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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敢信 在西安交大 有个这样的笑话 说食堂总晃悠着一个法国老头 特别抠 学生要是把没吃完的馒头扔了 他能当场捡起来 拍拍灰 揣进口袋带回家吃 他那西装领子磨得发白 袖口全是线头 一穿就是二十多年 很多人偷偷嘀咕 这老外是不是在老家混不下去 跑来中国蹭饭的 直到2015年他去世的那天 遗嘱和账单一公开 所有笑话过他的人 全都沉默了 眼泪也止不住了 这个捡剩饭的老人 叫米瑞哲 他不但不穷 而且还拥有几辈子 都花不完的财富 看看他的背景 简直像电影剧本 生在法国顶级豪门 祖父是建军元老 父亲是二战王牌飞行员 表姐给戴高乐总统做机要秘书 他自己呢 二战英雄 拿过十字勋章 精通希腊语拉丁语 还是哲学博士 在巴黎 城堡、庄园、祖产 他什么都有 可他过得并不开心 在那个遍地酒会 挥金如土的上流圈里 他只觉得闷得慌 他在日记里写 物质太多 灵魂却烂掉了 五十岁那年 他干了一件让全家族傻眼的事 我要去东方 去中国 爵位不要了 城堡不要了 拎个旧箱子就直接上路 他要找的不是财富 是魂能安放的地方 1976年 米瑞哲来到西安 一眼就爱上了这座古城 爱这里的城墙 爱这里的秦腔 更爱这里实在的人们 作为外国专家 他的工资高得吓人 可日子过得比谁都省 他一辈子没结婚 没孩子 住小房子 最贵的家电是一台用了 十多年的收音机 咖啡戒了 红酒戒了 生了病也只去药店买点便宜药 钱去哪儿了 全塞进信封里了 每月一到发工资 他就忙起来 把钱分成几十份 寄给陕南山里吃不饱饭 上不起学的孩子 信封上从不写本名 只落款一位外国朋友 有个受资助的学生来看他 看见他正吃着上顿剩下的凉面 当场哭了 米瑞哲却笑起来 面条挺好吃的 浪费了 老天要怪我的 2015年 96岁的米瑞哲病重躺在床上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法国使馆的人想接他回国治疗 老家亲戚劝他回去葬进祖坟 他都摇头 他用那双泛灰的蓝眼睛 望着窗外 轻轻说 我的心早就留在中国了 身体怎么能走 他请来医生 立下最后几句话的遗嘱 我走后 不办葬礼 不立碑 别通知法国 角膜捐给需要的人 遗体捐给西安交大医学院 让学生们做解剖用 医生手有点颤抖 问他 您真想好了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米瑞哲笑了笑 我活着是老师 死了 也想当一具无语良师 2015年10月11日 米瑞哲安静地走了 没有哀乐 没有花圈 白布盖着他 被缓缓推过走廊 两边站满了赶来的师生 还有他曾经帮助过的孩子 大家红着眼 朝他深深鞠躬 他是陕西省第一个捐献 遗体的外国人 那一刻 国籍 种族都不重要了 只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把自己最后一切 都献给了这片土地 后来人们整理他的屋子 那个旧柜子里没有一件值钱东西 装满的是剪纸 泥人 和一沓沓学生写的信 这些 才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宝藏 他原本能在法国当伯爵 却选择在中国做穷孩子的靠山 他本可顿顿佳肴 却甘心在西安吃一辈子剩饭 米瑞哲这一生让我们明白 伟大和出身无关 和钱财无关 伟大 不过是一颗心 愿意对另一颗心毫无保留地温柔 如果你哪天去了西安 记得去交大看看那块有他名字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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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無奈的婚姻:兩個絕症患者的生命協議 (給大家推薦這篇文章,很感人。這曾是世界上最無奈、最功利的婚姻:尿毒症患者王宵為了活下去,和白血病復發患者於建平簽下結婚協議:他死後將腎捐給她,而她則負責照顧他的父親。等腎,就是盼“丈夫”快死,這人生的悖論悲壯而慘烈。王宵能如願等到丈夫的腎嗎?命運兜兜轉轉,又會出現什麼轉機?) 2011年,23歲的王宵從西安工業大學畢業,成為西安華榮公司的一名白領。她準備工作兩年就談戀愛、結婚,未來的一切滿是光明和希望。 2012年初,王宵突然覺得渾身沒勁,吃不下東西,連走路都打晃。到西安交大附屬醫院一檢查,發現自己竟然患上尿毒症,而且已經是晚期!顧不上憂傷,王宵隨即住院接受治療。醫生說,如果不換腎,她很可能挨不過一年。王宵的父母有慢性病,不符合器官移植條件;姐姐的條件符合,但姐夫死都不同意。 王宵整天泡在患者QQ群里,苦苦尋找生機。2013年4月的一天,有人給她出了一個主意:“你可以到癌症群找一個男病友結婚。等他離開人世後,以妻子的身份接受他的腎臟移植。癌症患者只要不並發腎功能衰竭、血型吻合,腎臟一般都符合捐獻條件。” 在病友的推薦下,王宵加入“活著真好”西安癌症患者QQ群。隨後,她在群里發布了徵婚啟事。在啟事里,她忐忑而真誠地寫道:“婚後,我會給予對方最好的照顧!為了活著,請原諒我的卑微和齷齪!” 這個帖子迅速在群里引起了反響。同在死亡懸崖邊上徘徊,沒有人忍心責備她,很多人都是一聲嘆息。第三天晚上,一個網名為“喜歡嚮日葵”的群友,問王宵:“你是不是惡搞?”王宵當即給對方發去了自己的病情證明和身份證照片。過了好一會兒,對方纔回復說:“我願意和你結婚。我叫於建平,西安人,27歲,患骨髓瘤3年,B型血,2012年做過骨髓移植,復發了,已經不抱希望了。”腎移植和骨髓移植不同,只要血型一致就可以,而王宵也是B型血。 王宵喜出望外,很快和於建平交換了手機號。於建平還想繼續聊,王宵半天才回了一句:“透析呢!胳膊被固定了,現在是單手獸一隻!”於建平以為她在開玩笑,幾秒後,王宵卻發來一段自拍視頻。視頻里,王宵正躺在透析機一旁,輸液管里流淌著紅紅的血。她臉色慘白,但笑容燦爛:“看到了吧?一會兒姐舊貌換新顏,日新月異呀!”於建平看了目瞪口呆,這女孩太調皮了! 2013年6月下旬,王宵暫時出院了。在熟人的幫助下,王宵確定了於建平的身份。隨後,兩人約在西安的興慶宮公園見面。見面時,大熱天的,兩人卻都戴著口罩。遠遠地,彼此一眼就 “認”了出來,互相擁抱。王宵哈哈大笑:“這算相親嗎?怎麼像特務接頭?兩個奇葩啊!”於建平被她逗樂了,也開起玩笑:“來!看看我,你就活得有希望了!” 於建平摘下口罩,王宵才發現他的臉色很難看。原來,早在一年前,他就放棄了住院治療,血象維持都是靠服藥。王宵十分驚訝:“這怎麼行?你這麼草率,隨時會出大問題!”於建平的神色暗淡:“我不在乎。我受夠了,反正你等著我的腎呢!”這是兩人都繞不過的沉重,王宵沉默了。 於建平只對王宵提了一個要求:“你不需要照顧我,但要在我死後替我照顧我的父親。”這個要求令人心酸,王宵毫不猶豫地點了頭。於建平比王宵大兩歲,畢業於西安交大,是西安光大理財公司的業務經理。他和女友馬上要結婚時,卻突然查出患了白血病。很快,女友像躲瘟神一樣離開了。他的母親已去世,為了給他治病,父親把房子都賣了。本來前途一片光明的他,人生陷入絕境。剛開始,他也曾經痛恨命運的不公。白血病復發後,他對自己絕望了,越來越擔心父親:母親走了,房子賣了,錢也沒了,自己要是再走了,父親一個人孤苦伶仃的可怎麼過?這個念頭重重地壓在於建平的心頭,正感到束手無策時,卻意外看到了王宵的徵婚啟事。他很清楚,這份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可是對於絕望的他來說,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只能試試。 王宵其實也抱著類似的想法。腎臟移植與骨髓移植不同,血型相融是手術的首要條件。其他指標就算配型不理想,也可以考慮手術。能夠找到同血型的腎源太不容易了,所以,哪怕手術有風險,她也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 2013年7月16日,兩人在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辦理了登記手續。中午,這對特殊的夫妻在友誼東路的一家小飯館慶祝“結婚”,並簽訂了一份特殊協議:鑒於雙方的身體情況,兩人不同居,不公開,財產獨立。若於建平死於王宵之前,自願捐腎給她,於建平將以遺書形式告知父親。若捐獻手術成功,王宵存活,需要照顧於建平的父親,直到老人去世。若於建平的腎臟無法使用,王宵無須承擔盡孝的責任。 最無畏的反悔:我們一起活著 雖然“結婚”的目的不純,可真“結婚”後,兩人都情不自禁地牽掛起對方來,畢竟這很可能是他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他們每天都要打很多電話,一聊就是很久。王宵有失眠的毛病,於建平主動說:“我講故事最乏味了,保證讓你睡著。以後我每晚都給你講個催眠故事吧。”王宵開心地說:“行啊!”在他溫和又有磁性的聲音里,王宵很快進入夢鄉。 2013年9月初,王宵的肌酐值突然急升,超出正常數值30多倍,緊急住院。看到自己的小腿腫得發亮,回憶起一個病友死前也是這個樣子,王宵再也笑不出來了。於建平發信息,她沒有心思回;他打來電話,她也不接。於建平怕她出意外,跑到西安交大附屬醫院腎病科,一間一間病房地找,終於找到了王宵。看到於建平,王宵嚇了一跳。見王宵的父母也在病房,於建平連忙自我介紹:“叔叔、阿姨,我是王宵的病友,來看看她。”老人客氣地又是讓座又是倒水。 等王宵父母離開病房,於建平立刻拉下了臉:“你病了怎麼不說一聲?”王宵強作歡顏:“對不起,我等不到換腎的那一天了。”看見意志消沉的王宵,於建平心裡很難受。同時,冒出一個念頭:“如果我現在多陪陪她,她將來或許能記住我的好,能對我爸好一些……”於建平決定每天都到醫院陪伴王宵。 在於建平的鼓勵和陪伴下,經過半個月的系統治療,王宵的各項指標都降了下來,腿腫也消了,她又恢復了過去的調皮。有一次,於建平沒在病房,她用美顏模式自拍了一張小腿照,發給於建平:“哎,那個當老公的,分享一下我的銷魂小腿吧!”於建平哈哈大笑:“驚艷到晃眼!要是你沒病,我會追你的!”王宵心裡美滋滋的:“那就等我好起來吧!”說完這句話,於建平一下沉默了。王宵心裡一沉:她想徹底好起來,要靠於建平的腎。她連忙把話題岔開了。 於建平其實是個幽默風趣的人,上大學時寫了很多段子,還會演小品。只是因為病痛的折磨,他的情緒漸漸低落起來。和活潑的王宵在一起後,他的幽默天賦又被激發出來。每當王宵被病痛折磨得沒了脾氣,他就發給她幾個原創的幽默段子,逗得她捧腹大笑。 善於煲湯的於建平,還跟朋友學會了做藥膳。他根據兩人各自病情的禁忌,每天做好兩罐湯,帶到病房一起喝。每次他一邊喝,一邊發出誇張的聲響:“哎呀!這該叫同病湯啊!好喝,真好喝!”而王宵也非常關心他,每天都詢問他的血象情況。時間長了,於建平形成了條件反射,一看見王宵,就自動報出一大串數據,然後說:“匯報完畢,請指示!”兩個人互相關心,互相溫暖,兩顆心也越來越近。 2014年元旦晚上,於建平吃過飯,特意提上自己親手做的花籃去看望王宵。一見面,於建平就給了她一個擁抱:“新年快樂!”王宵緊緊擁抱著他,說:“新年快樂,老公。”於建平哈哈大笑:“你應該說,新年快樂,我的腎!”王宵的眼圈瞬間紅了,於建平緊緊抱住她,說:“我喜歡你!傻丫頭!”在那燈火闌珊的街頭,王宵幸福地閉上了眼睛。 然而,元旦過後,王宵又聯系不上於建平了。1月9日上午,王宵按照身份證上的地址,打車來到於建平家,是於建平姑姑開的門。於姑姑告訴她,於建平和父親都在醫院里。因為最近於建平連口服的化療藥也停了,血象一塌糊塗。父親催他去醫院,他也不肯去。一周前,於父叫來幾個親戚,把他強行送去西京醫院。一瞬間,王宵的眼淚頓時噴涌而出:於建平這是在故意加速死亡,好成全她呀! “這個傻瓜,這個瘋子!”王宵迅速趕赴西京醫院。路上,她一邊哭,一邊痛罵於建平。然而,也正是在這次“你死我活”的抉擇里,王宵想明白了一件事:她要拉住於建平的手,一起橫渡茫茫滄海,他們要一起活著!一齣現在於建平面前,王宵就大聲嚷道:“於建平,你不吃藥、不治病是想找死,是吧?” 於建平怕王宵說錯話,連忙示意父親在場。王宵卻把老人拉出病房,把事情的經過對他和盤托出。她鄭重地對於父說:“既然我和建平已經是夫妻了,我們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返回病房,她又給於建平下了通牒:“你必須好好治療,否則,我就和你離婚,你的腎我也不要了!” 於建平對王宵強調說:“我不是單純為你才放棄治療的,我不想受罪了,而且也沒錢。現在死還能救你,等以後腎損害了,什麼都晚了!”王宵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哭著沖上去扇了於建平一個耳光:“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我們連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於建平被她鎮住了,含淚一遍遍問:“你這是何苦?”王宵也淚流滿面地說:“我不甘心,我還沒戀愛過,你就當一回陪練,不行嗎?”於建平喃喃地問:“我行嗎?”“你行,因為我倆在一個起跑線上,旗鼓相當,都是落後分子!”王宵含著淚大聲說。於建平笑了,但隨即又哭了起來。這一次,他分明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永生花的秘密:那向死而生的芳香 這天下午,王宵回家後,把結婚證放到了父母面前:“我瞞著你們結婚了…”驚呆了的父母弄清前因後果,悲愴淚下。他們怎麼忍心責怪女兒?對突然冒出來的“病女婿”,他們也只有接受:“結婚證都領 了,也就是咱們的孩子了。”之後,王宵再做透析,也選擇了西京醫院,方便和於建平相互照顧。兩家人還在醫院附近租了一間車庫,一起做飯,給兩個孩子增加營養。 2014年初,兩人的病情都基本穩定了。王宵開始忙著給於建平籌措藥費,進行第二次骨髓移植。 因為做過一次骨髓移植手術,於家已經家徒四壁。於建平長期不上班,收入只有單位的基本補助。王宵打算向父母借錢,先給他治病。然而,於建平卻無論如何不肯接受:“這和我們結婚時的協議已背道而馳了。萬一我再次移植失敗,你怎麼辦?”王宵的父母也不同意:“我們手裡只有不到50萬元的積蓄,這是你的救命錢!萬一哪天等到腎源呢?這筆錢誰也不能動!” 這條路行不通,王宵又開始想辦法賺錢。然而,作為一名晚期尿毒症患者,她根本找不到賺錢的門路。就在她束手無策時,朋友李斌給她介紹了一個台灣手工藝人,對方會做漂亮絕倫的“永生花”。 “永生花”有一段纏綿悱惻的故事:二戰期間,戰火蔓延到歐洲南部的安道爾城,一對情侶即將離別。男孩從花園里摘下盛放的玫瑰,送給女孩說:“當玫瑰的最後一片花瓣腐爛時,你就忘記我,開始新的生活。”然而,他走後,女友把花瓣脫水、烘乾、染色,這樣製作的花永不枯萎。終於,男孩回來了,兩人再也沒有分開過。而這種永不枯萎的花,被人們稱為“永生花”。 王宵覺得,永生花的故事,簡直就是她和於建平的寫照。她當即在藝人的指點下,製作了一朵永生花,帶到於建平的面前:“我們就像這朵永生花,雖然經過了褪色、染色,但一樣絢麗!”看到“永生花”和真花一模一樣,於建平驚奇不已。更令他吃驚的是王宵的決定,她要製作大量的永生花到街頭售賣,為於建平籌措藥費。她自信滿滿地說:“你等著我!”於建平被深深觸動了:“我也跟你一起做花,陪你去賣花。” 2014年春節前,大唐西市廣場,王宵和於建平擺的“永生花”花攤開張了。王宵把兩人的故事寫成一張張卡片,掛在花攤前。她寫道:“這是廢墟里盛開的永生花,花永生,愛永恆!”不到兩個小時,他們帶來的百餘朵花就銷售一空。短短幾天,他們就賺了3000多元。“花想容”花藝店的老闆王容聽說他們的故事後,不僅從王宵這里大量進貨,還在當地的花藝群里號召大家一起找王宵進貨。很快,王宵就拿到了每月1萬盒永生花的固定訂單,而且生意越做越大。有一位好心人,一次買了7萬元的永生花送人。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王宵就為於建平籌到了手術所需要的30萬元。 4月中旬,王宵委托姐姐前往上海,聯系於建平第一次做手術時的醫院—上海瑞金醫院。經過檢查,於建平的身體狀況符合骨髓移植的條件。4月19日,醫院通過骨髓庫聯系了當初的捐獻者,一個25歲的浙江青年。對方願意再一次捐獻骨髓,得知這一消息,王宵喜極而泣! 王宵的父母拿出了10萬元,於家父子又自籌10萬,一共湊了50萬元。4月26日,於建平在上海瑞金醫院完成了二次骨髓移植手術。進艙前,王宵捧著一束紅色的永生花,含淚親吻著於建平的額頭:“老公,我等你健康出來!”於建平給了她一個踏實的擁抱:“等著我。” 因為是第二次移植,各種風險都將無限增加。在艙內的一個多月,於建平數次掙扎在生死關頭。而王宵不停地製作著永生花,她相信這些經過了涅槃重生的花朵,將散發世界上最濃烈的芳香,丈夫一定能聞得到!與此同時,王宵也在拼命自救,她定期做透析,跑步,吃中藥。 5月底,於建平順利轉入普通病房。6月20日,他的各項指標正常,和父親、王宵一起返回西安。看著兒子身體逐漸康復,於爸爸對王宵既感激又慚愧,對她說:“孩子,要是沒有你,建平就沒有今天!我的腎要是適合你,馬上捐給你!”王宵含著眼淚說:“您這麼大年紀,不能做手術了。放心吧,我好好調養身體,慢慢等腎源。” 而愛,再次催生了生命奇跡:王宵的病情不但沒有惡化,反而好轉了。透析由每周兩次,改成了一個月一次。 2015年1月,經檢查,她的肌酐指標進一步降低。醫生說,如果照這樣下去,即使不換腎,她也可以活下去。 2015年2月14日,王宵和於建平在西安和平大飯店舉行了婚禮。王爸爸給他們寫了一副對聯:“一對老夫妻,從此新生活。”而他們的愛情和生命,如同永生花一樣,經過種種考驗後,涅槃重生,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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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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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篇文章是费玉清用自己的视角写的,但是却深深地说到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坎里,很感人! 文章题名叫《我的傻父亲》,有点长,但绝对能让你一直看下去。 自从我红了以后, 工作非常忙碌, 我没什么时间陪母亲, 父母又早早离了婚, 家里的老母亲是我最担心的。 我决定要给她找个老伴, 你就这样来到了我家。 同父亲相比, 你平凡得实在是没什么优点可言。 可是母亲需要一个老伴儿, 而她的要求也务实本真很多——只要人好就行。 你是远近闻名的好人, 具体地说,你是一个老实人。 你深知自己配不上母亲,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 房子小、工资少。 说实话,母亲也只是为了给介绍人面子,才决定去见你的。而最终让母亲对你产生好感的原因,是你的那手好厨艺。见面后,你诚恳地邀请母亲留下来吃饭,母亲不忍拒绝,她留了下来。 你没让她伸一下手, 然后就做了四菜一汤, 让母亲吃得不忍释筷。 临走时,你对我母亲说: “以后要是想吃了,就来。我家虽不宽裕,但招待个南瓜还是一点儿都不费力气的。” 后来,母亲又看了几个老头儿, 可是,虽然哪一个看上去条件都比你要好, 但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你。 理由其实算得上自私, 她照顾了我大半辈子, 她想做一回被照顾的对象。 你把我母亲照顾得很好, 她每次见我都嚷嚷要减肥, 那语气是幸福的。 我犹记得从前, 父亲还在的时候, 每一次我回家, 她都跟我抱怨, 抱怨我父亲那几乎坚守了一辈子的陋习。 你做的饭的确好吃, 我在吃了几次之后, 对自己所做的饭颇有几分不满。 一次,和你们一起吃饭时, 我忍不住说: “下次屠叔做饭时,我一定边上学着点儿。” 你却说:“我这辈子啥都做不好,就长了点儿吃的本事。你可都是做大事儿的人,千万别跟我学。要是馋了,就回来,随时回来。这做饭的啊,最怕自己做的东西没人吃。” 回家的路上, 我跟姐姐复述了你的话。 她说:“他这个人,天生伺候人的命,天生就愿意低到泥土里。咱妈有福气,老了老了,当把皇太后。” 我一边开车, 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姐姐对你的轻贱, 心里并不想替你辩解什么。 毕竟,你始终是个外人嘛。 我搬新家的那天, 你和母亲来给我们燎锅底。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可是,等到吃饭时, 你却没有出现在主座上, 你像是掐算好了时间, 等宾客散去, 你回来了, 仔细地收拾着那些狼藉杯盘, 将剩菜剩饭装在你事先准备好的饭盒里, 留着回家吃。 母亲不希望你这么做, 觉得委屈了你, 你小声对她嘀咕: “晚上我给你新做,这些我吃。” 母亲说:“干吗天天吃剩菜剩饭呢?你知不知道我见你这样,心里很难受。” 你却说:“你千万别难受,让我看着这么浪费我心里才不舒服呢。玉清的钱都是辛苦换来的,咱帮不了孩子,那就尽量帮他省点儿。” 你的话,让我母亲心疼了很久, 然后她决定告诉我。 听着母亲在电话里替你说好话, 我内心的感受很复杂, 同时也为自己的这份复杂感到惭愧。 渐渐地,对你的好感越来越浓。 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依赖, 你总是无声地为我们做很多事 换掉家里的坏水龙头; 母亲住院时,不眠不休地照顾她, 直到出院后才告诉我们。 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 你也会病倒, 而且病得那样严重。 你在买菜的路上轰然倒下 是脑血栓,半身不遂而卧床。 我,还有你的儿子, 起初对你的治疗都很积极, 我们希望你可以好起来, 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为我们服务, 任劳任怨地。 可是,你再也没有站起来。 原先只会微笑的你, 变得无比脆弱, 总是流眼泪, 我母亲照顾你,你哭; 你儿子给你削水果,你哭; 我们推着轮椅带你去郊游,你哭; 多次住院,看着钱如流水般被花掉,你哭。 终于有一天, 你用剃须刀片 朝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切了下去。 抢救了5个小时, 你才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 很疲惫,也很绝望。 没有想到的是, 先我弃你而去的,是你的儿子。 他开始很少来看你, 后来连电话也不接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母亲在这个时候跟我提出要和你分手。 你们本来也没有登记, 就是一拍两散的事情。 母亲跟我说: “我老了,照顾不动他了。妈帮不上你什么忙,但也不能捡个残爹回来,做你的拖累。”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 我不想让母亲去做这个恶人, 于是我狠狠心, 决定由我来说出分手的话。 我对躺在医院里的你说: “屠叔,我妈病了。” 你的眼泪又是夺眶而出, 我尽量做到不为之所动。 “你知道,我妈也一把年纪了。这些日子,她是怎么对你的,你也是看见了。” 你继续流着眼泪点头。 “屠叔,我们都得上班,我妈身体又不好。你看能不能这样,出院后,你就回你自己的家,我帮你请个保姆。当然,钱由我来出,我也会经常去看你。” 话说到这里时,你不再哭了。 你频繁地点头, 含含混混地说: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不用请保姆,不用……” 走出病房, 我在医院的院子里 还是流了眼泪, 说不清是解脱后的轻松, 还是心存愧疚的疼痛。 我去了家政公司, 为你请了一个保姆, 预交了一年的费用。 然后,去了你家, 请了工人把你的家重新装修了一下。 我在努力地做到仁至义尽。 不为你,只为安抚内心的不安。 你出院回家的那天, 我没有去,而是让司机去接的你。 司机回来后对我说: “屠叔让我跟你说谢谢,就算是亲儿子,也做不到你这一点啊。” 这些话,多少安慰了我, 我感到了一丝轻松。 可这轻松并没有持续得太久。 你不在的那个春节, 过得有些寂寥。 再也没有一个人甘愿扎在厨房里, 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吃的。 我们坐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年夜饭, 却再也吃不出浓浓的年味。 外甥在回家的路上说: “我想吃爷爷做的饭。” 姐姐用眼睛示意外甥不要再说话, 可是,外甥反而闹得更凶: “你们为什么不让爷爷回家过年?你们都是坏人。” 姐姐狠狠地给了外甥一个耳光。 可是,那耳光却像打在我的脸上, 脸生生地疼。 外甥的一句话, 让我们曾经自以为的所有心安 都土崩瓦解了。 我从后视镜里, 看到母亲的眼睛也红红的。 不知道在这个夜晚, 屠叔,你跟谁一起过? 又是否也会想起我们? 会不会为我们的无情, 心生悲凉! 当天夜里我就驱车去了你那里。 你步履蹒跚地给我开了门, 见到我,嘴上在笑, 眼里却有了泪。 走进你冷锅冷灶的家, 我的眼泪再也没有止住。 我拿起电话, 打给你的儿子, 大骂一通之后, 开始给你包饺子。 保姆回家过年了, 给你的床头预备了足够吃到正月十五的点心, 我再次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娘。 热气腾腾的饺子终于让你的家里有了一丝暖意。 你一口一个地吃着饺子, 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我打开那瓶之前送给你的五粮液, 给你和我各倒了一杯。 酒水下肚,我说了许多话: “屠叔,你不能怪我,我也不容易。” 你一直在点头, 依然还是那句话: “你比我亲儿子都要亲。” 我在初一的凌晨 摇摇晃晃地离开你的家, 喝了酒不能开车, 只好把车停在你的楼下, 一个人走在冷清的大街上, 满目凄凉。 手机响,是姐姐打来的:“你在哪儿?” 我再次发了火: “我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我们都是什么人啊?人家能走能动时,咱利用人家;人家现在动不了,咱把人家送回去了。咱良心都让狗吃了,还人模狗样地仁义道德,我呸!” 站在大街上, 我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骂够了,骂累了, 我毫不犹豫地跑了回去, 背起你就往外走。 你挣扎,问我: “你这是干吗?” 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你说: “回家。” 你回来后 我的外甥,他对你又搂又亲, 吵闹着要吃炸麻花, 要做面人小卡。 姐姐把我拉到小屋,问我: “你疯了?他儿子都不管他,你把他接回来干吗?” 我不再发火, 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他儿子做得不对,那是他的事,不应该成为咱放弃屠叔的原因。我不能要求你把他当成亲公公,可是,如果你在乎我,就把他当家人。因为在我心里,他就是家人,就是亲人。放弃他,很容易,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我想活得心安一点儿,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话,说给母亲听时, 她泪如雨下,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儿子,妈没想到你这么有情有义。” 我说:“妈,放心吧。话说得难听一点儿,就算有一天,你走在屠叔的前面,我也会为他养老送终。再说白一点儿,以我现在的收入,养个屠叔还费劲吗?多个亲人,有什么不好呢?” 不一会儿, 外甥进来了, 进来就求我: “舅舅,别再把爷爷送走了。以后,我照顾他,以后你老了,我也照顾你。” 我把外甥搂在怀里, 心里一阵阵惊悸, 还好,还好没有明白得太晚, 还好没在孩子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孝之子的印象。 你渐渐地安静下来,不再哭了, 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没大没小地跟你开玩笑, 你乐得合不拢嘴。 你把我叫到你的房间, 从被子下面拿出一个存折。 你说: “这钱,给你。我知道,为我治病你花了很多钱,这点儿钱根本不够。而且给你钱,也没有让你管我老的意思,就是屠叔一点儿心意……” 我说: “屠叔,你不用说了,我收下。” 你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拿着这张存折, 我找到了你的儿子, 把存折和密码告诉了他, 我对他说: “这是屠叔给你的,他知道你过得不容易。我没别的意思,就希望你隔三岔五去看看他,不要等到哪一天他没了你再想看,到时候你只能在梦里折磨自己。还有,我这次找你也是想告诉你,放心吧,屠叔的老,我来养。” 我没有告诉你那些钱的去向, 我知道, 接受可能会让你更好过一点儿。 那天,你的儿子 带着妻子、孩子来看你, 你虽然没有流露出抱怨的意思, 可是,从你们的言语之间, 我还是看到了生疏的痕迹。 说实话,我的内心居然充满了 一点儿小小的得意。 亲生又怎样?人与人之间,只有关爱,才可以亲近。就像我和你,现在,可以开各种玩笑,也可以托付各种心事。这些,岂能用得失来衡量! 母亲和你正式地登记结了婚。 这之后,每个周末, 不管有多大的事情, 我们一家三口都会风雨无阻地回家 等待我们的永远是一桌很家常、 很可口的饭菜。 你居然能做饭了, 虽然是在轮椅上, 这在别人看来实在是个奇迹, 但是,我们却对此习以为常, 觉得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生命不息,为儿女操劳不止。 你乐在其中, 我们,也安于享受。 只是,你的孙子很心疼你, 总是在我“狠心”地 让你自己夹菜或者 让你自己想办法上厕所时, 偷偷地为你服务。 看着你俩小心地保持着你们之间的默契与秘密, 我的心里溢满幸福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渐渐地,你又像原来一样,开始做这个家庭的配角,把自己放在努力不被关注的位置上。你觉得那里安全,那是最适合你的位置。我也不再同你客气,有时甚至会命令你做一些家务,比如在你有些慵懒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用这种方式尽量延缓你的衰老,延迟你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速度…… 真是太感人了! 看哭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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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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