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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3 年前
大部分的人都會做錯。
如果你拔腿就跑,很可能會落入一個致命的陷阱中。
因為高壓線掉到地上,地面周圍的區域還是會形成帶電場。
半徑約為20米左右。
當人接觸到帶電的地面時,即使沒有直接接觸高壓線,仍然存在跨部電壓。
也就是電流會從人的一條腿流入,從另一條腿流出,可能會瞬間引起燒傷、心臟皺停。
呼吸困難和其他內外部組織損傷對人體的傷害是致命的。
那麼,如果不幸碰到這種情況,應該如何正確逃生呢?
其實,如果你處於高壓線電流場的邊緣,電壓並不會致命。
你的雙腳也只會感覺到一點麻。
越靠近高壓電線落地的中心,雙腳之間的距離越大,電壓才會越高。
如果你在中心位置時,千萬不能盲目地逃跑,擺在你面前的有三種選擇。
一是抬起一隻腳,單腿跳出這個帶電場。
第二,如果你不會單腿跳,那麼立馬雙腿並攏,兩隻腳合二為一,雙腿同時起跳,雙腳同時落地,跳著離開。
第三,你也可以以雙腳不離開地面的姿勢,緩慢蠕動著離開,但一定不能太過於心急,腳不能離地。
你學會了嗎?萬一真的遇到這種情況,懂得正確的處理方法就能救命,那麼你認為還有其他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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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嗎?當看到高壓線墜落時,一定記住,千萬不能跑,否則你將遺憾終生。 這是因為高壓電線在墜落地面時,電壓會以與地面接觸的點位中心向四周擴散出一個個同心圓,從而就會形成一個強電場。 這個範圍大概為半徑20米左右,並且這些圓與圓之間還會存在著一些電位差,也就是俗稱的跨部電壓。 假如你這時再在上面行走,兩腳就會與地面出現一個跨部電壓,同時高壓電流也會在身體與地面間形成一個通路。 它會從電位高的一隻腳流入,然後再從較低的腳流處,而也就是在這一進一出的瞬間就會給人體帶來很大的傷害,甚至直接讓你一命嗚呼。 那如果遇到高壓電線意外墜落時,我們究竟該如何自救呢? 首先,我們要保持冷靜,只要你不驚慌,還是有一線生機的。當你踏入這個危險範圍時,可能你會感到有一點麻痹感,但你放心你還是有救的。 此時的電壓還不足以致命,因為跨部電壓的高低是有取決於距離接地點的遠近和雙腳之間的距離決定的。 所以,這時千萬不要再向前走了,因為雙腳距離越大就會產生越高的電壓,對我們身體的傷害也就會更大。 所以,如果你遇到高壓線墜落時,首先抬起一隻腳讓迴路斷開,然後再單腳向後方跳開,儘量遠離強電場的區域。 如果你感覺一隻腳跳實在太累了,也可以選擇緊閉雙腳,以雙腳同時跳的方式朝遠離接地點的方向跳出,千萬不要傻傻的拔腿就跑。 當然你也可以雙腳互相摩擦著,緩慢移動,但要切記每次只能移動幾厘米,千萬別邁著大步離開,而且要讓自己始終保持著雙腳不能離開地面的狀態。 所以,這條視頻一定要艾特尼最愛的人觀看,長按點贊三秒了解更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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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能跑 你跑得越快死得越快 據統計我國每年有8000人死於觸電 平均每天有21人遇難 特別是遇到颱風暴雨等極端天氣的時候 高壓線一旦落地非常危險 那麼我們在戶外一旦遇到電線落地應該怎麼辦 這個視頻你一定要看完 關鍵時候真的能救你一命 首先當你遇到高壓線掉落後 千萬不能跑 因為你跑得越快死得越快 當高壓線掉落在地上與地面接觸時 電流就會流入地面 並由落地點為中心向周圍擴散 形成一個半徑約20米的同心圓 每一圈同心圓的電壓都不一樣 越靠近中心點電壓就越高 這個時候如果你邁開腿跑 當你跑出第一步的時候 你就要和這個世界說拜拜了 因為在這個同心圓內 我們的雙腳移動都產生電壓 被稱為跨步電壓 意思就是說你的跨步越大 電壓就越高 你就越危險 我們的人體是承受不住這樣的電壓的 輕刻就會喪命 那麼我們遇到這樣的情況 應該如何逃生 最好的辦法是抬起一隻腳 往電線段落的反方向跳出去 這樣一隻腳著地 電流是無法產生迴路 產生觸電的 你只需要跳出同心圓範圍 就能獲救了 如果說你平衡不好 你也可以選擇雙腳併攏 這樣子雙腳跳出去也是可以的 如果還是沒有把握 那你可以選擇左右腳摩擦慢慢如動 這樣子也可以 但是這個方法千萬要記住 雙腳一定不能離開地面 而且每次手動的距離 不能超過5厘米 以上就是高壓線段落 掉地上的自救方法 你學會了嗎 如果您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幫助 請點贊收藏 並轉發給你身邊的家人和朋友 關鍵時候真的能救命 最後別忘了關注我 帶你解鎖更多 破壞技能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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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回報・1 則回應・2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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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回報・1 則回應・4 年前
  • 轉載 戰爭第一波下的平民生存手冊(文長，慎入) 克勞施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unter Einbeziehung anderer Mittel）。他強調了戰爭的複雜本質中包含了的社會政治以及國家的政策。 我並不樂見海峽二岸發生戰爭，但現在台灣的社會氛圍又有讓這場戰爭提前發生的可能。我個人經歷過921災區生活的經驗以及一點點對戰爭的理解，此文是為了幫助萬一爆發戰爭後，能提高各位朋友以及家人的生存機率。 所謂的戰爭第一波，指的是從防空警報響起後的24到48小時之間，您必須注意或是要有心理準備的一些事項，我會盡量以重點、簡約的方式條列，以幫助您記憶。 不祥 由於海峽的寬度並不相等，海峽水域 臺灣海峽最窄處是福建省平潭島與新竹商港之間，直線距離130公里(81英里)；最寬處是屏東縣的貓鼻頭到福建省東山島的澳角，直線距離410公里（250英里），平均為270公里，大約是從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到台南的奇美博物館的直線距離。 而距離決定了戰爭發動的方式。 由於台灣海峽的寬度並不寬，對於現代的遠程火箭以及巡弋飛彈、彈道飛彈來說都在涵蓋的打擊範圍之內，因此我們可以預測首波來襲的會是各類的火箭與飛彈，目標則會是各機場、防空飛彈陣地、雷達站以及通信與指揮中心。 除了特殊的目的，戰爭的目標通常都是武裝部隊的有生力量或防禦體系，很少會以平民做為目標，因此美軍對於戰爭中的平民死傷，通常都會用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作為描述。基於戰爭的進程，解放軍必須在第一波中削弱爭奪空優的阻力，時間大約會在凌晨的4點左右展開，這樣才能趕得上第二波在始曉(太陽出來的時間)前發動。 警報 當飛彈來襲時，我們唯一能獲得的警示是雷達探測到朝台灣飛來的空中飛行物 防空警報定義：係指自臺灣本島沿海邊緣七十浬（八十哩）為警報發放線，澎湖地區沿海邊緣起六十五浬（七十五哩）為警報發放線，在空軍作戰指揮部空中管制中心（簡稱ACC）獲知敵機或不明機航跡，判明有進襲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之可能，並進入我警報發放線以內時，即下達緊急警報命令。 70浬等於129.5公里，以2倍音速換算，我們從偵測到飛彈落地大約有3到4分鐘的預警時間。 依照我們目前的國家警報發送機制以及各地區民防空襲警報施放設施的響應，這一場戰爭的序幕將會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大家被手機接收的國家警報訊息以及全島同步施放的空襲警報驚醒開始。 請記住，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政府或社會的救濟或救難措施是不存在的，你都必須要依賴你自己。 避難 當接獲警報後，您首先的動作除了穿衣服之外，就是必須遠離任何房間窗戶的玻璃，因為隨後爆炸產生的震波可能會擊破窗戶的玻璃，四處濺射的碎片可能會造成您以及家人嚴重的割傷，此時也切勿衝到外面大街上尋求避難，因為現代建築大量使用的玻璃帷幕，可能在爆炸的震波中遭到大面積的破壞，而這些從天而降玻璃碎片可能會讓您在街道尋求避難時，遭受到致命的傷害。 最佳的策略是找到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然後緊靠牆根與地板臥倒或蹲坐，用雙臂支撐上半身，胸部離開地面，避免強烈的震波撞擊胸腔導致內傷。 如果您的每一個房間都有窗戶，那麼就要謹慎選擇臥倒或蹲坐的位置，您可以站在窗戶利用手電筒照射，無法被燈光照到的那一面牆，就是安全區域。 如果爆炸的地點距離您很近，請記得臥倒蹲坐時保持嘴巴微張，避免震波產生的壓差造成肺部急速擴張而受傷。 除非外面有呼喊救援的指示，否則請保持在這個位置，不要慌張等待天亮。天亮之後則可以收拾必須且必要的物品，然後尋找更安全的避難場所。 如果許可，請在外出前換上棉質的外套或衣物，因為高溫會使尼龍融化而黏在皮膚上，導致燙傷更為嚴重，您的帽子會是一種很重要的保護與包溫配件，即使是鴨舌帽都很有效果。切忌帽子請不要戴醒目的顏色，這會給自己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在通往避難處所的路上，請盡量避免開車上所有高架的道路，因為當你在這種道路時，其中任何一截道路被炸而崩塌，都會使你被困在高架道路上無法下來，即使棄車也無法攀爬回到地面。 一個可以長期安全避難的場所，必須包含有: 1.掩蔽以及遮蔽的能力。 2.充足的食物以及乾淨的飲水。 3.應急的藥物。 4.可以控制的火源或熱源。 5.有足夠的安全阻隔措施。 掩蔽以及遮蔽的能力 掩蔽是指能夠阻擋爆炸所產生的破片，這些高速飛來的碎片，每一片都能夠造成致命的傷害。遮蔽是指能夠隔絕不良天候的影響，比如狂風或是降雨。 充足的食物以及乾淨的飲水 在避難期間，我們依然必須補充熱量與水分，因此任何可以簡易處理就能食用的食物都是良好的選擇，視需要避難的時間長短而定，一個簡單的估算的方式為一個人每一天需要2磅(0.9公斤)的食物，如果需要避難一周，就約需要6.3公斤的食物。 相較於食物，乾淨的飲水就更為重要，因為脫水的情況下，人的體力會迅速流失，而不乾淨的飲水更容易帶來嚴重的後果。 一個成年人一天需要3000cc的飲用水，避難一周的情況下，必須取得21公升的乾淨飲用水。 應急的藥物 我們無法保證在避難的過程中不會生病或是受傷，因此準備適當的應急藥物就能夠避免傷勢惡化或挽回生命。 通常在戰爭的環境下，我們最容易受到的傷害是各種割傷、外傷以及因為不乾淨的水源或食物而引起的腸胃道不適，在極端的狀況下我們應該準備有消毒用的碘酒、抗生素、乾淨的繃帶、剪刀以及胃腸用藥，這可以幫助我們在獲得醫療資源前，盡量避免因感染而造成傷勢惡化或因拉肚子而造成脫水。 可以控制的火源或熱源 在冬季或不良的天候下，失溫是對生命維繫最大的挑戰，熱源不僅可以用來加熱食物，還可以幫助維持體溫，因此透過生火或其他器具產生熱源，對於避難場所內的幼童或生病的人來說非常重要，而火光的亮度，也可以提供心理上的撫慰與安全感。 有足夠的安全阻隔措施 當戰爭爆發之後，隨之而來的社會秩序崩解，其他同樣避難的人可能會成為我們生存的最大威脅，尤其是當我們滿足了前述條件之後，沒有基本物資匱乏之虞時，您必須提防其他人會搶奪您的資源，這些人可能會用各種名義或是頭銜，但可能只是想要掠奪你手上僅有的物資或藥物。 一個能夠提供阻隔的措施，如一道堅固的鐵門、圍籬甚至是難以破壞的入口，都足以讓他們打消念頭，轉而尋找更容易下手的目標。 千萬不要相信那些喊著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年輕人，他們只是想搶奪您以及您的小孩賴以生存的食物，或是您漂亮的女兒作為洩慾的工具。 戰爭時期，高貴的人性比白犀牛還罕見。 通信 由於通信系統必然成為攻擊的目標，所以無論是電力、行動通訊或是網路、電話等通信基礎設施必然會在首波打擊中遭到大面積的破壞，所有現代3C 設備只是加重您避難時的負擔，為了瞭解外界所發生的情況，您最好要準備一部收音機用以收聽無線電廣播的最新訊息。 只要比別人多知道一些訊息，生存的機會就會比別人高一些。 特別注意的是，請不要隨意使用具有發送無線電波的收音機或電台設備，即使有這樣的功能也不要隨意發送訊息，因為戰場上交戰各方都會利用無線電信號偵測作為搜敵的手段，萬一被誤解為目標，接下來可能就會有砲彈落在你的避難場所附近。 自保 一個落單的避難場所或避難家庭是非常脆弱的，在這段時間內您應該盡可能的聯絡附近可信任的其他避難的人或是朋友，一個迅速組織起來的群體可以在困難時互相支持交換物資，同時可以最大化的提供整個群體的生存機率。 除非您有十足的把握，否則請不要拿起槍枝作為自保的武器，因為在戰場上所有拿槍的都會被視為軍人，不管是不是穿軍服。 如果因為社會秩序混亂，被迫必須拿起槍枝或武器自衛時，最好能有接受過軍事或戰鬥訓練的人作為指揮，這樣可以更有效率的保護避難的群體，因為戰場上老兵的生存機率通常是菜鳥的指數倍。 請記住，自保的目的並不是讓強者可以活下來，而是讓老弱婦孺能安然度過難關。 尾聲 當然更詳細的生存手冊不僅僅是上面所談的這些，但是臉書的篇幅也不適合寫得像一本紙本手冊，我只能就想到的一些問題提醒一下，希望對各位朋友多少有點幫助。 只要能在這危疑震撼的24-48小時存活下來，之後能平安的機會就會增加很多。 本文為前空軍軍官、 軍事評論作者邱世卿發表。
    3 人回報・6 則回應・6 年前
  • L.A Times 的報導，華盛頓州的一個長老教會的詩班練習60人參加，導致45人染病，二人死亡。 大家吹瞭兩個半小時，真是病毒大飛散。 不能輕視這種情況。 https://www.yahoo.com/news/choir-decided-ahead-rehearsal-now-023414705.html 以下是Google的翻譯。 隨著3月初冠狀病毒在華盛頓州迅速蔓延，斯卡吉特山谷合唱團的領導人辯論是否繼續進行每週排練。 該病毒已經殺死了西雅圖地區，距南部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但是，斯卡吉特縣尚未報告任何案件，學校和企業仍然開放，而且尚未宣布禁止舉行大型聚會。 3月6日，合唱團的指揮亞當•伯迪克（Adam Burdick）在一封電子郵件中通知了121位成員，在“對病毒的壓力和擔憂”下，將如期在弗農長老會教堂進行練習。 他寫道：“我計劃在3月10日星期二到那裡，並希望你們中的許多人也能到那裡。” 六十位歌手出現了。一位迎賓員在門口提供洗手液，而成員則避免了通常的擁抱和握手。 伯迪克回憶說：“除了合唱團是一個僻靜的地方，這似乎是正常的排練。” “我們正在做音樂，並試圖彼此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2½小時後，歌手在晚上9點分開 將近三週後，有45名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或有不適症狀，至少三名已住院，兩人死亡。 疫情使縣衛生官員震驚，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幾乎可以肯定該病毒是從一個或多個沒有症狀的人通過空氣傳播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能想到的，”縣傳染病和環境衛生經理波莉•杜伯爾（Polly Dubbel）說。 在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八名正在排練的人說，那裡沒有人咳嗽，打噴嚏或生病。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樂譜，避免直接的身體接觸。一些成員幫助建立或拆除折疊椅。一些人幫助自己放回桌上的普通話。 專家說，合唱團的爆發與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病毒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播有關，這些氣溶膠小於5微米，可以在空氣中漂浮幾分鐘或更長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低估了氣溶膠傳播的可能性，強調病毒是通過更大的“呼吸飛沫”傳播的，當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並迅速跌落到地面時，這些飛沫就會散發出來。 但是3月17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發現，當這種病毒在實驗室條件下懸浮在霧中時，它仍然具有“活力和傳染性”三個小時，儘管研究人員表示，這段時間可能不會超過在現實世界中需要半小時。 這項研究的作者之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傳染病研究人員傑米•勞埃德•史密斯（Jamie Lloyd-Smith）說，唱歌時散佈在教堂房間中的病毒顆粒的強力呼吸作用可能被廣泛吸入。 他說：“人們可以想像，真正嘗試發出聲音也會發出更多的飛沫和氣溶膠。” 他說，隨著四分之三的合唱團成員對該病毒呈陽性反應或顯示出感染症狀，這種爆發將被視為“超級傳播事件”。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環境工程師，病毒的空中傳播專家林西•馬爾說，有些人恰巧特別擅長呼出優質物質，其產量是其他人的1000倍。 馬爾說，合唱團的爆發應該被視為對公眾的有力警告。 她說：“這可能會幫助人們意識到，我們確實需要小心，” *** 斯卡吉特山谷合唱團從華盛頓西北部吸引其成員，並經常在位於弗農山的650個座位的麥金太爾音樂廳出售其冬季和春季音樂會。 對合唱音樂感興趣的業餘歌手年齡較大，但該群體包括一些年輕人。去年，伯迪克（Burdick）將一些嘻哈音樂融入其中。 樂隊日程安排的下一個重要演出是在旅遊旺季4月下旬，一年一度的斯卡吉特山谷鬱金香節吸引了超過100萬人觀看弗農山周圍草地的絢麗色調。 音樂節很快將被取消，但尚未宣布任何消息，合唱團仍在繼續做準備。 卡羅琳•康斯托克（Carolynn Comstock）和她的丈夫吉姆•歐文（Jim Owen）與他們的朋友露絲（Ruth）和馬克•巴克倫德（Mark Backlund）從附近的Anacortes市乘車前往3月10日的練習。 一起經營房屋改建業務的卡羅琳（Carolynn）和吉姆（Jim）與合唱團一起唱歌已經15年了，他們認為合唱團是他們生活中的核心力量。他們將Backlunds引入了合唱團。 兩對夫婦進入租用的教堂大廳（大約相當於排球場），並伸出雙手準備消毒劑。 帶緩衝的金屬椅子延伸六排，每排20個，椅子之間大約有一隻腳，中間有一個過道。席位是人數的兩倍。 女高音歌唱家康斯托克和男高音歐文坐在第三排他們通常的座位上。朝向前方和中央的行圍繞著行。 49歲的伯迪克（Burdick）面對著他的合唱團站著，伴奏者的右手坐在一架三角鋼琴上。 鑑於對冠狀病毒的焦慮，指揮決定決定以一個名為“唱歌”的歌曲作為出發點。 歌手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用熱情的歌聲唱了合唱：“唱歌！隨你怎麼走，唱歌！唱歌！” 合唱團轉到其他數字，包括福音傳奇人物托馬斯•A•多爾西（Thomas A. Dorsey）撰寫的受歡迎的精神作品：“如果我們以前曾經需要主，那麼我們現在肯定也需要他。” 成員們一度分成兩組，每組站在不同的鋼琴旁唱歌。 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伯迪克的妻子洛林（Lorraine）也是一個會唱歌的專業演奏家，她避免了她擁抱朋友的習慣。 相反，她屈膝告別。 *** 三天后，康斯托克感到發冷。一件毛衣沒有幫助。她的體溫是99.3。 她和歐文取消了當晚在Backlunds家裡吃晚飯的計劃。 晚上9點，她收到了露絲•巴倫德（Ruth Backlund）的短信。72歲的露絲和73歲的馬克發燒。 第二天，3月14日，伯迪克醒來發燒。當他的體溫升至103度時，他開始聽到其他合唱團歌手的聲音。 他們感到疲倦和疼痛。有些人發燒，咳嗽和呼吸急促，他們聽說這是COVID-19的明顯症狀。有些人有噁心和腹瀉。 3月15日，現年62歲的康斯托克（Comstock）製作意大利面時發現了些奇怪的東西。她不能品嚐醬汁，一種辣意大利香腸。她很快就會知道，味覺和嗅覺的喪失也是常見的症狀。 當天66歲的歐文（Owen）那天第一次感到不適，他發現自己的體溫低於正常水平，這種症狀持續存在。當天，Backlunds的流感呈陰性。 他們的診所將樣品送出進行冠狀病毒檢測，四天后又回來顯示他們都患有COVID-19。 3月17日，一名合唱團成員向斯卡吉特縣公共衛生部門發出了有關疫情的警報。 在合唱團的成員名單上工作，十幾名衛生人員爭奪了三天時間以控制疫情。他們打電話給每個成員，以確定誰參加了排練。 他們要求每個有症狀的人列出患病前24小時內的親密接觸者。然後他們打電話給那些人，告訴任何感到不適的人自己隔離。 縣衛生官員杜貝爾說：“我們認為那是一次非常不幸的高風險事件。” 馬克•巴克倫德（Mark Backlund）感到自己在滑倒，但不如年輕的跑步者朋友那麼嚴重，後者因肺炎被送往醫院。兩人最終都會康復。 3月18日，伯迪克收到了來自南希•尼基•漢密爾頓（Nancy“ Nicki” Hamilton）的信息，她是現年83歲的女高音，以其政治活動能力和國際旅行故事而聞名。她擔心一個成員。 三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個電話。漢密爾頓與她交談後不久便被送往醫院，現在她已經死亡。 消息迅速在合唱團成員中間傳開，其中許多人病了，獨自在家中感到悲傷。 衛生官員說，所有接受過COVID-19檢測的28名合唱團成員均被感染。其餘17位症狀沒有得到測試的人，要么是因為沒有測試，要么是因為沒有測試，或者像Comstock和Owen一樣，歌手的印像是只有處境艱難的人才有資格。 據衛生部門稱，患病者中最小的是31歲，但平均為67歲。 伯迪克和妻子在他們的錯層住宅中保持了一周的距離。但是洛林還是生病了。 伯迪克斯很高興聽到醫院的另一名女子-80多歲的女低音-似乎正在好轉。 但是這個星期五，指揮又接到了一個電話。她死了 另一名男高音女子被送往醫院。 其他人則覺得這種病正在減弱。排練十五天后，康斯托克將洗髮水噴在她的手中，並經歷了一種奇怪而令人愉悅的感覺。 聞到了 像椰子。 ***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研究人員瑪爾說，合唱團的爆發使她想起了關於傳染病傳播的經典案例研究。 1977年，一次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飛機在遇到發動機故障後返回阿拉斯加的荷馬，在停機坪上停機了四個小時，關閉了通風系統。 在機上的49位乘客中，有35位出現流感症狀，其中5位住院。研究人員最終將這次疫情追溯到一名婦女，該婦女登機後感覺很好，但後來生病。 此案使流行病學家震驚，使人們意識到流感可以在空中傳播。 研究已經表明，冠狀病毒的傳染性幾乎是流感的兩倍，而且致命性更高。 從病毒的原始來源開始，還有很多關於合唱團爆發的知識。 縣官員杜伯（Dubbel）說，她希望有一天進行一項研究，以確定感染的傳播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她的團隊忙於控制其他爆發。 馬爾說，研究人員將對合唱團成員提出很多問題。 歌手是否坐在慣常的座位上，以使他們能夠回憶起當晚的位置並幫助重建房間及其居住者的佈局？ 沒生病的15個人可能坐在一起嗎？ 到週日，斯卡吉特縣有99人呈陽性反應。 合唱團可能再過幾個月才能見面。不過，Backlunds已經重新開始唱歌-在他們的客廳裡同時演奏低音和低音。 這對夫婦，以及Comstock和Owen，想知道他們是否具有抗病毒的抗體，因此，隨著感染的傳播，對他們來說安全的做法是送餐和尋找其他幫助途徑。 康斯托克驚嘆於這一切的隨機性。 她說：“只是普通的隨機人在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突然之間有些人死了。這非常清醒。”
    1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 我們大可不必想像美國劇烈減少化石燃料生產與使用的結果，因為歐洲已經深陷其中，而且歐盟企業與勞工都很痛苦。由於能源價格上漲，現在歐洲許多地區為了維持經濟成長而放棄去碳化計畫。若我們能從它們的錯誤中記取教訓，將是明智之舉。 歐盟對減少碳排量設下野心勃勃（也就是不可能）的目標， 為加快減碳步伐，歐盟成立碳排放交易體系（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但該體系既無效又滋生腐敗。誠如《金融時報》所言：「歐洲對於再生能源判斷錯誤。」 那些堅信工業化國家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從完全依賴化石燃料轉為依賴風力與太陽能的人需要仔細看看，歐洲兩個採取激進綠能政策的國家――德國與英國的失敗。這兩個繁榮且高教育水準的國家，三十年來追求根除化石燃料的目標，已經踏上人類史上第一次能源衰退之路。 這些國家吹噓自己的綠能政策成功，含糊地承認需要進行一些「調整」，隱藏不住經濟的損失與人民的痛苦。歐美一些主流媒體報導，德國激進的再生能源政策是「環保的瘋狂行徑」、「引起嚴重後果的大失策」、「綠能癱瘓」、「錯誤的賭注」、「系統性剷除工業化」與「追求自我毀滅」。 現在德國和英國消費者，要面對比美國平均零售貴兩至三倍的電價，國內工業則紛紛外移到電力廉價的國家。德國能源消費者協會（The German Association of Energy Consumers）估計，目前約有十萬戶負擔不起昂貴電價的家庭，正退回使用燒柴爐灶與照明不足的狀態。綠能運動雖然立意良善，但已威脅人類基本健康與福祉。 綠能政策是場豪賭，如果綠能不造成能源短缺、經濟衰退、人類痛苦或不增加地緣脆弱性，再生能源是可以取代化石燃料。但德國與英國的綠能政策已經證明，風力與太陽能無法勝任化石燃料在現代大規模工業經濟裡所扮演的角色。 激進的德國能源革命 德國實行的綠能目標是全歐洲最激烈的一個——二○三○年再生能源達到40%；二○五○年幾乎完全排除使用化石燃料；但因為嚴重錯估再生能源補貼的成本，且整合大量不穩定再生能源的工程相當複雜。這項政策不僅使再生能源和傳統電力公司都蒙受重大損失，更讓燃煤發電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也連帶上升。 德國的「能源轉型」始於二○○○年的再生能源發電補貼，二○一一年日本福島地震引發核災，德國政府連忙宣布於二○二二年全面關閉所有核電廠，該決定奪走德國25% 可靠且零碳排的電力。 德國能源轉型的成本持續攀升，超乎原先預期。二○一四年德國納稅人在再生能源補貼方面支付超過三百億美元，德國前聯邦環保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預估，到二○二二年能源轉型的成本恐達一兆美元。 電價上升重創德國著名的能源密集產業，《金融時報》二○一四年的報導指出，由於能源成本過高，德國出口淨虧損達六百七十六億美元，能源密集產業接連外移到一些天然氣價格低廉的國家，如美國。 綠能政策竟是劫貧濟富 多數綠色政策增加的成本，特別傷害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家庭，富人通常不會在意能源帳單上多出的一兩位數。按照德國「高尚」的能源轉型規劃，特定產業與再生能源設備齊全的屋主是受保護的對象，一般消費者卻得直接面對高電價與再生能源稅收的衝擊。 德國的綠能計畫通常以大幅折扣甚至免費提供的方式，來補助屋主安裝太陽能板，然後讓屋主以保障價格出售家庭多餘電力給電網。然而德國租屋的人口遠多於美國，租屋民眾的收入也往往低於房東，他們不符獲取這些福利的資格，還得支付綠色稅。倫敦全球暖化政策基金會（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GWPF，譯註：由質疑全球暖化者所創立）的貝尼• 派爾（Benny Peiser）博士向美國參議院證實：「德國普通家庭要支付數千億美元，這是歐洲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劫貧濟富」。強制窮人必須為富人貼補綠能成本，等於是從帶動工業化與現代中產階級崛起的進步中倒退。 雖然，德國絕大多數官員堅稱其能源革命成功，但負責執行能源轉型的內部人士卻透露出「重大失策」的證據。瑞士財務諮詢公司FAA （Financial Advisory）撰寫一份題為《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整合：從德國學到的教訓》（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Lessons Learned From Germany）報告發人省思： 「過去十年間，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立意良善的決策者制訂再生能源政策並慷慨提供補貼，但現在已漸漸顯示政策難以為繼，且對所有相關產業的利益造成嚴重、始料未及的後果。」 德國能源轉型比「逆向羅賓漢經濟效應」（reverse Robin Hood economic effects，譯註：劫貧濟富，或稱「羅賓漢悖論」（Robin Hood Paradox）還嚴重，更增加煤炭與木材的使用量，使原本預計消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這些愚昧的行徑究竟如何發生？ 德國能源革命的規劃者忽略了一些關於電力工程的基本事實：現代電力系統透過傳統發電廠、變電整流系統與電力輸送網絡的整合運作，實現非凡的精準度、效率及可靠性，如同前蘇格蘭電網的控制工程師所言：「關於電力有兩個基本事實：電力無法大量儲存，也不能溢出電網，所以必須根據需求立即產生電力，任何偏差都會影響維持發電輸出的系統頻率。」 現代電力系統係圍繞著煤炭、天然氣與核電等「可調度／可控式」（dispatchable ／ controllable）發電來源建立，能夠準確提供當前所需電量，並滿足電網不斷變化的需求。但德國不管價格或可靠性，一心將再生能源電力列為優先考量。讓天氣而非經濟來決定往後的能源供應來源，扭曲了能源市場；每當天氣條件允許風力或太陽能發電、綠色電力進入電網時，傳統發電廠就陷入「停擺」狀態，擱置過去電網調度標準，如電價、安全性與 供應。 穩定電力靠傳統能源 傳統電網的穩定性必須即時平衡需求與電力調度，並於整個輸送系統中維持穩定的電壓。要將不可控的再生能源電力放入電網，需要與傳統電網完全不同的工程系統，但德國的政策卻決定把「前所未有、龐大、間歇性且不可控的發電來源，注入亟需安定的電網系統中」。換句話說，由於無法控制綠能的供應狀況，風力與太陽能的間歇性與變動性擾亂了現代電力工程與經濟的基礎。煤炭、天然氣與核燃料的傳統發電廠提供持續、穩定的電力供應，可以按需求調節電量上升或下降，化石燃料與工程控制滿足人類需求的能源系統；但當風力和陽光照射作為能源時，人類需求必須隨著再生能源的任何變化而調整。 風和雲的變化不定，但電網必須保持平衡以穩定需求與電流供應。一旦這個平衡開始動搖，電網營運商若能提早預防、快速且正確行動，就能調整電網使其恢復平衡，否則很可能導致電網崩潰。二○○三年德國電網營運商必須採取特殊措施以調整電網不穩的情況只有兩件；到二○一三年德國政府積極實施再生能源發電後，需要採取干預措施以避免電網不穩的情況增加到一千二百一十三件。如（圖表9.1）所示。 歐洲漸漸發現幾乎不可能預估風力與太陽能的發電量。隨著德國與英國試圖增加電網內的再生能源電力，可能需要兩倍的備用電力容量以因應天氣變化。 如工程師所說，備用或過剩電力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的致命缺陷。想像一下，你的汽車有兩個油箱，一個裝滿汽油供主引擎燃燒，另一個油箱的汽油提供輔助引擎，但輔助引擎並不提供車子的動力，只為預防主引擎失常。因為你必須偶而使用輔助引擎，而浪費了輔助油箱的汽油。本來一輛車每加侖可以跑二十英里，現在只能跑十英里，效率更差。 再生能源所需的備用電力，必須來自可控與可靠的傳統發電能源，如煤炭和天然氣。想像一下，依賴一個需要花費兩倍能量的電力系統，如何能贏得二次世界大戰或壓制俄羅斯囂張的氣 燄呢？ 負電價誤導視聽 慷慨的補貼以及將再生能源列為優先，使燃煤電廠與燃氣電廠無法盈利。別忘記德國從俄羅斯進口大部分的天然氣，其價格是美國的兩至三倍，但德國許多燃煤電廠和燃氣電廠仍因無法與綠能補貼競爭而被迫關閉。為避免停電，德國現在必須補助燃煤電廠，讓它們重新回到電力生產線。綠能計畫要消除的煤炭是維持照明的必要燃料。雖然德國家庭與工業花費數百億美元支持能源轉型，二氧化碳排放量卻只增不減。 德國綠能方案獎勵大規模綠能配置，卻未顧及電力的可靠性、效率與經濟的實惠。其中一項奇怪的缺陷是「負電價」（negative pricing）或稱「負瓦特」（negawatts），即賣方付錢請買方購買電力，卻荒謬地請人購買風力或太陽能發電廠在不需要（例如半夜）或電網無法處理時所產生的電力。風力發電業者付錢請電網公司購買並不需要的自家電力。原本只有當風力或太陽能實際發電時的可觀稅收才有獲利；但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以負瓦特出售電力時――或更精確地說，付錢請買家購買不需要或不想要的電力仍可獲利。所以，自由市場的效率也不過爾爾。 德國大力宣傳再生能源發電量創下紀錄，大部分是受到負電價的刺激。二○一四年五月十一日德國官方報告指出，再生能源電力達全國一日電力需求的75%。聽起來是很驚人的進步，但其他數據更引人深思。由於德國電網無法全部消化，75% 再生能源電力大部分成為德國付錢請其他國家收購的負瓦特。弔詭的是，即使德國的電力成本相當高，這種情形仍頻繁發生。 無論是規劃者對能源的無知、一廂情願或意識形態狂熱所導致，德國的大規模綠色計畫已造成反效果且經濟上難以為繼，但德國並未修改綠能目標和重新設計系統，反而是發放越來越多補助來掩飾問題。 https://goo.gl/s3Tf6K
    1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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