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美軍在台的可口可樂時光 1951年韓戰爆發，美國的態度改變，重新認定台灣的軍事地位，因而派遣軍事援助顧問團(MAAG，少將編階)來台，最初暫時在總統府辦公，1954年遷往信義路三段的海軍輔助通信營區，與1955年進駐圓山的協防台灣司令部(USTDC，中將編階)、公館的327航空聯隊(准將編階)並肩運作，美軍的駐台人數曾經多達一萬九千人。 由於台北地區沒有美式商場，住在陽明山和天母的眷屬都是開車到圓山的海軍超市(PX)採購生活用品，那裡賣的商品多是台灣沒見過的，包括可口可樂(Coca Cola)和各式罐頭食品。此時商人看準市場需求，為老美提供本地生產的貨源，省去空運的成本。當年祇要和美軍扯上關係的，如同經過品質認證。 1957年，可口可樂公司投資成立「中美汽水廠」供應駐台美軍飲用，但不得轉售。1964年陳啟清的台茂公司取得半數股份，與辜振甫等人成立「台灣汽水廠」，預備販售可口可樂，但遭到國內汽水廠商的抗議，直到1968年纔獲得經濟部核准產銷上市。 同一年，王雲程創立「福樂奶品」(Foremost)，它的始祖是琉球宇流麻市(Uruma)供應美軍的牛奶公司，中美合資後在台灣設廠，各持50%的股權，是台灣第一種合乎國際標準的乳品。它的前兩任總經理都是老美，1962年纔開始在麵包店銷售。 「福樂」另一種著名商品是冰淇淋，曾經舉辦「冬天吃冰淇淋」的徵文活動，大打廣告。後來美股退出，荷蘭「菲仕蘭」加入，首推紙盒包裝和充氮保存技術，也一度經營複合式餐廳，賣美式簡餐和美國食品，室內裝潢一律是彩色玻璃吊燈和吊扇，天母和士林都有店。 1963年，中山北路三段的農安街的對面出現一家「百樂奶品」(Bresler)，賣牛奶和冰淇淋，供應附近的USTDC和外國駐華的機構，它的雪人聖代和冰淇淋蛋糕很出名。該公司的董事長是赫赫有名的空戰英雄柳哲生，抗日戰爭時共計擊落11又1/3架敵機，無人出其右，退伍時官階少將。 農安街口有一家「福利麵包」(Florida Bakery)，最早在上海法租界創業，1949年，尹寶泉帶了法國主廚和北平糕點師傅來台灣開店，馬上成為美軍的特約商，它的法式奶油大蒜麵是熱賣的招牌商品，歷久不衰。 1962年退伍的政戰少校劉哲基賣饅頭為生，後來在一名加拿大傳教士的建議下，開始學做麵包，從軍用口糧中得到靈感，發明了可存放較久的「蘋果麵包」，最初未通過衛生標準，在牧師和美國軍醫的協助下改進，終被美軍接受，且在中小學的福利社販賣，他的成功創業曾經蒙蔣經國召見嘉許。 1960年，原生產「老人牌」維他命麥片的大進食品公司推出「聖誕老人牌」天然果汁，號稱是美軍唯一訂購的果汁飲料，當時來自加州的「香吉士」還沒有登陸。1965年，菲律賓裔華僑李鴻略向美國公司取得「蘋果西打」的商標、配方與原料，創立了大西洋飲料公司，後來榮登台灣銷量最好的果汁汽水。 台美的軍事合作影響了台灣簡樸的社會，可樂、漢堡、牛排、炸雞、啤酒等美式飲食令人生羨。為了滿足他們休閒娛樂的需求，聯勤總部忙着在北中南設立軍士官俱樂部，吃角子老虎(拉霸機)首次出現，投幣的點唱機不斷播放「貓王」和「披頭四」的搖滾樂曲，這些場合僅招待美軍，引起一般民眾的好奇。 在民族東路尚未完全打通時，USTDC東營區門外開了蒙古烤肉店，動物園對面是成排的藝品店，基隆河中山橋旁停泊一艘龍舟造型的「水上飯店」，吸引美軍前往用餐，不過兩年後(1963)在「葛樂禮」颱風過境時沉沒水中。那場風災也造成圓山大淹水，附近的民眾冒風雨搶着撿拾PX拋棄的罐頭。 1950年，台北的第一家「小統一」牛排館在寶慶路開幕(美軍離台後搬到空軍總醫院對面的僑福大廈)，1970年，位於仁愛路四段圓環的「沾美」西餐廳創始多元的歐式Buffet，成為觀光飯店仿效的美食模式，是當年的高級享受。打保齡球的風氣隨之而來，「圓山」球館(1961)和「榮星」球館(1964)相繼開業，砸瓶子一時風行起來。 台北初期僅有一家在永綏路中山堂對面的「幸福酒吧」，祇是老美下班後單純喝酒的場所。1955年美國參與越戰，派遣大量官兵深入越南，為了紓解戰場上官兵的緊張壓力，在1965年頒訂「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R & R)，超過20萬的美軍來到台灣渡假，為台灣帶來空前豐沛的觀光收入。 華燈初上，中山北路三段一帶變成美軍的紅燈區。蔡潔生透過政商關係取得土地蓋了「林口飯店」，附設俱樂部和台北第一家計程車招呼站，光是看門前的紅磨坊風車，即知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1967年原地重建為「樂馬飯店」，生意更好，客房長期住滿。1979年美軍撤離台灣，圓山終於恢復平靜。 初中時看到陽明山下黑人士官的小孩喝可口可樂，一臉陶醉；高中時和同學到天母，給教英語會話的美軍眷屬送聖誕禮物，她招待我們喝冰涼的可口可樂，回來後炫耀此事。多年後到美國進修，為了解可口可樂的歷史，參觀過肯塔基州和喬治亞州兩地的博物館。1886年可口可樂誕生於亞特蘭大，每瓶銅板價5分，當年侵入台灣時民生匱乏，令不少人編織美國夢，他日遠走高飛。

西方媒體為啥不敢惹新加坡 如果你英文夠好，即使翻遍西方主 流媒體，恐怕也找不出幾篇批評新加坡的文章。 問題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沒有缺陷了？西方媒體那麼擅長質疑政府，怎麼會放過這樣 一個總理一當30多年，過了幾年換兒子繼續當， 執政黨50多年未變的東方國家 其實，西方媒體對於新加坡的批評，非不想也，乃不敢也。 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李光耀從他執政起，就開始了和媒體孜孜不倦的鬥爭。而劍橋大學畢業，在英國拿到律師執照的他，從來不靠嘴巴鬥爭，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讓媒體付出慘痛代價。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來，那些和他交過手的媒體，只能用「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形容。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馴服西方媒體馴服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顯示出了李光耀的過人之處。 作為一個英文是官方語言之一的國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資的國家，曾經一貧如洗被 馬來西亞趕出了家門後不知怎麼 辦的國家，西方媒體以為，新加坡又是他們遇見過的那種後殖民 地。於是，批評報導紛至沓來，針對李光耀這個長期執政者的批評也不少。 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決定，對涉及新加坡內政的外國報刊，執行限制銷量或發行量的法令。 這裡面有著一個劍橋一等畢業生的精明：首先，這些報紙沒有被封禁，而是減少了銷量，至於減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說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報導也沒關係，只要你願意原文照登我的答覆信，只是，你敢登嗎？再次，銷量給你砍下來是沒錯，但是我沒說讀者不能複印你們 的文章啊，所以你們的閱讀量有可能還是很高的嘛。 第一個撞槍口的是著名的《時代》週刊。在報導了一名反對黨議員的新聞後，李光耀的新聞秘書去信更正報導中不符事實之處，當然啦，人家沒登。然後 《時代》的銷量被從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個月後， 答覆信原文照登。《時代》雜誌從此獲得了「聽話技能」。此後，很多西方媒體都「掌握」了這項技能，比如《經濟學人》、《紐約 時報》等等，有好幾家還付出了數十萬美金的學費。 不到黃河不死心的是《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總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銷量從5000減到了400，然後一向愛表示對他國遺憾的美國國務院就表示了遺憾。 有政府撐腰，《華爾街日報》本該舒服點，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對美國國務院也表示了他的遺憾，於是對方沒再插嘴。隨後，《華爾街日報》表示，願意「犧牲賣報收入」，拯救那些想讀本報而不可得的讀者，免費為其派送。 道德感爆棚有沒有？李光耀也來了個道德感爆棚的回覆：可以，但報紙上不能有廣 告，以證明動機純良。《華爾街日報》灰溜溜地表示不接受，辯駁說這樣會造成額外的開支和時間安排的問 題。李光耀立刻回應：新加坡政府來出你們額外開支的一半。該報拒絕後，再未回應。 最為精彩的則是李光耀大戰《泰晤士報》。那是1990年，該報一位記者發文指責李光耀本人，說他治國不當，「瘋狂地決意阻止任何人在 他的王國裡違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 那自然要親自應戰，於是寫信給這位叫萊文的記者， 邀請他在倫敦來場「現場直播的電視辯論。」 對方第一波認慫的理由是，沒有電視台會感興趣。李光耀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呢？他早就聯繫了BBC的主席，答應騰出半小時給這場辯論。 對方第二波認慫的理由是，你在報紙上被罵的就應該通過《泰晤士報》作出回應，不能換媒介啊。於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當面對質真遺憾啊。《泰晤士報》沒登，於是李光耀買了《獨立報》半個版 的廣告位，把這封信登了出來，並在BBC接受採訪說，「在我的國家，提出指責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所抨擊的對象，就什麼都不必說了。」 那個記者就真的再也沒寫過任何關於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了！ ================== 李光耀的智慧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國之後，從來沒有反對派對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有過任何威脅，在議會的80多個席位裡，反對派好的年頭也只能拿到2、3個席位。總理嘛，李光耀當了31年，交給了手下親信繼續當，過了幾年兒子李顯龍接任……把政治對手都收拾得服服帖帖，遑論散兵游勇的媒體。 李光耀旗幟鮮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聞自由」那些東西。「西方制度容許富裕的報業鉅子決定選民每天該閱讀些什麼，我卻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沒打算掩飾。 李光耀的一句話講得頗為語重心長：「 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西方歷史上曾經形成報刊的四種理論：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蘇聯的共產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之大，到今天依然對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 站在東方一個小國的李光耀，歷經半世國家飄零、發展艱辛， 早就形成了強大的內心，對於這些理論在新加坡的適應程度不以為然。與那些只會對罵的國家不同的是，接受過西方專業法律訓練的他，能把這些問題轉化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也能在道德上，通過鑽研對方的缺點，有的放矢。 李光耀說，報刊的擁有者和記者們，不具有想登什麼就登什麼的權限，因為他們與新加坡的部長們不同， 不是民選的。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具有對政治指手畫腳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