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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一不小心误入一片废弃的向日葵田里,你就会发现有一只傻鸟正在上面四仰八叉地睡大觉。就算你用手指去触碰它,它都懒得看你一眼。你干嘛?只有把它整个翻起来,它才从梦中惊醒,然后慌忙地飞走。这时候就会有人问,难道现在的鸟都学会躺平了吗?其实这种鸟叫做金翅雀,是我国三有保护大傻鸟,也是鸟界的躺平代表。每当向日葵种子成熟时,它们就会被这些美味吸引而来。因为成熟的向日葵籽含有丰富的油脂和蛋白质。于是乎,金翅雀吃着吃着就会感到晕碳。再加上向日葵田地里既安静又隐蔽,这让他们非常有安全感。于是干脆过起了躺平式的生活。久而久之也就明白了,只要没有车贷和房贷的压力,生活就会过得很安逸。哪里有食物,哪里就是它的家。即使只有一片树叶盖,它都很满足。而它找对象不仅不要彩礼,还不要车子和房子。只要能带它找到吃不完的瓜子就可以。两口子每天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甚至一家人都能整整齐齐地在树枝上睡成一排。在它们的世界里,没有攀比,没有内卷,有的只是随遇而安。真的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小鸟。不少网友表示,真想送它们上班去还房贷。此时就有些牛马不怀好意了。非要手欠把它们弄醒,让他们重睡。更有甚者还把它们盖的被子捏的稀碎。好在金翅雀对于人类的叫醒服务早已习以为常。在被两脚兽骚扰后,还能继续享受无忧无虑的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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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谁还在给你叨叨,说老了就要惜福,多喝稀饭少吃肉,说这样肠胃负担小,请你立刻让他消失,或者现在就把它灶台上,那锅熬了两小时的养生粥倒进下水道。这个被包装成养生真理的谎言,正在让全球数亿老人在失能的痛苦中度过晚年。而最讽刺也最让人心碎的是,害惨他们的恰恰是我们从小听到大深信不疑的,所谓清淡健康标准。此时此刻,最让人揪心的是,你的父母也许正因为死守这个标准,因为不敢动筷子吃肉,而一步步滑向失去尊严的深渊。这哪里是惜福,这分明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慢性谋杀。二零二四年初,身为哈佛医学专家且是《身体重置》作者的斯蒂芬·佩内里,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愤怒地拍了桌子,去瞧瞧康复中心那些躺平动不了的人。这些人并非因重病而瘫痪,实则是长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肌肉被饿没了,最后连支撑身体都成问题。为什么没人戳破这个真相?原因在于一个腿脚利索,能吃能跑的老人,是产生不了医疗费的。只有当你深信清淡养生,把自己饿到皮包骨,上厕所都得多人照料时,才会成为某些机构眼中的摇钱树。佩内里之所以极度反感粗茶淡饭,源于他的父亲。他父亲一位最体面的绅士就是这样失去尊严的。听信少油少肉的说法,整整五年,早餐只吃麦片,晚餐仅吃几片菜叶,结果在七十三岁时,因心力衰竭在佩内里怀中离世。此事成了佩内里心中永远的痛。后来,佩内里在为写书调研案例时,多次看到父亲的影子。比如玛莎老太太,因不敢吃肉,悲剧降临在一个午后,她去上厕所三个小时都没出来,家人破门而入,看到老人瘫坐在马桶边瓷砖上,裤子褪到脚踝一片狼狈。她并非晕倒,而是坐下后大腿肌肉无力起身,就这样在冰冷地板上挣扎了三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一辈子要强体面的她,此时哭得像个无助孩子,不断哭诉:“我怎么就废了,连上厕所都不行了?”佩内里看到这案例痛心不已,他认为老人不是废了,而是饿坏了,是错误饮食观害了她。为此,佩内里揭示了残酷的生理底层逻辑。年轻人的肌肉像海绵,对营养吸收好,吃面包麦片能快速吸收。但人过五十岁,肌肉对营养吸收钝化,吃麦片沙拉,就像往石头上浇水,毫无效果。对老人而言,只吃碳水和蔬菜,会加速肌肉分解。若想让营养进入老人肌肉这块石头,就得用高压水枪,即摄入优质蛋白。在《身体重置》里,佩内里给出简单易懂的手掌法则。其一,别再算热量,扔掉饭碗,用手掌衡量,每餐盘子里要有一块与掌心大小厚度相同的肉,少一点都不行,否则肌肉就会挨饿。其二,清晨是关键。别吃馒头咸菜了,早晨肌肉最需营养。两个水煮蛋加一杯纯牛奶必不可少,这是唤醒肌肉的唯一办法。玛莎老太太照做后,扔掉低脂饼干,每餐保证手掌大小的肉。十二周后,奇迹出现,曾瘫在厕所哭泣的她,不仅能独立上厕所,还能蹲在花园修剪玫瑰,站起来膝盖都不抖。体测显示,她大腿肌肉维度增加2.5厘米。这便是她晚年尊严与独立的底气。当有人质疑大鱼大肉会致三高时,佩内里冷笑回应:“是三高可怕,还是躺在床上需人伺候可怕?”况且,升血糖的并非肉,而是软烂的稀饭。如今,这本刚刚被翻译引进的《身体重置》,详细收录了这套找回尊严的救命吃法。书里不讲大道理,只告诉你哪三种肉便宜又好消化,最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为什么说炖的烂烂的肉反而吸收不好?别让你的父母因为信了清淡的鬼话而倒在冰冷的厕所里。告诉你家里的老人,多吃一口肉,你就少给儿女添一份麻烦。这才是最大的希望,不要像教授那样来不及了才追悔莫及。小红书号:95634994677 伍贵逸知闻 你的生活指南
    1 人回報1 則回應3 個月前
  • 炸了!致癌麦片风靡160多个国家?你吃的早餐,竟然危害这么大? 2018-10-29 15:01 微悉尼 来自美国的Dewayne Johnson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日晚10点上床睡觉,早七点前准时起床, 早餐一顿不落,誓要将健康养生的生活方式进行到底。 他酷爱麦片,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麦片的热量很低, 是早起必备的早餐之一。 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所以为的健康生活, 全都毁在了他每天早上都吃的麦片身上。 在今年8月, 可怜的Dewayne在46岁时被检测出癌症, 此时,他的手背上已经被可怕的病魔覆盖, 变成了月球表面。 在医生对他的身体检查中,有一项测试结果让人疑惑, 多个指标检测表明,Dewayne的癌症是由一种名叫“草甘膦”的化学物质引发的。 医生们不禁皱起了眉头,因为“草甘膦”是一种存在于除草剂里的物质, 怎么会无缘无故进入到人体呢? 医生忙问: 先生,你平时有饮用除草剂的习惯吗… 而在这么多年里,在Dewayne的饮食列表中,常年不变的, 就是早餐中的麦片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医院和Dewayne的家人便将平常每日食用的麦片送往美国环境工作组织(EWG)进行检测, 没想到,这一次试探性的检测, 竟然一下炸出了“麦片‘三鹿’事件”! 此事发生之后,美国EWG立刻对Dewayne每天早餐所食的麦片进行了检测, 检测出的结果连研究人员都有些无法接受,并双腿发软, 因为,在这款连他们自己都经常食用的麦片中, 检测出了超标了许多的草甘膦! 对于这一结果,研究人员表示可信度不是很高, 可能是实验器材的问题,也可能是个别实验取样的问题, 于是乎,为了对社会与大众负责,他们便不遗余力取来了多个品牌的多种麦片进行检测, 本次实验总共涉及了45中不同的麦片产品, EWG对它们分别进行了检测。 31,这个最终的数字是31。 什么?只有31款麦片合格?! EWG负责人差点吓晕过去,这应该是做梦吧! 是的,的确是做梦,梦境与现实是相反的, 事实是,参与实验的45款麦片中, 有31款麦片, 不合格! 这一系列最受欢迎的早餐食品, 包括麦片谷物、燕麦棒,以及即食麦片等 都被发现含有危险剂量的致癌除草剂—— 草甘膦! 今年8月的这次“大检查”,让许多美国甚至世界上的人们感到无比恐慌, 在人们的家中,存有这些麦片的家庭占多数, 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个有吃麦片习惯的人都会食用这些不合格的麦片, 不夸张地说, 这就是麦片界的一场“三鹿”事件! Dailymail:研究机构又在24种麦片中发现草甘膦!属致癌物! 可是,为什么英国媒体《Dailymail(每日邮报)》在10月25日早晨发布的报道中称, 麦片“又”被检查出问题了呢? 因为,这场风波至今依旧不曾被平息, EWG就在昨晚发出报告, 又有24种麦片被检测出过量草甘膦! 该报道中表示, EWG经过新一轮检测发现, 28种经过测试的燕麦谷物产品中有26种含有“有害”水平的草甘膦, Cheerios和Quaker Oats的麦片,包括Honey Nut Cheerios,Quaker Oatmeal Squares Honey Nut和Quaker Overnight Oats, 包括在澳洲畅销的Quaker Oats和Nature Valley。 这些世界知名麦片全都没能达标, 这一场蔓延世界的麦片恐慌, 时隔两个月,依旧在继续! 这些麦片在世界上16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 甚至有许多华人还把它们当做回国探亲送礼的首选礼品! 所涉及的全球知名麦片有: Quaker Old Fashioned Oats, Cheerios Toasted Whole Grain Oat Cereal, Nature Valley Crunchy Granola Bars, Quaker Simply Granola Oats, 其余被检测出含有过量草甘膦的麦片如下表: 那么,草甘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物质呢? 为何它的出现让全世界麦片爱好者紧张到发抖呢? 它是一种经常在除草剂里出现的物质, 它被美国环境工作组织列为“人体致癌物”,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可能致癌物”。 草甘膦(Glyphosate),其商品名称为年年春(Roundup), 是一种广效型的有机磷除草剂。 通常,它被用来杀死杂草,尤其是与作物竞争的一年生阔叶杂草。 草甘膦本身对人体(尤其是消化系统)有致死毒性, 有许多卫生组织也认为,草甘膦具有致癌性, 所以欧盟对食水中的残留草甘膦含量有严格的规定。 而草甘膦会在人类的整条食物链内不断残留积累, 从而导致人体慢性中毒或癌变, 所以,现在许多国家都有建议完全禁用草甘膦。 曾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调查,试图证明草甘膦对人体的危害。 学者留意到,中美洲肾病Mesoamerican Nephropathy(MeN)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年轻男性甘蔗工人的流行率惊人地高。 而这些年轻人在甘蔗种植中常用的除草剂草甘膦! 他们所使用的草甘膦可能含是有可以破坏与肾功能有关的多种蛋白质的合成的, 从而引发这种肾病。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表了他们对草甘膦的总结和分类,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 动物研究和体外研究草甘膦“可能对人类致癌”(2A类)。 WHO并表示, “有限的证据”说明,草甘膦可能引起非霍奇金淋巴瘤。 在食物中,虽说服用草甘膦的危害并不算太明显,但那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说法。 国际标准规定, 食物中含有百万分之5.0(ppm)范围内的草甘膦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而EWG则规定,食品中含有160万分之一的草甘膦即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然而,在一些麦片中, 草甘膦的含量达到了规定标准的18倍… 在8月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公布, 该麦片公司赔偿个人及政府2.89亿美元, 而发明草甘膦的孟山都公司, 则需要赔偿7800万美元。 你可能还在因为这场美国的麦片风波而感到侥幸, 因为澳洲的麦片可能是安全的,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这次全新一轮的检测发现, 澳洲的麦片,也躺枪了! 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类贴有“健康食品”、“绿色饮食”标签的食品, 这些标签尤其在麦片货架上尤为繁多。 作为注重健康的澳大利亚人,早餐食用麦片早已成为一种“健康饮食”的习惯, 虽然注重两个字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分开的, 饮食越来越注意,体重越来越重。 无论是在Woolworths还是Coles超市内, 随处可见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麦片,它们整齐地坐落在超市的货架上, 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品牌的麦片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可人们惊恐地发现, 那些被列在“危险麦片”列表中的品牌, 依旧安静地睡在货架上。 来自Woolworths的一些品牌的麦片正在打折处理, 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些麦片中不含草甘膦。 这些麦片是澳大利亚人,甚至是许多华人热爱的早餐伴侣, 尤其是孩子们,很喜欢吃这种口感略甜的麦片, 而草甘膦对孩子的危害似乎更大。 这款Quaker OATS的麦片家喻户晓,而现在, Quaker OATS这个麦片品牌也在世界上炸开了锅。 在列表中,Quaker系列麦片有4个产品榜上有名, 其中包括“Original Oats”。 这款麦片不仅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 甚至也成为了华人回国送礼的绝佳选择。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款麦片中竟然也有超标的草甘膦, 目前,有些超市正在打折出售这款麦片, 而另一些超市则没有。 除了这两款之外, 一款名为“Kellogg's”的麦片在澳洲超市内一手遮天, 似乎早已成为了澳洲麦片界的一把手, 可是,它的一些产品也“榜上有名”! 我们不难看出,超市的货架上大片大片地摆放着“Kellogg's”品牌的麦片, 无论是孩子喜爱的Coco Pops还是老少皆宜的Nutri Gram, 又或是干脆爽口的Corn Flakes, 只要你踏入超市的麦片区,你会发现在这里Kellogg's的地位绝不亚于泡面区的康师傅。 而Kellogg's品牌麦片同样被检查出草甘膦严重超标, 这让人不得不担心起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Kellogg's麦片已在澳洲畅销多年, 而如今,有它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困扰澳洲人的时间, 可能会比它的畅销的时间更久… 另外,榜上有名的多款“Nature Valley”产品在悉尼超市的货架上均有销售, 从货架上余货的数量来看, 购买它们的消费者一定不在少数。 虽然草甘膦事件在麦片界中掀起了腥风血雨, 但是在国际上,对于草甘膦的危害依旧存有争议, 一些麦片生产厂家和草甘膦之前的专利公司孟山都公司都不承认草甘膦对人体的危害, 他们称, 这是一场剂量定夺的战争, 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协会可以给草甘膦定量。 其实,草甘磷的致癌性一直存在争议,但早年美国加州法院已裁定为可致癌物质, 世界卫生组织亦有研究指草甘膦为“可能致癌物”。 不过EWG声明指, 虽然今次所有燕麦产品未有违反美国政府对草甘膦所定立的标准, 然而组织认为现有草甘膦超标水平过于宽松, 未有考虑对儿童健康造成长远影响,为此组织订出了儿童摄取的安全用量, 值得家长关注。 但是,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在2013年系统研究超过1000项流行病学研究、动物实验、体外研究,并发现“无致癌性分类和标签是有道理的”。 2015年11月欧洲食品安全局公布了草甘膦的风险评估结论, 称这是“对人类不太可能构成致癌风险”。 孟山都公司在心甘情愿接受了罚款之后称, 草甘膦是安全的,其产品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可与此同时,加州当局已确定, 如果每天摄入超过1.1毫克的草甘膦, 每10万人中就有1人患癌症。 而一碗麦片中的草甘膦含量,则高于1.1mg。 有关研究者称,儿童每天接触到的普通食物中都有可检测到的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可能是危险的。 其实,无论草甘膦对人体是否有害,追根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剂量的问题。 中国辟谣微信号“全名较真”也曾对草甘膦的剂量问题辟过谣,指责EWG的试验不权威,呼吁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今年8月,经过美国EWG的检测之后, 引发了为全世界震惊的“麦片‘三鹿’事件”, 在今年10月,EWG再一次对各大麦片品牌进行了检测, 在抽查的28款麦片中, 再次发现有26款不符合规定。(欢迎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悉尼那些事儿 或搜“mandage”) 草甘膦,一种被WHO列为“2A致癌物”,被EWG列为“危险物质”的化学品, 在不知不觉间混入了我们的早餐中。 但是,目前国际上对草甘膦的认知仍存在争议, 而无论争议结果如何, 专家都提醒,家长应该在这段时间内不让孩子摄入草甘膦, 因为草甘膦对儿童的影响最大。 小伙伴们,这段时间尽量少吃麦片吧, 尤其注意保护自己的孩子, 尽量不要食用列表上的麦片, 不要让清晨第一餐成为您健康的杀手。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1 人回報2 則回應8 年前
  • 🌷🌷Fwd: 一個感人至深的真實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乾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回放……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蒋家奶奶神色紧张地赶过来,跟正在刨花生的养父耳语了几句。养父听后,连忙扔下锄头,将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夹在腰边带回了家。 当晚,便和养母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出门了。我稀里糊涂跟着养父母到了东莞,整整5年,养父母连春节都没有回去过。因为年幼,我对全家这次奇怪的迁徙并不在意。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乡从老家过来,养父母就会紧张地拉着人家打听什么。 我小学四年级时,养母不幸遭遇车祸丧生。她去世后,养父一个人实在无法又上班又照顾我,只好重新带着我回到了文村。 没有养母操持家务的日子,养父既当爹又当妈,他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又匆匆赶回家给我做饭。 晚上,我趴在家里最亮堂的桌边做作业,养父在旁边就着昏暗的灯光帮我补衣服、缝袜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着钢针,笨手笨脚,不是把袖子连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缝到了衣服里边,手指还经常被针扎出了血。 看到养父为我忙里忙外,我过意不去,要学着做家务。养父却毫不犹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读你的书,这些活儿爸干得了。”养父最骄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每当我考了100分,他总是笑得无比舒心,脸上的皱褶也舒展开来。 看上去苍老的养父其实才40多岁,正值壮年,不少人劝他再找个女人一起过日子,但养父一概回绝了。 有一天,邻居李叔叔来找养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间做作业。两人大概喝多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李叔叔给养父介绍邻村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养父不同意。他说:“多两个人得多添两张嘴,我哪里养得活?”李叔叔说:“可你需要个女人呀!不行让慧慧别读书了,女孩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养父的语气陡然加重了:“那怎么行?慧慧这孩子聪明,是个读书的料,不能耽误在我手上。” 李叔叔带着醉意说:“我知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慧慧她亲爸亲妈,早知道当年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把孩子还给他们,这样你和丽平也不会跑出去打工,丽平也不至于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话让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儿时片断驳杂的记忆、村民们平时对我的窃窃私语、还有那次奇怪的举家迁徙顿时在我脑海中连缀起来…… 我连哭带喊的追问把养父的酒吓醒了,他不得不告诉我:8年前,一直没有生育和他和养母从外地一个人贩子手中,以2000元的价格把我买了下来。我5岁那年,我的亲生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蒋家奶奶发现后,赶紧报告了养父。于是,他和养母带着我连夜逃到了东莞…… 这一切让11岁的我无法承受。我哭着冲出门,把养父的呼唤抛在身后。 两天后,养父从一个树洞里找到了又冷又饿的我。他的脸上写满自责,不知是责备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还是责备自己不该告诉我这个秘密。 02 我与养父之间从此竖起了一道高墙。一想到他付出了区区2000元钱,便把我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让我和他们都饱尝亲情流离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齿。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来!我在日记中尽情渲泄着自己的情绪,养父在我笔下成了一个残暴、无知、可怕的暴君…… 我无数次在梦中想像亲生父母的样子,并开始有意向村里人探听我的身世。或许因为事情已过去多年,村里人不再顾忌,他们说我的父母带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想到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我心里便涌起深深的悲哀。 因为内心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变得沉默寡言,还总是无缘无故地朝养父发脾气。 明知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可我却故意嚷着一会要吃烧鸡,一会要喝可乐。为了博得我的高兴,养父总是会从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无条件地满足我的无理要求。 我再也没有叫养父一声“爸爸”,把所有的苦闷和怨恨都发泄到了书本上。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听说可以在校住读,我暗自高兴。 但正因为如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水涨船高,养父靠种地的收入明显不够。为了让我能读上书,养父去了邻村一个沥青加工厂熬制沥青。这个活儿又脏又累,危险性也大,一般没人愿意干,但养父愿意。 可是,每次他浑身带着刺鼻的沥青气味回家时,我总是嫌恶地躲开。 我每次周末回家,都是养父最高兴的时刻。他兴奋地跑前跑后,把我最爱吃的凉粉、炒豌豆一样样端出来,小心翼翼地守着我吃完,脸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对他这种近乎谦卑的殷勤却并不领情。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家,正看到养父拿着我那份得满分的试卷,得意地给邻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抢过来,没好气地说:“以后别乱翻我书包!”养父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脸一下子红了。 12岁那年,邻居李叔叔的妻子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了女孩子的卫生用品,还给我讲了一些生理常识。当得知是养父让她来的时,我觉得又羞又恼,为此又好几天不与他说话。 2007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衡阳市最好的高中——衡南县一中。其实,很多人都劝养父别再让我读书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个拐来的女儿,能嫁人生子,帮着养老送终就行了,何必赔上老本?甚至有人对养父说:“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飞跑了?”可养父什么也没说,不声不响地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还又找了一份分拣医疗垃圾的辛苦活儿…… 养父不知道,我学习如此努力,就是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学,彻底离开他。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我的亲生父母来了! 从学校到家,3个小时的路程在这天却显得那么漫长。我冲进家门,一对穿着打扮都很体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饱满的额头和白晰的皮肤与那个中年女子如出一辙。 她走过来,轻轻拉起我的衣领,看到我颈后的一块椭圆形胎记,便紧紧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妈妈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踏实,在她的怀里泪雨滂沱。 父亲从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养父手中说:“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欣欣的养育,我们想今天就带她走,她的户口和转学手续我们会替她办的。”养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亲手中,嗫嚅着说:“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们给我留个地址。”父亲犹豫了一会儿,便写给了他。 养父转过头来对我说:“闺女,你在这个家受委屈了…… 回去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没有理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03 11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个教师小区,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我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名字:施雨欣。 从与父母的交流中,关于我的片断渐渐被拼凑得完整:3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出门买菜,一眨眼我就不见了。母亲急得发疯,只好报了案。 两年后,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动中,一个人贩子落网,从他的供述中,民警了解到我可能被卖到了湖南衡阳,并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们不辞辛苦地在衡阳的每一个县市寻找,终于听说文村有人收养了一个与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当他们赶到文村时,就被蒋家奶奶发觉了,她认为养父出了钱,孩子就该归他,于是便通风报信,养父和养母带着我落荒而逃。 虽然没能找到我,但父亲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塞进了养父的老屋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换过电话。从东莞回到文村后,养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字条和电话,便把它们藏了起来。 2010年3月的一天,父亲居然接到了养父打来的电话,于是,我们一家终于得以团圆。 得知是养父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许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留住我了?或许他希望亲生父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无暇揣测养父真实的意图,只顾贪婪地享受着错失了15年的亲情。 母亲给我买了各式各样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红色的睡裙,还拥有了安静整洁的小卧室。 我把从养父那里穿来的寒碜衣服统统扔进了垃圾箱,同时把对文村,对养父的记忆努力删除。 我回家没多久,就收到来自衡阳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晒干的枇杷核。我从小患有支气管炎,一到换季就咳嗽,养父带我找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 后来一个老中医用野生枇杷核晒干后煮水给我喝,非常有效,于是每年养父都会到处寻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已经有了母亲从医院开回来的进口止咳药,不再需要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亲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学插班读高三,我优异的成绩让他们大跌眼镜。得知文村的女孩从没有一个能初中毕业时,母亲感慨地对父亲说:“欣欣在这一点上还很幸运的,她的养父没耽误她。”父亲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他反复叮嘱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学校读书。”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14年,我从川大毕业,并申请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相同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当飞机冲上蓝天时,我知道,自己崭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开…… 我很快适应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活。在图书馆查资料、在实验室写报告、周末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乘“灰狗”长途汽车四处旅行,日子紧张而充实。 2015年4月,我还收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是与我同一个课题组的英国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与史蒂芬同时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我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带着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带回个“洋女婿”,而且俩人都是名校硕士,四邻八舍都涌往我家,在一片祝贺和艳羡声中,我有种扬眉吐气、脱胎换骨之感,父亲和母亲热情地招待着来客,眉眼之间洋溢着骄傲和舒心。 就在这种无比欢快的气氛中,我听到了关于养父的噩耗。 04 养父的噩耗来自我的老同学肖远平,他是文村唯一与我一同读到高中的同学,现在南昌工作。 听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们在海外的见闻以及工作和学习情况后,肖远平突然说起:“你父亲……呃,你养父听说病得不轻,好像是皮肤癌。”肖远平的话在我心上落下一记重锤。 养父,这是一个被我抗拒和禁锢了多少年的词。 我顿时想起,在沥青厂打工的养父身上那刺鼻的气味,分拣医疗垃圾的他,手指经常被刺破,红肿溃烂,很久都不能愈合。 他患上皮肤癌,很难说与这些没有关系。肖远平说,自从我走后,养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把家里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拣出来,最甜的红薯干一片片挑出来,或是四处寻找野生枇杷。 现在的野生枇杷越来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时,他失足从山崖上坠落,摔坏了腰椎,本来就弯的腰现在更弯了……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养父挣来的血汗钱几乎都用于给我上学、买书,可我对他却没有一天好脸色;他拼了命给我摘来的枇杷核,却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心里难过极了,突然觉得自己很可耻。 那天我像发了疯一样,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远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做了很多梦,在文村与养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进入我的梦境。原来我刻意封存这些记忆,一刻也不曾离开我的脑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终于从梦中醒来。眼光触及之处,竟是卧室柜顶上,父亲给我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包裹。我不在家这些年,养父仍然坚持不懈给我寄东西,每个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迹。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着他精心挑选的花生和红薯干,而且按时喝枇杷水。想像着养父寄出这些包裹时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发抖了! 如果他知道,这些凝聚着他血汗的珍贵礼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的柜顶发芽、长霉,他该有多么伤心! 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竟然误读和忽略了养父多少真切朴实的爱:纵然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下我的行为是违法的,纵然他带着我逃离我父母的追寻是自私的,但这么多年来他给我的父爱卑微深沉,丝毫不比我的亲生父亲逊色! 面对拿自己的一切来爱我的养父,我对他的怨恨是多么无知而冷漠!想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养父患病的事告诉了父母,并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惊,连忙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与史蒂芬一起踏上了开往衡阳的火车。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经历讲给史蒂芬听,他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美丽的中国姑娘,没想到你有这样曲折的经历,我很佩服你的养父,让我们一起为他做点什么吧!”我点点头,心已经飞往久违的文村…… 6年过去,养父的土坯房更加破败了。养父坐在门前矮凳上打盹,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皱纹,精神萎靡不振。当我轻轻唤了他一声,他睁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没有做梦吧?”我向他介绍了史蒂芬,养父手忙脚乱地给他拿凳子、倒茶,然后拉着我的双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好像生怕他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 我发现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块,边缘已经红肿溃烂。我心痛极了,要捋起养父的袖子仔细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却急忙把手缩进袖子里,不安地说:“慧慧,吓着你了吧?你放心,医生说这不传染的。”在我的面前,养父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可他的爱却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是那样鲜艳、夺目。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养父,哽咽着说:“爸,对不起!” 05 我当晚给父亲打去电话,想将养父带到江西治病。父亲沉默良久,缓缓说:“孩子,我和你妈妈也曾经怨恨过你的养父,毕竟他让我们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这些年,我们在你身上渐渐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惊讶的优秀特质,也意识到你能遇到这样的养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也看出你对养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谅他,但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高兴,你终于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妈妈郑重表示:支持你的决定!”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放下了全部顾虑,我第二天就带着养父踏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更不乐观——恶性黑色素瘤,已经发展到中晚期,局部扩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手术。我不敢有半点怠慢,把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节省下来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5万元积蓄全部取了出来。 7月13日,养父进行了手术,切除了病灶部位,但为了彻底清除体内癌细胞,养父还有漫长的化疗过程。 进行了2期化疗后,养父体内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一丝冷风都能使他再次发烧、昏迷。 医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药物都不能实现靶向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对于复发程度非常高的恶性黑色素瘤,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我失声问道:“最长能有多长时间?”医生遗憾地回答我:“五年。” 养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后,他努力地笑笑,哑着嗓子说:“闺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这么漂亮的房间里。”我强忍眼泪,握住养父干枯的手,恨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却对他的病无能为力。 暑期就要结束,导师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高昂的医药费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养父对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为难,我的父母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打算把养父接到家里,负担他的医药费,并照顾他的生活。 养父握着父亲的手,惭愧、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却诚挚地说:“我们还要谢谢你,帮我们培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儿。”多年来的隔阂终于冰释,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每一个人。 回到美国后,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课余不懈地寻找治疗皮肤癌的方法。我了解到,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曾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进行皮下注射,效果并不明显;而德国一家医院采用干扰素治疗,其副作用几乎与放疗化疗相同。 2016年9月,我终于发现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sakai研究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抗癌药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药,实现药物全程监控和定向释放。 一旦找到这种材料,就能很好解决药物无法直达患处的难题,大大减少抗癌药的副作用。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种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肤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吗?如果我能亲自参与这项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养父吗?这一想法让我热血沸腾。 但史蒂芬却提醒我:sakai研究室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仪器,积聚着来自医学、器械、材料、化学等各学科顶尖人才,他们能否接受我的申请,还很难说。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也非常难,拿到博士学位说不定要花费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说得没错,选择去日本,就意味着放弃我在美国的学术坦途。而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和史蒂芬的爱情也面临考验。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作出选择。 经过三天三夜痛苦的挣扎,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因为我和史蒂芬还年轻,未来还有许多选择,而对养父来说,这也许是我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后一博。 我找到导师,把自己面临的困境讲给他听,并为不能继续读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没想到,导师听了我的话后,不但愿意放我走,还破天荒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了这封份量很重的推荐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请顺利获批。 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天,我兴奋地给养父打了越洋电话,我知道他根本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但他肯定听懂了,这个曾经叛逆的女儿要救他。他哽咽地说:“闺女,谢谢你……爸有你,真是福气。” 有了养父的病作为动力,我到sakai研究室报到后,就准备大干一场。但困难却来了:这个综合研究团队根本没有导师指导,所谓研究,就是各个专业的精英自行组合,研究成果经过整合后定期公布在网上,共同推动项目的推进。 整个项目的公共资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一群专门做小白鼠手术的实验员。作为新人,我根本不会使用这些仪器,也没有固定合作的实验员。 养父的时间不多,我只能靠自己。凭着一本日文辞典,我苦苦研究这堆陌生的仪器。好在我足够努力,两个月后,就掌握了设备使用方法。 于是,我开始尝试寻找一些能发光的材料来包裹药物,这样药物就能在进入体内后做到全程监控,定向释放,减少对身体的副作用。这种设想其实早就有人实验过,但每次小白鼠试验做出来的数据总是不稳定。 我通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坚信发光体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术娴熟的实验员来配合我。为此,我找到了苏珊,她是实验室最棒的小白鼠手术专家,无数顶尖成果的白鼠实验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听要做发光体材料实验,苏珊就表示了反对。她说:“研究室的许多人都尝试过这种材料,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实验资源。我想你应该挑选一种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写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 ”我告诉苏珊,我来研究室,不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更不是为了发表光彩照人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万里之外一个病床上的老人——我的养父。 听我讲了我与养父的故事后,苏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动地说:“施,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开始吧!” 令我感动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这个时候也申请加入了sakai研究室,并成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2016年12月,寻找发光体材料的庞大实验工程启动了。我和史蒂芬先后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实验室。 我不时给养父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干得不错,他说他身体也好多了。母亲私下告诉我,养父的身体情况其实并不好,只是为了怕给我增加压力才强颜欢笑。 原来我和养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陡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或许上天也在眷顾我多灾多难的养父,2017年11月23日,一种能发光的高分子纳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实验成功了! 在显微镜下,我们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药包裹成直径仅有几十纳米的颗粒,注射到小白鼠体内。我们从仪器中清晰地看到,这种能发光的高分子微胞进入血液后,药物运行到癌变部位时就从血管渗出,滞留在癌细胞附近,连续发挥药力。 24小时后,癌细胞有了明显减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没有明显变化。为了保险起见,同样的实验又在不同的200组小白鼠个体上,进行多轮循环实验,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这意味着:一种极具临床意义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将产生!我与史蒂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我知道:养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无菌服,跑出去打电话。 当我的父母和养父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养父泣不成声,只会不断地说:“闺女,谢谢你。” 2017年12月,我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CELL》杂志上。这项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但我来不及考虑这项研究成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荣誉和奖金,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让养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负责的这个项目通过了sakai研究室的论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需要征集皮肤癌志愿者进行试验,我当即替养父报了名。 2月12日,我把养父接到了日本。经过无数次放疗、化疗,养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当我与助手一起,把已经处理好的实验用生物制剂缓缓推进养父的血管时,内心仍有一丝不安,生怕实验出现什么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没有发生,抗癌药物按照我们预期的效果,在养父身体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通过72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养父身体中癌细胞数量下降了20%,正常细胞对抗癌药物的反应不明显。 这就意味着:养父向完全康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再有几个疗程,将有希望完全清除体内的癌细胞! 养父安宁地睡在病床上,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一如当年我生病时,他夜以继日地守望着我。望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或许,养父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来成就我:他的精心呵护培养,让我这个“被拐来的女孩”获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我对他的怨恨,成了奋发读书的动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发了我挑战世界性难题的勇气,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医学高峰! 养父就是故乡那黑黑的泥土啊,卑微而渺小,可他的身上却能站起巍巍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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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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