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此篇雖然主角是政治人物, 但不是政治文也沒有選舉目的, 因為我也不希望韓草包當總統．可以當成一個推理文看待． 然後也不是所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而且剛好相反，因為我一開始是覺得怎麼可能有人能造假論文跟博士學歷, 但後來看到的太多矛盾的地方，讓我邏輯潔癖的頭快炸掉了，所以必須整理出來． 先不討論論文內容的問題，我只列出了簡單時間軸，把一些有紀錄的歷史、總統府說法、洋蔥炒蛋裡、賴幸媛受訪提到的都放進去，就已經有太多矛盾． 首先最大也最明顯的時間矛盾就是：蔡在東吳跟政大的第一個研究生(簡燕子、林恆)都是1981-1984畢業, 蔡說自己1984.02 才畢業，怎麼可能同時當他們的指導教授? 但是事實上, 83-84時候的蔡確實有可能人在台灣，因為蔡在1982.11因為Financial difficulties 退學 (根據LSE規定，withdrawal 是不可逆轉的「永久退學」，interruption才是暫時的「休學」) 國際學生沒有學籍以後應該很快就要出境回台灣了. 今年蔡在某次造勢場合中，脫口說出她當時從台灣去倫敦口試, 代表她確實當時人在台灣．後來沒有再復學的紀錄，可是沒有復學紀錄後來又怎麼畢業? 然後蔡在1983 的 6月跟8月就已經以”LSE經濟法學博士”的title 在政大法學評論期刊27期 28 期發表文章（他說自己1984.02畢業），後來又陸續發表了總共七篇，內容幾乎跟現在在LSE或國圖的論文有８０％以上一模一樣, 合理懷疑是先有中文 才翻成英, 因為英文論文８０％以上使用了1990年以後才發明的Microsoft Word 格式編輯(兩邊對稱)．只有不到２０％是確實以當年的打字機製作．這種自我抄襲的問題也違反學術倫理，嚴重情節可以取degree． 另外論文也有APA格式的規定，蔡英文聲稱畢業時間正好在第二版(1974-1983)跟第三版(1983-1994)的轉折點之間，也就是他的五篇小論文，包括在政大法學評論期刊的文章,都必須符合第二版APA格式. 但是論文必須以第三版APA格式撰寫，因為蔡聲稱他在1984年畢業，但是蔡英文所謂的論文用的是1994年 甚至2001年以後的APA格式, 當中應該有六種版本的演進． 再來，蔡在1983 的聯合報投稿上寫自己是 倫敦政經學院「國際經濟法博士」，事實上並沒有這種學位名稱，並且他說他1984才畢業． 蔡在「洋蔥炒蛋」裡說論文完成以後等了半年才能口試，如果照總統府說1983.10口試，那就是1983.04就寫完論文，但是1983.01 才被改了新題目，有可能只花了三個月就寫完論文了嗎？ 書裡又說蔡的姊姊來陪口試 ， 但書裡照片兩人跟路人都穿著夏天衣服, 又跟總統府的說法1983.10(冬天) 口試時間不合．賴幸媛在某次訪問裏說蔡在1981.10就已經在寫論文也快畢業了，然後在1983的夏天畢業，又是一個新說法… 後來蔡在政大期間， 1985就申請升等為副教授，這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她不滿３年就升等成功，這違反了大學法規定．第二，基本上她需要＂升等＂才能當上副教授，也就代表了蔡當時根本沒有博士, 因為當時只要有博士就是直接成為副教授, 如果需要升等就代表沒有博士畢業證書．另外，當年她在政大的升等資料，現在全部被她設成國家絕對機密, 封存30年才能在２０４９年解密，全世界我只想的到還有習近平也把自己的論文設成國家機密不讓人看． 紐約律師執照取得的時間點也有出入，他說自己1980年從康乃爾碩士班畢業以後，為了考律師執照，所以在紐約又多待了一年多，但是事實上她是1987才又回到紐約拿到律師資格, 並且是最高學歷寫的是「康乃爾大學法學院」，而不是「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 如果真的照她說的是在1984年拿到LSE博士資格, 不用最高學歷來申請律師資格不合理． 其他跟時間軸衝突比較無關的不合理的地方，也都是非常明確的證據： １、蔡的補發論文不是她一個人寫的，還有一位「共同作者」叫做Michael John Elliot，沒有一個論文有可能有兩個作者，這個事情被質疑以後，Elliot的名字就被移除了． ２、 Elliot同時也擔任她的advisor, 姑且不論Elliot只有學士學位, 重點是Elliot 在1983以後就離開學校, 蔡之後就再也沒有advisor, 怎麼可能博士生沒有指導教授可以獨力完成論文研究? ３、 所有LSE博士畢業, 當年論文就要交給三個圖書館, LSE、IALS、Senate House library．但LSE圖書館員跟IALS圖書館員都證實, 過去35年從來沒有出現在LSE圖書館, 也從來沒有出現在圖書目錄裡, 所以也並非遺失, 如果是遺失 目錄不會消失, 只會標註”遺失”. 反而在2009年送了要求”ProQuest”增加書目, 但不不送書本身， 並要求標註”非賣品”. 2011年試圖送了一本論文給Senate House library 然後就轉交給高等法律研究院, 但是高等法律研究院並沒有建立蔡的論文圖書書目． ４、 2019.06 才送了一本到LSE圖書館, 但是不能收納在專門放論文的地方, 只能當作一般圖書放在婦女圖書館 (Women’s library), 並且在上面印上 personal copy of Ing-Wen Tsai． ５、 口試通知沒有口試委員簽名 ６、 論文沒有學校版權頁　 ７、 論文其中有三百多頁 (~80%) 用了1990年以後才發明的電腦Word Justified對齊格式 ８、 註釋號碼不連貫 ９、 同屆同學的論文是單面印刷，她的是雙面印刷 １０、同屆同學的論文有防偽造抽換設計, 蔡的沒有 １１、論文充滿手改痕跡 (鉛筆. 立可白) 跟頁碼不完全 １２、沒有總結論, 只有每個單篇小結論 １３、畢業證書補發一次為限, 但蔡有三個版本的畢業證書, 三張都不一樣，其中一張的鋼印還歪掉． １４、 LSE在2019.10.08的所謂官方聲明是一個叫施芳隆台灣人的在”LSE台灣研究室”轉發的, 但是LSE台灣研究室已經在2016.03年被撤掉了, 並且2007~2014年施芳隆收了匿名捐款兩千多百萬台幣給她個人，還沒有任何單位出來說明這個捐款的來路． 反正關於蔡真的太多謎題, 沒有一個線索追得到最後找到答案, 不是不回應就是被機密。但至少我沒辦法騙自己她是正常管道取得博士跟後來的教授升。我甚至可以接受她說她是被頒發榮譽博士或者公關形博士, 但明明那麼多兜不攏的東西, 卻還要用更多的謊來包裝, 硬要我們相信, 我真的做不到。寫到這裡雖然不到臨表涕泣的地步, 但真的很沉重, 好像沒人關心這個事情, 反而每天更愛看另一個小丑蔣幹畫,覺得很好笑 唉阿 為什麼我們只有草包跟騙子可以選啊? 這是一個兩邊得罪的文章 ,但我還是想寫，不知道黑白可不可以高於藍綠。資料真的很雜，我整理的頭超昏，如果有不正確的地方歡迎指教．

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2018年最感人的一個真實故事（薦讀） 國學與智慧文化 10月10日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原來李家同院長有這樣的過去，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車票 撰文:李家同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 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然，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電台更是如此，即使做個餅乾廣告，也都是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每一首這種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 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車站附近的警察們慌作一團地替我餵奶，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會餵奶的婦人，要不是她，我恐怕早已哭出病來了。 等到我吃飽了奶，安詳睡去，這些警察伯伯輕手輕腳地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傷腦筋。 我沒有見過我的母親，小時候只知道修女們帶我長大。 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姊姊都要唸書，我無事可做，只好纏著修女，她們進聖堂唸晚課，我跟著進去，有時鑽進了祭台下面玩耍，有時對著在祈禱的修女們做鬼臉，更常常靠著修女睡著了，好心的修女會不等晚課唸完，就先將我抱上樓去睡覺，我一直懷疑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給她們一個溜出聖堂的大好機會。 我們雖然都是家遭變故的孩子，可是大多數都仍有家，過年、過節叔叔伯伯甚至兄長都會來接，只有我，連家在那裡，都不知道。 也就因為如此，修女們對我們這些真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特別好，總不准其他孩子欺侮我們。 我從小功課不錯，修女們更是找了一大批義工來做我的家教。 屈指算來，做過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他們都是交大、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工研院、園區內廠商的工程師。 教我理化的老師，當年是博士班學生，現在已是副教授了。 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難怪我從小英文就很好了。 修女也壓迫我學琴，小學四年級，我已擔任聖堂的電風琴手，彌撒中，由我負責彈琴。 由於我在教會裡所受的薰陶，所以，我的口齒比較清晰，在學校裡，我常常參加演講比賽，有一次還擔任畢業生致答詞的代表。 可是我從來不在慶祝母親節的節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 我想除非有人強迫我彈，否則我絕不會自已去彈的。 我有時也會想，我的母親究竟是誰,看了小說以後，我猜自己是個私生子。 爸爸始亂終棄，年輕的媽媽只好將我遺棄了。 大概因為我天資不錯，再加上那些熱心家教的義務幫忙，我順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大學聯招也考上了成功大學土木系。 在大學的時候，我靠工讀完成了學業，帶我長大的孫修女有時會來看我，我的那些大老粗型的男同學，一看到她，馬上變得文雅得不得了。 很多同學知道我的身世以後都會安慰我，說我是修女們帶大的，怪不得我的氣質很好。 畢業那天，別人都有爸爸媽媽來，我的唯一親人是孫修女，我們的系主任還特別和她照相。 服役期間，我回德蘭中心玩，這次孫修女忽然要和我談一件嚴肅的事，她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請我看看信封的內容。 信封裡有二張車票，孫修女告訴我，當警察送我來的時候，我的衣服裡塞了這兩張車票， 顯然是我的母親用這些車票從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車站的，一張公車票從南部的一個地方到屏東市。 另一張火車票是從屏東到新竹，這是一張慢車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親應該不是有錢人。 孫修女告訴我，她們通常並不喜歡去找出棄嬰的過去身世，因此她們一直保留了這兩張車票，等我長大了再說。 她們觀察我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很理智，應該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了。 她們曾經去過這個小城，發現小城人極少，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親人，應該不是難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見一次面，可是現在拿了這兩張車票，我卻猶豫不決了。 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有大學文憑，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談論終生大事的女朋友，為什麼我要走回過去，去尋找一個完全陌生的過去？ 何況十有八九，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實。 孫修女卻仍鼓勵我去，她認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沒有理由讓我的身世之謎永遠成為心的陰影，她一直勸我要有最壞的打算，既使發現的事實不愉快，應該不至於動搖我對自己前途的信心。 我終於去了。這個我過去從未聽過的小城，是個山城，從屏東市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 雖是南部，因為是冬天，總有點山上特有的涼意，小城的確小，只有一條馬路、一兩家雜貨店、一家派出所、一家鎮公所、一所國民小學、一所國民中學，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在派出所和鎮公所裡來來回回地跑，終於讓我找到了兩筆與我似乎有關的資料，第一筆是一個小男孩的出生資料，第二個是這小男生家人來申報遺失的資料，遺失就在我被遺棄的第二天，出生在一個多月以前。 據修女們的記錄，我被發現在新竹車站時，只有一個多月大。 看來我找到我的出生資料了。 問題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母親幾個月以前去世的。 我有一個哥哥，這個哥哥早已離開小城，不知何處去了。 畢竟這個小城，誰都認識誰，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員告訴我，我的媽媽一直在那所國中裡做工友，他馬上帶我去看國中的校長。 校長是位女士，非常熱忱地歡迎我。 她說的確我的媽媽一輩子在這裡做工友，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我的爸爸非常懶，別的男人都去城裡找工作，只有他不肯走，小城做些零工，小城根本沒有什麼零工可做，因此他一輩子靠我的媽媽做工友過活。 因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只好借酒澆愁，喝醉了，有時打我的媽媽，有時打我的哥哥。 事後雖然有些後悔，但積習難改，媽媽和哥哥被鬧了一輩子，哥哥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後，索性離家出走，從此沒有回來。 這位老媽媽的確有過第二位兒子，可是一個月大以後，神秘地失蹤了。 校長問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據實以告，當她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兒院長大以後。 她忽然激動了起來，在櫃子裡找出了一個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我母親去世以後，在她枕邊發現的，校長認為裡面的東西一定有意義，決定留了下來，等他的親人來領。 我以顫抖的手，打開了這個信封，發現裡面全是車票，一套一套從這個南部小城到新竹縣寶山鄉的來回車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長告訴我，每半年我的母親會到北部去看一位親戚，大家都不知道這親戚是誰，只感到她回來的時候心情就會很好。 母親晚年信了佛教，她最得意的事是說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錢人，湊足了一百萬台幣，捐給天主教辦的孤兒院，捐贈的那一天，她也親自去了。 我想起來了，有一次一輛大型遊覽車帶來了一批南部到北部來進香的善男信女。他們帶了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捐給我們德蘭中心。 修女們感激之餘，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們合影，我正在打籃球，也被抓來，老大不情願地和大家照了一張像。 現在我居然在信裡找到了這張照片，我也請人家認出我的母親，她和我站得不遠。 更使我感動的是我畢業那一年的畢業紀念冊，有一頁被影印了以後放在信封裡，那是我們班上同學戴方帽子的一頁，我也在其中。 我的媽媽，雖然遺棄了我，仍然一直來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參加了我大學的畢業典禮。 校長的聲音非常平靜，她說︰「你應該感謝你的母親，她遺棄了你，是為了替你找一個更好生活環境，你如留在這裡，最多只是國中畢業以後去城裡做工，我們這裡幾乎很少人能進高中的。 弄得不好，你吃不消你爸爸的每天打罵，說不定也會像你哥哥那樣離家出走，一去不返。」 校長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師來，告訴了他們有關我的故事，大都恭喜我能從國立大學畢業，有一位老師說，他們這裡從來沒有學生可以考取國立大學的。 我忽然有一個衝動，我問校長校內有沒有鋼琴，她說她們的鋼琴不是很好的，可是電風琴卻是全新的。 我打開了琴蓋，對著窗外的冬日夕陽，我一首一首地彈母親節的歌，我要讓人知道我雖然在孤兒院長大，可是我不是孤兒。 因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養的修女們，像母親一般地將我撫養長大，我難道不該將她們看成自己的親母親嗎？ 更何況，我的生母一直在關心我，是她的果斷和犧牲使我能有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和光明的前途。 我的禁忌消失了，我不僅可以彈所有母親節歌曲，我還能輕輕地唱，校長和老師們也跟著我唱，琴聲傳出了校園，山谷裡一定充滿了我的琴聲，在夕陽裡，小城的居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今天有人要彈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今天是母親節，這個塞滿車票的信封，使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怕過母親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