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其實我剛分手不久現在對戀愛沒感覺 我用交友想找個長期無負擔的私密性愛伴侶

2018年最感人的一個真實故事（薦讀） 國學與智慧文化 10月10日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上海二医82届一大班的吴承琮(游泳队的) 他是南加州急诊科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住院了十二天回家。身为医生又是新冠患者的他第一手资料, 在病房里的随笔, 情真意切, 文笔流畅。供大家参考。 大戰病毒第一周： 2020年歲末，我、一位年近65歲的老人終於面臨世紀病毒被迫大戰一場。感恩節前的一陣子新聞媒體天天爭相報導Covid19的疫苗研發成果、似乎人類戰勝病毒指日可待。 病毒流傳到西方、流傳到美國、流傳到全世界已快一年了，沒有收場的跡象。美國雖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力量可以戰勝任何一支入侵的軍隊、卻沒有辦法控制病毒。西方國家的老百姓自由散漫多少年、對病毒的不重視是從總統到平頭百姓、各級政府手中既沒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也沒有一令斷是非的權利。讓人戴一隻口罩😷都是那麼的難、被提高到「沒自由、毋寧死」的地步。這是別人祖祖輩輩的活法、社交距離更是形同虛設。一個需要被嚴格控制的病毒來到了一個根本沒有辦法嚴格控制老百姓的國家其結果就是一場災難！ 11/18-11/19兩天中我不幸被一位同樣享受著人身自由的魔鬼傳播到可怕的病毒（同時間、同部門超過10人被傳染）。 11/23、星期一、開始發燒次日確診陽性，立刻自我隔離、睡覺、喝水吃退燒藥。感恩節假期當然泡湯了。自我療法效果並不明顯、體溫經常超過38.5並伴有肌肉痠痛、乾咳。氧分壓尚保持在95%以上。五六天後仍舊沒有消退的跡象讓我覺得至少應該拍一張胸片看一下了，先打遍附近所有Urgent Care診所電話、沒有一家願意提供拍胸片，必須去ER。 11/28晚上七點，一星期中第一次開車出門去了附近醫院的急診室、走進ER被人用掃描體溫計遠遠朝額骨頭上蜻蜓點水地掃了一掃、告訴我沒有發燒（這工具的精確性非常離譜）氧分壓95%、大廳內間隔坐滿了人、我被告知可能要等待長達10-14小時才能看到醫生（不是開玩笑！），我覺得自己在冷板凳上根本不可能坐得了這麼久，只能打道回府。根據自己多年當急診室醫師的經驗決定明天清晨三四點再來，那是一天中病人最少的時段。 入院戰病毒（一） 11/29凌晨四點我戴上了自己的溫度計和氧分壓儀回到同一家ER，測出氧分壓在90%上下。終於給了一瓶氧氣讓我慢慢吸氧並等待。等待期間一次一次被叫入抽血、做EKG和拍胸片。上午八點半終於被收入ER觀察室。診斷典型Covid肺炎，兩側肺下部肺炎、左邊更加嚴重。吸氧增加到每分鐘4L、人感覺不舒服，氧分壓不穩定。上午見著了肺科和傳染科醫生、制定了治療方案：包括：靜脈注射Remdesivir 「人民的希望」、兩種抗菌素、激素、抗凝劑、利尿劑、PPI、維他命D和Zinc，最重要的是order了Covid康復病人的兩袋新鮮血漿。用藥後情況稍有控制，沒有明顯改善，48小時候ER等待仍舊等不到病房、吵吵鬧鬧的環境加上發燒難熬。我實在沒有辦法只能向一位老朋友心臟科醫生求助， 12/1上午被轉入了病房，12/2凌晨終於接受了兩袋新鮮血漿，此後再無發燒、說明病毒被控制住了。這是一個真正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法、距我接觸病毒已經兩個星期了。 入住的醫院是建於10年前的一家普通社區醫院、設備完善、病房寬敞、衛浴齊全（可惜無緣應用）、一切設施有效舒適。好在老漢我已經在當地工作多年、很多醫師我都認識、受到了良好的照顧。護士們是由一群中年女性組成她們是：Amy, CiCi，Daisy, Debra, Elmore, June, Rebecca, Theresa, Megan, Melody, Maria, Wendy 等等等等、一個個普通名字的背後是一個個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她們態度和藹、服務周到、有能力有愛心的，給予了我很多的照顧和支持，她們是天使，我對她們深深地感激。可是醫院的PPE貨源顯然不是十分充沛、她們隨時都會受到病毒的侵襲、亦為她們擔心、年輕可能也是她們的另一層保護膜。所有Covid病人沒有家庭探望、一切都在醫院內解決、一日三餐是有保障的，其它就只能將就著過了。不能洗澡、每天只能用濕浴巾紙擦身，護士們會幫忙、好在醫院人人戴口罩臭味也是聞不到了。 治療在一天一天地進行中，不再發燒、生命指症平穩，可是、可是仍舊需要24小時吸氧4L、氧分壓也隨著體位而改變，病情進展緩慢。睡覺需要趴著氧分壓才能夠滿足要求，胸前還有5-6根電線聯繫心臟觀察儀、手臂上有輸液管和氧分壓探頭、無法平靜地睡覺、病毒不饒我。5天後自我感覺好一點了、白天盡量坐沙發椅上變變體位、打打瞌睡、戰鬥還在繼續。現代醫療的習慣幾乎天天要抽血檢查，雙臂留下一片針眼，以前查房查別人也是同一個思路處理事情，以後需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可以降低一點抽血的機會、是不是每一次都那麼的非抽不可？我現在是病人、住的病區原來是一個Tele監護病房現在全部接收Covid病人，36個房間滿座、樓上還有半個病房18張床也是人滿為患、加上ICU和急診室等待的Covid病人，醫院快吃不消了。 入院戰病毒（二） 12/6/2020、來醫院第八天了、從死人身上摸索出的治療方法也慢慢用盡，包括：冰凍血漿、5天靜脈藥Remdesivir 「人民的希望」、5天阿奇霉素、還有每天抗凝劑注射、PPI預防消化道出血、zinc 和維他命D。還有止咳化痰藥，等等。後人的獲救是從前面好多失去的生命中學得，大量的人命和醫療資源讓醫護人員找到了比當初有效的方法、假如當初我們知道得早一點、多一點、治療方法正確一點、黃泉路上要少多少冤魂？Rocephin和激素仍舊繼續。 12/7/2020、昨天晚上終於可以側着睡了、氧分壓達標。病情是在非常緩慢地進步中，但是、隔牆傳來強烈地咳嗽聲一夜不斷、是那種聲嘶力竭、幾乎會將🫁從胸腔推出來的聲音、是痛苦的！他有沒有留一點機會讓自己呼吸？我不知道！病房不是旅館、走廊天花板的喇叭裡日夜都會傳出某某病房搶救的呼叫，每一聲呼叫都是某人生死拼搏的一瞬間。以前醫院值班這樣的的聲音天天聽到、是匆匆忙忙趕了上場等下場，現在睡在病床上的我聽到了不一樣的聲音。生命如此脆弱、生死如此接近，有時就像翻過一張撲克牌。 社區醫院和其它400家醫療單位的電腦網路兩三個月前受到駭客的入侵、勒索800萬美金，造成網路全面癱瘓3-4個星期之久，從此病人失去Wi-Fi服務，醫院地處偏僻、建築結構阻擋信號、手機網路斷斷續續，每一條短信都要耐心等待。除了家人親人和工作同事之外、我沒有告訴其他人包括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哥哥姐姐們。通信不暢、說不清楚的事情只能讓人平添煩惱。而來自家人親人以及新舊同事的關懷通過短信斷續流入令我感動，是沙漠中的一股細小的清氣流進了我的肺。 天天吸氧引起鼻腔口腔乾燥、額外的氧氣並不令人舒服、這僅僅是救命的東西無享受可言，臥床和靜坐導致腸道不蠕動、居然可以4天不見大號，生病人六脈不張、氣血不和，所幸恢復沒有停止只是緩慢，第九天勇敢地將氧氣下降至3L、繼續觀察。每天都做無數次的深呼吸運動，必須幫助自己早日恢復肺功能。 我一向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除了執行醫療科學還得扮演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和病人充分的交流實在重要。傳染科醫生是一位白人紳士、每天全副武裝戴著防毒面罩，走進來檢查我的肺並和我説話，他是主角一號、尤其在開始的階段是非常的重要，醫院之間對治療方法上竟然有蠻大的差別，有他是我之幸。肺科是兩位中年印度男醫生輪流來每天一次、六呎外說話、從來沒有聽過一次我的肺、當然靠的是胸片、化驗單和計算機數據、回答問題似是而非，不太明確；床位醫生是一位年輕的阿美尼亞後裔、九天中視頻兩次登門一次，沒有體檢、基本是遠程服務，卻也做到有求必應。總之每一位的工作負荷都超重。傳染科醫生一天要看30-40位Covid病人、肺科醫生罩著全部ICU和Covid床位，小年輕床位醫生天天12個小時連續轉30天無休，我還能對他們提什麼要求？他們也是人、如此長時間的工作還如何做到盡善盡美？太難了！ 今天下午傳染科醫生姍姍來遲、告訴我他知道藥房有貨Regeneron，就是老川傳染三天內用的人造抗體，他要給我來一支，現在還有多少作用？不知道、臨床沒有太多的資料，假如我有幸在感染三天內就接受如此治療、今天的肺部可能完全不是同樣的狀況，事到如今沒有假設、權當亡羊補牢，而最終結果出乎意料，我並沒有得到這最昂貴的一針、失去了和老川持平的機會，原因是臨床應用已經意義不足了、 並且我已經在一個星期之前用過了血清抗體。 入院戰病毒（三） 12/8/2020、入院第十天，側睡氧飽和度的提高是肺部炎症在改善的跡象，看來肺的傷害在慢慢地修法中，卻又有了新的問題心臟監護儀頻頻顯示出心跳過緩、尤其發生是在晚間睡眠中和做深呼吸鍛鍊的時候，卻沒有絲毫感覺？為啥？只能找心臟科大夫討論一下。還有會不會有晚間阻塞性呼吸綜合症呢？以前也沒有過這種問題、要和肺科醫生談一談了。過去幾天的咳嗽從乾咳慢慢變得有痰、少量白色的痰，深呼吸誘導著咳嗽並將其能排出，這樣的臨床改變和流感過程相似，痰化驗也沒有找到奇奇怪怪的細菌。 醫院伙食一日三餐營養有保障、但是難得吃到合適的口味、我堅持盡量多吃不挑食、喜歡的當大餐吃、不喜歡的當藥吃、抗病需要能量戰鬥尚未結束。體重維持在147-150磅左右。 睡病床的日子是無聊的、常常不知今天是何日、要板著手指數，沒有網路、沒有書籍、沒有報刊、沒有收音機。只有一只電視機、充斥垃圾節目：肥皂劇、兒童劇、推銷健康保險、做菜、造房子、開當鋪、釣魚、美容、救寵物、賣車、觀眾席無人的不知名的體育節目， 卻看不到老川忿忿不平大選的節目，電視徹底封鎖來自那方面的訊息、封得乾淨徹底。垃圾節目實在無法入目、看是一種折磨。假如孩子們都看著這些東西潛移默化的長大、不傻太難了。追求媒體百花齊放變成了目標？ 傳染科醫師認為一切問題都由病毒引致、包括心跳過緩。肺科醫生更願意讓心臟科醫生過目、床位醫生態度認真和我一一探討、只是探討難有結果。只能等待超人心臟科醫生。説他超人毫不誇張、認識十幾年來吃肉一貫起早摸黑、干兩三個人的活，門診、查房、procedure樣樣不拉下，手機隨時回答、甚至半夜和在國外休假也是手機不離身，是一個不可思議人。 再說睡覺：雖然一人一個套房、理應睡覺不錯，床是多功能的可以分節調動高低和角度、床墊還算不錯。但是想一想胸部有五根聯線、兩手臂上有探頭和靜脈注射針管、鼻腔還有一個24小時不停的氧氣管、躺下不知如何擺姿勢，稍有不妥儀表板上刺耳的畢畢聲不斷、令人心煩、睡意嚇走一大半，多日相處仍舊做不到合作無間。諸多問題造成睡眠質量很差。當今高科技如此發達難道想不出一些更佳的方法？很多東西可以做成Wireless，少一點牽制多一點舒適、有助於病人休息、 有利與康復，我看到了差距或許蘊藏著商機。 入院戰病毒（四） 12/9/2020, 來醫院的第十一天、住入病房的第九天。情況有好轉、昨夜基本沒有出現心動過緩和低氧分壓的發作警報、吸氧也從4L降到3L，可能疾病到了拐點、最後的勝利即將來臨。隔壁卻又傳來了Code Blue的呼叫、是本病區一個晚上第三個被插管後轉往ICU的病人、這種升級凶多吉少、常常是走進了單行道。人們普遍認為年齡、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肥胖高血壓、COPD、心臟病人更容易變成重症而喪失生命。護士小姐卻告訴我前些日子當地一位46歲健身教練和健身房老闆、肌肉男，沒有任何慢性疾病入院三天情況惡化、插管轉入ICU沒幾天就掛了。也有病人堅持不聽從醫囑、簽下違背醫療指導的AMA走出醫院倒在停車場、停止了呼吸。人的生命充滿了未知、每個人都不一樣，染上病毒後的大多數人屬於無症狀或者症狀輕微者，也有人卻再也跨不過這個坎。醫學道路上還有太多太多的未知需要人類不停地探索。 這幾天全美、全洛杉磯病毒人數呈爆炸式增長、同事短信我、整個單位一個週末測出陽性人數超過300-400，全線失守。我從昨天就開始聯繫的心臟科醫生一直處於失聯狀態、不尋常的失聯令我生出疑問，斷斷續續知道醫院天天有醫生護士查出陽性，希望其中沒有他，限於HIPPA我無法深究。最後終於等來了和他的遠程交流，心情輕鬆不少，此時此刻醫院工作實在是非常危險非常辛苦。 痰量逐漸增多需要增加咳嗽排出這些分泌物。身體要求我清垃圾。但是凡Covid病人醫院通通不提供霧化吸入治療、原因是霧化處理大大增加病毒擴散範圍、而且大量的呼吸治療師都染上了病毒。今天是一位新護士H、她告訴我六月份全家染上病毒，她十天後還產下一女嬰、除了71歲老爸住院三天、其他人通通平安無事，小Baby健康成長，不同身體對病毒的反應如此不同，醫學沒有答案。 下午、繼續減低供氧到2L、希望一切平穩一夜平穩我就可以帶著氧氣回家了。美国今天又有20万人确诊，加州两万，崩潰啊！晚上聯繫了醫院保安、確認11天前泊在停車場的車還在，明天要開車回家了，一次漫長的泊車，上一次如此停車應該是幾年前停在LAX對停車場。 出院回家： 12/10/2020、第十二天，情況繼續好轉，靠著2L的氧氣、一晚氧分壓達標，可以回家了。胸片上白花花的兩大片需要時間來消除。下午三點終於出院來到停車場、坐進車中感慨萬千，相隔12天終於可以回家了。由於病毒特殊還得繼續和所有人保持隔離、回家的路也得一個人來完成。鼻子裡聯著氧氣管、慢慢地將車開出醫院，醫院門口救護車伴著刺耳的警報聲呼嘯而過，南加州依舊陽光燦爛，家附近路邊有跑步的、騎車的人、還有孩子們的嬉鬧聲，醫院外的人們似乎覺得病毒是那麼的遙遠、得病都是別人家的事。美國已經有超過一千五百多萬陽性確診者、將近29萬人死亡， 死亡率接近1.9%。 帶了一隻小氧氣桶回到了家，突然發現這桶氧氣僅僅只能維持5-6小時而已，出院後的氧氣供應有專門的私人公司負責、大門上有人留言送貨人中午已經來過了，立馬電話接通服務，得知晚上七點半後會有人上門送貨，這是我的必需品是唯一的必需品，東西不到無法安睡，除了等待無計可施。晚間8點多送貨的人終於按響了門鈴、送來了四隻大小罐裝氧氣瓶和氧氣機，今晚得救了。 等拿到了所有的氧氣桶和裝置、我洗了一個等待了12天的澡，洗完澡感覺是如此的美妙，雖然鼻子裡還連著氧氣管、但是可以睡到自己床上啦。 官方網站上講發病20天後病人就沒有傳染性了、但是人類對這個新病毒的認識非常有限、目前並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他們的說法、我會繼續保持隔離、也期待臨床症狀改善，沒有任何的理由讓危險帶給不安全的人群。 上面很多的內容是我躺在病床上一點一點寫出來的、是一本流水帳，病情的紀錄都會被詳細地記錄在我的病案資料中，但是我的感受誰知道？我要寫出我的感受、萬一回不了家讓人打開手機可以看到我的經歷、也希望可以幫到其他的人。 可能最好的治疗方法就在早期注射regeneron. 川普及其内阁官员，包括朱尼安尼都是用此药，几天就恢复，可惜普通百姓很难用上。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昨天,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美國三大社交媒體平臺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聯手與線民展開了一場空前激烈的發帖-封貼大戰,帖子的內容不是兇殺,不是暴力,不是色情,不是謠言,而是一群來自全美各地有良心的臨床第一線醫生,站立在首都最高法院大門前,憑著自己親身的臨床實踐, 向美國人民來證明:一個已經被使用了60年的老藥,可以用來有效地醫治去年12月以來令人聞風喪膽、幾乎摧毀了全球經濟的新冠病毒。 這個藥品就是川普總統親自服用並曾經大力推薦的Hydroxychloroquine --- 羥氯喹。 來自南卡羅萊納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拉爾夫·諾爾曼(Ralph Norman)參加了醫生的發佈會。 川普總統昨晚與他的8400萬推特關注者分享了該視頻的多個版本。 該視頻被刪除之前,在臉書上的觀看次數超過了1400萬,被分享了60萬次;在油管上的觀看次數也超過了4萬次。 川普總統發的推特同樣遭到刪除。 根據各地疫情統計,新冠病毒已經造成近15萬美國人死亡。 然而這批醫生卻斬釘截鐵地告訴大家:這款廉價的老藥羥氯喹可以有效地使幾乎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完全恢復健康。 來自加州Santa Monica的兒科醫生羅伯特·漢密爾頓(Bob Hamilton)說:"總體而言,兒童能夠比較好地應對這個病毒。 很少有兒童被感染,那些被感染而需要住院治療的是極低的數位,而且幸運的是病亡率大約在0.2%。 " 他還指出:「兒童不會傳染給父母,也不會傳染給老師。 " 他援引蘇格蘭的一位兒童傳染病專家馬克·伍爾豪斯(Mark Woolhouse)醫生的話說:"全世界還沒有發現到任何一個由學生把新冠病毒傳給老師的病例。 " 氯喹和羥氯喹均已獲得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批准用於治療或預防瘧疾。 羥氯喹還被批准用於治療自身免疫疾病,例如慢性盤狀紅斑狼瘡,成人系統性紅斑狼瘡和類風濕關節炎。 兩種藥物都已開處方多年。 2020年3月28日FDA曾經頒發了硫酸羥氯喹HCQ和磷酸氯喹CQ的緊急使用授權書(EUA)。 但是6月15日,FDA撤銷了EUA。 FDA表示:根據對EUA的持續分析和新興的科學數據,FDA確定氯喹和羥基氯喹不太可能有效治療EUA中授權用途的COVID-19。 另外,鑒於持續的嚴重心臟不良事件和其他潛在的嚴重副作用,氯喹和羥氯喹的已知和潛在益處不再超過授權使用的已知和潛在風險。 臉書發言人向CNN表示:「我們已刪除了該視頻,因為它們分享有關COVID-19的治療方法的虛假資訊,"他補充說,該平臺正在"在新聞摘要中向那些對有害,已發表評論或分享有害資訊的人顯示消息 我們已刪除了與COVID-19相關的錯誤資訊,將其與WHO揭穿的神話聯繫起來。 " 醫生們無非是在證明:第一,少年兒童幾乎不會感染新冠病毒,更不會傳染給成人。 第二,羥氯喹可以有效治療新冠病毒感人者。 如果這些醫生說得不對,你們可以用相反的證據來駁斥。 作為媒體平台,你們既沒有一線臨床經驗,又沒有第一手科研數據和疾病統計數據,憑什麼刪掉一線醫生敘述親身經驗的視頻? 你們到底是FDA或WHO的官媒,還是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這三大媒體平臺都自稱是"公眾平臺",人們可以在這些平臺上自由發表意見和觀點,只要這些意見和觀點不是鼓勵暴力兇殺、宣揚色情、傳播謠言。 然而現在,他們居然向專制國家看齊,聯起手來封殺與他們不同的觀點。 這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原則的公然踐踏! 是任何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所不能接受的! 下面是記者會醫生講話和與聽眾問答的全部內容: 漢密爾頓醫生:新冠對兒童的致死率是0.2%,而且通常無癥狀。 孩子不是這個病毒的傳輸者。 蘇格蘭兒科傳染病專家和流行病學家伍爾豪斯(Mark Woolhouse)醫生指出全世界目前沒有一例學生把新冠傳給教師的記錄,全世界! ... 阻礙孩子們去學校的不是科學,是教師工會和美國教育協會,他們就是想要錢。 要些錢添加個人防護用品和設施是可以的,但有些要求太荒唐。 我從加州來,洛杉磯教師工會(UTLA -United Teachers Los Angeles)要求解散員警! 這和教育有什麼關係?! 他們還要關閉所有的私立學校,而這些學校才是真的在教育孩子。 所以,阻止開學的不是科學,也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某些成人,教師,和工會。 伊曼紐爾醫生(Stella Emanuel):我在德州休斯頓做內科醫生。 我在奈及利亞讀的醫學院,在那裡我用羥氯喹治療過瘧疾病人,所以很了解這個葯。 我來這裡是因為過去幾個月我自己治療了350多位新冠病人。 他們當中有的有糖尿病,有的有高血壓,有的有哮喘。 年紀最大的是92歲,還有87歲,但結果是一樣的。 我給他們用羥氯喹,用鋅,用阿奇黴素,現在他們都很好,沒有一個去世。 而且,我給自己和我的職工,以及很多我認識的醫生用羥氯喹作為預防,因為早期效果最好。 我們每天要看10-15個新冠病人,要給他們輸氧,我們只戴著外科口罩,卻沒有一個染病的。 羥氯喹是有效的! 我在治療一個不停呃逆的病人時,查了些資料。 我發現國家衛生院(NIH -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最近就有研究。 他們不僅在2005年研究了氯喹的有效性,最近還研究了打嗝和新冠的關係。 你可以自己去看,搜索'打嗝和新冠(hiccups and COVID)'你就看到了。 他們用羥氯喹治療了打嗝的病人,還證明瞭不停打嗝是新冠的癥狀之一。 所以國家衛生院知道羥氯喹對新冠是有效的。 我很生氣,因為看到病人痛苦地不能呼吸,認為自己快死了。 我擁抱他們,告訴他們一切都會好起來。 他們一個都沒死去。 所以如果一些偽科學,一些藥物公司資助的人跑出來說,我們做了研究,羥氯喹無效,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那是偽科學。 我想知道是誰資助的研究,誰是後台。 如果無效我治療的350多位不可能一個都沒死,而他們都好轉了。 我跑到華盛頓DC這裡來,就是要告訴美國人民,這個病毒可以治好,用羥氯喹+鋅+阿奇黴素。 可以預防,可以治癒! 那些偽醫生們,別跟我說什麼雙盲試驗,雙盲雙盲,你們聽起來像個機械出了故障。 但我是真正的醫生。 你們這些放射科醫師,外科整形醫師,還有CNN的神經外科醫師古普塔(Sanjay Gupta),說什麼羥氯喹無效,會導致心臟病。 我問你古普塔醫生,你聽著,你治療過一個新冠病人嗎? 你給誰用了羥氯喹導致了他死於心臟病嗎? 當你有了再來跟我說。 每天我在診所里,看到驚恐萬分的病人,有的開車兩三個小時來找我,因為他們那裡的急診醫生很懼怕或不給他們開藥。 我告訴你們這些醫生,你們就坐在那裡看著美國人死去,你們就像是那些'好'納粹,所謂的'好'是指那些'好'德國人看著猶太人被殺而不發一聲。 我收到了各種威脅。 他們威脅我,還說要向醫學委員會舉報我(以取消其行醫資格),我說我不怕! 我不會讓美國人死去。 如果我要被釘在這座山上那就釘吧,我不在乎,你可以舉報我,你可以殺了我,但我不會讓美國人死去。 我要告訴美國人民,可以治癒,可以治癒! 所有這些愚蠢的決定和事,都不應該發生。 人一旦死去就回不來了。 等著數據的醫生們,如果6個月後數據證明這些藥物是有效的,那死去的人們呢? 該怎麼說? 當人們馬上要死去時,你還在要雙盲試驗? 這是不道德的! 主持醫生:我希望所有在聽的醫生都對自己的病人像伊曼紐爾醫生那麼熱情。 另外她談到的國家衛生院的研究,是在病毒學上對當年中國SARS的研究。 研究顯示了氯喹的有效性。 15年前當福奇(Anthony Fauci)是國家衛生院院長時發表的。 我們現在用的羥氯喹有同樣效果但更安全。 新冠與SARS有78%的相似度。 艾瑞克森醫生(Dr. Dan Erickson):我來講講關閉隔離,除了對經濟的影響之外其它方面的影響。 它導致一些公共健康問題,有關自殺的熱線電話增加了600%,家暴,酗酒都在上升,不止是人們失去工作。 我們應該有一個能長期持續下去的辦法,比如社交距離,口罩等,同時也要開學,要經營業務。 我這兒不是沒根據的瞎說,瑞典的死亡率是每一百萬有564人,英國完全關閉隔離,死亡率是每一百萬有600人,說明關閉隔離並沒有大量減低死亡。 " 主持醫生:大家有問題嗎? 聽眾中有人提到南達科他州。 主持醫生:是的,南達科他州長沒有限制人們獲取羥氯喹,應該是美國唯一的一個州。 有些研究說羥氯喹無效,那是不準確的,因為羥氯喹被他們用在了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劑量給了錯誤的病人。 南達科他州疫情很輕,因為人們可以很容易買到羥氯喹。 聽眾中有人說要找政府。 另一位女主持:對。 你們需要打四個電話:給你們的州長,你們的兩位參議員,和你們的國會議員。 問他們為什麼你們得不到羥氯喹,醫生說這葯可以減低住院率和死亡率,敦促他們讀一讀耶魯大學的傳染病教授瑞實(Harvey Risch)的研究。 聽眾中有人問各種數據到底該信哪個。 主持醫生:新冠病例數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很多測試並不准確,還有很多是無癥狀或輕微癥狀的。 只有死亡數值得關注。 如果你在60歲以下,沒有其他疾病,這個病的致死率低於流感。 聽眾:如果你們有資訊給福奇醫生,你們要說什麼? 另一位女主持:聽取前線醫生的意見,和他們見面開會。 還有很多醫生不是急診科的,他們在做預防,預防病人進急診。 如果你只聽急診和ICU的醫生,而那都是不幸發展成了重症的患者,這樣你並沒有得到資訊的全貌。 你應該聽一聽早期的部分。 你還應該明白,關閉隔離和恐懼對民眾產生了什麼影響。 伊曼紐爾醫生:我要對福奇醫生說的是,上一次你把聽診器放在一個病人身上是什麼時候? 當你像我們一樣每天面對病人時,你就會明白我們的煩惱。 你需要有對美國人民的同情和憐悯之心,就像我們這些前線醫生一樣。 他們聽你的,那你就應該給他們希望,你應該給我你已經知道的資訊,就是羥氯喹是有效的。 聽眾:請問伊曼紐爾醫生,你打算發表你治療新冠的顯著效果嗎? 伊曼紐爾醫生:是的我們在做發表數據的事。 但我要對醫生們說,是數據讓你去看病人的嗎? 現在病人正在死去,有數據當然好,但別整天數據數據數據。 主持醫生:已經有很多數據了,但主流媒體不報。 我們的網站www.americasfrontlinedoctors.com(譯者注:這個網站在我們翻譯時已經和本視頻一起被封殺。 )上有很多數據。 所有羥氯喹的治療結果,死亡率,在7月4日那個星期在底特律發表的。 重症病患死亡率降低一半,早期用了羥氯喹的估計有一半到3/4的病人不會死。 如果都用了這個策略。 可以挽救多少生命! 伊曼紐爾醫生:瑞實教授最近發表了數據。 他們不需要我的數據做決定。 同一聽眾:幾天前有個9歲女孩死於新冠,據說她沒有其他疾病。 你認為這個女孩是死於其他原因嗎? 是不是錯的宣傳? 伊曼紐爾醫生:我無法猜測。 我沒見過她,沒看過她的病歷所以說不好。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 漢密爾頓醫生:在15歲及15歲以下的年齡段死於covid19的人,他們常常是患有心臟病、哮喘、其他肺部疾病等合併症,所以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這個不幸過世的九歲女孩,她不再和我們在一起,但是可能 ...... 如果你深入研究,背後可能有一個原因。 聽眾 :漢密爾頓醫生,你有見過任何因學校關閉而引發的副作用如抑鬱或自殺的嗎? 漢密爾頓醫生:我的意思是我認為這是常識,當學校不開放時,回憶高中的經歷,你想到聚會,足球賽、社交 ... ... 想想這些,這些都被關閉了。 所有的快樂都不見了, 這至關重要的幾年,無法與其他孩子,其他人一起,因為全部關閉了, 隨之引發很多併發問題,我們在談論焦慮,我們在談論沮喪、孤獨、虐待正在發生,以及有特殊情緒的孩子, 孩子也做得不好, 隔離關閉會引發一長串 的併發症的。 。 聽眾: 你知道我們聽到的所有這些研究 ... 母親也不能回去上班了因為不敢讓孩子上學,孩子本來就不應該留在家裡,但如果母親回去上班,那麼年老的祖父母就要 ... 漢密爾頓醫生: 是的,這是個大問題,因為人們害怕。 並不是說他們的孩子會特別容易染病,因為我認為他們正在瞭解真相。 孩子們對感染的耐受性很好。 但他們肯定也會考慮到他們的環境,他們獨特的家庭,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這是一種正當擔心的理由。 但是作為常規,國家的常規,孩子們應該回到學校。 也許有些孩子由於各自的居住環境可能帶來潛在的問題,但對於年幼的孩子,他們並不是將疾病傳染給成人的根源。 至於羥氯喹,這是可以使用的。 伊曼紐爾醫生: 好吧,我們談論的是我們不能開門經營我們的企業,我們不能去上學,父母害怕接受治療,我個人已經讓一百多人接受羥氯喹預防治療了,醫生、老師、普通人、醫療工作者、我的員工、還有我自己 !  我有時一天接待超過15到20個病人,或一天20、15、10位病人,我戴一個醫療口罩,我周圍沒有一個人被感染。 這個就是答案。 你要重開學校的話,用羥氯喹預防covid-19,每隔一周用一粒葯就足夠了。 這就是我們需要讓美國人民瞭解的。 我們可以預防,也可以治療的。 我們不需要關閉學校,我們不需要關閉我們的生意。 有預防,可治療,與其去談論口罩,與其去談論封閉,與其去談論這些東西,倒不如讓老師用羥氯喹。 讓那些高風險的、願意用羥氯喹的人用吧。 如果你想染上病毒,很酷呀,但是你應該被允許得到這種藥物來預防的權利。 所有我們正在經歷的本都是不必要的,因為羥氯喹有預防作用,它叫做羥氯喹,可以預防covid-19。 聽眾:較早之前,我聽你說藥物是使用過的,但是他們以錯誤的劑量使用了藥物,所以我一直在聽,但是,什麼是正確的劑量? 伊曼紐爾醫生: 是的,您要去問您的醫生,我再請一位醫生也談一下 。 爾佐醫生(Dr Urzo) :這個問題問得好。 因為對這種藥物的恐懼已經影響了整個政治局勢,這種恐懼已經影響到了這種藥物,所以讓我們重申一點,這種藥物是超級安全的。 它比阿司匹林、布洛芬、泰諾更安全。 它是超級安全的! 問題是,在這些研究中,他們在全國範圍內用了非常高的劑量, 用的劑量非常大。 他們做了重新定義式的研究,一致性的試驗,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試驗。 還有康復試驗,第一天他們就使用2400毫克的劑量,其實預防性你只需要200毫克,每周兩次。 而他們使用了過量的中毒式的劑量,猜猜他們發現了什麼? 當你使用過量的中毒式的劑量,那你必然會得到中毒式的結果,當你使用引發中毒式劑量時,藥物當然不會起作用,好吧! 這是一種非常安全的藥物。 它集中在肺部,在肺部的濃度是其他部位的200到700倍。 它是一種神奇的藥物,在血液中不會去到那個高水準,但肺部會,所以你會發現自己獲得了預防性,一旦病毒到達那裡它將很難通過,因為羥氯喹阻止它了。 一旦病毒進入,它就不會會讓病毒複製。 實際上,當服用鋅時,鋅就會攪亂被稱為RDRP的複印機制所以結合藥物,它本身在早期疾病中非常有效。 它在預防方面非常有效。 所以我希望這回答了你的問題。 戈爾德醫生(Dr Gold):是的,我想強調爾佐醫生所說的,因為我喜歡這個問題。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治療方案,它應該讓美國人使用。 目前困難的就是因為政治,醫生不能給它開處方,藥劑師也不能釋放它。 他們有權否決醫生的意見,這就是為什麼你在櫃臺上買不到它。 你可以在世界幾乎所有的地方買到,在拉丁美洲、伊朗、印尼、撒哈拉以及南非,你都可以自己去買。 我的朋友,用量是200毫克,一星期兩次,然後每天服用鋅,就是這個劑量! 我贊成在櫃臺上就可以買到(非處方),把它給人民,把它給人民! 聽眾:再問兩個問題,誰可以將訊息準確回答我? 詹姆斯醫生(Dr. James):我是詹姆斯醫生,我想對戈爾德醫生剛才說的做一些補充:似乎有一種針對羥氯喹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你什麼時候聽說過一種藥物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一種有65年歷史的藥物,多年來一直屬世界衛生組織安全基本藥物的清單,是的,這在許多國家/地區遇到了麻煩,我們看到的是很多錯誤資訊。 所以我與人合作撰寫了第一份關於羥基氯喹作為冠狀動脈潛在療法的檔。 這是在3月份,這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一系列的風暴。 從那以後,對像我們這樣的醫生進行了大量的審查。 我說的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經被審查了。 我們共同撰寫的那個google文檔,實際上,是被google刪除的。 現在很多研究已經表明它是有效的,安全的,但你還是看不到那篇文章。 還有一個錯誤的資訊,不幸的是這已經達到了醫學的最高等級。 在五月,有一篇文章發表在《柳葉刀》上,這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醫學雜誌之一。 因為這項研究,世界衛生組織停止了所有羥氯喹的臨床試驗。 只有像我們這樣的獨立研究人員才會關心病人,關心真相,深入研究並確定,實際上那些數據是偽造的,不真實的。 所以我們做得非常有說服力,以至於這項研究在發表后不到兩周就被《柳葉刀》撤銷了。 這幾乎是聞所未聞的! 尤其是對於這麼大規模的研究,所以我向所有人道歉,因為那裡存在著太多的錯誤資訊, 不幸的是,尋找真相困難重重,我們需要在其他地方尋找真相。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組建一線醫生組織,以設法幫助獲得真實資訊的原因。 我是詹姆斯·塔塔羅博士。 是的,我大部分的想法都是在推特上發表的,這個推特最近很不錯,但我也有一個網站。 medicineuncensored.com 它包含了很多關於羥氯喹的資訊,我認為比其他媒體管道的報導更加客觀。 聽眾:這很重要,因為我不僅從醫生那裡瞭解到,而且從其他媒體人士那裡得知,YouTube實際上是遮罩了許多特別是關於羥氯喹的資訊的。 詹姆士醫生:讓我簡明地重申這個問題,我要說的是Facebook和YouTube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來壓制和審查人們。 這是來自YouTube的首席執行官和馬克·紮克伯格,發表任何與世界衛生組織言論相悖的言論都會受到審查,我們都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大流行中犯了很多錯誤。 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完美的。 Twitter雖然有一些缺陷和缺陷,並也標記某些內容,但仍是最自由的對話平臺之一,我們對這些資訊進行了明智的討論,今天在座的許多人實際上通過這樣的社交平台媒體聯繫在一起的。 聽眾:您能談談您之前提到的藥物治療嗎? 它已經存在有多久了? 喬-拉塔坡醫生(Dr. Joe Latapo):當然,我是喬-拉塔坡醫生。 我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名內科醫生,同時也是一名臨床研究人員。 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而不是代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所以我想說的是,我想到的是那些正在幕後看此廣播的人們,我想與大家分享。 因為存在著太多爭議,氣氛充滿了衝突 。 現在,這群醫生正在嘗試做的事情, 從根本上講,是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們是如何應對covid19這個巨大的挑戰,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併為事物帶來亮光,意味著更多地考慮取捨。  我的一個同事說意外後果,實際上我認為那甚至不是正確的詞,正確的詞是"未預料的後果"。 真的,想想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時代所做的決定的影響,我相信人們聽到了一些關於羥氯喹的討論並好奇這些醫生在說些什麼? 他們是照顧病人的醫生,有醫學認證,醫學院,很棒的醫學院。 所有這些,他們怎麼可能這麼說? 我可是收看CNN和NBC的,這些媒體對此隻字未提啊。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有些問題是道德問題,那真的應該有一個單一的聲音,你知道! 所以對我來說,關於人們是否因性別、種族或性取向而受到不同對待的問題,我認為這些都是道德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只有一種立場。但Covid-19不是一個道德問題,Covid 19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複雜問題,我們可以從多角度來看待它。 所以,當每個人都只能從一個渠道聽到一種觀點時,這對美國人民是不好的。 這樣做毫無預警,大多數人聽到的觀點是羥基氯喹不起作用。 是的,這是大多數人在主流電視上聽到的觀點。 聽眾:所以我的問題 ... 我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我想知道關於您的同事所說的,由於學校關閉和政府關閉而導致自殺性上升、焦慮、濫用和其他各種問題的增加。 我想知道是否應該將聯邦資金分配給一線工人、社會工作者、心理健康治療師。 醫生:問題的答案是:傷害已經來臨,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種傷害,我不知道政府的內部運作方式,但實際上傷害已經來臨了,我們必須要做些有意義的事,所以對我來說,作為一名醫生,如果你和我都知道我們已經被車碾過了,當然是要先去醫院,所以以我的職業來說 ... 聽眾:是的,能夠幫助這些孩子,我認為這很有意義。 記者:大家好,這裡是《布萊特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我們將繼續為您帶來"醫生小組"的發言。 感謝你收看。 請繼續關注,我們遲點回來。 抱歉有點過度曝光,扯掉我的麥克風了。 但是我們將回來。 請關注Facebook上的《Breitbart News》,關注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當然還有我們的網站 Breitbart.com,當然還有YouTube,請繼續關注。 我們很快就會回來。 祝大家好。 https://mp.weixin.qq.com/s/fbVO06Ldg0Gege7bub7H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