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將20萬日本慰安婦遺棄在東北，后來至少有11萬人嫁給了當地老百姓。1932年，日本給在日本婦女“洗腦”，讓她們加入國防婦會成為慰安婦，為日本在抗戰時獻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5年8月的那個午后，哈爾濱火車站的鐵軌被午后的暴曬扭曲得像一條死蛇。 汽笛聲凄厲地劃破了長空，一列滿載關東軍軍官和家屬的綠皮火車正在緩慢啟動。站台上，數百名身穿白色圍裙、背著孩子的日本婦女瘋狂地拍打著車窗，哭喊聲被蒸汽吞沒。車窗內，那些平日里滿口“武士道精神”的軍官們，此刻卻冷漠地拉上了窗簾，連看都不敢看一眼。 “百合子，松手吧，他們不會停車的。” 身邊的同伴拽住了還要往前沖的百合子。這一刻，被無數次宣揚的“大東亞共榮”像那個拉上的窗簾一樣，徹底隔絕了她們的生路。 這一幕，成了幾十萬日本開拓團婦女噩夢的開始。 僅僅幾年前，這群女人還不是這副狼狽模樣。 把時間撥回1932年，日本大阪的街頭。那是狂熱的年代，年輕的百合子第一次穿上那件象征榮耀的“割烹著”——一種潔白的帶袖圍裙，斜挎著“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的綬帶。那時候，日本軍部給她們洗腦，說去中國東北吧，那是“王道樂土”，那里有黑得流油的土地，種出來的水稻像珍珠一樣。 “國防從廚房開始”，這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全日本有一千多萬像百合子這樣的婦女加入了國防婦人會。她們揮舞著太陽旗，把丈夫送上戰場，把自己送進滿洲的“開拓團”。 她們被告知，去滿洲不是侵略，是去“建設天堂”。 可到了東北，百合子才發現所謂的“天堂”是建立在中國人的地獄之上。她們住進寬敞的房子，那是從中國農民手里搶來的；她們吃的白米飯，是中國人看一眼都要被“經濟警察”抓走的違禁品。那時候的百合子，站在屯墾點的了望塔上，看著衣衫襤褸的中國佃農，眼神里也許只有高傲。 但因果循環，報應來得太快。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的鋼鐵洪流碾碎了關東軍的防線。那些平日里耀武揚威的“皇軍”，在撤退時做出了最卑劣的選擇：炸毀橋梁，帶走物資，然后把幾十萬像百合子這樣的婦女和兒童，像垃圾一樣扔在了冰天雪地里。 甚至有軍官在臨走前留下訓令：“為了天皇的尊嚴，不許被俘，自行了斷。” 地獄降臨了。 百合子所在的開拓團在大興安嶺的密林里潰逃。沒有糧食，沒有御寒衣物，只有漫天的風雪。身邊的姐妹一個個倒下，有的被狼群拖走，有的受不了絕望，抱著孩子跳進了冰河。在黑龍江東寧、麻山等地，甚至發生了集體自殺的慘劇，槍聲響過，鮮血染紅了潔白的雪地，也染紅了那件曾經引以為傲的白圍裙。 百合子不想死。她看著懷里餓得連哭聲都沒了的孩子，求生的本能戰勝了虛妄的“名節”。 她在這個陌生的國度里流浪，直到倒在一個中國村莊的草垛旁。 當她再次醒來，看到的是一張滿是皺紋的中國老太太的臉，手里端著一碗熱氣騰騰的高粱米粥。 這就是她們被灌輸了十幾年的“兇殘支那人”嗎？ 百合子顫抖著接過碗，眼淚掉進粥里。她不知道的是，這碗粥，是這戶人家從牙縫里省出來的口糧。在這個村子里，沒有人因為她是日本人而舉起鋤頭，盡管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剛剛遭受過日軍的蹂躪。 為了活下去，為了給孩子一口飯吃，百合子做出了最后的選擇：嫁給當地的中國農民。 那時候的行情很殘酷，也很現實。在方正縣、牡丹江周邊的村屯里，一個日本女人往往只需要一袋高粱或者幾斤豆子就能換來一個“家”。這不是買賣，是在那個混亂年代里，兩個苦難群體為了生存達成的默契。 百合子脫下了那件白圍裙，換上了臃腫的黑棉襖。她學會了盤腿坐在火炕上縫補丁，學會了用蹩腳的東北話罵那個偷雞的黃鼠狼，學會了在寒冬臘月里去冰河上鑿冰以此取水。 她不再是“大日本帝國的后盾”，她只是中國農民老李家的媳婦。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歷史的鐵幕才再次拉開一道縫隙。 很多當年的“百合子”已經變成了滿頭白發的老嫗。有人選擇了回國，有人選擇了留下。回國的人發現，那個曾經拋棄她們的祖國，如今對她們依然冷漠，甚至視她們為“日本的恥辱”。而在中國，那個收留她們的村莊，卻成了她們魂牽夢繞的故鄉。 在黑龍江省方正縣，有一座特殊的園林——“中日友好園林”。這里是當年5000多名未及逃離、凍餓而死的日本開拓團民的埋骨之地。1963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批準下，中國政府收集了荒野中的白骨，修建了這座世界上唯一建在受害國土地上的侵略者公墓。 這不僅是寬恕，更是一種無聲的控訴。 如今，每當清明節，還會看到一些步履蹣跚的老人，說著一口流利的東北話，來到這里祭拜。她們曾經是侵略者的幫兇，后來是軍國主義的棄子，最后成了中國黑土地的養女。 歷史不會說話，但那座公墓和那11萬個破碎又重組的家庭，永遠刻著戰爭最荒謬的真相：發動戰爭的魔鬼坐在冷氣房里簽署文件，而承受苦難的，永遠是那些被裹挾的普通人。

執政者，無權篡改歷史 執筆者:吳思鍾(大陸台商，曾任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我有一個念高中的兒子，我近日正為民進黨修改歷史課綱而憂心。修改歷史課綱的目的，就是為篡改歷史，蔡政府彷彿在進行一場台灣的“文化大革命”。 李登輝那一代人，日本對日本人的教育，並没有去中國化，因為他們知道，要侵略中國，必需要瞭解中國。我創業早期，很多戰前成長的日本客户對中國歷史的了解，都令我佩服。 而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實施去中國化，切斷台灣與中國的血緣與文化臍帶，以利其殖民統治。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時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被批鬥，傳統文化被破壊，红衛兵横行，學校無法開課，知青勞改下放，造成大陸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而同一時期，兩蔣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注重中國傳统倫理、歷史與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90年代，台商開始投資大陸，發現即使生長在台灣中南部，曾抱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地理、國學與文化的素養，大都超越同期成長的大陸人。 以前，台灣人被尊重，不僅是經濟實力，更多的是對中華文化的素養與國際觀。 在演藝界亦然，一曲周傑倫的青花瓷，伴隨兩岸青年的成長，美的不僅是歌曲，還有深沈的難以言喻的文化；香港國際化不輸台灣，但輸的是對中華文化的教育。 也因此台灣藝人在大陸有更好的發展。從鄧麗君、費玉青、羅大佑、李宗盛、蔡琴到哈林、阿妹、周杰倫、蔡依林、林志玲等等……無論本省、外省、原住民，在大陸都廣受歡迎。文化是台灣的軟實力。 可是，如今大陸正努力恢復中華歷史、文化的教育，而民進黨却刻意於教材的去中國化；加以台灣長期經濟疲弱，出國留學者少，媒體的國際資訊又遠不及大陸，一消一長，台灣成長中的一代，恐很難與大陸競爭了。 在川普的孫女都在學中文的年代，民進黨却修改歷史課綱，去中國化，意圖改變台灣青少年的民族與文化認同，美其名曰天然獨，實則是“人造毒”，使台灣青少年，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陸無所知，甚至充满仇視。我不希望我的子女變成這樣。 我認為，任何政黨執政，都無權剝奪台灣青少年對兩岸歷史、文化、血缘、現狀“知的權力”；更不可以對青少“鼓勵台獨，而不告知台獨可能存在的戰爭風險”。 我是兩岸關係的受害者，1998年，我北京的合資公司10萬平方米土地被周永康强奪，官司打贏了，却因周永康權勢日大而無法執行。之後，周因貪腐入獄了，但我迄今仍分毫皆未取回。大陸的經濟是發展了，但行政與司法的改革，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此時談統一，還不切實際。 但是，熟知兩岸的人都明白，台獨會導致戰爭是毋庸置疑的。兩岸的统一，只能在台灣安全、尊嚴與政治制度都有保障的情况下，靠自然融合。 而令我最擔心的是，如果台湾人不瞭解中國歷史，纯以台灣角度看兩岸，極可能因無知而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1683年(康熙23年)，從北大荒入關的满人，在鄭成功後人鄭克塽手中收復台灣。 衡諸今日兩岸形勢，與當年相若。清廷本無意出兵，鄭經派馮錫範與清廷談判，因為錯估了自已的實力，步步進逼，使原本給錢、給權、可世襲罔替，以懷柔招撫的清廷，在退無可退之後，康熙下詔终止談判。一年後，以鄭氏降將施琅收復台灣。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次年，戰敗的清廷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945年，蔣中正領導的中國，以3000萬軍民的死傷，结束8年抗戰，收復台灣。 1969年，為了烏蘇里江上0.8平方公里的珍寶島，大陸不惜與當年的蘇聯老大哥動武。中國，是寸土不讓的。 今天，國力日盛，正在推行一帶一路的大陸，所追求 的是一個超越漢唐的盛世。 習近平最近在對台灣的四個堅定不移的講話中提到:“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台灣不應該缺席”。大陸，是絕無可能放手讓台灣獨立的。 主張台獨的人，掩耳盗鈴，自以為篡改歷史，讓年輕人對大陸疏離，台灣就能獨立，此未免流於天真。 在台灣，統獨雖可以公開談論，但是，執政者却無權篡改歷史。民進黨人可以去培養你們的台獨子弟，但你們無權以篡改歷史對我的子女餵養台獨毒素。 執政者要善視人民賦予你的權力，不要以為權勢在手，就可以為所欲為。 任何政治主張，只要是會危及人民生命的，執政者及執行者都將為此負責。 1948年，二戰之後，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面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時，曾慷慨激昂的述説“大東亞共榮圈”對亞洲人民的美好，日本是不得不戰。 當法官詢問:“你如何面對犧牲的兩百萬中國人民”時？他無言以對。東條英機被判定為戰犯，處以絞刑。 做為一個家長，我希望我的子女能在健康平静的環境中成長。 我要提醒那些意圖篡改歷史課綱的人，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因對中國歷史的錯誤認知，而走向台獨，結果驗證了張志軍主任講的“台獨走到底就是統一”，那些因戰爭而犧牲的兩岸人民的家屬，可以將篡改歷史的人告上法庭，讓他們以戰犯受審。此絕非危言聳聽。 (本文歡迎轉發)

自稱台灣人的你，應該好好的閱讀下述全文 《我的老師許介鱗教授》 ～高金素梅/台獨脈絡記 序文 『吉娃斯！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2016年5月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大力推行「轉型正義」。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正義，毫無正義可言，這一點我們原住民最清楚。為了用最簡單的方法，突顯民進黨觀點的荒繆，我特別去請教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台灣史權威學者許介鱗教授，以及他的夫人、專研日據時期理蕃政策的傅琪貽教授。他們特別為我講解了1900～9年的大豹社事件。 1900年，台灣總督府開放樟腦業者進入山地開採資源，大量業者進入部落領域，擁有豐富樟腦資源的泰雅族大嵙崁地區首當其衝。六月，鄰近大嵙崁製腦地區的大豹社因不肖腦丁強姦部落婦女，引起族人反抗，爆發衝突。八月，總督府派軍隊鎮壓，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族人與日軍血戰，日軍因死傷慘重而停戰，對大豹社改採「嚴密監控、游擊出擊」的戰術。 1906年，總督府調集數千軍隊進攻大豹社，激戰數日，泰雅族人不敵日軍的優勢武力，頭目瓦旦·燮促被迫率領族人遷離家園，退往角板山現今桃園復興區境內。1909年，頭目瓦旦·燮促為保族人命脈，忍辱向日本殖民政府投降，並以長子樂信·瓦旦為人質，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長子接受現代教育。 大豹社的祖居地被日軍攻下後，殖民當局將其中部份土地交給「三井合名會社」，蓋了當時東亞第一大茶廠「大豹茶廠」，粗煉紅茶後送到現今台北市的「三井倉庫」精煉出口，日本昭和時期的太子行館也建立於此地。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這些大豹社的土地，拒絕返還給大豹社的族人，卻交給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屬下的「台灣農林公司」，後來轉給私有的「海山樂園」，再轉給私有的「逍遙遊森林樂園」，然後又更名為現在的「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當年泰雅族大豹社族人以鮮血捍衛的祖居地，現在成為財團的私有財產，贓物被漂白了，還漂白了五次。我請教前行政院長林全及相關官員，大豹社族人被侵佔的土地至今並未歸還他們，算不算轉型正義應該處理的問題，他們無以回答。 還有，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紀念「攻打大豹社而死傷的日本軍警」，設置了一座「大豹忠魂碑」。我請教林全院長，「大豹忠魂碑」聽起來是不是怪怪的？如果，為掠奪資源以武力血洗大豹社的日本軍警是「忠魂」，那浴血捍衛土地的的大豹社戰士豈不變成「奸匪」？台灣，到處充斥著這種荒誕怪異的現象。 我當時說：「今天，本席要探討的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轉型正義』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執政團隊是站在殖民者的位置？還是站在被殖民者的位置？轉型正義不能淪為「轉盤正義」，不能只有輪盤轉到你家的才是正義。」 我的質詢影片上了我的網站以後，無數人點閱，許多人按讚，都認為我的學問很好，其實我愧不敢當，這一切都是我跟許教授、傅教授請教、討論以後，以簡明的方式歸納出來的。 我的另一次質詢也非常轟動，當時黃煌雄先生被提名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我一向尊敬黃煌雄先生，表達支持提名，但我希望他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 我首先在原則上反對民進黨的「促轉條例」，那一條例在立法院審查過程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我始終堅持，日據時期殖民統治政權的不法行為與結果應納入促轉條例的範圍。我對黃先生說：「您對台灣史有深入的研究，應該也清楚原住民族土地被日本軍警武力掠奪的歷史過程，但是，在執政黨的多數暴力下，原住民族在日據時期所遭受的不公不義對待，被排除在法外了。本席只能說：政黨輪替，政權轉型，但不正義仍持續中⋯。」 我接著說，「促轉條例」第一款指明，其適用時間為「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時期」。我提醒黃先生，自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10月25日止，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權的有效威權統治中，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國民政府才從日本殖民政權手中接收台灣。所以，就威權統治時期的時間定義，「促轉條例」當然應該包括日本殖民政權的最後一段威權統治時期。 然後我舉出一個很具體的案例：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8月19日即著手印製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千元券與百元券），並於9月9日用飛機運到台灣，發給日籍軍警公務員搜購糧食物資運回日本，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加印一億台灣銀行券搜購糧食物資造成物價飛漲，也成為爆發228事件的重要經濟因素。日本殖民政權以武力掠奪台灣資源，宣布投降後趁接收前又以白紙印鈔票掠奪台灣物資，不管武力掠奪或白紙印鈔票掠奪，都沒有因為日皇的宣布投降而失去「有效的威權統治」。 這一次質詢的錄影，點閱人數甚到超過上一次，大家都沒想到，我竟然可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至10月25日陳儀接收這一段空檔，找出日本殖民統治最後這一段的重大惡跡，因此對我刮目相看。我也必須坦白承認，沒有許介鱗教授的指導，我不可能有這些具歷史意義的質詢。 上面所說的這兩件事，都是我特別找時間去請教許教授的。有時候我們沒有目的的聊天，許教授常常會很感嘆。他說，從來殖民者都是受到被殖民者嚴厲批判的，不管他們在殖民地有什麼建設，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並不是要為當地的人民謀福利。但我們台灣的台獨派卻是世界上少見的例外，他們根本忘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做了多少壞事，只記得日本在台灣做的每一件「好事」。譬如，他們只知道日本在阿里山建了一條小鐵路，卻忘了說，這是為了把阿里山上的神木群砍下來，運到日本去。他們說，日本對台灣的現代化貢獻非常巨大，卻不記得日本統治台灣的前二十年，屠殺抗日的台灣人約達四十萬人。 有一次許教授很感慨的說，台獨派完全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日本的帝國主義是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模仿。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才成為十九世紀那種充滿了暴力、獨佔市場與資源的帝國主義。日本模仿這種帝國主義時，卻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花了四百年才達到的「成就」。日本沒有長期的累積，本身的自然資源又極為欠缺，所以它的暴力和殘酷遠遠超過西方的帝國主義。 許教授特別跟我舉了兩個例子。日本人大力倡導「大東亞共榮圈」，說他們進入東南亞，是為了幫東南亞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控制，讓東南亞國家獨立，其實這完全是謊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東南亞地區資源的刼奪，其貪婪程度令人震驚。美國有兩位西格雷夫（Sterling &Peggy Seagrave），費時 18 年調查研究，寫成《黃金武士》（Gold Warriors）一書，估計日本在南洋掠奪的金塊，總重量約 14 萬 1000 噸。因為海路已被美國控制，只好就近運到菲律賓埋藏，共有 175 個地點。埋藏後將所有的工人（菲律賓人及華人）及工程師（日本人）分梯次全部炸死於洞窟中。日本武士急著想要建立大帝國，不惜當搶刼黃金的武士，這就是日本帝國貪婪本質的來源。到現在，還沒有人仔細統計過，日本在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總共搶刼了多少物資、文化寶藏和黃金。 許教授又舉例說，二戰期間，法國很快就被德國打敗，向德國投降，日本趁火打刼，派兵強佔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缺糧食，就從越南搶刼，造成越南人前後餓死兩百萬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稻米欠收，產量只有戰前的一半，日本農林當局算出，日本可能餓死一百萬人。於是日本印製了大量紙鈔，到台灣大量收刮米糧，台灣因此缺糧，又造成通貨膨脹，這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這些都可以看出，日本帝國的殘暴性。 這樣惡貫滿盈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獨派眼中，卻是仁慈而照顧台灣人民的，他們的心肝不知道生在哪裡？講到這裡，許教授感慨萬千，長長吐了一口氣，突然對我說，「吉娃斯啊，台灣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天理了，我對你寄望甚深，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許教授專研日本近代史，二戰後日本寫的回憶錄他都讀過，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李登輝當政之初尊他為國師，常向他請益。但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後，他立即堅決不再跟他往來。許教授不但博學多聞，而且極富正義感。他近年來身體不好，行動、寫作都很不方便，但仍然下定決心把這本書寫完，可見他的使命感之強。作為他的學生，我把我十幾年來受教的一些淺薄的心得寫出來，除了表達祝賀，主要還是要說出我對他的感激之情。因為他的教導，我的從政之路才能越走越穩定，並且知道，還有很多重大的責任需要我去完成，我會加倍的努力，希望不辜負他對我的期待。 編按：高金素梅委員在文中說，1945年9月9日尚未將統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之前，總督府從日本運了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而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這兩個數字，許介鱗教授在書中說是6 億日圓和14 億 3319 萬日圓，兩者並沒有矛盾，因為當時台灣銀行券的一元等於日幣6圓。

轉傳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 聯合報今天刊出拙文「執政者，無權簒改歷史」，因版面問題，只能擇要。原文如下，如認同，請廣傳。 吳思鍾 2021, 8, 11 執政者，無權篡改歷史(2021年版) 執筆者: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我兒念大學資工系，因疫情在家近三月，暑假期間，我建議他看歷史小說三國，希望在科技之外，多一點人文，瞭解三國的時代背景，可以讓他在讀諸葛亮出師表時，更能感受到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忠孝節義。 可是很難，民進黨人篡改了歷史課綱，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離年輕一代，已十分遥遠了。 我們初中時已讀完的歷史小說，他們到大學還没看過，更遑論正史或資治通鑑。 我相信多數台灣人民和我一樣，也許包括小英總統，知道歷史課綱被篡改了，但不知道歷史教材的内容被改了多少？請看如下我摘錄自網路上的文字。 「新課綱出來了，完全去中。 你知道全面消滅中國史的中學新課綱已經上路了？中國史被完全支解在東亞史裡！曾經，父母要我們背誦的，中國幾千年源遠流長的朝代表，你已無法再與孩子共鳴！ 你知道從商周到隋唐，只剩下短短四頁，幾千年的歷史只提一個人物叫秦始皇？ 你知道整個三國時代都不見了，魏、蜀、吳全没了；商以前的中國完全不提；大半的中國史被砍去，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明治維新，還有1920年代日治台灣有多繁華，對日治時期被殺害的數十萬台灣人命，卻隻字不提… 甚至，不只是歷史，連國文也大幅刪除古詩詞和文言文；李白、杜甫以及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王安石等被課審委員認定為封建的唐宋八大家，大都沒了，迎來了日本人寫的漢文詩。」 看完以上，我認為，民進黨篡改歷史的目的，是在消滅中華民國，意圖切斷台灣與中華歷史文化的血緣，追求台灣獨立；民進黨，彷彿在進行一場台灣的「文化大革命」，其後果可能會先革了台灣人民的命。 當大陸發現他們面對的台灣，已是一群非我族類時，武統的聲浪就會壓過和統，習近平也許不會再提「以惠、通、情促融」了，台海危機只會加劇。 我希望小英總統關切這個問題，因為投給您的817萬票，絕大多數是認同中華民國，不希望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 李登輝那一代人，日本對日本人的教育，並没有去中國化，因為他們知道，要侵略中國，必需要瞭解中國。我創業早期，很多戰前成長的日本客户對中國歷史的了解，都令我佩服。 而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實施去中國化，切斷台灣與中國的血緣與文化臍帶，以利其殖民統治。 李登輝自知其對中國歷史認知的不足，不利其治國，因此找柏楊學資治通鑑。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時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被批鬥，傳統文化被破壊，紅衛兵横行，學校無法開課，知青勞改下放，造成大陸一代人的教育斷層，是中華民族的浩劫。 所幸，在同一時期，兩蔣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注重中國傳統倫理、歷史與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1990年代，台商開始投資大陸，發現即使生長在台灣中南部，曾抱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地理、國學與文化的素養，大都超越同期成長的大陸人。 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以前，台灣人被尊重，不僅是經濟實力，更多的是對中華文化的素養與國際觀。所以，世人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在演藝界亦然，一曲周傑倫的青花瓷，伴隨兩岸青年的成長，美的不僅是歌曲，還有深沈的難以言喻的文化；香港國際化不輸台灣，但輸的是對中華文化的教育。 也因此台灣藝人在大陸有更好的發展。從鄧麗君、費玉青、羅大佑、李宗盛、蔡琴到哈林、阿妹、周杰倫、蔡依林、林志玲等等……無論本省、外省、原住民，在大陸都廣受歡迎；文化是台灣的軟實力。 1987年，經國先生開放大陸探親，我初次到北京，住北京大飯店，在高冷且燈光昏暗的中餐廳，我召喚服務員說:「小姐，請給我一杯水」，服務員卻指著我，厲聲說「叫同志，不許叫小姐！」 我嚇一跳，同時也體會到，兩岸分治40年，大陸落後的不僅是經濟，思想與文化也已和台灣存在巨大的差異；文革10年造成大陸一代人的教育斷層，也許需要兩代人的努力才能補救。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辜汪會談之後，大陸也尋求兩岸經濟的破冰，國台辦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鵬總理接見我時，我提出制定台商投資保護法；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等多項建議。 而在兩岸財經議題之後，我告訴李鵬總理，我們在台灣，小學讀「公民與道德」，知道禮義廉耻，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兄友弟恭，守法守紀，有公德心；我認為大陸應加強中國傳統文化與倫理的教育；李鵬總理點頭，並當場記下。 我提出這些，其實是有感而發，當年，北京街頭，到處都是政治標語，文化古都，卻感受不到文化；而我深知，落實這些教育至關重要，從大處看，有助於全民的人文水準和法治觀念的提升；從小處看，也有利台商的企業經營與管理。 1994年，大陸人大制定了勞動法令與台商投資保護法，足證其為發展經濟，而雷厲風行。 之後，我看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論語」；央視新編了「中國通史」，讓知識份子能以史為鏡，增長其智慧；「中國詩詞大會」節目，一群年輕學子，古詩詞琅琅上口，縱橫詩海詞林。 可是，正當大陸努力恢復中華歷史、文化的教育，民進黨却刻意於教材的去中國化，阻隔了青少年汲取先聖先賢的智慧；加以台灣長期經濟疲弱，出國留學者少，媒體的國際資訊又遠不及大陸，一消一長，台灣成長中的一代，恐很難與大陸競爭了。 民進黨修改歷史課綱，去中國化，意圖改變台灣青少年的民族與文化認同，美其名曰天然獨，實則是「人造毒」，使台灣青少年，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陸無所知，甚至充满仇視。我不希望我的子女變成這樣。 我認為，任何政黨執政，都無權剝奪台灣青少年對兩岸歷史、文化、血缘、現狀「知的權力」；更不可以對青少年「鼓勵台獨，而不告知台獨可能存在的戰爭風險」。 我是兩岸關係的受害者，1998年，我北京的合資公司12萬平方米土地被周永康强奪，官司打贏了，却因周永康權勢日大而無法執行。之後，周因貪腐案入獄了，但我和1650個股東迄今仍分毫皆未取回。大陸的經濟是發展了，但行政與司法的改革，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此時談統一，還不切實際。 但是，熟知兩岸的人都明白，台獨會導致戰爭是毋庸置疑的。 我認同習近平去年南巡福建時「以惠促融，以通促融，以情促融」的談話 我認為，兩岸的未來，應在大陸尊重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的歷史和現實，在台灣安全、尊嚴與政治制度都有保障的情况下，靠自然融合。 而令我最擔心的是，如果台灣人不瞭解中國歷史，純以台灣角度看兩岸，極可能因無知而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1683年(康熙22年)，從北大荒入關的滿清，在明末遺臣延平郡王鄭成功後人鄭克塽手中攻取台灣。 衡諸今日兩岸形勢，與當年相若。清廷本無意出兵，鄭經派馮錫範與清廷談判，因為錯估了自已的實力，步步進逼，使原本給錢、給權、可世襲罔替，以懷柔招撫的清廷，在退無可退之後，康熙下詔終止談判。一年後，以鄭氏降將施琅攻克台灣。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次年，戰敗的清廷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945年，蔣中正領導的中國，以3000萬軍民的死傷，结束8年抗戰（大陸的說法是14年），收復台灣。 1969年，為了烏蘇里江上0.8平方公里的珍寶島，大陸不惜與當年的蘇聯老大哥動武。中國，是寸土不讓的。 今天，國力日盛，正在推行一帶一路的中國，所追求 的是一個超越漢唐、康乾的盛世；1900年，八國聯軍用武力以霸道劫掠中國，如今，中國以其經濟與文化實力湔雪國耻，以王道追求民族的復興。 2018 年7月，習近平在對台灣的四個堅定不移的講話中提到:「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台灣不應該缺席」。大陸，是絕無可能放手讓台灣獨立的。 主張台獨的人，掩耳盗鈴，自以為篡改歷史，讓年輕人對大陸疏離，台灣就能獨立，此未免流於天真。 在台灣，統獨雖然可以公開談論，但是，執政者却無權篡改歷史。民進黨人可以去培養你們的台獨子弟，但你們無權以篡改歷史對我的子女餵養台獨毒素。 執政者要善視人民賦予你的權力，不要以為一朝權勢在手，就可以為所欲為。 任何政治主張，只要是會危及人民生命的，執政者及執行者都將為此負責。 1948年，二戰之後，日本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在面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時，曾慷慨激昂的述説「大東亞共榮圈」對亞洲人民的美好，日本是不得不戰。 當法官詢問:「你如何面對犧牲的數百萬軍民」時？他無言以對。東條英機被判定為戰犯，處以絞刑。 做為一個家長，我希望我的子女能在健康平静的環境中成長。 我要提醒那些意圖篡改歷史課綱的人，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因對中國歷史的錯誤認知，而走向台獨，結果驗證了張志軍主任講的「台獨走到底就是統一」。 那些因戰爭而犧牲的兩岸人民的家屬，可以將篡改歷史的人告上法庭，讓他們以戰犯受審。此絕非危言聳聽！

呂秀蓮的覺醒 2019/9/2 一．良知的覺醒 在歷經美麗島事件及兩顆子彈的洗禮之後，臺灣前副總統呂秀蓮昨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臺灣的老百姓不要相信蔡英文及民進黨，對曾經是民進黨的創始黨員來說，呂秀蓮痛定思痛的呼喊全國老百姓要睜大眼睛，不要再被民進黨欺騙，明年1月11日的選舉，大家要投下謹慎的一票，否則臺灣的未來將十分可慮。 其實呂秀蓮此舉並不是民進黨的第一人，早先民進黨前主席施民德林正傑等人也曾大聲疾呼民進黨已經失去當時創黨的黨魂，黨員貪污枉法，無所不做，比過去的國民黨及共產黨有過之無不及，各種政策倒行逆施，前所未聞。但是似乎臺灣人民並沒有正視這些呼籲，因此從李登輝到蔡英文歷任總統的施政，把中華民國從蔣經國時期的經濟奇跡到亞洲四小龍的輝煌成果，揮霍的一乾二淨，造成了經濟衰敗，外交受挫，民心渙散，軍紀蕩然，二三十年下來，美麗的臺灣寶島，在民進黨編織的“ 小確幸”的糖衣下，人民蕩然無知，以為臺灣還是過去的臺灣，殊不知過去落後臺灣甚多的東南亞小國，如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都紛紛的迎頭趕上，就連與臺灣相當的韓國，也超越臺灣甚多，臺灣還在小確幸的美夢中自覺良好。 二．沉淪的開始 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登上大位，這是臺灣厄運的開始，李是日本人後裔，一開始便與黑金勾結，破壞民主選舉制度，將國民黨的基業裂解，雖然國民黨將其開除黨籍，可是對國民黨的傷害已無法補救。他下臺後更創立台聯黨，一方面與日本勾結，另一方面又高唱台獨思想，被台獨分子譽為台獨教父，可是他雖然公然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不是臺灣人，高唱釣魚臺是日本的領土，卻領著中華民國退休總統的高額俸祿，但是臺灣的老百姓及國民黨卻沒人反對，裝聾作啞，任其胡作非為，身在台營心在日，真是莫大的諷刺，這是臺灣沉淪的第一步。李下臺後接著扶植了陳水扁。 三．臺灣之子的悲哀 陳是農民之子，臺灣大學的優等生，曾是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在任臺北市長的時候政績亮麗，被譽為臺灣政壇的明日之星，沒想到當了總統四年毫無政績，為了連任，不惜用兩顆子彈，用偷天換日之法，扭轉了頹勢。連任後自知來日無多，貪污了巨額款項，在國外到處置產，最後被瑞士銀行認為有洗錢之嫌，通知了臺灣調查局，這才東窗事發，鬧成國際的大醜聞，最後不得已陳水扁在電視上公開認罪，但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臺灣許多無知的老百姓認為他是被栽贓的，他是無罪的，雖然入獄服刑，卻也能假借生病，保外就醫，到處應酬演講， 政府看在眼裡，不聞不問，讓司法尊嚴蕩然無存，政府的公信力瓦解。無獨有偶，他的兒子陳志中在臺北酒店招妓被登上新聞頭條，他也能選上高雄的市議員，這種不分是非沒有正義的地方，又如何不沉淪呢？ 四．俊美下的無能 陳貪污下臺後，民進黨聲勢一落千丈，國民黨的馬英九以其清廉及俊美的外表輕易的登上總統寶座，這位臺灣的救星為了當全民總統，一再的對民進黨妥協，就像過去在大陸的國民黨一再的上了共產黨的當，他廢除了軍法，擅自撤銷了軍公教的年節慰問金，為民進黨爾後的年改開了大門，他剛愎自用，用人只看學歷，不看能力，他個人雖然清廉，國民黨在國會的席次過半，本可以有一番作為，但是他優柔寡斷，總統兼黨主席，任何法案在立法院，被少數的民進黨議員杯葛，一退再退，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雖然清廉，但是下臺後，還是被民進黨以貪污罪告上了法庭，立法院太陽花學運，被民進黨告上法庭說他預謀殺人，這就是無能的後果，是有史以來最無能的政府，但是他不承認，他依然自我感覺良好。高雄市長韓國瑜形容的最是恰當，韓說馬英九在位鬼混了八年，真是一針見血。他也印證了古人的那句話: 百無一用是書生。 五：最成功的騙術 馬英九的無能，讓民進黨的蔡英文撿到了便宜，她的騙術比阿扁的兩顆子彈更是高明。蔡的劣跡簡直是不勝枚舉: 她用人唯親，只看顏色不管才能，她破壞文官制度，製造黑機關及東廠的特務機關對國民黨趕盡殺絕，她破壞了司法的正當性，大法官用自己人，知法玩法，讓監察院失去功能。她一方面說榮民是米蟲是廢物，另一方面說她是三軍統帥，是軍人的靠山。然後將退休的軍公教警消的退休俸以國家即將破產為藉口，克扣這些過去為國家犧牲奉獻的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她置公投的公信力狗屎不如，她將百年樹人的教育制度破壞殆盡，從小就教導小孩子們什麼是“性高潮”，她自己卻沒有結婚。她所宣導的一例一休，讓國內的企業人事成本增高，受創最大的是服務業的經營者。 最後，紙是保不住火的，最近台大教授賀德芬，公佈了最新調查，蔡英文的英國政經學院的博士證書是偽造的，並親自去她過去的大學及圖書館尋找博士論文及指導教授的證據，到目前為止政經學院提不出任何證據，如果爾後這些調查屬實，那麼蔡英文在大學任教及幹公職的資格將是騙局一場。可惜這件騙局好像只是賀教授一人的責任，跟國民黨似乎沒有關係，實在令人不解。不過再好的騙術，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六．韓國瑜的崛起 去年臺灣九合一選舉，臺灣人對蔡英文倒行逆施以及民進黨的胡作非為失望透頂，對民進黨投了不信任的一票，國民黨因而大獲全勝。其中最矚目的是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崛起。這讓臺灣鬱悒已久的老百姓對臺灣的未來似乎看到了一線 曙光。國民黨更是歡欣雀躍，低沉已久的士氣，又再度被激起。檯面下幾位國民黨的太陽，又蠢蠢欲動，想要不勞而獲。臺灣的軍公教警消及一些中間選民自發性的組織了韓粉，對韓表達了他們的忠心擁護。 在韓還沒有決定選總統之前，馬英九，朱立倫，王金平直接或間接的表達了競選下屆總統的意願，最後紅頂商人郭台銘也看到了契機，也加入了國民黨的總統初選，結果韓國瑜又大獲全勝，獲得代表國民黨提名參加2020年的總統大選的資格。鴻海企業的老闆郭台銘敗選後，不但未能服輸，竟然言而無信，想要脫黨競選，企圖分裂國民黨的團結，有藍皮綠骨之稱的王金平，也從中蠱惑郭加入柯P市長的陣營，與韓及蔡造成三強鼎立。 郭雖然是個成功的商人，但是看他在國民黨初選後的所做所為，已經證明他就是一個“商人無祖國”的紅頂商人，見利忘義，如果將臺灣的未來命運交給到他的手上，實堪可慮。而柯市長就是一位台大的醫生，沒有遠見，更沒有政治的理想抱負，只會說些俏皮話以討年輕世代的歡心。王金平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個老狐狸，一天到晚就是在喬事情，游走於各政黨之間，說話永遠在打擦邊球，從不直言以對，早就被國民黨及中間選民所唾棄。朱立倫是個機會主義者，過去“換柱” 事件，已經把他判了政治死刑，可是他似乎還不太瞭解。馬英九自知已沒有政治舞臺，軍公教警消對他痛恨不已，他最多也只能在智庫提供一點淺薄之見，以刷他的存在感。 七．找出臺灣沉淪的真正原因 歷史的巨輪不斷的在向前邁進，如果不認真的審視過去的失敗，臺灣必定會不斷沉淪下去。我們回顧過去從李登輝開始，接著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是台大的優等生，除了陳水扁，其他都是博士，但是臺灣在這些博士的治理下，臺灣不斷的向下沉淪，我們不禁要問是個人問題，還是台大的問題。臺灣的父母們都以自己的兒女能考上台大為榮，但是為什麼這些資優生，把國家治理的一塌糊塗，這些優秀的台大生，貪污枉法，為了個人的利益，出賣了國家的利益，甚至要把自己的國家拱手讓人，筆者思考良久覺得有下列幾種可能。 第一． 是否台大的教育出了問題，台大自稱是臺灣最高學府，培養一流的人才，也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培養出來的也是最自私的人。古人說: 仗義多為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臺灣的這些總統不就是最佳寫照。記得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說過，哈佛不是培養個人成功的學府，而是培養一位能造福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學府。或許台大適合培養醫生或者律師，台大畢業的人不適合從政，尤其不適合當國家元首。有些台大人或許會說，這樣對台大人不公平，少部分台大人作惡，並不代表其他大多數的台大人也是如此。但是前人作惡多端，後人受其連累，也是歷史規則，如果不想受連累，那爾後社會出現亂象，台大的精英就應該首先發難，否則好處你全拿了，壞處撇在一邊，社會上有這麼便宜的事嗎？ 第二． 臺灣在光復之後，據說有許多日本人不願意回日本，便更改中文姓氏，從此隱姓埋名，但是骨子裡仍然認日本為祖國，尤其看到兵敗的中國軍隊，在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對這種人稱臣對他們來說是莫大的侮辱，但一時又沒有辦法。時光荏苒，這些日本人的後代在臺灣逐漸成長茁壯，蔣家退出政治舞臺後，李登輝就是發難的第一位日裔的臺灣人，就是這些日本人的後裔沒有把臺灣當成他們永久的祖國與故鄉，所以不斷的在臺灣製造矛盾，讓臺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相互鬥爭，互相為敵，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些人在混亂的局勢下，趁機貪污，掠取個人利益，置國家安全及利益於不顧，反正這也不是自己的國家。蔡英文貴為總統，連中華民國的國號都不願意說，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這些屬實，那麼臺灣爾後就應該立法，讓這些日人的後裔，不得擔任臺灣政府黨政的要職，以免狼心再犯。這不是危言聳聽，不然把臺灣掏空弄垮了，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這也是為什麼當家者自己鬧事的證明。 八．臺灣的現況 臺灣過去在經濟奇跡的時候，累積了不少的資本與能量。但是在自李登輝到蔡英文幾任總統的治理下，把臺灣的資源內耗殆盡。但是在小確幸的感官下，臺灣人民並不知道這些前人留下的寶貴資源正逐漸流失殆盡。這小確幸就是一種短暫幸福生活的麻醉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溫水煮青蛙，等到臺灣有一日，突然面臨1949年的上海大撤退，後悔就來不及了。 臺灣近幾年來，外資不斷撤資，國內大企業不斷關門遷移，工廠倒閉數以千計，臺灣的精英人才不斷的外流，過去有二十多個邦交國目前只剩下19個。大陸近來禁止自由行及團客到臺灣旅遊，讓旅遊的相關業者，損失慘重，政府卻祭出旅遊補助來救旅行業，這種負薪救火的行為，自欺欺人，就像羊毛出在羊身上，沒有一點作用。而真正的關鍵點在兩岸關係，民進黨並非不知，而是故意要把臺灣搞垮，不讓臺灣像香港一樣重回中國的懷抱。 臺灣有句成語說蚱蜢鬥雞公，意思是不自量力，還喜歡挑逗人家。 臺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國家，對岸的中國無時無刻不虎視端端的要統一中國，只要臺灣內部團結，上下一心，臺灣一樣可以受到世界各國的尊重，以及成為歐洲的瑞士或東南亞的新加坡。 在這2020年大選的前幾個月，前副總統呂秀蓮發出良心的呼喚，臺灣的老百姓不要再上民進黨的當，更不可相信紅頂商人見利忘義的鬼話，善良的臺灣老百姓讓我們拋棄省籍情結，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大家一起支持救中華民國的韓國瑜。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