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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陶然亭公园
遛蝴蝶的爷爷
74岁北京李大爷 家住南城洋桥

是遛蝴蝶

就只有那个白色是假的,其他都是真蝴蝶。


那个白色的那个饵上是有香料吗?
没有,就是平常的纸。
代表母的(蝴蝶),跟的全是公的(真蝴蝶)。



这么老多啊

哎,那个网上说“遛蝴蝶的爷爷”是不是就是您?
就是我。

真厉害啊

他这有一真的。
也没有香水。
也没有香水。
就是一张白纸。
要有香水它(蝴蝶)就不跟了,它这个昆虫特别怕这味。
这是真就一张纸。
它就是误以为这(纸)也是一只蝴蝶。
是老北京的玩法。
北京南城
就是南城的,对。
你南城住啊?
南城哪啊?
洋桥的。

太邪门了,他这。

哎,这昆虫真是有点意思哈。
就一个小纸片就能追着。

哎,李老师,就如果说是别人,也拿这个纸,他能遛起来吗?
一样一样。
就他他他没有技巧吗?他是不是也有技巧的?
技巧,没啥技巧。
回去你也照着老爷爷做一个,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试,试一下。
毛主席说的对,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亲口尝尝是不是。
(绳子上)必须得有这么一环,钓鱼这8字环这个环。
要不然打结了。
再不打结了。
对,它就是说,它(绳子)转的时候,它(纸)它是那个。
这绳上是有一个关节的,就是有一个这个。
万向结似的。
线绳上,要用钓鱼线上使用的“8字环”才能在挥舞的时候不打结。
这必须得有这么个玩意儿。
过去我们小时候玩这个都不这么弄,就是拴一根苇子。
跟招蜻蜓似的,苇子尖。
把苇子一捋就剩尖一捋,留这么一米长就行了。

北京陶然亭公园
遛蝴蝶的爷爷
蝴蝶绳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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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了40年冷板凳,现在拯救美国就靠她 Original 李立强 美加双城记 Yesterday 收录于话题 #科技创新 2 #疫情 5 #美国 27 全球都在等待新冠肺炎疫苗。 最值得期待的,是一种基于信使RNA技术的疫苗,正在美国FDA的绿色通道审批中。相比传统疫苗,它更安全、快速、副作用小,可以说是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中国在测试自己的信使RNA疫苗,也有企业跟美国企业合作生产) 这个技术不仅能生产疫苗,也能治疗中风、癌症、流感等。新冠疫情将这一技术的变革,提前了至少一代人。 这项技术的奠基人,Katalin Kariko,匈牙利裔美国科学家,也终于进入大众视野。 她已经在冷板凳上坐了近40年。30岁失去工作,漂洋过海赴美,被辞退,被降级、无数次申请经费被拒,终于等到了历史的机遇。 Katalin Kariko的人生,没有“容易”两个字。 她生在匈牙利,博士毕业后,在匈牙利南部城市Szeged,匈牙利科学院下属的生物研究中心工作。 Katalin Kariko痴迷于信使RNA。这是一种很特别的RNA,它告诉细胞,要为人体制造哪些蛋白质。理论上,如果能操控制造信使RNA,告诉它要制造哪些蛋白质,人类就能获得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去抵抗疾病。 想法很美好,但这只是理论。人类对它的了解刚刚开始,在1980年代,这是一个远远还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 不出意外,没有科研成果的Katalin Kariko,在她30岁那年,被单位University of Szeged解雇了。 她想在欧洲找个近一点的工作,但一直未如愿。结果,只有位于遥远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天普大学,给了她一个工作机会。 1985年的一天,她和丈夫带着才两岁多的女儿,踏上了赴美漂泊之路。 1980年代的匈牙利,是前苏联阵营里自由开放度最大的之一,但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 他们家唯一值钱的资产,是一辆汽车。卖掉后,在黑市上换了900英镑。她把这900英镑,缝在女儿的泰迪熊里,进入美国。 从1990年开始,科学家尝试用信使RNA来制造新药,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那个年代,人类对信使RNA了解太少。这个技术致命的缺陷是,它在到达靶细胞之前,就被人体的防御系统破坏了。更严重的是,人体会本能的反击外来入侵者,产生严重的免疫反应,甚至导致死亡。 经过很多次失败,多数科学家都放弃了,信使RNA领域被称为“科学上的一潭死水”。 Katalin Kariko拿不到经费,团队解散了,1989年,她加入宾大药学院。 那些年,是她职业生涯的最低谷,没有人相信她。 1995年,因为拿不到经费,没有项目,也没有成果,她在宾大又被降级到最低级别。 换个人,此时都会想去别的地方,或者换一个方向,但Katalin Kariko很轴,她坚持下来了。 1998年,时来运转,Katalin Kariko终于熬到了第一笔经费,10万美元。 巧合的是,也就是那一年,他遇到了人生贵人。她在复印机旁遇到了一个新同事,Drew Weissman,他刚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跳槽到宾大。 两人在复印机边闲聊,Katalin Kariko告诉他,我能造出任何一种信使RNA。 Drew Weissman慧眼识珠,看到了Katalin Kariko研究的无限价值。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合作伙伴,探索用信使RNA技术在生物医药上的应用。 2005年,他们终于找到解决人体免疫反应的办法,用弱化的版本替换了一个RNA的模块。 这样,人造的信使RNA,就像神偷一样,不知不觉的潜入人体细胞,而不会惊醒人类的免疫防御系统。 他们的成果被另一个高人注意到了,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博士后Derrick Rossi,读到了他们的论文,惊叹这是诺奖级别的发现。 他感觉到其中巨大的商机,找到投资后,于201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Moderna。 在德国,另一个团队也看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并组建了一家新公司BioNTech,其美国总部位于麻省剑桥。该公司将开发基于信使RNA的癌症疫苗。2013年,BioNTech聘请Kariko担任高级副总裁,帮助监督mRNA工作。 这两家公司的技术,都是基于Kariko和她的合作者Weissman。 虽然技术很前卫,但影响还只是局限在小圈子,直到2019年底,武汉爆发新冠疫情。 中国科学家于1月10日在网上发布了其基因序列。因为信使RNA技术不需要病毒本身来制造疫苗,Moderna、BioNTech和其他公司的研究人员便开始工作,试图用这一技术快速制造出新冠肺炎疫苗。 BioNTech与辉瑞达成合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生产疫苗。 Katalin Kariko 终于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Katalin Kariko的成功,一是选择了合适的土壤。 35年后,回忆当年的决定,Katalin Kariko庆幸自己离开了匈牙利,如果还呆在那,现在就是一个“不停抱怨的平庸科学家”。 她相信,到美国后,那种一切从头开始,一切要靠自己,为了更好生活的挣扎,促成了自己的成功。在匈牙利,“关系”是非常关键的成功要素,整个国家,不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取得财富和名声,而是靠关系来运作。 美国对基础科学的宽容和慷慨,也给了她助力,尽管她的研究常年没有成果,拿不到研究经费,但依然能维持生活。中后期,大量的研究经费让她能笑到最后。对基础研究的宽容和慷慨,美国确实是全球做的最好的之一。 二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无条件相信自己。 基础研究很辛苦、很沉闷,研究者要甘于寂寞和清贫,只有真的是热爱学术研究的人,才能坚持下来。 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Katalin Kariko强调她的成功“特别的依赖于失败”,因为她所研究的是未知领域,路上遭遇了无数的障碍。 但她没有放弃,她是个工作狂,经常全年无休,包括新年的那一天都在工作。有时候累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她享受工作,热爱研究,梦想着信使RNA技术能治疗所有的疾病。她的科研成果是惊人的,她的论文引用次数接近12000次,这是非常高的引用数字。 她的努力也激烈着女儿。 她女儿赛艇运动员,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拿到了金牌。她晒了很多女儿获奖,接受采访和报道的新闻,为女儿的成就而骄傲。 这是她女儿在2008年奥运会上,与已故篮球巨星科比的合影。拿到金牌那天晚上,她在运动员村偶遇科比,科比对她脖子上挂着的金牌羡慕不已。 坚持和天赋,她把这两个最好的基因,都传给了女儿。 背景 信使RNA疫苗比传统疫苗强在哪? 目前全球有十多种疫苗在后期临床试验阶段,但只有辉瑞和Moderna的为信使RNA疫苗。 疫苗的原理都一样,教人类的免疫系统起反应,来抗击外来病毒。 传统疫苗,将灭活或者减活病毒,注射入人体。这需要很长时间培育和优化病毒,而且,注射进人体的病毒,可能给人带来风险。 信使RNA疫苗,并不需要真正的病毒注射到人体,而是人造了一个RNA片段,引发人体同样的免疫反应,从而达到抗体的作用。 一是安全、副作用小。并没有真正的病毒注射到人体,只是激发了人体免疫反应,因此,人不可能因为注射病毒而感染病毒,副作用要小很多。 二是有效性强。一般的流感疫苗,只有超过50%的有效性。此前,医学界预计信使RNA疫苗有效性在60-70%。两家公司大规模试验接种结果显示,超过95%的有效性。 三是研发生产速度快。常规疫苗的制造,鸡蛋培育等过程需要几个月,信使RNA 疫苗不需要这些步骤,大大加快了研发时间,只需几周时间。 唯一的问题,是储存分发。辉瑞的疫苗需要存储在极冷的环境中,在美国就有多个巨大的疫苗储存中心,上图这个有一个美式橄榄球场大,摆满了巨大的冰柜。 全程都需要隔温箱加干冰运输,但只要运到了医院,就能在普通的冰箱中保存5天。 新冠疫苗的分发,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光是辉瑞公司,就计划每24小时20架飞机,在美国境内运送疫苗。 Moderna的保存条件没有这么苛刻,但也需要全程冷藏,而且,其生产能力没有辉瑞那么强大。 所以,信使RNA疫苗目前只能提供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说是富人的专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可能还得依赖传统的疫苗,或者等待生产能力提升。 我们在这里分享,美国加拿大的工作生活经历。对北美教育生活有兴趣的朋友,从K-博,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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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 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 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 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 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 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 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 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 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 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 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 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 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 棋子,注定只是棋子! 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 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 再见,青瓦台! 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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