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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們 他是葛如鈞
他把台灣新創業的
產業補貼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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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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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欽泰,把「桃花源」從遁世變現世(上) 沈珮君 文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路先鋒 雖然歷史沒有what if,但是從頭覆按時,關鍵時刻若作出不同決定……?細思極恐。 「如果沒有台積電,2026年以後,所有的自動駕駛都會不見。」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今春台大EMBA演講時,描述一個不能想像的世界。何僅自動駕駛會不見,蘋果手機升級也沒辦法那麼快,AI可能仍只存在科幻電影裡。 「如果沒有台積電……」,人類文明史會改寫。 台積電現在似乎等同「張忠謀」三個字。他說,他建立台積電,充滿酸甜苦辣。他的酸甜苦辣中沒有多所著墨或者他不盡知道的是,當他還在美國「德儀」為自己墜落的職涯力挽狂瀾時,貧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憑藉海內外幾個人的毅力,以莫名的信心,克盡萬難說服立委、建立工研院體制、擠出鉅款,派出四十多位工研院同仁去美國半導體大廠RCA付費學習(不是川普說的「偷」),1976年起連續三年,每年付給RCA一百萬美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群平均二十八歲的台灣工程師,回來試產,良率就超過美國師父,RCA驚訝之餘,想把這座台灣第一家半導體示範工廠買下。 當年如果賣了,後來就沒有聯電、台積電及一連串科技大廠,這些如地殼運動一般一個一個拱起、聳立、綿延的護國山脈了。 RCA想把工研院第一座示範工廠買下,並聘用全數員工,這是很好的條件,也是對台灣才剛踏入半導體的成績很大的肯定。工研院時任院長方賢齊在工研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時回憶此事,坦言「當時很多人很心動」。怎能不心動呢?七、八○年代,台灣面對聯合國、美、日、韓接二連三的背棄,如翻騰在巨浪的孤舟,當時很多人千方百計移民,第一目標就是美國──流著奶與蜜的夢土。何況台灣這座官方出資的工廠,只是「示範」,還常遭杯葛,充滿不確定性,若見好就賣給美資,豈不甚好? 但是,這第一座半導體廠的第一位廠長史欽泰卻有不同看法。他一向溫良恭儉讓,那天卻罕見地以沉重語氣告訴方賢齊:「如果把這座廠賣給美國人,我當年回台灣貢獻國家IC(積體電路)計畫的意義就沒有了,我會辭職。」他明確表示不會跟著工廠轉移到RCA旗下去。 方賢齊很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當頭棒喝」。是啊,我們所為何來?只是要做一家工廠賣掉?還是要為台灣發展產業、提升台灣電子業?政府派人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初衷是什麼? 史欽泰孤臣孽子的心情,敲醒了正作著「美」夢的人。 史欽泰,台糖子弟,高雄茄萣漁村之子,在美國普林斯頓以全額獎學金拿到博士學位後,在聖地牙哥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是,「我一心一意要回台灣」。他必須回來,因為他要直面自己的土地、回答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1969年他赴美留學,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1972年美國將二戰後占領的「琉球群島」(含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掀起華人憤怒。普林斯頓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行動委員會」,聲量很大,是保釣大本營之一。史欽泰雖未直接參加,但在同學聚會中,不斷聽到保釣運動的消息,群情沸騰,而他相對沉默:「我從小個性就不會很強烈,沒有情緒。我碰到問題不會著急,不會生氣,我只是想:應該怎麼解決?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從此,「我能為台灣做什麼?」成為他一生的功課。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史欽泰出生在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當年年底,世界第一個電晶體誕生,而台灣的戰後嬰兒潮正才一個個呱呱墜地,赤腳長大。 史欽泰生長在漁村、蔗田,曾與阿嬤住在茄萣海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一下雨,家家戶戶土糊的地都是黏黏的泥水。他小學三年級搬去父母住的台糖農場宿舍,上學必須搭乘台車,一搖一晃離開遼闊的蔗田,再走路到學校。 他台南一中畢業後,保送台大電機,北上租了一間兩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每天三餐最多十元,從未感匱乏。 畢業退伍,赴美深造。出國的那一年,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而史欽泰才第一次搭飛機。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正是晚上,燈火燦爛,他用shock(震撼)形容自己受到的衝擊:「美國怎麼這麼亮?」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我的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當時台灣街燈不多,昏昏滅滅,連電扇也才普及不久。 史欽泰從未覺得自己貧窮,但踏上他鄉的第一步,他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落後太遠了。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他本來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他跟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潘文淵先生面談、討教。潘文淵是RCA研發主管,1974年被政府請回評估如何提升台灣電子業,他建議我們發展積體電路,並閉門在圓山飯店十天,替台灣擬出「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早上十一點交給經濟部長孫運璿,下午兩點就通過了,孫運璿並保證負責籌措一千萬美元經費。 ▋「三不」之約 一個多月之後,就在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知名的「電子所」前身),這是後來驅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的強勁引擎。 又過一個多月,孫運璿飛到美東,叩開潘文淵家大門,懇託他為台灣組成一個「科技顧問團」。潘⽂淵立刻請來在美七位華⼈專家,到家裡與孫運璿晤談,當天 ,台灣半導體史上居功厥偉的「技術顧問委員會」(TAC,Technical Advisory Council)就非正式地正式成立了。這真是超級效率。 這些科技顧問每周六到潘府聚會討論獻策,潘文淵並為大家擬定「三不」之約: 一,不拿台灣政府一毛錢。參加此事,是為國家,不是為錢。(潘文淵更決絕,從台灣決定派人去RCA學習之後,他即提早兩年自RCA退休以避嫌,潘夫人也辭去美國教職,伴他頻頻來回美台,她說「成全他的愛國心」。潘文淵即使退休後也未拿台灣一毛薪水。) 二,不能占用上班時間。大家必須用個人時間為台灣奉獻。所以,周末開會。 三,不能洩漏在職公司的機密。 這群科技顧問的「三不」原則,大公無私,讓自己既做母國義工,也未背叛美國雇主,忠義兩全。數十年來「三不」一以貫之,連在第二年才加入的重量級半導體專家、中研院院士虞華年去年九十歲回憶此事時,對「三不」仍然倒背如流,尤其強調:「你不能為錢而來。」 史欽泰是TAC在美面試的學人,他聽了潘文淵建議,先在美國工作汲取經驗,一年多後,知道台灣的IC計畫已確定,立刻辭職返台,連老家都沒回,直接進入工研院。 ▋不進企業,留守工研院 史欽泰是第一波赴美RCA學習的十九人之一,他是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只有他有留美經驗,會開車),同行的還有曾繁城、曹興誠、劉英達、陳碧灣、倪其良、戴寶通等人,這群不到三十歲的小伙子,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將成為未來台灣半導體界明星,而台灣從此將成為世界半導體界的喜馬拉雅山。史欽泰當然也沒想到他後來在電子所長任內、親手衍生出去的台積電,將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的聖母峰,他國可望不可及。 工研院是孵育半導體業的溫床,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養成地,它鄰近清華大學,大樹林立,現代化建築錯落其間,儼若一座大學城。當年這附近都是稻田,根據工研院二十五周年「回首來時路」的訪談,第一任副院長顧光復回憶他和經濟部次長張光世一起到新竹尋找工研院用地的時候,「走的是狹窄坎坷的田間小路,張光世還摔了一跤」。與史欽泰先後回台報到的同學章青駒在電子所成立三十周年受訪時,回憶對工研院第一印象,也恍若隔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新竹,走過一些從美國標準看來破破爛爛的建築,見了兩位穿著隨便的人事人員,這在當時讓我詫異極了。」 不僅地方破,薪水也爛。史欽泰生動地形容:「我在美國繳的稅,比工研院薪水還多。」他回台那年薪水一萬四,這已是相對高薪,一般教授才八千元。 史欽泰所為何來? 曾做過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在自傳中對工研院頗有一些「責之切」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工研院的人只想做「研究人」,不想做「工業人」。 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在工研院堅守二十七年的元老「老史」。史欽泰堅持不進企業,他以自己個性不適合為由,頑固地留守工研院,收入遠遠不如科技公司。 這是他的選擇。 「我不是只要做一家『企業』,我想做一個『產業』,我要做一個『生態系』。」史欽泰相信:「這才能確保國家獲利。」他認為台灣不僅要建立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都應該要升級,他的夢想只能在工研院完成。 「半導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系」,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世界先進這些有上下游關係的上市半導體公司,都是先後自工研院衍生出去的,史欽泰是創建人、督導人、催生人。還有更多與工研院直接間接相關的公司。 他也帶領工研院著力個人電腦,電子、電信、通訊、航太、生醫。他興趣廣泛,喜歡跨領域,峰峰相連。而每次技術成熟、商機出來、民間搶入時,他就帶領工研院退出,他的名言是:「創新不易,策略性退出更難」,但唯有策略性退出,台灣中小企業才能一個個蹦出來,而工研院可把資源再投入新領域。 史欽泰是工研院年紀最輕、任職最久的院長,他在此落實夢想中的「科技桃花源」。 「桃花源不應該是遁世的,應該是現世的」,他不僅帶領同仁深耕研發,他還吸引外界有志之士進來,讓他們利用工研院的資源、光環,更快地實現科技理想。 「工研院沒有圍牆」,這個桃花源不會讓你找不到入口,史欽泰擔任院長時,建了開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中心,史欽泰希望「這就是各種領域人才可以相遇、碰撞的平台,讓交流和火花自然產生」。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奠基者 人,有進有出。工研院成立五十年來,員工轉戰民間科技大廠的,至少兩萬人,「小魚進了大池塘立刻變大魚」,其中有一百多人出任科技大公司CEO或高階管理人員。此外,自1996年工研院育成中心成立以來,共有478家廠商進駐,其中三十一家在離開育成中心後成功進駐竹科、三十三家成功上市或上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史欽泰在院長任內,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的角色就是:「成就廠商,幫助廠商成為明日之星。」 無名,無利,無我,有人因此認為工研院是「悲劇英雄」。對史欽泰來說,「無私」、「利他」是明確的自我定位。 史欽泰自美回台更新身分證時,工研院因是財團法人,戶政事務所在他的職業欄寫著「社會服務」,他覺得對極了:「是呀,工研院就是社會服務。」他很高興自己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史欽泰堅守在工研院「社會服務」,全力貢獻科技業,沒有分到一張股票,甚至為了避嫌,在職期間也要求太太絕不能買股票,「因為我太了解這些產業,這有利益衝突」。他認為「錢夠用就好」。 他很富足,他擁有的最大「紅利」是:台灣半導體成為一個生態系完整的產業,台灣電子業從一般裝配升級到多項世界第一第二,這是台灣真正的用實力走出去。有什麼能比夢想實現更富足?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說,全球有兩個研究機構,世界應該重視:一個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ITRI,即工研院。 這應該是對工研院最大的肯定了。 史欽泰充滿感恩:「我的一輩子就是跟著台灣半導體業一起發展。」他說得太客氣了,他的主管胡定華,也是開創台灣半導體業的元老功臣,曾經讚美史欽泰:「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史欽泰是真正帶兵領將、創造契機的人。」 帶兵領將,他不罵人,不摔公文,工研院曾用「柔性革命」來形容史欽泰的領導風格及成就,而他把功勞推給每一位共同奮鬥的人:「我是偷懶的人,喜歡拉著大家一起做。」他認為,「我們的寶島變成閃亮的鑽石,是很多人的貢獻」,不是一個人。 曹操註《孫子兵法》:「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史欽泰印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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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給宋楚瑜的100個理由》 1.他善良,真誠。 2.他認真,清廉。 3.他勇敢,堅持。 4.他心中有國有家,他腦袋有智慧邏輯,他處事有能力魄力執行力。 5.他勤政,愛民。 6. 他能終止藍綠,惡鬥、不要充滿謊言的政府 7.他苦民所苦,親自到災區探訪人民,幫助百姓。 8.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親自處理,做出許多貼心的事。 9.無私奉獻。 10.他每次在電視前面掉淚,都是因為心疼人民。 11.捨己為人 ,懷愛百姓 ,犧牲家庭、生活,只為國家大事。 12.他走遍台灣309個鄉鎮。 13. 他想帶領台灣,超越韓國,重回亞洲四小龍之首! 14.勤勞踏實。 15.不向財團靠攏。 16.不居功,不驕傲。 17.說到作到,值得信賴。 18. 積極做事,勤政愛民,不怕抹黑.只為把事情做好。 19.他知足常樂,無怨無悔,為人民付出,猶如父母般慈愛。 20.他純樸,他謙虛。 21. 宋楚瑜先生的三叉戟計劃,可以讓台灣產業重新煥發活力,而不再只是台灣人自己單打獨鬥。 22.他可以讓人民緊緊抱著他。 23.他上任後會像蔣經國每年除夕在電視機前告訴大家這一年做了什麼事未來的一年要做什麼事,而且用台灣鄉土語言台語、客語重複 24.他跟他的行政院長會到國會報告 25.他教會我們臺灣主權臺灣人自己捍衛。 26.他跟美國多位總統、日本多位首相、俄國、中國、英國領袖都曾經交流過外交歷練豐富 27.他ㄧ身風骨、才德兼備謙虛樂觀、愛民如己。 28.生活簡樸,不揮霍度日。 29.為台灣找出路,積極拓展和平外交不鎖國。 30.蔡英文看重他,請他當總統府資政。 31.柯文哲看重他,請他當台北市政府最高顧問。 32.郭台銘看重他,最近常常跟著他吃豆漿、升旗、上節目。 33. 他有遠見,為台灣的經濟找出路。 34.不慕容利,同期的連X等國民黨大老上大陸當買辦只有他不受誘惑 35.他中庸,直言任內絕不統,不獨。 36.他做事謹慎,思慮縝密。 37.人帥又親民。 38.認真規劃,鼓勵青年創業。 39.只有他還堅持,傳承經國先生的治國理念。 40.三位候選人只有他的歷練最豐富 41.重感情。(如蔣萬安事件) 42.宋楚瑜的兩岸政策最穩健不跪不挑釁,讓人放心。 43.免學貸利息,讓青年安心學習。 44.他用心傾聽每個人的聲音。 45.他總是為百姓著想,替百姓找出路。 46.堅持中華民國,完成三民主義大同之理念。 47.重新國土規劃, 提升台灣經濟力。 48.他照顧每個族群.沒有分別心。 49.產業升級, 幫助企業走出國際,薪資自然能提升。 50.不畏苦,不畏難深入災區。 51.他不怕失敗,就算跌倒了還能爬起來。 52.推動異業異法改變目前一例一休問題 53.人民可以請命伸冤,在他肩上哭泣。 54.他讓無數臺灣人自主團結齊心協力。 55.用乘法跟加法,把西洋、東洋等文化融合,不用減法跟除法互相鬥爭。 56.沒有私利、心中有百姓,永保台灣民主機制。 57.唯一能實踐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領導人。 58.他開放公視、ICRT這種優質頻道 59.他讓無數臺灣人自主團結齊心協力,他不論任內與否,永遠衝在第一線,上山下海,無畏風雨。 60.親力親為,願意實際行動深入民區。 61.無論是否在職,天災一定都會到現場關心百姓。 62.真正會注意到民生問題,做事不做秀。 63.他要提升農魚業.幫助傳統產業發展。 64.只有他把人民的訴求聽進去了!只有他會用最快的速度,解決百姓的困境。 65.他關懷弱勢,幫忙原住民。 66.無職權也心繫人民。 67. 吳秉叡說反對者可以不用支持民進黨(不爽不要投),而宋先生說,我這一票何其珍貴 68.為了我們下一代在努力,走出困境。 69.他不忍百姓生活辛苦,社會造成種族對立,出來救臺灣。 70.推動自主安樂死 71.組成「大聯合政府」,替台灣人民服務,解決目前困難並開創下一代的未來願景。 72.他不媚俗财團。 73.他重視學齡前教育,讓台灣幼苗教育,從根札起。 74.他對外強勢,捍衛臺灣地位;對內溫和,如長者般懷愛子民。 75.他有情有義, 即使部下職涯轉換,也會幫忙尋找出路。 76.他能看見台灣的問題,能拿得出解決方案。 77.他有領導的氣度,以能力德性服人。 78.他不靠財團.永遠跟百姓站在一起為臺灣努力奮鬥。 79.他真,誠,善,堅,忍。是台灣人民的典範。 80.修正《公司法》,推動企業分紅給員工的制度。讓員工的薪資足夠生活,而紅利則可成為員工儲蓄的重要來源。 81.他為台灣的基礎建設打下經濟起飛的基石。 82.積極改善青年就業的品質與數量,消除「青貧一族」的悲劇 。 83.只有他認為勞工是命根子,是要重視,不能輕視。 84.他說過,我們是一個國家,所以,不能妄想靠美日,不要有財團包袱。臺灣自己救!!! 85.修改政府規定,寬待「無薪假」的員工 。 86.他照顧勞工.他說月薪2萬元以下勞工補貼健保跟學費。 87.老婆已過世幾年了,他一想到就流淚,這種有情有義的,男人台灣找不到了。 88.他從來不用抹黑的手段去選舉。 89.他本身就是第二人生的最佳代言人。 90.從他身上看到人生新希望,永不放棄。 91.他反對不合理的勞資關係,比如派遺。 92.使用「集體互保」的概念,設立具主權性質的超級基金,作為老人照顧與相關年金支出救火隊 。 93.他帶著希望與絕對的承諾走入苦難,讓苦難裡的人民得以出離 。 94.鼓勵中高齡人士繼續投入職場或再次就業 ,結合企業募資,成立「長青創業基金」鼓勵銀髮族提案投資,輔導職訓,合作創業。 95.對於無子女及身心障礙子女的老人家,著手研擬「長照及安養信託」 。 96.他對青年最友善,提出青年二桶金、一起育兒政策、社會住宅。 97.提倡向下扎根教育。 98.最有執行力、最有逺見的領導,看見台灣的未來。 99.最會找財源的領導者。 100. 彈性處理外勞聘用,提升本國勞工就業。 拜託大家這次投給一個能勝任的人而不是投給一個會勝選的人! 認同的話幫我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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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ㄧ個台灣生科人的心聲 [永遠不要相信國民黨 永遠不要 永遠!永遠!永遠] 浩鼎案一二審都無罪,誰能還給翁啟惠一個公道? #本月26號浩鼎案二審宣判無罪 · 大家還記得翁啟惠嗎?他是台灣Top1的生化科學家,也是2016年總統大選最無辜的受害者。翁啟惠的研究專長是醣類生化技術,其中包含醣蛋白、醣晶片、醣探針和分子疫苗,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的今日,剛好能派上用場。 · 聽到疫苗有感覺了嗎?以醣蛋白開發出來的疫苗最適合用來對付快速變異的RNA病毒,而武漢肺炎病毒正是RNA病毒。但是翁啟惠的過早殞落讓台灣少了一個天才科學家對付武漢肺炎,我們失去了這個可能性。他的助理對外表示,翁啟惠因為曾經遭到冤屈,他現在都在寫回憶錄,不太想做實驗,幾乎已經放棄科研。 · 2016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捏造浩鼎案攻擊蔡英文,迫害全台灣最頂級的生技人才,導致擔任中研院院長10年的翁啟惠辭職下台,他不但蒙受不白之冤還遭到司法追殺。本月26號,浩鼎案二審宣判無罪,但是翁啟惠的名譽與事業已經毀於一旦。這段冤案重創了台灣的生技產業,誰來還給世間一個公道?國民黨至今仍然沒有對當年的政治鬥爭道歉,這種沒有底線的政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 2016年本來應該是翁啟惠意氣風發的一年。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陳良博告訴大家,原本國際學術界公認2016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應該會頒給翁啟惠。但是因為浩鼎案的關係,翁啟惠受到限制無法接見來台訪問他的諾貝爾獎評審團,評審團也只能另尋他人,翁啟惠才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上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台灣人是李遠哲,這已經是足足30年前的1986年。痛失諾貝爾獎不僅是翁啟惠的損失,也是全台灣人的共同損失,因為科技力就代表國力。 · 翁啟惠是何方神聖?何德何能獲得沃爾夫化學獎又擔任中研院院長長達十年? · 1987年,翁啟惠將其開發的酵素抑制劑,成功技術移轉給製藥公司G. D. Searle及跨國農業生技公司Monsanto(孟山都) 1989年,全球聞名的研究機構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延攬翁啟惠進入該團隊,翁啟惠也開始對「醣類」進行完整而深入的研究 1994年,翁啟惠研發出一套快速篩選新藥的「高速化學平台」,而自行創辦Combichem公司。同年,翁啟惠開發的另一項「醣類合成技術」,也成功移轉給Neose醣類製造公司 1998年,杜邦製藥以2億美元的價格併購翁啟惠的Combichem公司 · ⚠️沃爾夫獎被視為諾貝爾獎的前哨戰,許多得主後來都得到諾貝爾獎。 ⚠️翁啟惠曾在諾貝爾研討會上發表「催化非對稱性合成」的專題演講。 ⚠️翁啟惠發表科研論文超過700篇。 ⚠️翁啟惠個人擁有的專利有100項以上。 ⚠️翁啟惠團隊開發的技術,市價超過2億美元。 · 日本政府為了提振國力,邀請翁啟惠主持日本最頂尖的前瞻科技研究所。因為翁啟惠不願放棄美國SCRIPPS的研究,日本政府特別禮遇翁啟惠可以不用擔任專職,只要擔任兼任的主持人員即可。至於待遇,除了研究經費及研究人員待遇之外,只要到日本工作一天,就以日薪2000美元計,外加一幢有花園的洋房可供隨時居住。 · ⚠️翁啟惠光是待在日本一天,不包含研究人員待遇,每日可領取2000美元報酬。 · 2002年李遠哲邀請翁啟惠回來台灣發展,翁啟惠基於報效國家的念頭,回台成立浩鼎公司。2006年,翁啟惠當選中研院院長。中研院院長的月薪是50萬台幣,翁啟惠只要在日本工作10天就超過待在台灣的薪水,這還不包含其他美國、日本兼職所帶來的收入。不僅如此,翁啟惠為了台灣還把自己的17項專利,醣蛋白、醣晶片、醣探針、分子疫苗等系列專利,🥺#全部無償捐給中研院🥺。 · 結果呢? 🔥為了總統大選,國民黨拼命抹黑台灣Top1的生化專家,完全不顧生技產業的未來🔥 · 😡還有其他頂級科學家受害嗎?😡 中研院院士,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發明人何大一也遭到國民黨的迫害! · 2012年總統大選,馬英九的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偽造文書,指稱蔡英文和何大一都是宇昌案的共犯,邱毅和蔡正元痛罵何大一是敗類、三七仔。 · 何大一聽聞這些指控表示:「如果家鄉台灣不歡迎我們,那我可以退出台灣,到別的國家去實現生技夢想。」據傳何大一在萬夫所指時,崩潰地打給親友在電話中嚎啕大哭,說台灣媒體說的都不是事實。但因為當時正在選舉且國民黨動作頻頻,一切都無法說明清楚,只能等待檢調偵查。 · 2012年7月,何大一投書表示:如果政客們為了政治或一時的選舉之便,連無辜政治圈外人的名聲也可以隨便踐踏,往後誰還願意幫台灣做事?一場宇昌案下來,對台灣沒有好處,其對生技新藥產業及有心參與的海內外菁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知道要多少年才揮得掉,最後受害的還是百姓。 · 2012年8月,特偵組查無不法簽結宇昌案。 2014年7月,何大一回憶此案,感嘆政府殺了自己的小孩。 · 為什麼講到翁啟惠的時候也要提到何大一?不僅是因為兩人都受到國民黨的迫害,更是因為兩人的研究都對武漢肺炎疫情有所幫助,但是台灣已經無法善用他們的才華了。 · 2019年,翁啟惠的研究團隊用「雞蛋」製造流感病毒疫苗,防禦效果較傳統流感疫苗提升三至四倍,即便病毒突變也不怕,這種醣類技術方向正是最適合用來製作經常變異的武漢肺炎RNA病毒疫苗。 · 2020年,何大一的研發團隊從住院重症病患體內分離出9個高療效之抗COVID-19病毒的抗體。何大一表示,該9個抗體能在非常低的濃度下中和病毒,若用來預防感染,只需一劑,就能維持三到六個月;目前首先規劃的是用來治療早期確診病患,即時避免病情惡化,並阻絕擴散傳染。 · 書到用時方恨少,人才在需要時才會體現出價值。台灣失去了這兩位大師,真是情何以堪...情何以堪,真心感到憤怒與悲傷。 · 對不起,翁啟惠教授、何大一教授,台灣人沒有好好保護你們,這是我們的問題,希望這篇文可以稍稍彌補兩位的名譽損失。這個慘痛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敗壞台灣國運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台灣人千萬要記取教訓,人才得來不易啊。😭 · 國民黨還欠兩位大師,欠所有生技人一個道歉與公道。台灣人不是沒有記憶的民族,我們會永遠記住誰是好人,誰是敗壞台灣國運的大惡人,我們走著瞧吧!🔥 · #翁啟惠 #浩鼎案 #何大一 #宇昌案 #武漢肺炎 #生技產業 #總統大選 #蔡英文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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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不是“失去了20年”,而是默默完成產業大轉型! 作者:徐静波 本世紀以來,國內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充斥著諸如:失去的20年、平成廢柴、日本在新經濟領域已落後於中國……之類的聲音,總之不僅不再高看日本,甚至有幾分輕視。 但實際上,在過去十幾年間,日本企業界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一輪產業飛躍: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是,NEC、松下、索尼、佳能、富士,這些昔日如雷貫耳的日本產業巨頭相繼關閉電腦、手機、電視生產線的新聞,卻鮮有人註意到,他們是主動關閉這些夕陽產業,並開始默默培育新的未來增長極。 最近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揚言對韓國半導體和顯示材料出口限制。市場傳言,韓半導體材料耗盡之時或將面臨停工危機! 專家指出,毫不誇張的說,現有的日產氟化氫庫存耗盡之時,或將成為韓國半導體企業的停工之日。 日本這個國家,現在的制造業已經到了哪一個水平?我想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集中講三個內容:第一,日本的制造業如何轉型;第二,日本的制造業如何創新;第三,日本的中小企業如何發展。 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學校安排我們去參觀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廠。進去一看,就像今天這一會場大的生產車間,只有兩名員工。日本的工業自動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經看到了。日本比中國早走了至少20年。 譚建榮院士在剛才演講的中也講到一點:豐田汽車的精細化管理不是自己總結的,是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總結的。為什麽會出現這個情況?道理很簡單,日本人總是低頭做事情,從來沒想到過要去總結經驗、去邀功。這就是“中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個差別。 中國的企業有了小發明、小創造以後,一定要邀功。為什麽?邀了功以後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政策的傾斜、資金的傾斜。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業,有了重大的發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創新,就得悶聲不響的,因為沒有人會表彰你,沒有一家政府機構會給你政策傾斜。 而如果你說了,最終沒有做到完美,那會成為行業的笑柄,有損企業的聲譽。這樣的環境,就導致日本的企業只是兢兢業業老老實實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業有3.5萬家。中國有多少家?據說只有5家。為什麽3.5萬家百年企業可以在日本存續下來?道理很簡單,就是認認真真、兢兢業業的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不盲目地擴大投資。做好本業,是日本企業長久的秘密。 日本企業如何實現產業轉型 日本產業界的轉型是從2011年開始的。日本有一家電氣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麽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電氣公司”。1980年代,中國的四通打印機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們從鉛字印刷開始進入了電子打字的時代。這項技術,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臺電腦的生產廠商、第一顆人造衛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戶戶還在購買電腦的時候,NEC公司突然決定拋棄電腦事業,這震驚了日本社會,因為NEC公司是日本電腦業的鼻祖。結果,誰買下了NEC公司的電腦事業呢?是中國的聯想集團。但是,時間過去了8年,我們發現現在電腦產業已經是夕陽產業。當時NEC要把電腦產業拋棄的時候,賣了一個好價錢。 但是,到後來索尼、東芝、富士通要把電腦產業賣給人家的時候,就沒有人接盤了。NEC拋售電腦,這就是日本制造產業的先見性。NEC公司早就認識到:傳統的電腦最終是要被淘汰的!現在我們來看,聯想買了NEC電腦產業後,業績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NEC公司興起了產業的轉型革命。 那麽,現在NEC公司在幹什麽呢?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系統就是NEC公司研發的。拋棄了電腦產業以後,NEC並沒有扔掉自己的半導體技術,而是繼續研發尖端的半導體技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產業的革命並不是政府引導的,而是企業的一種自我革命,是一種自我創新。 東芝和索尼拋棄電腦事業以後,索尼公司在2018年創下的利潤已經達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電腦產業賣掉,電視機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產業不太多,怎麽會有這麽高的利潤?對了,它不做殼,改做內件(關鍵零部件)了。比如,它的傳感器已經占到全球份額的70%。 東芝公司把白色家電扔了,扔給誰呢?中國的美的公司。把電視機扔了,扔給我們青島的海信。前幾年,中國媒體當中有一種很大的輿論,覺得我們中國把日本最牛的產業買下來了,日本制造業垮掉了。大家想一想,現在你的家裏還看電視嗎?已經不看了。電視機的制造廠商為了把電視機多賣幾臺,先告訴你客廳裏必須有一臺,你自己的房間裏必須有一臺,你孩子的房間也必須有一臺,一個家庭3臺電視機,現在一臺都不看。 日本人早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把它扔掉了。日本認為,包括電視機在內的白色家電已經是一個產業包袱,中韓等一些國家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維持這一產業。把這個產業扔掉,他們是輕裝上陣,再去開拓新的產業。這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新發展理念。 東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機都扔掉了。現在日本還有索尼公司在生產一部分手機,一年大概500萬臺。還有一個京瓷公司,他們自己還在生產一部分手機,因為他們有au移動通信公司,但都是國內使用的。大家想想他們把手機扔掉以後,技術怎麽辦呢?結果它們的零部件大多賣給中國,利潤比自己做手機還好。 華為手機這幾年發展很快,你們要知道華為手機基本上是在日本研發的。任正非先生很聰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產線買下來,而是把人家的頭腦買下來。日本這麽多公司,把手機扔掉以後,有這麽多手機研發人才,他把他們高薪雇傭起來,在橫濱設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機工程師,幫華為研發智能手機。 同時,日本這些公司的手機零部件業提供給華為、OPPO和小米。華為手機研發的這麽好,是因為用日本人、日本技術。所以OPPO也學,也在日本設立了研究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機產業扔掉了,但手機零部件賣給中國後,獲得的利潤仍然很高。 富士通現在在構建物聯網,同時構建一個宇宙的監測系統。這個照片是日本研發的日本版的GPS定位系統。因為日本現在進入到汽車全自動駕駛時代,它的信號不能出現斜折線,必須直線。也就是每時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須有兩顆衛星,這樣才能使信號與汽車做到精準同步,不至於讓全自動駕駛汽車出現1秒鐘的滯後,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這個系統是富士通公司在研發。 再看看佳能。佳能是賣照相機的,但是因為高清鏡頭手機的普及,照相機產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佳能也開始轉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現在在參與研發小型火箭。因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權,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電子與軍工企業,在研發小型火箭發射商業衛星。佳能把東芝的醫療設備公司買下,還開始投身醫療產業。 其實日本轉型最成功的一家企業是富士膠卷。我們年輕的時候拍照片只有兩種膠卷,一個是柯達,一個是富士膠卷。現在柯達死了,富士膠卷還活著。為什麽呢?富士膠卷把它做膠片的膜技術提煉出來,用於生產化妝品。同時,它在研發新藥。也就是說,富士膠卷從一家面臨淘汰的傳統企業成功轉型為高新技術企業,沒有像柯達那樣死掉。 日本企業的自主創新 2018年5月份,李總理去日本訪問,他在北海道參觀了豐田汽車公司,很認真的聽了1個多小時的介紹。豐田有款新能源車叫“未來”,它使用的是氫能源系統。中國現在拼命發展電動汽車,日本企業已經意識到,電動汽車的電池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機電池,過了一年,發現充電困難;二是電池處理過程會產生很大的汙染。豐田汽車公司從1992年開始研發氫能源技術,現在這個氫能源汽車已經銷售了6000輛,年產3000輛。 這個汽車有什麽特點?我去開了一次,這輛汽車充氣3分鐘,可以開650公裏。它跟充汽油一樣便捷,而且價格比汽油便宜。李總理看了以後,他就覺得我們電動汽車政策需要調整。中國現在就開始研究日本的氫能源的未來發展方向。 豐田汽車公司不僅僅是把氫能源裝在汽車上,而是把它開發成移動電源。當地震發生以後,當海嘯來的時候,或者當臺風來襲出現停電時,這輛汽車的氫能源可以接上家裏的電源,保證一戶家庭一個星期的正常電力供應。然後,把氫能源反應裝置搬到大樓裏,可以供這個大樓所有的供電所需。 日本政府現在宣布要進入氫能源社會,家家戶戶只需要安裝小小的氫能源反應裝置,就不再需要電力公司提供電網供電,氫能源反應裝置排放出來的是清水,對環境沒有汙染。氫能源是未來最清潔的能源,也是取之不盡的能源。豐田汽車公司已經宣布完全開放這一技術,造福人類。 大家還要關註軟銀和豐田汽車公司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軟銀這幾年悄悄的幹了一件事,將全世界主要的AI技術公司,以出資或者收購的手段納入自己的旗下。現在的軟銀集團是全世界擁有AI技術最多的一家公司。軟銀控制了這些技術,想幹什麽呢?他去找了豐田汽車公司的社長豐田章男。 大家看到的PPT上的這輛汽車,是今年在美國家電展上展出的豐田概念車。這輛汽車是一個移動平臺,取名叫“E-調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麽角色都行。按照豐田社長的說法,買汽車的時候不是消費,是買了以後才消費。 這輛車是全自動駕駛汽車,早上上班的時候,你通過網約系統把它約上,車自動開到你家門口,把你載上開到上班的地方。過了上班高峰期以後,它把車開到物流公司的倉庫裏去做商品配送。然後,中午去辦公區賣盒飯。到了下午,再去送貨。到了傍晚,通過網約系統,再把你們一個個接上送回家。到了晚上,它裝上啤酒、各種小吃,開到一個熱鬧的街頭,成為一家移動商鋪。這不是一個夢想,它將於2021年全部公開上市。 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很嚴重,如何幫助這些老人?軟銀與豐田汽車公司的構想是,當農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麽辦?沒有子女在身邊,就委派一輛全自動駕駛的“調色板”去接她。車上可以量體溫和血壓,通過遠程問診,基本數據報給醫生以後,到了醫院,該手術的就手術,該吃藥的就吃藥,把基本問題解決在移動過程中。 軟銀公司和豐田公司,第一不缺錢,第二不缺技術,第三不缺智慧,兩家企業巨頭開始打造世界上第一個AI社區。日本的全自動駕駛汽車將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投入使用,出租車和選手村裏的所有巴士都要進入全自動駕駛系統,日本要把東京奧運會開成一個“科技奧運”。這就是日本的科技實力,而這一科技實力在於它的前瞻性,以及為了實現這一前瞻性所默默實施的周全的技術儲備。 日本現在很重視尖端醫學的研究。為什麽日本的諾貝爾獎這幾年會出現井噴現象?因為日本比較重視基礎研究,我們中國比較重視應用研究。馬雲先生把應用研究做得很好,一個技術拿來以後,做成了一家大電商。微信——一個交友信息軟件,被打造成百貨平臺和金融平臺。但是,日本人覺得技術應用雖然需要,但基礎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經費的55%用於基礎研究。 正因為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才會有諾貝爾獎。豐田的氫能源技術從1992年開始研究,到2014年才開始應用。中國哪一家民營企業願意花20多年的時間去研究一項技術?沒有。日本做到了,他們有這個耐心,也願意花這份錢。研發成功之後,還願意向全世界公開這項技術,提供免費利用,做得還很有情懷。 日本現在致力於徹底克服癌癥堡壘。2018年獲諾貝爾獎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義。癌細胞和人體的正常細胞之間相互碰撞以後不會產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細胞無法消滅癌細胞。為什麽會出現這一問題,本庶佑教授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終於發現癌細胞裹了一層蛋白質。他於是再與醫藥公司合作,發明一種藥,可以把這個蛋白質打掉,使健康細胞可以對癌細胞發動進攻,最終把癌細胞消滅掉。 現在這款新藥已經開始出售了。日本2萬多病人使用了這款新藥以後,總有效率達到30%。本庶佑教授自然不滿足,他希望今後人們可以像治療感冒一樣,吃幾片藥、打幾針就可以治愈癌癥。所以,本庶佑教授將自己未來的專利所得和諾貝爾獎獎金拿出來,湊了1000億日元,相當於60億人民幣,設立一個醫學研究基金,最終要攻克癌細胞。我想到了兩個字——“偉大”。 剛才中國商飛的郭博智先生介紹了我們大飛機研發制造情況,我們為中國開始擁有大飛機感到自豪。但是,我們也必須註意到一個事實,一架大飛機,500多萬個零部件,最初在中國只能找到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們C919客機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級供應商。波音787是美國的,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準國產飛機。 為什麽這麽講?我說兩個事實:第一,這個飛機的機體不是用鋁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東麗公司研發的碳纖維,造這個機體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機的翅膀像鯊魚翅膀一樣,是弧形的,鋁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纖維能做出弧形。碳纖維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室內溫度比鋁合金機體的室內溫度降低6度左右。 同時,它的重量比鋁合金的重量減少30%,意味著灌同樣的油,它可以多飛30%的航程。它的機頭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電子系統是松下電器提供的。這就是日本航空工業的現狀。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這一事情,因為日本企業做事不吭聲,不喜歡張揚。 日本如何扶持中小企業 上午在舉行中國前50家制造企業圓桌會議的時候,我就講到,我們中國的制造業如何做精益化、數字化、智能化問題。其實我們的政府和企業也想了許多點子,做的也很努力。我昨天去參觀天津的西門子弗萊德公司,他們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完全可以把企業管好。但是,要做到精細化,要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單靠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要解決好三大問題。 第一大問題,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給制造業創造一個舒適的、通暢的行商環境。你鼓勵企業去搞數字化、智能化。我買機器人的錢哪裏來?沒錢。為什麽沒錢?納的稅太高了。能不能把稅減一點?政府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日本的法人稅已經從30%減到了23%,中小企業的法人稅已經從25%減到了15%。我們中國有沒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絕對有的。因為我們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 第二大問題是資本。一家企業發展需要資本,資本來自什麽地方? 第一,自身的積累; 第二,來自於銀行; 第三,來自於社會,也就是各種基金資本。 中國制造業現在依賴的資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資本,也不是銀行資本,而是社會資本。我們這裏在座的有投資公司的總裁,你們眼睛盯著的是,投下去以後,什麽時候能夠把這家企業做上市,我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中國創新企業有一個綽號,叫“輪企業”,A輪、B輪、C輪投資結束後,企業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號稱估值已經達到了幾百億美元,於是包裝上市,大家分錢。 投資基金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助推企業在初期飛速發展,但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繩子。為什麽這麽說?大家知道,投資基金,跟企業都有對賭協議,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後,過了若幹年,它把資金一抽逃,你怎麽辦?就像火箭發射衛星,上去以後,還沒進入軌道,推動力沒了。所以,許多所謂的創新企業一上市就黃,原因就在這裏。大家是玩錢,而不是做實業。 日本企業有一句經營行話,叫“安全駕駛”,企業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資金的積累,這樣,不管遇到多大的風浪,什麽金融危機、泡沫經濟崩潰,企業都可以支撐3年、4年、5年。然後,我可以用充裕的時間和財力,慢慢的實行轉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產業。特朗普再打壓,我也不會太害怕。 日本銀行協會調查了中小企業,問他們要不要銀行貸款?70%的中小企業告訴銀行一句話,我們不要你的貸款。日本的商業貸款的利率是1.5%。這麽低的利率大家還不要,說明日本企業真的有點錢,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野望! 東京股市從安倍上臺的2012年的8000點,已經上升到22000點。我們必須看到,日本企業這幾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終是默默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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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薦高雄以創新科技,引領全球會議 29歲林大涵,用募資助台灣商品打入國際 被台大退學的他 登《富比世》創業家 林大涵創立貝殼放大,一年來協助的募資案件從製冰盒到火箭都有,各案平均募資金額是台灣總平均的20倍。 林大涵創立貝殼放大,一年來協助的募資案件從製冰盒到火箭都有,各案平均募資金額是台灣總平均的20倍。 過去9年,台灣群募金額暴增200倍,而亞洲第一家專業群募顧問公司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卻早在4年前就用募資助台灣商品打入國際,至今平台上架的案件成功率達90%。 但你可能不知道,這位創辦人曾經愛蹺課、大學肄業、被資遣⋯他如何把逃避釀成的失敗,變成開出新路的養分,在29歲登上《富比世》,甚至被看好是「未來5年、10年可能成為下一個比爾.蓋茲或馬克.佐伯格的人。」一起回顧他的發跡故事。 當時他是一個被退學兩次,被一手參與創立的公司資遣,只有大學肄業證書的29歲男生,林大涵。 他的學經歷,完全符合台灣主流社會對魯蛇(loser,失敗者)的定義,他的故事,卻將顛覆人們對魯蛇的想像。 在被公司開除後的一年,他共同創辦的貝殼放大,為52個募資團隊提供群眾募資顧問服務,數量只占2015年台灣群募案的十分之一,募集金額卻占總額的6成,達到3億5千萬元。從金馬獎得獎電影《灣生回家》、《太陽的孩子》,台灣自製火箭團隊ARRC,到在國際市場一舉取得新台幣6千萬元支持的3D印表機FLUX,都是他們的客戶。 2月25日之後,林大涵又多一個頭銜:亞洲前30位「改變世界資金流動」的青年,與帶著哈佛、史丹佛大學、摩根史丹利、BCG管理顧問,甚至矽谷投資人光環的各國青年,一同入圍。 這是《富比世》(Forbes)雜誌,首次以「改變世界潛力」為標準,在全亞洲選出各領域30位30歲以下的創業家。「(他們是)在未來5年、10年可能成為下一個比爾.蓋茲或馬克.佐伯格的人。」《富比世》亞洲資深網路編輯衛華娜(Rana Wehbe)受訪時說。 林大涵帶來最大的改變,是讓更多台灣新創團隊,快速取得資源、攻向世界。第一年就讓13個台灣廠商在美國募資平台成功達標,包括雷射投影的「空氣滑鼠」、iPhone外接的口袋相簿,都在國外平台募資新台幣數千萬元,連傳統製冰盒廠商,也募得逾千萬元。 林大涵的團隊還翻轉了產業規則,讓做火箭的交通大學教授、想成立品牌的小酪農,募資之後都有資源直接創業,甚至用募資平台找股東、尋求長期贊助。 從魯蛇到可能改變世界的青年,林大涵靠的,是他曾經的一無所有。 迷惘的叛逆少年 教師之子,逃學、泡網咖 故事,從他每天打十小時網咖的高二生活開始。以PR值99(國中基測成績高於99%考生)成績直升台北師大附中的他,高二、高三卻是每天以網咖為家的逃學少年。雙親都是老師,但他以不念書做為宣示主導權的方式。 「那只是逃避,逃避沒想過未來的自己,」林大涵和每個高中生一樣,想過社會認可的律師、政治人物、外交官等選項,但除了漂亮的身分職業,卻不知人生最終理想是什麼?叛逆加上沒方向,愛面子的他以「不盲從」做為理由,在蹺課中度過高中。 最終考上政治大學民族系,他繼續蹺課。大二下,因為成績太爛而被退學。重考進台灣大學圖資系已是22歲的事,他選擇脫離班上的生活,連續參與兩屆台大藝術季舉辦,想從活動找回自己的存在感。但「祭典式的氣氛之後,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是,」跟他同年的人已開始就讀研究所,他則發現自己的青春將過,卻還在原地打轉。一無所有的焦慮讓他開始尋找「漂亮的外殼,去證明自己不讀書,但還是做了什麼。」 一次實習的機會,成了他的浮木。 火力全開的實習生 讓太陽花登外媒,卻遭資遣 辦活動的過程,他被當時的雅虎奇摩公關、後來的玖禾公關創辦人周宜蔓招募,成為實習生,大小事都做、開會也跟著出席。「主管用『同事』介紹我的那一刻,我覺得人生好像有一點趕上進度了。」 沒多久,無名小站創辦人林弘全,邀請林大涵加入FlyingV的初始團隊,籌備網站的成立。「感覺好像中大獎一樣,」他回憶。為了這個等待已久的機會,還是學生的林大涵把自己當全職員工,急著在團隊裡面證明價值。他沒技術、沒學歷、不會設計,一個新手要找到位置很有難度,但他和自己約定:「沒人做過的事、沒人想做的事,就是機會」、「我能做的就只有『一直做』。」 足足5個月,過去碰都不碰原文書的他,把所有英文群眾募資網站、新聞報導全都看過,研究各網站的契約條文,在當時大家對群眾募資還陌生時,遊戲規則就在他的研究中有了雛形。 FlyingV早期提案者、後來的鮮乳坊創辦人龔建嘉表示,當時他有如一張白紙般去找林大涵,林大涵替他設定了文案、影片、贊助者的回饋方案等,5萬元的群眾募資目標簡單完成,「後來任何想做群眾募資,或募資不順利的朋友,我都叫他們去找大涵。」 創立的第一個月,他不花廣告預算讓臉書粉絲團突破萬人,從找募資案源、剪影片、談業務,甚至是實習生制度的建立,林大涵把FlyingV的存在視作自己的存在。即使在第一批核心團隊因與林弘全理念不合而離開,林大涵仍沉浸在開路的刺激感,正逢第30個募資案得到超過350萬元的支持,他相信這條路能走下去,相信自己能完成夢想。 兩年間,他的最高紀錄是手上同時進行十個以上的募資案, 從紀錄片《看見台灣》的募資到太白粉路跑、太陽花學運《紐約時報》廣告六百多萬元的成功,「門檻是自己去做出來的,好像也幫自己的人生設立了標準。」 直到前年6月,當FlyingV因為太陽花《紐時》廣告募資3小時內突破633萬元而聲名大譟,一手打造此案的林大涵,卻接到資遣通知。 被驅離沙場的戰將 悲變喜,海內外聘書找上門… 理由,正是他將FlyingV跟自己畫上等號。同時,常常代表公司出外演講、分享群眾募資經驗的林大涵,也漸漸在外界眼中,成為公司的代表,就連《富比世》的人物介紹,也一度以FlyingV共同創辦人稱他,直到林大涵去函更正。 而當主管只將他定位為產品經理時,這些事情,已經越線。 收到資遣通知的當晚,他繼續代表公司出外演講。「那一刻覺得,人生完了,⋯⋯又被退學了,」林大涵說,當時26歲的他,已經「蒐集」台大、政大兩次退學經驗,再被資遣,大學肄業的他,不知道能去哪裡。 第三次被「退學」,林大涵本來習慣性的要再次「逃避」,離開群眾募資這個戰場。他被資遣的消息一傳出,43份工作邀請傳來,包括年薪人民幣百萬元的對岸邀約,要離開,相當容易。 林大涵自問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想再做群眾募資?還是被「退學」的丟臉,讓他不安? 「對別人負責很簡單,但對自己負責,很難。」他以「人生中第一次認真付出的事」~ 重新找初衷的奮鬥者 從單一網站到向全世界提案… 以2014年前60大募資案為例,他們發現近7成的募資者希望有外包團隊協助規畫執行,再者,7成的募資總額集中在6%的案件,只要他們抓對募資案,即使無法像募資平台網站一年做上數百個募資案,也有機會賺取足夠的顧問費。也因為他們能夠做更深、更完整的服務,台灣群眾募資的規模跟可能,有機會再衝得更高。 但從過去做單一募資網站平台,到帶領提案者到國內外提案的群眾募資顧問,等於從一座港口的經營,到帶領大小船行遍世界的導航系統,挑戰更大、服務成本更高,還必須說服客戶,在被網路平台抽成之外,要再多付一筆給顧問。林大涵憑什麼讓提案者心甘情願「被剝兩層皮」? 認識他5年的提案者台灣吧創辦人謝政豪說:「忠誠」。 「他願意相信6個月、3年之後的事,」謝政豪說,群眾募資往往是一個計畫,甚至是夢想,做為顧問,要如何找出夢想中的問題、計畫背後更大的機會,這是林大涵第一次見面就會點醒提案者的兩件事。「有時候我自己都會想退縮,他會跟你說不行,」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61002&utm_campaign=content&utm_content=bw&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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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仁勳千億身價風光滿滿!64歲親哥低調隱居台北,謝頂駝背逛菜市場,從不蹭弟半分名氣 台北傳統菜市場,每天早上八點準時熱鬧開市。 攤販紛紛擺好攤位,滿街的叫賣聲此起彼落,喧鬧卻充滿市井溫度。 常在這裡出沒的,有一位看似平凡的長者。 頭頂髮量稀疏、背脊微微駝曲,總是獨自站在豆腐攤前,認真和老闆娘殺價、挑選食材。 沒有人知道,這位樸素的老先生,是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的親哥哥——黃仁傑,今年64歲。 早前網路上流出的路人側拍,幾乎沒人認出他的真實身分。 直到2026年5月,一張老川菜館的聚餐畫面曝光,才讓所有人徹底驚訝。 這家開業超過五十年的台北老牌川菜館,沒有華麗裝潢、沒有高端消費。 畫面中黃仁勳坐在桌邊,不斷替家人夾菜,態度隨性低調。 而坐在主位、身穿紅色上衣的微胖長者,就是黃仁傑。 他只比弟弟大一歲,滄桑感卻遠遠超過同齡人。 不僅頭髮幾乎全禿,臉上皺紋也十分深刻,滿是歲月痕跡。 當天黃仁勳才結束海外行程返台,沒有入住飯店,第一時間就直奔這間老餐館和家人聚餐。 桌上僅有砂鍋雞、宮保雞丁等家常料理,人均消費不到八百台幣,全程坐在大廳,沒有包廂、沒有特殊待遇。 鄰桌食客一開始完全沒察覺,後來才發現,這位親力親為幫家人夾菜、毫無架子的男人,是身價千億的科技大佬。 反觀黃仁傑,全程忙前忙後。 主動叫服務人員、催促熱湯、撿起地上掉落的湯匙,動作緩慢卻始終沒停下。 這張照片曝光後,不少人疑惑:弟弟功成名就、財富無數,為什麼哥哥依舊過著樸素平凡的市井生活? 只要了解兩兄弟的成長經歷,就會明白這一切的原因。 1972年,泰國局勢動盪,一家人定居曼谷的生活充滿不穩定。 黃家父親是成大畢業的化學工程師,母親是小學老師,為了替孩子鋪一條穩定出路,做出了一個無比揪心的決定。 他們花光畢生積蓄,買了兩張單程機票,將10歲的黃仁傑、9歲的黃仁勳,獨自送往美國投奔舅舅。 抵達美國後,舅舅自身生活拮據,根本沒有多餘心力好好照顧兩個孩子。 為了省錢,輾轉找到肯塔基州一間收費低廉的寄宿學校。 當時長輩們完全不知情,這並不是一般的求學學校,而是專門收容偏差少年的矯正機構。 校內學生普遍有抽菸、打架、持械等不良行為,環境混亂複雜。 兩個英文生疏、身形瘦小的亞洲孩童,一進校就成為所有人的欺負目標。 被推擠、辱罵、孤立是日常,黃仁勳甚至被分配打掃全校廁所,飽受磨難。 那段黑暗的兩年,年紀稍長的黃仁傑,永遠站在弟弟身前。 替他抵擋所有拳頭與欺負,把好不容易省下的食物、物資全都讓給弟弟。 1974年,父母放下泰國所有事業,移民美國和孩子團聚,全家正式在奧勒岡州定居。 為了維持家計,母親凌晨四點就要起床做學校清潔工。 懂事的黃仁傑,還幫弟弟在當地小餐廳找了洗碗的打工機會。 黃仁勳日後回憶,當年能擁有這份打工機會,對他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機會。 度過最艱苦的時光後,兩兄弟的人生軌道,逐漸走向分歧。 黃仁勳努力跳級求學,16歲考上俄勒岡州立大學電子工程系,後取得史丹佛碩士學位。 歷經AMD、LSI Logic歷練,摸透晶片產業脈絡,在1993年、30歲那年,創立了輝達。 創業初期的輝達財務窘迫,隨時面臨倒閉危機,前路一片未知。 而黃仁傑選擇商科發展,畢業後深耕跨國企業,專攻採購與供應鏈,累積了扎實的專業實力。 在弟弟最艱難的創業初期,他果斷辭掉穩定高薪工作,全力加入輝達。 擔任全球採購與戰略營運副總,將多年積累的供應鏈經驗全數投入,替剛剛起步的輝達,搭建起穩固的供貨體系,撐過最瀕危的草創階段。 當輝達逐漸站穩腳步、在全球顯卡市場打出名氣、前景一片大好之際,黃仁傑卻毫無預警,從高層名單中徹底消失。 他沒有對外解釋離開的原因,業界也沒有相關消息。 只知道他收拾簡單行李,獨自返回台灣,定居台北,徹底淡出科技圈。 回台之後的黃仁傑,從未想過利用弟弟的名氣謀取任何利益。 不創業、不進科技公司、不掛名任何職務,更不藉著「黃仁勳哥哥」的身分蹭資源、做人情。 他把所有時間與心力,都留給了年邁的雙親。 如今黃家父親88歲、母親86歲,身體硬朗的背後,全是黃仁傑數十年如一日的細心照料。 黃仁勳身為全球企業執行長,行程滿檔、滿世界奔走,幾乎沒有時間陪伴長輩。 照顧父母、打理家中大小事的重責,長年以來,全都落在黃仁傑一人肩上。 他的日常簡單到樸實無華。 清晨逛傳統菜市場買菜、在家做飯陪伴雙親、閒暇時和老友公園下棋度日。 面對所有媒體採訪,他一律婉拒,從不主動提及自己和輝達、和黃仁勳的關係。 即便輝達市值一路飆升、站上全球頂尖科技企業行列,他在台北的平淡生活,從來沒有絲毫改變。 曾有記者詢問他對弟弟的看法,他只淡淡說了一句:弟弟太忙,我好好照顧父母,讓他沒有後顧之憂就好。 短短一句話,道盡所有體貼與擔當。 黃家向來低調務實,從不依靠血緣走捷徑。 黃仁勳的兒子畢業後,沒有進入輝達,反而在台北經營八年調酒館;女兒遠赴法國學甜點,歷經精品集團磨練,回公司後也只擔任普通管理職,領取固定薪水。 全家人都在自己的領域踏實努力,不攀附、不炫富。 那晚聚餐結束後,黃仁勳留在餐廳外和粉絲親切合影。 黃仁傑則慢慢攙扶著父母走出餐館,坐上一台普通家用車,消失在台北的夜色裡。 沒有前呼後擁的排場,沒有人認出這位默默付出的長者,而這,正是他最想要的平凡生活。 大起大落的人生裡,有人追名逐利,有人甘於平凡守護家人。 黃仁傑用半生隱居,換來弟弟無後顧之憂的輝煌,這份手足情義真的太珍貴。 你覺得比起轟轟烈烈的成功,這種默默守護、低溫踏實的人生更難得嗎?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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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沒#標題被刪文,故重貼一次,並追加補上Q12物價與最低薪資的關係。 很抱歉因為我的疏忽,以致被刪文造成各位的留言都因此消失,而未能回應所有人。 -- 最近因為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的流言滿天飛,所以我想回應一些常見的謬論。 為了避免影響到各位的獨立思考,我必須先聲明我個人是反對一例一休,並主張周休二日,以及增加勞工休假天數的。 希望大家在讀完本文後,不論你原先支持與否,最終都能在思考後得到和我相同的結論。 以下我將以Q&A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想法。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 我不會用複雜的經濟學術語來搞混大家,或是給出一大堆到處查得到的資料,我只單純地用簡單的邏輯和一點點加減乘除的數學,讓大家可以輕鬆地讀完此文。 --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不需要用複雜的經濟模型,不需要專家學者背書,一例一休的錯誤其實很明顯。 請想像一個未來世界,人們過著舒適便捷的生活的未來世界。 請問你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是什麼? 是機器取代人力,為人類做牛做馬,讓人類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時,每周休三天假,賺的錢不但夠生活開支,還能買房買車跟出國旅遊? 還是人類每天工作12小時,一年不僅沒有休假,賺的錢就連糊口都有困難? 那麼,你再反過來看現在政府的政策,你覺得一例一休跟砍假是朝哪一個方向走? 方向對了,就算慢慢走,遲早都會走到;但方向錯了,就只會走向地獄的深淵。 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人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假期、更高的薪水,但這必須要透過周休二日和增加假日才能得到,一例一休和砍假則是背道而馳,讓大家走向每天做到死的窮忙深淵。 進一步來看,如果我們用更長遠的角度去思考休假少的問題,會發現它和低工資是息息相關的。 簡單地說,兩個勞工若每個人做1.5人份的工作,就代表資方可以少付出一個工作的薪資,也代表多一個人失業。 透過長期加班去扭曲勞資市場供需,會造成勞工的需求下降,而在勞工的供給不變的情況下,人浮於事,勞工的薪資就難以成長。 以台灣1,150萬勞工來說,就算每人僅做1.2人份的工作,也會造成230萬人沒有工作,比台灣總失業人口46萬人還要高。 若按照主計處的平均月薪$45K來算,那就是每個月讓勞工贈送$1,035億(230萬人x$45K)的利潤給資方,相當等於每人每月少領$9,000($1,035億/1,150萬人)的薪水。 這也正是為什麼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薪資20年來負成長,在每天大家都過得很辛苦時,卻總是有土豪買豪宅名車不手軟。 --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台灣的經濟差從來都不是因為勞動成本過高或是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重點在於,台灣一直陷於產業難以升級的狀態。 到底什麼是產業升級? 其實說穿了,就是用科技代替人力去提高產能和品質,再把釋放出來的人力轉作研發跟設計,創造更多更新更進步的產品。 但是大多數的台灣公司體認到的都不是這個,它們眼中的產業升級方式是砍人加工時來衝淨利,所以,台灣企業逐漸衰弱,陷入惡性循環。 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的議題,就是思維模式上的爭鬥。 在這個時代,產業模式已經從勞力密集,轉變為知識密集,意思是,員工的績效不再以工時為依歸,而是著重在於各種創新的想法與方式。 在未來,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基本上可以取代絕大多數生產類和服務類的工作,而人力的價值則取決於創新和發明,或是一些軟性的技能,如領導,行銷,銷售等等。 在知識型經濟的時代,員工不是勞力,而是資產。 一組10人頂尖工程師工作80天的效果,可以抵上一組10人勞工8000天的勞動。 人才的有效使用,會隨著知識經濟的轉型,而發揮科技上的乘數效應。 但問題來了,台灣的老闆心裡想的是,那我如果讓工程師工作800天,不就賺了10倍嗎? 反正肝爆了,過勞死了就再換一批,我有源源不絕的工程師可以用嘛! 可是,並不是每項資產的產值跟耐久度都一樣。 有些神器的可能屬性超高,但一周只有40小時的耐久度;而一些白裝屬性不怎麼樣,但一周卻有80小時的耐久度。 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你把資本當成消耗品,你就會完蛋。 你不可能把神器當白裝用到爛,也不可能把白裝拿來打Boss,這是一定的trade-off。 台灣的老闆想的剛好相反,他們會不斷地逼著神器做久一點,再逼著白裝做神器做的事,結果兩個都被搞到報廢了,再來說台灣沒人才,年輕人吃不得苦,都是爛草莓。 而老闆亂搞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台灣企業最被詬病的三流管理。 給你最優秀的人才,你也能用成廢才,這是領導的無能,不是員工。 於是有機會出走的人才跑了,沒機會只能留在原地的人才被耗損殆盡,神器都發揮不出白裝的屬性。 歸根究底,是台灣的經濟過於封閉,過於保護資方。 老闆可以加班不給薪、過勞不負責、請產假就開除、污染環境只繳小罰款,黑心食品罰錢關幾年就OK,更不用說普遍性地不開發票和逃漏稅。 上一個世代的經營者用過時的思維,不斷地去削弱國家未來的競爭力。 他們在政府的保護傘上,依託著關稅壁壘跟從未被嚴格執行的法令,過著不用競爭就能賺錢的閒適生活,就好像炒房地產一樣,買了放著就可以賺錢,啥都不用做,多好? 要改變現狀,必須要逼迫老闆去改變,所以要把員工該休的假都還給他們。 人力成本增加,會逼只想發懶不動的老闆去思考怎麼用科技去取代人力,就像歐洲一樣,人力貴到爆,所以大量使用機器生產,品質效果產能都提升。 而被閒置的人力被投入在新資源的開發,或被重新釋放到勞動市場,公司反而能減重,提高獲利。 與此同時,勞動市場也會更加競爭,人力必須要進一步地打磨自己,變成更有價值的人才,而不僅僅只是做端盤子這種業務而已。 人力品質的提升,將會增加新創公司的可能,並且讓公司能更輕易取得更優秀的人才,汰換不適任的舊人,變得更有競爭力。 因此,加薪和加假只會促進產業的新陳代謝,將過時和無效率的公司從市場上清出去,而不會讓所有公司都倒光。 相對的,不論是公司或是勞工,都能因此而獲利。 --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那麼,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應該請政府規定每日最低工時是16小時,每年只準放一天假,再將最低工資降為每小時$1,這樣對經濟最好呢? 到底什麼是合理的假日標準? 什麼是合理的工時標準? 什麼是合理的工資標準? 合理這兩個字真的很難定義,也許是周休二日,每日8小時工時,每小時$140工資;也許是周休三日,每日6小時工時,每小時$180工資。 但無論如何,就現有的統計數據及世界先進國家的勞動標準來看,我們至少都應該能判斷,以目前台灣的假日數,工時長度,跟薪資厚度是完全糟到不合理的對吧?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多放假有錯? 事實上,多放假並不會讓經濟變差,公司與勞工之間並不是零和遊戲,勞工爽到了,公司是可以獲益的。 今天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短期看起來好像公司爽到了,勞工虧死了,但長期來講,對整個國家反而是有害無益。 你累到沒力氣動會有空去交友娛樂嗎?所以空虛寂寞覺得冷,一堆社會問題發生! 你累到爆會想去戀愛結婚生小孩嗎?所以生育率低,誰敢生啊? 你累到一身病要不要去看醫生啊?所以健保快掛了! 你累到不想出門那旅遊觀光業有錢賺嗎?所以一沒陸客一堆旅行社跟餐飲業都GG了! 放假是為了促進經濟,只有利用金錢的乘數效應來提高消費,企業才能增加營收。 今天你賺$1,000,但沒時間出門去花,$1,000對國家來講就只是$1,000的GDP。 但如果你把$1,000拿去作按摩,按摩師再把$1,000拿去吃大餐,餐廳老闆再把$1,000拿去買書,這樣$1,000的收入,就能創造出$3,000的乘數效應! 那麼,以台灣人愛存錢的個性,就算有多的錢也就是存銀行,不見得會拿來消費,這樣對經濟也不會有幫助啊! 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儲蓄本身即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 當你把錢存進銀行時,銀行會將錢貸給企業或個人,或者是拿去作一些保守型的貨幣市場投資。 你的房貸,車貸,還有無數企業貸款,都不是憑空生出來,而是儲蓄戶存進去的。 因此只要提升薪資水準,可支配收入上升,即便不拿來直接消費,也會促進經濟發展 總言之,如果政府只能單純地去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產值損失,而不能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那是政府的失職。 --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單純以政院版本來說,它們預估一例一休最多增加476億的人事成本,我們不用複雜的數學 就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來簡化這個問題。 根據104年5月的統計 全台中小企業共有1,380,000家左右,而中小企業的勞工只佔了勞動人口的78%(請參閱中小企業處統計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59&ctNode=689&mp=1)。 $47,600,000,000 x 78% / 1,380,000 / 12 = $2,242,換言之,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一個月平均僅會增加$2,242的成本,看起來其實不太多。 與此同時,統計中的中小企業的累積年收入是$11,803,100,000,000,而$11,803,100,000,000 / 1,380,000 / 12 = $712,748,也就是說平均每間中小企業的月營業額在$712,748左右。 假設這些企業都活得很慘,只有3%的淨利,$712,748 x 3% = $21,382,也就是每個月公司的股東只賺到$21,382,而$2,242 / $21,382 = 10%的淨利。 這樣的計算非常保守,因為多數中小企業主如果每月只賺了$21,382,比最低工資都還不如,那他們應該去超商打工,而不是繼續開公司。 即便在這樣保守的假設下,大多數的公司只是面臨淨利減少的問題,而不是死亡,更不用說多數中小企業有著逃漏稅的陋習,實際淨利最少可往上再加5%... --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這個假設之所以錯誤,是因為當部份企業退出市場後,消費者的需求仍舊存在。 簡單來說,今天如果7-11倒閉了,大家就會到全家,萊爾富,跟OK去買,於是其他三家超商就會開更多店,招聘更多人。 企業退出市場,會為同業空出市場空間,使其得到業務成長的機會,而它們的成長則會反過來創造工作。 要瞭解這樣的機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為什麼人力成本的提高會造成部份公司的倒閉? 今天新政策一公佈,所有企業都增加了20%的人力成本,但公司A輕鬆吃下成本並遊刃有餘,可公司B卻倒了。 這代表公司B本身的結構跟運作效率未能最優化,導致該公司在營運上無法與公司A匹敵。 真正殺死公司B的是它錯誤的結構跟低落的效率,使得它被公司A擊殺,而不是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 假如今天是所有公司都同時死亡,我們才能說人力成本的提高殺死了所有企業。 但所有公司都死了嗎?沒有! 所以公司B不能怪罪政府,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自己打不贏同業。 --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提供工作的不是老闆,而是市場需求。 今天如果每個人都需要手機,就算HTC死了,也會有HTD,HTE,HTF等等來承接市場。 這些新公司同樣會需要人力來開展它們的業務,這也代表新的工作。 因此,清洗掉產業中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對於消費者跟社會會有正面的幫助。 它不僅洗掉了糟糕的公司,也洗掉了能力不佳或不敷使用的員工(因為優秀員工再就業很容易)。 事實上,要提升台灣的整體競爭力,我們必須要先迫使被過度保護的企業主升級自己的公司,加薪加假減工時都只是第一步而已。 透過提高公司的人力成本,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促進產業升級,用機器代替人力。 聽起來似乎有很多工作會消失,也會有很多技能不足的人會因此而失業,這些人可能是因為教育不足,或年紀大難以轉行,但就算不那麼做,當國外的機器人開始進口時,這些人仍舊會被產業所淘汰。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大量地開放外資進入台灣,移除關稅壁壘,將缺乏競爭力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並讓更有效率的公司能提供更廉價的服務和產品,使得物價更便宜,消費力更強。 比方說汽機車,如果我們移除高達40%~100%關稅,讓外企進來,今天大家買機車,一台就不會要價8萬,而是4~5萬;買汽車就不會一台100萬,而是一台50~60萬。 省下來的錢,就會變成額外的消費力,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富裕。 是的,有些不好的公司,被過度保護的老闆會因此倒閉失業,但這對整個國家都是好事! --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十多年前,Nike在東南亞外包生產線的工廠剝削員工,長時間超時工作,卻每天僅支付大約兩塊美金。 與此同時,還僱用童工,並任由員工在高化學污染的環境下不受保護地工作。 但很有趣的是,Nike大多數的行為在這些國家是合法的,甚至只需要支付很小很小一筆罰款就能繼續非法下去,儘管對於已開發國家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很不道德的。 那麼,按照市場機制的邏輯,每日工作超過十小時的員工日薪僅$70台幣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員工很不滿,他們可以直接離職,讓老闆被淘汰掉,而不是任由老闆剝削? 而即便Nike每雙鞋能賺取數千台幣的利潤,這些工廠生產線的員工,也沒有資格要求老闆賺少一些,因為是市場機制決定了他們的薪酬和工時,不爽做就不要做? 經濟及商業運作是必須被監管的,因為企業的本質是在合法的情況下,不擇手段地去贏利,它們行事的底限是法律,不是道德。 因此,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的行為,並不一定符合整體社會最大的利益。 比方說,企業可以在災難來臨前大肆屯積食物飲水,等災難過後用數倍的價格賣給災民賺國難財。 再比方說,企業之間可以聯合哄抬價格,迫使民眾用高價購買,賺取更高利益。 這些行為完全符合企業的利益,但對大眾則是不利的。 所以,世界上才會有限制碳排放的環保法案,會有限制獨佔市場的反托拉斯條款等等,去保護大眾的利益不被企業吞噬。 台灣所遇到的勞資問題亦是如此! 首先,多數公司並未遵從勞基法,不允許員工組成工會,而且存在很多法令問題如環保方面,稅務方面等等。 同時,台灣有著大量的關稅避壘,如先前有提過的汽機車,讓台灣公司能不用面對外資競爭。 最重要的是,台灣對於外國人士來台工作,以及外資招商上做了很多限制,讓國家成為一個外資沙漠。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個對於勞工極不公平,且不友善的環境。 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是不存在的。 而最鄉愿的想法”好人有好報,不道德的壞公司會自己死掉”,也不過是天方夜譚。 多數台灣公司便是利用這樣的環境來榨取勞工應得的報酬,就如同Nike對東南亞勞工一樣。 現在,Nike仍舊活得好好的,就像Apple跟Samsung也都有無數血汗工廠運作中,卻仍舊有無數消費者支持它們的產品一樣。 --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如果給假跟升薪資不會促進經濟發展,那麼不給又不升難道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嗎? 甚至是保持現狀,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事實證明都是不可能的! 台灣從來都不是員工的福利太多,而是太少。 美國薪資是我們三倍以上,勞工可組工會,最低薪資比我們高兩倍以上,但它仍舊是最強大的經濟體。 不管是在英國、德國、法國等等歐洲國家,勞工的福利待遇只比我國更好,但我們的經濟跟科研實力卻仍舊不是他們的對手。 是我們不夠努力嗎? 是我們假放太多嗎? 是我們薪資太高嗎? 都不是!重點是生產力,而不是假日有多少或薪水有多低。 生產力的提升,是靠科技,不是人力。 今天你的工作如果是組手機,你就算找了100人每天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生產力也比不過一條全自動化的生產線。 台灣一直用製造商的角度去看經濟,除了極少數的高科技企業,多數公司都遲遲未能做到將勞力密集升級成知識密集,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不贏其他國家的產品,只能依賴低價搶市場。 而惡劣的勞動環境正是讓不思進取的企業,利用對於勞工的剝削,來維持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因此增加人力成本,迫使企業改革,絕對是必要之惡。 我們的國家,有著最優秀的人才,足以跟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 但政府和業界卻只會把大量優秀人才都逼出台灣後,再到國外哭喊著要他們回去領1/3的薪水做到死來報效國家。 正所謂故土難離,要是有機會,很多優秀的台灣人都想回家鄉工作。 但是頂尖的工程師從教育,培訓,到實戰經驗,要投入千萬的成本;要把一個人培養到能讀出頂尖名校的MBA,至少也要千萬的投資。 這樣的人才所需要的薪資,台灣有多少老闆能開出global pay請得起他們? 就算請得起,又有多少的台灣老闆能夠接受員工比自己優秀,用得起他們呢? --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請換個角度想,今天假設你的月收入3萬,每月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換言之,你每月存$6,000。 如果薪資成長50%,而物價同樣成長50%,每月仍舊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那麼$30,000 x (1+50%) x (1-80%) = $9,000,每月存的就變成$9,000了,雖然購買力是一樣的,但實際領到的金額卻是不一樣的。 而多出來的錢,你可以到國外旅遊時,在購買力更弱(東南亞/中南美/東歐/中亞)或是貨幣走跌(日本/歐元國家)的國家使用。 再者,物價成長的幅度會受到進口產品的競爭而被抑制。 今天假如每支手機賣$22,000,台廠因為加假跟加薪而將售價上調為$33,000,但海外的手機廠如Apple,,Sony,,Samsung,,LG,,華為,,小米等等,可能由於生產線不在台灣而不受影響,選擇繼續維持在$22,000,或者是低於50%的漲幅,來增加市佔率。 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物價變動,會因為國際市場的供需而有所限制。 但是,政府在調漲薪資,增加假期的同時,必須要開放貿易,引入外企競爭,通過全球化的方式來保障國民的利益,這樣薪資的成長才會變得有感。 因此請將加薪跟加假當作是勞動環境改善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後一步。 再者,物價的上漲,並不完全是因為成本的增加,而主要是因為市場的供需 ,以及資方對利潤的需求 。 公司會試圖把自己的商品賣得越貴越好,來爭取最高的利益,唯一阻止他們的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以及其他競爭者的訂價。 所以今天不管有沒有加假或加薪,公司都會找理由去調高售價,反正每年有2%~3%的通貨膨脹,理由總是充份的。 可問題在於,台灣的公司漲價往往是用哄抬的方式,也就是一家漲,其他家就跟著漲。 哪怕只增加它們1%成本的政策,它們也會漲個10%來因應,所以身為消費者的勞工受到低薪和高消的雙重夾擊,難以脫身。 因此,政府不能僅僅只是加薪加假,應該要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用市場的力量將不良的廠商消滅,讓更便宜的商品進入台灣,使消費者能有所選擇,不受這些不良廠商的箝制。 --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既然如此,為什麼仍然有無數人想到高物價的美國工作,而不是美國人瘋狂地往台灣跑? 這種說法是一個很多台灣老闆慣用的理論,但這樣思考的方式有兩個問題: 第一,高收入國家並不一定所有東西都有更高的物價。 比方說美國跟加拿大的牛奶比台灣便宜,西班牙的超市裡許多商品都跟台灣價格差不多或是更便宜。 可是像是車子,房子等重要高單價的商品,台灣的貴卻是全球名列前茅,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可支配收入因為這些高單價商品的排擠而大幅縮水,為了用台灣的薪資水準去買比美國更貴的房和車,許多台灣人不得不節衣縮食,而這些錢原本是可以用在生活支出的。 民生用品的物價可以透過進口來平抑,但房地產這種重大支出,只能透過加稅、限制貸款等有限的手段來調控,這才是讓多數台灣人痛苦的主因。 如果你一個月能少繳$5,000的房貸或房租,生活一定會好過很多,不是嗎? 第二,今天如果在台灣月薪5萬,但在美國可以賺三倍,也就是15萬,而兩地的物價也如同樣相差3倍。 同一個人假設每月花費佔去60%,那麼在台灣他每月可存2萬,但在美國他每月可存6萬。 人家一個月存的錢,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就算美國物價高,可是多出來的錢不會讓你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我在美國工作20年,我就能用存下的錢回台灣,什麼都不用做就能過上40年的好日子,但你在台灣工作20年存下的錢,卻只能讓你在美國不用工作地過上4年多,外國薪水高但物價高的說法,就完全站不住腳了。 --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這是錯誤的想法,除了先前所說的刺激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外,對於企業還有很多好處。 首先,勞工的工作效率會上升,離職率會下降,能夠加強公司的生產力,並大幅減少公司未來僱用新人的培訓成本。 再者,人事成本的增加會減少市場上的競爭者,公司能夠趁機取走空出來的市場份額,用更高的營業額來減少人事成本的衝擊,同時未來在定價上也會因競爭者的減少而更有彈性,獲得更高的利潤。 與此同時,高人力成本會使產業的進入門檻變高,有效地減少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並且避免公司員工流入新競爭者的公司,拉走自己的客戶和資源。 短期上來說,公司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人事成本的問題,並重新調整人力配置,但長期來講,企業也能因此而得益。 加薪、減工時、周休二日並不是一種對於員工的施捨,也不是企業單方面對員工的付出,而是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必須去做才能生存的轉變。 --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 首先,最低薪資的存在,是為了給企業一個起薪標準,也是為了給國內勞工一個最低的議價底線,避免他們因為資訊的不對稱而損失過多的權益,讓人就算再不會談薪資,談到的結果還是能讓人勉強過生活。 比方說,一家公司知道分析師在業內的平均薪資約$30K,但他們只能開$15K去求才,但來應徵的人不見得知道$30K是平均,於是接受了$15K,因此反而拉低了業內的平均薪資。 其他企業發現後決定跟進減薪,就跟漲價一樣,不見得是因為成本提高,而僅是為了哄抬價格,進而造成整體薪資向下沉淪,將非常態的薪資變成了常態的薪資。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其實是現今社會的常態。 假設今天你是位高收入的醫生好了,你可以確定你的收入跟你其他醫生同事是相同的水平嗎? 有沒有可能你的同事做的比你少,甚至學經歷比你差,但比你每月多領上千元的薪水? 在你議薪時,你是否已經知道整個產業的薪資,各個醫院的薪資? 你所知的薪資資訊,是否能讓你完全判斷自己的學經歷背景值什麼價碼? 如果你無法保證你都知道這些資訊,那就代表薪資本身在勞工之間就是不透明的。 經濟學有很多假設是基於完全競爭,或是資訊完全流通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假設不見得存在,一旦資訊不對稱,就會創造出套利的空間。 與此同時,最低薪資也是一個保障,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一樣,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到國外留學,進而就業。 台灣同樣有很多人因為家庭因素,或許是天災,或許是人禍,導致家道中落而無法進修。 這不代表這些人是沒有能力的,也不代表它們應該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假設今天你發生了意外,失去了雙眼,再也無法看診,或是做高收入的工作,你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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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19日,位於新北市五股的口罩機國家隊廠房,330坪的空間,設備、人員,逐漸撤出,恢復成40天前的原狀。 被稱為「口罩國家隊」的34家工具機業者,從2月10日到3月20日,40天內,製造出92台口罩機,讓台灣能日產1千萬片口罩,甚至可跟他國交換外交物資。 堅持2周用這個秘方,變的更大更堅挺! 負責第一線調兵遣將的現場總指揮,這天,終於能從一天睡3、4個小時,到能睡6小時。 他是業界公認最辛苦、天天守在現場的台灣瀧澤總經理戴雲錦。 「(我)能坐在這裡講話,命是撿回來的」,他說。 17年前的SARS期間,他發高燒3天,後來因敗血症,被判定是疑似重症患者,住進負壓病房被隔離9天。不只他被隔離,父母、妻小,也遇上里長拿著擴音器對著他家,向里民廣播說:「就是這一戶SARS,大家不要靠近,」以及天天有人上門透過監視器確認家人行蹤。 他信仰現場主義 決議當天就挑人進駐工廠 歷經從醫院到家裡一路辛苦又難堪的過程,儘管後來被診斷並非SARS,但他與家人的經歷,讓他不願意看到任何台灣人再遇到類似狀況。 因此,當他得知政府號召工具機業者,火速製造口罩生產機,第一時間他就響應,「這是上帝給我的任務。」他說。 他並非產業龍頭的大老闆,也非公會理事長,只是位中等規模企業的專業經理人。台灣瀧澤是日本瀧澤的台日合資公司,專做整機,從國防戰車到一般電動車的加工機都能做,客戶遍布5大洲。它去年營收近27億元,在十多家上市櫃工具機類股中,只算中段班,憑什麼喊得動這支國家隊,讓業界大老都服氣? 除了「不想讓其他人,經歷我與家人一樣的苦」的強烈動力,他的能力,來自現場主義。 出身桃園中壢窮農之子的戴雲錦,從小就有比別人豐富的現場危機處理訓練。他么弟、結構技師戴雲發印象深刻的是,戴雲錦小學六年級,父親就買耕耘機讓他們兄弟去「卯田」(編按:代工耕田)賺錢,「我們什麼工都做過,要學著自己動頭腦去解決問題。」 這位窮農二代,從高中就進入台灣瀧澤當工讀生,9年前升任總經理。在這家日系企業逾40年的歷練,學到最重要的管理知識,就是當問題發生,只有針對三現:現場、現物、現況,去分析才能找出最佳解決方案。 「無論在哪一個層面,領導都應當做一個現場主義者,」豐田總裁張富士夫曾說。他也深受影響,成為「三現主義」的實踐者。 2月10日,工具機公會前後任理事長-東台董事長嚴瑞雄、哈伯董事長許文憲,與戴雲錦一同赴經濟部。這是決定號召工具機志工,救援口罩機廠的第一天。 會議一結束,當天,戴雲錦二話不說,就從台灣瀧澤70幾位員工中,挑選十位菁英部隊,率先進駐台灣僅有的兩家口罩機廠,實地了解狀況。 高人一等的積極度,讓工具機公會副理事長、靄崴科技董事長陳金柏也服氣。陳金柏指出,擔任多國聯軍的現場總指揮,要像廠長會安排工作,也要懂研發,戴雲錦是公會理監事中,少數當過生產製造、研發的主管,現場歷練足夠加上管理經驗,是最適人選。因此,在經濟部之後的工具機公會理監事會議,陳金柏提議戴雲錦擔任現場總指揮官,「大家都認同,他(戴雲錦)也欣然接受。」 他先解決關鍵5%技術 3天說服業者拿出重要零件 這場仗,從這位現場指揮官進場後,就快速前進。尤其第一週,最是關鍵。 「這是打野戰,打野戰沒有規則,看到什麼狀況,就出什麼招。」戴雲錦說。 第一步,他要做狀況判斷。討論最激烈的,是口罩廠拿不出機器組裝圖,該怎麼做? 這時,工具機業者有兩派爭論。一派較激進,認為去口罩工廠搬一台機器回來,進行逆向工程拆解,就可知道怎麼做;另一派較溫和,認為逆向拆解會打壞與口罩機廠的合作關係,敲定3天後進行口罩廠參訪。 但戴雲錦因為第一時間就到口罩廠,知道兩種做法都行不通。逆向工程走不通的原因是,口罩機廠遇到異業新進大廠,會擔心一旦專業外流,生意將被搶走,警戒心十足。如果工具機業者強行搬走機器拆解,只會讓合作破局,風險是,可能連一台設備都趕不出來。 正向工程雖然可行,但如果3天後才禮貌參訪,等參訪後又不知道多久,才能做出第一台機器。 於是,他採取快速版的正向工程。第二步,軟硬兼施,取得對方信任,保住口罩廠關鍵技術。 一方面,他用「現在口罩是救人、救國的大事,必須大家聯手趕進度」、「拖太久才做完,既沒用,又丟臉」話語威脅;另一方面,又用「保證未來不會來搶生意,北部有適合的訂單也會找你做」、「未來我們是策略合作的好夥伴」等利誘,足足花了3天,才讓對方願意讓關鍵零組件送往台中加工。 他之所以願意用說服、而非硬拆的方式,是因為他看到眉角:工具機再強,未必能做到那關鍵的5%。 國家隊成員、協易機董事長特助曾定宸也指出,工具機專長是金屬切削,輸送是硬邦邦的鋼鐵,但口罩不同,是軟軟的布,兩者在送料時的調校,是完全不同的專業。 戴雲錦說,工具機只能做到95%,少了口罩機廠那關鍵5%的技術,機器的生產效能,可能是每日3萬片跟每日10萬片的差別。因此,確保兩度中風的高齡口罩機老師傅不能過勞,也是作戰重點。 他打快速複製戰法 花7天先拆解組裝SOP 化解內部歧見與外部信任問題,接下來,必須擴大產能。 第三步,他培訓種子老師,複製成功經驗,擴大戰果。 在建立互信的同時,台灣瀧澤的精銳部隊並沒有閒著,而是耐住性子、放下身段,聽從口罩廠老師傅指揮,從最源頭的零組件庫存管理,一步步梳理生產流程,每一關拍照記錄,重新建立SOP流程與組裝說明書。 花了7天,才摸熟口罩機從備料、生產、包裝、出貨到驗機的各個細節,先補課建立專業知識,才能謀畫後續趕進度的作戰計畫。 他把最早進入現場的10位同事,變成獨立帶隊的種子老師,將原本分料架、主機、連線、兩個耳帶機,加上輸送機等構造簡單的口罩機,拆解出10多個生產步驟,並再細分為44個生產工作站,搭配工作內容、自備工具的說明,讓嚴瑞雄、許文憲好不容易號召來的志工們,能10倍速的複製出去。 第四步,用企業領養制與透明表單管理,終結多國聯軍雜音,強化續航力。 進入第三週,在台灣瀧澤科技稽核室長張麗慧口中,不僅有人天天加班到逼近臨界點,到了「我們只是志工,需要做到這樣嗎?」的自我懷疑地步;也有人「習慣坐辦公室,不熟悉現場,還準時上下班」引發勞逸不均的夥伴爭執,而且工具機國家隊的名聲不脛而走,投入業者的規模從原本約十家一口氣暴增到三十多家,人力不只變多而且變雜。如何激勵士氣,強化續航力成了關鍵課題。 他相信輸人不輸陣 分工、出勤透明化加速進度 此時,企業領養制與透明表單管理,成為化解歧異、激發士氣的關鍵。 這是一張多達44類分工認養、與人員出勤清單,指揮官不強勢分配任務,而是採取「優先認養,沒人認養才討論分配」方式進行。 這樣的好處是,首先,指揮官不用花時間了解各企業專長,企業主衡量自身能力找適合的進場幫助,所需要的再教育時間最短,也不會出現「懂鈑金的零件廠跑去做組裝」的浪費。其次,30幾家工具機業者,老闆間也有面子問題,不敢少認。 很快的,表單項目全被認光,連分配討論的都不需要。 再者,將分工進度、人員差勤透明化,天天公布,形成企業間「輸人不輸陣」良性競爭,企業主非但不好意思中途退出,還會主動追盯員工進度,敢派出門的一定都是「這是我們公司最強的,而且不怕加班」的菁英,有效解決派錯人的問題,還確保了人員穩定度。 180天製程縮短到40天 帶領台灣業者打下精彩一仗 此時,經濟部長沈榮津也出奇招,發揮絕佳啦啦隊效果。一位企業主提到,「我們事情還沒做完,他就已經先登報感謝我們,」加速「國家隊」這名詞的發酵,讓每位志工、企業主都感受到家人、全民的掌聲。這個即時的反饋,讓士氣被催化到最高點,一路越衝越快,硬是讓180天的生產工作,縮短到40天內完成。 「企業,是人、止組成,把人拿走,企業就停止了。」國家隊成員、友嘉總經理李進成說。 因為採取現場主義,對人對事的理解,讓戴雲錦能指揮調度各路人馬,國家隊這等同臨時成立的企業,才有超強戰力,短短40天,超過100多位工具機志工、進場協助超過2500人次。 這段期間,包含人員加班薪資與臨時設備採購等,工具機產業合計投入資源超過2千多萬元。這群國家隊謝絕政府任何補助,不賺一毛錢,甚至謝絕慶功宴。 我們在第39天拜訪戴雲錦,這時300多坪廠房,志工們正在清理臨時廠房,準備歸還原業主,92台口罩機則由政府分配給業者,國家隊成員將回到自己的崗位,戴雲錦瘦了一圈,團隊也終於能補眠。他們打過這美好的一役,展現台灣企業的驚人力量,也為台灣抗疫,寫下珍貴的一頁。讚👍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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