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售顯露霸權自私心態非友善夥伴 一、向美國買武器即失去國防自主 軍事觀察雜誌報導，柬埔寨首相洪森稱「如果你想在國防上獨立就不要使用美國武器」，美國於 12 月 8 日宣布對柬埔寨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後，這是因為美國反對柬埔寨與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防和經濟聯繫並站隊中國，柬埔寨首相洪森稱，美國的決定證明了他在 1994 年“不改變柬埔寨現有的武器系統以購買美國武器系統”的選擇是正確的。洪森猛烈抨擊美國武器未能為其用戶提供作戰優勢，銷售時附加的條件削弱了客戶在使用武器的獨立性。多年來，數國領導人都多次發表類似聲明，2020 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表示，美國的戰鬥機是“僅適用於航展”，但未經華盛頓同意不能用於戰鬥，因為此類操作所需的敏感代碼未共享。美國經常利用其備件供應來確保美國設備在其使用與華盛頓的利益相抵觸時無法運行，例如，在1990 年代，美國在印尼與澳洲衝突中站在澳大利亞一邊，印尼的 F-16 戰機被美國禁用。而巴基斯坦的F-16戰機亦被美國限制用來攻擊印度，當印度米格21被巴空軍擊落後，美方派人調查巴方F-16戰機的航線。 2013年5月9日發生臺灣漁船「廣大興28號」的海上喋血事件，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巡船殘忍槍殺，造成台灣與菲律賓之間關係緊張，在人民憤怒輿情下，國軍派出紀德艦與F-16戰機護漁，但美國偏袒菲律賓，不准美製戰機級軍艦越界，因此國軍改派幻象機執行任務。美國常閹割其出售武器的基本戰力，通過限制部署的武器種類，以確保某些國家僅獲得較弱的防禦能力，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出售給埃及和伊拉克的F-16 戰鬥機，它們缺乏任何可行的立場交戰能力。 二、美國藉出售武器干預別國內政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暫停了從美國採購 F-35 隱形戰鬥機的談判，原先計劃以 230 億美元購買 50 架F-35戰機、18 架 MQ-9 收割者無人機和各種相關武器的計劃在最初幾個月停滯不前。據報導，由於阿聯酋是阿拉伯國家，美國為確保以色列F-35戰機對阿拉伯國家的絕對優勢， 交易附帶了關於如何使用該飛機的多個廣泛條件，並要求阿布扎比做出政治讓步，其中許多涉及與中國的關係，如要求阿聯酋拒用華為5G，加入美國亦起反中。阿聯酋官員在 12 月 14 日表示，強調“技術要求、主權運營限制和成本/收益分析”迫使阿布扎比重新考慮其採購計劃。不到兩週前，阿聯酋意外簽署了一份價值 190 億美元的合同，購買了 80 架來自法國的陣風戰鬥機。另外，美國反對土耳其與印度購買俄羅斯的S-400防空飛彈，若土耳其買俄國飛彈則將拒售其美製的F-35 隱形戰鬥機，若印度買俄國飛彈則將對其制裁。 聯合報報導，因為擋美國軍售財路，我將領竟遭美國境外約詢，明顯干涉台灣內政，讓台灣失去國防自主權。空軍防空飛彈指揮部耗資182億採購愛國者三型飛彈鑑測案，有退役將領證稱，九年前曾因力主軍購結餘款項必須按規定辦理結案，影響美軍售系統利益，遭美國安援局（DSCA）副局長在海外約詢，而國防部也令其赴海外面見美軍將領。 三、美國對外軍售坑殺盟友不勝枚舉 依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防衛省近日堅持下一代戰鬥機研製工作必須“走自己的路”，因為此前與美國合作研製武器時已經吃過太多的虧，而類似遭遇他國也有發生。20世紀90年代美日聯合研製F-2戰機時，美方不僅沒有對日本公開自己技術機密，反倒汲取了日本獨家技術。更讓日本憤慨的是，美方技術人員就算發現日方團隊在研製中犯了錯誤，也不告訴對方。當日本引進F-35隱形戰機時再次嚐到苦頭，日本2018年開始部署F-35，第二年4月就發生飛行員在高速飛行過程中出現弄錯上下方向的“飛行空間定向障礙”，導致操作失誤墜入大海。而當年7月，美軍就為本國F-35安裝了原定於2026年使用的“防墜落裝置”。可見美國早已知道該戰機有此隱患。 以色列被迫接受美國“帶病上崗”的KC-46加油機，這種加油機在美軍使用過程中頻頻發生質量問題。早在測試階段，它就爆出加油管過於脆弱等缺陷。KC-46關鍵子系統——遠程加油視覺觀察系統也存在設計缺陷，加油人員甚至無法判斷與受油機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更糟糕的是，這些設計問題至今都沒有解決。以色列明知KC-46問題百出，但在美國壓力下，仍被迫放棄自行改裝加油機和採購歐洲同類產品的計劃，選擇花費24億美元採購8架存在質量缺陷的KC-46。美國在對外軍售及軍援時，拿二手舊貨甚至是“破爛貨”充數的情況更是常見，2015年，烏克蘭政府軍士兵吐槽美國提供的“悍馬”裝甲車質量不過關，很多是20世紀80年代生產的二手貨，使用老舊輪胎不說，連門窗都是塑料的。2018年烏克蘭透露，美國出售給烏克蘭的“標槍”反坦克導彈實際是超過使用壽命的過期貨，烏軍射擊時，導彈根本不能啟動。此外，韓國軍方在列裝“阿帕奇”武裝直升機時，購買了6部毫米波雷達，但韓軍發現該雷達報錯率很高。美國出售武器時向來有“留一手”的習慣，他國採購F-35時都無法獲得核心代碼。 四、美國對台軍售欺壓不勝枚舉 (一) 購買阿帕契攻擊直升機檢討 報載我飛官到美國接受訓練每人須花7000萬台幣的昂貴受訓費用，但部分重要課程卻不讓台灣飛官聽，原本一架阿帕契的單價是1,450萬美元，但越賣越貴，希臘在2003年購買單價增為5,625萬美元。依據華夏經緯網報導，美國陸航自購一架近3000萬美元，而台灣購買單價飆漲為7000萬美元一架比固定翼戰鬥機還貴。又報載向美國採購的30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剛舉辦交機典禮就傳出製造廠波音公司發現機械問題發出停飛特檢通告。依據國外網路報導，各國阿帕契攻擊直升機裝備各異，台灣花大錢買到的是陽春型阿帕奇直升機，缺少些厲害武器。 (二)花大錢買P-3C反潛機卻無攻擊力 依據聯合報報導，國軍耗鉅資491餘億元台幣向美方採購12架老舊P-3C反潛機，美方不同意我國P-3C掛載海軍現有的空投水雷與深水炸彈，要求我國再編預算，向美方另採購空投水雷及深水炸彈，以致機隊無戰力。美國一方面想賺台灣大量軍費預算，一方面又不肯讓台灣武器具攻擊力，1990年，美國海軍接收最後一架全新P-3C，當時出廠價是3600萬美元。台灣買的中古機一架逾美金1億6000萬元，可說是超級凱子，而這些反潛機服役后，平均每架一年還需要5000萬至1億元新台幣的維修費。而在由美返台途中三架就壞了兩架，可見日後的保養維修是很大的負擔及問題。P-3C反潛機的電子數據庫與美國的整個機載、艦載電子數據庫聯通，也與美國的軍事通信衛星聯網。也就是說，台灣的P-3C一旦發現了解放軍潛艇的訊息，將立刻顯示在美國的中央數據庫上，台灣花大價錢買來了P—3C不過是替美國當哨兵。 (三) 購置岸基魚叉飛彈被坑慘 1.魚叉飛彈延遲交貨還加價 2020年美國出售金額高達677億元的舊款100套岸置型魚叉飛彈系統，此項軍購並非我方急需且交貨規格亦不符國軍要求規格，此強賣傳聞是為拯救美國波音公司，台灣做冤大頭就算了但美國還要延遲交貨並加價!目前世界上最為先進的陸基反艦導彈主要有7款，分別是中國鷹擊-62反艦導彈、中國鷹擊-18反艦導彈、俄羅斯天王星反艦導彈陸基版、俄羅斯K- 300P堡壘岸防導彈、日本12式陸基反艦導彈、俄印聯合研製的“布拉莫斯”反艦導彈以及瑞典的RBS-15反艦導彈，但美國的魚叉岸基導彈並不在列，大多數國家購買的魚叉導彈都是空射、潛射及艦射，台灣是唯一四種魚叉都買的國家，國軍以往都用中科院製造研發自製的反艦導彈，目前兩種岸置攻艦飛彈以次音速的「雄風二型」為主，並與超音速的「雄風三型」混合部署，有固定陣地亦有機動發射車型。岸基型「雄二」彈射程近150公里，已服役二十餘年，且發展成功性能提升型，而且雄三還是超音速的導彈。魚叉即使是最先進的變體也是亞音速導彈。政府說要自製武器卻將預算去買美過時武器步發展自製雄風飛彈。 (四) 高價購買老舊M109A6自走榴彈砲對國防效益不大 台灣向美購買40門M109A6“聖騎士”自走榴彈砲及相關設備，估計價值高達7.5億美元。美國售台武器有以下特色(1)一定是舊型或庫存淘汰品(2)一定是最高價(3)一定不是可影響戰局之關鍵武器。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表示美國出售給台灣的這些自走炮，都是已經有30年的老舊曆史，一輛自走砲能以1,850萬美元的高價賣給台灣，直呼不可思議。美軍自己已開始換裝M109A7新型自走砲汰除M109A6自走砲，我國採購的必不是全新的自走砲。美國陸軍於 2019 年 12 月簽訂了 60 套比M109A6更新的M109A7型自走砲，總價 2.49 億美元，平均單價才415萬美元。根據美國軍火銷售紀錄，沙烏地阿拉伯於2018年亦訂購同型裝備180門，花費13.1億美元，平均每門728萬美元，美售台軍火實在太貴。M109 A6的射程太短是最大問題，射程只有30km，在台海作戰時無法遠距離攻擊敵人，須待敵軍灘頭登陸時才能攻擊，但為時已晚。M109A6自走砲對於擁有制空權的美軍而言基本夠用，因為美軍有強大的空中支援力量，在海軍陸戰隊登陸作戰前，一些重點目標會被美國空軍清除。而對於缺乏空優的台灣而言，M109A6自走砲並不好用。

中美南海博弈 台海暗伏危機 阮大正 《華盛頓郵報》7/15發表專欄文章，推論背後的邏輯是未來4個月內，台灣將面對嚴峻的風險，民進黨政府不但未有危機意識，和大陸的武力對峙竟然反趨尖銳。置身站在衝撞大陸的前列，處境之險惡可想而知。 今年上半年，大陸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達19次，其中6月9日後的一個月裡有10次之多，可見陸機集中在6月飛近台灣除明顯反制美國軍方南海之舉動外，強化宣示兩岸仍處於內戰狀態，他國不能出兵協助。加上台灣又被美國視為圍堵大陸的印太戰略之一環，無論中美抗衡、中日東海爭執、南海油氣田合作勘探、日美安保戰略部署等，臺灣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臺灣在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態度，全然決定了臺灣未來在經濟和安全層面的升降。 中美即便是南海發生了意外，也會盡可能找到辦法讓其平息下來，但是台灣就完全不同，那是中共最不可能退卻的地方，一旦發生意外事故，極有可能迅速升級並讓美中滑向「熱戰」，美國即使慘勝，代價亦太高。 解放軍在南海的水面艦艇和潛艇數量超過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任何（國家的）艦隊，因此中美兩國近期應該不會在該地區發生嚴重對抗。 解放軍攻台若使用空爆石墨炸彈(註)，以大停電癱瘓國軍飛彈基地、雷達、指揮、通訊、作戰系統；軍港、機場、戰車基地等在電力中斷下，根本無法反擊。 石墨炸彈內含傳導性強的鎳金屬和碳絲，雖然不具人員殺傷力，但是如果在發電廠上空爆炸，裡面的纖維絲在爆炸與風力的影響下，向四面八方擴散，一旦其覆蓋在電力系統之上，那它就會瞬間導致其出現短路現象，引起跳閘和斷電，這樣的石墨炸彈不僅是難以被發現，而且也很難被清除，導致電力系統造成永久性的損傷，可見其威力的強大。 據了解2009年，中國已成功研製出石墨(停電)炸彈，並將其命名為「250克航空碳纖維炸彈」，僅一枚就使電力系統徹底癱瘓，瞬間就可摧毀目標，不費一兵一卒就讓對手屈服。不會像王定宇所言，對解放軍傘兵是“ 關門打狗 ”，反倒是讓解放軍“ 關門捉狗”了。 多年前解放軍的石墨炸彈在500米高空爆炸，其有效範圍可達1-3平方公里，每枚炸彈中有50個像汽水罐大小的小盒子，起絕緣的作用，不僅可以攻擊軍事設備，也能癱瘓民用設施。一經投射，一枚飛彈就可以對6000平方米的區域造成斷電事故。 目前國軍在運載平臺和制導定位方面，都不具備使用該炸彈的能力。 美軍機艦更忌憚射程達十公里的電磁脈衝自走炮，為免受解放軍導彈攻擊，後撤至5000里外的復活島（Wake island）為支援備降機場，因距離太遠，影響對台灣的支援，顯現川普對中共的強硬立場並不等同對台灣友好及安全承諾，美國利用台灣箝制中共更使台灣安全受損。 台灣只是川普和習近平博弈的大棋盤中的「小卒子」，過於信賴川普，高估了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的程度及決心。隨著國際局勢劇變，美中進入長期地緣政治抗爭，加上兩岸關係急劇惡化，中共對統一台灣更具急迫感等因素，台灣反而自陷危局。 美國對台灣的軍售越多，就越增加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必要性與迫切性；而兩岸軍力的失衡，卻不是美國對台軍售所能扭轉。因為美國只是利用對台軍售，做為軍事支援台灣的象徵，從而威懾中國大陸；並不是真正想要援助台灣與大陸進行軍事對抗。連國際社會也認知台灣處在危險之中，以致台灣必須多次實施以保護政府首長為科目的「反斬首」演習。其實自解放軍裝備俄製S400導彈後，台灣全島均在射程內。 台灣目前面對的困難和挑戰空前複雜、嚴峻，尤要防範解放軍繼續遂行內戰的風險。更有必要重新認識中美對台策略，否則在戰略和戰術上會犯重大錯誤。對於資源有限的蕞爾小國而言，中華民國需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需要有前瞻的整體戰略觀。切勿事事以美國馬首是瞻，自陷於困境，成為區域衝突的犧牲者 綠營人士鼓吹守住澎湖就能擋下武統？給民眾「灌迷湯」，圖減低「抗中壓力」。澎湖地勢平緩，平均海拔才17米，基本是沙洲和低丘，也沒有高大的樹木，毫無地形掩護可言。此外，澎湖全島都在解放軍陸軍遠程火箭炮的覆蓋範圍，一旦開戰，所謂“雄二”、“天三”陣地根本就沒有生存的空間。所以，澎湖雖說是兩岸博弈的棋眼，但在軍事地理上卻是台灣的罩門。 由是觀之，所謂守住澎湖就能守住台灣是個偽命題。 台灣的飛彈防禦計劃最大的缺陷，就在於台灣距離中國大陸太近，以致於沒有充分的時間與機會，攔截諸如中共的東風十五型飛彈，至於對付東風十一型戰術導彈，反應時間將會更短，推估大約僅有十至三十秒可以進行低層攔截的時間；另外，台灣的飛彈預警和辨識系統也無法像美國在波斯灣戰爭那麼完整。這表示愛三即使成功延壽，也不能確保台灣的空防安全無虞，可見高雄港供美海軍使用，又是假消息。否則美軍又何需遠撤至復活島，耗鉅資，修繕島上港口、跑道、儲油庫等軍事設施。 台灣本島暨金馬、澎湖、東沙、太平島等島嶼，對解放軍強攻能堅守多久，視共軍對台力量、空間與時間三項要素影響而變化。 (阮大正) 7/20/2020 於洛杉磯 (註)石墨炸彈俗稱「軟炸彈」，是在彈體中裝有石墨纖維絲，對人體沒有殺傷力。真正的石墨炸彈是一種集束炸彈，幾十米長的數千根碳纖維，被裝在一個小罐當中，每個小罐都帶有微型降落傘。而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內置於彈藥內的石墨纖維，由於石墨導電能力極佳，一旦被抛灑在電力設施和關鍵輸電線路上，立刻就能造成線路短路，甚至讓電網燒毀。 每個國家的電網設備、輸變電線路都是裸露在地上，目標眾多且十分明顯，想打不準也很難，除非有攔截發射平台，否則根本就無法防護，一旦攻擊到供電線路關鍵節點，一顆石墨炸彈絕對有可能癱瘓一座城市，石墨炸彈的破壞力，可說效果不輸核武器。而且由於石墨纖維絲非常細，可以在空中長時間漂浮。很多石墨纖維絲在空中組成一張網，如果飄落到高壓電線和變電設備，就會使整個電網短路從而癱瘓。石墨炸彈的這些性質，對敵方的電網系統有巨大的殺傷力。 1991年的海灣戰爭時，石墨炸彈在“ 沙漠風暴 ”行動中首次登場。 當時，美國海軍發射艦載戰斧式巡航導彈 ，向伊拉克投擲石墨炸彈，攻擊其供電設施，使伊拉克全國供電系統85%癱瘓。使得伊拉克軍隊指揮部，防空系統，新聞機構陷入一片黑暗。從而在軍事上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美國為首的聯軍可謂是打了一場有史以來真正的差距戰。 波灣戰爭期間，美軍首輪空中打擊目標，約有20%選擇了指揮控制和通信節點，而電力設施卻占了22%，這充分顯示了電力設施的重要性。 1999年5月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戰爭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北約曾以斷電(石墨)炸彈造成塞爾維亞（Serbia）70%輸電網斷電。 石墨炸彈的另一技術特點體現在其運載工具和製導定位方面。 若使用全球定位系統 (GPS)或慣性導航系統製導、傳感器引爆的運載工具，石墨炸彈可使用多種戰機進行準確投放。而使用成本低廉的非製導的運載工具投放，則會出現百餘米的攻擊誤差。 據報導，南斯拉夫人抱怨北約飛機給民眾的花園蒙上一層討厭而昂貴的石墨纖維“地膜”，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造成的。 石墨炸彈又名軟炸彈、斷電炸彈，俗稱“電力殺手”，因其不以殺傷敵方兵員為目的而得名。石墨炸彈是選用經過特殊處理的純碳纖維絲製成，每根石墨纖維絲的直徑相當小，僅有幾千分之一厘米。主要攻擊對象電力輸配系統，將其癱瘓。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