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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1 個月前
这就是为什么说德国的科技能引领世界的原因。你看,只需要把衣服往墙上这个洞里一丢,它就会自动帮你洗干净。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家里的任何位置安装这个衣服传送口。想象一下,把它装在你家的3层小别墅里,那你是不是就不用为了洗两件衣服,上下楼来回折腾了呢?

你只需要在房间里随手一丢,剩下的全部交给系统来完成。因为在墙壁内部隐藏着一整套衣物传送装置,原理就跟家里的水管一样,无论路线多复杂,无论有多少个投放口,衣服都会被统一吸走,最终汇集到同一个地方,那台核心洗衣机。衣服一到位,系统就会自动开始清洗烘干,全程不需要你再碰一下。

等流程结束,干净的衣服还会被送回你指定的位置,直接拿来穿就行,连搬运这一步都给你省掉了。你说是不是特别方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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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新冠状病毒中西医分组治疗实验结果对比出来了! 中西医分组治疗人数: 中医:320 西医:320 最终死亡病人: 中医:0 西医:113 死亡率: 中医:0: 西医:35.3% 痊愈时间: 中医:平均7天 西医:20天了还在治疗。 治疗方式: 中医:中药、针灸。 西医:氯喹抗生素激素吊水等等。 后遗症: 中医:无 西医:肺纤维化,尿毒症,心肌炎等等。 医疗费: 中医:几百块钱 西医:大于40万 中医治疗320人,0死亡; 西医治疗320人,死亡113人。 试验远未结束的时候,西医治疗的很多病人坚决跑到了中医治疗组,导致了事实上中医治疗的病人超过了320,而西医治疗的病人少于320人。 试验结果:西医彻底失败。 以上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曾海基大夫的数据。 曾大夫说,这次我们用的全部是中药治疗,在我们观察组一共有320个病人,无一死亡! 而对照组的320人就死了113人。 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视察我们治疗组的时候都佩服得连连夸奖。 对照组西医用盐酸氯奎,还有进口的抗病毒药加输液等等。 我们用百合救肺汤、麻杏石甘汤、五味败毒汤等等加减。 对照组后来好多病人都转到我们中医组来。 基本上一个礼拜出院,各项检查正常。 病毒感染那是西医的理论。 免疫系统下降才是主因,外邪为辅。 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所以治疗之根本是扶正气,并且祛邪气的方法。中国发表武汉治疗新肺炎报告,解剖死者肺部,全是白色浓浓的痰。报告说:如果中医早一点介入,可以大大的降低死亡人数。 其中指出:清肺排毒汤可以清理掉肺内所积累的痰,达到治愈的程度,它包含四种中药处方: 麻杏石甘汤 小柴胡汤 五苓散 射干麻黄汤 这种处方,在台湾有几十家治药场有生产,全国几万家的中药房都有卖,可轻易取得。 以下是中国的报告: ●很重要!治疗新冠病毒的《中医概念》 人无完人。哪怕已经封神的钟南山,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毕竟钟南山不是神。更何况对于西医来说,新冠病毒来势汹汹,闻所未闻。钟南山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没有特效药。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大概率会踩到陷阱。 新冠病毒太狡猾了,设置了很多陷阱,钟南山团队踩到的陷阱是什么? 让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告诉你。 应该有不少人看了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了,惨不忍睹,普通人多看一眼都受不了。刘良是同济医学院的法医教授,刘良教授用西医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又紧张万分地剖开了新冠患者的尸体,同时划开了西医的短处,也戳到了钟南山的痛处。没有谁比钟南山更迫切地想看到这些尸检报告了。 如果没有刘良教授的手术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让人惊讶的真相。 发表在《法医学杂志》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告诉我们:死者肺部切面出现灰白色黏稠液体,气管腔内见白色泡沫状黏液,右肺支气管腔内见胶冻状黏液附着。 正是这些黏稠的液体堵塞了肺泡,堵塞了气道,堵塞了肺间质,堵塞了支气管,让肺逐渐散失换气功能,让病人处于缺氧状态,最后出现呼吸衰竭而死。 这些黏稠的液体夺去了新冠患者的生命,让新冠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痛苦万分:他们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他们像失足落水掉入深渊一样拼命挣扎,呼喊着“救命”,他们的眼神充满绝望而痛苦,他们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即便有氧气罩有呼吸机,他们吸进去的却不是氧气。 为什么有呼吸机的支持他们还是吸不进去氧气?因为那些黏稠的液体挡住了氧气的道路。道路不通,大量的氧气吸入反而加剧堵塞,氧气吸不到血液里,最后他们活活被这些黏稠的液体憋死了。 所以,刘良教授不得不指出:盲目使用氧气装置,不但达不到目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氧气的压力会将黏液推到肺部的更深处,从而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缺氧状态。 也就是说,西医只看到了病人缺氧,却没有看到病人缺氧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病人缺氧?在没有彻底弄清楚病人缺氧的原因之前就使用给氧疗法,是不是过于盲目? 刘良教授的话让钟南山有些难堪。因为钟南山是给氧疗法的倡导者与支持者。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证明,这一回,钟南山可能真的错了。 2020年1月20日,白岩松曾经采访钟南山,问这次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远远低于当年的非典,原因是什么。钟南山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两个因素都有。首先刚才讲的第二个因素,这个肯定的。因为现在一旦有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感染的话,我们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一些有低氧血症,我们很快的用上这个,不单是一般的氧疗,或者说是面罩通气,高浓度的氧疗等等,治疗的措施跟支持疗法,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从钟南山的回答可以看出,无论是上次的非典还是这次的新冠,西医都采取了给氧疗法。 如果中医第一时间介入的话,武汉的死亡率会大大降低 这些黏稠的液体中医叫做痰湿。 给氧之前必须先处理掉这些痰湿,不然再多的氧也是徒劳的。其实并不是患者真正缺氧,而是氧气进不来,肺里面的气道被堵住了,我们只要把这些气道打开,把痰化掉,把湿气去掉,让肺泡干干净净,让支气管畅通无阻,根本不需要给氧,患者自己就会恢复肺的功能,自己就会吸氧。 其实中医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推荐全国使用的治疗新冠肺炎有效率达90%以上的清肺排毒汤。只可惜早期的武汉把这个方子熟视无睹,中医介入率才30%,死亡率全国第一。很多患者死之前没有用任何中医的方法治疗,没有服用任何的中药。后来的张伯礼院士说出了实情,如果中医第一时间介入的话,轻症患者就不会发展为重症,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 清肺排毒汤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全是医圣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的方子被称为经方,千年之前有效,千年之后依然有效。清肺排毒汤包括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 刘良团队的尸检报告告诉我们:病人的肺部充满了大量的黏稠的液体,液体说明病人水湿多,水湿会阻碍肺部的气血运行,清肺排毒汤里面的五苓散可以温阳利水,一方面可以加强气化功能,气化功能加强身体里面的水就会被气化成身体所需要的津液,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把身体里面的废水,通过小便直接利出去。 黏稠,胶着状态,说明肺里面有了痰。痰多了,堵在了肺部,自然会感到胸闷气喘,身体出于本能,就会通过咳喘的方式企图把这些痰咳出来。每一次咳喘都是身体的一次自救,都是肺的一次宣发。无奈,痰太黏稠了,咳不出来,所以成了干咳。干咳,并不意味着没有痰,可能还意味着痰太黏稠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黏稠的痰稀释,把这些痰化掉。这个时候,清肺排毒汤里面的射干麻黄汤就派上用场了,射干麻黄汤可以加强肺的宣发功能,宣发功能强了肺里面的垃圾就容易被排出去,同时这个方子有大量化痰的药材,可以把肺部的痰直接化掉。 如果这些痰湿堵在肺部久久不化的话,就会变成痰热,湿热,就会瘀而化热,化热了就会表现为发烧,痰湿少的就发低烧,痰湿多的就会发高烧。所以清肺排毒汤里面还有一个退热的方子,那就是麻杏石甘汤。根据病人的情况,发热重就用石膏多一些,发热轻石膏就少用一些。 由此可见,清肺排毒汤考虑得非常周全。但是,有人问了,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用呢?是因为钟南山不信中医吗? 当然不是。说实话,钟南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医粉。 如果钟南山不信中医,当年非典钟南山的女儿感染,钟南山就不会把女儿的生命交给邓铁涛了。钟南山担忧西医治疗的后遗症,所以把女儿交给邓铁涛。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邓铁涛是是谁?邓铁涛是国医大师,是泰山北斗。曾经率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疗非典患者,创下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零后遗症的奇迹。 钟南山也公开表示,中医在预防保健上功不可没,很看重中医的整体观念,认为中医药是全身性的调理,这是中医药的特色与长处。钟南山还说邓铁涛是他的朋友,非常欣赏邓铁涛的中医养生方法,100岁了每天还打八段锦。钟南山承认,在某些疾病方面中医要比西医好,还说越来越多的西医开始用中医药了。 如果钟南山不相信中医,就不会在这次新冠肺炎公开表示,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要学习广州的经验,不要等到后来不行才上。如果不是钟南山,这次中医介入可能会更晚,可能会更艰难。 所以,钟南山是相信中医的。但为什么又没有让中医痛痛快快介入呢?在后面的报道中,钟南山提到中医总是闪烁其词,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的水太深了,钟南山身处高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他的压力太大了。小叔只能点到为止。你们可以深入思考一下。 小叔只是想说的是,人无完人,钟南山这一回可能真的错了,毕竟钟南山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小叔想,钟南山应该有很多苦衷吧。感恩钟南山付出的努力。 钟南山在这一次抗疫中付出了很多,已经鞠躬尽瘁,我们很感恩。小叔写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指责钟南山的意思,小叔哪有什么资格指责大师啊。每个人都会犯错,像小叔这样的凡夫俗子可能每天都在犯错,犯错没什么,关键是犯错后的态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现在新冠肺炎已经全球大流行了,很多国家纷纷求助中国,由衷希望钟南山介绍中国经验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医,这才是大医精诚。预防武汉肺炎方   桑叶15g、苏叶15g、桔梗10g、玄参15g、 神曲15g、葛根30g、 藿香10g、青蒿10g、甘草  6g、金银花10g、鱼腥草10g   这帖中要这次在大陆救了许多人1000cc熬成500-600cc 。 这是我们因应知道需要,要求两岸能够同步配合的制剂。中医药产业召集人(杨博士医师)分享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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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眼看世界:上海老人疯抢!价格2.3 万的保姆机器人 前言 上海街头出现一批特殊的“钢铁保姆”,价格从天价8万暴跌至2.3万,引发老人抢购热潮,擦窗无误差、喂食精准、急救响应,甚至还能陪老人下棋聊天,这些钢铁助手凭借精准照护能力和经济性优势,正成为上海空巢老人的贴心伴侣。 它们的出现让不少家庭省下大笔养老开支,也让远在他乡的子女不再整日提心吊胆,更有趣的是,上海已开始大规模补贴这种“永久保姆”,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拥有。 这些冰冷的机器究竟如何悄然改变了上海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价格暴跌背后的养老经济学 “2.3万块钱买个保姆,还是永久的那种!”上海七旬老人王大爷拍着家里那个一米高的“铁疙瘩”,眼里闪着得意的光,这话若是放在去年,怕是要被当成天方夜谭。 一台能干家务、会聊天、还能急救的机器人,从天价8万跌到了普通工薪家庭也能勉强接受的2.3万,这波降价来得莫名其妙又恰到好处。 要知道,现在上海请个住家保姆,一年下来少说也得5万多,还得提心吊胆担心伺候得不周到,而这个“铁家伙”算下来,每天花费才63块,比在外面吃顿像样的午饭还便宜。 最让王大爷乐不可支的是,这钱省下来的都是实打实的现钱,原本每月那7000多的保姆费,现在只需拿出2000块给机器人“充电维护”,剩下的5000多可不是小数目。 “我把省下的钱全给孙子攒着上大学了!”王大爷拍着胸脯,一脸的满足感,不止王大爷,上海不少老人家都发现了这个“省钱秘诀”,纷纷加入抢购大军。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机器保姆还是“买断式”服务,人类保姆动不动就辞职,三天两头要涨工资,有时候服务还跟不上,而机器人一旦买回家,只要不坏,就能天天24小时伺候着,从不喊累,也不会突然要回老家结婚。 不少上海老人都算过这笔账,李阿姨家的老伴中风偏瘫,请保姆一个月近万元,半年下来就要六万,现在换成机器人,一次性投入2.3万,剩下的钱够他们夫妻俩出去旅游好几回了。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机器保姆不仅省钱,服务质量竟然还出奇的好,从前那些稍有不慎就会打翻饭碗、扯破衣服的尴尬,现在全都不存在了,机器的手比很多年轻人还稳,像是有定海神针般总能精准完成任务。 机器人保姆这场悄无声息的“价格革命”,正在颠覆传统养老市场,当越来越多的上海老人发现,只要一次性掏2.3万,就能换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贴心照料,这种经济账谁都会算,那些高价人类保姆,怕是要坐不住了。 超越人类的护理能力 “这机器手稳得跟筷子夹豆腐似的,一粒米都不会掉。”黄浦区的张医生忍不住感叹道,作为从医四十年的老中医,他见过无数护工喂饭,却没见过比这铁家伙更稳的“手”。 这些机器保姆擦个窗户,误差连0.1毫米都不到,就像给老花镜装了个激光定位仪,喂饭时那机械臂的动作,比资深护士的手还稳当,有个中风老人李大爷,原本卧床不起,在机器人帮助下,三个月就能走五十多步了,同病房其他老人还躺着动弹不得呢。 更让人咂舌的是它们的“反应神经”,有次徐奶奶半夜突发心绞痛,还没等她喊出声,机器人已经拨通了急救电话,还把她的血压心率一股脑发给了医院,要搁以前,没准老人疼得满地打滚了,家里人才慌慌张张找电话簿。 “说它是保姆,其实更像个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私人医生。”上海东方医院的刘主任不无佩服地说,按他的话讲,不少突发情况,就是那五秒钟的差距,决定了能不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上海市质检中心也没闲着,给这些机器人上了“紧箍咒”——就是断了网也得能急救,电池没电也得留一口“气”报警,这帮质检员也真是的,一会让机器人踩高跷,一会又让它们顶着三十斤重物爬楼梯,跟训练特种兵似的。 不过这些铁家伙也不是十全十美,有老人抱怨机器人模仿儿女声音太像,半夜听见还以为儿子回来了,结果扑了个空,心里空落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们给新机器人加了个叫“情感防火墙”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个“诚实开关”,老人要是连喊好几声儿女的名字,机器人就不装了,直接拨视频电话给真人,让亲人露个脸说说话,免得老人陷入虚幻的情感世界里。 这些细节处理得挺走心,机器是机器,亲情是亲情,再先进的钢铁也替代不了血肉相连,但这些小机灵鬼儿确实在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老人们的生活质量。 最神奇的是,那些原本抵触“让机器伺候”的老人,不经意间也被这些不知疲倦的“小助手”收服了,它们没有脾气,不会因为老人啰嗦而不耐烦;没有私心,不会偷懒耍滑;更没有情绪,永远保持着耐心和温和。 这些看似冰冷的机器,却莫名其妙地为老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一种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遗忘、被忽视的踏实感。 改写老人与家庭关系 数字会说话,上海社区医院的一组调查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用上机器人保姆的老人,抑郁情绪平均下降了七成!这可不是小数目,比很多心理药物还管用。 闵行区的周奶奶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老伴去世后,她整天闷在家里,连楼下的麻将都懒得去打了,儿女不放心,买了个机器人陪她,刚开始周奶奶还嫌弃,觉得这铁疙瘩不如真人,可谁知道一个月后,两人“打得火热”——每天下几盘象棋,机器人还会故意输给她,让老人家找回些赢的感觉。 “它从不嫌我啰嗦,我说一遍不懂还会问第二遍,比我那急性子儿子强多了!”周奶奶笑着说,就这样,她不知不觉从抑郁的泥沼里爬了出来,甚至又开始跟老姐妹们聚会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铁保姆”悄悄改变了一家人的相处方式,以前子女探望老人,大半时间都耗在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上,剩下的时间累得只想躺沙发,现在这些琐事都由机器人包了,子女来访反而能静下心来,陪老人聊聊天,听听老人讲以前的故事。 在国外工作的孩子们也不再那么焦虑了,机器人的视频连接功能让他们随时能看到父母的情况,参与老人生活的频率居然比住在同城的亲戚还高,一位在美国的工程师儿子,每天下班都会通过机器人跟老父亲“云吃饭”,顺便检查一下老人的用药情况。 “我妈居然更喜欢跟机器人说心里话”,一位女儿哭笑不得地说,“可能是因为机器人不会像我一样唠叨她少吃盐吧”。这种微妙的变化,让老人找回了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他们不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有自己决定权的独立个体。 随着相处时间增长,不少老人甚至给机器人起了名字,当成了“家庭成员”,有趣的是,这种人机互动不仅没有疏远亲情,反而成了家庭关系的润滑剂,以前那些因为照顾老人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如今都烟消云散了。 有人担心科技会让亲情变冷,但现实恰恰相反,当基础照料有了着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反而有了更纯粹的表达空间,就像一位老人说的:“以前儿女来看我,忙东忙西的,话都说不上几句;现在反而能坐下来,好好聊聊天了”。 这场由机器人带来的家庭关系重构,或许正是现代科技对传统孝道的一次创新性演绎,它没有取代亲情,而是为亲情创造了新的表达方式,当老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就不再被琐事所累,回归到情感本身。 政策支持下的养老新生态 “免费送钱啊!”家住杨浦区的刘爷爷笑得合不拢嘴,原来,上海市最近出台了个政策,买智能养老机器人,政府能补贴三成,刘爷爷算了算,原本2.3万的机器人,现在只要掏1.6万出头,这下子又省了不少钱。 其实这只是上海各种智能养老政策的冰山一角,去年开始,上海已经建立了十几个“智慧养老示范社区”,里面的老人们共享着各种高科技养老服务,小区里的机器人能认出每一位老人,还记得他们的喜好和习惯,就像个不会忘事的“电子保姆”。 更厉害的是,上海的三甲医院也坐不住了,纷纷跟机器人企业牵手合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已经开发出一套远程医疗系统,通过机器人监测老人的健康状况,小到血压不稳,大到突发疾病,医生能在第一时间知晓并作出反应,一位老医生打趣道:“现在病人不用来医院,医院直接搬到病人家里去了”。 保险公司嗅觉也是灵得很,平安、太平洋等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尝试将机器人保姆纳入商业养老保险的附加服务项目,投保人只需多付一点点保费,就能在需要时获得一台机器人的长期使用权,这样一来,养老机器人的门槛又低了一截,普通工薪家庭也能轻松用上了。 市场前景更是一片光明,有分析师预测,到2027年,中国的养老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超过500亿元,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量产效应,机器人的价格还会进一步降低,功能却会更加完善,就像当年的手机一样,从最初的“砖头”到现在的智能机,既便宜又好用。 上海的这场机器人养老革命,不知不觉间已经带动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的零部件制造、人工智能研发,到下游的售后服务、养老培训,一大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在上海张江科技园,就有上百家与智能养老相关的初创公司在默默耕耘。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创造的不仅是经济价值,更是一种社会价值,一位创业者感慨道:“我们做这行,赚的是良心钱,看到那些老人用了我们的产品后生活变得更好,比什么都有成就感”。 随着这股“机器人养老风”从上海吹向全国,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幅新的中国养老图景:科技不冰冷,反而让养老更有温度;机器不冷漠,反而让亲情有了更多表达的空间,在这个老龄化加速的国度,上海的探索,或许正在为所有人勾勒出一条可行的未来之路。 结语 机器人保姆在上海的兴起,不仅是一次养老方式的革新,更是科技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的探索,它既解决了养老的实际难题,又重塑了家庭关系,为老年人带来了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支持,这种智能养老模式有望从上海扩展到全国,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新思路,在这个科技与温情并存的未来,老年人不再是被动的照料对象,而是拥有自主选择权的生活主体,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养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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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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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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