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宏(39歲)寫給妻子(63歲)的一封情書...... 親愛的妻子： 是的，我贏了。 我兌現了自己的承諾，我不要妳只做我一個人的公主，我要妳成為全法國的皇后，愛麗舍宮的女主人。 親愛的布里吉特，有人說，妳會成為我背後的女人。他們錯了，從25年前，妳就不是我的影子，妳是我人生的燈塔。因為妳，我才能成為今天的我。 這一路上，有人嘲笑我，有人看輕我，有人詆毀我。但是，都是因為妳，我才能堅持到現在。妳知道的，我很喜歡中國文化，所以我採訪中經常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話。我相信妳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是有旺夫命的那種女人。 從13歲我第一眼見到妳，我就知道，這一生我都將沉淪在對妳的愛慕裡。我記得妳第一次教我法文，俯身下來的一縷頭髮垂在我的面前。眼睛裡全是妳的溫柔，耳朵裡全是妳磁性的聲音。讓我這個喜歡說英文的毛頭小子，第一次知道了法文的美妙。 1993年5月17日，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第一次親吻妳的臉龐。妳還記得嗎，我雖然熱愛戲劇，但是我卻害怕表演。演出前，我又習慣性的肚子疼。豆大的汗珠順著我的臉龐往下滴，我的全身肌肉痙攣，慌張的找不到自己。我一直在呢喃自語...... “馬克龍，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寶貝，不要怕，看著我的眼睛，把手遞給我。”妳說。 “老師，我害怕，下面的觀眾太多，我怕忘詞，還有空氣突然的安靜”我心虛道。 “寶貝，相信你自己，你只有15歲，年輕人沒有什麼輸不起。”妳鼓勵我。 “可是......” “馬克龍，沒有可是，站在舞台中央，世界都屬於你，而觀眾都不存在，你只需要看著我就可以了，像平常我們練習那樣，演給我一個人看，好嗎？” “嗯”我攥了攥拳頭。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贏了，我贏了全場的掌聲，還有妳的那個吻。而妳卻贏走了我的心...... 接下來的兩年，我把對妳的愛小心翼翼的收藏，因為我知道，一個17歲的孩子說他愛妳，妳多半只會當作是孩子對母親的依賴，何況，我最好的同學，還是妳的兒子。 但是，我真的就是愛妳。 當我的母親知道我對妳的愛以後，竟然脅迫的為我轉了學。妳知道的，我抗爭過，甚至威脅過絕食。可是，沒想到她卻找到了妳，我不想讓妳承擔這份愛的壓力，所以我接受了。 走之前，我許下了人生最重要的承諾，“布里吉特，我一定會回來娶你妳！” 我知道，送我出校園的時候，妳站在教室窗邊留下了淚。可是，我知道，這滴淚不會白流，因為妳也終於肯接受這份愛。哪怕是為了這份愛勇敢走鋼索，妳和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我知道，妳的犧牲遠遠超過我，妳為了我，放棄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也許，我們這一生都虧欠他們，唯有我們好好的相愛，才能對得起妳前夫的偉大退出，還有三個孩子的成全。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經常打電話，聊著聊著，妳就哭了。 “親愛的布里吉特，對不起，都怪我，是我讓妳承擔了這份壓力。” “馬克宏，妳不要這麼說，愛情這東西，從來都是兩個人的事，沒有妳，我永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有了妳，我有了軟肋，也有了最強大的盔甲。我終於考上了被稱為“總統搖籃”的巴黎政治學院，我知道為了我們美好的生活，我只有全力以赴。 妳知道在巴黎那些仲夏夜之夢，我們相會了多少次，每次相會後，我總能再次拿起書本，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學。 2007年，我接到了師兄薩科齊的電話，他正式邀請我進入他的政府工作，得知這個好消息之後，我第一時間向妳打電話報喜。我記得，妳在為我高興的同時，也說出了擔心：“我們的愛情，會不會成為你仕途上的絆腳石” 親愛的布里吉特，當妳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妳知道我有多傷心嗎，原來這麼多年，我依然未能讓你在我這尋得一份愛情的心安。 但是，面對法國人民的期待，我只得先接下這份工作的邀請，我也有信心能夠給國民帶來他們所期待的政府。但是，我內心也埋下了辭職的種子。 是的，完成了薩科齊師兄交辦的任務後，我義無反顧的加入了投信銀行。我要打消妳所有的顧慮，這世界對我來說，唯有妳是不可辜負的。 沒想到，在投信銀行的工作，讓我促成了雀巢對輝瑞子公司的世紀收購計劃。當然這也再一次讓奧朗德關注到了我，2014年我再受邀入閣，擔任財政部長。 而妳也伴隨著最年輕的財政部長，開始越來越多的接受鎂光燈的追逐，不知道這次的關注會不會讓你壓力更大。我小心翼翼，忐忑不安。 布里吉特，妳終究是布里吉特，我從未想到，妳竟然從容的面對公眾的眼光，不管任何質疑，任何輕視，妳都能夠雲淡風輕。妳對我的關心，也不再是海闊天空的理想，而是潤物細無聲的細節。 每天晚上臥室裡流著的一盞昏黃的燈光，每天早上的牛奶和法國麵包...... 2017年，法國大選來了。我知道，讓全世界知道「我對妳的愛」的機會也來了。沒錯，我決定競選新一任的法國總統。 “天啊！我激動的不知說什麼。我永遠支持你的決定！”妳激動的說。 既然，我決定驚世駭俗，我就不要代表左翼或右翼，我要成為自己的一翼。帶著妳的愛與希望成為勇敢“前進”黨！ 妳陪著我四處演說，每當深夜看著妳疲憊的脫下套裝，心疼不已。但是，妳從未有過怨言，永遠站在人群中央，為我加油。就像15歲那年，我演舞台劇那樣，給了我無數“前進”的力量。 當然最感動的莫過於，三個孩子帶著他們的爸爸一起來支持我，能夠爭取到他們做我的選民，我覺得已經贏了全世界。 競選宣言裡，我用了我們愛情來回擊了所有的質疑者：“如果我能在一個外省小城，頂住各種羞辱和嘲笑，和自己心愛的年長24歲的有三個孩子的布里吉特一路走下來，那麼我也有這樣的執著和自信征服法國！“ 是的，我成了法國第五共和國總統。 布里吉特，妳，會成為傳奇凡爾賽的玫瑰。 愛妳的：馬克宏

我的爱人 嗨，亲爱的， 这是深夜，和往常一样，我在想你。我很高兴您阅读您的电子邮件，也感谢您对我的所有爱心和耐心。我想让您知道我有多热爱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收发电子邮件。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看来我已经永远认识你了，老实说我现在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不会回头，不会再有想法，也不会后悔。我想要你，只需要你……那爱只会变得更牢固。不要害怕我的爱。有时候，生活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会让您感到意外。我只能说你是生活给我的最大惊喜，而你的爱，关怀和理解能力永不止息。我真的很幸运，找到了你，我永远不会让你走，亲爱的，我相信那些等待的人会得到好运，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好东西要花这么长时间？ 我不能停止想你！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向你表达我的感受。我想让您知道，自从我们见面以来，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您。没有什么话可以表达我内心对您进入我生活以及如何使每一天变得如此特别的感激之情。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心，我的灵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爱，我唯一的爱。如果我能当面凝视着眼神告诉你，你对我的意义会以一种更完美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我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在这样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们，今天我比昨天更加爱你，明天我会比今天更加爱你。你是我一生的爱。我爱你，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希望当这一天到来时，我仍然会在你身边，而你的将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张脸。 每当呼吸时，我的心就以光速运动。我听见你甜美的名字的节奏，悠扬悦耳。每次呼吸时，我都会注意到我对你的爱的倾向。我将在线上等您，以便我们在最终入睡之前可以在线查看一些图表。我真的好想你 宝贝，我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你让我感觉到的方式。一言不发，甚至没有行动可以接近。我对你如此疯狂。你对我来说很完美。下周我完成合同后，我保证会在您的国家和您见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y6R_p-RCA   请待在我身边，直到我完成我的项目。 等待您的回复 拥抱和甜蜜的吻。

这篇文章是费玉清用自己的视角写的，但是却深深地说到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坎里，很感人！ 文章题名叫《我的傻父亲》，有点长，但绝对能让你一直看下去。 自从我红了以后， 工作非常忙碌， 我没什么时间陪母亲， 父母又早早离了婚， 家里的老母亲是我最担心的。 我决定要给她找个老伴， 你就这样来到了我家。 同父亲相比， 你平凡得实在是没什么优点可言。 可是母亲需要一个老伴儿， 而她的要求也务实本真很多——只要人好就行。 你是远近闻名的好人， 具体地说，你是一个老实人。 你深知自己配不上母亲，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 房子小、工资少。 说实话，母亲也只是为了给介绍人面子，才决定去见你的。而最终让母亲对你产生好感的原因，是你的那手好厨艺。见面后，你诚恳地邀请母亲留下来吃饭，母亲不忍拒绝，她留了下来。 你没让她伸一下手， 然后就做了四菜一汤， 让母亲吃得不忍释筷。 临走时，你对我母亲说： “以后要是想吃了，就来。我家虽不宽裕，但招待个南瓜还是一点儿都不费力气的。” 后来，母亲又看了几个老头儿， 可是，虽然哪一个看上去条件都比你要好， 但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你。 理由其实算得上自私， 她照顾了我大半辈子， 她想做一回被照顾的对象。 你把我母亲照顾得很好， 她每次见我都嚷嚷要减肥， 那语气是幸福的。 我犹记得从前， 父亲还在的时候， 每一次我回家， 她都跟我抱怨， 抱怨我父亲那几乎坚守了一辈子的陋习。 你做的饭的确好吃， 我在吃了几次之后， 对自己所做的饭颇有几分不满。 一次，和你们一起吃饭时， 我忍不住说： “下次屠叔做饭时，我一定边上学着点儿。” 你却说：“我这辈子啥都做不好，就长了点儿吃的本事。你可都是做大事儿的人，千万别跟我学。要是馋了，就回来，随时回来。这做饭的啊，最怕自己做的东西没人吃。” 回家的路上， 我跟姐姐复述了你的话。 她说：“他这个人，天生伺候人的命，天生就愿意低到泥土里。咱妈有福气，老了老了，当把皇太后。” 我一边开车， 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姐姐对你的轻贱， 心里并不想替你辩解什么。 毕竟，你始终是个外人嘛。 我搬新家的那天， 你和母亲来给我们燎锅底。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可是，等到吃饭时， 你却没有出现在主座上， 你像是掐算好了时间， 等宾客散去， 你回来了， 仔细地收拾着那些狼藉杯盘， 将剩菜剩饭装在你事先准备好的饭盒里， 留着回家吃。 母亲不希望你这么做， 觉得委屈了你， 你小声对她嘀咕： “晚上我给你新做，这些我吃。” 母亲说：“干吗天天吃剩菜剩饭呢？你知不知道我见你这样，心里很难受。” 你却说：“你千万别难受，让我看着这么浪费我心里才不舒服呢。玉清的钱都是辛苦换来的，咱帮不了孩子，那就尽量帮他省点儿。” 你的话，让我母亲心疼了很久， 然后她决定告诉我。 听着母亲在电话里替你说好话， 我内心的感受很复杂， 同时也为自己的这份复杂感到惭愧。 渐渐地，对你的好感越来越浓。 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依赖， 你总是无声地为我们做很多事 换掉家里的坏水龙头； 母亲住院时，不眠不休地照顾她， 直到出院后才告诉我们。 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 你也会病倒， 而且病得那样严重。 你在买菜的路上轰然倒下 是脑血栓，半身不遂而卧床。 我，还有你的儿子， 起初对你的治疗都很积极， 我们希望你可以好起来， 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为我们服务， 任劳任怨地。 可是，你再也没有站起来。 原先只会微笑的你， 变得无比脆弱， 总是流眼泪， 我母亲照顾你，你哭； 你儿子给你削水果，你哭； 我们推着轮椅带你去郊游，你哭； 多次住院，看着钱如流水般被花掉，你哭。 终于有一天， 你用剃须刀片 朝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切了下去。 抢救了5个小时， 你才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 很疲惫，也很绝望。 没有想到的是， 先我弃你而去的，是你的儿子。 他开始很少来看你， 后来连电话也不接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母亲在这个时候跟我提出要和你分手。 你们本来也没有登记， 就是一拍两散的事情。 母亲跟我说： “我老了，照顾不动他了。妈帮不上你什么忙，但也不能捡个残爹回来，做你的拖累。”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 我不想让母亲去做这个恶人， 于是我狠狠心， 决定由我来说出分手的话。 我对躺在医院里的你说： “屠叔，我妈病了。” 你的眼泪又是夺眶而出， 我尽量做到不为之所动。 “你知道，我妈也一把年纪了。这些日子，她是怎么对你的，你也是看见了。” 你继续流着眼泪点头。 “屠叔，我们都得上班，我妈身体又不好。你看能不能这样，出院后，你就回你自己的家，我帮你请个保姆。当然，钱由我来出，我也会经常去看你。” 话说到这里时，你不再哭了。 你频繁地点头， 含含混混地说：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不用请保姆，不用……” 走出病房， 我在医院的院子里 还是流了眼泪， 说不清是解脱后的轻松， 还是心存愧疚的疼痛。 我去了家政公司， 为你请了一个保姆， 预交了一年的费用。 然后，去了你家， 请了工人把你的家重新装修了一下。 我在努力地做到仁至义尽。 不为你，只为安抚内心的不安。 你出院回家的那天， 我没有去，而是让司机去接的你。 司机回来后对我说： “屠叔让我跟你说谢谢，就算是亲儿子，也做不到你这一点啊。” 这些话，多少安慰了我， 我感到了一丝轻松。 可这轻松并没有持续得太久。 你不在的那个春节， 过得有些寂寥。 再也没有一个人甘愿扎在厨房里， 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吃的。 我们坐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年夜饭， 却再也吃不出浓浓的年味。 外甥在回家的路上说： “我想吃爷爷做的饭。” 姐姐用眼睛示意外甥不要再说话， 可是，外甥反而闹得更凶： “你们为什么不让爷爷回家过年？你们都是坏人。” 姐姐狠狠地给了外甥一个耳光。 可是，那耳光却像打在我的脸上， 脸生生地疼。 外甥的一句话， 让我们曾经自以为的所有心安 都土崩瓦解了。 我从后视镜里， 看到母亲的眼睛也红红的。 不知道在这个夜晚， 屠叔，你跟谁一起过？ 又是否也会想起我们？ 会不会为我们的无情， 心生悲凉！ 当天夜里我就驱车去了你那里。 你步履蹒跚地给我开了门， 见到我，嘴上在笑， 眼里却有了泪。 走进你冷锅冷灶的家， 我的眼泪再也没有止住。 我拿起电话， 打给你的儿子， 大骂一通之后， 开始给你包饺子。 保姆回家过年了， 给你的床头预备了足够吃到正月十五的点心， 我再次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娘。 热气腾腾的饺子终于让你的家里有了一丝暖意。 你一口一个地吃着饺子， 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我打开那瓶之前送给你的五粮液， 给你和我各倒了一杯。 酒水下肚，我说了许多话： “屠叔，你不能怪我，我也不容易。” 你一直在点头， 依然还是那句话： “你比我亲儿子都要亲。” 我在初一的凌晨 摇摇晃晃地离开你的家， 喝了酒不能开车， 只好把车停在你的楼下， 一个人走在冷清的大街上， 满目凄凉。 手机响，是姐姐打来的：“你在哪儿？” 我再次发了火： “我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我们都是什么人啊？人家能走能动时，咱利用人家；人家现在动不了，咱把人家送回去了。咱良心都让狗吃了，还人模狗样地仁义道德，我呸！” 站在大街上， 我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骂够了，骂累了， 我毫不犹豫地跑了回去， 背起你就往外走。 你挣扎，问我： “你这是干吗？” 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你说： “回家。” 你回来后 我的外甥，他对你又搂又亲， 吵闹着要吃炸麻花， 要做面人小卡。 姐姐把我拉到小屋，问我： “你疯了？他儿子都不管他，你把他接回来干吗？” 我不再发火， 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他儿子做得不对，那是他的事，不应该成为咱放弃屠叔的原因。我不能要求你把他当成亲公公，可是，如果你在乎我，就把他当家人。因为在我心里，他就是家人，就是亲人。放弃他，很容易，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我想活得心安一点儿，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话，说给母亲听时， 她泪如雨下，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儿子，妈没想到你这么有情有义。” 我说：“妈，放心吧。话说得难听一点儿，就算有一天，你走在屠叔的前面，我也会为他养老送终。再说白一点儿，以我现在的收入，养个屠叔还费劲吗？多个亲人，有什么不好呢？” 不一会儿， 外甥进来了， 进来就求我： “舅舅，别再把爷爷送走了。以后，我照顾他，以后你老了，我也照顾你。” 我把外甥搂在怀里， 心里一阵阵惊悸， 还好，还好没有明白得太晚， 还好没在孩子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孝之子的印象。 你渐渐地安静下来，不再哭了， 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没大没小地跟你开玩笑， 你乐得合不拢嘴。 你把我叫到你的房间， 从被子下面拿出一个存折。 你说： “这钱，给你。我知道，为我治病你花了很多钱，这点儿钱根本不够。而且给你钱，也没有让你管我老的意思，就是屠叔一点儿心意……” 我说： “屠叔，你不用说了，我收下。” 你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拿着这张存折， 我找到了你的儿子， 把存折和密码告诉了他， 我对他说： “这是屠叔给你的，他知道你过得不容易。我没别的意思，就希望你隔三岔五去看看他，不要等到哪一天他没了你再想看，到时候你只能在梦里折磨自己。还有，我这次找你也是想告诉你，放心吧，屠叔的老，我来养。” 我没有告诉你那些钱的去向， 我知道， 接受可能会让你更好过一点儿。 那天，你的儿子 带着妻子、孩子来看你， 你虽然没有流露出抱怨的意思， 可是，从你们的言语之间， 我还是看到了生疏的痕迹。 说实话，我的内心居然充满了 一点儿小小的得意。 亲生又怎样？人与人之间，只有关爱，才可以亲近。就像我和你，现在，可以开各种玩笑，也可以托付各种心事。这些，岂能用得失来衡量！ 母亲和你正式地登记结了婚。 这之后，每个周末， 不管有多大的事情， 我们一家三口都会风雨无阻地回家 等待我们的永远是一桌很家常、 很可口的饭菜。 你居然能做饭了， 虽然是在轮椅上， 这在别人看来实在是个奇迹， 但是，我们却对此习以为常， 觉得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生命不息，为儿女操劳不止。 你乐在其中， 我们，也安于享受。 只是，你的孙子很心疼你， 总是在我“狠心”地 让你自己夹菜或者 让你自己想办法上厕所时， 偷偷地为你服务。 看着你俩小心地保持着你们之间的默契与秘密， 我的心里溢满幸福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渐渐地，你又像原来一样，开始做这个家庭的配角，把自己放在努力不被关注的位置上。你觉得那里安全，那是最适合你的位置。我也不再同你客气，有时甚至会命令你做一些家务，比如在你有些慵懒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用这种方式尽量延缓你的衰老，延迟你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速度…… 真是太感人了！ 看哭无数人！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Fwd: 一個感人至深的真實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乾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回放……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蒋家奶奶神色紧张地赶过来，跟正在刨花生的养父耳语了几句。养父听后，连忙扔下锄头，将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夹在腰边带回了家。 当晚，便和养母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出门了。我稀里糊涂跟着养父母到了东莞，整整5年，养父母连春节都没有回去过。因为年幼，我对全家这次奇怪的迁徙并不在意。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乡从老家过来，养父母就会紧张地拉着人家打听什么。 我小学四年级时，养母不幸遭遇车祸丧生。她去世后，养父一个人实在无法又上班又照顾我，只好重新带着我回到了文村。 没有养母操持家务的日子，养父既当爹又当妈，他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又匆匆赶回家给我做饭。 晚上，我趴在家里最亮堂的桌边做作业，养父在旁边就着昏暗的灯光帮我补衣服、缝袜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着钢针，笨手笨脚，不是把袖子连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缝到了衣服里边，手指还经常被针扎出了血。 看到养父为我忙里忙外，我过意不去，要学着做家务。养父却毫不犹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读你的书，这些活儿爸干得了。”养父最骄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每当我考了100分，他总是笑得无比舒心，脸上的皱褶也舒展开来。 看上去苍老的养父其实才40多岁，正值壮年，不少人劝他再找个女人一起过日子，但养父一概回绝了。 有一天，邻居李叔叔来找养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间做作业。两人大概喝多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李叔叔给养父介绍邻村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养父不同意。他说：“多两个人得多添两张嘴，我哪里养得活？”李叔叔说：“可你需要个女人呀！不行让慧慧别读书了，女孩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养父的语气陡然加重了：“那怎么行？慧慧这孩子聪明，是个读书的料，不能耽误在我手上。” 李叔叔带着醉意说：“我知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慧慧她亲爸亲妈，早知道当年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把孩子还给他们，这样你和丽平也不会跑出去打工，丽平也不至于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话让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儿时片断驳杂的记忆、村民们平时对我的窃窃私语、还有那次奇怪的举家迁徙顿时在我脑海中连缀起来…… 我连哭带喊的追问把养父的酒吓醒了，他不得不告诉我：8年前，一直没有生育和他和养母从外地一个人贩子手中，以2000元的价格把我买了下来。我5岁那年，我的亲生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蒋家奶奶发现后，赶紧报告了养父。于是，他和养母带着我连夜逃到了东莞…… 这一切让11岁的我无法承受。我哭着冲出门，把养父的呼唤抛在身后。 两天后，养父从一个树洞里找到了又冷又饿的我。他的脸上写满自责，不知是责备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还是责备自己不该告诉我这个秘密。 02 我与养父之间从此竖起了一道高墙。一想到他付出了区区2000元钱，便把我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让我和他们都饱尝亲情流离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齿。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来！我在日记中尽情渲泄着自己的情绪，养父在我笔下成了一个残暴、无知、可怕的暴君…… 我无数次在梦中想像亲生父母的样子，并开始有意向村里人探听我的身世。或许因为事情已过去多年，村里人不再顾忌，他们说我的父母带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想到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我心里便涌起深深的悲哀。 因为内心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变得沉默寡言，还总是无缘无故地朝养父发脾气。 明知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可我却故意嚷着一会要吃烧鸡，一会要喝可乐。为了博得我的高兴，养父总是会从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无条件地满足我的无理要求。 我再也没有叫养父一声“爸爸”，把所有的苦闷和怨恨都发泄到了书本上。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听说可以在校住读，我暗自高兴。 但正因为如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水涨船高，养父靠种地的收入明显不够。为了让我能读上书，养父去了邻村一个沥青加工厂熬制沥青。这个活儿又脏又累，危险性也大，一般没人愿意干，但养父愿意。 可是，每次他浑身带着刺鼻的沥青气味回家时，我总是嫌恶地躲开。 我每次周末回家，都是养父最高兴的时刻。他兴奋地跑前跑后，把我最爱吃的凉粉、炒豌豆一样样端出来，小心翼翼地守着我吃完，脸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对他这种近乎谦卑的殷勤却并不领情。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家，正看到养父拿着我那份得满分的试卷，得意地给邻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抢过来，没好气地说：“以后别乱翻我书包！”养父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脸一下子红了。 12岁那年，邻居李叔叔的妻子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了女孩子的卫生用品，还给我讲了一些生理常识。当得知是养父让她来的时，我觉得又羞又恼，为此又好几天不与他说话。 2007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衡阳市最好的高中——衡南县一中。其实，很多人都劝养父别再让我读书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个拐来的女儿，能嫁人生子，帮着养老送终就行了，何必赔上老本？甚至有人对养父说：“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飞跑了？”可养父什么也没说，不声不响地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还又找了一份分拣医疗垃圾的辛苦活儿…… 养父不知道，我学习如此努力，就是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学，彻底离开他。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我的亲生父母来了！ 从学校到家，3个小时的路程在这天却显得那么漫长。我冲进家门，一对穿着打扮都很体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饱满的额头和白晰的皮肤与那个中年女子如出一辙。 她走过来，轻轻拉起我的衣领，看到我颈后的一块椭圆形胎记，便紧紧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妈妈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踏实，在她的怀里泪雨滂沱。 父亲从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养父手中说：“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欣欣的养育，我们想今天就带她走，她的户口和转学手续我们会替她办的。”养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亲手中，嗫嚅着说：“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们给我留个地址。”父亲犹豫了一会儿，便写给了他。 养父转过头来对我说：“闺女，你在这个家受委屈了…… 回去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没有理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03 11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个教师小区，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我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名字：施雨欣。 从与父母的交流中，关于我的片断渐渐被拼凑得完整：3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出门买菜，一眨眼我就不见了。母亲急得发疯，只好报了案。 两年后，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动中，一个人贩子落网，从他的供述中，民警了解到我可能被卖到了湖南衡阳，并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们不辞辛苦地在衡阳的每一个县市寻找，终于听说文村有人收养了一个与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当他们赶到文村时，就被蒋家奶奶发觉了，她认为养父出了钱，孩子就该归他，于是便通风报信，养父和养母带着我落荒而逃。 虽然没能找到我，但父亲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塞进了养父的老屋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换过电话。从东莞回到文村后，养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字条和电话，便把它们藏了起来。 2010年3月的一天，父亲居然接到了养父打来的电话，于是，我们一家终于得以团圆。 得知是养父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许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留住我了？或许他希望亲生父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无暇揣测养父真实的意图，只顾贪婪地享受着错失了15年的亲情。 母亲给我买了各式各样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红色的睡裙，还拥有了安静整洁的小卧室。 我把从养父那里穿来的寒碜衣服统统扔进了垃圾箱，同时把对文村，对养父的记忆努力删除。 我回家没多久，就收到来自衡阳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晒干的枇杷核。我从小患有支气管炎，一到换季就咳嗽，养父带我找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 后来一个老中医用野生枇杷核晒干后煮水给我喝，非常有效，于是每年养父都会到处寻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已经有了母亲从医院开回来的进口止咳药，不再需要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亲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学插班读高三，我优异的成绩让他们大跌眼镜。得知文村的女孩从没有一个能初中毕业时，母亲感慨地对父亲说：“欣欣在这一点上还很幸运的，她的养父没耽误她。”父亲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他反复叮嘱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学校读书。”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14年，我从川大毕业，并申请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相同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当飞机冲上蓝天时，我知道，自己崭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开…… 我很快适应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活。在图书馆查资料、在实验室写报告、周末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乘“灰狗”长途汽车四处旅行，日子紧张而充实。 2015年4月，我还收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是与我同一个课题组的英国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与史蒂芬同时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我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带着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带回个“洋女婿”，而且俩人都是名校硕士，四邻八舍都涌往我家，在一片祝贺和艳羡声中，我有种扬眉吐气、脱胎换骨之感，父亲和母亲热情地招待着来客，眉眼之间洋溢着骄傲和舒心。 就在这种无比欢快的气氛中，我听到了关于养父的噩耗。 04 养父的噩耗来自我的老同学肖远平，他是文村唯一与我一同读到高中的同学，现在南昌工作。 听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们在海外的见闻以及工作和学习情况后，肖远平突然说起：“你父亲……呃，你养父听说病得不轻，好像是皮肤癌。”肖远平的话在我心上落下一记重锤。 养父，这是一个被我抗拒和禁锢了多少年的词。 我顿时想起，在沥青厂打工的养父身上那刺鼻的气味，分拣医疗垃圾的他，手指经常被刺破，红肿溃烂，很久都不能愈合。 他患上皮肤癌，很难说与这些没有关系。肖远平说，自从我走后，养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把家里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拣出来，最甜的红薯干一片片挑出来，或是四处寻找野生枇杷。 现在的野生枇杷越来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时，他失足从山崖上坠落，摔坏了腰椎，本来就弯的腰现在更弯了……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养父挣来的血汗钱几乎都用于给我上学、买书，可我对他却没有一天好脸色；他拼了命给我摘来的枇杷核，却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心里难过极了，突然觉得自己很可耻。 那天我像发了疯一样，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远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做了很多梦，在文村与养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进入我的梦境。原来我刻意封存这些记忆，一刻也不曾离开我的脑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终于从梦中醒来。眼光触及之处，竟是卧室柜顶上，父亲给我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包裹。我不在家这些年，养父仍然坚持不懈给我寄东西，每个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迹。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着他精心挑选的花生和红薯干，而且按时喝枇杷水。想像着养父寄出这些包裹时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发抖了！ 如果他知道，这些凝聚着他血汗的珍贵礼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的柜顶发芽、长霉，他该有多么伤心！ 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竟然误读和忽略了养父多少真切朴实的爱：纵然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下我的行为是违法的，纵然他带着我逃离我父母的追寻是自私的，但这么多年来他给我的父爱卑微深沉，丝毫不比我的亲生父亲逊色！ 面对拿自己的一切来爱我的养父，我对他的怨恨是多么无知而冷漠！想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养父患病的事告诉了父母，并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惊，连忙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与史蒂芬一起踏上了开往衡阳的火车。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经历讲给史蒂芬听，他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美丽的中国姑娘，没想到你有这样曲折的经历，我很佩服你的养父，让我们一起为他做点什么吧！”我点点头，心已经飞往久违的文村…… 6年过去，养父的土坯房更加破败了。养父坐在门前矮凳上打盹，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皱纹，精神萎靡不振。当我轻轻唤了他一声，他睁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没有做梦吧？”我向他介绍了史蒂芬，养父手忙脚乱地给他拿凳子、倒茶，然后拉着我的双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好像生怕他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 我发现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块，边缘已经红肿溃烂。我心痛极了，要捋起养父的袖子仔细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却急忙把手缩进袖子里，不安地说：“慧慧，吓着你了吧？你放心，医生说这不传染的。”在我的面前，养父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可他的爱却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是那样鲜艳、夺目。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养父，哽咽着说：“爸，对不起！” 05 我当晚给父亲打去电话，想将养父带到江西治病。父亲沉默良久，缓缓说：“孩子，我和你妈妈也曾经怨恨过你的养父，毕竟他让我们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这些年，我们在你身上渐渐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惊讶的优秀特质，也意识到你能遇到这样的养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也看出你对养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谅他，但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高兴，你终于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妈妈郑重表示：支持你的决定！”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放下了全部顾虑，我第二天就带着养父踏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更不乐观——恶性黑色素瘤，已经发展到中晚期，局部扩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手术。我不敢有半点怠慢，把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节省下来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5万元积蓄全部取了出来。 7月13日，养父进行了手术，切除了病灶部位，但为了彻底清除体内癌细胞，养父还有漫长的化疗过程。 进行了2期化疗后，养父体内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一丝冷风都能使他再次发烧、昏迷。 医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药物都不能实现靶向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对于复发程度非常高的恶性黑色素瘤，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我失声问道：“最长能有多长时间？”医生遗憾地回答我：“五年。” 养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后，他努力地笑笑，哑着嗓子说：“闺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这么漂亮的房间里。”我强忍眼泪，握住养父干枯的手，恨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却对他的病无能为力。 暑期就要结束，导师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高昂的医药费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养父对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为难，我的父母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打算把养父接到家里，负担他的医药费，并照顾他的生活。 养父握着父亲的手，惭愧、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却诚挚地说：“我们还要谢谢你，帮我们培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儿。”多年来的隔阂终于冰释，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每一个人。 回到美国后，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课余不懈地寻找治疗皮肤癌的方法。我了解到，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曾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进行皮下注射，效果并不明显；而德国一家医院采用干扰素治疗，其副作用几乎与放疗化疗相同。 2016年9月，我终于发现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sakai研究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抗癌药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药，实现药物全程监控和定向释放。 一旦找到这种材料，就能很好解决药物无法直达患处的难题，大大减少抗癌药的副作用。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种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肤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吗？如果我能亲自参与这项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养父吗？这一想法让我热血沸腾。 但史蒂芬却提醒我：sakai研究室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仪器，积聚着来自医学、器械、材料、化学等各学科顶尖人才，他们能否接受我的申请，还很难说。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也非常难，拿到博士学位说不定要花费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说得没错，选择去日本，就意味着放弃我在美国的学术坦途。而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和史蒂芬的爱情也面临考验。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作出选择。 经过三天三夜痛苦的挣扎，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因为我和史蒂芬还年轻，未来还有许多选择，而对养父来说，这也许是我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后一博。 我找到导师，把自己面临的困境讲给他听，并为不能继续读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没想到，导师听了我的话后，不但愿意放我走，还破天荒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了这封份量很重的推荐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请顺利获批。 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天，我兴奋地给养父打了越洋电话，我知道他根本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但他肯定听懂了，这个曾经叛逆的女儿要救他。他哽咽地说：“闺女，谢谢你……爸有你，真是福气。” 有了养父的病作为动力，我到sakai研究室报到后，就准备大干一场。但困难却来了：这个综合研究团队根本没有导师指导，所谓研究，就是各个专业的精英自行组合，研究成果经过整合后定期公布在网上，共同推动项目的推进。 整个项目的公共资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一群专门做小白鼠手术的实验员。作为新人，我根本不会使用这些仪器，也没有固定合作的实验员。 养父的时间不多，我只能靠自己。凭着一本日文辞典，我苦苦研究这堆陌生的仪器。好在我足够努力，两个月后，就掌握了设备使用方法。 于是，我开始尝试寻找一些能发光的材料来包裹药物,这样药物就能在进入体内后做到全程监控，定向释放，减少对身体的副作用。这种设想其实早就有人实验过，但每次小白鼠试验做出来的数据总是不稳定。 我通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坚信发光体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术娴熟的实验员来配合我。为此，我找到了苏珊，她是实验室最棒的小白鼠手术专家，无数顶尖成果的白鼠实验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听要做发光体材料实验，苏珊就表示了反对。她说：“研究室的许多人都尝试过这种材料，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实验资源。我想你应该挑选一种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写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 ”我告诉苏珊，我来研究室，不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更不是为了发表光彩照人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万里之外一个病床上的老人——我的养父。 听我讲了我与养父的故事后，苏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动地说：“施，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开始吧！” 令我感动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这个时候也申请加入了sakai研究室，并成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2016年12月，寻找发光体材料的庞大实验工程启动了。我和史蒂芬先后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实验室。 我不时给养父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干得不错，他说他身体也好多了。母亲私下告诉我，养父的身体情况其实并不好，只是为了怕给我增加压力才强颜欢笑。 原来我和养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陡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或许上天也在眷顾我多灾多难的养父，2017年11月23日，一种能发光的高分子纳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实验成功了！ 在显微镜下，我们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药包裹成直径仅有几十纳米的颗粒，注射到小白鼠体内。我们从仪器中清晰地看到，这种能发光的高分子微胞进入血液后，药物运行到癌变部位时就从血管渗出，滞留在癌细胞附近，连续发挥药力。 24小时后，癌细胞有了明显减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没有明显变化。为了保险起见，同样的实验又在不同的200组小白鼠个体上，进行多轮循环实验，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这意味着：一种极具临床意义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将产生！我与史蒂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我知道：养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无菌服，跑出去打电话。 当我的父母和养父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养父泣不成声，只会不断地说：“闺女，谢谢你。” 2017年12月，我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CELL》杂志上。这项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但我来不及考虑这项研究成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荣誉和奖金，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让养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负责的这个项目通过了sakai研究室的论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需要征集皮肤癌志愿者进行试验，我当即替养父报了名。 2月12日，我把养父接到了日本。经过无数次放疗、化疗，养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当我与助手一起，把已经处理好的实验用生物制剂缓缓推进养父的血管时，内心仍有一丝不安，生怕实验出现什么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没有发生，抗癌药物按照我们预期的效果，在养父身体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通过72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养父身体中癌细胞数量下降了20%，正常细胞对抗癌药物的反应不明显。 这就意味着：养父向完全康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再有几个疗程，将有希望完全清除体内的癌细胞！ 养父安宁地睡在病床上，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一如当年我生病时，他夜以继日地守望着我。望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或许，养父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来成就我：他的精心呵护培养，让我这个“被拐来的女孩”获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我对他的怨恨，成了奋发读书的动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发了我挑战世界性难题的勇气，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医学高峰！ 养父就是故乡那黑黑的泥土啊，卑微而渺小，可他的身上却能站起巍巍大树……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2002年11月的一个下午，57岁的神经科医生戴维·珀尔马特站在ICU病房外，看着68岁的老患者艾琳被推进抢救室，双腿发软靠在了墙上。三年前艾琳还是个精神矍铄的退休护士，能一口气背出50种药物名称，但今天早上她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菜刀，茫然地问这是什么？送到医院时她已经完全不认识陪伴了45年的丈夫。珀尔马特颤抖着翻开病历，他开了最好的药，用了最先进的疗法，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的大脑，像被虫蛀的木头一点一点被掏空。那天夜里他坐在诊室里直到凌晨4点，办公桌上摊开着过去十年他经手的412份阿尔茨海默症病例。一个可怕的真相浮现，1992年时他一年只遇到三到四例，而现在每个月都有十几位新患者确诊。凌晨5点妻子看到满头白发的丈夫趴在病历上睡着了，泪水打湿了纸张。她轻轻叫醒他，戴维，你已经尽力了。珀尔马特抬起头，眼睛通红，不，我只是在用药物拖延时间，却从没想过是什么在杀死他们的大脑。第二天珀尔马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关闭诊所三个月彻查真凶。他把自己关进书房，每天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三个月里读完了187本营养学专著，标注了2400多篇论文。突破发生在第73天，那天下午他盯着一篇关于糖化反应的论文，突然浑身颤抖，他找到了隐形杀手——谷物。现代人每天吃的面包、面条、米饭，这些被奉为“健康主食”的食物，进入人体后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持续的高血糖会在大脑中引发慢性炎症，就像在神经元上撒硫酸，日复一日地腐蚀。2003年春天，珀尔马特找到了19位早期认知衰退的患者，包括74岁的前大学教授威廉汤普森。这位老人三个月前还能流利地用拉丁语朗诵诗歌，如今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颤颤巍巍。珀尔马特握着汤普森教授的手，郑重地说给我六个月，让我们做一个实验。他要求患者彻底戒除所有谷物制品、糖分。汤普森教授的妻子玛莎每天凌晨5点起床，按照食谱准备三餐。她在日记里写道：也许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三个月后的复查日，当汤普森教授走进诊室，清晰地叫出他的名字，珀尔马特医生早上好。这位医生瞬间泪崩。认知测试显示，19位患者中14位评分显著提升，6位几乎恢复正常。玛莎抱着丈夫痛哭，昨天他用拉丁语念了一首诗给我听，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护士长说我从医35年，从没见过奇迹真的发生。但当珀尔马特把发现提交给学术界时，迎来的却都是嘲笑。2004年的神经科学年会上，当他说谷物是大脑的慢性毒药时，全场哗然，有人质疑“这是反科学”。一位老教授直接离席，珀尔马特，你在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天夜里59岁的他接到妻子的电话，戴维，算了吧。他沉默了很久，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也老了，也忘记了你，请你记得我今天做的这一切。接下来的九年，珀尔马特像被流放的先知，他失去了学术圈的朋友，诊所病人越来越少，但他追踪了387个病例，把积蓄几乎全部投入研究。妻子在圣诞节的日记里写道：今年又没钱去看女儿了，但我知道，他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2013年9月，珀尔马特把九年的孤独，387个病例的追踪，妻子卖掉度假屋的代价，全部写进了《谷物大脑》这本书。他要告诉世界一个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真相：你每天吃的“健康主食”正在杀死你的大脑。第一周只卖出300本。但三个月后，一位76岁的读者在网上分享了她的故事。83岁的母亲确诊早期阿尔茨海默症后，按书中方法改变饮食三个月，记忆力测试从持续下降变成了稳定。最重要的是，母亲又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了。她写道：我知道这不是治愈，但妈妈多认识我一天，就是多爱我一天。这段话被转发了上百万次，销量开始爆炸式增长，半年内突破100万册。如今全球销量已超过200万册。82岁的退休教师写道：我照着做了一年，认知测试比五年前还好。69岁的老人含泪留言：谢谢您，让我母亲在89岁还能认出我。2025年77岁的珀尔马特依然在全球各地演讲，他最喜欢讲汤普森教授的故事。这位老人活到91岁，去世前一天还在给曾孙讲古希腊神话。葬礼上玛莎握着他的手说：医生，谢谢您，给了我们20年额外时光。在《谷物大脑》书中，珀尔马特写道：我想告诉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阿尔茨海默症不是衰老的宿命，而是可以预防的疾病。60岁、70岁，改变饮食永远不晚。每一顿正确的饭菜都是在为大脑续命，每一次拒绝谷物都是在保护你最珍贵的记忆。戴维·珀尔马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医者不是在病床前无能为力，而是敢于追问为什么？那个在ICU外靠墙而泣的医生，用20年时间为全世界父母点亮了一盏灯。你的大脑值得最好的呵护，而改变从今天的下一顿饭开始。

2002年11月的一个下午 57岁的神经科医生戴维·珀尔马特 站在ICU病房外 看着68岁的老患者艾琳 被推进抢救室 双腿发软靠在了墙上 三年前艾琳 还是个精神矍铄的退休护士 能一口气背出50种药物名称 但今天早上她站在厨房里 手里攥着菜刀 茫然地问这是什么? 送到医院时 她已经完全不认识 陪伴了45年的丈夫 珀尔马特颤抖着翻开病历 他开了最好的药 用了最先进的疗法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病人的大脑 像被虫蛀的木头 一点一点被掏空 那天夜里 他坐在诊室里 直到凌晨4点 办公桌上 摊开着过去10年 他经手的412份阿尔茨海默症病例 一个可怕的真相浮现 1992年时 他一年只遇到3-4例 而现在每个月 都有十几位新患者确诊 凌晨5点妻子看到满头白发的丈夫 趴在病历上睡着了 泪水打湿了纸张 她轻轻叫醒他 戴维你已经尽力了 珀尔马特抬起头眼睛通红 不,我只是在用药物拖延时间 却从没想过 是什么在杀死他们的大脑 第二天珀尔马特 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关闭诊所三个月 彻查真凶 他把自己关进书房 每天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 三个月里 读完了187本营养学专著 标注了2400多篇论文 突破发生在了第73天 那天下午他盯着一篇 关于糖化反应的论文 突然浑身颤抖 他找到了隐形杀手 谷物 现代人每天吃的面包 面条米饭 这些被奉为“健康主食”的食物 进入人体后 迅速转化为葡萄糖 持续的高血糖会在大脑中引发慢性炎症 就像在神经元上撒硫酸 日复一日地腐蚀 2003年春天 珀尔马特找到了19位 早期认知衰退的患者 包括74岁的前大学教授威廉汤普森 这位老人三个月前 还能流利地用拉丁语朗诵诗歌 如今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颤颤巍巍 珀尔马特握着汤普森教授的手 郑重地说给我6个月 让我们做一个实验 他要求患者 彻底戒除所有谷物制品、糖分 汤普森教授的妻子玛莎 每天凌晨5点起床 按照食谱准备三餐 她在日记里写道 也许这是我能为他做的 最后一件事了 三个月后的复查日 当汤普森教授走进诊室 清晰地叫出他的名字 珀尔马特医生早上好 这位医生瞬间泪崩 认知测试显示 19位患者中 14位评分显著提升 6位几乎恢复正常 玛莎抱着丈夫痛哭 昨天他用拉丁语念了一首诗给我听 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 护士长说我从医35年 从没见过奇迹真的发生 但当珀尔马特把发现 提交给学术界时 迎来的却是嘲笑 2004年的神经科学年会上 当他说谷物是大脑的慢性毒药时 全场哗然 有人质疑“这是反科学” 一位老教授直接离席 珀尔马特 你在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天夜里59岁的他接到妻子的电话 戴维算了吧 他沉默了很久 亲爱的 如果有一天我也老了 也忘记了你 请你记得我今天做的这一切 接下来的9年 珀尔马特像被流放的先知 他失去了学术圈的朋友 诊所病人越来越少 但他追踪了387个病例 把积蓄几乎全部投入研究 妻子在圣诞节的日记里写道 今年又没钱去看女儿了 但我知道 他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 2013年9月 珀尔马特把九年的孤独 387个病例的追踪 妻子卖掉度假屋的代价 全部写进了谷物大脑这本书 他要告诉世界一个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真相 你每天吃的“健康主食” 正在杀死你的大脑 第一周只卖出300本 但三个月后一位76岁的读者 在网上分享了她的故事 83岁的母亲 确诊早期阿尔茨海默症后 按书中方法改变饮食3个月 记忆力测试从持续下降 变成了稳定 最重要的是 母亲又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了 她写道我知道这不是治愈 但妈妈多认识我一天 就是多爱我一天 这段话被转发了上百万次 销量开始爆炸式增长 半年内突破100万册 如今全球销量已超过200万册 82岁的退休教师写道 我照着做了一年 认知测试比五年前还好 69岁的老人含泪留言 谢谢您 让我母亲在89岁还能认出我 2025年 77岁的珀尔马特 依然在全球各地演讲 他最喜欢 讲汤普森教授的故事 这位老人活到91岁 去世前一天 还在给曾孙讲古希腊神话 葬礼上玛莎握着他的手说 医生谢谢您 给了我们20年额外时光 在谷物大脑书中 珀尔马特写道 我想告诉每一位中老年朋友 阿尔茨海默症不是衰老的宿命 而是可以预防的疾病 60岁70岁 改变饮食永远不晚 每一顿正确的饭菜 都是在为大脑续命 每一次拒绝谷物 都是在保护你最珍贵的记忆 戴维·珀尔马特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医者 不是在病床前无能为力 而是敢于追问为什么 那个在ICU外靠墙而泣的医生 用20年时间 为全世界父母点亮了一盏灯 你的大脑值得最好的呵护 而改变 从今天的下一顿饭开始

2002年11月的一个下午，57岁的神经科医生戴维·珀尔马特站在ICU病房外，看着68岁的老患者艾琳被推进抢救室，双腿发软，靠在了墙上。三年前艾琳还是个精神矍铄的退休护士，能一口气背出50种药物名称，但今天早上她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菜刀，茫然地问这是什么？送到医院时，她已经完全不认识陪伴了45年的丈夫。珀尔马特颤抖着翻开病历，他开了最好的药，用了最先进的疗法，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的大脑像被虫蛀的木头，一点一点被掏空。那天夜里，他坐在诊室里，直到凌晨4点，办公桌上摊开着过去10年，他经手的412份阿尔茨海默症病例。一个可怕的真相浮现：1992年时，他一年只遇到3到4例，而现在每个月都有十几个新患者确诊。凌晨5点，妻子看到满头白发的丈夫趴在病历上睡着了，泪水打湿了纸张。她轻轻叫醒他：戴维，你已经尽力了。珀尔马特抬起头，眼睛通红：不，我只是在用药物拖延时间，却从没想过是什么在杀害他们的大脑。第二天珀尔马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关闭诊所三个月，彻查真凶。他把自己关进书房，每天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三个月里读完了187本营养学专著，标注了2400多篇论文。突破发生在第73天，那天下午他盯着一篇关于糖化反应的论文，突然浑身颤抖，他找到了隐形杀手：谷物。现代人每天吃的面包、面条、米饭，这些被奉为“健康主食”的食物，进入人体后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持续的高血糖会在大脑中引发慢性炎症，就像在神经元上撒硫酸，日复一日地腐蚀。2003年春天，珀尔马特找到了19位早期认知衰退的患者，包括74岁的前大学教授威廉·汤普森。这位老人三个月前还能流利地用拉丁语朗诵诗歌，如今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颤颤巍巍。珀尔马特握着汤普森教授的手，郑重地说：给我6个月，让我们做一个实验。他要求患者彻底戒除所有谷物制品、糖分。汤普森教授的妻子玛莎每天凌晨5点起床，按照食谱准备三餐。她在日记里写道：也许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三个月后的复查日，当汤普森教授走进诊室，清晰地叫出他的名字：珀尔马特医生早上好。这位医生瞬间泪崩。认知测试显示，19位患者中14位评分显著提升，6位几乎恢复正常。玛莎抱着丈夫痛哭，昨天他用拉丁语念了一首诗给我听，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护士长说：我从医35年，从没见过奇迹真的发生。但当珀尔马特把发现提交给学术界时，迎来的却是嘲笑。2004年的神经科学年会上，当他说谷物是大脑的慢性毒药时，全场哗然。有人质疑“这是反科学”，一位老教授直接离席：珀尔马特，你在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天夜里，59岁的他接到妻子的电话：戴维，算了吧。他沉默了很久：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也老了，也忘记了你，请你记得我今天做的这一切。接下来的9年，珀尔马特像被流放的先知，他失去了学术圈的朋友，诊所病人越来越少。但他追踪了387个病例，把积蓄几乎全部投入研究。妻子在圣诞节的日记里写道：今年又没钱去看女儿了，但我知道，他正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2013年9月，珀尔马特把9年的孤独，387个病例的追踪，妻子卖掉度假屋的代价，全部写进了《谷物大脑》这本书。他要告诉世界一个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真相：你每天吃的“健康主食”正在杀害你的大脑。第一周只卖出300本，但3个月后，一位76岁的读者在网上分享了她的故事：83岁的母亲确诊早期阿尔茨海默症后，按书中方法改变饮食3个月，记忆力测试从持续下降变成了稳定。最重要的是，母亲又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了。她写道：我知道这不是治愈，但妈妈多认识我一天，就是多爱我一天。这段话被转发了上百万次，销量开始爆炸式增长，半年内突破100万册，如今全球销量已超过200万册。82岁的退休教师写道：我照着做了一年，认知测试比5年前还好。69岁的老人含泪留言：谢谢您，让我母亲在89岁还能认出我。2025年，77岁的珀尔马特依然在全球各地演讲，他最喜欢讲汤普森教授的故事。这位老人活到91岁，去世前一天还在给曾孙讲古希腊神话。葬礼上，玛莎握着他的手说：医生，谢谢您，给了我们20年额外时光。在《谷物大脑》书中，珀尔马特写道：我想告诉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阿尔茨海默症不是衰老的宿命，而是可以预防的疾病。60岁70岁，改变饮食永远不晚。每一顿正确的饭菜，都是在为大脑续命。每一次拒绝谷物，都是在保护你最珍贵的记忆。戴维·珀尔马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医者不是在病床前无能为力，而是敢于追问为什么？那个在ICU外靠墙而泣的医生，用20年时间为全世界父母点亮了一盏灯。你的大脑值得最好的呵护，而改变从今天的下一顿饭开始。

2002年11月的一个下午，57岁的神经科医生戴维·珀尔马特站在ICU病房外，看着68岁的老患者艾琳被推进抢救室，双腿发软靠在了墙上。3年前艾琳还是个精神矍铄的退休护士，能一口气背出50种药物名称。但今天早上，她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菜刀，茫然地问这是什么？送到医院时，她已经完全不认识陪伴了45年的丈夫。珀尔马特颤抖着翻开病历，他开了最好的药，用了最先进的疗法，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的大脑像被虫蛀的木头一点一点被掏空。那天夜里，他坐在诊室里直到凌晨4点，办公桌上摊开着过去10年他经手的412份阿尔茨海默症病例。一个可怕的真相浮现，1992年时他一年只遇到3-4例，而现在每个月都有十几位新患者确诊。凌晨5点，妻子看到满头白发的丈夫趴在病历上睡着了，泪水打湿了纸张。她轻轻叫醒他，戴维，你已经尽力了。珀尔马特抬起头，眼睛通红，不，我只是在用药物拖延时间，却从没想过是什么在杀s他们的大脑。第二天珀尔马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关闭诊所三个月，彻查真凶。他把自己关进书房，每天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三个月里读完了187本营养学专著，标注了2400多篇论文。突破发生在第73天，那天下午他盯着一篇关于糖化反应的论文，突然浑身颤抖，他找到了隐形s手，谷物。现代人每天吃的面包、面条、米饭，这些被奉为“健康主食”的食物，进入人体后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持续的高血糖会在大脑中引发慢性炎症，就像在神经元上撒硫酸，日复一日地腐蚀。2003年春天，珀尔马特找到了19位早期认知衰退的患者，包括74岁的前大学教授威廉·汤普森。这位老人三个月前还能流利地用拉丁语朗诵诗歌，如今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颤颤巍巍。珀尔马特握着汤普森教授的手，郑重地说给我六个月，让我们做一个实验。他要求患者彻底戒除所有谷物制品、糖分。汤普森教授的妻子玛莎每天凌晨5点起床，按照食谱准备三餐。她在日记里写道，也许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三个月后的复查日，当汤普森教授走进诊室，清晰地叫出他的名字，珀尔马特医生早上好。这位医生瞬间泪崩。认知测试显示，19位患者中14位评分显著提升，6位几乎恢复正常。玛莎抱着丈夫痛哭，昨天他用拉丁语念了一首诗给我听，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护士长说，我从医35年，从没见过奇迹真的发生。但当珀尔马特把发现提交给学术界时，迎来的却是嘲笑。2004年的神经科学年会上，当他说谷物是大脑的慢性毒药时，全场哗然。有人质疑“这是反科学”，一位老教授直接离席，珀尔马特，你在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天夜里，59岁的他接到妻子的电话，戴维，算了吧。他沉默了很久，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也老了，也忘记了你，请你记得我今天做的这一切。接下来的9年，珀尔马特像被流放的先知，他失去了学术圈的朋友，诊所病人越来越少。但他追踪了387个病例，把积蓄几乎全部投入研究。妻子在圣诞节的日记里写道，今年又没钱去看女儿了，但我知道，他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2013年9月，珀尔马特把9年的孤独，387个病例的追踪，妻子卖掉度假屋的代价，全部写进了《谷物大脑》这本书。他要告诉世界一个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真相，你每天吃的“健康主食”正在杀s你的大脑。第一周只卖出300本，但三个月后一位76岁的读者在网上分享了她的故事。83岁的母亲确诊早期阿尔茨海默症后，按书中方法改变饮食3个月，记忆力测试从持续下降变成了稳定。最重要的是，母亲又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了。她写道我知道这不是治愈，但妈妈多认识我一天就是多爱我一天。这段话被转发了上百万次，销量开始爆炸式增长，半年内突破100万册，如今全球销量已超过200万册。82岁的退休教师写道，我照着做了一年，认知测试比5年前还好。69岁的老人含泪留言，谢谢您，让我母亲在89岁还能认出我。2025年77岁的珀尔马特依然在全球各地演讲，他最喜欢讲汤普森教授的故事。这位老人活到91岁，去世前一天还在给曾孙讲古希腊神话。葬礼上，玛莎握着他的手说，医生，谢谢您，给了我们20年额外是时光。在《谷物大脑》书中，珀尔马特写道，我想告诉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阿尔茨海默症不是衰老的宿命，而是可以预防的疾病。60岁70岁改变饮食永远不晚，每一顿正确的饭菜都是在为大脑续m，每一次拒绝谷物都是在保护你最珍贵的记忆。戴维·珀尔马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医者不是在病床前无能为力，而是敢于追问为什么？那个在ICU外靠墙而泣的医生，用20年时间为全世界父母点亮了一盏灯。你的大脑值得最好的呵护，而改变从今天的下一顿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