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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通*終究沒能體諒胡師的苦心意旨,把台大國發所弄成了一間*販賣文憑的機構*。
陳明通博士論文題目,顯見其專長僅止於台灣地方選舉及政治菁英的社會流動問題,曾幾何時,他竟然能夠指導專長以外的論文?
他指導的桃園市長鄭文燦,碩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基層選舉演變之分析-尋找民主發展的動力》,別說是陳明通不曾涉獵中國大陸的基層選舉,鄭文燦何時曾經去過中國大陸進行資料蒐集和實地考察?冷戰時期,兩岸對峙,大陸研究無法實地進行,如今,兩岸開放交流,研究大陸基層選舉,無須親履當地?但憑遠距的研究,竟然也能混到一紙碩士文憑,國發所的碩士文憑何其廉價也。
再看陳明通另一位高徒屏東縣長潘孟安,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屏東縣不同都市化地區之長期照顧需求與發展研究》。這題目社會學的意涵多於政治學,不知政治學博士陳明通如何跨界指導?可曾開立與長照有關的書單給潘孟安?進一步看,潘孟安的論文題目似乎應該用得上統計分析,不知道潘縣長的統計學成績如何?還記得否?或者,潘縣長一如大陸洗學歷的縣長鄉長,有人代讀,還有人代寫?台大國發所為了一己聲譽,何妨好好查查。
陳明通另一位知名高徒---高嘉瑜,她的碩士論文題目為《臺灣的憲政改造與兩岸關係--以2005年第七次修憲為例》。此一論文題目,倒是符合陳明通的專業,不過,像我們這種也曾混跡過學術圈一段時間的人,看到這樣磅薄的碩士論文題目,不禁要問:這樣的題目,哪裏是碩士能處理的?這樣的題目,不是該寫成一 本專書了嗎?其實啊!高嘉瑜該寫的題目不是甚麼「憲改與兩岸關係」,她更適合寫的論文題目是----「憲改與兩性關係」!
博碩士學位應該像醫生證照一樣,每隔三五年,就得Renew一次,免得滿街的假碩士假ˊ博士,招搖撞騙,騙得我們老百姓,失身失財還失了自信心?不過,看到林智堅和陳明通師徒的演出,咱老百姓也別灰心喪志,這年頭,顏色對了,錢對了,碩士博士任你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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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回報1 則回應5 年前
  • 蔡英文博士資格世紀詐騙案? 揭發人 台大教授賀德芬 查證人 美國教授林環牆 1. 林環牆何許人也? 林環牆是台灣中興大學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經濟學博士,目前執教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專攻經濟成長、國際貿易、計算經濟學等領域。 林環牆在報告中說,他與蔡總統當學者時的研究興趣有一些重疊,但不同的是,他的博士論文《Commercial Policy Intervention in Intra-Industry Trade: A Dual Approach to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即使在LSE圖書館的蒐索系統也可輕易找到,並可隨時在網路上訂購取得。 倫敦政經學院(LSE)法學院(Mulloom2@Wikipedia / GFDL) 倫敦政經學院(LSE)法學院(Mulloom2@Wikipedia / GFDL) 2. 林環牆的調查是如何進行? 林環牆表示,他聯絡的英國校方包括圖書館、學位證書產製室、資料法遵主管,以及已退休教授;學校之外人士則包括大英圖書館的資料法遵主管。林環牆也專程訪問LSE圖書館,查閱蔡總統今年6月才送繳該館的博士論文《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不公平貿易與安全防衛機制)。 林環牆並強調,他的調查是獨立進行,不受台灣任何政黨影響或指使,也不是任何媒體的委託代理,更遑論與所謂中國紅色集團有任何牽連。他堅信學術誠實與政治誠信,是現代文明社會普遍堅持的價值與信念。期許這次調查是「照進裂縫裡面的陽光」,讓陰暗不再能永遠地遮住真相。 3. 調查認為蔡總統的學位論文有何問題? 林環牆認為這本「傳說中的」學位論文,無論紙本、數位電子檔,或圖書收藏資料,35年來(1984年迄今)都不存在。經他引用英國《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Information Act)要求,LSE資訊與紀錄處(Information and Records)以電子郵件告知,蔡總統直到今年6月28日才將這份「傳說中的論文」提繳給LSE圖書館;約兩個星期的7月13日,這本論文也才進入LSE圖書館的數位檢索系統。 今年8月5日,林環牆飛抵倫敦,檢視與閱讀蔡總統送到LSE圖書館的論文,發現它應是由另一本論文影印下每一頁,經電子傳真送到LSE,然後在當地新裝訂成冊,每一頁的邊緣或角落有非常明顯的黑色陰影。此外,論文封面與背面是黑色硬紙板,與當年藍色硬紙板論文的顏色不同。 林環牆還發現,論文致謝(Acknowledge)那一頁很可能是重新打字。因為論文每一頁的邊緣或角落有非常明顯的黑色陰影,但只有最前面兩頁完全看不到黑影;第一頁是論文的題目(Title),第二頁就是致謝。 他並舉出幾點博士學位論文不應存在的疏漏:論文有不少英文打印錯誤,雖然書寫更正,但沒有重新打字;論文的附註都以星號(*)加上阿拉伯數字表示,而且附註打字時都未上提,是很簡陋、不專業的處理方式;論文有些章節段落名稱與目錄並不一致,最離譜的是,第一章竟連續遺漏6頁,第5至10頁都不見蹤影。 因此林環牆研判,這本論文應該只是「口試用初稿」,不是為完成博士學位而送交校方圖書館典藏的最後定稿論文。蔡總統當年的學生身分頂多是「已完成論文,但未通過論文辯護口試」的博士侯選人。 倫敦政經學院(LSE)收藏蔡總統2019年新裝訂博士論文(林環牆調查報告) 倫敦政經學院(LSE)收藏蔡總統2019年新裝訂博士論文(林環牆調查報告) 4. 蔡總統博士論文的圖書館收藏紀錄 林環牆指出,蔡總統論文不僅紙本「遺失」,連倫敦大學所有圖書館的電子檢索系統都查不到。至於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的電子論文檢索系統EthOS可以查到,林環牆聲稱他調查發現,這是LSE內部有人於2015年6月間向大英圖書館提報這筆論文收藏資料,當時中國國民黨陣營開始要查蔡總統的博士論文;換言之,LSE內部有人在違法掩護蔡總統。 另一方面,LSE博士侯選人在通過論文口試之後,必須提繳最後定稿的論文至倫敦大學的Senate House Library。林環牆指出,LSE在1983年至1984年有107位畢業生,其中1位Pauline Francis Creasey的博士學位後來被註銷,其他106位畢業生在Senate House Library的圖書搜索系統都有完整論文收藏紀錄,只有1位例外──蔡總統。 20190829-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29日召開記者會針對總統蔡英文博士學位進行說明,並拿出總統蔡英文倫敦政經學院學位證書。(顏麟宇攝) 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29日召開記者會針對總統蔡英文博士學位進行說明,並拿出總統蔡英文倫敦政經學院學位證書。(顏麟宇攝) 5. 蔡總統的1984年博士學位證書 蔡總統在今年7月9日拿出一份蓋有鋼印的博士學位證書, 公開展示給台灣Dcard公司員工, 並於次日登載於她的個人臉書。但林環牆指出,那份博士學位證書上的簽名不是1984年LSE的副校長奎克(Randolph Quirk),而是2012年至2018年間擔任副校長的史密斯(Adrian Smith)。 替蔡總統辯護的人士指出,這份博士證書是2015年LSE補發,所以是由當時的副校長簽名。林環牆則質疑,蔡總統對「補發」一說不置可否,而且她在2012與2016兩年參選總統時才分別繳驗過學歷證件,怎麼又需要補發? 林環牆也詢問倫敦大學的學位證書產製(Diploma Office)室,得到「補發的證書當然還是與原始證書完全相同,例如相同的文書,相同的簽名等。」的說明。因此林環牆指控,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證書是膺品。 6. LSE校方怎麼說? 總統府與蔡總統本人都強調,根據LSE規定,頒授學位必須以成功提交論文為前提。也就是說拿到學位,就有繳交論文。她在LSE完成的「博士論文」與「博士學位證書」都有紙本也有鋼印,獲得校方公開證明為真。 林環牆則指控,LSE與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內部,特別是負責公共關係的部門,有人企圖掩飾真相、掩護蔡總統。他擔心蔡總統的論文與學位問題最後會演變成一樁牽涉到英國與台灣的國際醜聞。 此外,LSE才於2011年爆發重創學校聲譽的格達費(Saif al-Islam Gaddafi)論文醜聞,林環牆不認為由倫敦大學或LSE方單方面提供非正式文件或聲明是有足夠的公信力。 倫敦大學的Senate House Library(stevecadman@Wikipedia / CC BY-SA 2.0) 倫敦大學的Senate House Library(stevecadman@Wikipedia / CC BY-SA 2.0) 7. 蔡總統應如何解決爭議? 蔡總統應該如何證明自己的論文與學位貨真價實、一勞永逸化解爭議?林環牆建議蔡總統可提出3種文件: 一、國立政治大學當年聘任蔡總統為副教授所繳驗的LSE博士學位原始證書影本。如果政大恰巧也遺失了,請由東吳大學、中央選舉委員會,或教育部補提供。 二、蔡總統2015年向倫敦大學的學位證書產製室申請補發、並經官方認證的補發申請書,以及該學位證書產製室受理補發博士證書事宜而發送給蔡總統的補發通知書。 三、蔡總統當年博士論文的口試通過原始憑證(校方告知口試通過的通知信函),或者倫敦大學Senate House Library當年收受蔡總統繳交最後定稿論文的正式紀錄原始憑證。 林環牆說,如果蔡總統是貨真價實的LSE法學博士,提供上述三種正式文件以昭公信,應該並不困難。
    2 人回報3 則回應7 年前
  • 轉分享,聽說是空官校蔡海明博士所寫的感言,相信是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這就是我眼中的韓國瑜! 他不像李登輝那般: 偏狹殘忍、老奸巨滑, 善惡不分、黑金治國。 他不像陳水扁那般: 自私自利、德行至差, 濫用聰明、撈金治國。 他不像馬英九那般: 施政無方、軟弱怯懦, 空有理想、無能治國。 他不像蔡英文那般: 推諉塞責、滿嘴空話, 高高在上、仇恨治國。 他不像宋楚瑜那般: 賣友求榮、投機倒耙, 四處討奶、不擇手段。 他不像王金平那般: 黑白通吃、來者不拒, 毫無原則、廣結孽縁。 以上就是台灣這三十年來,曾經或現在正掌握實權、決定你我生死的政治人物。 老實說,通通不及格!不是人格有缺陷,就是個性有瑕疵,再不就是能力有問題⋯⋯。總之,沒有一個堪大任。難怪台灣每況愈下,國勢漸衰,國力日弱! 而當他為育幼院女孩留下真摯的眼淚,並給予大大的擁抱(不像某些人,他可沒在演戲),當他豁出老命為農漁民的生計尋找出路,我發現這就是有情有義,能夠同理、同情弱勢族群、升斗小民的韓國瑜!他對高雄人的付出(其實不只高雄市民),大家都看在眼裏:有膽有識、有能無私、誠懇實在、努力肯拼,有擔當、有魄力,抓住重點、劍及履及。 他的口才便給、溝通力強,有本事化繁為簡,將自己的觀點清楚論述完整表達,讓普羅大眾可以了解並接受(九二共識是一例)。他的態度親和與人為善(接地氣),所以能夠化敵為友(王世堅即為一例)。而在遭逢惡意攻訐時,他不但不會怯懦退卻,反而能夠據理力爭,言語詼諧勇敢面對(舌戰王段賴蘇蔡等人皆是顯例)。我認為他是當前化解社會對立、終結藍綠惡鬥(在我看來其實只有綠惡鬥藍),帶領台灣走出三十年之惡政劣政亂政敗政(始自岩里)的不二人選。 因為:多拼經濟、少拼政治。 也因為:所有鬼混的政治人物,都要下台。 我深信韓國瑜會求同存異、化解敵意,與中共和平共處(蘇起是他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並有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共創雙贏。他的EQ夠好、IQ夠高,足能保持台灣在中美兩強之間的平衡,(不再恐懼共軍渡海攻擊,不再一味抱美國大腿,不再當凱子用F-35的價格買F-16)。我期待韓國瑜讓台灣擺脫政治紛擾,減少甚至告別金權勾結,我也期待他讓中華民國脫胎換骨,讓庶民的經濟條件再次起飛、高層的政治環境再度清明。總之,我相信他能夠讓人民除了富足,還能守法知禮,享有真正的尊嚴。 當我看到誠懇貼心落落大方的韓冰,我也看到韓國瑜夫婦給予兒女的良好家庭教育。這不禁讓我相信他將會給年輕人帶來希望。 重中之重的是:韓國瑜真的把人民的痛苦當一回事,他真的是一心為了人民在拼命。不像其他檯面上絕大多數藍綠白灰黑的政客(洪秀柱除外,她非政客,可惜沒票,馬英九也非政客,可惜無能),嘴巴說的漂亮,其實圖的都是個人、家族或是背後團體的私利。 基於以上種種的理由,為了自身與兩岸中華兒女的未來福祉,以及所有炎黃子孫的永久和平,我要大聲說: 「我支持並鄭重呼籲韓國瑜參選中華民國2020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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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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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傳 [走進歷史的真相] 今年5月,哈佛大學找彰化縣加入「卡介苗對武漢肺炎防護效果」研究計畫;6月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也宣布,要與彰化縣合作萬人新冠肺炎血清抗體檢測,想了解台灣社區感染程度。 許多人在問:為何不是台北、新北,而是六都之外的彰化? 也許只能是彰化。 台灣新冠肺炎第一個本土案例、第一個死亡案例都在彰化;這裡還有連續16年舉辦全縣萬人健檢的經驗,以及全台任職最久的衛生局長葉彥伯。 年省5,000萬元未來醫療支出 葉彥伯從偏鄉衛生所醫師做起,2004年起接掌彰化縣衛生局,經歷藍、綠4任縣長。這16年宛如一部台灣公衛發展史——三聚氰胺毒奶粉、塑化劑、頂新混油案與六輕空污案等,都發生在彰化。 葉彥伯也是全台唯一有公衛博士學位的衛生局長,平日還在台大開設「結核病流行病學」——這種台灣高盛行的傳染病,是他的博士論文主題;而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陳秀熙,正是葉彥伯的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這對師徒,加上出身彰化永靖的六輕污染權威、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成為撐起彰化人健康的鐵三角——16年健檢,找出超過1萬個癌病變民眾,省下約5,000萬元未來醫療支出,也提升地方公務員的能力,有十多位衛生局同仁正在台大念公共衛生碩士。 彰化縣與台大公衛長期推動萬人健檢,吸引外國公衛學者前來取經。(圖片來源:王惠美臉書) 其實1999年後,台灣各縣市陸續開辦社區健檢,但有的做做停停、有的參與率低。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認為,持續系統化、科學化推動健檢的,當屬彰化。 彰化與台大公衛的合作經驗,每年還會登上4、5場國際研討會,去年還有14國公衛學者來健檢現場取經。 這3個人,如何把一個127萬人規模的社區健檢,做到世界知名? 首長、地方參與,如媽祖遶境 6月13日清早,「未來城市@天下」記者跟著詹長權搭上最早一班高鐵,來到今年彰化健檢第一站、「口罩套之鄉」社頭。 社頭國小前一天就用紅帳篷搭起報到處,彰化縣長王惠美、葉彥伯與陳秀熙早等在現場,8點不到,已有262位民眾報到。為拉開社交距離,檢查動線從有冷氣的大禮堂,拉到後排教室走廊;上百位穿桃紅上衣的衛生局所人員與黃色上衣志工,在各檢查站穿梭,確保流程順暢。 2005年開辦的萬人健檢有如彰化版「媽祖遶境」,首長、民代一定出席,民防、義消主動維持交通,社區民眾除了當志工,還有人扛來一桶桶豆漿、仙草冰,餵飽剛空腹做完健檢的民眾。 今年健檢原要取消,後來決定從4月延到6月、從30多場減少到27場。王惠美說,民眾因疫情不出門,全國癌症篩檢人數遽降15%到36%,彰化也少了10%到27%,才決定用鄉親熟悉的「傳統」作為解封儀式,也讓社區醫療回歸常軌。 16年,不只把健康檢查變成健康信仰,也推升了彰化衛生服務的細緻度: 插入健保卡,健檢項目就會印成一張表,民眾按表索驥,便能像大地遊戲般跑關做檢查;表上還有條碼,視力、體重量測結果,「嗶」一下就上傳資料庫,全自動化。 民眾依序坐在紅板凳上等抽血,前排一空,志工立刻吆喝大家往前移;早期用布簾圍成的子宮抹片檢查臨時診間,現在也改用一天租借費1萬元的輕隔板,「這樣才沒有隱私問題,」葉彥伯說。 第一年開辦健檢前,彰化傳出鴨蛋含有戴奧辛,決定放寬健檢年齡。結果民眾擠成一團,縣長被團團圍住;一場400人的檢查,從早上6點半驗到下午1點才結束;中途還因為跳電,X光機燈管燒壞,10幾萬元瞬間報銷。 現在參與人數不變、檢驗項目更多,卻只需一半的時間。早上9點最後一位民眾完成報到,5分鐘後報表就送到葉彥伯手上;10點最後一位民眾健檢完畢,接著開檢討會,隔天要接力舉辦的線西鄉工作人員,站在一旁聆聽。 「衛生局團隊向心力很高,葉彥伯專業受各方肯定,換了別人不一定做得起來!」詹長權觀察。 彰化縣衛生局團隊怎麼做? 第一步,列項目。 「地方健檢最困難的,是整合中央政策與地方需求,」陳秀熙說,健檢項目是中央癌症篩檢,加上地方成人保健。但過去健保署是「想到一種病就做一種篩檢」,台大公衛居中整合後,把彰化健檢變成「量販店」——每一場健檢有20多個項目,可篩檢癌症、能測三高等慢性病;還能隨科技進步或重大事件,隨時加測項目,例如這次的新冠病毒血清抗體檢測。 「健檢平台搭得扎實,加測什麼都方便,」陳秀熙說,為理清流程,2005年起陸續針對肝癌、大腸直腸癌、乳癌、口腔癌等重大疾病,設計檢驗流程,十多年來開了120次會。直到現在,他仍每週帶博士生到彰化,與衛生局人員分組討論。 他舉例,前幾年,民間流行檢測骨質密度,但多數檢測方式並不準確;偏偏民眾不愛做子宮頸抹片,常上演「護士追著民眾跑」的畫面。陳秀熙便建議將骨質密度鑑定,安排在抹片檢查之後,作為誘因,之後再換成專業的骨密檢定車。 「衛生專業知識不斷進展,不跟學術界保持聯繫,專業能力會退化,」葉彥伯認為,健檢不能「有做就好」,這正是必須與台大公衛合作的原因。 第二步,抓資料。 健檢前一個月,衛生局會從中央資料庫下載彰化縣民的健康資料,找出符合篩檢資格的民眾。然而,各疾病分屬不同資料庫,光癌症就有4個,而且格式不一,衛生局同仁必須一筆筆下載,重新整併後,再串接縣民通訊錄——直到這一步,誰多年沒做健檢、誰又是某疾病高危險群,才水落石出。 名單彙整後,交給鄉鎮衛生所接棒。他們會寄出1萬多張名信片,甚至還試寄過白色明信片、有色明信片和彩色DM,結果傳統白明信片反應最好,因為「一看就知道是衛生局寄的!」儘管如此,仍只有3到4%民眾願意來;所以還要一個個打電話邀請,檢驗前一天再提醒,記得空腹、不要穿有亮片的衣服好做X光⋯⋯直到這幾年改用語音電話,才減輕第一線的負擔。 「做健康檢查最難的,就是讓民眾願意來,」葉彥伯笑說,第一年請民眾早上6點半來做健檢,民眾卻以為是詐騙電話,大罵:「哪有人透早做這種?聽你在給我騙!」 「永遠要優先關注不知道、不來的人。他們不是不願意來,只要好好解釋,他會聽,」葉彥伯說,局裡做過實驗,今年不來的,明年再問一次,大概10%會來。「對方了解、接受,都需要時間,」他強調,「溝通的過程就是衛教。」 溝通過程很慢,但他寧可慢,也不用縣府預算買贈品鼓勵民眾,「必須教育民眾,政府已經為健檢花了很多錢!」 由於第一線人員的不厭其煩,健檢從第一年的27場,做到現在一年100多場;參與率也從一成,成長到3、4成;今年加測新冠肺炎血清抗體,第一場31位也是全到。 這幾年,彰化人已漸漸把健檢當福利,甚至有2、3成民眾,時間一到,就主動打電話到衛生所預約健檢。也因為年年健檢,衛生局擁有8成民眾的電話號碼,成為防疫成功的關鍵。 第三步,整系統。 參與縣市健檢多年,陳秀熙認為最大的挑戰在於連結醫療系統。「很多免費健檢都『斷頭』,」醫療系統若沒有立即接手病患,就白白流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意義。 彰化的做法,是把醫療系統拉進健檢。 比如,衛生所不是寄給健檢結果給民眾,護士會先檢查健檢報告結果,將需要看診的部分寫好轉診單,註記掛號科別,2週後再請民眾來一對一講解;講解時,除了衛生所醫師,診所醫師也會出席,協助轉診。 「醫師看到病人有病變,然後去治療,才會認為篩檢真的有價值,」葉彥伯他的策略是,每增加一項社區衛生服務,就拉進一個盟友:替毒癮患者驗C型肝炎,就與獄政系統合作;做偏鄉老人流感接種,則與村里長與診所合作。漸漸把健檢從一個點,撒成一面網。 這幾年,還把幾所中部大學體育學系拉進健檢系統,趁發健檢報告時,請大學生幫民眾測驗體適能。 「什麼叫『心肺功能不好』?登階運動做下去會喘就是啦!」葉彥伯笑著說,「衛教知識用講的,沒用啦,要用體驗的!」 「學術研究不能做完就走」 彰化人在體驗「做得到」的衛教,詹長權與陳秀熙也在實踐有成效的公衛研究。 學術計畫大多3、5年結束,兩人陪著彰化縣走了16年,從一開始沒經費,做到拿下近年最重要的高教深耕計畫;連爭議最高的六輕空汙也直球對決,透過萬人健檢發現—與雲林六輕僅有濁水溪之隔的彰化大城鄉民,尿液含有多種重金屬。 詹長權與陳秀熙,用一個計畫接著一個計畫,將計劃的評估經費投入健檢項目,再將研究結果回饋給民眾,形成正向循環。「一方面替國家節省大筆研究經費,一方面訓練地方公務員,」陳秀熙強調,學界不能做完研究就走,一定要建立永續平台,持續提供新的健康服務,「這就是合作。」 而這項中央、地方、醫界、學界與社區的合作成果,今年還拿下美國公共衛生學院暨學程學會哈里森.C.史賓瑟傑出社區服務獎」,理由是「使公共服務與永續醫療照顧,能透過各種創新健康宣導與預防服務傳遞到社區」。 「我們不是做研究,而是做公衛服務,同時帶一點研究,」詹長權笑著說。 原來,真正的公衛實驗室,就在社區。 是不幸,也是幸。彰化因緣際會發生了這麼些指標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又適逢有這麼一位學有專精、有抱負又肯犧牲的衛生局長;從其良知,勇於任事,超前部署,反遭官僚無情批判、網軍恣意意詆毀。公道自在人心,天理必將伸張。 (您可以刪掉這份報導,就讓努力做事的人被消滅;也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那些人正在努力的實踐自己的理念與專業,讓台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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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絶食4天價值3,000億, 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當我們遇到跳電或者停電很熱時,心情煩躁因為生意不好,甚至倒閉,生計無以為繼,生活難過了⋯ 何妨請來了解下列文章⋯ 作者是王伯輝廠長,清大核工碩士畢業,他全家都是深綠支持者,但請看他這篇文章,值得大家深思! 最近打開電視,最常聽到的討論議題都是「論文抄襲否?」。 事實上,學位或那個學校畢業並不重要,重點是這個人是否有「誠信」? 1990年代,已逝的朱高正先生挾著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光環,從德國哲學家康德「國家是一群惡魔的組合」的思考脈絡中,道出了「政治是高明的騙術」這個經典名言。 多少年來,臺灣選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台灣政治人物有了參與政治是高明騙術的藉口,忘了做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誠信」;也忘了政治是服眾人之務的理想目標。 2014年4月22日,民進黨的神主牌林義雄先生 絶食四天,翻轉了台灣的能源規劃。封存了核四,好不容易訓練的核四團隊也因此而四散。 林義雄絶食4天,換取了台灣花費了3,000億,多少台灣年輕工程師離鄉背井,犠牲他們黃金歲月努力的成果,克服種種困難興建幾近完成的第四核能發電廠。 政治凌駕專業,莫此為甚! 悲哀啊!台灣。 2018年10月,縣市長選舉期間,政治人物也在一夕之間翻轉了深澳電廠的興建案。 林義雄、人民作主、反核、反核四、反核電。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改變核四的命運,也是讓台灣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一個社會、政府及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可以超越專業。 最近,幾次大停電,2017年的815,2021年的513及517,2022年的303,都和能源規劃亂套有關係。 如今,歐洲議會已經將穩定便宜核能發電定調為「綠色能源」。 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核四團隊已經四散,若需要,如何重新建立才是關鍵。事實上,我們已喪失了國際競爭力。 為了政治,創造一些非專業的術語「用愛發電」及「會做事比較重要」而避開了「誠信」及「專業」問題。 所以說:這個國家社會,假如政治可以超越專業,拋棄誠信,那我就真不知道,我該相信誰了? 是否我們該重拾初衷,培養社會上「誠信」才是人和人的相處的基本,也是政治人物參選公職的必要條件。 誠信,是可以培養的、是可以敎育的。 以個人成長過程為例: 我民國58年,在清華大學讀大二,當時我們有一位「工程力學」的老師是義大利神父叫梅德純,他用英文及不太流利的北京話上課。 當時,我們這一批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學生,從小到大習慣於台灣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賣力的講,學生在台下丶拚命做筆記,老師考試大概不會超出筆記的範圍。 梅老師是歐洲來台灣傳教的神父,為人正直、風趣。用歐洲啓發式的教學,課本只是參考用。考試時,更從未出過「考古題」,甚至都是伸論題。 因為,他是神職人員,所以非常重視誠實,考試時,都會找一個全系可容納二百多人的大講堂,每一個人的座位都是他指定,你的旁邊一定是空位,而且,那一個人坐那個位置也一定要記起來。 甚至,考卷上,他發現,你和附近的同學答案或想法、寫法有點類似,他會在考卷上寫上「 come to see me」。意思是說,這份考卷暫不給分,他要再口試。繳交作業時,他說,可以集體討論,但,必須把參與討論的同學名字一起寫上。這本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但,當年20出頭的小伙子,而且同學又集體住校,感情很好,有些人做完功課,大家好同學,就順便掛個名。 就這樣繳了上去,沒想到,梅老師,又來一招…...把簽名的人一起找來,在房間分別口試。這下,真的穿幫了,他直接把作業撕掉,再出幾個,每個人都不一樣的題目。也因為如此,我們養成了,不要依賴別人。考試一定要靠自己。誠誠實實的習慣。也因為如此,雖成績各有高低,但很紮實。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另兩個是同學自動自發的學習,考試根本不會去做弊,覺得我們若不誠實會對不起老師,他們是敎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的曾老師,及敎應用電子學的唐老師。 他們都是軍方轉任,在極端困難的情況做研究,取得學位的好老師。深知「專業」對學生的重要性。 曾老師,三學分,一定教六小時,甚至晚上也加課,他的研究室,永遠敞開大門,晚上也在研究室,隨時歡迎學生問問題。 唐老師,教應用電子學,也是三學分,上六堂課,再加上一個下午的實驗課。 這二位老師的考試,都在晚上,因為如此才不會衝堂。而且,考試也沒有時間限制,也不監考,老師就在他們的研究室做他們自己的事,答完卷,自己把考卷放在前面的講桌,吃宵夜去。 老師,這樣待我們,我們怎麼好意思做弊呢? 兩個不同的情境,一個讓你「死了抄襲這條心」。一個讓你感動到覺得「作弊」對不起老師。這些教育給予我們這些學生很大的啓發,甚至我的同學回到清華當老師時,也是用同樣的態度。 2022年民進黨桃園市長提名人林智堅被揭發學歷作弊(論文抄襲),全黨護航,葬送的不只是民進黨,而是台灣。 當今社會,我不敢妄加評斷,但是,勉勵自己做好「誠信」才是正道。然而,政治凌駕專業,在臺灣似乎已經視為正常。 網路上流傳:1970年代,台灣正經濟起飛,是時,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打電話、寫信或拍電報,希望各位優秀的留學生能回國進入公部門任職。 而且說上這句話⋯⋯ 如果你們不進入公部門任職,將來三流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們這些一流的人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如今~ 五十年前的話竟然應驗了。 1970年代,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孫先生、李先生及趙先生等前輩之言,我無從驗證。 但,有兩件親自體驗之事,必須要講: 民國55年,我在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二,當年高一不分組,高二分理組班及文組班,建國中學一個年級有25班,當時僅有兩班文組班,我們的導師苦口婆心的勸班上同學,儘量選擇文組(法律系/政治系/公行系);他說,文組的同學將來都是做官、制定政策的,而理工科的辛苦學成後,也只不過是個埋頭苦幹的實踐者罷了。 當然,同學仍不為所動。 50年了,也驗證當年,我們同年不同班的馬英九同學,當上了總統,當時他有權制定更正確的政策,而非一昧討好政敵/討饒式的妥協。 民國57年我大一,有一次在導師/導生的聚餐中,突然來了一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王企祥先生,他是蛇毒結晶蛋白的國際性專家,他對我們這些大一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most scientists are stupid」他要我們,除了做學問之外,更應該要以專業實力參與公共政策。 四天絶食,是用惡意政治 (意識形態) 凌駕、顛覆掉全島電源電力的專業佈建。 他們試圖不負責任翻轉臺灣的能源政策。也間接導致目前全台缺電 (挖東牆補西牆) 的窘境。 現代化生活,不可一日無電,不可時不時缺電,更不可無預警斷電。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正一步步逐漸侵蝕著臺灣人心。 這幾年來,活生生的惡例罄竹難書,且歷歷在目,若再繼續這樣操弄下去,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真的是Bar B Q (完了)。 盼望~ 由這次的論文事件,讓台灣人仔細思考~ 難道我們還要再繼續沉淪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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