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新年快樂！

中美南海博弈 台海暗伏危機 阮大正 《華盛頓郵報》7/15發表專欄文章，推論背後的邏輯是未來4個月內，台灣將面對嚴峻的風險，民進黨政府不但未有危機意識，和大陸的武力對峙竟然反趨尖銳。置身站在衝撞大陸的前列，處境之險惡可想而知。 今年上半年，大陸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達19次，其中6月9日後的一個月裡有10次之多，可見陸機集中在6月飛近台灣除明顯反制美國軍方南海之舉動外，強化宣示兩岸仍處於內戰狀態，他國不能出兵協助。加上台灣又被美國視為圍堵大陸的印太戰略之一環，無論中美抗衡、中日東海爭執、南海油氣田合作勘探、日美安保戰略部署等，臺灣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臺灣在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態度，全然決定了臺灣未來在經濟和安全層面的升降。 中美即便是南海發生了意外，也會盡可能找到辦法讓其平息下來，但是台灣就完全不同，那是中共最不可能退卻的地方，一旦發生意外事故，極有可能迅速升級並讓美中滑向「熱戰」，美國即使慘勝，代價亦太高。 解放軍在南海的水面艦艇和潛艇數量超過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任何（國家的）艦隊，因此中美兩國近期應該不會在該地區發生嚴重對抗。 解放軍攻台若使用空爆石墨炸彈(註)，以大停電癱瘓國軍飛彈基地、雷達、指揮、通訊、作戰系統；軍港、機場、戰車基地等在電力中斷下，根本無法反擊。 石墨炸彈內含傳導性強的鎳金屬和碳絲，雖然不具人員殺傷力，但是如果在發電廠上空爆炸，裡面的纖維絲在爆炸與風力的影響下，向四面八方擴散，一旦其覆蓋在電力系統之上，那它就會瞬間導致其出現短路現象，引起跳閘和斷電，這樣的石墨炸彈不僅是難以被發現，而且也很難被清除，導致電力系統造成永久性的損傷，可見其威力的強大。 據了解2009年，中國已成功研製出石墨(停電)炸彈，並將其命名為「250克航空碳纖維炸彈」，僅一枚就使電力系統徹底癱瘓，瞬間就可摧毀目標，不費一兵一卒就讓對手屈服。不會像王定宇所言，對解放軍傘兵是“ 關門打狗 ”，反倒是讓解放軍“ 關門捉狗”了。 多年前解放軍的石墨炸彈在500米高空爆炸，其有效範圍可達1-3平方公里，每枚炸彈中有50個像汽水罐大小的小盒子，起絕緣的作用，不僅可以攻擊軍事設備，也能癱瘓民用設施。一經投射，一枚飛彈就可以對6000平方米的區域造成斷電事故。 目前國軍在運載平臺和制導定位方面，都不具備使用該炸彈的能力。 美軍機艦更忌憚射程達十公里的電磁脈衝自走炮，為免受解放軍導彈攻擊，後撤至5000里外的復活島（Wake island）為支援備降機場，因距離太遠，影響對台灣的支援，顯現川普對中共的強硬立場並不等同對台灣友好及安全承諾，美國利用台灣箝制中共更使台灣安全受損。 台灣只是川普和習近平博弈的大棋盤中的「小卒子」，過於信賴川普，高估了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的程度及決心。隨著國際局勢劇變，美中進入長期地緣政治抗爭，加上兩岸關係急劇惡化，中共對統一台灣更具急迫感等因素，台灣反而自陷危局。 美國對台灣的軍售越多，就越增加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必要性與迫切性；而兩岸軍力的失衡，卻不是美國對台軍售所能扭轉。因為美國只是利用對台軍售，做為軍事支援台灣的象徵，從而威懾中國大陸；並不是真正想要援助台灣與大陸進行軍事對抗。連國際社會也認知台灣處在危險之中，以致台灣必須多次實施以保護政府首長為科目的「反斬首」演習。其實自解放軍裝備俄製S400導彈後，台灣全島均在射程內。 台灣目前面對的困難和挑戰空前複雜、嚴峻，尤要防範解放軍繼續遂行內戰的風險。更有必要重新認識中美對台策略，否則在戰略和戰術上會犯重大錯誤。對於資源有限的蕞爾小國而言，中華民國需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需要有前瞻的整體戰略觀。切勿事事以美國馬首是瞻，自陷於困境，成為區域衝突的犧牲者 綠營人士鼓吹守住澎湖就能擋下武統？給民眾「灌迷湯」，圖減低「抗中壓力」。澎湖地勢平緩，平均海拔才17米，基本是沙洲和低丘，也沒有高大的樹木，毫無地形掩護可言。此外，澎湖全島都在解放軍陸軍遠程火箭炮的覆蓋範圍，一旦開戰，所謂“雄二”、“天三”陣地根本就沒有生存的空間。所以，澎湖雖說是兩岸博弈的棋眼，但在軍事地理上卻是台灣的罩門。 由是觀之，所謂守住澎湖就能守住台灣是個偽命題。 台灣的飛彈防禦計劃最大的缺陷，就在於台灣距離中國大陸太近，以致於沒有充分的時間與機會，攔截諸如中共的東風十五型飛彈，至於對付東風十一型戰術導彈，反應時間將會更短，推估大約僅有十至三十秒可以進行低層攔截的時間；另外，台灣的飛彈預警和辨識系統也無法像美國在波斯灣戰爭那麼完整。這表示愛三即使成功延壽，也不能確保台灣的空防安全無虞，可見高雄港供美海軍使用，又是假消息。否則美軍又何需遠撤至復活島，耗鉅資，修繕島上港口、跑道、儲油庫等軍事設施。 台灣本島暨金馬、澎湖、東沙、太平島等島嶼，對解放軍強攻能堅守多久，視共軍對台力量、空間與時間三項要素影響而變化。 (阮大正) 7/20/2020 於洛杉磯 (註)石墨炸彈俗稱「軟炸彈」，是在彈體中裝有石墨纖維絲，對人體沒有殺傷力。真正的石墨炸彈是一種集束炸彈，幾十米長的數千根碳纖維，被裝在一個小罐當中，每個小罐都帶有微型降落傘。而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內置於彈藥內的石墨纖維，由於石墨導電能力極佳，一旦被抛灑在電力設施和關鍵輸電線路上，立刻就能造成線路短路，甚至讓電網燒毀。 每個國家的電網設備、輸變電線路都是裸露在地上，目標眾多且十分明顯，想打不準也很難，除非有攔截發射平台，否則根本就無法防護，一旦攻擊到供電線路關鍵節點，一顆石墨炸彈絕對有可能癱瘓一座城市，石墨炸彈的破壞力，可說效果不輸核武器。而且由於石墨纖維絲非常細，可以在空中長時間漂浮。很多石墨纖維絲在空中組成一張網，如果飄落到高壓電線和變電設備，就會使整個電網短路從而癱瘓。石墨炸彈的這些性質，對敵方的電網系統有巨大的殺傷力。 1991年的海灣戰爭時，石墨炸彈在“ 沙漠風暴 ”行動中首次登場。 當時，美國海軍發射艦載戰斧式巡航導彈 ，向伊拉克投擲石墨炸彈，攻擊其供電設施，使伊拉克全國供電系統85%癱瘓。使得伊拉克軍隊指揮部，防空系統，新聞機構陷入一片黑暗。從而在軍事上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美國為首的聯軍可謂是打了一場有史以來真正的差距戰。 波灣戰爭期間，美軍首輪空中打擊目標，約有20%選擇了指揮控制和通信節點，而電力設施卻占了22%，這充分顯示了電力設施的重要性。 1999年5月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戰爭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北約曾以斷電(石墨)炸彈造成塞爾維亞（Serbia）70%輸電網斷電。 石墨炸彈的另一技術特點體現在其運載工具和製導定位方面。 若使用全球定位系統 (GPS)或慣性導航系統製導、傳感器引爆的運載工具，石墨炸彈可使用多種戰機進行準確投放。而使用成本低廉的非製導的運載工具投放，則會出現百餘米的攻擊誤差。 據報導，南斯拉夫人抱怨北約飛機給民眾的花園蒙上一層討厭而昂貴的石墨纖維“地膜”，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造成的。 石墨炸彈又名軟炸彈、斷電炸彈，俗稱“電力殺手”，因其不以殺傷敵方兵員為目的而得名。石墨炸彈是選用經過特殊處理的純碳纖維絲製成，每根石墨纖維絲的直徑相當小，僅有幾千分之一厘米。主要攻擊對象電力輸配系統，將其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