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好笑了！一個人的博士論文是他/她的終身成就，現在全世界任何人居然都查不到蔡英文她的博士論文內容到底是在寫蝦咪碗糕？這不是太好笑了嗎？！ 蔡英文她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論文，早在上次總統大選前就有人質疑，因為在倫敦大學高等法律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IALS，也是英國的論文匯集中心）網頁寫的是：蔡的論文「missing」（不見了）。我當時也到那個「中心」網站查看，上面解釋說，我們無法提供蔡的論文。 蔡英文在自傳中歌頌自己的論文多麼優秀，但她從來沒有提到論文的指導教授的名字。在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的論文電子檔查詢中心（EThOS），有蔡的論文題目，在「指導教授」一欄也是空白（http://ethos.bl.uk/OrderDetails.do?did=1&uin=uk.bl.ethos.652034）。說明蔡英文像從來沒有遞交博士論文一樣，也從來沒有公佈她的指導教授的名字。如果沒有指導教授，她的博士論文是怎麼過關的？ 前年出版專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研究知識分子的《自由時報》專欄作家金恒煒先生說，從胡適以降，他看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章，都是很感激他們的老師和教授，像殷海光讚美金岳霖，余英時感激錢穆等等，這是傳統。但為什麼蔡英文就從來不提她的論文指導教授的名字，更別說感激了？這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秘密？ 倫敦政經學院曾被查出「賣學位」，你給錢，就給你博士學位。像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的兒子，就是花錢從倫敦政經學院買到「博士」的。當時的學院主任引咎辭職，成為西方學術界的醜聞。英國《衛報》曾就此做過專題報導：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eavy-price-saif-gaddafis-phd 如果有人質疑上述模擬福爾摩斯的推理，那麼有一條，是鐵板釘釘的蔡英文在論文問題上說謊：她在自傳中說，當時論文評選委員會認為她的論文太優秀了，討論好幾個小時，要給她兩個博士學位，後來決定給她一個半博士。今天，全世界念過博士的，你們有哪位聽說過，讀一個學位的課程，寫一個博士的論文，但學位評定委員會，要給這個人同時頒發兩個博士，最後還有一個半博士這種說法？蔡英文到倫敦政經學院讀博士，按她自傳說法，前後只有兩年多時間就拿到了「博士」；時間之短就令人質疑，卻還能得到「一個半博士」？這是不是連常識都不顧的公開騙人？ 如果蔡英文要證明自己是真博士，論文沒有問題，很容易，請做這幾件簡單的事情： 1，公開發表自己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既不是秘密，拿到博士更不是丟臉的事，為什麼就要隱藏？一直迴避了35年！她是總統，權力者，公眾有權利監督，她應對選民誠實。尤其現在她還要再選（連任）總統。 2，請公佈她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名字，我們來做調查，這篇論文是怎樣的背景，為什麼出版封面是假的？在蔡英文當選總統時，倫敦政經學院曾在其網頁發表過一個英文祝賀，那裡面也沒有提到蔡的論文指導教授的名字。按理說，他們應該找到蔡的指導教授，來說說當年蔡怎樣留學讀書的，因這是政經學院的驕傲，自己的畢業生當了總統。但他們的祝賀詞沒有提到，看來 他們也不知道蔡的指導教授是誰。一篇博士論文，沒有指導教授，是很奇怪的事情。 3，請公佈蔡在自傳中炫耀的說要給她「兩個博士」的那位評選教授的名字，我們來調查，有沒有最後決定給她「一個半博士學位」這回事？ 4，請解釋，自己的博士論文，在用中文發表摘要時，為什麼要加上吳釗燮的名字，還要把吳的名字放在第一位？ 如果蔡英文總統不提供這些資訊，不做解釋，那只能讓人相信，她的博士論文有問題，甚至可能造假。默不作聲的話，這個「默」就等於是默認了。 https://www.taiwanus.net/news/press/2019/201906100944361837.htm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這篇文章分析了今日阿富汗 塔利班 和蘇聯 美國多年的千絲萬縷及歷史的必然 阿富汗老百姓為何選擇塔利班，#真相比你想像的更殘酷 #細說阿富汗政經及歷史演變 #塔利班回來了。 美軍一撤，他們扶植了20年的阿富汗政府軍立刻如鳥獸散。 無數新聞工作者發現，平時可以跑得很快，但現在，連他們的報道發出來的速度，都跟不上塔利班推進的速度。 8月6日，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一個省會，8月15日，就圍住了首都喀布爾，開始和政府進行權力交接談判。 沒有任何抵抗，總統逃了，首都被塔利班佔領。65.23萬平方公里的阿富汗，不到十天全部淪陷。 許多媒體想不明白了：這個炸燬大佛、摧毀學校、要求女性全部穿罩袍的政權，根本就是反人類的，為什麼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 塔利班的推進速度，哪怕遇到最輕微的抵抗，都不可能這麼快。 阿富汗老百姓面對塔利班，真的很像中國人在書上看到過的一個詞：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如果塔利班背後有大國角力還好說。問題是：並沒有！ 這塊被戰火反覆蹂躪，又在美國鉅額軍力和美元下好容易維持了二十年的土地，幾乎是外國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那麼問題來了——阿富汗的老百姓，到底是怎麼想的？ 如果多看看阿富汗的過去與現在，就會發現，和我們大多數人震驚、嘆息的態度相反。 塔利班這種組織，說不定還真是“阿富汗人民的選擇”。 01 2021年了，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連軍人都有90%是文盲。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GDP大概也有人均600美元。 同樣是沒點亮科技樹的農業國家，阿富汗到現在，還沒趕上積貧積弱的晚清。 阿富汗這個國家，從一開始，抓到的就是一把爛牌。 它是一個完全被山地覆蓋的內陸國家，周圍是一圈鄰國：伊朗、烏茲別克、塔吉克、巴基斯坦、伊朗。跟中國其實只有茫茫雪原上的一個山谷接壤。 作為中亞和南亞之間的戰略要地，阿富汗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火。阿富汗一開始就是英國和俄國的角力場，先後打過幾場戰爭，首都毀於一旦。 然而，兩個國家先後不約而同地做出一個決定： 不要佔領這個國家，留著它作為一個緩衝國，足矣。 為什麼兩大列強如此一致，就是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難統治了。還不如留著它，給競爭對手一塊絆腳石。 山地割裂了這個國家。 不同族群、不同的教派聚居在山間的峽谷地帶，交往非常困難，各部族之間想要互通有無，跟西天取經一樣難。 何況它們之間還有深深的矛盾，動不動就你死我活。 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會把國家是否多山作為一個變數：山地意味著交通困難，再強大的政府也很難有效管理。無數的峽谷和山洞，也給叛軍提供了絕佳的藏身之地。 因此，阿富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一統的中央政府。 唐僧經過阿富汗的時候，親眼看到了後來被塔利班炸燬的巴米揚大佛。可是直到1747年也就是中國的乾隆年間，阿富汗王國建立，這片土地才終於有了一個國家的雛形。 這時候，中國幾千年的中央專制政權已經沒剩多少壽命。而阿富汗在這條路上還剛剛起步。 又過了整整一百八十年，到1927年，阿富汗才第一次發行全國性的貨幣。 所以，阿富汗居然憑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躲過了兩場世界大戰。 02 二戰之後，阿富汗有過繁榮而穩定的幾十年。 那時候，喀布爾有不少高樓，西化的白領在喝咖啡，街上的小姐姐都穿著短裙。 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這個國家十年間有100萬人死於戰火，600萬難民逃到國外。直到現在，這場戰爭留下的陰影，仍然籠罩這個國家。 隨便一個牧羊人都可能是AK47和毒刺導彈的操作高手。 1989年蘇聯走了，1994年，被美國扶植起來對付蘇聯的塔利班來了，2001年，美國又因為塔利班收容賓拉登，派出飛機對阿富汗的山洞投擲炸彈…… 現在的阿富汗政府，是美國驅逐塔利班之後，扶植起來的民主政府。但在這樣一個沒有工業、到處都是文盲的前現代國家，談三權分立顯得有點可笑。 政府的基層治理能力極差，到處都是低效和腐敗。 在阿富汗，所有服務業從業者，包括開業的店主，街道商販，出租汽車司機，大巴司機和替人扛行李的苦役，都必須支付“行業費”，其實就是一筆稅款。 可是，這些收費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國庫，都被層層貪汙掉了。 有權力的公職人員中飽私囊，基層公職人員拿不到太多工資，只能靠貪汙和索賄養家餬口。 由於連年戰亂，再加上許多人用假證件出售國有土地，阿富汗幾乎所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是存在爭議的，想買地就得打官司。 阿富汗的法院大門不知道朝哪兒開，但肯定是有理無錢莫進來。法官不認檔案，只認錢。 首都喀布爾稍微“文明”一點，向法官行賄需要找中介人，而在地方省份，直接拿著現金找法官就行了。 在喀布爾，行賄用美元；南部省份通用巴基斯坦的盧比，阿富汗本國的紙幣沒有任何信用。 愧是首都，果然是首善之區。 在這種地方，你跟老百姓去說“I have a dream”，他是聽不懂的，他們只懂“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 塔利班扮演的，正是替天行道的“闖王”角色。 “塔利班”的意思是“學生們”，這些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就是阿富汗難民營宗教學校的學生。 在無休無止的政變和內戰中，少年們在難民營裡接受教育，那裡唯一的老師就是宗教人士，唯一的課本就是《古蘭經》。 1994年，抗蘇老兵奧馬爾帶著塔利班C位出道。 有一天當地軍閥搶走了幾個女學生，奧馬爾聽說這件事後，帶著手下，扛上槍就打了過去，把女學生解救回來了。 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感。 塔利班打著消除軍閥、懲治腐敗的旗號，飛速崛起。直到今天，這些口號在阿富汗還十分具有影響力。 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就是替天行道、維護正義的真主使者。 雖然這些人要求男人留大鬍子，女人全身包裹在罩袍裡，不讓女性上學，偷東西直接剁手，但讓阿富汗農村的老百姓接受這一套，他們並不會太過抗拒。 畢竟千百年來，他們也就是按照這一套規矩生活的。只不過現在執行得更嚴酷一點兒。 然而，塔利班只會建立一個想象中純正的伊斯蘭教國家，並不會搞經濟。他們當政的五六年裡，阿富汗陷入了極度貧困。 而且，他們同樣搞不定各地的部族勢力、教派紛爭、長老和軍閥。 2001年，美國趕走塔利班之後，這個組織並沒有消失，而是蟄伏在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山溝裡，慢慢地滿血復活，並發展壯大。 現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又回來了。 二十年，阿富汗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 03 曾經，阿富汗這個國家在中國的存在感不低。 2001年，塔利班倒台後，阿富汗人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回到國內，希望在美國人的支援下建立新政府。 現在逃到塔吉克的總統加尼，就是那時候回國的。 他當時正在世界銀行工作，一聽說塔利班撤退的訊息，連工資都沒領，就辭了職，回到祖國。 加尼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了碩士。90年代蘇聯解體後，他在俄羅斯參與過一些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還來過中國考察和指導。 2003年，加尼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主持阿富汗的經濟重建工作，整頓了腐敗的阿富汗海關，被稱為亞洲最好的財政部長。 2014年，他被選為阿富汗總統。 一些文化界的精英也回到國內，試圖重建這個幾乎被摧毀的國家。 從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導演薩赫拉·卡里米回到了故鄉，拿著攝像機，開始記錄那些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2009年，卡里米拍攝了紀錄片《方向盤背後的阿富汗女人》，記錄阿富汗第一位女司機的故事。 從塔利班倒台開始，女性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權利，這位女司機開出租車，每天賺10-20美元，養活家裡的15個親人。 為了搭載乘客進入塔利班佔領區，女司機在車上放了一把步槍。 卡里米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多次受到層層阻撓，乃至塔利班的死亡威脅。這部電影的素材量只有100小時，她卻拍了三年。 2015年8月，中國旅行探險家張昕宇、樑紅夫婦到達阿富汗，帶著《侶行》攝製組採訪了卡里米。 卡里米的辦公室掛著奧黛麗·赫本的照片，儘管隨時遭到塔利班和其他極端保守勢力的恐嚇，但她表現得十分樂觀。 張昕宇對她說，你是我們在阿富汗見到的最快樂的女人。 卡里米說了一句讓這對中國夫妻永遠不會忘記的話： 我得快樂，才能在這樣的國家活著啊。 那時，阿富汗還有一點希望。然而現在，事實給了所有人一記耳光。 經濟學、文學和電影，改變不了近4000萬人口的，貧窮落後的阿富汗。 加尼總統上臺之後，他金燦燦的人設很快就繃不住了。 民眾發現，他名下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企業，這個家族企業從事運輸等業務，專門為阿富汗政府提供服務，由他的侄子擔任總裁。 從70年代到現在，阿富汗把各種政體試了一遍，從君主立憲到軍人執政，從極左專制到民選政府，統統無效。 這塊土地頑固地拒絕現代化。 各派精英輪流登場，但唯有政府的腐敗和民眾的貧困愚昧沒變。 這次塔利班捲土重來，卡米拉導演發了一篇字字泣血的公開信，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社交媒體上刷屏。 她充滿了痛苦與恐懼，擔心塔利班上臺後，近二十年的建設成果化為烏有，女性再次被禁錮在家庭裡，失去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阿富汗再次變得一片死寂。 這二十年裡，美國扶植起來的，是一個虛弱無力的傀儡政權。 過去的十年裡，美國給阿富汗投入了1200億美元的援助，大城市裡建立起了交通、電力、電信設施，喀布爾的4G訊號很好，然而農村依然凋敝。 阿富汗至今沒有像樣的工業。由於恐怖襲擊頻發，旅遊業和服務業也不可能發展起來。 現在的產業支柱仍然是農業，然而農村多數人沒有耕地與農具，任何一口能抽水的機井都是奢侈品。 農民只能選擇一種來錢快的作物，就是罌粟。阿富汗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出產地。 一位美國女兵回憶： 無論是軍隊還是慈善組織，所有人都拿罌粟束手無策。 如果放任不管，塔利班遊擊隊會拿走農民種罌粟換來的錢，去買武器。但如果燒掉罌粟，農民就會加入塔利班。 有人試過給農民化肥去種糧食，但農民只會把化肥賣給塔利班做炸彈。 對這些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農民來說，他們不理解民主是什麼，無法與城裡的知識分子共情，也無法接受西方人扶植起來的這個腐敗政府。 城市裡建立起了“文明”的政府，在搞選舉；老百姓依然過著和一千年前同樣貧苦的日子，依然被腐敗的基層官員欺壓，穿著軍裝的美國大兵在阿富汗晃來晃去。 這樣的日子讓他們越來越愚昧，越來越暴戾。 而美國扶植起來的不靠譜的政府和腐敗的地方官員，讓他們更加仇恨西方，擁抱塔利班。 好歹，這些人有信仰，生活樸素，不說空話。 04 一直以來，阿富汗被稱為“帝國的墳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現代文明的墳場。 因為它特殊的地形條件，這個國家充滿了貧瘠和匱乏，先天不足，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但它的地理位置，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它成為了大國博弈的焦點。 阿富汗位於西亞、南亞、中亞交匯處，像一個十字路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根據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誰控制了阿富汗，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進而控制世界。 想過控制阿富汗的國家有三個：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蘇聯和21世紀的美國，他們稱霸歐亞大陸的雄心壯志，先後被埋在了這片“墳場”裡。 現在，美國終於看明白了，繼續在阿富汗駐軍，就是燒納稅人的錢，去填一個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的無底洞。 阿富汗依舊是一個部族林立的叢林社會，很難凝聚共識，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 在廣大的山區，機槍和炸彈說了算。各個部族的武器越來越先進，社會卻越來越倒退，漸漸回到蠻荒的部族時代。 僅有的幾個大城市如同孤島，同樣經受著動盪、戰亂與貧窮，三天兩頭有槍擊案和炸彈襲擊，一顆炸彈就可以摧毀所有的財產，奪走一家人的生命。 四十年來，城市裡的居民一直在用腳投票，想方設法離開這個國家。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德勒·胡賽尼是逃離阿富汗的第一代知識分子，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在巴黎做外交官的父親匆忙帶全家逃往美國。 搞外交的父親去工廠流水線打工，當過小學校長的母親在餐廳裡當女招待，胡賽尼像所有新移民的孩子一樣，為了穩定的收入去學醫。 2002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追風箏的人》，講述阿富汗人逃離家園的故事，隨後成了現象級暢銷書作家。 能看到胡賽尼作品的阿富汗人，對他相當不滿意：他在安全的美國，消費著阿富汗人的苦難，販賣阿富汗人的痛苦謀利。 然而，罵歸罵，這些罵他的阿富汗人，還是在努力逃出去。 這些年，喀布爾街頭最多的是英語培訓班，有點積蓄的家庭都會送孩子去學英語，即使沒法去美國，至少可以去相對穩定的巴基斯坦。 大家已經想明白了，接觸了現代文明的人，想保住命、過上好日子，最好一走了之，剩下的人，就在這片沒有希望的土地上繼續待著吧。 那麼，阿富汗的未來該怎麼辦呢？ 恐怕還是得一步一步走，補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歷史發展程序。 也許塔利班會吸取教訓，變得逐步文明起來；也許塔利班最終仍然會被推翻，但最重要的是，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 #一個民族的命運，#只有自己才能拯救。 簡單地說，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與世界和解的必要性，等外部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逐漸提高，逐步改變大多數阿富汗人的內在思維，加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讓國家現代化。 就像那些後發的國家一樣。 這條路，有的國家走了上百年。而阿富汗要走多久，能不能走，還都是未知數。 對那些阿富汗學者、導演、作家來說，也許在他們有生之年，阿富汗都無法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這一兩天，網上流傳著許多視訊：喀布爾的機場裡，擠滿了想要離開的人，人們不顧一切地想衝上飛機。 在一架飛機的機艙裡，密密麻麻擠滿了成百上千人。 有人抱著美軍運輸機的起落架一同起飛，結果從空中墜落身亡。 …… 阿富汗的現狀令人感到無奈，但也是殘酷的現實。 人類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還不時倒退兩下。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阿富汗人祈禱。 就像我的一個中國大陸朋友今天感嘆的： 無論離開還是留下的，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能活下來就是幸運。 只要活下來，在這片歷經苦難的土地上，也許總有一線渺茫的希望，值得人們去期待。 ~Amy Cheng~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 * * * * * * * * * * 台籍共產黨員葉盛吉：以台灣為舞台的時代風雲兒 2017/06/29 來源：新華社 新華社台北6月29日電（記者查文曄 章利新）「天真可愛的光毅兒，見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怎樣高興。在當天的夜裡我睡不著，我不信，毅兒，大漢（閩南語意指個子高），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嗎？我很興奮。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我們雖然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但是我為了你，已在這不自由的鐵窗里得到了愛和希望……」 這是1950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台灣大學醫學院黨支部負責人、年僅27歲的葉盛吉在監獄中寫給剛滿月的兒子葉光毅的信。這一天，距離葉盛吉被槍殺只有17天。這封信當時並未寄出，而是由葉盛吉在走上刑場那天用領帶綁在腰上，留給了收殮遺體的家人。 67年過去，當年襁褓之中的嬰兒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儘管歷史的風煙幾番吹過，但父親葉盛吉的形象不僅從未在葉光毅心頭磨損黯淡，反而歷久彌新。父親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又是為了何種信仰而死？為了尋找、還原父親的生平，葉光毅幾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他說，自己永遠為父親自豪。 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少年 1923年10月，葉盛吉出生於台北。由於母親早逝，他幼年時即過繼給叔父，後定居於祖輩世代居住的台南縣新營鎮。葉家是當地的大家族，葉盛吉祖父修建的「八角樓」至今仍留存於新營鎮鹽水港，往昔繁華可見一斑。 由於繼父在當地製糖公司工作，葉盛吉從小在公司宿舍中生活，在日式環境中長大。1936年，葉盛吉考入負有盛名的台南一中，同批考入的台灣學生只有4人。這是一所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學校，葉盛吉在此掌握了日語，接受了日本式教育。 但在這一過程中，民族矛盾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葉盛吉。繼父總是諄諄告誡他，要知道自己作為被殖民者的本分，不惹是非，少說話。「我一條男子漢，為什麼就不能毫無顧忌地干自己要做的事情呢？把自己想的、相信的事情說出來，就會成為自己生存的威脅，因此絕不能說出來，這是從小父母就時常告誡的話。」葉盛吉曾這樣回憶。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葉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種種侮辱。「日本人嘲笑台灣人愛吃腥膻的豬肉，洗臉時來回在臉上抹……貪財如命，特別小氣，仿佛說這些就是台灣人共有的性格。這種話也不知聽過多少遍，為之悲憤填膺，不知凡幾。」多年以後，葉盛吉在日記中還會為自己遭受的侮辱而氣憤不已。 儘管內心苦悶，葉盛吉仍舊選擇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態度，他甚至幻想著，只要沿著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為日本人，就能與他們成為同一個民族。1941年，他遞交了更改姓名申請，將名字改為「葉山達雄」。 「一方面受著壓迫，明白日本人並不把台灣人視作同類；一方面又想通過同化的道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反映出我父親那一代台灣青年的內心矛盾和認同掙扎，這是十分真實的心路歷程，不必諱言。」葉光毅說，正因為勇於袒露、解剖自己，葉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記和手記，才會擁有感人的力量，成為研究者、讀者珍視的歷史見證。 1941年，葉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但由於台灣學生在本地升讀高中受到極不公平的比例限制，葉盛吉只得赴日報考高中。1943年春，葉盛吉考上了仙台二高理科乙類。這裡畢業的學生，大多能升入帝國大學醫學系。在殖民地台灣，仕途之門是不向台灣人開放的。在葉盛吉腦海中，如果能當上醫生，開業後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過自己的一生。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 1944年，日本社會已經從珍珠港事件時的狂熱轉為對戰爭的懷疑和失望，現實讓葉盛吉醒悟過來，漸漸識破右翼分子的虛偽面目。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將起而戰鬥，破一切欺騙、虛偽、利己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侵略！」 1944年8月，葉盛吉和同學們被派到日本宮城縣的軍需工廠做戰時勞動服務。在工廠，身為學生會幹部的葉盛吉一反常態，消極怠工起來。他已經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八紘一宇」，不過是為達到侵略目的而編造的謊言罷了。 1943年， 葉盛吉就讀仙台二高期間，與同學在農村打工 這一時期，葉盛吉開始向台灣同學楊威理學習中文。儘管兩人的發音都不太標準，但能學會自己國家的語言，他們非常興奮，這是重新尋回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開始。 兩人還根據雜誌上登載的曲譜學唱中國國歌，葉盛吉也開始閱讀《孫文傳》、《三民主義解說》、林語堂的小說等各種書籍。學了半年，葉盛吉的日記中開始出現用中文書寫的句子，他還準備閱讀《紅樓夢》。 1944年，從中國大陸起飛的轟炸機向日本北九州投下了炸彈。在工廠的一個角落裡，葉盛吉和楊威理談論起這個消息，彼此都興奮不已。他們認為日本就要完了，真想為此舉杯慶祝一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葉盛吉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還進而想到台灣同胞苦鬥50年的歷史，感慨萬端。榮枯盛衰，世間之常。誠此之謂乎！」 投向「紅色祖國」 1946年4月，葉盛吉在時隔五年之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台灣。他也從東京帝國大學轉學到台灣大學醫學院就讀。 光復時，台灣同胞為復歸祖國感到由衷的喜悅。但光復後國民黨軍隊的軍紀敗壞，官僚貪污腐敗，工廠停工，社會無序，物價飆漲。為了維持生計，葉盛吉不得不到別的學校兼課，甚至和同學在課後上街擺攤賣襯衣。生活的困頓，時局的惡化，促使葉盛吉和他的朋友們思考、批判台灣的現實。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震撼了葉盛吉的心靈，堅定了他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決心。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領導的土地革命、解放戰爭以及城市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從1948年起，國民黨軍隊逐漸土崩瓦解，「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得到越來越多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的認同。對「白色祖國」深深失望的他們，開始主動擁抱「紅色祖國」，迎接台灣解放的到來。 1948年9月，葉盛吉與胡秀山等5個醫學院的學生，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和蘇州。這是葉盛吉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在三個星期的旅行中，葉盛吉看到了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但也看到了中國人民難以估量的力量，他大為震動。「中國社會的深層，正洶湧著一股我們無法一時察知的、深刻的潮流。」他在《內地歸來》中寫道，中國人民確實是充滿了活力的，強大的人民。這活力一旦停止了自我消耗，並且轉向外散發之時，便是我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大放異彩之日。 去大陸前後，經他在台大的學長劉沼光介紹，葉盛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二·二八」事件後，中共台灣工委的黨員人數擴大到900多人。不久，葉盛吉成為台大醫學院支部的負責人。他通過台大學生自治會舉辦的放電影、讀書會、出版刊物等公開活動，開展對學生的工作。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1949年3月，葉盛吉與中學同學的妹妹郭淑姿訂婚。葉光毅回憶：「其實看我爸爸的日記，當時局勢逐漸緊張，他知道自己從事的工作時刻有生命危險。他對結婚曾很猶豫，因為這可能連累一個女人的一生。他當時對媽媽說，你雖然嫁了一個醫生，但是婚後不要立刻辭掉銀行的工作。這句話的意思，我媽媽後來才明白。」 堅守信仰 向死而生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軍警開始在島內大肆搜捕共產黨員。5月29日下午，葉盛吉在屏東被捕，後被解到台北關押。 葉盛吉案只在9月3日開了一次庭，他以「意圖顛覆政府罪」被判死刑。在台灣進行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中，有四五千人遭到殺害，判處徒刑的有八千到一萬人。 10月2日，妻子郭淑姿生了一個男孩。4日，妻妹到監獄送來了紅鴨蛋。葉盛吉一看，就知道生的是兒子。收到嬰兒照片的那天晚上，他高興得一夜未合眼，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死亡線上逡巡的人。祖父給孩子起名光毅，寓意「面向光明，毅然前進」。 「父親死時我剛出生，他也沒來得及親眼看看我，這是他畢生的遺憾。他對生也很留戀，但他絕不背叛信仰。他知道自己有了後代，可以少些牽掛，但同案的其他青年還未成家，所以他在審訊時都把罪名攬到自己身上，希望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葉光毅說。 在獄中，葉盛吉恪守自己的信念。10月23日，他給獄友顏世鴻寫了一封信。「有一件事情要請你牢牢記住。我現在的思想感情，和過去一年多來同你交談時的思想感情，沒有任何變化……我有一事相托，即來日請把我的這思想感情好好地轉告我的家屬，也好好地向我的朋友說明關於我的一切事況的始末。」 1952年11月，葉盛吉骨灰封厝前，葉光毅與父親訣別 11月29日，一個下著霏霏細雨的初冬清晨，在馬場町河灘旁，隨著一陣槍響劃破寂靜的天空，葉盛吉和他的戰友們倒臥在血泊之中。 讓歷史告訴未來 父親離世後，葉光毅遵照遺囑，潛心向學，後成為台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但他從來沒有忘記尋找父親的歷史。葉盛吉留下了用日文書寫的大量日記與筆記，為了讀懂這些材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學的葉光毅於1975年改為赴日留學，從頭開始學習日語。 幾十年來，他遍訪父親當年的同學、同事，進行了300多人次的訪談。「我父親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理想，為了正義，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賭上性命。這是人性光明面的展現，也是他生前就有的覺悟與氣概。」葉光毅說。 在葉光毅心中，父親是台灣的好子弟，中華的好兒女，是以台灣為舞台的中國近代史中當之無愧的「時代風雲兒」。他在從舊中國邁向新中國的轉折關頭，不計成敗，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中華民族邁入新的時代毅然獻出生命。 葉光毅認為，父親作為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其中華民族意識一開始是膚淺的、自發的，後來通過思考逐漸自覺，這過程是掙扎而曲折的。他是真實而純粹的人，所以擁有感人的力量。這不僅是某一個人生命的故事，背後還有一個民族積弱、落後、被欺凌的不幸，且悲劇至今仍繼續存在於台灣，餘波蕩漾。 「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台灣長期被湮滅，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存在。『台獨』勢力興起後又將這段歷史扭曲，將一些犧牲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塗上或濃或淡的『台獨』色彩，這都是對歷史的惡意扭曲，對當事人的二次甚至三次傷害。」葉光毅說，某些勢力如果要推所謂「轉型正義」，就應好好直面這段紅色歷史，而不是踏在先烈們的遺體上來謀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今年3月舉行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追思紀念會上，葉光毅作為代表上台發言。為此，他穿上了父親當年在仙台二高的校服，戴上了白線帽，繫上了繡有校徽的領帶，還大聲唱了一段當年的校歌，以表達對父親的深切懷念，並再現當時年輕人雄壯豪邁的氣概。 「當時我還脫稿講了一句話：今天，葉盛吉的孩子用這條領帶把葉盛吉帶到追思會上來，葉盛吉們的靈魂還會再回來!」葉光毅說，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既是懷念過去，更是面向未來。

全球最身價(高薪)的女CEO出身台灣！一本猶太經典，養出AMD救星蘇姿丰. 今年超微（AMD）市值破千億美元，執行長蘇姿丰再度被看見。這個台南 ..全球最高薪女CEO出身台灣！一本猶太經典，養出AMD救星蘇姿丰 今年超微（AMD）市值破千億美元，執行長蘇姿丰再度被看見。這個台南女兒，為何能不斷突破自我，挑戰極限？原來是父親當年在美國一個發現，奠定他教養女兒的方式。 天下雜誌706期 文 彭子珊 2020-09-08 2018年底，世界第一大半導體公司英特爾遇到一連串的危機，連執行長人選都陷入難產。當時業界傳聞，英特爾董事會有意挖角對手超微（AMD）執行長蘇姿丰（Lisa Su）。 「如果Lisa願意，就真的太好了，」一位美國英特爾主管當時興奮地告訴《天下》，他也有點黯然地說，「但她應該不會來。」 現在，台南出生、2歲就隨父母移民紐約的蘇姿丰，已成為美國科技業耀眼巨星。 從她2014年接任執行長，6年來，超微股價翻漲近30倍，公司市值更在今年首度突破千億美元，寫下歷史新高。 她也因此被《Fortune》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50名女性之一。 根據美聯社和研究機構Equilar調查，蘇姿丰以近6000萬美元的年薪，成為2019年標普500企業最高薪執行長，也是全球史上最高薪的女性執行長。 蘇姿丰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一段軼事，是她年輕時，被IBM重點栽培，指派出任當時執行長葛斯納的特助，得以近距離見證這個傳奇人物，如何「讓大象跳舞」，打造科技業史上最驚人的起死回生案例。 承襲爸媽的高標準 為團隊催出120%達成率 而現在，在充滿陽剛味的半導體產業裡，總是一身黑色套裝、腳踩高跟鞋登場的蘇姿丰，正在用前所未見的驚人速度，打造屬於自己的傳奇。 在美國長大、只會說簡單中文的蘇姿丰，在《紐約時報》專訪時，將自己站在科技頂峰的驚人成就，歸功於來自台灣的爸媽。 她說父母總是盡力確保她達成高標準。「他們不會問我『要不要』，而是直接說『妳應該這麼做』。」 她直言，這樣的教育成就了她，讓她相信「只要專心去做，一定可以做到更多。」 領導超微時，她會試圖從團隊中催出120%的成果。 蘇姿丰認為，如果一個團隊以為他們已達到某個程度，其實他們應該還可以再超出20%。就算差了一點沒達標，「你還是超越自己原先以為的能力極限。」 16歲那年夏天，預見未來 別人放暑假，她參加最頂尖夏令營 如果，回顧蘇姿丰16歲那年夏天，就不會對她今日的成就，感到意外。 1985年夏天，16歲的蘇姿丰每天早上6點出門，趕著去一個小時車程外的罕布什爾學院，參加HCSSiM數學夏令營。 那是全美最頂尖、競爭最激烈的資優夏令營之一。 為期6週的課程，幾乎天天滿檔。7點半開始，蘇姿丰就在各種數學理論中穿梭，想辦法解出難題。短暫休息後，下午再從遊戲、運動中體驗數學應用。 暑假結束，她用營隊裡的收穫寫成論文，得到西屋科學獎準決賽入圍，這是美國最知名、也最頂尖的青少年科學競賽。 前一年的暑假，她過得一樣充實、精彩。當時她在摩根士丹利證券實習，寫出一款股票自動交易程式，讓電腦設定跌幅安全範圍，一旦超過就自動賣出。 3年後，她的創意，正好碰上道瓊指數單日暴跌500點的「黑色星期一」，啟動了大量拋售的電腦機制，讓那個帶她實習的股票交易員躲過一劫。 蘇姿丰中學跳級一年，高中直升紐約市區的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這是全美國最頂尖的高中之一。她的同班同學，有5人日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包括她自己。 但蘇姿丰可不是一般刻板印象的書呆子。她熱愛音樂，下課後的零碎時間常用來練習鋼琴，父親蘇春槐回憶，女兒甚至一度有意報考全球最好的茱莉亞音樂學院。 同時，她還當上了學生會長。 競選時，她發現全校上千位同學多數根本搞不清楚有誰參選，於是她出奇招，辦了一場熱鬧的活動，規定進場的同學買票不能付現，只能用支票付給她。在支票抬頭寫下「Lisa Su」的同學們，因而記住了這個名字，也讓她順利當選。 2002年蘇姿丰（左1）和表親環球水泥侯家，在紐約相聚。（環泥提供） 這些如超人般的學經歷，相當程度源自於蘇姿丰本身過人的天分，但也與父親蘇春槐的教養方式息息相關。 心法1：時間不留白 「社會這麼競爭，誰起步早誰贏」 例如，暑假是多數中學生最快樂逍遙的時光，打電玩、游泳、約會，但蘇姿丰總是行程滿檔。 「寒暑假我從不浪費，」蘇春槐曾告訴《天下》，他表示，平日學校功課很多，孩子要學課外知識，只得趁暑假。 這樣毫不留白，會不會給孩子太大壓力？ 「沒辦法，現在社會這麼競爭，誰起步早，誰贏！」他果決地說。 「起步早」是蘇春槐教養準則的重點之一，他在女兒5歲時就開始抽考九九乘法，「許多成功的人都是起步比別人早，」他說。 蘇春槐表示，這源自猶太民族的教養心法。 18世紀著名的東正教猶太教士Schneur Zalman of Liadi的著作便指出，「當小孩開始講話，父親就要開始教導律典妥拉（Torah）。」 蘇姿丰出生在台南那年，蘇春槐到紐約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博士學位，他在2年後接來妻女，妻子羅淑雅隨後也在紐約市立大學進修會計。 羅淑雅畢業後先在一間猶太人開設的貿易公司工作，後來創辦汽車零件公司英格爾（Engross）。她的創業經驗，也啟發日後女兒從研發邁入企業經營。 蘇春槐拿到博士學位後，在紐約市政府社會局任職，當時他發現，紐約有上百萬猶太人定居，他身邊的鄰居、同事、醫生、律師等都有許多猶太人，他從此便開始鑽研猶太文化。 他曾在紐約台灣會館主持「週三開講」活動，分享他以猶太聖典《塔木德》（Talmud）培養傑出女兒的心得。 「要了解這個世界，就必須了解猶太人，了解猶太人的大智慧，」他在2015年的演講中提到。 《塔木德》如同猶太人的生活百科全書，是猶太文化中最重要的兩大經典之一。250萬字的內容，是2000位拉比（猶太教士或學者）歷經千年討論的累積，針對飲食、習俗、商業、藝術、醫學等面向寫成。 擁有1500年歷史，在猶太人流亡時期寫成的《塔木德》，沒有標點符號、沒有分段，猶太教士間的辯論時而如迷宮般迂迴，是一本父子之間口耳相傳的書。 蘇春槐潛心鑽研，撰寫心得摘要，每天晚上花30分鐘念一段小故事，學習如何把這套經典應用在教育、投資等各方面，也孕育了蘇姿丰的突破與成長。 心法2：福禍相倚 「接下問題公司，是妳立功機會」 蘇春槐認為，猶太智慧的一大重點，是福禍相倚的意識。 「好不見得永遠好，壞不見得永遠壞，所以好的時候要有不同心態，如果走下坡該怎麼辦？」他解釋，這樣的危機意識，就是來自於猶太人對事情的態度，「他們從來不看過去，就是展望未來。」 《塔木德》經文中就曾提到，人眼由黑色與白色組成，但為什麼神卻讓人透過黑色，而不是白色的部分去看東西？答案是，穿透黑暗，才看得到光明。 蘇姿丰近年寫下的傳奇，充分印證這個猶太格言。 她2012年被挖角到超微，並於2年後出任執行長，當時的超微岌岌可危，一度負債超過20億美元，全球裁員不斷，破產的傳聞甚囂塵上。 這個危機，在蘇家父女眼裡，卻是天賜良機。 蘇春槐告誡女兒，「人家公司不好才留給妳來，這是妳立功的機會。」 她上任後，快刀斬亂麻做出兩個重大決策。 第一，當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爆發成長，許多晶片公司都看好行動裝置需求。蘇姿丰卻逆勢而行，將公司有限的研發資源重押在個人電腦、筆電、伺服器裡的處理器與電腦繪圖晶片。 第二，將產品轉給台積電代工，寧可在2016年付給格羅方德3.25億美元高額補償，以擺脫之前簽的代工長約。 這兩個關鍵決策，讓超微得以受益於台積製程技術超越英特爾的典範轉移，主攻電腦、伺服器的兩大新產品線Ryzen、EPYC處理器，打得英特爾落花流水，股價也因此狂飆。 5年前在中國舉行的中美互聯網論壇，集結兩國重量級企業領袖，剛接任超微執行長不久的蘇姿丰也在列，與IBM董事長羅梅蒂是現場唯二女性。（達志影像／美聯社） 2019年，超微從處理器及繪圖晶片中賺得全年營收47億美元，幾乎是2015年的2倍。 新冠疫情催生的社交距離，也助長了筆電和伺服器的全球銷量，兩者都較前一年同期翻了一倍，超微跟著受惠。 心法3：超越自我 「挑戰最難領域，去打破現狀」 高二那年，蘇姿丰面臨人生轉折，數學與科學成績都是頂尖水準的她，可以像不少華人菁英選擇攻讀醫科，或者當個科學家。 當時蘇春槐告訴女兒，如果選念醫科，「畢業後頂多是一個普通的醫生，」應該挑戰複雜深奧的電機領域。 蘇姿丰日後也在麻省理工學院一路念到電機博士，「因為當時我認為（電機）是最難的，」她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回答。 當她屢屢被問到給年輕人的建議，總是說，「找出最困難的問題，然後自願去解決它。」 「我的最佳表現，都是在巨大的壓力之下達成，」她說。 這與父親的教誨，不謀而合。 蘇春槐常教誨子女，要不斷「超越自己」。他引用《塔木德》，「超越別人，不能算真正的優秀；超越自己的人，才是最優秀。」 他表示，超越自我就要打破現狀，有冒險精神向未知的領域邁進，再串聯不同領域的知識，產生新智慧。 美國官員體驗內建超微處理器的VR等新科技產品，近年超微的轉型，來自蘇姿丰（右1）對未來趨勢的精準判斷與執行力。（Getty Images） 蘇姿丰的職涯道路，就是「超越自己」的最佳例證。 她曾是世界最頂尖的半導體技術專家，發表過40多篇技術文章。早年投入研發、博士論文就以此為題的SOI（絕緣體上層覆矽）技術，現在已是業界熱門技術，廣用於多項高性能晶片。 蘇姿丰也因此獲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而她接下來竟完成從頂尖工程師，進化為頂尖企業家的困難轉型，成功帶領超微重返榮耀，被《巴倫週刊》（Barron's）評選為2019年世界最佳CEO，與巴菲特、亞馬遜的貝佐斯並列。 在父親的猶太教養學及母親的創業精神幫助下，她已不僅僅是「台灣之光」，甚至代表全球女性，突破科技業的性別天花板。（責任編輯：王儷華）

［台灣的年輕偉人］ ~~~~~解碼生命 擺地攤10年捐出800萬，20歲被寫進教科書的她，溫暖了400萬寒門子弟 11歲時，開始投身於公益 14歲時，賺到人生第一個100萬 20歲時，被寫進了教科書 這個有些傳奇的女孩，就是沈芯菱 如果家庭沒有發生變故 沈芯菱本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 在她出生前，父母白手起家 開設了一家小型代工廠 憑著良好的經營聲譽 生意已經做得有聲有色 不料，八十年代中期，匯率升值 許多產業捲款而逃，工廠負債累累 龐大的債務如陰雲般壓來時 父親對母親說：“寧可斷其骨，不可昧其心。” 兩人毅然變賣家產，不欠人家半毛錢 1989年，沈芯菱出生的時候 家裡只能靠擺地攤維持生計 一台卡車載著全部家當 也載著貧窮家庭的希望 曾和父母、狗籠擠在一輛小車上 也曾隨父母擺攤躲警察 小小年紀就跟隨父母 在街頭巷尾體驗了人生酸甜苦辣 雖然貧窮， 可她的父母，卻從不貪圖錢財 常常教育她：人要常給，不要多拿 5歲時，她跟父母去賣氫氣球 都過了午飯時間 還沒能吃上飯 她飢腸轆轆 看著路邊的大餅攤出了神 結果手中的一大把氣球 不知不覺的就飛走了 雖是幾個氣球 但卻攸關她一家子的溫飽 闖了禍的她本以為狠狠責備自己 母親卻彎腰將她抱在懷中： “沒事沒事，丟了就丟了。 媽媽總是用不一樣的行為告訴她 她擁有很多其他人沒有的 讓她接受自己的匱乏 讓她知道家裡的匱乏 並不是羞恥的、骯髒的、讓人排斥的 這些都讓她學會了 很簡單卻珍貴的價值：知足 10歲那年， 身邊同學都開始用上電腦學習 母親便當掉珍藏多年的玉鐲 為她也買了一台電腦 母親說： 再苦，也不能犧牲孩子學習的機會 懂得知足的她得到電腦之後 抓緊每一個機會學習 從不用電腦玩遊戲 也的確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 成了電腦神童 在各種台灣電腦大賽裡頻頻拿冠軍 有人說： 人的貧窮會對其一生 造成兩種影響 一種是讓人更愛錢 一種是更了解貧窮的人 而她就屬於後者 貧窮，讓她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淳樸而寬厚的父母 則讓善良的種子在她的心中萌芽 她的阿公靠種植文旦柚為生 那一年是大豐收 可阿公沒有因盛產而高興 反而為收購價格過低愁眉苦臉 又種得太多了 賣不出去又都要爛家裡了 今年的生活費可怎麼辦呢？ 長年滯銷的問題 讓許多像阿公 這樣的果農連生計都沒有保障 年幼的她天真的想 水果太多一個人吃不完 但如果有100人 1000人一起吃 不就吃得完了？ 她想起看過別人在網上賣東西 年幼的她於是“憑著一股傻勁兒” 上網給許多大企業發電子郵件 信裡簡單直白的寫道： 我阿公種的文旦柚很好吃 有需要的可以來訂 可沒想到3天后 家裡真的接到企業訂單了 全家人喜出望外 阿公一遍遍的問： 是真的嗎？ 最終那年水果比往年多賣了3萬多斤 電腦神童的她 也第一次發現了網絡的力量 父母在鐵皮屋開了家小雜貨店 生意剛有起色 對面的大型超市開張了 生意一落千丈 她提議父母回到縫紉本行 並靠她自己的摸索和嘗試 幫父母架設了一個服裝網站 一年不到 家裡的生意就大有起色 她開始意識到 原來做幫人事情 並不需要很有錢 只要把自己的特長培養好 用它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不也是一種公益嗎？ 小小年紀的她 從此心中有了一個大大的理想 那就是： 用鍵盤打造知識公益 用網絡彌平社會斷層 以愛行動天下 發動一場名為溫柔的革命 就這樣 她義無反顧地 踏上了公益革命之路！ 同樣生活在底層的她深知 幫助窮人光用金錢是不夠的 知識才是力量， 只有讓弱勢學子 都有學習知識的機會 他們才會靠自己的力量來脫離貧窮 於是13歲時 才上六年級的她 就開始思考為窮苦孩童 要架設全台全科目的全免費教學平台 讓弱勢學子有一個免費的學習通道 這個免費的網站叫做安安免費教學網 在架設安安網站期間 她曾以優秀成續考取了私立明星學校 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公立國中就讀 為的就是節省差額學費 來供應安安的支出 架設網站過程中 常碰到資源上的不足 但是她不願意接受金錢的讚助 一個人獨自承擔種種壓力 在做網站時遇到了很多 遇到好多前所未料的難關 母親對沈芯菱說： “同樣是人活一世 爸媽這一生都在忙活自己的這張嘴 你能為社會所用 是爸媽最大的幸福 爸媽不能在金錢上給你支持 但可以在精神上給你足夠的愛和自由。 ” 而她憑著一步一步的摸索 多年不懈的努力 最終安安成為兩岸三地熱門的教學網 時至今日這個網站 已經幫助了近500萬名弱勢學子 有無數的父母發來郵件感激的說 謝謝你，我的孩子功課進步了 可這還遠沒結束 安安網站後 她又開辦了 “楊過世代英語免費學習園地” 隻身企劃籌措 免費讓75名弱勢學子接受公平教育 她的名氣漸漸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的人都上門找她 聘請她架設各種網站 短短時間內 她就賺到了一百萬 這個曾經貧窮的女孩 在成為百萬富翁後 並不是想著給自己買漂亮的衣服 也沒有去旅行 去炫耀...... 而是把錢捐出 幫助更多困苦的學童 而那時的她 才僅僅14歲！ 曾出生底層的她驚覺： 連在鄉下 對底層勞工的歧視都如此嚴重， 她憤怒極了 在同齡孩子還在父母懷裡撒嬌 無憂無慮 對未來都還迷茫的時候 她的目光卻已觸及到了整個社會 她立志要建立保存一部 “庶民生活歷史” 她一人騎車環島 走遍全台上千村落 用相機拍下每個遇到的真實面孔 她說： 沒有高科技的配備 只有一部電腦 一台數碼相機、 掃描機和影印機 沒有陣容龐大的團隊 只有我 滿懷理想的我 辛勤收割的農民 生計不穩的流動攤販 佝僂著身影的拾荒者…… 這些被歧視的底層人們 都被她認真的用相機記錄著 每每遇到這樣的事 她就忍不住質問 他們不是失敗者 為什麼要把這些曾經 赤著雙手奠基好社會基礎的人 移到金字塔的最底層 讓貧窮繼承貧窮呢？ 經過6年的奔波 她拍下累積超過了30萬張照片 訪談超過3600多位父老鄉親 寫下了超過40萬字的紀錄 之後她創建了“草根台灣臉譜”網站 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庶民”的生活 她曾將這些帶入北京奧運會的展覽 當時吸引了近2000萬人次的瀏覽觀看 20歲 正是一個少女 如花般綻放 花枝招展的年紀 她卻把時間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公益上 她深刻思索貧窮背後的不公 但她不是用理論去批判 而是用行動去改變 她坦言 高中三年生涯 收穫最多的反而是教室外的事 那是她一輩子帶得走的人生養分 從投身公益開始到現在 她已經獨自走了10多年 支出800多萬元 而更讓人驚訝的是 所有這些公益支出 全部都是她自己掙來的 演講、寫作、比賽、拿獎學金，建網站....... 只要掙錢又不耽誤學習的事 她幾乎都做了一遍 她還從來不接受捐款贊助 在她網站上最顯眼的位置一直寫著 13年公益路 為保純淨 謝絕捐款贊助 一直以來 她都在做超齡的事 也很少迷失人生的方向 因此，她獲得了無數的榮譽： 崇高榮譽的 總統創新獎 十大慈善家 蟬聯總統教育獎 十大傑出青年 台大學生貢獻獎等多項殊榮 獲選“台灣百年代表人物” 事蹟載入《世界年鑑》《商業周刊》 《讀者文摘》亞洲版稱她為“少女慈善家” 才20多歲的她 居然已被載入國中小13本教科書 因為她 許多人的生活在漸漸變好 可她自己的生活卻沒有絲毫變化 她住的還是兒時的鐵皮屋 夏天會熱到發瘋 下雨又會漏水 房間只是比從前稍大了一些而已 一台舊電腦 一張用到泛黃的圍棋桌 這些都是她用了十多年沒有換過的東西 即使自己的知名度變高了 她依舊很低調謙虛 她說 我是一個攤販 一個莊腳小孩 我的確非常平凡 但我就是選擇去做而已 選擇讓每一個遇見我的人 都可以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她的終極理想就是： 把發言權還給那些在太陽底下 默默低頭流汗的人 讓他們的聲音都能被聽見！ 她早已脫離社會底層 卻把自己的位置無限放低 而每個能把自己位置放低的人 注定是內心潛藏著巨大的能量 她的自信和愛 就像黑暗中的小小發光體 能默默散發出炙熱而巨大的光芒 幫人們找到方向 走出人生的低谷 你看到她的笑容如此燦爛 因為那背後是一顆金子般的心 維基百科： 沈芯菱（1989年11月生），科技創新博士、是家喻戶曉的公益家，畢業自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國立臺灣大學商研所(全球排行前50大)，公益事蹟編入<世界年鑑>及19本教科書課本，是莘莘學子的必修教材。沈芯菱博士成長於雲林縣，歷代是清貧的佃農長工，祖居崁頂山墓園旁，自幼擺攤半工半讀，11歲起投身公益，從未接受捐款，二十年來獨力支出新台幣900多萬元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