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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回報1 年前
這哪是什麼苦難中開出的花,分明就是苦難本身。
今天特意找了一件中式的衣服,因為我們一會兒要去大英博物館參觀一個屬於中國人的特展,叫做《中國隱藏的事跡》。
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每每讀到《晚清》都有種想要逃開的衝動,那是一段充滿動盪、苦難、恥辱的歷史,也是閉關鎖國、不為人知的隱藏的事跡。
這次大英博物館晚清百泰特展,一票難求,而我更喜歡它的英文名,China's Hidden Century。
走進展館,如照壁一樣出離眼前的是大清萬年一同,地理全土。
這千里江山,這萬年基業,就在我們面前展開。
時光倒流二百年,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帝國往事,也在我們面前鋪陳開來。
重工刺繡的龍袍,每一寸都彰顯盛世繁華,藍色的點綴墊子,是這世上最美的珠寶。
繁華似錦的雲間,美輪美奐的戲服,都是人類藝術的瑰寶。
富家小少爺身穿百納衣,頭戴漁龍帽。
還有這個光緒帝小時候穿過的龍袍,溥儀送給喬治武士的景泰蘭花瓶,任誰也想像不了,這些都出自一個衰弱、殘弱、充滿戰亂的國度。
尤其是這件慈禧的繡花長服,底色是婉約浪漫的藕褐色,巨大的有縫來衣,每一根羽毛都是金線織灸。
旁邊的老外嘖嘖驚嘆,而我卻五味雜陳,很難發自內心,生出自豪感。
美是真的美,但這奢華美艷的背後,是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的動亂殺戮。
是北洋水師被苛扣的軍費,是婦女們被困住卻無力反抗的一生。
是如瘟疫般洗來的鴉片,是四萬萬中國人侵入草芥的一生,是那些不夠精美侵略者搶,都懶得搶走的歷史。
在一個角落的展櫃裏,陳列著南京條約的元件,厚厚的一大本只展示了中英文的簽字頁,折疊起來的部分寫滿了喪權辱國。
即使紙張已經泛黃,依然是紮在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紫。
諷刺的是,這份文件的旁邊有兩幅畫像,分別是維多利亞女王和湖門硝煙的林澤旭。
緊閉的大門終被炮火轟開,條約之後是被迫開放的港口,那裏商船雲集,貿易繁忙,藝術品也更多地交融了西方文化。
我在這把扇子前駐足很久,它實在太過精美,我找不到詞來形容,卻總覺得它的另一面寫著兩個大字,屈辱。
展覽的最後一部分叫《詩辨》,在這裏我們看到康有為的墨寶,李鴻章小巷鼻咽紅,總有人不忍家國衰亡,願意身先士卒,他們都算不成功,卻值得永載實測。
這是光緒二十八年科舉考試的題目,唯君難,唯臣不易,這一年八國文被正式廢止。
在這面牆上,丘井的影像實影實現,迎繞耳邊的是他的滿江紅,身不得難而立,心卻比難而烈。
展覽到此戛然而止,而華夏大地的洪流和苦難還將繼續。
沒有中國人能笑著從晚清歷史中走出來,那些巧奪天空的藝術,那些珍貴的文物,哪是什麼苦難中開出的花,分明就是苦難本身。
我們在百年屈辱史中,真切地感受疼痛,痛到要記一輩子,知國恥,然後知恥而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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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回報1 則回應4 年前
  • 我認為這是一篇好文章與你分享!作者過了九十大壽的人,經歷了人生天地間所有的上上下下,如此寬廣深厚透徹的領悟,有幸讀到此文,感恩!感恩! 我可以稱台灣中國人——趙無任《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台灣選舉系列評論》代序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星雲,民國十六年出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十二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中失蹤,尋父不着,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十二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十二年,在台灣住了六十六年了,我即將九十歲。 回想民國三十八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閱讀到此文,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六十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可愛的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無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那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大家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箇中華地球人了。 正如我的先賢唐朝揚州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山川異域,日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我對我們的手足同胞也是一樣,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希望來生再結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緣分。 六十六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遇見了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六十六歲以下的人,能瞭解我一同跟台灣成長的心情嗎?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之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六十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我的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講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箇中國人的心情熱愛我們的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可見政黨還是有其可愛的一面。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一九五一年花蓮大地震、一九五九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苦難人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營養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為原住民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之間,我一向主張要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 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這麼喜愛台灣,認為台灣是我的,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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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 * * * * * * * * * * 台籍共產黨員葉盛吉:以台灣為舞台的時代風雲兒 2017/06/29 來源:新華社 新華社台北6月29日電(記者查文曄 章利新)「天真可愛的光毅兒,見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怎樣高興。在當天的夜裡我睡不著,我不信,毅兒,大漢(閩南語意指個子高),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嗎?我很興奮。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我們雖然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但是我為了你,已在這不自由的鐵窗里得到了愛和希望……」 這是1950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台灣大學醫學院黨支部負責人、年僅27歲的葉盛吉在監獄中寫給剛滿月的兒子葉光毅的信。這一天,距離葉盛吉被槍殺只有17天。這封信當時並未寄出,而是由葉盛吉在走上刑場那天用領帶綁在腰上,留給了收殮遺體的家人。 67年過去,當年襁褓之中的嬰兒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儘管歷史的風煙幾番吹過,但父親葉盛吉的形象不僅從未在葉光毅心頭磨損黯淡,反而歷久彌新。父親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又是為了何種信仰而死?為了尋找、還原父親的生平,葉光毅幾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他說,自己永遠為父親自豪。 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少年 1923年10月,葉盛吉出生於台北。由於母親早逝,他幼年時即過繼給叔父,後定居於祖輩世代居住的台南縣新營鎮。葉家是當地的大家族,葉盛吉祖父修建的「八角樓」至今仍留存於新營鎮鹽水港,往昔繁華可見一斑。 由於繼父在當地製糖公司工作,葉盛吉從小在公司宿舍中生活,在日式環境中長大。1936年,葉盛吉考入負有盛名的台南一中,同批考入的台灣學生只有4人。這是一所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學校,葉盛吉在此掌握了日語,接受了日本式教育。 但在這一過程中,民族矛盾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葉盛吉。繼父總是諄諄告誡他,要知道自己作為被殖民者的本分,不惹是非,少說話。「我一條男子漢,為什麼就不能毫無顧忌地干自己要做的事情呢?把自己想的、相信的事情說出來,就會成為自己生存的威脅,因此絕不能說出來,這是從小父母就時常告誡的話。」葉盛吉曾這樣回憶。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葉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種種侮辱。「日本人嘲笑台灣人愛吃腥膻的豬肉,洗臉時來回在臉上抹……貪財如命,特別小氣,仿佛說這些就是台灣人共有的性格。這種話也不知聽過多少遍,為之悲憤填膺,不知凡幾。」多年以後,葉盛吉在日記中還會為自己遭受的侮辱而氣憤不已。 儘管內心苦悶,葉盛吉仍舊選擇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態度,他甚至幻想著,只要沿著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為日本人,就能與他們成為同一個民族。1941年,他遞交了更改姓名申請,將名字改為「葉山達雄」。 「一方面受著壓迫,明白日本人並不把台灣人視作同類;一方面又想通過同化的道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反映出我父親那一代台灣青年的內心矛盾和認同掙扎,這是十分真實的心路歷程,不必諱言。」葉光毅說,正因為勇於袒露、解剖自己,葉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記和手記,才會擁有感人的力量,成為研究者、讀者珍視的歷史見證。 1941年,葉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但由於台灣學生在本地升讀高中受到極不公平的比例限制,葉盛吉只得赴日報考高中。1943年春,葉盛吉考上了仙台二高理科乙類。這裡畢業的學生,大多能升入帝國大學醫學系。在殖民地台灣,仕途之門是不向台灣人開放的。在葉盛吉腦海中,如果能當上醫生,開業後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過自己的一生。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 1944年,日本社會已經從珍珠港事件時的狂熱轉為對戰爭的懷疑和失望,現實讓葉盛吉醒悟過來,漸漸識破右翼分子的虛偽面目。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將起而戰鬥,破一切欺騙、虛偽、利己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侵略!」 1944年8月,葉盛吉和同學們被派到日本宮城縣的軍需工廠做戰時勞動服務。在工廠,身為學生會幹部的葉盛吉一反常態,消極怠工起來。他已經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八紘一宇」,不過是為達到侵略目的而編造的謊言罷了。 1943年, 葉盛吉就讀仙台二高期間,與同學在農村打工 這一時期,葉盛吉開始向台灣同學楊威理學習中文。儘管兩人的發音都不太標準,但能學會自己國家的語言,他們非常興奮,這是重新尋回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開始。 兩人還根據雜誌上登載的曲譜學唱中國國歌,葉盛吉也開始閱讀《孫文傳》、《三民主義解說》、林語堂的小說等各種書籍。學了半年,葉盛吉的日記中開始出現用中文書寫的句子,他還準備閱讀《紅樓夢》。 1944年,從中國大陸起飛的轟炸機向日本北九州投下了炸彈。在工廠的一個角落裡,葉盛吉和楊威理談論起這個消息,彼此都興奮不已。他們認為日本就要完了,真想為此舉杯慶祝一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葉盛吉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還進而想到台灣同胞苦鬥50年的歷史,感慨萬端。榮枯盛衰,世間之常。誠此之謂乎!」 投向「紅色祖國」 1946年4月,葉盛吉在時隔五年之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台灣。他也從東京帝國大學轉學到台灣大學醫學院就讀。 光復時,台灣同胞為復歸祖國感到由衷的喜悅。但光復後國民黨軍隊的軍紀敗壞,官僚貪污腐敗,工廠停工,社會無序,物價飆漲。為了維持生計,葉盛吉不得不到別的學校兼課,甚至和同學在課後上街擺攤賣襯衣。生活的困頓,時局的惡化,促使葉盛吉和他的朋友們思考、批判台灣的現實。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震撼了葉盛吉的心靈,堅定了他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決心。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領導的土地革命、解放戰爭以及城市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從1948年起,國民黨軍隊逐漸土崩瓦解,「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得到越來越多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的認同。對「白色祖國」深深失望的他們,開始主動擁抱「紅色祖國」,迎接台灣解放的到來。 1948年9月,葉盛吉與胡秀山等5個醫學院的學生,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和蘇州。這是葉盛吉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在三個星期的旅行中,葉盛吉看到了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但也看到了中國人民難以估量的力量,他大為震動。「中國社會的深層,正洶湧著一股我們無法一時察知的、深刻的潮流。」他在《內地歸來》中寫道,中國人民確實是充滿了活力的,強大的人民。這活力一旦停止了自我消耗,並且轉向外散發之時,便是我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大放異彩之日。 去大陸前後,經他在台大的學長劉沼光介紹,葉盛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二·二八」事件後,中共台灣工委的黨員人數擴大到900多人。不久,葉盛吉成為台大醫學院支部的負責人。他通過台大學生自治會舉辦的放電影、讀書會、出版刊物等公開活動,開展對學生的工作。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1949年3月,葉盛吉與中學同學的妹妹郭淑姿訂婚。葉光毅回憶:「其實看我爸爸的日記,當時局勢逐漸緊張,他知道自己從事的工作時刻有生命危險。他對結婚曾很猶豫,因為這可能連累一個女人的一生。他當時對媽媽說,你雖然嫁了一個醫生,但是婚後不要立刻辭掉銀行的工作。這句話的意思,我媽媽後來才明白。」 堅守信仰 向死而生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軍警開始在島內大肆搜捕共產黨員。5月29日下午,葉盛吉在屏東被捕,後被解到台北關押。 葉盛吉案只在9月3日開了一次庭,他以「意圖顛覆政府罪」被判死刑。在台灣進行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中,有四五千人遭到殺害,判處徒刑的有八千到一萬人。 10月2日,妻子郭淑姿生了一個男孩。4日,妻妹到監獄送來了紅鴨蛋。葉盛吉一看,就知道生的是兒子。收到嬰兒照片的那天晚上,他高興得一夜未合眼,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死亡線上逡巡的人。祖父給孩子起名光毅,寓意「面向光明,毅然前進」。 「父親死時我剛出生,他也沒來得及親眼看看我,這是他畢生的遺憾。他對生也很留戀,但他絕不背叛信仰。他知道自己有了後代,可以少些牽掛,但同案的其他青年還未成家,所以他在審訊時都把罪名攬到自己身上,希望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葉光毅說。 在獄中,葉盛吉恪守自己的信念。10月23日,他給獄友顏世鴻寫了一封信。「有一件事情要請你牢牢記住。我現在的思想感情,和過去一年多來同你交談時的思想感情,沒有任何變化……我有一事相托,即來日請把我的這思想感情好好地轉告我的家屬,也好好地向我的朋友說明關於我的一切事況的始末。」 1952年11月,葉盛吉骨灰封厝前,葉光毅與父親訣別 11月29日,一個下著霏霏細雨的初冬清晨,在馬場町河灘旁,隨著一陣槍響劃破寂靜的天空,葉盛吉和他的戰友們倒臥在血泊之中。 讓歷史告訴未來 父親離世後,葉光毅遵照遺囑,潛心向學,後成為台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但他從來沒有忘記尋找父親的歷史。葉盛吉留下了用日文書寫的大量日記與筆記,為了讀懂這些材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學的葉光毅於1975年改為赴日留學,從頭開始學習日語。 幾十年來,他遍訪父親當年的同學、同事,進行了300多人次的訪談。「我父親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理想,為了正義,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賭上性命。這是人性光明面的展現,也是他生前就有的覺悟與氣概。」葉光毅說。 在葉光毅心中,父親是台灣的好子弟,中華的好兒女,是以台灣為舞台的中國近代史中當之無愧的「時代風雲兒」。他在從舊中國邁向新中國的轉折關頭,不計成敗,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中華民族邁入新的時代毅然獻出生命。 葉光毅認為,父親作為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其中華民族意識一開始是膚淺的、自發的,後來通過思考逐漸自覺,這過程是掙扎而曲折的。他是真實而純粹的人,所以擁有感人的力量。這不僅是某一個人生命的故事,背後還有一個民族積弱、落後、被欺凌的不幸,且悲劇至今仍繼續存在於台灣,餘波蕩漾。 「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台灣長期被湮滅,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存在。『台獨』勢力興起後又將這段歷史扭曲,將一些犧牲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塗上或濃或淡的『台獨』色彩,這都是對歷史的惡意扭曲,對當事人的二次甚至三次傷害。」葉光毅說,某些勢力如果要推所謂「轉型正義」,就應好好直面這段紅色歷史,而不是踏在先烈們的遺體上來謀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今年3月舉行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追思紀念會上,葉光毅作為代表上台發言。為此,他穿上了父親當年在仙台二高的校服,戴上了白線帽,繫上了繡有校徽的領帶,還大聲唱了一段當年的校歌,以表達對父親的深切懷念,並再現當時年輕人雄壯豪邁的氣概。 「當時我還脫稿講了一句話:今天,葉盛吉的孩子用這條領帶把葉盛吉帶到追思會上來,葉盛吉們的靈魂還會再回來!」葉光毅說,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既是懷念過去,更是面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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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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