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願意坐下來，我想告訴你一件心底的事》 最近有人問我：「你認為蔣中正怎麼看待、在台灣的那些軍人子弟？」 我想了很久。 後來我決定，用我最熟悉、也最貼近我心裡的方式——用第一人稱，像是一個老朋友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著一位最懂他、最貼心的老朋友，說出他心裡最深、最不愿被外人看見的一面。 因為很多沒經歷那個年代的人，都不知道： 你我今天看到的眷村、看到的那群外省第二代， 都不是偶然，而是「一個老人對士兵的愧疚、責任、依靠、信任」交織出來的生命故事。 ——以蔣中正 總統、作第一人稱敘述 ——文 / 王建勛 Kevin 如果你願意，就坐在我身邊吧。 我的歲月不多了，有些話…… 我想在離開之前，對你這位老朋友坦白說說。 我這一生啊！最放不下的，其實不是權力、不是功名、更不是歷史對我的評價，而是——那些跟著我走到台灣的將士與他們的後代。 很多人說過我冷酷、獨裁、剛愎自用。也許吧。 可他們不知道，在我這個外人眼中的「冷硬殼子」底下，其實藏著四種情感——愧疚、責任、依靠、信任。 今天，我想把這四種情感說清楚。 ⭐「愧疚」——我一生背著的十字架 「我愧疚｡」 因為 1937 到 1949，他們跟著我打仗、撤退、再打、再撤。有人妻離子散，有人父母等不到，有人連骨灰都散落在戰場上。 來到台灣，他們不是逃難，而是跟著我一起守著中華民國最後的燈火。 我知道他們沒有家了。 我知道他們的孩子一出生就被貼上 “外省人” 的標籤。我知道，是因為跟著我，他們斷了故鄉的根。 這份愧疚，我背了一輩子。 你知道嗎？我最痛的，不是失去大陸，而是——我帶著百萬將士離家，後來再也回不去了。 我在日記裡寫過一句話： 「忠義之士，以我故不得返家，此心永痛｡」 這中間我曾經做了反攻計畫，我反攻的「心」是真的，但反攻的「條件」從來沒有站在我這邊。 1950 韓戰爆發，美國為避免中國大陸介入朝鮮半島，杜魯門下令： 👉 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禁止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攻擊。 大白話就是：美國用軍艦封住了台灣，不許我動、不許毛動。所以我在日記裡寫下：「第七艦隊阻我反攻，痛心難言｡」 不只是美國插手，另外1950年–1957 年是「中蘇蜜月期｣： 中共軍隊大量使用蘇聯武器，蘇聯在中國建立 156 個大型工業，技術援助、核項目、空軍建設 我很清楚：反攻根本不是反紅軍，而是反蘇聯。而當時台灣的武器裝備，根本無法和蘇聯對抗。 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美國宣布「一個中國政策｣。 至此我最終明白：美國永遠不會讓我打回大陸。 因為它已經決定“用中共牽制蘇聯”，而我打回去，只會橫添變數。 我生命的後期，無法讓我安心的、就是這一群老兵。 回頭想想淞滬八百壯士、徐州、武漢、長沙、衡陽……有多少青年把血灑在那片土地上。 到了 1949 年，他們再一次，他們把一生交到我手中，卻只能跟我渡海來到這陌生的小島。我愧疚，他們跟著我，並沒有享福，反而用盡一切力量，跟我一起建設台灣。 有人說我「帶著黃金逃跑｣，可他們不懂—— 那哪裡是黃金？那是「國家的儲備與命脈｣。 我真正帶不走的，是千千萬萬在大陸的父老妻小。 我愧疚，愧疚到晚年、我仍常常在深夜醒來，想著那些兵的母親，是否還在等？那些在大陸的孩子，是否長大後怨我？ 我對不起他們。這是我一生都放不下的。 ⭐「責任」——我知道，他們把整個人生押在我身上 我從黃埔走出來的那一刻，就明白一件事： 跟著我的人，都是把命運壓在我身上。 1949 的台灣，是一個千瘡百孔、戰後廢墟的小島。但我知道：只要我站著，他們就不會被丟棄。 所以我立刻做了三件事： ① 建眷村——讓他們有家可住，而不至於流落街頭 那不是特權，而是補償，是保命，是我能為他們做的一件事，也是我欠他們的。 ② 土地改革——不讓台灣走上大陸那種大地主壓迫農民的路 耕者有其田，是我最堅持的民生改革。 ③ 把教育與軍隊制度重新建立 因為我知道，只有讓下一代能讀書、有未來，才能彌補他們於千萬分之一。 那時候的台灣物資缺乏，政治動盪，但只要涉及那些士兵、那些孤兒寡婦，我都不敢鬆懈。 因為那是我在大陸留下的傷，在台灣要補回來的責任。 ⭐我「依靠」他們，他們也「依靠」我 你知道我最信任的人是誰嗎？不是高官、不是那些政客，不是大地主、不是讀書人，而是——那些從淞滬一路打到滇緬的老兵，和他們的後代。 而是那群從淞滬、太行山、滇緬路一路跟著打到台灣的老兵。 當台灣四面皆敵、共諜滲透、世界局勢急速變化時，能讓我放心的，就是那群真正把國家看得比生命還重的軍人。 你現在看到的台灣，不是偶然安全、偶然安定、偶然進步，是他們用血汗和紀律撐起來的。 他們忠誠、苦幹、不抱怨。他們從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河南……一路打著撤、撤著打，最後跟著我到了台灣。 當時共諜滲透，物資短缺，社會不安。 我能依靠的，只有：情治系統那群願意為國家賣命的人。還有就是軍隊中那些從未倒下的數十萬老兵，和眷村裡那些生活清苦但從不動搖的家庭。 是他們讓台灣沒有像韓國那樣政變、沒有像越南那樣內戰、沒有像印尼、緬甸那樣陷入混亂。 我依靠他們，也感念他們。 ⭐「信任」——我信他們，也信他們的下一代 有人問我:「你為何特別關心軍人子弟?」 我從黃埔軍校到北伐、抗戰、內戰，我遭受的背叛還少嗎？我早就看透了：「人心難測｣，但跟著我出生入死的那些士兵，他們是最可靠的。 他們的孩子，也承擔著他們的命運。 所以我讓軍校制度完善，讓軍人子弟學校能讓他們好好讀書，讓退輔制度一步步建立。 我不是偏心，而是因為我知道：他們很多人在眷村長大，家裡窮、空間擠、父親常年不在、母親操碎了心。 但我知道，只要給他們機會，這群孩子將來一定會成為國家的力量。 這群孩子，跟著我一起背負了父輩的傷。所以，他們是我最信任的一群人。 ⭐說到這裡，我想坦白一句話 我不是聖人，我有錯，有過當，有錯判，有傷害別人的決策。但那都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哪一個領袖敢說他沒有過錯誤的決策呢？ 我知道有人恨我，也有人誤解我。這些我不怪。因為他們之中很多人不了解我面對的時空背景，遇到的多方敵人，當天時、地利、人和都不站在我這裡的時候，我無法讓每一個人都滿意，但我即便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我仍然沒有把任何國家的資產、留給自己或經國。 但我的良心能說的是： 👉 對那些跟著我走到最後的士兵與他們的子孫，我一生沒有辜負過。 👉 唯一最大的辜負是：最後我沒能帶你們回家。 👉 我盡我所能保護你們，因為你們也曾用生命保護國家。 如果你是那些軍人的後代，請允許我向你們敬個軍禮，感念你們的父輩或祖父輩，為中華民國的犧牲與奉獻。 未來有人願意了解我，我希望他看到的不是「蔣介石」三個字，而是一個老人，在生命最後階段說出的心底話： 「那些忠義之士，我欠他們一個回家的願望； 但我給了他們一個能安心扎根的台灣｡」 如果有人問你蔣中正是什麼樣的人……你就把這段話轉告他吧。 中正 手書 ⭐凱文想說： 有人不理解、也不願理解蔣中正。 有人只看到他鋼鐵般的一面，卻看不到那個在深夜裡常常寫下「此心永痛」四個字的老人。 但我希望你知道： 那些跟著他渡海的軍人子弟，之所以能在台灣站起來、扎根、有些成為社會的中堅，不是偶然。 那是因為有一個老人，他帶著愧疚、背著責任、依靠著他們、信任著他們，在台灣和所有的鄉親們、共同拼出了一條路，讓這群「無家可回的子弟」最後有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什麼叫歷史？歷史不是課本、不是政治、不是仇恨。歷史是那些人留下的腳印、留下的淚水、留下的選擇。 而蔣中正 總統對軍人子弟的那份情，是他一生最執著、最柔軟、最不願讓外人知道的一塊地方。 如果你懂，你就懂。如果不懂，也沒關係—— 真相會透過一代又一代的故事慢慢被看見。 —— 王建勛 Kevin #此文以蔣中正總統自述方式撰文非紀實

轉傳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 聯合報今天刊出拙文「執政者，無權簒改歷史」，因版面問題，只能擇要。原文如下，如認同，請廣傳。 吳思鍾 2021, 8, 11 執政者，無權篡改歷史(2021年版) 執筆者: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我兒念大學資工系，因疫情在家近三月，暑假期間，我建議他看歷史小說三國，希望在科技之外，多一點人文，瞭解三國的時代背景，可以讓他在讀諸葛亮出師表時，更能感受到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忠孝節義。 可是很難，民進黨人篡改了歷史課綱，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離年輕一代，已十分遥遠了。 我們初中時已讀完的歷史小說，他們到大學還没看過，更遑論正史或資治通鑑。 我相信多數台灣人民和我一樣，也許包括小英總統，知道歷史課綱被篡改了，但不知道歷史教材的内容被改了多少？請看如下我摘錄自網路上的文字。 「新課綱出來了，完全去中。 你知道全面消滅中國史的中學新課綱已經上路了？中國史被完全支解在東亞史裡！曾經，父母要我們背誦的，中國幾千年源遠流長的朝代表，你已無法再與孩子共鳴！ 你知道從商周到隋唐，只剩下短短四頁，幾千年的歷史只提一個人物叫秦始皇？ 你知道整個三國時代都不見了，魏、蜀、吳全没了；商以前的中國完全不提；大半的中國史被砍去，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明治維新，還有1920年代日治台灣有多繁華，對日治時期被殺害的數十萬台灣人命，卻隻字不提… 甚至，不只是歷史，連國文也大幅刪除古詩詞和文言文；李白、杜甫以及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王安石等被課審委員認定為封建的唐宋八大家，大都沒了，迎來了日本人寫的漢文詩。」 看完以上，我認為，民進黨篡改歷史的目的，是在消滅中華民國，意圖切斷台灣與中華歷史文化的血緣，追求台灣獨立；民進黨，彷彿在進行一場台灣的「文化大革命」，其後果可能會先革了台灣人民的命。 當大陸發現他們面對的台灣，已是一群非我族類時，武統的聲浪就會壓過和統，習近平也許不會再提「以惠、通、情促融」了，台海危機只會加劇。 我希望小英總統關切這個問題，因為投給您的817萬票，絕大多數是認同中華民國，不希望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 李登輝那一代人，日本對日本人的教育，並没有去中國化，因為他們知道，要侵略中國，必需要瞭解中國。我創業早期，很多戰前成長的日本客户對中國歷史的了解，都令我佩服。 而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實施去中國化，切斷台灣與中國的血緣與文化臍帶，以利其殖民統治。 李登輝自知其對中國歷史認知的不足，不利其治國，因此找柏楊學資治通鑑。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時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被批鬥，傳統文化被破壊，紅衛兵横行，學校無法開課，知青勞改下放，造成大陸一代人的教育斷層，是中華民族的浩劫。 所幸，在同一時期，兩蔣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注重中國傳統倫理、歷史與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1990年代，台商開始投資大陸，發現即使生長在台灣中南部，曾抱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地理、國學與文化的素養，大都超越同期成長的大陸人。 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以前，台灣人被尊重，不僅是經濟實力，更多的是對中華文化的素養與國際觀。所以，世人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在演藝界亦然，一曲周傑倫的青花瓷，伴隨兩岸青年的成長，美的不僅是歌曲，還有深沈的難以言喻的文化；香港國際化不輸台灣，但輸的是對中華文化的教育。 也因此台灣藝人在大陸有更好的發展。從鄧麗君、費玉青、羅大佑、李宗盛、蔡琴到哈林、阿妹、周杰倫、蔡依林、林志玲等等……無論本省、外省、原住民，在大陸都廣受歡迎；文化是台灣的軟實力。 1987年，經國先生開放大陸探親，我初次到北京，住北京大飯店，在高冷且燈光昏暗的中餐廳，我召喚服務員說:「小姐，請給我一杯水」，服務員卻指著我，厲聲說「叫同志，不許叫小姐！」 我嚇一跳，同時也體會到，兩岸分治40年，大陸落後的不僅是經濟，思想與文化也已和台灣存在巨大的差異；文革10年造成大陸一代人的教育斷層，也許需要兩代人的努力才能補救。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辜汪會談之後，大陸也尋求兩岸經濟的破冰，國台辦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鵬總理接見我時，我提出制定台商投資保護法；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等多項建議。 而在兩岸財經議題之後，我告訴李鵬總理，我們在台灣，小學讀「公民與道德」，知道禮義廉耻，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兄友弟恭，守法守紀，有公德心；我認為大陸應加強中國傳統文化與倫理的教育；李鵬總理點頭，並當場記下。 我提出這些，其實是有感而發，當年，北京街頭，到處都是政治標語，文化古都，卻感受不到文化；而我深知，落實這些教育至關重要，從大處看，有助於全民的人文水準和法治觀念的提升；從小處看，也有利台商的企業經營與管理。 1994年，大陸人大制定了勞動法令與台商投資保護法，足證其為發展經濟，而雷厲風行。 之後，我看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論語」；央視新編了「中國通史」，讓知識份子能以史為鏡，增長其智慧；「中國詩詞大會」節目，一群年輕學子，古詩詞琅琅上口，縱橫詩海詞林。 可是，正當大陸努力恢復中華歷史、文化的教育，民進黨却刻意於教材的去中國化，阻隔了青少年汲取先聖先賢的智慧；加以台灣長期經濟疲弱，出國留學者少，媒體的國際資訊又遠不及大陸，一消一長，台灣成長中的一代，恐很難與大陸競爭了。 民進黨修改歷史課綱，去中國化，意圖改變台灣青少年的民族與文化認同，美其名曰天然獨，實則是「人造毒」，使台灣青少年，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陸無所知，甚至充满仇視。我不希望我的子女變成這樣。 我認為，任何政黨執政，都無權剝奪台灣青少年對兩岸歷史、文化、血缘、現狀「知的權力」；更不可以對青少年「鼓勵台獨，而不告知台獨可能存在的戰爭風險」。 我是兩岸關係的受害者，1998年，我北京的合資公司12萬平方米土地被周永康强奪，官司打贏了，却因周永康權勢日大而無法執行。之後，周因貪腐案入獄了，但我和1650個股東迄今仍分毫皆未取回。大陸的經濟是發展了，但行政與司法的改革，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此時談統一，還不切實際。 但是，熟知兩岸的人都明白，台獨會導致戰爭是毋庸置疑的。 我認同習近平去年南巡福建時「以惠促融，以通促融，以情促融」的談話 我認為，兩岸的未來，應在大陸尊重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的歷史和現實，在台灣安全、尊嚴與政治制度都有保障的情况下，靠自然融合。 而令我最擔心的是，如果台灣人不瞭解中國歷史，純以台灣角度看兩岸，極可能因無知而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1683年(康熙22年)，從北大荒入關的滿清，在明末遺臣延平郡王鄭成功後人鄭克塽手中攻取台灣。 衡諸今日兩岸形勢，與當年相若。清廷本無意出兵，鄭經派馮錫範與清廷談判，因為錯估了自已的實力，步步進逼，使原本給錢、給權、可世襲罔替，以懷柔招撫的清廷，在退無可退之後，康熙下詔終止談判。一年後，以鄭氏降將施琅攻克台灣。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次年，戰敗的清廷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945年，蔣中正領導的中國，以3000萬軍民的死傷，结束8年抗戰（大陸的說法是14年），收復台灣。 1969年，為了烏蘇里江上0.8平方公里的珍寶島，大陸不惜與當年的蘇聯老大哥動武。中國，是寸土不讓的。 今天，國力日盛，正在推行一帶一路的中國，所追求 的是一個超越漢唐、康乾的盛世；1900年，八國聯軍用武力以霸道劫掠中國，如今，中國以其經濟與文化實力湔雪國耻，以王道追求民族的復興。 2018 年7月，習近平在對台灣的四個堅定不移的講話中提到:「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台灣不應該缺席」。大陸，是絕無可能放手讓台灣獨立的。 主張台獨的人，掩耳盗鈴，自以為篡改歷史，讓年輕人對大陸疏離，台灣就能獨立，此未免流於天真。 在台灣，統獨雖然可以公開談論，但是，執政者却無權篡改歷史。民進黨人可以去培養你們的台獨子弟，但你們無權以篡改歷史對我的子女餵養台獨毒素。 執政者要善視人民賦予你的權力，不要以為一朝權勢在手，就可以為所欲為。 任何政治主張，只要是會危及人民生命的，執政者及執行者都將為此負責。 1948年，二戰之後，日本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在面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時，曾慷慨激昂的述説「大東亞共榮圈」對亞洲人民的美好，日本是不得不戰。 當法官詢問:「你如何面對犧牲的數百萬軍民」時？他無言以對。東條英機被判定為戰犯，處以絞刑。 做為一個家長，我希望我的子女能在健康平静的環境中成長。 我要提醒那些意圖篡改歷史課綱的人，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因對中國歷史的錯誤認知，而走向台獨，結果驗證了張志軍主任講的「台獨走到底就是統一」。 那些因戰爭而犧牲的兩岸人民的家屬，可以將篡改歷史的人告上法庭，讓他們以戰犯受審。此絕非危言聳聽！

自稱台灣人的你，應該好好的閱讀下述全文 《我的老師許介鱗教授》 ～高金素梅/台獨脈絡記 序文 『吉娃斯！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2016年5月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大力推行「轉型正義」。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正義，毫無正義可言，這一點我們原住民最清楚。為了用最簡單的方法，突顯民進黨觀點的荒繆，我特別去請教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台灣史權威學者許介鱗教授，以及他的夫人、專研日據時期理蕃政策的傅琪貽教授。他們特別為我講解了1900～9年的大豹社事件。 1900年，台灣總督府開放樟腦業者進入山地開採資源，大量業者進入部落領域，擁有豐富樟腦資源的泰雅族大嵙崁地區首當其衝。六月，鄰近大嵙崁製腦地區的大豹社因不肖腦丁強姦部落婦女，引起族人反抗，爆發衝突。八月，總督府派軍隊鎮壓，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族人與日軍血戰，日軍因死傷慘重而停戰，對大豹社改採「嚴密監控、游擊出擊」的戰術。 1906年，總督府調集數千軍隊進攻大豹社，激戰數日，泰雅族人不敵日軍的優勢武力，頭目瓦旦·燮促被迫率領族人遷離家園，退往角板山現今桃園復興區境內。1909年，頭目瓦旦·燮促為保族人命脈，忍辱向日本殖民政府投降，並以長子樂信·瓦旦為人質，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長子接受現代教育。 大豹社的祖居地被日軍攻下後，殖民當局將其中部份土地交給「三井合名會社」，蓋了當時東亞第一大茶廠「大豹茶廠」，粗煉紅茶後送到現今台北市的「三井倉庫」精煉出口，日本昭和時期的太子行館也建立於此地。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這些大豹社的土地，拒絕返還給大豹社的族人，卻交給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屬下的「台灣農林公司」，後來轉給私有的「海山樂園」，再轉給私有的「逍遙遊森林樂園」，然後又更名為現在的「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當年泰雅族大豹社族人以鮮血捍衛的祖居地，現在成為財團的私有財產，贓物被漂白了，還漂白了五次。我請教前行政院長林全及相關官員，大豹社族人被侵佔的土地至今並未歸還他們，算不算轉型正義應該處理的問題，他們無以回答。 還有，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紀念「攻打大豹社而死傷的日本軍警」，設置了一座「大豹忠魂碑」。我請教林全院長，「大豹忠魂碑」聽起來是不是怪怪的？如果，為掠奪資源以武力血洗大豹社的日本軍警是「忠魂」，那浴血捍衛土地的的大豹社戰士豈不變成「奸匪」？台灣，到處充斥著這種荒誕怪異的現象。 我當時說：「今天，本席要探討的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轉型正義』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執政團隊是站在殖民者的位置？還是站在被殖民者的位置？轉型正義不能淪為「轉盤正義」，不能只有輪盤轉到你家的才是正義。」 我的質詢影片上了我的網站以後，無數人點閱，許多人按讚，都認為我的學問很好，其實我愧不敢當，這一切都是我跟許教授、傅教授請教、討論以後，以簡明的方式歸納出來的。 我的另一次質詢也非常轟動，當時黃煌雄先生被提名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我一向尊敬黃煌雄先生，表達支持提名，但我希望他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 我首先在原則上反對民進黨的「促轉條例」，那一條例在立法院審查過程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我始終堅持，日據時期殖民統治政權的不法行為與結果應納入促轉條例的範圍。我對黃先生說：「您對台灣史有深入的研究，應該也清楚原住民族土地被日本軍警武力掠奪的歷史過程，但是，在執政黨的多數暴力下，原住民族在日據時期所遭受的不公不義對待，被排除在法外了。本席只能說：政黨輪替，政權轉型，但不正義仍持續中⋯。」 我接著說，「促轉條例」第一款指明，其適用時間為「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時期」。我提醒黃先生，自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10月25日止，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權的有效威權統治中，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國民政府才從日本殖民政權手中接收台灣。所以，就威權統治時期的時間定義，「促轉條例」當然應該包括日本殖民政權的最後一段威權統治時期。 然後我舉出一個很具體的案例：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8月19日即著手印製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千元券與百元券），並於9月9日用飛機運到台灣，發給日籍軍警公務員搜購糧食物資運回日本，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加印一億台灣銀行券搜購糧食物資造成物價飛漲，也成為爆發228事件的重要經濟因素。日本殖民政權以武力掠奪台灣資源，宣布投降後趁接收前又以白紙印鈔票掠奪台灣物資，不管武力掠奪或白紙印鈔票掠奪，都沒有因為日皇的宣布投降而失去「有效的威權統治」。 這一次質詢的錄影，點閱人數甚到超過上一次，大家都沒想到，我竟然可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至10月25日陳儀接收這一段空檔，找出日本殖民統治最後這一段的重大惡跡，因此對我刮目相看。我也必須坦白承認，沒有許介鱗教授的指導，我不可能有這些具歷史意義的質詢。 上面所說的這兩件事，都是我特別找時間去請教許教授的。有時候我們沒有目的的聊天，許教授常常會很感嘆。他說，從來殖民者都是受到被殖民者嚴厲批判的，不管他們在殖民地有什麼建設，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並不是要為當地的人民謀福利。但我們台灣的台獨派卻是世界上少見的例外，他們根本忘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做了多少壞事，只記得日本在台灣做的每一件「好事」。譬如，他們只知道日本在阿里山建了一條小鐵路，卻忘了說，這是為了把阿里山上的神木群砍下來，運到日本去。他們說，日本對台灣的現代化貢獻非常巨大，卻不記得日本統治台灣的前二十年，屠殺抗日的台灣人約達四十萬人。 有一次許教授很感慨的說，台獨派完全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日本的帝國主義是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模仿。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才成為十九世紀那種充滿了暴力、獨佔市場與資源的帝國主義。日本模仿這種帝國主義時，卻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花了四百年才達到的「成就」。日本沒有長期的累積，本身的自然資源又極為欠缺，所以它的暴力和殘酷遠遠超過西方的帝國主義。 許教授特別跟我舉了兩個例子。日本人大力倡導「大東亞共榮圈」，說他們進入東南亞，是為了幫東南亞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控制，讓東南亞國家獨立，其實這完全是謊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東南亞地區資源的刼奪，其貪婪程度令人震驚。美國有兩位西格雷夫（Sterling &Peggy Seagrave），費時 18 年調查研究，寫成《黃金武士》（Gold Warriors）一書，估計日本在南洋掠奪的金塊，總重量約 14 萬 1000 噸。因為海路已被美國控制，只好就近運到菲律賓埋藏，共有 175 個地點。埋藏後將所有的工人（菲律賓人及華人）及工程師（日本人）分梯次全部炸死於洞窟中。日本武士急著想要建立大帝國，不惜當搶刼黃金的武士，這就是日本帝國貪婪本質的來源。到現在，還沒有人仔細統計過，日本在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總共搶刼了多少物資、文化寶藏和黃金。 許教授又舉例說，二戰期間，法國很快就被德國打敗，向德國投降，日本趁火打刼，派兵強佔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缺糧食，就從越南搶刼，造成越南人前後餓死兩百萬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稻米欠收，產量只有戰前的一半，日本農林當局算出，日本可能餓死一百萬人。於是日本印製了大量紙鈔，到台灣大量收刮米糧，台灣因此缺糧，又造成通貨膨脹，這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這些都可以看出，日本帝國的殘暴性。 這樣惡貫滿盈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獨派眼中，卻是仁慈而照顧台灣人民的，他們的心肝不知道生在哪裡？講到這裡，許教授感慨萬千，長長吐了一口氣，突然對我說，「吉娃斯啊，台灣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天理了，我對你寄望甚深，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許教授專研日本近代史，二戰後日本寫的回憶錄他都讀過，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李登輝當政之初尊他為國師，常向他請益。但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後，他立即堅決不再跟他往來。許教授不但博學多聞，而且極富正義感。他近年來身體不好，行動、寫作都很不方便，但仍然下定決心把這本書寫完，可見他的使命感之強。作為他的學生，我把我十幾年來受教的一些淺薄的心得寫出來，除了表達祝賀，主要還是要說出我對他的感激之情。因為他的教導，我的從政之路才能越走越穩定，並且知道，還有很多重大的責任需要我去完成，我會加倍的努力，希望不辜負他對我的期待。 編按：高金素梅委員在文中說，1945年9月9日尚未將統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之前，總督府從日本運了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而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這兩個數字，許介鱗教授在書中說是6 億日圓和14 億 3319 萬日圓，兩者並沒有矛盾，因為當時台灣銀行券的一元等於日幣6圓。

一架飛機的殘骸──【龍應台】 這主題.是我寫作以來最感慨的文章！ 當政客用盡心機糟蹋國軍、肆意誣蔑軍人，被從未當過一天兵立委追殺，而國防部及更高層也沒有肩膀維護軍人榮譽，說不出一句軍人對國家社會貢獻及無可取代之價值，讓軍人如過街老鼠任人打擊，寧不灰心乎? 請看看這篇文章吧! 轉貼 一架飛機的殘骸──【龍應台】 1998 年，在美國內華達州長大的史帝夫瑞銳去爬查理斯騰高山。在接近四千公尺高的南峰處，他再度經過一堆飛機殘骸· 這堆飛機殘骸，從他有記憶開始，就在這裡了。小時候瘡痍滿目、遍布山坡的焦鐵廢塊，經過幾十年登山客的淘取，已經少了一大半。 史帝夫看著被風霜雨雪逐漸消磨的殘骸，突然升起一個念頭：儘管不知道是什麼人，為了什麼任務，在這人煙罕至處喪生，人們都應該為死難者在這裡立一個小小的紀念碑。 立碑，他就必須一一找出死難者的名字。下了山來，他帶領一群少年童軍開始四處打聽這個殘骸的來歷；足足打聽了一年，沒有人知道。1999 年，從一本寫查理斯騰山自然史的書中，他發現了一個記載：空難發生在1955 年11 月17 日。機上十四人，全部喪生。 他讓少年童子軍馬上開始搜尋舊報紙，從出事次日的報導得知那是一架C-54 ，從加州伯卞克城起飛。封鎖現場的是美國空軍，但是空軍對媒體的詢問諱莫如深。 伯卞克是洛克希德製造舉世聞名的U2間諜偵察機的地方，難道這架飛機和中情局的祕密任務有關？史帝夫和他的少年童軍開始了一連串抽絲剝繭的電話探詢。 洛克希德接電話的職員記得1955 年正是該公司在緊密研發U2 的時候，承諾一定協助找出真相訐幾天之後，職員回電：那一架C-54 正是從洛克希德機場起飛而出事的飛機，機上十四名全是跟U2 機密有關的人員。 研發U2 是中情局的業務，職員建議史帝夫和他的童軍直接去找巾情局。 中情局告訴史帝夫，整個1950 年代的U2 檔案，剛好在1998 年解密，他們可以在網上找到當年列為最高機密的資料。 史帝夫終於找到了答案二中情局為了不曝光地運送U2 零件和人員到試飛實驗場，從1955 年10 月起開始啟用C-54 ，才一開始，這架飛機就撞山了，機上是U2 的研發設計師和中情局的人員。2000 年11 月，中情局把飛機的原始失事鑑定報告以及死者名單寄給了史帝夫。 一名童軍的祖父剛好是當地的議員，聽說了這整個過程，遂和其他議員發起一個提案，要求美國政府為所有在二戰期間為國犧牲而沉默的勇士們成立一個冷戰紀念館。 沒有聲音的人： 呼籲成立冷戰紀念館最引人矚目的是一個叫葛瑞”包爾斯（Gary Powers Jr）的人。 他說，「我們美國人對於為自由而戰死的勇士們總是給予極高的榮耀，但是對於冷戰，卻毫無表示。 冷戰，長達五十年，犧牲了數千勇士的生命，花費掉上兆的金錢，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 但是今天的世界卻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 在1945 到1977 年間，美國有四十多架祕密偵察機被擊落，犧牲者卻從來得不到一絲的榮譽或感謝。」 美國人知道包爾斯這個名字，是因為包爾斯有個有名的父親，法蘭西斯，包爾斯。 小包爾斯五歲那年，1960 年5 月1 日，他的父親駕著美國最新的科技成果U2 偵察機潛入蘇聯領空一千三百英里，然後被薩姆彈擊中，法蘭西斯被俘。 三十歲的法蘭西斯在公開審判中表示「懺悔、認罪」。關了兩年後，美蘇劍拔弩張的冷戰期間有名的一個鏡頭出現了：換俘。 法蘭西斯站在柏林格林尼克橋的東端，美國所逮捕的蘇聯間諜阿貝爾站在橋的西端，然後兩人同時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祖國。 美國人民對被釋放了的法蘭西斯責難有加：他為何不自殺？他為何不毀掉飛機？他為何承認有罪？他為何如此怯懦？法蘭西斯黯然離開了中情局，在1977 年駕駛民用直昇機時墜機身亡。 2000 年5 月1 日，紀念法蘭西斯被蘇聯逮捕的四十周年，在新的U2 基地，美國空軍追贈十字勳章給法蘭西斯· 主持典禮的將軍致詞時說，「國家在50 年代對於法蘭西斯和他的同袍們所要求的，現在看起來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一一國家要求他們在那個危險的年代裡飛進莫斯科一一孤獨一人，沒有任何武裝，還要求他們表現出無所畏懼！」 很多人支持小包爾斯的呼籲和奔走。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說，「冷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大的國際衝突，也是人類近代史上最長、型態最特殊的一種戰爭。」普立茲獎得主專欄作家克勞漢莫說，「冷戰紀念館不需要宏偉，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小的教學館，一個長廊獻給那些英雄一一杜魯門、邱吉爾等，一個大廳獻給陣亡者，也就是那些無名無姓的諜報員。」 紀念典禮結束時，一架最新的U2 漂亮地掠過天空，表示致敬。小包爾斯安慰地說，父親的榮譽，總算是得到公平的對待了“ 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 兩年前，我到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第一次聽到「寡婦村」的名稱。 說是，新竹是空軍基地，飛行員常常一去不回，因此哪天暗夜裡一家傳出哭聲，整個村子都會哭。 我沒太在意，只是稍覺奇怪：又沒打仗，哪來這麼多飛機掉下來？可我也看過飛機墜落的。那是戰鬥機，從天空捲起一股濃煙一頭栽進茫茫漠漠的玉米田裡。鄉下的孩子們奔過去撿拾看不出名堂來的碎片。 是在新竹，我第一次聽到「黑蝙蝠」和「黑貓」的名字，而且從一個開過戰鬥機的飛行員口中聽到，從新竹基地升空到對岸，只要六分鐘。是在清大，北院教授宿舍要搬遷，我才聽說，原來「北院」曾是美軍顧間團的宿舍，而美軍顧問團和美國中情局的白手套「西方公司」有關，「西方公司」就在東大路。 這時，我還沒聽過U2 這個詞，鳳凰衛視製作的《台灣天空的祕密》 今年四月在中天頻道播放，我才恍然大悟這些道聽塗說的蛛絲馬跡和「我」的關係： 民國44 年我三歲時，「黑蝙蝠」開始執行任務，到大陸低空飛行，攝取情報，到我十五歲時，他們的任務才結束。 法蘭西斯的U2 在1960 年被擊落之後，美國不便再進入蘇聯，沒幾個月就把兩架嶄新的U2 運到台灣來，讓中華民國最優秀的飛官潛入中國大陸，以高科技探察中共的軍事設施、核子試場、國防能力，任務一直執行到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74 。 一個國家記得誰？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的時候，黑蝙蝠中隊的年輕人出機八百多次，十架墜機，一百四十八人喪生，那是全體隊員的三分之二。 原來在我準備層層考試要出人頭地的時候，黑貓中隊的年輕人一次一次地夜航U2 ，一半的隊員死亡，兩個人被俘虜。 原來在我讀書玩耍成人的時候，和我同齡的人，有些已經永遠地失去了父親，而且他們的母親還不能公開哭泣。 我趕忙補做功課。 原來，這些軍官以生命獵取情報，把情報交給美國，換取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 原來，是黑貓和黑蝙蝠所獲得的情資，使美國得以掌握中國的核武發展進度。 原來，是這些台灣人的犧牲，使季辛吉證實了中蘇邊界在1960 年代末的緊張而積極拓展美中建交。 原來，是這些飛行員在整個中南半島的天空裡祕密穿梭，和法蘭西斯一樣，「改變了歷史的軌道，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同時保住了台灣數十年的穩定。 可是，這些人的命運和法蘭西斯多麼不一樣啊。 對冷戰一無所知： 我的功課很快就把我引到了葉常棣、張立義這兩個名字。 葉常棣，1963 年執行第三次高空偵察任務時於江西上空被共軍薩姆二式（SA – 2）地對空飛彈擊中跳傘被俘，在醫院搶救中，醫生從他身上取出五十九塊導彈碎片，此後下放勞改，備嘗艱辛。 十八年的磨難之後，於1982 年被釋放到香港，台灣政府卻不接受他回鄉，最後由美國中情局安排他赴美居留十八年間，妻子改嫁，人事全非。到1990 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 張立義，1965 年於蒙古遭到薩姆飛彈襲擊，跳傘被俘。勞改下放後與葉常棣同時被釋放到香港，同樣不被台灣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國· 家庭折裂，青春毀損，人生不可迴轉。 還有那些根本不曾解密的、我們還不知道真相深淺的痛苦和犧牲：隨著美國對U2 的解密，黑貓中隊的殉難者資訊打關了，但是黑蝙蝠的歷史，牽涉到空投諜報員，仍舊蓋在黑紗中。 巫毒中隊的情況，社會知道得更少。知道得少，我們根本無從去認識那隱藏的悲劇和瘖啞的委屈。 還有那些根本沒有機會為自己嘆息的人：陳懷生、郗耀華、李南屏、吳載熙、黃七賢、黃榮北… … 我們的社會何時對這些沉默的犧牲者道過一聲感恩的「謝謝」？ 我發現我竟然和小包爾斯一樣想發出吶喊：「今天的世界對冷戰一無所知，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犧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極大的不公平。」 亞細亞的孤兒： 清華思沙龍的學生在我研究室裡默默地看完了《台灣天空的祕密》 。 我問，「怎麼樣？」我不太確定他們會怎麼反應，因為，不是整個社會都在說，今天的年輕人是沒有思想的「草莓族」，反抗深刻，崇拜感官，對歷史茫然？ 可是他們很誠摯地說，「超感動。」如果行政院、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不去榮耀他們最傑出、最勇敢的子弟們。 如果這個社會的成人們不懂得疼惜、尊敬自己最悲壯的歷史，那麼就讓年輕人扛起來吧。 清華的學生決定由他們來對這些沉默的勇士們表達敬意。 他們分工合作搜索資料，編輯手冊，設計海報，發放傳單，同時用各種方法蒐集黑蝙蝠和黑貓隊員名單，一個一個打電話去爬梳線索，去發出邀請被擊落的十架黑蝙蝠飛機中，只有三架被找了回來，死已三十三年之後，烈士的骸骨回到故鄉。 學生們尋找烈士遺族，希望把他們請來清華。在打電話之前，學生還彼此研究要如何對遺族措辭來表達自己的誠懇。他們討論時極認真，極嚴肅。 史帝夫的少年童軍，在尋找那十四個死難者的名字時，是不是也抱著同樣純潔的理想和熱情呢？ 我打電話給羅大佑，問他，「聽過黑蝙蝠這三個字嗎？」他說，「沒有」，於是我把歷史和學生希望對歷史致敬的心意告訴他，希望他到新竹來，獻一首〈 亞細亞的孤兒〉 給那個殘酷又悲傷的時代。大佑靜靜聽完，說：「我去。」 我給詩人向陽寫信，問他願不願意挑選一首他自己的詩來新竹朗誦，用閩南語，紀念那個蒼涼的歲月。 數日之後，在一個寧靜的凌晨，他回信：「我為黑蝙蝠特別寫了一首詩· 」當年英氣逼人、出生入死的勇士，今天即使倖存，也已垂垂老矣。 在他們全體帶著寂寞的歷史離去之前，讓我們挽住他們，謙卑地說一聲「謝謝」吧。 是的，我同意甘乃迪所說的： 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只要看它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民，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致敬，對什麼樣的人追懷。

「 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看台灣 」 一位憂心台灣的企業家，午夜心語，值得您我深思。（請耐心看完） 不要被危言聳聽的話驚嚇，也不要迷惑譁眾取寵的好聽話。 那些糊累累，騙人的話，用您的智慧去消滅，才是我們今天應該的態度。 不要跟著唱衰台灣，《他們心不在台灣的》。 「美國的DISCOVERY頻道，在幾年前曾經做了一個節目，叫做「美國值多少錢？」 當時，節目的主角，就是現任的川普總統！首先，他用一些數字，簡單介紹美國的外匯存底及國債比，接著，他談到美國一些大型的公共建設，還有美國知名的企業如「可口可樂」「蘋果」「波音公司「等公司的資產，然後是美國軍事方面的投資，接著是跟美國相關的著作權(如星際大戰，迪士尼卡通，音樂及電影影視)，最後是民間的建物數(包括商業大樓，SHOPPING MALL，甚至民用住宅….)雖然提供的數據不是非常的精確，但一個小時的節目給我很大的啟發。 從這部一個小時的節目中，看的出來川普真的是一位非常「計較「的生意人(因為很在乎，所以很計較)，而且他有分析到美國各行各業為國家經濟帶來的貢獻，以及一些傳產的困境。 果不出其然，他後來選上美國的總統！ 2018選舉出現幾句口號「高雄又老又窮」，「大家發大財」，「拚經濟」。 今天又多了一句「20年3個總統都在空轉」…. 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跟知識份子(也是19年的中小企業主)，我必須要說，台灣是寶島，大家應該多花時間和精神，了解我們的經濟！讓我先提出一些數據…。 1)截至2019/2月的外匯存底，是4639.3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92%。我們僅次於中國，日本，瑞士(洗錢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產油的)，俄羅斯，台灣(NO5)！ 2)2019年國防預算3460億元(F16/M1B2坦克/愛國者飛彈…..) 3)北中南(新竹科學園區/中科/南科)3個科學園區去年2018總營收超過2.46兆。 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數字，讓我提出一些你可能比較知道，和生活息息相關的： 1)雪山隧道造價260億。 2)台灣高鐵建設成本4500億(2017年營收434億)。 3)中山高速公路總長374.8公里1971年起開工1978年全段完工，每公里造價至少1億。 4)讓台灣人很驕傲的101大樓，造價18億美金(580億台幣)。 5)2019全民健保總支出預估7139.78億(其中台灣人最愛看的牙醫門診450億/中醫259億)。 你可能不懂我為何提這些數據，道理很簡單，我們正身處在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 很多人為著低薪(22k)所苦，但我必須要跟你說，就算你的薪水拉不上來，沒關係！ 你只要肯工作，肯上班，繳交健保費，你就可以享受健保！ 為什麼很多華僑和台僑不放棄台灣籍？？？ 因為美國的醫療保險很多都不cover(不包括)牙醫和眼科！！ 所以很多人買機票回來弄牙齒都比在美國看醫生還划算！ 朋友，就算你是22k的低薪族，我還是要和你道謝，因為你每個月繳交的健保費和每年的所得稅，讓台灣的健保能夠運作，公共建設能夠運行，國家有國防預算買武器！ 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會有海外的客人來台灣看展順道拜訪我！好幾年前，一位24歲的南非客人拜訪我，他和父母一起飛來台灣，我帶他去101，逛夜市，還去很多知名的景點。 後來，他跟我說「Tori，你的國家好富裕也好進步喔！最重要的是治安真好，而且台灣人好客氣喔」當下我問他，你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他說，從機場往台北的路上，他有看到很多建設在進行(機場捷運&)，路上的車都很乾淨，很少有撞到沒進場維修的，而且晚上在路上走路逛街很安全！ 他說，在南非，全家要出門吃晚餐，要先打電話給保鑣公司，護衛到餐廳，吃完飯在護衛他們的車子回家！！ 因為，他的父母覺得很危險，所以專程陪他來台灣！ 結果發現台灣美麗又安全！這幾年來，他還是邀請我去南非看看「野生非洲大草原」，但一方面我很忙，一方面擔心安全！ 換一個班級導師，如果你都不努力學習，你的成績不會從0分變成100分！ 換一個業務經理，如果你都不出去跑業務，了解市場，你的業績照樣慘兮兮！ 辦了一張健身房的MEMBER卡，如果你不去努力運動，你不會出現6塊肌和人魚線！ 相同的，換一個市長，你不可能就此發大財！ 或許，你會說，新的市長會有新的機會啊！ 如果今天我們是身處在一個「不富裕」，「外匯存底是0」，「沒有戰略地位」的太平洋小島的島國，那誰來當總統就不是那麼重要！ 偏偏我們的國家台灣不但擁有「世界第5的外匯存底」，更是年年產金雞蛋的「金雞母」，還是一個超級守門員！ 住在台灣的人，無論你來自哪裡，都應該了解共產黨的本質！ 以前，中華民國的教育要我們看「南海血書「(越南淪陷的大逃亡)，寒流(滔滔赤禍，滾滾寒流，…講共產黨赤化中國的歷史)我們在小學生時期，還響應政府的愛國捐獻，買F-5E飛機和M48坦克車！ 今天，國民黨卻要靠簽MOU來救經濟和取回政權！！？？ 當你開車在中山高速公路上，或是搭乘高鐵出遊，請你記得這一磚一瓦，都是每一個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先民，你的長輩父母，你和我一起努力的成果！ 不是中國！ 在台灣，因為全民健保，當一個人生病的時候，他(她)可以有完善的24小時急診，照X光，抽血各種複雜的檢查，-而不用擔心醫療費帳單，這也是台灣的醫療驕傲，不是中國！ 或許，銀行的存款不太多，每個月的薪資也不太高，但請換個角度思考！ 國家就是一台機器，每一個人都如同不可或缺的螺絲釘，無論你是22K或220K，你享受一樣的健保，你的孩子有公平的受教權和機會，你可以呼吸自由空氣，同樣的參政權。 最後，你有一個最無價的，就是《你的身體的自主權和民主自由的空氣》！ 香港人已經沒有了！ 維族人和法輪功的器官是商品！ 國民黨在國共戰爭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而逃到台灣，當時共產黨打著「有飯大家吃」的口號，吸收那些戰後流離失所，窮困的老百姓，將各行各業先分化，然後鬥爭，地主，有錢人，學者畢竟是少數(擁有較多財富者)，….一步一步攻城掠地！ 今天類似的口號和造神再現，台灣人真的要警覺！！！ 我常覺得，「冷漠」和「無知」真的是人類社會最大的敵人！ 希特勒剛開始崛起時，只不過是一個在小酒吧發牢騷的奧地利失意畫家，藉由仇恨語言和擅動言論，最後導致第2次大戰和650萬猶太人死亡！ 選對的人！ # 你的寵物不會因為「限狗令」被殺掉！ # 你的孩子不會被施打假疫苗。 # 你可以自由的批評政府和玩FB。 # 你不用擔心在家或開車都被監控。 # 你可以拜媽祖，你也可以信耶穌。 夜深了，想想你現在擁有的，真的只是你的房子，你的車子，和存款簿上的數字嗎！？ 錯了，你有太多太多了，很多是先人和你的前輩留下的，很多是你幫忙為這個國家賺來的，這些有形和無形的都在，你的責任是保護它。 並傳承下去！ 感謝你！

史欽泰，把「桃花源」從遁世變現世（上） 沈珮君 文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路先鋒 雖然歷史沒有what if，但是從頭覆按時，關鍵時刻若作出不同決定……？細思極恐。 「如果沒有台積電，2026年以後，所有的自動駕駛都會不見。」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今春台大EMBA演講時，描述一個不能想像的世界。何僅自動駕駛會不見，蘋果手機升級也沒辦法那麼快，AI可能仍只存在科幻電影裡。 「如果沒有台積電……」，人類文明史會改寫。 台積電現在似乎等同「張忠謀」三個字。他說，他建立台積電，充滿酸甜苦辣。他的酸甜苦辣中沒有多所著墨或者他不盡知道的是，當他還在美國「德儀」為自己墜落的職涯力挽狂瀾時，貧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憑藉海內外幾個人的毅力，以莫名的信心，克盡萬難說服立委、建立工研院體制、擠出鉅款，派出四十多位工研院同仁去美國半導體大廠RCA付費學習（不是川普說的「偷」），1976年起連續三年，每年付給RCA一百萬美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群平均二十八歲的台灣工程師，回來試產，良率就超過美國師父，RCA驚訝之餘，想把這座台灣第一家半導體示範工廠買下。 當年如果賣了，後來就沒有聯電、台積電及一連串科技大廠，這些如地殼運動一般一個一個拱起、聳立、綿延的護國山脈了。 RCA想把工研院第一座示範工廠買下，並聘用全數員工，這是很好的條件，也是對台灣才剛踏入半導體的成績很大的肯定。工研院時任院長方賢齊在工研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時回憶此事，坦言「當時很多人很心動」。怎能不心動呢？七、八○年代，台灣面對聯合國、美、日、韓接二連三的背棄，如翻騰在巨浪的孤舟，當時很多人千方百計移民，第一目標就是美國──流著奶與蜜的夢土。何況台灣這座官方出資的工廠，只是「示範」，還常遭杯葛，充滿不確定性，若見好就賣給美資，豈不甚好？ 但是，這第一座半導體廠的第一位廠長史欽泰卻有不同看法。他一向溫良恭儉讓，那天卻罕見地以沉重語氣告訴方賢齊：「如果把這座廠賣給美國人，我當年回台灣貢獻國家IC（積體電路）計畫的意義就沒有了，我會辭職。」他明確表示不會跟著工廠轉移到RCA旗下去。 方賢齊很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當頭棒喝」。是啊，我們所為何來？只是要做一家工廠賣掉？還是要為台灣發展產業、提升台灣電子業？政府派人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初衷是什麼？ 史欽泰孤臣孽子的心情，敲醒了正作著「美」夢的人。 史欽泰，台糖子弟，高雄茄萣漁村之子，在美國普林斯頓以全額獎學金拿到博士學位後，在聖地牙哥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是，「我一心一意要回台灣」。他必須回來，因為他要直面自己的土地、回答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1969年他赴美留學，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1972年美國將二戰後占領的「琉球群島」（含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掀起華人憤怒。普林斯頓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行動委員會」，聲量很大，是保釣大本營之一。史欽泰雖未直接參加，但在同學聚會中，不斷聽到保釣運動的消息，群情沸騰，而他相對沉默：「我從小個性就不會很強烈，沒有情緒。我碰到問題不會著急，不會生氣，我只是想：應該怎麼解決？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從此，「我能為台灣做什麼？」成為他一生的功課。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史欽泰出生在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當年年底，世界第一個電晶體誕生，而台灣的戰後嬰兒潮正才一個個呱呱墜地，赤腳長大。 史欽泰生長在漁村、蔗田，曾與阿嬤住在茄萣海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一下雨，家家戶戶土糊的地都是黏黏的泥水。他小學三年級搬去父母住的台糖農場宿舍，上學必須搭乘台車，一搖一晃離開遼闊的蔗田，再走路到學校。 他台南一中畢業後，保送台大電機，北上租了一間兩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每天三餐最多十元，從未感匱乏。 畢業退伍，赴美深造。出國的那一年，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而史欽泰才第一次搭飛機。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正是晚上，燈火燦爛，他用shock（震撼）形容自己受到的衝擊：「美國怎麼這麼亮？」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我的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當時台灣街燈不多，昏昏滅滅，連電扇也才普及不久。 史欽泰從未覺得自己貧窮，但踏上他鄉的第一步，他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落後太遠了。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他本來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他跟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潘文淵先生面談、討教。潘文淵是RCA研發主管，1974年被政府請回評估如何提升台灣電子業，他建議我們發展積體電路，並閉門在圓山飯店十天，替台灣擬出「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早上十一點交給經濟部長孫運璿，下午兩點就通過了，孫運璿並保證負責籌措一千萬美元經費。 ▋「三不」之約 一個多月之後，就在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知名的「電子所」前身），這是後來驅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的強勁引擎。 又過一個多月，孫運璿飛到美東，叩開潘文淵家大門，懇託他為台灣組成一個「科技顧問團」。潘⽂淵立刻請來在美七位華⼈專家，到家裡與孫運璿晤談，當天 ，台灣半導體史上居功厥偉的「技術顧問委員會」（TAC，Technical Advisory Council）就非正式地正式成立了。這真是超級效率。 這些科技顧問每周六到潘府聚會討論獻策，潘文淵並為大家擬定「三不」之約： 一，不拿台灣政府一毛錢。參加此事，是為國家，不是為錢。（潘文淵更決絕，從台灣決定派人去RCA學習之後，他即提早兩年自RCA退休以避嫌，潘夫人也辭去美國教職，伴他頻頻來回美台，她說「成全他的愛國心」。潘文淵即使退休後也未拿台灣一毛薪水。） 二，不能占用上班時間。大家必須用個人時間為台灣奉獻。所以，周末開會。 三，不能洩漏在職公司的機密。 這群科技顧問的「三不」原則，大公無私，讓自己既做母國義工，也未背叛美國雇主，忠義兩全。數十年來「三不」一以貫之，連在第二年才加入的重量級半導體專家、中研院院士虞華年去年九十歲回憶此事時，對「三不」仍然倒背如流，尤其強調：「你不能為錢而來。」 史欽泰是TAC在美面試的學人，他聽了潘文淵建議，先在美國工作汲取經驗，一年多後，知道台灣的IC計畫已確定，立刻辭職返台，連老家都沒回，直接進入工研院。 ▋不進企業，留守工研院 史欽泰是第一波赴美RCA學習的十九人之一，他是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只有他有留美經驗，會開車），同行的還有曾繁城、曹興誠、劉英達、陳碧灣、倪其良、戴寶通等人，這群不到三十歲的小伙子，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將成為未來台灣半導體界明星，而台灣從此將成為世界半導體界的喜馬拉雅山。史欽泰當然也沒想到他後來在電子所長任內、親手衍生出去的台積電，將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的聖母峰，他國可望不可及。 工研院是孵育半導體業的溫床，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養成地，它鄰近清華大學，大樹林立，現代化建築錯落其間，儼若一座大學城。當年這附近都是稻田，根據工研院二十五周年「回首來時路」的訪談，第一任副院長顧光復回憶他和經濟部次長張光世一起到新竹尋找工研院用地的時候，「走的是狹窄坎坷的田間小路，張光世還摔了一跤」。與史欽泰先後回台報到的同學章青駒在電子所成立三十周年受訪時，回憶對工研院第一印象，也恍若隔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新竹，走過一些從美國標準看來破破爛爛的建築，見了兩位穿著隨便的人事人員，這在當時讓我詫異極了。」 不僅地方破，薪水也爛。史欽泰生動地形容：「我在美國繳的稅，比工研院薪水還多。」他回台那年薪水一萬四，這已是相對高薪，一般教授才八千元。 史欽泰所為何來？ 曾做過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在自傳中對工研院頗有一些「責之切」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工研院的人只想做「研究人」，不想做「工業人」。 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在工研院堅守二十七年的元老「老史」。史欽泰堅持不進企業，他以自己個性不適合為由，頑固地留守工研院，收入遠遠不如科技公司。 這是他的選擇。 「我不是只要做一家『企業』，我想做一個『產業』，我要做一個『生態系』。」史欽泰相信：「這才能確保國家獲利。」他認為台灣不僅要建立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都應該要升級，他的夢想只能在工研院完成。 「半導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系」，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世界先進這些有上下游關係的上市半導體公司，都是先後自工研院衍生出去的，史欽泰是創建人、督導人、催生人。還有更多與工研院直接間接相關的公司。 他也帶領工研院著力個人電腦，電子、電信、通訊、航太、生醫。他興趣廣泛，喜歡跨領域，峰峰相連。而每次技術成熟、商機出來、民間搶入時，他就帶領工研院退出，他的名言是：「創新不易，策略性退出更難」，但唯有策略性退出，台灣中小企業才能一個個蹦出來，而工研院可把資源再投入新領域。 史欽泰是工研院年紀最輕、任職最久的院長，他在此落實夢想中的「科技桃花源」。 「桃花源不應該是遁世的，應該是現世的」，他不僅帶領同仁深耕研發，他還吸引外界有志之士進來，讓他們利用工研院的資源、光環，更快地實現科技理想。 「工研院沒有圍牆」，這個桃花源不會讓你找不到入口，史欽泰擔任院長時，建了開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中心，史欽泰希望「這就是各種領域人才可以相遇、碰撞的平台，讓交流和火花自然產生」。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奠基者 人，有進有出。工研院成立五十年來，員工轉戰民間科技大廠的，至少兩萬人，「小魚進了大池塘立刻變大魚」，其中有一百多人出任科技大公司CEO或高階管理人員。此外，自1996年工研院育成中心成立以來，共有478家廠商進駐，其中三十一家在離開育成中心後成功進駐竹科、三十三家成功上市或上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史欽泰在院長任內，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的角色就是：「成就廠商，幫助廠商成為明日之星。」 無名，無利，無我，有人因此認為工研院是「悲劇英雄」。對史欽泰來說，「無私」、「利他」是明確的自我定位。 史欽泰自美回台更新身分證時，工研院因是財團法人，戶政事務所在他的職業欄寫著「社會服務」，他覺得對極了：「是呀，工研院就是社會服務。」他很高興自己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史欽泰堅守在工研院「社會服務」，全力貢獻科技業，沒有分到一張股票，甚至為了避嫌，在職期間也要求太太絕不能買股票，「因為我太了解這些產業，這有利益衝突」。他認為「錢夠用就好」。 他很富足，他擁有的最大「紅利」是：台灣半導體成為一個生態系完整的產業，台灣電子業從一般裝配升級到多項世界第一第二，這是台灣真正的用實力走出去。有什麼能比夢想實現更富足？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說，全球有兩個研究機構，世界應該重視：一個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ITRI，即工研院。 這應該是對工研院最大的肯定了。 史欽泰充滿感恩：「我的一輩子就是跟著台灣半導體業一起發展。」他說得太客氣了，他的主管胡定華，也是開創台灣半導體業的元老功臣，曾經讚美史欽泰：「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史欽泰是真正帶兵領將、創造契機的人。」 帶兵領將，他不罵人，不摔公文，工研院曾用「柔性革命」來形容史欽泰的領導風格及成就，而他把功勞推給每一位共同奮鬥的人：「我是偷懶的人，喜歡拉著大家一起做。」他認為，「我們的寶島變成閃亮的鑽石，是很多人的貢獻」，不是一個人。 曹操註《孫子兵法》：「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史欽泰印證了。

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