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群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閱讀。 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群體的新挑戰，並直言： 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群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 例一). 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 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 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 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 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 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 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 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 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 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 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 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 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 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 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 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 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 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文成的頭骨。 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 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 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 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 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 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 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 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 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 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 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 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 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 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 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 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 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2018年最感人的一個真實故事（薦讀） 國學與智慧文化 10月10日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