咧的媽，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女兒。並且四個女兒全部名校畢業，成了教授：大女兒趙如蘭，拉德克利夫學院中國音樂博士，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二女兒趙新那，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系，後成為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授；三女兒趙來思，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研究所，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出版過包括兒童讀物在內的23本書；四女兒趙小中，畢業於康奈爾大學，主修物理，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而三個女婿也是教授（四女離異）：大女婿卞學鐄是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二女婿黃培雲是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女婿波岡維作是華盛頓大學教授。趙元任自己在玩中學成了大家，教育孩子自然也嘻嘻哈哈，他經常和女兒們打鬧玩耍，還會根據遊戲場景隨口編歌、譜曲，邊唱邊鬧。他為女兒們寫了很多歌，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音樂作品。除了音樂，他還每晚都給女兒讀英文小說，一天一段。對此，朋友韋蓮司總結說：“說到孩子，我總覺得世間，最忽略的資源就是嬉戲，要能夠在社會上撐得住，沒有比嬉戲更重要了。不是指聲色犬馬，或神經兮兮的尋樂，而是真正輕鬆忘我地，讓想像力奔馳，表現自己另外的一面。”快樂父母勝於模範父母，你是誰你的孩子就是誰。所以，趙家“一門四鳳”絶不是偶然，而是教育的成果。而他雖是大學問家，卻和他的好朋友胡適一樣，都是出了名地怕老婆。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有一次胡適直接問楊步偉，平時在家裡誰說了算？她很謙虛地說：“我在小家庭裡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 但馬上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啊！在美國待了四年後，趙元任還是最終決定回清華，要幫助祖國去培養優秀人才。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看到他的簡歷後，二話不說，就給他安排了：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光聽到這些課程名，很多人一定已經頭疼到不行了，而他卻能隨時切換大腦模式。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後來他四處亂跑：當了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耶魯大學訪問教授、還編了《漢英大辭典》、被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又去密执安大學當了語言學教授。 55歲的時候，終於跑不動了，就一直留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當語言學教授。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他說：“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他很早就彰顯過許多過人的絶活。他的絶活之一，就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從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由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遍及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他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當地名勝和土貨特產。一口氣能說上近一小時，聽者無不捧腹不止。他最“好玩兒”的演講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發音朗讀，並錄下音來，等到把這段錄音再倒過來放時，聽眾聽到的是純正的英語發音，這足以讓人目瞪口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他是自己的老鄉。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雖然他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但是也沒有放棄其他的愛好，比如說：音樂。他精通多種樂器，畢生與鋼琴為伴。一生創作過百餘件音樂作品，包括聲樂和器樂。而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學的先驅，他留下了許多流傳至今的歌曲。 1926年創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寶庫中，一首經典的藝術歌曲。他也是近現代身體力行、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吟誦第一人，對中國傳統吟誦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盛讚他：“替我國音樂界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並說：“趙先生的這本歌集出世之後，教我們不能不稱呼他‘中國的舒伯特’。” 他常隨手取身邊的小東西作樂器。一次，趙家宴客，飯罷，他拿起一根筷子，敲擊盤子和碗，分別敲出do、re、mi、fa、so…的音來，可敲來敲去，就是差一個音敲不出，後來抬頭看見玻璃燈罩，靈機一動，取下來敲了一下，正好補上了這個缺的音，大家全樂了。以後每逢家宴，他就給大家表演這一手。 1945年，抗戰勝利，身在美國的趙元任一家，從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二戰結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們開始做回國的準備。但是，1946年夏，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發電報催趙元任從美國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個請求把趙元任給嚇着了，趙元任回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不僅南京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在這期間，都先後找他當校長。他一再推辭無效，便不敢回國了。他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他是個純粹的學者，安身立命之所是學問，而不是官職。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適合當校長，也害怕繁雜的行政事。愛玩的趙元任夫婦，不願意被官職束縛，也不喜歡長居一地，不光做好學問，遊山玩水，賞星看月，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光黃山，他們就去了好幾次，歐美大陸，也漫遊了四次。楊步偉八十歲的時候，夫妻倆還駕車去歐洲遊玩呢。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趙元任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嫻熟。僅僅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人們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語言學家王力評價他：“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 美國語言學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趙先生永遠不會錯”。語言學家陳原說： “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摯愛已去，他對人間便再無眷戀，次年2月24日，趙元任就追隨夫人楊步偉，也離開了人世間，飛往天國尋日思夜想的她去了，天生快活之人，就連離去也是瀟灑俐落，而這一天，竟是二十年前胡適辭世的日子。趙元任一生會講33種方言，會說英、法、德、日、俄、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他自己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 他曾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好玩兒，僅僅三個字，背後卻藏着說不完的深意。專注喜歡的東西，並且能不斷為之探索的人就是強者。有興趣沒才能的堅持是孤擲痴迷，有興趣有才能的堅持是天賜使命。而趙元任就是後者，他窮極一生，快活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活得無牽無掛，不悔不恨，最終因“好玩兒”三個字，顛覆了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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