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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台灣正逐步接近下一個高達新台幣一兆元的逾放款!

除文中所提銀行「放棄」的各種重要貸款條款之外,這些銀行在整個離岸風電融資所取得的報酬與其所承受的風險完全不成正比。購售電合約(PPA)不合理條款限制了現金流,而銀行居然也閉眼接受。由於國外開發商要求和游說,政府竟然還胡搞瞎搞的准許開發商將履約保證金分十年支付,這也破了銀行界要求履約保證金需一次支付的記錄。

整體來說,台灣這次離岸風電融資的安排過程實在離譜到極點,並有下列現象:

-政府主其事者及相關各部會毫無銀行專案融資實務經驗與概念。

-決策過程草率,一切急就章。為達預定時間目標,不計任何代價。

-負責財務驗證的機構及培訓機構只知抄襲各方資料,卻毫無銀行融資實務經驗。一切「土法大煉鋼」!

-貸款銀行上層和承辦人員是否盡到責任,值得商榷。(反正十多年後,大家都退休或不在其位了?)

結果只見官員忙著歌功頌德,開發商及廠商則配合造勢不斷的簽署MOU,好像認為只要銀行肯閉上眼睛丟錢當散財童子,一切困難自然可迎刃而解,許多事情自動會搞定,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
Jen Wu”s PPP/BOO/BOT & Project Finance/武仁之PPP/BOO/BOT與項目融資:

經過調查研究,台灣離岸風電項目的最新消息:

1. 投資開發商在項目公司(SPV)的股權可以在任何時間點隨時賣、只要價格好,愛怎麼賣就怎麼賣,先賣先贏。沒有任何限制。

2. Cost overrun(成本超支)沒有人需要負責,特別是投資開發商也不用負責。一旦發生cost overrun,只有作為投資金額一部分的contigency可以使用。

如果contingency用完了,項目還是沒有完工,沒有錢繼續,或甚至失敗,投資開發商也不用負責,甚至可以拍拍屁股走路。銀行也不能追索。

等於銀行間接,應該說幾乎是直接,承擔cost overrun的construction risk。

賣股權賺錢比較重要、也比較快,台灣離岸風電項目無法完工,跟投資開發商無關。

3. 投資開發商不用提供完工保證。等於銀行間接,應該說幾乎是直接,承擔完工風險與project delay風險。

既有政府的幫忙圍事、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躉購電價,又有上述這三點10,000%(不是打錯)對投資開發商超級大有利的合約條款。然怪這麼多的離岸風電投資開發商湧向台灣。

這種合約條款幾乎是穩賺不賠。有人會說如果項目失敗,投資開發商會損失自有資金(Equity),這就是太外行了。投資開開發商早就在工程方面,以管理費、規劃費用或技術權利金,賺好幾個自有資金了。

特別是離岸風電工程,幾乎無法找到單一公司擔任EPC,會把工程分成3 - 5包,更是可以用project management名義,合理、合法收取高額的project management fee。

台灣在IPP時,發明了台灣式的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想不到進入離岸風電,更進一步、領先全世界發明了"國內銀行承擔cost overrun、project delay“的專案融資。恭喜seafood、賀喜seafood。

引用一位朋友的論述"外商銀行 夾帶豐富經驗 與開發商聯手 坑殺本地銀行“,這應該是對台灣離岸風電項目最好的一針見血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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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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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譯按】今年(2018)八月,西方主流媒體大規模報導聯合國指控中國關押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於「再教育營」的新聞,中國成了各界共同譴責的對象。長期直接接收西方主流報導訊息的台灣媒體,也不疑有他地將這項指控帶入本島,成為渲染中國「無人權」的又一例證。 本報導檢視了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內容,並且細心向聯合國求證後,駁斥了聯合國指控中國設有大規模的維族集中營的說法。更進一步,本報導追尋了散佈此一指控的源頭,發現釋放消息的組織和媒體,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使得這項指控的公正性更加受到質疑。最後,本報導揭露了,利用民間社會團體來促進主流媒體對美國政府的支持,一直是美國打擊敵國、推進其帝國野心的手法。 本報導原於2018年8月23日刊登在《灰色地帶》(The Grayzone Project),原標題為"No, the UN Did Not Report China Has 'Massive Internment Camps' for Uighur Muslims"。 從《路透社》到網路媒體《攔截者》(The Intercept),眾多主流媒體宣稱聯合國指控中國政府正把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關押在「集中營」。但是,只要仔細查看這些新聞報導以及背後的證據──不如說缺乏證據──就知道這些非比尋常的說法不是真的。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的一名發言人向《灰色地帶》證實了:中國「集中營」的指控並非由聯合國提出的,而是一名不能代表整個聯合國的獨立委員會委員的說法──該名委員是委員會中的唯一一名美國人,而且她沒有中國相關的學術或研究背景。 更進一步,這項指控來自於一個反對組織缺乏證據來源的報告。該組織接受外國政府的資助,並且與流亡的親美活動家密切相關。雖然確實有許多實地報導指出維吾爾族在中國面臨歧視問題,但是開始散佈中國關押百萬名維族人訊息的媒體和組織,卻幾乎全部接受美國政府的資助──其目的是向北京政府施壓。 一個由《路透社》引爆、主流媒體搧風點火的公然謊言 8月10日,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委員會)定期審查了中國遵守《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狀況。然而,這項對所有179個締約國進行的定期審查,卻引起了西方媒體獵巫式且誤導大眾的反應。 就在審查的當天,《路透社》發布了一則爆炸性的新聞〈聯合國表示:可靠報導指出中國在秘密營地囚禁著百萬名維吾爾族〉。這篇報導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瘋狂複製,並同聲譴責中國、要求採取國際行動。就連《攔截者》的記者麥迪‧哈山(Mehdi Hasan)也氣憤地下了〈聯合國指出一百萬名維族人被中國囚禁。全世界還不憤怒嗎?〉的標題。這些報導給讀者營造的印象是,聯合國進行了調查,並且正式、集體地向中國發出了指控。但是事實上,聯合國根本沒有這麼做。 《路透社》的新聞標題把這項爆炸性指控說成是聯合國提出的,可是報導本身卻又說只是委員會的說法──而該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明確地指出了,委員會是「一群獨立的專家組成的」,並非聯合國官方本身。 更進一步,只要檢視OHCHR針對委員會報告所發布的官方新聞稿,就可以發現所謂的中國的「再教育營」,僅僅是由蓋伊‧麥克杜格爾(Gay McDougall)──委員會中的唯一一名美國籍委員──所指控的。這項指控接著被茅利塔尼亞籍委員葉姆何赫‧敏特‧穆罕默德(Yemhelhe Mint Mohamed)所附和。 在對中國的定期審查中,麥克杜格爾聲稱她「深切關注」著百萬名維族人被拘禁在「集中營」的「可信報導」。《美聯社》的報導指出,麥克杜格爾「並沒有為她在聽證會上的指控提出明確的消息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美聯社》的新聞標題比《路透社》的要含蓄得多:「聯合國小組關注中國囚禁維族人的相關報告」)。該會議的影片證實了,麥克杜格爾並沒有為她的指控提供任何消息來源。 也就是說,聯合國獨立機構中的一名美國籍委員提出了極具挑釁性的說法,指控中國正關押著一百萬名穆斯林,卻未能提供一個具體的消息來源。《路透社》和其他西方主流媒體無視於這項指控源自於一名美國籍委員缺乏證據的說法,就聲稱是聯合國做出的指控,並大肆報導一番。 在寄給《灰色地帶》的電子郵件中,OHCHR的發言人茱莉亞‧葛隆妮維特(Julia Gronnevet)證實了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並不代表整個聯合國。葛隆妮維特在信中寫道:「關於委員會僅是獨立機構此事,你們是對的。媒體所引述的,是委員們在審查締約國的公開會議中的說詞。」 因此,OHCHR間接承認了麥克杜格爾的說法並不能代表整個聯合國的任何發現。換句話說,《路透社》的報導基本上是假的。 政府資助、不透明的反對組織所提供的「可信」報告 除了不負責任的錯誤報導外,《路透社》和其他西方媒體也試圖填補麥克杜格爾證詞的漏洞。它們參考了「人權捍衛者」(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的報告。順帶一提,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 CHRD從不具名的政府獲取了數十萬元美金的資助,專職於鼓吹反對中國政府,並且好些年為極右翼反對派人士奔走遊說。CHRD在其資金來源和人事方面並不透明。其年度報告註明了:「本報告是在捐助者慷慨的支持下撰寫而成的。」然而,捐助者永遠是不具名的。 在向公眾公開的財務申報表(國家稅務局990表格)1中,可見該組織大部分由政府出資捐助。事實上,在2015年,幾乎所有的組織收入都來自於政府資助。CHRD在2015年的財務報表顯示了,當年的總收入820,023美元中,高達819,553元(99.94%)來自政府資助;占了極小部分的395元來自投資,75元則來自其他收入。2016年的報表則顯示該年獲得了859,091元的政府資助。 至於哪個政府提供了資助並不明瞭。灰色地帶在多次發送採訪邀約給該組織後,並未得到回覆。不過,CHRD似乎是從美國政府支持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獲得資助的。 搜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資訊,可以發現2014年到2015年間,約有50萬美元的資金總額用來「支持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工作」。並不清楚這是否就是用來協助CHRD的資金,不過從其用途說明和補助金額看來非常地符合。 CHRD利用獲得的豐厚資金來支持中國境內的反對派,並且資助了中國境內數十個相關項目。 CHRD在其稅務表格中,把地址列為「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華盛頓特區辦公室。人權觀察長期以來被批評為「美國政府的旋轉門」2,並且對於華府的敵人,如中國、委內瑞拉、敘利亞,和俄羅斯等國的人權狀況,有著過分而不成比例的關注。「人權觀察」並沒有回應《灰色地帶》詢問其與CHRD的關係的電子郵件。 CHRD的財務申報表也揭露了該組織成員多是流亡海外的著名中國活動家。組織主席為流亡美國的活動家蘇曉康。他認為中國人民會「希望美國來保護流亡的活動家,並將會因為華府沒做到而感到失望」。同樣流亡美國的理事滕彪,則曾諷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如何稱他為「反動派」。 組織的秘書為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被中國列為拒絕入境的學術「黑名單」後聲名大噪。林培瑞在2014年時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聲稱中國政府威脅了美國的學術自由。 在林培瑞的國會證詞中,他主張美國政府應該打擊中國政府的孔子學院,並且資助他自己開設的親美的中文課程。林培瑞把他的中文課程當作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潛在美國武器。他認為,這個語言課程「比起(B-2幽靈戰略)轟炸機要更能重挫中國共產黨」。以上是一些親美、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家,他們領導著CHRD的運作。除此之外,關於CHRD的公開訊息就非常少了。 這個組織似乎主要是其國際部負責人夏任磊的點子。夏任磊是一名公開要求美國政府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3來制裁中國官員的活動家。 對鍾愛美國戰爭的「非暴力倡導者」的支持 CHRD的創始人夏任磊,是右翼新保守派、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的強力支持者,並且為了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而奮鬥多年。該組織網站的存檔顯示,早在2010年,CHRD就大力為劉曉波發聲,同時將中國政府比做德國納粹。 雖然劉曉波成了西方自由派菁英中的名人,但他同時也是殖民主義的死忠支持者、血腥美國軍事行動的鐵粉,以及一名鐵桿子的自由主義者。正如同貝瑞‧索特曼(Barry Sautman)和嚴海蓉2010年在《衛報》中所報導的,劉曉波領導了許多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團體。這些團體鼓吹中國的全面私有化和西化。他還公開地表達了種族主義的觀點──劉曉波主張「選擇西化就是選擇成為人類」,並且感慨傳統中國文化把它的人民變得「懦弱、毫無骨氣、一團糟」。 當CHRD描述劉曉波為一名「非暴力倡導者」時,劉曉波實際上卻崇拜小布希,並且強烈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非法入侵和在阿富汗的戰事。「非暴力倡導者」劉曉波更是美國在韓國以及越南開戰的粉絲,儘管這些戰爭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平民死亡。 CHRD被《路透社》和其他媒體拿來佐證中國維族「再教育營」的那份最新報告,更揭示了該組織與華府的關聯,以及其偏頗的「公正性」。 多數維族「集中營」故事的消息來源都跟美國政府有關 該份報告最常引用的來源是《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一個由美國政府成立的新聞機構。在101份參考資料中,就佔了超過五分之一的篇幅。《自由亞洲電台》跟《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馬蒂廣播電視台》(Televisión Martí),以及《中東廣播網》(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tworks)等傳播媒體一樣,都在國務院的監督下,由美國聯邦機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運作。美國廣播理事會描述自身的工作「對美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且「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一致」是它首要的廣播準則。 西方媒體對中國維吾爾族、以及對中國總體性的報導,幾乎是完全仰賴華府相關的消息來源,而且通常搭配煽動性的新聞標題和指控。除了CHRD和《自由亞洲電台》,新聞媒體也很常引述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ighur Congress)的說法。該組織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在最近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活動中,《灰色地帶》的編輯麥斯‧布門薩爾(Max Blumenthal)採訪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奧馬爾‧卡納特(Omer Kanat)。他因為向西方媒體提供了許多關於集中營的消息而飽受讚譽。 另一個受美國國會和主流媒體喜愛的中國消息來源是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這是一個新保守主義的智庫,在冷戰高峰時期下由雷根政府官員所創建,並得到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卡西(William J. Casey)的支持。前詹姆斯頓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包括迪克‧錢尼(Dick Cheney)和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4。 這次的《路透社》假新聞事件,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愈來愈具敵意的又一例。這個冷戰般的趨勢符應於華府有意製造的,與北京政府的衝突──在一系列的政策聲明中,川普政府反覆指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優勢」造成了「威脅」。美國國防部長詹姆士‧馬提斯(James Mattis)聲稱:「現階段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重點是大國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 美國愈來愈擔心其日益傾頹的全球主導地位,並且試圖阻止其它國際力量的興起。美國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正是使用表面上公正的「民間社會團體」和「智庫」,來促進媒體對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支持。這些故事通常以「人道關懷」為包裝,來激起公眾的憤怒,並成了美國武裝化以推進帝國野心的藉口。這個屢試不爽的方式,是美國用來激化反對中國活動的重要核心。而最近的一系列假新聞所展示的則是,主流媒體也樂於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1. 【譯註】990表格是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orm)要求非營利組織提供,以向公眾公開其財務資訊的相關報表。 2. 【譯註】「人權觀察」和美國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2014年,兩位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以及梅里德‧科里根‧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 Maguire),寄了一封「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指「人權觀察」的許多成員曾任職於美國政府或者與華府關係良好,且其人權標準經常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利益保持一致。《苦勞網》報導〈「人權觀察」遭人權工作者抗議 再思國際政治下的人權話語〉有對該組織的詳細說明和分析。 3. 【譯註】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於2015年通過,授權美國政府對違反人權的國外人士進行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 4. 【譯註】迪克‧錢尼為小布希任內的美國副總統;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曾任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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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貼: 前幾天和一位剛退休、目前住在上海的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聊天。 不得不說英國佬在政治、想法和眼光還是了不起的。(但還是想不通大英帝國玩脫歐怎麼會玩成這樣?)不管媒體怎麼宣傳,高級知識分子對局勢的見解還是頗有見地的,和老教授聊天的過程中,我對中美國際局勢,感覺有了個更清楚的視角。 和教授聊起貿易戰。我說中國其實並不願意見到貿易戰,而且也並沒有主動發動貿易戰,美國的很多指責都是無稽之談。 教授說他知道,但這根本不是本質與重點。教授認為貿易戰本質上依舊是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進攻,不管貿易戰是不是美國主動挑起的,就算是,那也不如說是中國人「逼迫」美國人主動挑起貿易戰。這得從 1998 年到 2008 年以及 2008 年至今的局勢演變說起。 美國依靠美元、美軍與美國價值,從全世界收割社會財富與吸納人才餵養美國,削弱他國實力。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組合拳與方法,而蘇聯的解體加劇了這種依賴。 具體方法是這樣: 依靠美國影響力與國力支撐的美元,以貿易逆差的方式為全世界提供流動性,讓美元在全世界流動。我們可以把這批美元看做是魚苗、羔羊。 然後依靠美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人為地製造地區衝突與危機。形式多變,可以是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升息、甚至國際衝突,從而使特定國家資產價格相對於美元大幅波動,本幣劇烈貶值,從而以超低價格收割他國的優質資產與外匯儲備。一方面讓這批增值的財富收入美國囊中,大餐一頓吃個飽,一方面回收美元的流動性,為下一輪收割做準備。釋放和回收美元流動性的中間的具體操作就是升息與降息。 整個流程已經形成一套系統的組合拳,就像養羊一樣,放出去吃草,出肥了就收割。 這套方法很多時候行之有效,為此美國才建立起它的全球體系與推行全球化,為美元的自由流通設立保障。 但從 1998 年以後,這種方式遭到了極大的挑戰,根本原因在於中國。 中國的崛起,並不僅僅是一個頂替了蘇聯位置的強國那麼簡單,它的存在和運作方式,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挑戰。中國的崛起是美國 21 世紀以來的最大的挑戰與隱患。政府控制力強,並且在金融領域對資本有諸多管制措施,這使得美國難以單單通過資本操作方式收割中國的財富,然後中國日漸增強的綜合國力和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使得美國更難以製造政治危機的方式,促使中國的資產價格跳水。哪怕製造了,由於中國的管制措施,財富也難以流出中國。 然而從 1998 年以來,通過製造國際衝突的方式造成中國內部不穩定,以達到更換一個可以讓資本自由流通的政府的嘗試,已經無數次宣告失敗,並且花費了美國很多「成本(cost) 」,包括金錢或者國際影響力。可以說,21 世紀以來,中國對於美國就是一個蒸不爛、煮不熱、錘不扁、炒不爆的一粒銅豌豆。 美國除了直接宣戰以外,已經沒有什麼手段能打斷中國的上升進程了。 但如果僅止於此,中國說不上是美國的心腹大患,換句話說,肯定算不上比蘇聯更嚴重的威脅。中國之所以對美國而言比蘇聯更危險的原因,在於她採取了完全迥異於蘇聯的方式,對美國的根基進行侵蝕和腐化。中國的崛起不但使得中國自己成了美國無法收割的對象,並且使得美國以往對其他國家的收割組合拳效果大打折扣。 中國首先保證了自己不被美國收割,然後通過持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在美國收割他國的時候,向美國「收一道稅」。具體表現為使用自己的巨額外匯儲備,在美國製造了「危機」後,和美國人一道低價收購資產(包括不限於油田的開發權、競標基礎建設、收購某些資源、或者參與重建或者投資)。對美國而言,這就等於回到手裡的只有美元而非財富,只有通膨而非實質的好處。教授戲稱這是中國對美國的「寄生」。 但這種趨勢在 2008 年以前並沒有讓美國人警惕,或者說並沒有讓美國人痛到警惕。 轉折點在 2008 年。 經濟危機使美國的力量受損,根據以往,美國需要找一個對象輸出危機並且收割財富。中國毫無疑問不可能成為這麼一個對象。 但美國發現不但是中國不可能,連帶對其他國家也收不到多少好處了。 原來在於中國從改革開放起就在積累實力,在 2008 年美國受損的實力和中國自身一直沒有停下來的實力積累,到達了一個微妙的引爆點。 教授說,我不知道你們中國人的看法,但在 2008 年後,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忽然在影響力和等級上都提高了一個級別。 中國忽然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輸出產能開始關注,在幾年後更是推出了一帶一路計畫。 從 2008 年後,美國發現一個事實,使用以往的收割手段,不但是有沒有利益的問題,而是可不可以回本的問題! 原因在於以往在製造資產價格波動後,能以美元低價收購優質資產並且回收流動性,雖然被中國截留一部分,但絕大部分收益仍然是美國的。但 2008 年後,大部分收益居然被中國收取了,原來在於,2008 年以後大量的貨幣互換協議與一帶一路計畫,以及中國開設的諸多國際融資通道(中國主導的)。 以非洲為例,中國改變了以往直接使用美元收購資源或者資產的方式,向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提出,以工業製品和基礎設施折算美元,另一國以本國優質資產的期權折算美元達成交易。雙方僅僅是聲稱使用了美元,實際而言「一美分」都沒有流動! 結果在美國製造了各種地區衝突與危機以後,中國以這種方式介入,它不但是發生了收益被截留的問題,甚至可能沒有收益。 例如伊拉克,中國以基建和產品出價,伊拉克以基建收益的期權或者其他資產的期權抵押達成交易。這中間僅僅是物資的流動,美國無法在其中以美元收割任何收益。並且中國還有自己的資金渠道(亞投行/崑崙銀行等等),美國人終於發現,以往中國人只是用吸管唑一口。以前或者是九一分,四六分,現在可能是七三分,中國七,美國三,甚至有時候美國人還要賠本,這是挑戰美國的根基與利益。 布雷頓解體以來,美國為了更好地收割,幾乎改變了她的國家形態與政治觀念,構建了美國自己的全球體系。蘇聯解體還加劇了這一趨勢,一切都是為了更好地使得資本流通,方便美國收割利益,包括去工業化與讓金融業高度繁榮。 美國為全球化而改變,美國的觀念也為全球化而改變。現在的美國已經不是 1939 年那個美利堅了。 為了構建和維持這個全球體系,美國付出了巨額的成本,不得不維持超高的軍費和巨額的貿易逆差,但只要可以收割下去,那麼美國付出的貿易逆差和高額軍費都是值得的,最終都能得到超額回報。 但現在美國付出了成本,消費了影響力,卻得不到相應的收益。錢你出、惡人你做、桃子我摘。 為了壓制俄羅斯,持續壓低國際油價,並且早年在中東抬高了國際油價,讓美國一票石油公司賺更多的錢。開採石油的技術研發上升了一個台階,甚至使得美國自身因為頁岩油的開發變成了產油國。也就是說,美國現在已經無法以製造地區緊張局勢,然後以石油美元得到很高的收益,而且哪怕真的抬高了油價,也不過是肥了俄羅斯,甚至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這些國家也會壓制不住。 低價收購優質資產呢?就拿伊朗舉例,美國能夠戰勝伊朗嗎?毫無疑問,不能。 但如果在要伊朗扶持一個親美政權,比如扶持遜尼派政府,那就需要美國大量輸血。看看塔利班就是例子,新政府如果沒有美國的持續輸血,毫無疑問坐不穩政權,但如果持續輸血,一個阿富汗加伊拉克,就差點把全盛的美國榨乾。以現在美國聯邦政府而言,在伊朗那麼大的地方,維持一個親美政權是天方夜譚。 而且先不說一個被戰爭摧毀的國家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優質資產」,哪怕有,新的政府為了戰後重建,也會拍賣優質資產。拍賣優質資產為了什麼?還是為了籌集資金以進行戰後重建,那麼中國可以直接以基建出價,新政府用資產期權抵押,美國人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插不了手。 鐵路、電力、通信網路、公路,為了收割全世界而自己去工業化的美國,在這些基建領域已經完全無法與中國競爭了。哪怕尖端技術仍有優勢,但缺乏市場也缺乏資金的聯邦政府,已經沒有逆轉這個趨勢的能力了! 聯邦政府已經沒錢了,這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對大國而言,調頭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果能輕易改變生存方式或者社會制度,那麼蘇聯也不會解體了,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必須著手直接地、有效地、實質地打擊中國。 中國以這種方式活著一天,美國的全球體系都有解體的風險,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岌岌可危,然而不得不花的支出卻是年年攀高,再加上美國每年所創造的財富,到底有多少進了私人的口袋,有多少進入聯邦政府的國庫,這是要打一個問號的。以往增量時期無關緊要,在 2008 年至今美國進入消耗存量時期,種種以往的社會問題都會日漸尖銳。 如果美國拋棄它的全球體系回歸門羅主義也是一條道路,但教授對此持悲觀態度,國家體制和社會與觀念將需要劇變,這都會是催生混亂與內戰最好的溫床,如果大國轉向如此容易,蘇聯也不會亡國了! 所以他覺得貿易戰,本質上是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進攻,無論是不是美國主動挑起,其實都是中國在「逼迫」美國做出戰略抉擇。美國對於發動貿易戰並沒有必勝的把握,甚至有沒有一半的把握都很難說,但她仍然不得不放手一搏,這對於國家戰略的選擇而言,無疑是最糟糕的情況。 看似有選擇,實際上沒有,因為只有糟糕和更糟糕的區別。如果不解決中國問題,美國哪怕找到再多的錢包,也填不飽自己的肚子,甚至會越來越餓。 加州高鐵項目的失敗,證明瞭美國目前社會運行的成本極高,金融和法律障礙拉高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對華貿易戰風險極大,但聯邦政府已經別無選擇。 這位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的觀點很有意思,這與前一陣楊世光與苑舉正教授的論點頗為吻合。楊世光曾以回歸交易本質是以物易物來詮釋中國突破美元的戰略,也就是因為這樣,再加上中國已成為基建狂魔,藉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對外大肆輸出,才嚴重傷害了美國利益,進而引起對中國的瘋狂打壓。 這場戰爭是一次沒有硝煙的持久戰,比的是國力、耐力、努力、國人的犧牲奉獻與國際效應。 我相信中國大陸的執政者在毛澤東「戰略上輕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鬥爭思想指導下,出現差錯的機會應該會比美國少得多。尤其川普全面對盟國開徵貿易稅及勒索軍費的做法,使得盟國們的表現都有同床異夢的感覺,在德、法帶領下,歐盟其他國家與日、韓的態度,都顯得非常曖昧,我看這場戰爭對中國是短空長多,對美國則是短多長空,美國即使能使中國一擊致命,自己也必會脫一層皮,若不能使中國一擊喪命,後面無論是退守門羅主義或垂死掙扎,美國都要倒大楣了! 唯一互利之道就是與中國妥協謀求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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